黄肇珩

“若吃烟，若不吃烟；若有所思，若无所思。”

至少，我觉得林语堂先生对生活的态度，是这样的散逸、洒脱。

烟斗，几乎成了林语堂的标志。

第一次见到林语堂先生，是一九六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那一天，台北的冬阳显得特别明亮、温暖。我站在松山国际机场停机坪上，翘首凝望机门。

掌声响起，林语堂先生和夫人出现了。第一眼看到这位名闻中外的幽默大师，我有点儿失望，他与我读他《京华烟云》时塑起的林语堂形象不太一样：他不是高高瘦瘦的、一袭长袍、脸上挂着一副细细圆圆黑边的眼镜。唯一找到他是林语堂的，是他那不离手的烟斗。

当我客串他的秘书、帮他编汉英辞典，以及许多次以记者身份和他“一席话”时，他总是带着烟斗，他习惯用左手拿着，大部分时间，他只是拿着，遇到思考时，他话停下来，叼起烟斗，渐渐地满室飘散起尼古丁。一件事、一个问题或是一席话，就随着烟圈绕转，一旦停滞，他拿下烟斗说：“我们下次再谈吧！”

他喜欢燃起烟斗，听人家谈话，不管对方是年长、年轻或是小孩，不管是男是女，不管谈的是国家大事，是哲学思想或是街谈巷议，他都兴趣盎然，专注地倾听，一脸的挚真。可笑时，他往往是第一个笑；激动时，他挥起烟斗弯弯的一端，或上或下，或前或后，直到它又回到他的嘴里。

有人说：烟斗，能引出哲学家的智慧，也能使愚拙者缄默；它能产生一种沉思的、富有创意的、无虚饰的谈天风格。我想，林先生最了解其中的神奥。

他曾说：

——我最欣赏抽烟斗的人，他们似乎比较真诚、亲切、坦率，也比较善于谈话。最重要的，我觉得他喜欢我正如我喜欢他一样。

——聚在营火前，叼根烟斗，坐在啤酒桶上，彼此交换意见，谈天说地，心灵交流，这是从古到今人类最大乐事之一。

——下班后，脱掉硬领衬衫，舒服惬意地躺在地毯上抽烟斗，这一来，才像个人。

有一次，我和林先生谈烟斗。他听了这个话题，很惊讶地举起紧握在左手里的发亮烟斗，端详了半天，似乎那是当然属于他的一部分，没有什么可谈的。

“我不知道如果没有烟斗，我会怎么样。”他想了想：“我想我会无法定下心来做事，也无法思考。”

他说，他曾有过戒烟的经验，戒了三个星期。他形容那三星期的无烟生活，是绝对不智的行为，最后终于抵不过良心的鞭策而重回正道。

他兴致勃勃为抽烟的好处，找来许多可支持的论点。然后，他教我：鼓励你的丈夫抽烟斗。

“为什么？”我问。

“如果他要和你争吵时，你把烟斗塞进他的嘴里。”

“如果他用烟斗圆圆的一端敲我的头呢？”

这位幽默大师哈哈大笑。

享受了半个世纪烟斗的乐趣，林语堂有很主观的体会：抽烟斗的人都是快乐的。叼着烟斗沉思，是他的一大享受。但是，在他过八十岁生日的前三个月，他收起了烟斗。

一九七四年十月十日，林语堂在香港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度过他的八十岁生日。第二天，他赶回来参加十多个学术文化团体，于十月十四日在台北为他举行的祝寿茶会。

他坐着轮椅下飞机，左手空空，他跟我讲的第一句话：“我戒烟了！”他承认：“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我行我素的林语堂，为了健康，也不得不屈从于医师的权威，离开了他多么喜爱的烟斗，也离开了他自列为二十四快之一的：“若吃烟，若不吃烟；若有所思，若无所思。”

他老人家去世后，我看到十几支他用过的烟斗，集聚在一个盒子里，不同的质料、不同的颜色、不同的形状，来自世界不同的国家。这些现在反过来很孤寂的烟斗，都曾带给它主人一段快活的时光。我选出四支，放在一个木质的烟斗架上，摆在林大师阳明山故居的客厅里，供人凭吊。

在我的印象里，林先生似乎没有抱怨过老，我也没有听他说：“啊！老啦，不行了！”纵使在他去世前的两三年里，他的体力和记忆力，都有点儿消退，反应也有点儿迟缓，但他对生活仍怀着一股热望。

他曾说：“生活的价值，掌握在个人的手中，生活的快乐也是自求的。”

在这位名满中外作家的八十二年生活中，最大的快乐是写作。他快快活活地摇动了五十多年笔杆，最后，他还计划为儿童们写点儿寓言的故事，和编一本汉语辞典。可惜他已无力掌握他生活中的这份最后的快乐。

编字典，是深藏在林先生心中的一桩夙愿。

在半个世纪前，他已立愿要做一番他自喻为“自有其乐，寻发真理，如牛羊在山坡上遨游觅食”的编字典工作；三十多年来，他一直带着他的兄长憾庐先生编的一部分中文字典手稿，他也默默做了不少奠基工作，譬如他为中文打字机设计的“上下形检字法”和“改良罗马字拼音”。一九六七年，当他接受香港中文大学的邀约，着手编纂《林语堂当代汉英辞典》时，他孕育了久久的夙愿、意念，开始一一展现。

和他在生活细节上存有恋旧倾向一样，林先生对他早年创意的许多概念，有着浓烈的一份感情，他非常希望能带进这本辞典中。颇有一段时间，他在决定体例和处理原则时，盘桓在感情的执着与理智的抉择中，他不能完全甩脱文学家的“专情”。

林先生推崇过编《大汉和辞典》的日本学者诸桥辙次，称许他以三十多年的功夫主编一部辞典的精神。但是，当他接编汉英辞典时，却忽略了在数字上的计算，约定以三年时间完成，并答允亲自主理编译工作，实际帮助他的人只有三位，除马骥伸先生、施佩英女士之外，陈石孚先生和我是part time（兼职——编者注），只能算一个。

林语堂编辞典的消息传出后，曾有不少名家学者，希望参加这份工作，林先生也想过一两位著名的人选，最后他都一一否决了。他说，他需要的，是有新观念、熟悉现代词汇、能够与他沟通和合作的人。

他率领这个小小的编辑小组，经过半年的讨论、辩论和观念的沟通，开始试稿，决定了“大样”。在编纂的过程中，林先生非常尊重分层的责任，由我们自订进度，自动去执行，在我们定期交稿之前，他从不探询工作的进度。

为了遵守诺言，所有中英文原稿，林先生都一一过目、修改，而且一校、再校。在日夜矻矻之下，如期交出了定稿，林语堂先生又一次没有失信，但是，他的健康却在这份沉重工作的压力下受了损伤。

这部汉英辞典开始上了机器，林先生发现他的夙愿只偿了一半，他希望编一本汉语辞典，利用汉英辞典的中文原稿，再加整理编纂。

他找到和他有数十年出版交情的“开明书店”，与刘甫琴经理谈了许多次，尽管林夫人、刘经理都认为以林先生当时的健康情况，实在不适宜再肩负这件繁重的工作，但是他们又不忍拂他老人家的意愿。

大概是一九七二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林先生打电话约骥伸和我上阳明山一谈。在他的书房里，他摊开了他的计划，说明他的心意。

面对这位瘦弱、仁慈的老者，环视围着他的丰富作品，我不禁想起他与我谈起的一个经验：“一本书写完以后，在那段‘无事’的日子里，我喜欢这里看看，那里摸摸，整天似乎无所事事，于是我就患上精神衰弱症。”

我真不忍心让他老人家患上精神衰弱症，但是，我更不愿意让这位老作家，再为“字典”而鞠躬尽瘁。

同时，我很了解林先生的做事原则：绝不假他人之手。他一定不会让我们去编，然后加上“林语堂”三个字出版；他一定要自己参与，要一个字一个字审阅、修改。而且时间又订得很匆迫，我们计算字数，和他每天的工作量，真是太重太重了！

那段时间，林先生和夫人，经常到香港探视他们的两个女儿太乙和相如，大部分时间住在香港那幢建筑在半山上的公寓里。来往稿件的领取和投寄，也是当时顾虑的问题之一，我们不能让他们两老做这份工作，雇个人吧，实在挤不出这笔预算。

我们把一个一个问题提出来，坐在旁边的林夫人焦急地一再劝她的语堂不要做这件事。

最后，我们总算说服了林先生。握别他老人家时，已过了午，我肩上有一份轻松感，心里却塞满了感伤。

汉语辞典不编了，为孩子们写故事的意念也搁了浅，林语堂手上的笔一转，画起马来。他说：“我喜欢马。”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写《生活的艺术》时，曾以捏泥马，来消除他写作的疲倦；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以画马来排遣他老年的寂寞。

他的二女儿太乙，曾描述他父亲的泥马：

——有一天，父亲买了一桶泥回来，他说他预备做一只泥马。

——父亲拿了一块泥，先想把马头做好，结果做得并不怎样好。

——父亲认为这马没有办法，因为做得很不像；马的鼻既不正，脚又不能站直，整个躯体并不像马。

——父亲去瞧波荔佛的肖像，从那像身上获得一些正确的标准。从这次以后，这匹马修改得比从前好多了。

——父亲叫我们评判，我们都看得出马的鼻头做得不正，还有一只眼睛比另一只眼睛长得低些。父亲拿块泥粘在马的眼睛上，使它变得高些，现在鼻子的位置也正了。

——父亲把泥马的身上漆绿。看上去是那么专横而雄伟。

——一天，来了一个不识趣的朋友，取起泥马漆成金色。

——泥马和别的东西一起放进箱子，横渡大西洋，经过意大利到了蒙登，父亲取出泥马，可是脚都碎了。父亲很难过，立刻把碎块拼拢。

——一天，它站在壁炉架上，忽然被人碰倒了，这可怜的雄伟的泥马，跌断了腿。

——我们要迁往巴黎时，父亲不能决定，到底这匹马的生命是否到了完结的地步。但是母亲已下定决心，把它抛在字纸篓里。

——这匹泥马和废物一道运走了，虽然这马是林语堂的心血结晶。三十多年前林语堂捏的这匹泥马，虽然被抛弃了，但是，泥马的影象似乎仍刻在林先生的脑海中。

一九七四年七月，林大师画了一幅马送给我，画面是七匹水墨马，或立或卧，疏疏落落，潇潇洒洒。

我把这幅饶具趣味的马，挂在客厅的墙壁上。每次对着它，我就想起太乙姐姐在日记中描绘的“父亲的泥马”，不禁从心底笑了起来，我似乎看到了林语堂用年轻的手捏起来的泥马，一个一个用颤抖的手罗列在画纸上。林语堂不是在画他眼中的形象，而是写他心中的意致。我们与其说他的马是画的，莫若说是他用笔写出来的。

一九七六年三月，我和外子骥伸到香港访问，下了飞机就去探望林大师和林夫人，在高高的十一楼上，我们推开门，他兴奋地摇摇晃晃地从椅子里站了起来，笑得像个孩子。

在他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徐悲鸿的马，是复制品。他说，他曾试着画些花鸟、山水，但是，他发现他只爱马。他珍藏的一匹唐三彩陶马，赠给了“故宫博物院”，现在“亭亭玉立”地站在“故宫”闪亮的展览橱中。

我们原与林先生和夫人约好，一起于三月二十三日回台，他要参加蒋公逝世周年纪念。那天我很高兴地道了别，没想到那是一次永别！

在林语堂先生八十二年的生活中，我是他最后十年的“小朋友”之一，我敬爱他像父祖、像老师；他教我乐观、洒脱和好奇！

原载《传记文学》第三十二卷第一期（一九七八年元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