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和宦官

873年12岁的李俨继承皇位，比他父亲860年嗣位要平静得多。他是懿宗八个儿子中的第五子，他的嗣位应归功于两位资深的宦官神策军将军刘行深和韩文约。［1］ 刘行深出身于宦官世家，刘家的几个成员曾博得朝廷大员的尊重，所以刘对李俨的支持是有相当分量的。新皇帝在873年阴历七月十九日即位，这是他父亲去世之日，也是他被指定为继承人负责军国大事的次日。懿宗的遗诏任命他的宠臣韦保衡摄政，但事实上韦保衡和已故皇帝的其他几个声名更加狼藉的宠臣一起，在僖宗即位后立即被贬逐出朝廷。

僖宗仍是个孩子，对宫外生活所知甚少。他爱好游戏，长于射箭、骑马和舞剑。他特别为自己善于踢球——唐代特别风行的一项运动——而自豪。他还爱好数学计算、音乐和各种赌博，特别是掷骰子。他爱斗鸡，和自己的兄弟在斗鸡比赛中打赌。他似乎有幽默感，但又相当迟钝。

当僖宗长大之后，他对游戏和娱乐的兴趣减弱，开始坚定地过问朝廷事务。不幸的是，他看来是一个严酷而反复无常的统治者，过分关心细节，喜施严刑，甚至用它来对付那些对他的政府言之成理的批评。僖宗在他统治的15年中，常常被描写成十分轻浮的人，但看来很清楚，在他将近20岁时他已成为一个意志坚强的统治者，虽然明显地反复无常，没有经验和缺乏足够教养。如果要对他统治时期朝政的处理多加批评的话，人们必须记住，僖宗面对的是如此复杂和危险的一种危机，足以最大限度地考验任何统治者的聪明和勇气，何况他还是一个年轻的孩子。

即使考虑到历史学家有反对宦官的偏见，他们将僖宗统治时期的失政主要归罪于他的首要宦官田令孜（他很快便主宰朝政并作为唐末最有权势和最可怕的宦官之一而闻名），也可能是公平的。［2］ 田令孜和他的宦官继承人对唐末诸帝的控制是如此有力，以致于皇帝实际上成了他们的傀儡。在唐朝最后数十年间，虽则皇帝曾短期内重新得到一定程度的权力，但总的来说，皇权差不多降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点。

田令孜在懿宗统治时期只是宦官中一个次要人物，他掌权的关键在于他和僖宗的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僖宗把他当作养父。田令孜受过很好的教育，非常聪明；他设法让僖宗忙忙碌碌，同时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他的支配地位在875年被委任掌管神策军时显示了出来。现在他不需请示皇帝便能任命官员，分赠赏赐，皇帝显然无保留地信赖他处理朝廷事务的能力。田令孜千方百计给皇帝的内库增加收入，其中包括计划籍没京师富商的财产。任何反对他的计划的人都有被处死的危险，甚至政府中最高的大臣们也害怕公开与宦官作对。

除了满足他个人的野心之外，田令孜寻求普遍提高宦官威信的办法，880年他任命京师和地方的高级宦官职务时采用了迄今为止只是在任命宰相时才用的庄严仪式。［3］ 田的极端冷酷和他对皇帝的牢固控制当然引起僖宗外廷官员极度不满，毫无疑问，他在朝廷的地位更摧毁了大臣们中间的一切共同使命感，而且粉碎了恢复唐朝皇权的任何希望。

唯一强大到足以和田令孜抗衡的角色是另一个宦官杨复恭。与田令孜不同的是，他是最有势力的宦官“世家”的成员，他的祖先在神策军充当高级将领近百年之久。［4］ 他的经历和一个普通的朝廷官员是很相似的。在被枢密使杨玄翼收为养子之后，他先后担任过一些地方的监军使，并在镇压庞勋叛乱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然后他回到京师任宣徽使，869年接替义父杨玄翼为枢密使。杨复恭代表宦官集团中与朝廷机构完全合作的那一部分人，他忠于王朝，而不是忠于任何皇帝个人。他认为，田令孜是暴发户，就像懿宗朝的官员对懿宗的宠臣的看法那样。田令孜对杨复恭在政府正规机构中的地位造成了直接的威胁，所以他们之间开始权力之争是不足为奇的。然而，田令孜对新皇帝的个人支配地位和他对宫廷禁军的指挥证明是决定性的，杨复恭被降职，暂时退休，像一个官员那样退隐林泉。他受过很好的教育，在懿宗统治的晚年宦官与官员们共同起来反对懿宗的宠臣时，他似乎与某些外廷官员有很好的关系。也许杨家和其他重要宦官家族所表现出来的效忠王朝超过效忠皇帝个人的态度，有助于缓和他们和外廷官员之间的紧张关系。

正如杨复恭的经历显示出极像一个高级文官的经历类型那样，他的“堂兄弟”杨复光也担任过许多高级军事职务。［5］ 和他的“堂兄弟”一样，杨复光也受过相当好的教育，他的传记描写他是一个大义凛然和有决断力的人。在懿宗统治时期，宰相杨收怀疑杨复光密谋反对自己，曾将他逐出京师。当黄巢叛乱时，杨复光被委以一系列极端重要的军事的和交涉的使命。他对政府对付叛军的政策有重大的影响，并协助付诸行动。他在这些年中的成就博得了人们很高的尊敬。

尽管杨复光在黄巢叛乱时为王朝效劳，宦官与官僚之间的紧张关系仍在继续。虽然宦官参加政府是一个公认的事实，但他们的势力和影响所及超出了可以容忍的范围。甚至在政府从流亡中回来以后，田令孜仍然控制着僖宗，因此他成为京师和京外官僚们猛烈攻击的目标，他在朝廷的地位仍是任何努力重新控制京师以外各地区的活动的主要障碍。僖宗统治下的三个最有影响的宦官——田令孜、杨复恭和杨复光——试图把义子安置到重要的地方职位上，以此将他们个人的势力伸展到外州。仅杨复光的义子任刺史、地方将领或更高职务的就在10人以上。［6］ 田令孜在京师以外地区的阅历比起杨氏兄弟来要差得多，他也曾试图用任命其兄弟陈敬瑄为家乡所在州节度使的办法来建立他的地方势力。在建立个人与封疆大吏的关系方面，宦官们不过学朝廷大臣们的样子，但是，以这种个人的结合和联盟来代替对政府的效忠，其结果又进一步损害了唐王朝的力量。

僖宗时期的外廷：贵族统治的复辟

僖宗统治的最初几个月和他父亲亲政时相似，都采用只委派豪门大族的次要成员或没有多少个人力量和影响的官员担任最高职务的办法，来加强对新政权的支持。南朝萧梁家族上了年纪的后裔萧倣在873年腊月被任命为宰相，以取代腐化的和受人怨恨的韦保衡，后者已被逐出朝中。［7］ 萧倣是一个正直和节俭的人，他坚定地反对懿宗对佛教的过分庇护。他曾是一个著名的节度使，在865—868年负责大修黄河堤防。他的祖父、叔父和侄子都曾担任宰相，所以他的任命是稳健和保险的。萧倣很快便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名叫裴坦的人同为宰相；裴坦是在整个唐代与皇族有密切联系的著名裴氏的一个小支系的成员。裴坦在得到任命后不久便病死，他由懿宗朝一个不甚知名的宰相刘瞻所代替，刘曾于870年被贬出朝廷。

然而，下一个任命暗示了一个重要的政治变化，即权力回到原来已有根基的政治和社会贵族集团手中，它们的地位在懿宗朝曾被系统地削弱了。874年阴历八月，在新任命的宰相刘瞻可疑地死去以后，政府指定崔彦昭为相。［8］ 崔彦昭是宪宗朝宰相崔群的侄子，“东北”旧贵族集团的典型代表，清河崔氏的成员，因此也是山东（即河南和河北）那个排他性的“七姓”集团的成员。9世纪上半期这个集团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是很深远的，在他们中间崔氏显然有特殊的重要性。当9世纪30年代宦官与官僚之间剧烈斗争时，崔氏的头面人物领导官僚的一方。［9］ 武宗朝的宰相中崔氏有三人，宣宗时有四人。在懿宗时期有意使这个集团黯然失色之后，874年任命崔彦昭的决定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

崔彦昭不仅有给人深刻印象的家庭联系，他还是一个聪明而有学问的人，在任职时表现出处理实际问题的出色能力，特别是在河东任节度使时（870—873年），他成功地抗击了沙陀突厥的进攻。根据所有这些原因，他的拜相是多年来较为积极的宰相任命。但任命他为宰相的真正意图是无法知道的。唐王朝面临极为困难的问题，所以要求强大的和统一的领导，这样一种普遍的意识一定是他得以任命的一个因素。此外，在僖宗童年时显然掌握着任命大权的宦官们，对无法预料的皇帝宠臣——像在懿宗朝曾控制朝廷的那些宠臣——的兴起的恐惧，也许超过了对旧的政治精英集团的成员上升的担心。

有一位宰相的任命进一步证实政府不但决定要对前一皇帝的政策反其道而行之，而且要恢复以前某些政策受害者的权力。874年阴历十月，郑畋被任命为宰相，他是另一个名门大族的成员。3尽管郑畋早在几十年前的科举中名列前茅，他在宣宗朝仍被投置闲散，因为他的父亲反对当时掌握朝政的白敏中和令狐绹。直到9世纪60年代后期刘瞻被任命为宰相后，郑畋才开始得到翰林学士这一重要的任命。郑畋以他的敏捷的才智、透彻的见解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风格在同僚中赢得了尊敬。但是，当870年刘瞻和他的政治伙伴被贬逐出京师时，郑畋几乎立即遭到另一次挫折。他被派遣到遥远南方一个无足轻重的沿海州中去做刺史。

僖宗在874年的阴历十月又同时任卢携为相，从而首次补齐了四个宰相的职位，这是整个僖宗朝在京师的宰相的标准数。［10］ 卢携出身于河北范阳卢氏望族的一个不引人注目的支系。卢携是一个和他的同僚郑畋很不相同的人物，两人之间的唯一关系是他们都是东北贵族集团的成员。他在855年中进士，在宣宗和懿宗两朝接连升官，担任重要职务。作为一个大家族的庶出成员，他与懿宗朝的许多高官没有差别。但是他对9世纪60年代逐步造成的普遍危机以及外地州镇的悲惨状况是有清楚的认识的。

由于他的任命，政府中的四名宰相是满员的，他们是萧倣、崔彦昭、郑畋和卢携：他们都有很高的名望、丰富的经验、能力以及个人的正直品质。他们组成了一个远比懿宗时期的任何宰辅大臣更为能干的集团，因为懿宗很少任命这样高水平的宰相，而且在一定时期内从不多于一人或二人。新任命的宰相们最紧迫的任务是结束在懿宗时期迅速蔓延的腐化现象。他们受命仅几个月，政府就以大大提高了的公正和效率进行工作，与此同时，前朝一些精心追求形式的做法被废除了。2

社会问题与盗匪活动的增加

朝廷中的新领导面对一种令人气馁的局面。僖宗嗣位后不久，874年初，当时的翰林学士卢携向皇上呈上一份感人的奏疏，详细叙述了自9世纪60年代以来日益加剧的危急状况。［11］ 这确实是令人沮丧的描述：前一年是一个干旱和饥荒的年头，作物只有一半收成，秋天的庄稼几乎颗粒不收，冬天的蔬菜很少。饥荒地区面临着大批人饿死的危险，百姓被迫以野果和树叶为食。但是即使面对这样的灾难，政府仍不能豁免任何附加的赋税，农民为了完纳正式的赋税被迫卖掉房屋的木头，将自己的子女卖为奴婢，他们的妻子受雇为仆人。

卢携极力主张立即采取救济的措施，在百姓“无生计”以前应停止征税。朝廷决定听从他的建议，但官员们发现这样做是不可能的，皇帝发布的救灾诏令被看成发了一纸空文。

这有力说明了这几位宰相在处理各地许多大问题时面临的基本情况；甚至考虑最周详的政策在面对如此大量的和难以处理的问题时也几乎不可能贯彻下去。但是他们确实很周密地考虑了国家的状况。

875年正月，一项涉及全面政策的诏令作为皇帝的大赦令的一部分发布了。［12］ 这是唐代发布的诏令中最长和最详细的一件。它彻底地和有根据地仔细讨论了当时许多严重的社会、财政和制度上的问题，并提出了详细的改革方案。它表现出惊人的乐观态度，如果不是在这样不祥的时间里发布，它可能产生一种有利的效果。它显示了对王朝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争端的清醒认识，并证明了唐代后期的衰落不能仅仅归咎于行政管理的无能。因为政府至少暂时是由一些明智的有才之士所掌握，他们全都富有经验，了解民情，而且对王朝忠心耿耿。

到9世纪70年代时盗匪活动已很普遍。盗匪的发生率在黄、淮之间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最高，在那里政府频繁的压榨和经常的自然灾害结合在一起，引起了严重的社会混乱，致使许多人被迫亡命，出没于荒地原野之中，流为盗匪。大平原的西边和南边是丘陵地区，盗匪能自由来往，而官军进入则需冒很大的危险，沿海一带是为数众多的重要产盐区，由于政府垄断的盐价愈来愈高，这些地区私盐贩卖盛行。武装的盗匪集团从事这种非法的贸易，不时抢掠他们容易到达的长江流域的商人和村镇。

在僖宗统治的初年，盗匪活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此以前盗匪已是一个足够严重的问题，地方上的高级官员因此得向皇帝提出详细的奏疏，并精心地提出防止的办法。盗匪固然危及公众安全和行政管理的稳定，但更严重的是对商业和政府赋税形成威胁。然而到9世纪70年代初，有些规模类似小型军队的盗匪，已能劫掠农村，甚至攻打有城墙的城市，从而直接与政府对抗。在盗匪集团与政府军之间发生了严酷的战斗，875年开始了持续将近10年的大规模镇压盗匪的军事行动，在此期间中国几乎所有地区的权力结构都完全改变了。这种冲突不仅仅是权力突然和全面崩溃的结果，虽则官员中间败坏的风气使得政府难以对混乱局面作出有效的反应；它也是几十年前开始的长期社会混乱和普遍军事化的最后阶段。

撇开盗匪不说，许多迹象表明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政权是不稳定的，正在多方面受到挑战，而这在几年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例如，在869年，在洛阳以东只有60英里的陕州的百姓驱逐并羞辱了一个傲慢而且残酷的观察使，因为这个官员在发生旱灾时拒绝他们请求救济的呼吁。政府决定与其惩办百姓，不如黜免这个官员。在这个例子中表现出来的谨慎显然是受到庞勋叛乱前车之鉴的影响，因为这场叛乱经过一年的残酷战斗以后，平定还不到一个月。下一年，淮西光州的百姓赶走了他们的刺史，有些官员极力主张应该严惩该地百姓，以防再发生同类事件。874年腊月，僖宗刚嗣位不久，京师正东南的商州百姓采取同样行动反对他们的刺史王枢。当时他用低价购买百姓粮食，百姓便殴打他，并杀死了他的两名助手。在平时，这样的事情将被视作反对政权的大逆不道行为。但在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这已是很普通的事了。［13］

这一类事件尽管使唐王朝感到烦恼，却很容易镇压下去，而不致成为大叛乱的中心。有责任的官员能被撤换，几支军队可以进驻，肇事的头目们则可以被孤立起来并处死。它们本身并未表现出大的危险性，但却表明了更深更广泛的动乱的可能。在这样的城市骚乱中也表现出同样的绝望情绪，它把在正常情况下仅仅是地区犯罪集团的盗匪团伙变成了大规模的组织良好和充分武装的联盟：它能够在软弱的政权面前为所欲为而很少受到惩罚。

盗匪武装的力量和它能够把众多的军队投入战场的突然性，像在此以前由裘甫和庞勋领导的叛乱那样依靠的是那些被社会冷落了的居民的广泛支持。被剥夺了生计的乡村贫民数量有增无已，对于许多人来说最方便的出路便是去参加遍及各地的某一团伙。

盗匪团伙的社会构成和组织

关于大量盗匪团伙支持者的情况我们所知不详，只能作最概括的说明。历史学家称他们为亡命，即离开家庭或家乡而放弃了正规社会中的合法地位的人们。这种逃离本土的人们既能成为单纯的流浪者，也能成为盗匪集团的成员。盗匪集团的首领们乐于供养这些被社会赶出来的难民，由他们来壮大首领们的追随者的队伍。

盗匪中曾以耕地为生的人占多大比例，究竟有多少人从事低下卑贱的职业，或没有任何正式的生计，这些都无法知道。社会的分裂和动荡在唐代已有很长的历史。逃亡农民在从前通常是占领空地，或者在数量日益增加的庄园中受雇为佃农或劳工。但是农民的真正大规模流亡开始于安禄山叛乱之后。例如在8世纪70年代末，独孤及奏报说，90％的舒州（安徽）农民仅能?口，“不持一钱，以助王赋”。［14］ 这种被剥夺生计的无地农民比正常的受严重压迫的农民更易沦为盗匪。当然，有些农民是被裹胁进盗匪集团的，但是大多数保有一片土地的农民不敢冒剧烈变化的风险。

如果不管参加盗匪集团的个别成员的社会背景如何而坚持给王朝的对手贴上“农民起义者”的标签，那么我们就歪曲了对唐王朝挑战的性质。这并非说农民完全是消极被动的。在那些年代里经常有这样的农村暴动，农民时而参加，时而回去务农。但是王仙芝与黄巢没有领导过这种自发的农民起义，他们也不曾被视为“农民英雄”。王仙芝、黄巢及其同伙率领的是盗匪集团联盟，并不是一支农民的军队。它们在乡间制造恐怖，用武力夺走一切能够夺走的东西，他们对普通农民来说实际上已经成为经常的和令人生畏的威胁。他们从未致力于促进农民的利益，一旦条件有利，就急于接受朝廷的招安。

虽然我们对盗匪集团的广大成员所知甚少，但对他们某些领袖的情况却有内容充实的报道。这些人部分出身农村绅士，部分来自穷困的阶级。其中某些人有一功名或受过正规的教育，因此渴望能跻身官场。黄巢和他的重要伙伴如朱温、李罕之都受过中上等教育，黄巢本人甚至被地方选出参加过进士考试。［15］ 其他一些盗匪首领则来自我们可以称之为农村社会中的“强人”阶级：这些人有自己的能耐和地方势力，但是他们跟地方上的官场没有多少往来，又没有受过能够把他们引向仕途的正规教育。朱庆就是这样的一个强人，他是令人生畏的人物，在宋州（河南）以劫掠为生。无论他们原是有文化的杰出人物，或是一些我行我素和无法无天的地方强人，所有盗匪的首领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精于武艺，而且以他们抗击官军的成就判断，他们中有些人显然是杰出的军事战术家。

这种“敌对精英人物”在唐代后期的出现决非偶然。［16］ 进入仕途的机会已经逐渐减少。政府对专卖税的过分依赖导致了广泛的私盐贸易，而敌对的精英人物很快便加以利用；他们中许多人积累了雄厚的财富。这些人也在个别村庄与更大的社会之间作为中介而扮演关键的角色，所以我们发现他们在最大的盗匪联盟中充当首领，是不足为怪的。

对于他们的同伙即对于聚集在一起用武力夺取不能用其他方法得到的东西的人们来说，这些强人既不是恐怖分子，也非盗贼，而是任侠的范例，而任侠强调的是相互忠诚和互相保护的思想。他们是不可忽视的，能够“权行乡里，力折王侯”。［17］ 某些盗匪首领在他们与政府之间发生公开冲突以前已经拥有这样的地方权势。然而，以后他们通常切断了与家乡的联系，变为“流寇”。

另一类盗匪首领是从底层崛起的。尽管他们中某些人有过农民的经历，大多数出身农民，但是他们自己并非农民。［18］ 他们有时被称为“流氓”或“地痞”，这些人没有正当的职业，不是正常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19］ 这种农村流氓将同伙组成一种专事劫掠的军队，可以随时奉命出动，他们在唐代后期的盗匪军队中扮演主要的角色。

某些盗匪首领成为王仙芝以及后来黄巢的同盟者，某些人则在中国其他地方带领规模较小的农村帮伙独立行动；另一些人似乎就是罪犯。例如，与王仙芝同乡又是他的主要支持者之一的毕师铎所率领的党徒以“鹞子”著称。后来建立吴越国的钱镠，“少拳勇，喜任侠”，“以解仇报怨为事”。王建原是一个懒汉，他“以屠牛、盗驴、贩私盐为事”。他最后在四川建立了前蜀国，在他的朝廷中充斥着唐王朝的著名的旧官僚。然而，人民并未忘记他的旧绰号“贼王八”。徐温为南唐国奠定了基础，“少无赖，入群盗中，以贩盐为事”。锺传在黄巢叛乱时独自控制了江西，他“不事农业，恒好射猎”。［20］

唐代后期亡命之徒的杰出人物中另有许多人有着同样的背景，他们都没有正当的谋生手段，生活在刑事犯罪的边缘上，再有一些人则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难以适应任何常规的社会生活模式。有些人则是社会上的杂流，成为街头艺人、屠户或小偷。还有一些人是当兵的，少数人还是和尚，虽然我们知道有一人每次想入寺修行都遭到拒绝。［21］

盗匪团伙的组织是难以准确说明的，当时中国官员也许对盗匪团伙知之甚审，但是官方史书中保存的报道不足以使人了解它们的内部结构，仅仅令人感到它们是一支组织很好的军队。例如，据《新唐书》叙述，在早期，好斗的王仙芝有“票帅” 10人以上，其中七人留下了姓名。［22］ 然而，其中有几个人是自行其是的大独立团伙的首领。例如，毕师铎虽然支持王仙芝，但他有自己的追随者，这些有名有姓者中间的另一人是柳彦璋，他是877年活动于江西的团伙。第三个人刘汉宏实际上参加了反对王仙芝的战斗，抢劫了王的供应车辆，他是作为一支独立的盗匪行动的，再者，除了《新唐书》的报道以外，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他是王仙芝的支持者，更不是他的“票帅”之一。在一个冲突不断加剧的时代，盗匪团伙首领之间的关系的性质混乱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它足以使人认为，唐朝政府可能完全误解了盗匪集团这个陌生的组织。

王仙芝领导的并不是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军事机器，而是个别盗匪或盗匪集团的联盟，它们每一股人都有自己的首领，其成员由个人忠诚或共同利益维系在一起。王仙芝自己的团伙联盟总数有3000人，由各有二三十人以上的小团伙组成。一次百人之多的单独袭击如果不是一个特别大的团伙干的便是几个较小团伙的联合行动。王仙芝、尚君长和黄巢似乎都是这样有能耐的领袖，他们能支配一批个别的团伙首领。这种高级的个人领袖作用和这种以个人关系维系的联系，是中国盗匪或造反者联合的特征，直到20世纪仍然如此。

加强这种个人纽带的一种方法是把首领的姓氏赠与他的追随者，这样首领们便具有“家长”权。在黄巢控制下的八个首领共同使用相同的姓氏，互称“兄弟”。没有证据说明他们没有真正的血缘关系，但很可能他们都是团伙首领中的伙兄伙弟，乐于接受他的姓氏以及他的“家长”式的领导。［23］ 这种虚假的亲属关系通常被皇族经常使用，在艰难困苦的时代里农村社会中行之更为普遍。唐代后期，赐姓之事在高级军事统帅和他们的部属之间也是很普遍的，至于皇室与它的最亲密支持者之间，就更不必说了。［24］

冲突的早期阶段：王仙芝和黄巢

874年，僖宗即位整满一年之时，有迹象清楚表明，来自盗匪集团的威胁变得不妙了。那一年年底，感化军（改组的河南武宁军）报告说，盗匪活动猖撅，它需要外来的援助。政府下令山东南部的几个军出兵支援。引起感化军如此严重不安的盗匪可能是庞勋支持者的残余势力。［25］ 山东的节度使们对于派军队去感化军并不热心，因为他们也同样面临爆发的盗匪活动和地方骚乱。动乱立即扩大了：875年阴历五、六月间，不但在农村，而且在天平（山东西部）的州城都出现了真正的危险，至少半个世纪以来，天平的辖区一直是盗匪活动的一个中心。由王仙芝和尚君长领导的盗匪在875年阴历五月攻打濮州和曹州；黄巢带了几千人立即响应。盗匪与天平军的首府郓州保持相当的距离，但郓州的盗匪团伙却参加了他们的队伍。政府的最初反应与往常一样。盗匪的攻打被认为是地方性的问题，应有地方军队处理。天平的节度使薛崇带着军队进击盗匪，但被打败。

战斗在875年逐步升级。开始对帝国的统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王仙芝现在采用了大将军的称号，并发布檄文分送邻近各地，指责政府政策不公平，行政贪污腐败，这一檄文所宣布的目的类似于868年庞勋发布的“露布”，后者在叛乱地区的乡村和寨堡中传播，曾获得巨大成功。看来王仙芝发出号召的意图主要是想得到其他盗匪团伙的支持而不是争取人民大众。875年后期他拒绝接受兵变中的士兵参加他的队伍，可能是认为他们的支持既无必要，又有危险性。当庞勋占领彭城之后，绅士们很快前来支持，但王仙芝则没有他们的支持，黄巢在很久以后他占领长安前也没有这种支持。少数定居的地方精英人物可能断绝与自己地区的关系而支持盗匪领袖，后者袭击一个又一个地区，既没有占领疆土，也没有在政治上巩固自己的明显愿望。他们期待的是一个稳定的新政权的出现。

这一年以后的一些日子形势迅速恶化。黄河水灾以及随之而来的破坏性的蝗灾大大增加了农民的困苦，造成了饥荒，并把更多的农民推向绝境而使之沦为盗匪。

在875年下半年，盗匪的袭击已蔓延到十余州的广大地区，往南远及淮河。这些盗匪中的大多数都在主要首领王仙芝和黄巢之外独立活动，他们组成了数百人到上千人的集团进行袭击。政府试图以优势的兵力作出反应，命令河南和淮南地区五镇的节度使和监军使追捕盗匪，尽快地使受影响的地区安定下来。但是这证明是无效的，875年阴历十二月，平卢节度使、神策将军宋威极力主张建立一个指挥中心，协调该地区攻打盗匪的全部兵力。政府

接受这一建议，并从禁军中增派三千士兵和五百骑兵作为支援部队。宋威虽然年老有病，仍被指派为统帅。他是一位富有经验的军人，曾指挥过中国军队抗击南诏，前不久在镇压庞勋叛乱中起了重要作用。

除了为现在的军队建立一个指挥中心之外，政府还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876年阴历正月，福建、江西和湖南的所有刺史和观察使受命训练士卒，帝国境内所有村庄“各置弓刀鼓板以备群盗”。［26］ 在中国的南方，这是政府在该地区兵力不足的证据，同时也显示出盗匪已成了普遍的危险。这是唐代首次由中央政府正式建立以地方自卫为目的的民兵组织。这一措施与政府通常不让农

业人口保持武器的政策相反，表明朝廷已觉察到危机是何等的严重。随着法律、秩序和正常的社会控制在地方上的解体，地方一级必须采取行动了。

可是，政府仍然决定发动一场由宋威指挥的决定性的歼灭战去击溃盗匪的军队。876年，盗匪向东移动，进入沿海地区，攻击沂州州城。那年阴历七月，在沂州一场大战以后，宋威上报说，盗匪已被消灭，王仙芝已被杀死。宋威因表面上的胜利而得意洋洋，便遣散了他麾下的各地军队，自己回到了平卢。朝廷为之狂喜，大臣们献上了贺词。但不过几日，事情就已弄清楚，盗匪非但没有消灭，而且仍像以前那样危险，依然袭击和洗劫整个地区。讨伐军现在自身也处于兵变的状态，但在快要叛变投匪时，他们被挫败了。对士兵的控制重新恢复，他们被送往战场，并得到忠武军的支援。为首次大规模讨伐盗匪战役的失败而震惊的朝廷，现在开始调动军队来保卫通向洛阳和长安两都的一些要道了。

宋威可能是为了邀功而故意捏造了王仙芝之死和盗匪军队被消灭的第一次捷报，其实这两件事都未发生。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他是善于弄虚作假的。但宋威也完全可能把他的对手完全估计错了。朝廷不清楚盗匪军队的内部结构，甚至不了解它的规模大小，经常加以夸大。

876年阴历八月，盗匪向西移动，使东都洛阳大为惊慌。九月，他们在洛阳东南45英里的汝州取得一次引人注目的胜利，俘获了刺史王镣，他是宰相王铎的堂兄弟。王仙芝和他的同伙尚君长得到朝廷赦免，但他们的反应是返回北方，攻打郑州，只有在昭义军派来了援军后才被击退。他们仍带着俘虏王镣，向南转移，那里防御比较薄弱，农村也比较富裕。

876年阴历十二月，盗匪集团到达长江中游，对鄂岳、淮西和淮南发起了一系列的袭击。这一地区的守卫部队比起北方的军队来驻守得更为分散，因而盗匪就可能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以前的宰相、淮南节度使刘邺强烈要求增加兵力；政府下令重建的徐州戍军（现在称为感化军）抽调数千人南下保卫它的辖区，对抗盗匪。这支军队在过去曾引起如此多的问题，新近又试图把它遣散而未成功，政府却在此时被迫动用它，这件事说明局势已恶化到何等程度。

讨伐军统帅宋威拒不将他的军队主力移到宣武中部邻近大运河和距离王仙芝当时攻击的地区数百英里的毫州之南，这更加深了危机感。宋威可能希望保存他的力量，集中全力保卫河南，旨在皇朝一旦崩溃时为他自己建立一个强大的地区基地。但是他的公开理由是害怕遭到数年前与庞勋作战的军队最高统帅康承训那样的被政府处分的不公平待遇。在镇压庞勋起义之后，康承训被提拔为河东节度使，并领宰相衔。路岩和懿宗的宠臣韦保衡惧怕他会在朝廷行使权力，便弹劾他故意逃避战斗和有其他不法行为。尽管在870年，特别是出于政治目的，朝廷没有能力对军队的最高统帅采取严厉的行动，但它仍然将康承训免职，降为王傅，最后将他流放到遥远的南方。［27］ 一位有功的将军遭受这种愚蠢羞辱以后，常见的恐惧、怀疑和反抗在文官中也开始出现了，更危险的是，它影响了王朝的高级将领们。

在873年僖宗嗣位以后，康承训被召回京师，但已经做过的事情是无法抹去的。宋威也曾率领军队攻打过庞勋，显然他不会忘记在康承训身上发生过的事情，所以害怕遭到同样的命运。因此他和自己的副手曾元裕达成协议，听任盗匪逍遥，以免遭到康承训的下场，万一不幸王仙芝称帝，他们还可以给予支持。于是曾元裕移兵长江中游，但不进击，而是等待事态的发展。［28］

僖宗统治开始时大臣之间明显的协调与共同的使命感，此时因对付王仙芝的政策和战略上的强烈争吵而被破坏无遗。当宋威的背叛行为已经明显时，郑畋强烈地要求更换他的统帅职务，以便对叛乱者能够发动更主动的战役。他要求把指挥权转交给忠武节度使崔安潜。崔安潜是一位前宰相之弟，和郑畋一样都是社会和政治的精英人物。876年阴历八月当盗匪经过他的境界时，崔安潜发动了强有力的攻击，从而表现了自己的军事才能。但是其他宰相不愿将最高指挥权交给一个文官。与著名的将军高骈有密切联系的卢携激烈反对该项任命，紧张的摩擦在两位宰臣之间出现了。崔安潜的任命始终未能实现，因为宋威直率地拒绝把职务拱手让人，而任何将他免职的企图几乎肯定会驱使他公开叛乱。

在876年冬天，唐王朝的前景看起来确实是暗淡的。北方的大部分地区继续为不断增加的盗匪团伙所蹂躏，它们只遇到不起作用的抵抗。官军的统帅宋威不愿追击盗匪军队，而似乎更关心建立他自己在地方上的势力，甚至不惜为一个由成功的盗匪首领所建立的新王朝效劳。由于盗匪团伙滋扰，国内局势十分危急，但使事态变得更坏的是，为保卫边境而派往岭南的北方军队又发生了一次兵变——这与几年前曾促使庞勋叛乱的局势一样。浙西还有王郢为首的一个较大叛乱（见下文），那里在859至860年时曾发生裘甫之乱。

正当形势看上去最黑暗的时候，政府交上了没有料到的好运，暂时减轻了压力。876年阴历十二月，盗匪攻击长江中游的蕲州。这时宰相王铎的堂弟王镣仍是盗匪的俘虏，他代表王仙芝写了一封信给蕲州的刺史裴偓。王铎是裴偓应进士考试时的试官，这使两人之间建立了一种牢固的关系。裴偓同意给王铎写信，恳求为王仙芝提供一官半职。令人惊讶的是，当宰相们被召集起来讨论这件事时，有些人居然认为，王仙芝仅仅是“小贼”，很容易压服，他的威胁要比庞勋小，而庞勋的叛乱在一年之内就被镇压了下去。确实，盗匪集团中还没有人达到像庞勋那样的组织水平和取得那样广泛的支持。但是宰相们应该意识到，此时的盗匪机动灵活，领导有方，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分布的范围比庞勋时代广泛得多。由于内部意见不同而造成的分裂，使他们完全看不到王朝生存所受的威胁是何等严重。然而我们可以设想，王铎不懈的说情既是出于对于他堂弟安全的关心，也是考虑到公共的危险，他最后成功了，王仙芝被任命为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

无论王铎或政府都没有料到这样做对于事情的解决是不够的。另一位盗匪首领黄巢对于政府没有同样授予官职而大发雷霆，他殴打并用剑刺伤王仙芝。其他盗匪头目惧怕首领做官以后他们自己可能的后果，便威胁要将王仙芝杀死。王仙芝终于被迫拒绝朝廷的任命，让他手下的人洗劫蕲州，作为安抚。蕲州城被夷为平地，许多居民被杀死。裴偓逃往鄂州，这是最邻近的驻有大量政府军的州城；朝廷派去授予王仙芝官职的特使匆忙逃回京师；倒霉的王镣仍在盗匪手中。［29］

王仙芝未接受官职的最重要后果是盗匪集团的主力分裂成了两大股。留下3000人和王仙芝、尚君长在一起，继续在长江中游劫掠，另外2000余人跟随黄巢回到山东。这种分裂的意义不应过于强调，因为据说黄巢只是带走了他自己原来的追随者，盗匪首领们仍有可能重新联合以实现大规模的袭击，而明年发生的事情确实也是如此。但是对王朝的直接威胁暂时得以避免。

877年，即僖宗即位的第四年，叛乱活动遍及全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只有很少地区幸免于难。王仙芝和黄巢仍是令人畏惧的。他们现在能够攻击任何地区而不受惩罚，甚至能够袭击地方官军戍守的镇所在地。877年阴历二月，王仙芝攻打鄂岳镇所在地鄂州。同时黄巢攻陷郓州（他起家之地天平镇的所在地），杀死了该镇节度使。然后他向东移动，攻打沂州；该城在一年多以前曾遭袭击，那时政府令宋威为统帅发动了一场全面的惩罚性讨伐，但是在今天却没有为保卫该城采取认真的措施。

877年阴历四月，朝廷降诏概括地叙述了它企图用以处理各地大规模动乱的政策。［30］ 诏旨首先表示了对问题严重性的关切，然后满怀信心地断言所有盗匪将肯定地被迅速镇压下去。由于诏旨继续为投降的盗匪提出了有利的条件和官职，这种对必然胜利的自信心在当时就有所降低。诏旨中指出了当时的骚乱是何等的普遍：“江西、淮南、宋、亳（宋威的讨伐军守卫的州！）、曹、颍，或攻劫郡县，抗拒官军；或窘厄商徒，俘掠进奉。出彼入此，鸟逝风驱”。诏旨反复地强调，对于犯罪分子来说，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表达了皇帝对臣民慈父般的关怀：“恨不均其衣食，各致丰肥”。然而对于那些继续进行破坏的人，皇帝发誓“用兵无悔”。

这道诏旨主要的真正对象是“王仙芝及诸道草贼头首等”。政府提出宽宏大量的投诚条件。首领们将破格授予官职、爵位和赏赐。当然，这仅仅是指形式上的官阶和有名无实的官职，近一个世纪来朝廷即以此等职衔授予不能直接任命的藩镇官员，用以维持名义上的联系。投降的盗匪首领将“于大藩镇内，量材与职额衣粮”。一般匪徒将遣回田园安置。

诏旨的后一部分指示地方官员应如何处理拒绝投降的盗匪团伙。他们应选择勇猛的将领和军从，采用灵活的战术去对付敌人。能够俘获一个盗匪首领和他的三百徒众的将领，允许超授将军，并以千缗为赏。袭击并杀死盗匪，夺回资产、武器或搜集情报者，将按他们的功绩授予官职和奖赏。政府完全知道它的将领们不肯努力作战，诏旨中也包括严厉的警告：任何人逃避战斗，将令“本州道勘寻，准军法处分”。这只能意味着处以死刑。

这份诏旨的最后一节也许是意味深长的，它指示城乡当局寻求能够率领农民抗击盗匪的材杰勇敢之人。他们也将得到官职和奖赏；诏旨提到地方民兵领导人的两个突出例子，他们已经升到镇的高级职务。

军事形势变得如此糟糕，这样一种公开的政策声明是朝着希望恢复原状前进的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但是它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盗匪的自信程度和政府的虚弱程度两者都可以从盗匪的下一个目标宋州（由宋威的讨伐军守卫）看出。王仙芝和黄巢现在又携手合作围困宋州，顶住了被围军队突围的所有尝试，直到长安派来的将军张自勉带着忠武的7000名士兵向盗匪进攻，使后者惨败和遭到重大的伤亡，情况才发生变化。但是，宰相们并没有利用这一胜利来恢复他们的协调意志与统一目标，而是在如何继续征讨方面吵得更凶。王铎和卢携要将张自勉的军队交给宋威指挥，以期宋威终会开始积极讨伐盗匪；郑畋则坚决不同意，他坚持说，张自勉和宋威之间的关系很坏，如果张被迫屈居宋威之下，他将被杀掉。在争辩中每位宰相都曾提出辞呈，但都遭到拒绝。辩论继续了整整一年，言辞也变得愈来愈尖锐刻毒。在张自勉的打过胜仗的军队被置于宋威手下一位将军的指挥之下时，张本人遭到宋威的造谣中伤，因此郑畋争辩说，张自勉是“因功受辱”，事实上正是他的功劳才使政府能够维持对大运河的控制。此外，郑在前一年曾徒劳地建议似崔安潜代替宋威统率讨伐军，因为崔安潜攻打盗贼取得多次胜利，但未曾记功。郑畋又断言，王仙芝提出投降不下七次，宋威都隐瞒不报。郑畋对宋威的指责可能是有充分根据的，但是免去他的统帅之职实际上无法做到。［31］

877年后期，盗匪们回到长江中游，在那里他们几次大败于宋威的副手曾元裕手下。政府再一次向王仙芝提出投降的条件。这时王仙芝的同盟者也被包括在大赦之列，他的几个主要党羽，包括尚君长在内，出发去京师。然而宋威在中途劫持了他们，并且报告说，他们是在一场战斗之后将他们俘获的。这份报告引起了怀疑，一名御史被派去进行审查。但真相已不可能弄清，因为宋威在御史到达以前已将盗匪首领们处死。

877年的战争本身是重要的，但同样重要的是朝廷中政治派别活动的加剧以及京师政治领袖和他们的统帅之间发生的不断加剧的紧张和猜疑。唐朝对张自勉在宋州的决定性的胜利未加酬赏，这和康承训在镇压庞勋之后受到侮辱的情况相似。由于对忠诚的和有战功的统帅一再未能给予应得的奖赏，政府失去了日益减弱的对王朝的好意和忠诚，而这本是它最珍贵的财富。

877年的腊月，唐王朝终于在发动对盗匪的进攻方面取得成功。在黄巢劫掠他四年前首次起事的所在地匡城之后，政府恢复了张自勉的战地统帅职务，并派他率领东北各路人马大举攻打黄巢。同一月王仙芝袭击荆南的治地江陵，这是长江中游的战略中心。政府已愚蠢地将荆南置于无能的杨知温的管领之下，他甚至在盗贼抵达城市外城时仍继续赋诗。杨知温最后向北方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求救。李福迅速调兵攻打盗匪，他的军队得到500名沙陀骑兵的支援，所有遇到的盗匪均被消灭。王仙芝急忙在江陵劫掠，杀死了1/3的城市居民，然后逃之夭夭。

然而，这时逃走并非易事。当王仙芝率领队伍回到山东时，他遭到讨伐军副统帅曾元裕的追捕；曾元裕经过一年无所作为之后终于果断地行动起来攻打盗匪。在淮西南部申州的一次重要战斗中，王仙芝的军队遭到惨败，伤亡重大。曾元裕的胜利使政府指派他代替宋威为讨伐军的统帅，张自勉为他的副手。政府还将富有经验的将军、四川统帅高骈调到荆南，他带着名全副装备的军队来到长江中游地区。

878年初政府军元气显示出重大的恢复。在王仙芝退往南方以后，政府军最惊人的胜利来到了，曾元裕的追捕军队在蕲州的黄梅县消灭了这支队伍。王仙芝本人被杀。由于王仙芝的主要伙伴尚君长已在不久前被杀，没有任何首领能将余党集合在一起了。尚君长的兄弟尚让带着许多残余的盗匪投奔在山东的黄巢，而剩下的人则分成小的团伙，独立地活动于长江流域。

黄巢向南方推进

这样，黄巢终于成为主要盗匪队伍的无可争辩的领袖，尽管这时他们最不走运。他现在采用了“冲天大将军”的称号，这也许是表明他决定全力进行反对王朝的斗争。这是政策上的完全转变：在此以前盗匪按传统方式在各地区间进行骚扰，从黄河平原向淮河、长江流域作季节性的往返移动。对重要城市的袭击有时被看作“造反”的开始，但还没有认真地打算推翻政府。盗匪并不想建立对土地的控制，王仙芝几次试图投降表明，盗匪没有长期的政治目的。

在当上盗匪集团的总领袖之后，黄巢和政府军之间最初的小规模交锋全被击败，他可能采取的直接对抗的任何计划都被搁置起来。他和天平节度使通讯联系，磋商投降的条件。政府封黄巢为禁军的一名将军，命他在郓州投降。但是，也许是记起了前一年王仙芝的主要伙伴们试图向宋威投降时被背信弃义地俘获并遭杀害之事，黄巢决定不去冒险投降。增加了信心的政府终于认识到适当奖赏它的将军们的必要性，于是授予山南节度使李福以宰相的职务；李福曾向围攻江陵的盗匪发起决定性的进攻，并击败了王仙芝。

政府的复苏使它能建立从黄河地区开始的针对盗匪军队的有效防御。张自勉被指派为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他将黄巢往西经河南朝洛阳方向驱赶。两年以前，洛阳曾因盗匪军队的接近而陷入恐慌之中，但这时庞大的防御工事已准备好了，一支万名战士和新招募士兵组成的队伍由一位特别任命的防御使指挥。这些准备使盗匪袭击洛阳的任何想法成为泡影，黄巢于是改弦更张，向南转移，但这次不是到长江中游，而是到长江三角洲地区。更加令人惊奇的是，黄巢渡过大江进入浙西。庞大的盗匪集团渗入长江以南，这还是第一次。政府有理由宣称已将他们逐往南方。它的最高统帅曾元裕移兵进入长江下游地区，攻打仍然在那里活动的一些从前王仙芝的支持者，与此同时高骈则移军浙西，阻挡黄巢回窜北方。朝廷有理由认为，局势差不多又得到了控制。

在878年的其余时间内，盗匪集团总的来说处于守势，尽管他们在长江以南未设防的地区赢得了一些胜利。然而，他们现在远离京师，黄巢的威胁似乎正在消失。宰相们现在围绕着对南诏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剧烈争吵，结果以郑畋和他的对手卢携二人同时免职告终，另外他们还面临来自北方的强大的扩张主义者沙陀突厥的威胁。黄巢和他的盗匪军队继续移离对王朝来说是生命攸关的地区，通过几百英里广阔的人烟稀少的地方，指向福建的首府福州。878年阴历九月，政府中止了对盗匪的讨伐，并指定曾元裕将军为平卢节度使，接替刚死去的宋威。

黄巢经过福建崇山峻岭的进军，只是他横扫华南的全程更长的开端，进军最后打到了大海港广州。这种几乎无阻挡的行军在地图上给人的印象是深刻的，有时被视为黄巢力量强大的证据，这种力量使他有可能随意纵横万里地移动。然而，导致他向南方进军的原因不是广东富庶的情景，而更可能是政府对他的成功的追击，以及北方难以对付的防御布置。

在878年最后的几个月，当他往南移动时，黄巢开始认真地考虑扩大支持自己的社会基础。经过福建时，他努力争取地方绅士支持，不过收效甚微。［32］ 878年阴历十二月，福州遭到劫掠，无防备的观察使逃走。但是，高骈从浙西派去的讨伐大军屡次击败黄巢的队伍，俘虏了许多他的重要伙伴，把他赶往更远的南方。

尽管黄巢显然处于逃跑奔波之中，他仍被视为对朝廷的威胁，宰相王铎自愿亲自率领一支远征军攻打盗匪。王铎被任命为荆南节度使和南面行营招讨都统。他选择李係作为副手，任命李为湖南观察使，此人是一个出身于显赫家族的无能的官员，但其忠诚则是没有疑问的。李係屯驻在潭州（长沙），以防止黄巢由岭南抢先北上。

879年阴历五月，当黄巢迫近广州时，他仍争取谈判，想取得有利的投降条件。他与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联系，请求他们居间说情，使他能得到天平节度使的职位；天平在山东，是他的老根据地。［33］ 这个请求被拒绝了，黄巢接着要求任命他为广州节度使。这个要求也被拒绝了，因为广州贸易实在太宝贵了，决不能把它交给一个盗匪的首领。朝廷建议代之以禁军中一个较低的职位，但黄巢认为此议是一种侮辱。他立即对广州发动猛烈的攻击，一天之内便攻占此城。他俘获了节度使李迢，并一再试图达成一项有利的协议，但被对王朝表现出狂热和罕见忠诚的李迢所拒绝。黄巢杀害了勇敢的李迢，并在暴怒之下洗劫广州，使这一大港口变成废墟。有的材料估计死者高达12万人，其中大多数是来自东南亚、印度、波斯和阿拉伯世界的外国商人，而当时广州全部人口约20万。许多中国人逃往福建。［34］ 那时期来自西拉甫港的著名阿拉伯商人阿萨德详细叙述了广州遭到野蛮毁灭的情景。3

朝廷很清楚，黄巢无意留在热带地区。政府抢在他北返以前采取行动，希望在远离支持他的基地的江南将他围困，并予以消灭。在广州洗劫之后，一场大规模的对抗已不可避免了。

黄巢北上

当劫掠岭南时，黄巢手下许多人死于疟疾。剩下的人要求回到北方，“以图大事”，因此盗匪军队开始迂回北上，沿途他们抢劫了湖南和江西这些地区。［35］ 他们由灵渠通过南岭的分水岭，沿着湘江流域前进，就像庞勋在10年前那样。879年阴历十月，他们到达潭州。王铎的副手李係驻守这座城市，然而他不愿战斗。因此黄巢能够在一天之内拿下了它。这种灾难性的懦怯（这是选择统帅不按照才能而根据其家族与朝廷的关系造成的）对于遏制黄巢的努力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失败。当时盗匪军队处于最衰弱的时候，如果李係能给予黄巢以强有力的打击，那将是获得最后胜利的一个真正机会。

然而，更严重的是长江中游战略中心江陵（荆州）的失守，它是李係的上级、讨伐军统帅王铎放弃的。由于对方在人数上大大超过自己，王铎向北撤退，宣称他要去和屯驻在北面30英里的荆门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的队伍会合；但是王铎事实上一直退到百英里之外的襄州。江陵城留给王铎的属将刘汉宏镇守，但早在黄巢到达以前，它已被政府戍军洗劫和放弃了。

增加了信心的黄巢渡江直趋荆门，刘巨容在那里严阵以待。刘巨容派出自己的军队和500名沙陀突厥人对付盗匪。黄巢的士兵有许多被杀，但是尽管有人力劝刘巨容追逐并歼灭残余的盗匪，他却让他们逃走了。他的理由反映出王朝已失去了地方的支持。他说：“国家多负人，危难不吝赏，事平则得罪，不如留贼冀后福。”2如上所述，对王朝冷酷无情地处分它的军事将领的抱怨是十分普遍的，另一些地方长官也故意避免与起义的队伍正面对垒。但这是一个朝廷大员主动希望王朝灭亡——这显然是刘巨容纵匪逃走的原因——的首次事例。刘巨容对王朝的敌视可能与宋威的情况相同，当讨伐庞勋时，他们二人都在康承训军中任职，毫无疑问，刘巨容和宋威一样，都担心在攻打黄巢胜利后也成为政治牺牲品。然而，一旦唐朝灭亡，节度使将有可能在任职地区巩固他们的权力，或者等待新的统一王朝的出现，或者继续割据自雄。

由于直接通往长安的道路受阻，黄巢东移顺江而下，重走10年前庞勋的老路，沿途纠集了各地的盗匪团伙（其中许多曾与王仙芝合作过），又恢复了力量。他们一度受到驻防在江西的政府军将领曹全晸的沉重压力，但曹全晸放弃了追击盗匪的计划，因为朝廷以未经解释的原因决定更换他的职务，这使得黄巢得以通行无阻地顺江而下。

长江下游地区一直是政府赋税的主要来源，现在则是王朝防御的关键部分，它的重要性从选择高骈来防守这一点就可以证明。高骈无疑是唐朝地位较高的军队统帅，享有非凡的声望。［36］ 他的家族源自渤海，有几个成员忠诚地在神策军中世代任职。高骈曾在北方边境任职，是一名与党项人作过战的杰出将领。当吐蕃在西方入侵时他组织过防御，并在遥远的南方指挥过反对南诏入侵的战役。从869年到875年，他作为节度使抑制了山东的盗匪活动，可是在他转到四川以后，天平又爆发了严重的动乱。当王仙芝在878年初在长江中游得手之后，他挥师前来，一年以后他曾在浙西征讨黄巢取得成功，并把盗匪军队逐往南方的广州。

黄巢在879年后期进入长江下游地区，一度袭击宣歙、浙西和江南的广大地区。但在下一年初情况发生了变化，高骈终于认真地对盗匪采取行动。880年阴历三月，高骈派遣他手下地位最高的将领张璘前往长江以南，给了盗匪军队以沉重的打击。政府想要大获全胜，便以几支北方部队增援高骈，并任命他为诸道行营都统。高骈召集邻近诸部队并征募大量地方新兵，使自己军队的总数达七万人。黄巢的军队虽则人数更多一些，但不能与高骈的训练有素的军队相对抗，880年阴历四月，盗匪似乎完全被击溃。王仙芝的早期伙伴之一王重霸向张璘投降，同时黄巢失去了另一位重要伙伴常宏，后者也带着自己的数万人马投降了。黄巢退到江西的饶州，随即来到福建边境正北的信州。每一件事看来都对政府军有利，官军的将领们纷纷向京师告捷。［37］

在880年阴历五月，局势完全改观。这个关键时期的事情已引起了人们对进攻黄巢战役全过程的精心猜测，而许多疑点一直模糊不清。［38］ 然而确凿无疑的是，黄巢仍有可能避免几乎确要被击败的境遇，他突破了唐朝在长江下游的防线，并开始向北方的东西两都进军。据一份资料说，黄巢曾大量贿赂张璘，使之停止进攻，然后同意向高骈投降，条件是任命他为节度使。据这份记载说，高骈接受了黄巢的投降，但是不愿同参与战斗的其他部队的将领分享功劳。因此他让这些部队各回原地。当黄巢得知这些军队已经被遣回淮河以北时，他突然中断了与高骈的关系，并在一次随之发生的较大战斗中杀死了高骈手下最重要的将领张璘，给予他的军队以沉重的打击。尽管人们对导致这个结果的一些事件仍有种种怀疑，但这一巨大胜利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在此以后黄巢和他余下的伙伴在浙西和宣歙发动了一系列成功的袭击，最后于880年阴历七月在采石渡过长江。［39］ 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料到的重大转折点。

高骈的军队不但未能阻止黄巢渡江，而且当黄巢向洛阳挺进时也未能向北方提供支持。高骈的无所作为十分自然地激起了最猛烈的批评。对于没有经验的文职官员来说，像李係和王铎那样放弃职守，是一回事；而对于政府最有经验的指挥一支庞大军队的将军来说，他竟允许一个已经严重削弱了的敌人伺机渡过了长江并让他在自己辖区扬长而去，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有些历史评论家把责任全归罪于高的亲信方士吕用之，他对高有巨大的影响。［40］ 但是，高骈的无所作为是难以用玩忽职守来加以解释的。

高骈在他负责的淮南地区面临一种极其复杂的形势，当时淮南是中国盗匪活动最猖獗的地方。高不但要和本地的盗匪作斗争，而且要和从北方袭来的大批盗匪团伙以及和淮南以北开小差的哗变士兵作斗争。甚至在他来到淮南以前，给盗匪首领封官被认为是必需的，高骈继续执行这一政策，任命数人为刺史。［41］ 这些盗匪首领现在成为高骈的将领，协助他向周邻地区扩展势力。由于淮南是这样一个具有爆炸性的地区，高骈很容易因为对黄巢征剿过猛而失去自己的位置。扬州对于唐王朝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作为一个独立政权的基地已有长期的传统，所以高骈不愿拿他的位置去冒险是不足为奇的。高骈还意识到，他不能再依赖朝廷的坚决支持，因为他的主要政治伙伴宰相卢携得了重病。这样，他有许多理由要巩固自己在淮南的地位，因此他向朝廷送去一系列自我辩护的奏疏，声称黄巢渡江时有60万人，这是一个十分荒谬的数字。［42］

一旦越过了政府在长江下游的防御，黄巢通往东都的道路便畅通无阻。唐王朝试图在洛阳东南要冲的忠武的溵水布置大军以阻挡盗匪军队。这个计划惨遭失败，这倒不是因为黄巢军队力量强大，而是由于守军之间互不信任，再加上他们几乎普遍地不愿为摇摇欲坠的王朝去卖命。感化节度使曾招募到士兵3000人，条件是保证他们在州城驻防。当他们接到命令开往溵水时，几乎激起了一次兵变。他们到达以后，野心勃勃的地方将领周岌害怕这些军队一旦驻在他的辖区就会威胁他的势力，便让他自己的士兵渗入他们驻防的城市屠杀他们。感化节度使被追逐到襄阳杀死。周发后来担任了忠武节度使。另一个派去参加洛阳防御的唐朝将领齐克让弃职而逃回了自己在山东的营地，而不是去与残酷无情的周岌打交道。这样，所有派去保卫东都的军队都因将领之间的猜疑和背信弃义而溃散，洛阳门户洞开。

黄巢在渡过淮河以后开始表现出建立新王朝的野心。他采用了“天补大将军”的称号，并试图加强军队的纪律，禁止他们抢劫。当他们在880年阴历十一月进入洛阳时，该城官员无心抵抗，接他入城。齐克让向朝廷报告洛阳已经丢失，他建议立即尽力加强长安的防御。

黄巢军队的戏剧性的进展，自然地吸引了我们的注意。然而真正显示唐朝秩序瓦解的迹象倒不是盗匪军队如此大踏步地前进，而是各藩镇的“勤王”部队彼此之间争权夺利大造自己的地方优势的活动。只要政府能调度大部队，它依然有其需要认真对待的力量。但879年至880年的事件——王铎和李係在战斗中的失败、刘巨容公开的不忠以及高骈保全自己地位的行为——标志着唐王朝力量的振兴没有任何希望了。

政府临时加强长安防御的努力从开始便注定要失败。宫廷的禁军早已不再是一支有战斗力的部队，神策军中的职务已成为长安富家子弟挂名的闲差。［43］ 他们中大多数人除了恐吓京师市民之外，没有战斗经验。当可能要他们去和叛匪作战的消息传开以后，许多人便到贫民中寻找替身。

京师的防务交给了宦官首脑、神策军名义上的长官田令孜，但没有证据表明他离开过京师去担任京师东面诸关口的指挥，而控制这些关口对于防守京师是至关紧要的。田令孜的一名副将带了几千名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去据守潼关，但只能供应他们几天的给养。当他们看到叛军迫近时，便乱作一团而溃散了。叛军成群通过了潼关，进入京师所在的关内道，在那里被派去保卫京师的博野军的哗变士兵参加了他们的队伍。由于帝国的军队完全溃散并处于混乱之中，京师的防御崩溃了。

黄巢在长安

880年腊月初五，长安落到黄巢手里。只有少数随从陪同的僖宗带着田令孜和500名神策军，偷偷地从城中逃走，前往四川避难。相形之下黄巢的入城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张直方将军在许多官员伴同下出城欢迎叛军。黄巢坐在一架金色马车上首先到达。随后的军队——此时已达数十万众——全部穿着锦缎，他们的头发一律扎着红丝带。他的骑兵直接开往城内，在后面长达几里的路上塞满了辎重，京师的居民表现消极但并未流露出害怕神情，他们拥上街头，观看接管的情形。2

王仙芝的余部首领、前一年参加黄巢队伍的尚让，现在作为黄的主要副手和发言人要求人民保持安静。他说：黄巢为民请命，他起兵的目的是从不顾人民死活的唐朝统治者手中拯救他们。这个声明被用来作为说明黄巢与普通百姓之间“阶级团结”的证据，但事实上它和所有想要建立合法统治的人们所发布的自我辩护声明是一种性质的，尽管他们有各自的背景和目的。［44］ 真正重要的是，它首次清楚地表明，黄巢企图在长安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权。然而，这种帝王雄图对于他手下的人是没有吸引力的，他们追随他的目的只是为了抢劫，而现在他们占有了最丰富的战利品。在黄巢到达以前，长安的居民自己已经开始抢劫。黄巢完全没有能力控制他手下的人，连续几天他们洗劫了世界上这个最富裕的城市。各市场付之一炬，无数人民被杀死在街道上。

长安的精英阶层是叛军和城市平民两方面的牺牲品。最受人憎恨的官员被拖出去杀掉。其他许多人则抛弃财产出逃。从京师被占领之后的大破坏来看，它显示了长期蕴藏在平民百姓心中的对特权者的憎恨，同时也说明黄巢和他的支持者之间缺乏共同的目标。造反者的共同目的在这时是推翻唐王朝。但他们的不同利益变得愈来愈明显，黄巢希望对他的支持者加强组织和纪律，使之成为一支坚强的军队；而他的许多支持者和普通士兵只希望洗劫城市，满足于无政府状态。

在这样不祥的形势下，黄巢采取了建立自己王朝的最初步骤。880年腊月十三日，他在含元殿登上皇位，宣布建立大齐王朝（齐是他家乡山东的古称）。他重新采用全部复杂的帝国制度，任命四名宰相，其中包括贵族家族的成员和他自己的副手。［45］ 他的500名“骁勇”被选出作为“功臣”，这是给予开国皇帝的主要支持者的标准用语。他的主要官员得到头等的军事职务。黄巢只罢免唐朝最高层的官员；四品以下凡愿合作的官员允许留任。

黄巢试图建立一个有活力的政权，但这证明是完全失败的。公开显示合法性和仿建一个复杂精致的政治体系是一回事，要使它运转则是另一回事。他的基本问题是，他的人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去担任文职；而唐朝旧官员之所以同意为新政权服务，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或是出于被迫。

黄巢的政权证明是非常暴虐的。882年春天，有人在尚书省大门上题了一首诗，嘲笑这个政权。尚让大发雷霆，杀死了在该省任职的官员们，并挖出眼睛，倒挂尸体；他还将大门的卫兵处死；杀死京师每一个能做诗的人；将其他识字的人罚作仆役。这一事件的结果是3000余人被杀。除了证明它绝对的残暴之外，这次大屠杀标志着想在稳定新政权时得到受教育的精英人士支持的希望成为泡影。这也消除了获得藩镇支持的全部可能性。只有少数以与黄巢联盟作为扩展他们自己在地方上势力的独立节度使除外。

黄巢占领的年代蹂躏了唐朝的这座都城，也破坏了长安所体现的政治秩序。这座城市再也没有恢复过来。它的悲惨的毁坏在韦庄所写的著名叙事诗中有最生动的描述；韦庄是当时的第一流诗人，叛匪军队攻占长安时他正在那里参加考试。这首诗名为《秦妇吟》，它描绘了“纵火、抢劫、强奸和吃人肉，农民装作大臣，贵族躯体践为血泥”。［46］ 这就是黄巢建立的新秩序。

僖宗在四川的流亡生活；阡能之乱

对于一个中国皇帝来说，被迫放弃都城通常是一种灾难，但是僖宗逃跑的情况是特别丢脸的。当盗匪军队进逼而所有防御均已瓦解时，惊慌失措的官员们四处逃散。宦官头目田令孜——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是帝国军队的统帅——放弃了京师的防御，在夜深人静时带着皇帝逃出京师。随从人员只有500名神策军将士，四位皇子，几位后妃。没有一位官员获悉放弃长安的决定。沙野军的一些骑兵在长安数英里之外遇到扈从队伍，要求皇帝返回京师。他们因为行为鲁莽而被田令孜的军队杀死。

当僖宗再往西走时，他遇到了以前的宰相、现在的凤翔节度使郑畋。郑畋劝说皇帝到凤翔去，不要采取完全放弃关中这一后果严重的行动，因为西北平原是中国政府所在地。僖宗回答说，为了避免战斗，他决定撤到在南方250英里之外的秦岭山脉那一边的坚不可摧的兴元地区去，在那里他将招募军队，准备收复京师。皇帝要郑畋和西边的吐蕃联合，并和西北一带剩余的效忠王朝的军队协作，他还允许郑畋可以便宜行事，因为朝廷一旦越过秦岭进入山南，再要与它联系就非常困难了。

皇帝和田令孜急于离开京畿地区，为了尽快离去，他们决定由骆谷道通过秦岭山脉，这是一条最困难的和最险峭的道路，要通过几乎高达9000英尺的诸山口。［47］ 它是只在紧急情况下使用的道路，而当时毫无疑问正处于紧急情况。皇帝日夜兼程，不到两周的时间便到了兴元。但他在那里只停了几天，立即决定前往四川的成都。它在第二列大山脉大巴山那一边的400英里处。这个决定一定使绝大多数人感到，唐朝的复兴已没有任何希望，至少在僖宗在位时是如此。四川是由令孜的势力范围，僖宗逃到那里表明他完全依赖于他所藐视的宦官。此外，四川从未受到中国其他地区的许多动荡紧张局势的困扰，但它现在正在遭受严重的内部骚乱。

四川的问题之成为一场危机，是由于政府任命陈敬瑄［48］ 为西川（其首府即成都）节度使。陈敬瑄原来不过是一个卖麦饼的，但幸运的是他是宦官田令孜的哥哥，因而在禁军中得到高位。880年初，由于估计到政府可能被迫撤出京师，便决定选派一个与宫廷内部圈子有密切关系的人去担任西川节度使，以代替自从878年以来担任这一职务的崔安潜。崔安潜因拒绝过陈敬瑄到他的幕下任职，因而曾受到田令孜的敌视，同时他也是有势力的宰相卢携的老对头。有一份资料说，四川的任命将授予一场蹴鞠比赛的优胜者，陈敬瑄碰巧赢了，但他与田令孜的亲属关系无疑决定了这一任命。［49］

甚至在陈敬瑄就职以前四川的问题就已经出现。由于他出身低贱，不为人知，当地的一个妖人前往成都宣称自己是陈敬瑄，在一段时间内竟未被发觉。然而，一旦获得任命之后，陈敬瑄证明是令人生畏的，他在四川的统治既腐败又残暴，甚至在皇帝和皇帝的随从到达以后仍是如此。在任职的二年中他激起了一场大叛乱。问题部分地是由于田令孜对自己的军队和地方军队有厚薄之分引起的，后者是最忠于朝廷的军队，但受到不公正的待遇。882年阴历三月，陈敬瑄在整个辖区遍布爪牙，表面上是了解其军官们的缺点，实际上是为了敛财，因此使紧张的局势趋于严重。资州的将领谢弘让由于恐惧而加入一股盗匪，但在得到种种保证之后他被诱投降了。但事实上他被送到陈敬瑄处，遭到严刑拷打。3

阡能是邻州的一名官员。他听到谢弘让遭受酷刑之后，起誓要向陈敬瑄报仇。不过一个多月他的部众已达万人。他们侵入四川西南的邛、雅二州，进攻并占领了那个地区的城市。

陈敬瑄派遣7000军队前去镇压反叛。然而，他的娇惯了的军队逃避战斗，并且要求给他们所进行的任何战斗发放额外的津贴。当阡能的叛乱开始表现出成功的迹象时，几个其他盗匪团伙首领带领几千人前来参加。在四川其他部分有更多的盗匪首领起来造反，一度完全切断了四川和中国中部的联系。阡能叛乱最后在882年阴历十一月被镇压下去。他和他的主要支持者被处死，但是四川仍然充斥着盗贼团伙。［50］

阡能叛乱发生在黄巢叛乱的巅峰时期，因此没有享有它应享有的名气。然而，它有几个理由应该受到重视。首先，它的发生是皇帝直接控制下的一个道政府的官员的极端严酷和腐化造成的。但是它也表明，这时盗匪活动遍及全国，甚至比较平静的地区也不例外，盗匪进行的联合能在任何地方发生，特别是在和军队暴动联合时，很容易在道一级地区形成严重的威胁。但是最后，我们也看到，即使中央政府已完全不能在全国范围内维持秩序，这类叛乱仍能被控制在道一级水平上。事实表明，在我们现在将叙述的中国其他地区，这是一种标准的模式。道以下的控制并未遭到严重破坏，而一种新的秩序开始在这一级水平上形成。

地方民团的建立和地方的军事化

阡能之乱并非朝廷在成都时四川发生的唯一较大规模的暴动。882年后期，另一较大的叛乱在黔州（今贵州北部）爆发，并迅速向四川南部和中部发展。［51］ 这次暴动是被一种新型地方军事力量即韦君靖领导的民团组织镇压下去的。［52］ 韦君靖是四川西南部地方精英的一员，9世纪70年代末他开始在剑南东道的首府资州的围部组织和联合乡的防卫。这是一种地方性的组织，旨在控制当地的骚乱和盗匪活动，它的形成是出于对黄巢或一些重要盗匪团伙（他们从前曾和徘徊于长江流域的王仙芝联合）会打进四川的恐惧。

在882年的暴动发生时，韦君靖率领他的民团击败造反者，此后他保持着强大的力量。890年当一场大规模的军队叛乱在四川西部爆发时，剑南东道的节度使授权他保卫本道以抗击叛乱者的侵犯。他有能力动员一支二万名民团组成的军队，消灭了27个叛乱者的据点。在此以后，政府任命他为普、合、昌、渝四州的都指挥，他的队伍被改编为荆南军。892年，他在昌州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堡垒，这时他联合起来的军队已有四五万人，由34支民团队伍组成。

这种地方民团力量当然是在8世纪以来的特定基础上（例如在安禄山侵略河北以后）建立起来的。_0780_2［53］ 9世纪下半期，对地方民团的需要迅速增长，因为地方的社区在盗匪和散兵游勇的不断增长的威胁下被迫采取保护自己的措施。［54］ 在僖宗当政时，政府终于认可这种大规模民团的组成。

这样一种地区防御体系的核心通常是由一个地方精英人物领导的个人军队，他通常是一个著名的地主。强有力的地主在地方社会中有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8世纪雇佣众多佃农和依附者的庄园大规模增长以后更是如此。他们常常有力量反抗地方政府的代表。在秩序日趋崩溃的时期，如果发生盗匪袭击，这样的地主损失最大，在乡村组织地区防御时他们也就成为当然的领导者。

较大的地方防御体系在某些集市上出现，甚至把一个殷实地区的自卫武装联合起来的更大的防御体系，也围绕着某些驻兵的镇或镇市逐渐形成。驻守在这样的镇市中的地方民团称为义军，这个名称表示它是一种相对于官方组织而言的民间武装，与地方官军并无关系。

许多这样的高级民众武装逐步并入地方节度使的指挥机构，其领导人称为义军镇将、防御使或团练使。这类头衔不但使地方民团首领们具有军事权力，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司法和财政权力。镇成为一种低于县一级的行政管理中心，它的镇将与其说是地方防御组织的首脑，不如说是地方军事体系的一名军官。［55］

大量民团已在860年镇压裘甫之乱时被使用过。僖宗朝为了控制875至877年在同一地区发生的严重的王郢兵变，使用地方防御队的规模更大。3

王郢是镇海（浙西）节度使下面的一名将领。从874年初开始，节度使由赵隐担任，他以前曾任宰相，僖宗即位后被派到那里。作为一个军队统帅，赵隐既没有经验也没有能力，他不仅没有给忠于职守的部下以适当的酬赏，甚至没有供给他们足够的基本物资。赵隐不重视属官的要求，于是王郢便领着一伙人冲进仓库夺取武器和给养。他立即拥有近万名部众，袭击浙西北部诸州。叛乱者还有船队，沿海游戈，袭击他们登陆的任何地方。

由于政府的最高级军事统帅们忙于在长江以北对付王仙芝和黄巢，一个名叫高杰的官员在876年阴历七月被任命为沿海水军都知兵马使去征讨王郢；高以前担任过的最高职务是广西某一偏僻地区的州刺史。他看来取得了某些成绩。876年末，王郢试图谈判投降，要求给他一个浙西的地方职务。长时间的谈判以失败告终，王郢拿下了浙东的温州。政府从京师派了一名自己的将军宋皓指挥讨伐，由他率领一支约人的军队进攻王郢。王郢沿海岸而下移向浙东的明州和台州，15年前裘甫曾劫掠过这一地区。叛乱者终于在877年初被镇压下去，这是在王郢因部众背叛而丧失了一半力量以后发生的事。

尽管王郢叛乱与黄巢、王仙芝起义相比规模不算大，但它仍是在朝廷的一个重要地区发生的严重骚乱。对付王郢战役中最值得注意的方面是镇压暴动的政府军队的构成。政府军的大部分是常规部队，有些是地方部队，另外一些部队则是从北方调来，包括来自河南的武宁、宣武和忠武军的部队。但是政府也接受了由地方精英成员所指挥的地方民团部队的相当可观的援助。这些指挥官中最著名的是来自杭州的董昌，此人自立为全部民团组织的首领。1

在镇压了王郢暴动以后，这种民团组织既没有解散，也没有转入地方自卫体系，而是合并到了道的军事编制中去。董昌被任命为杭州正南的石镜镇的镇将。他的副手名叫钱镠，以前是杭州的青年团伙的首领。该团伙以杭州八都而知名，他们曾对抗王仙芝和黄巢的军队，成功地保卫了杭州和它的主要城市临安。［56］ 879年，他们阻挡了对杭州的一次大规模袭击，自此黄巢几乎完全避开了这个地区。首先，董昌是完全忠于朝廷的，曾在数次攻打浙西地区割据独立的节度使的战役中出力，其目的是重建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牢固控制。887年，他成为浙东观察使，他的副手钱镠接任杭州刺史。他们两人现在为控制浙西而开始了一场剧烈的斗争，董昌在895年自称独立的罗平国皇帝。896年董昌被杀后，钱镠取得浙西大权，并在10世纪初年被衰弱的唐王朝册封为越王和吴王。921年他建立了独立的吴越国，这是十国中最繁荣和最重要的一个。这样，在50年期间，它由起初的一个地方自卫组织，几经扩展，转变为一个大的地区性独立国家，直到978年才最后为宋朝所征服。

我们对韦君靖的民团组织和杭州八都所了解的情况远比其他这类民团组织要多。它们肯定不是孤立的，而且它们显示了这个权力瓦解时代的基本特征。道的政府不管怎样独立，它本质上是政府设置的，可是，这些新的民团组织是地方武力的产物，是作为崭新的权力结构借以产生的重要机制的一种，它扎根于地方社会，是从这个时期动荡不定的环境中产生出来的。

四川的流亡朝延

僖宗逃到成都以后实际上成了首要宦官田令孜的囚徒；田令孜指挥在四川的帝国军队，并通过他的兄弟、节度使陈敬瑄控制这整个地区，但愈来愈多的重要官员逐渐都来投奔这个流亡朝廷，各地向僖宗送来贡赋并作出各种支持他的效忠表示，尽管仍只有数人相信王朝有复兴的可能。

流亡朝廷的大臣们仍然争吵不休和受派系活动的支配，就像在黄巢胜利以前两样。宰相中如曾于880至881年、883至887年两度任职的裴澈，881年到889年任职的韦昭度，他们的地位都因和宦官结盟方得以保持。韦昭度是田令孜的坚定的支持者。［57］ 奴态十足的裴澈没有实权，被同僚们蔑视。站在对立面的是王铎，他在881年末被派往关中指挥作战；还有萧遘。

萧遘于881年至886年任宰相，他是田令孜最强有力的政敌。［58］ 他有很高的个人威信，直系祖先中（包括他的父亲萧寘）有三人任过宰相。他充满了出生于世家大族的人的自信，而且喜欢将自己比之于大贵族出身的宰相李德裕。他公开藐视懿宗朝的宠臣韦保衡，因而也是这个宠臣的许多政治受害者之一；在懿宗朝的大部分时间中，他在外地度过，直到在僖宗时才被召回朝廷。尽管他毫不动摇地反对田令孜，后来还试图用武力消灭宦官，但当朝廷留在四川时，他是没有办法采取任何积极行动的。

另一位宦官的有影响的敌手是郑畋，他在将黄巢遏制在京师地区时起过重要作用，在此以后于882年回到了朝廷。郑畋是在878年和他的老对手卢携一起免去宰相职务的，这是他们在朝廷中就帝国军队的指挥权和对南诏的政策发生剧烈争吵以后的事。毫无疑问，他的强硬的观点和尖刻的性格造成了朝廷中很多的摩擦。当他到达成都时，他在一次与高骈的措词激动的往来通信中重新揭开了旧创伤，他在信中继续主张必须由文官来领导对付黄巢的战争。他也反对田令孜，而田令孜则与他的对手卢携有密切联系。他对僖宗有很大的个人影响，僖宗无疑尊敬他，而他也已证明自己是一个忠诚的和有才能的统帅。但他又是一个容易激动的人，一年多以后，他于883年退休，由柔顺而无足轻重的裴澈取代。

在这些流亡的岁月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注意。第一，宦官和朝廷官员之间的敌视继续迅速增长，在884至885年特别厉害。其次，无论他们内部如何倾轧，那些同一出身的旧贵族精英成员（在懿宗朝他们被排除在最高级官僚之外）继续垄断着最高层官职。即使在那些极端危急的日子里，每一位宰相都是最高层政治和社会精英的成员。尽管他们是由来已久的和著名的官僚阵营的代表，尽管当王朝在度过空前的危急关头时他们多少能赋予朝廷以一定程度的尊严和稳定，但是宦官控制了僖宗，他们在政治上是虚弱的。

宦官控制朝廷也妨碍了帝国在各地重新树立其权威，因为和政治精英的大多数人一样，京城以外的节度使们也都坚定地反对宦官控制政府。僖宗即位之初的短暂的政治复兴已经蜕化为一种无可救药的政治局面，从此王朝再没有振兴起来。

叛乱的瓦解

对于黄巢从一个固定的基地指挥大规模战役的能力来说，第一次考验是在占领京师后几个月来到的。对京师的主要威胁来自邻近的凤翔的效忠王朝的军队，他们是由以前的宰相郑畋统率的；郑畋要求皇帝留在关中未成，即被授权负责协调西北的勤王军队。黄巢派遣一名使节前往凤翔，答应赦免这个地区，如果向他投降的话。郑畋决定战斗，但他的一些军官宁可观望长安的形势发展，眼下看来黄巢想使凤翔中立，如果办成，那将是一个巨大的成就。郑畋终于能够重新集合支持王朝的力量，这主要是因为他对王朝表现出热烈的忠诚。他向四川的皇帝送去一份用自己的血书写的奏表，发誓要组织忠义的部队收复京师。除了西北各地的驻军以外，还有许多禁军留在京畿区，郑畋能立即在凤翔集合起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皇帝恢复了他的宰相职务，任命他为诸军行营都统，有权委任自己的副将。［59］

881年阳历二月，黄巢派遣他的主要将领尚让和王播率领五万军队前去攻打集结在凤翔的队伍。他们相信这场战斗能轻易取胜，因为郑畋是一介书生，不能真正打仗。黄巢的人马自从来到长江以北后不曾遭到任何真正的抵抗，所以他们几乎是漫不经心地向凤翔前进，甚至不屑列队行军。想不到的是，郑畋证明是一位高明的兵法家，他将自己的副手朔方节度使唐弘夫安排在适当地方，伺叛军迫近时伏击他们。在一场严酷的和决定性的战斗中，黄巢的队伍被击溃了，政府宣称杀死了人。

这是一次非常重要的胜利。除了造成黄巢力量的重大损失之外，它还是一年多以来（自从高骈在长江下游取得胜利后）政府军首次表明有击败盗匪的可能。唐朝利用这次大胜的机会，要求进一步的支持以收复京师，派遣使节前往各地，劝说黄巢的三心二意的支持者，他们很快便背弃了叛乱的事业。880年未投降黄巢并被委任掌管洛阳周围地区的诸葛爽，现在重申他对王朝的效忠，并被任命为河阳节度使。两个月后，忠武的周岌也被说服放弃了对黄巢的支持，回头效忠皇帝。目前最后一个黄巢的地方支持者是平卢的王敬武，但他只是一个次要人物。

881年最初数月发生的事情，对改变曾经导致叛乱者轻易征服京师的势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叛乱者在长安统治的虚弱现在是明显了。它不能建立一个有活力的政治机构，并且因在京师实行残酷的和无意义的恐怖统治而失去了官员们的支持。它现在遭受了当头一棒的军事挫折，最后完全失去了各地节度使的支持。881年阴历四月，京师曾暂时被政府军夺回，但在一场流血的战斗以后又被黄巢占领，紧接着便是长安许多居民遭到残酷的屠杀，原因是他们欢迎过官军的回来。使事情甚至变得更坏的是，京师开始缺乏粮食，黄巢力求河中供应粮食，虽然那里的节度使王重荣是他从前的支持者，但是他的要求现在被断然拒绝。王重荣杀死黄巢的使者，并和效忠王朝的河北义武（当时称易定）节度使王处存结盟反对黄巢。

由于赋税的丧失和各地支持的减少，当朝廷一边的军队逼近时，黄巢只能继续据守京师了。京畿地区在唐代从未遭受这样的苦难。人民放弃了他们的土地和生活资料，逃往山林，躲避众多的军队，盗匪占据的是一座空城，被切断了一切供应，处于严重的和令人绝望的境地。谷物的价格猛增到天文数字的高度，吃人肉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60］

881年阴历十月，郑畋把凤翔交给手下一个资历较浅的将领李昌言管理，动身去四川与流亡中的皇帝会合。政府用王铎（王在京师失陷后便到四川投奔皇帝）代替他。尽管两年前黄巢从广州北上时王铎有过凄凉的失败，现在他仍被任命为指挥唐朝反击军队的诸道行营都统。忠贞有力却又屡遭朝廷羞辱的将领崔安潜被委任为他的副将。选择王铎和崔安潜来领导恢复京师战役一事表明，王朝只能依赖这些和唐皇室有密切政治联系的官员，他们的忠诚是可靠的。此外就没有多少人可指望，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再输掉了。

当政府军开始巩固他们在京师周围的地位时，黄巢几次试图向东扩展自己的力量。他的将领朱温被任命为长安东北位于关内的同州的刺史，虽然朱温在得到这个职务以前还必须攻下该州的州城。朱温的下一步努力是渡过黄河进入河中，但被王重荣击败，这样黄巢就不能进入一个能供应京师粮食和向东发动战役的地区。882年阴历四月，政府各路人马成功地建立了半圆形的包围圈，控制了通向京师北面和西面的要道。结果是切断了黄巢在京畿的所有供应来源。西、北两面包围，南面是不可逾越的秦岭山脉，再加上河中不能通过，政府军明显地希望黄巢将放弃京师，返回他在东方的老巢。没有人热切地盼望打一场大战。

围困京师一事有几个有趣的特点，它们足以清楚地显示该时期在政治上和地区上的极端的四分五裂。首先，没有得到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支持，特别是高骈那里没有派来一个人；高骈继续一再向王朝表忠心，但没有派军队。他几度试图劝说僖宗将朝廷搬到他的道首府大扬州城，但是控制着僖宗的宦官们是不会自己冒险投入像高骈这样强有力的人物的手中的。［61］

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勤王军中出现了地区集团。当王铎率领四川和兴元军队屯驻在京师以北的富平时，泾原的军队则进驻京师以西的要冲，其他进攻部队又构成了一系列联盟。来自河东—河北地区的两个强大的节度使，即河中的王重荣和义武（易定）的王处存，一起屯驻渭北；邠宁的朱玫和凤翔的李昌言移驻长安西北的兴平；定难军（来自夏绥）节度使党项人拓跋思恭和李孝昌的保大军（来自鄜坊），共同屯驻渭桥，他们两人控制了关中东部和北部大部分地区。最后，忠武的周岌和蔡州的秦宗权派遣军队到长安西北的武功，二人原是参谋军官，879年黄巢北上时他们夺取了河南各地的权力。

这些武装中没有人愿意在战斗中与黄巢的仍然可怕的军队较量。所有的人都希望黄巢向东撤退，谁也不愿意带头向黄巢发动进攻。王铎致力挖掘一系列工事，目的是阻止黄巢向西方或南方移动，怕他指向四川。［62］ 政府军采取防御的姿态使黄巢有可能在京师周围发动数次成功的局部性袭击，但是没有多少值得注意的收获。尚让率军攻打长安以东的华州，但在一场没有料到的夏季暴风雪中丧失了许多人。

黄巢在882年阴历九月遭到一次较大的挫折，当时他派到京师以东两个关键的州的刺史——即同州的朱温和华州的李详——都背叛了。朱温背叛是由于他与王重荣对垒时没有得到支持；当他的要求被拒绝以后，他知道黄巢的力量正在衰落，便决定向王重荣投降。当李详也试图效尤时，黄巢便将他杀死。但是即使在这些挫折之后，包围京师的将帅们仍没有一个人愿意向黄巢军队进攻。在这种僵持局势下，政府终于同意召来李克用率领的沙陀军。［63］

用外军来帮助镇压内部叛乱，这并不是第一次。李克用的父亲在镇压庞勋叛乱时起过重要作用，为此被赐与国姓，并被任命为一个重要的边疆地区的将领。但是他已证明是高度独立的，在以前10年中他大部分时间从事于无休止的边境战斗，其中多半是在对付一个由唐朝支持的部落联盟。［64］ 唐朝在太原建立了强大的防御工事，旨在遏制沙陀，阻止他们侵入河东，因为他们能够从该地轻易地袭击京师。但是，如果想要打破京师周围相持的局面，除了引进外族军队之外似无他法。883年正月，王铎被解除统帅职务，战役指挥由将领们联合负责，李克用在他们中间显然是居于支配地位的人物。

883年初李克用带了一支大约人的令人生畏的军队来到关中，他的军队是从边境各族中召集来的。李克用移军沙苑，这是同州以南的一个牧马地，在那里他初战便击败了黄巢的兄弟黄揆。黄巢决定在一场最激烈的战斗中向李克用挑战，派出15万人向正在与忠武、易定和河中各军汇合的李克用进攻。883年阴历二月十五日双方军队终于在梁田陂相遇，打了一场大战。黄巢军队完全被击败，被杀或被俘者不计其数。［65］ 在屡遭失败之后，黄巢首先确保了通过山岭去蓝田的道路，最后于883年阴历四月退出京师。黄巢从京师的撤退是比较有秩序的；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无纪律的各路官军的迅速推进，他们抢劫和破坏了长安的剩余之物，使那些劫后尚存的宫殿尽变灰烬。

尽管失去京师，屡遭失败，黄巢的军队仍是相当强大的。883年阴历五月派大将孟楷进攻蔡州，这是关中以外参加收复京师之战的少数藩镇中的一个。进攻一开始，节度使秦宗权立即投降；与黄巢合流。下一个目标是陈州，它位于河南中心，是忠武镇的一部分。黄巢对它怀有强烈的仇恨，因为在以前向他进攻的许多战役（从叛乱初期的宋威和张自勉等人的征剿一直到收复京师的战役）中，忠武军都曾起了突出的作用。陈州刺史赵犨知道他的城市很可能是一个目标，便作了准备。陈州在四周建立了防御工事，制作了盔甲和武器，储备了粮食。20英里范围以内的人都迁入城内。大批壮丁被招募入伍，由赵犨的儿子和兄弟指挥。

赵犨的努力没有白费。在蔡州轻易取胜的孟楷开始向陈州挺进。赵犨得知孟楷力量不足而且没有准备，便发动一次突然袭击，孟楷军队几乎全被杀死或成了俘虏。孟本人也遭俘虏，并被杀死。

孟楷的失败和死亡使黄巢大为震惊，他立时将全军向东调动。他屯驻在陈州东南的溵水，这里是近四年以前政府试图建立联合防御以阻挡他向洛阳前进的地方。883年阴历六月，黄巢和蔡州的秦宗权联合围困陈州。赵犨誓死保卫陈州，并宣布凡建议投降者将处以死刑。他选择精锐部队开出城外，向围城军队发动成功的袭击。黄巢进一步被激怒了，决心让军队长时期围困陈州。于是他建立了指挥部并积草屯粮。

883年的整个秋季和冬季围攻一直在进行，其间只是经常穿插了小的战斗。尽管每一边都作了认真的准备，但供应越来越少。陈州城内有许多居民饿死。与此同时黄巢的兵马蹂躏了河南的12个州，不顾一切地为围城的军队搜索粮食和物资。

当陈州的形势渐渐令人绝望时，赵犨向邻近各州迫切地要求援助。集合起来的援军之所以一致行动，不是出于对唐朝的效忠，而是因为对黄巢的敌视和害怕。忠武（陈州平时归它节制）节度使周岌从东面派来军队，武宁的时溥从西面前来支援，这时任宣武节度使的朱温，也从北面来到。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三个人现在的官位都应归功于黄巢：朱温是作为他手下的一名军官而得以发迹的，周岌和时溥是在879年黄巢北上的混乱时机夺得权力的。但在这时唯一重要的考虑是维持各自的地方据点，而对于这些将帅来说——他们实际上是地方军阀——黄巢的军队是严重的威胁。仅仅因为各自的切身利益才激起他们共同来反对黄巢。

尽管援军对他施加压力，黄巢的军队对于任何反对他的单个将帅来说仍是非常强大的，而他们也没有作出认真的尝试去联合进攻黄巢。朝廷再一次感到有必要请求李克用的援助，于是他便带着一支人的军队向东开拔。李克用和各地前来的节度使们同黄巢的军队前后进行了几次大战，其中多数给叛军造成了严重的损失。黄巢终于被迫在884年阴历四月解除了陈州之围，从开始围城到这时几乎有300天。［66］

阴历五月，紧接着他的主要营地被暴涨的洪水淹没以后，黄巢遭到一系列严重的失败。朱温赢得了对叛乱者的几次决定性的胜利，一批黄巢的重要将领向他投降。当黄巢在过去六年中最重要的伙伴尚让带着人向武宁的时溥投降时，黄巢知道末日将临。黄巢听到这个消息时暴跳如雷，杀死了他的其他几个副将。他带着将近千人返回山东的老巢，李克用无情地紧追不舍。尽管失去了许多人和全部给养，但黄巢对这个地区很了解，仍能躲避李克用的追击。

李克用在884年阴历五月停止追击黄巢，回到汴州。但时溥派了他自己的几个将领（其中之一是新近投降的尚让）前去消灭黄巢的残军。884年阴历六月，黄巢最后在狼虎谷（在泰山东南约30英里处，离他大约10年前初次起事的地方很近）陷入绝境。据说他不愿让李克用俘获他而得功，宁可自刎而死。他最早的支持者和他自己的家属都被他的“外甥”杀死，而此人又为政府军所杀。叛乱领袖们的首级先送到时溥处，然后又送往在四川的皇帝那里，皇帝下令将这些首级献于太庙。［67］

黄巢叛乱终于结束，但是高度地方军事化的复杂模式由于叛乱已经定型，并将继续许多年代。大规模的盗匪活动也没有因叛乱结束而停止。黄巢的从子之一继续率领一支7000人的队伍袭击湖南全境，大约在901年的某个时候终于为一个地方豪强所消灭。3

［1］ 《资治通鉴》，卷252第8166页；《旧唐书》，卷19下第689—690页；《新唐书》，卷9第263页。

［2］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4第4771—4772页；《新唐书》，卷208第5884—5889页。

［3］ 《资治通鉴》，卷253第8225—8226页。

［4］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4第4774—4775页；《新唐书》，卷208第5889—5892页。

［5］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4第4772—4774页；《新唐书》，卷207第5875—5877页。

［6］ 《资治通鉴》，卷258第8419页；《旧唐书》，卷184第4775页；《新唐书》，卷186第5428页。

［7］ 《资治通鉴》，卷252第8167页；萧倣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72第4480—4482页；《新唐书》，卷101第3959—3960页。

［8］ 《资治通鉴》，卷252第8171页。崔彦昭传记见《旧唐书》，卷178第4628—4630页；《新唐书》，卷183第5380—5381页。

［9］ 见王谠：《唐语林》（上海，1957年），卷3第76—77页。引自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第40—41页。

［10］ 卢携传记见《旧唐书》，卷178第4638—4639页；《新唐书》，卷184第5398—5399页。

［11］ 《资治通鉴》，卷252第8168—8169页；《全唐文》，卷792第13—14页。

［12］ 《唐大诏令集》，卷72第400—405页。

［13］ 关于这些事件，见《资治通鉴》，卷251第8144—8145页；卷252第8158和8174页。

［14］ 《全唐文》，卷386第11页。引自栗原益男：《唐末五代的变革》，载《历史教育》，12.5（1964年），第60页。

［15］ 关于黄巢，见《旧唐书》，卷225下第6451页。朱温出身于书香门第，见王赓武：《五代时期华北的权力结构》（吉隆坡，1963年），第27页注。关于李罕之，见《新唐书》，卷187第5442—5445页；《旧五代史》，卷15第4—7页；《新五代史》，卷42第454—456页；也见《北梦琐言》，卷15第7页。

［16］ “敌对的精英人物”一词是从埃里克·沃尔夫的《论农民起义》中借用的，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1，第288页。关于唐代地方精英阶级的形成和演变，菊池英夫在《所谓节度使权力的土豪层》中有很好的论述，见《历史教育》，14.5（1966年），第46—58页。

［17］ 《资治通鉴》，卷251第8129页。

［18］ “农民”一词准确地说是用来称呼在农村耕作以维持生计的大多数农村居民。根据这样广泛被接受的定义，其他乡村居民不是农民，尽管他们是农业社会的组成部分。见西德尼·明茨：《关于农民定义的一点意见》，《农民研究》（英文），1.1（1973年），第91—106页和引用的文献。

［19］ 例如，《旧五代史》，卷133第14页（钱镠）；《新五代史》，卷63第783页（王建）；《九国志》（《丛书集成》本，上海，1937年），卷3第39页（徐温）。

［20］ 《旧唐书》，卷182第4712—4713页（毕师铎）；钱镠传记见《旧五代史》，卷133第14—20页；《新五代史》，卷67第835—841页。关于王建，见《新五代史》，卷63第783页；《太平广记》，卷224第1723—1724页。关于徐温，见《九国志》，卷3第39页。关于锺传，见《太平广记》，卷192第1441—1442页。

［21］ 《旧五代史》，卷15第4页。

［22］ 《新唐书》，卷225下第6451页。

［23］ 堀敏一也对血缘关系的确实性表示疑义，见《唐末诸叛乱之性质》，载《东洋文化》，7（1951年），第83页。

［24］ 见矢野主税：《关于唐代假子制的发展》，载《西日本史学》，6（1951年），第86—97页；栗原益男：《唐五代假父子结合的性质》，载《史学杂志》，62.6（1953年），第514—543页；《关于唐末五代假父子结合的姓名与年龄》，载《东洋学报》，38.4（1956年），第430—457页。

［25］ 关于这种见解见《资治通鉴》，卷252第8172页。

［26］ 《资治通鉴》，卷252第8182页。

［27］ 《资治通鉴》，卷252第8154页。

［28］ 《资治通鉴》，卷252第8186页。

［29］ 《资治通鉴》，卷252第8187—8188页；《新唐书》，卷225下第6452页；关于王镣见《旧唐书》，卷164第4285页。

［30］ 《唐大诏令集》，卷120第638—639页。

［31］ 《资治通鉴》，卷252第8193—8194页。

［32］ 《新唐书》，卷225下第6454页。

［33］ 《资治通鉴》，卷253第8215页。

［34］ 关于中国人避难的村落，见罗香林：《唐代黄巢变乱与宁化石壁村》，载《说文月刊》，4（1944年），第265—268页。

［35］ 《旧唐书》，卷200下第5392页。

［36］ 高骈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82第4703—4712页；《新唐书》，卷244下第6391—6404页。

［37］ 《资治通鉴》，卷253第8219—8225页。

［38］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尽的讨论见周连宽：《唐高骈镇淮事迹考》，《岭南学报》，11.2（1951年），第11—45页。

［39］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渡口。唐朝一度曾在采石建立镇戍，但在881年撤消了；见《册府元龟》，卷507第4页。

［40］ 《资治通鉴》，卷254第8264—8268页。

［41］ 较早的任命见《唐大诏令集》，卷120第638页，高骈自己的任命包括李罕之（《旧唐书》，卷187第5442页）、毕师铎和秦彦（《资治通鉴》，卷253第8211页；《旧唐书》，卷182第4715页）。

［42］ 《资治通鉴》，卷253第8229页。

［43］ 《资治通鉴》，卷254第8237页；又见在此以前几十年杜牧的文章，文中叙述了政府军质量的下降，载《全唐文》，卷754第12—14页。

［44］ 见堀敏一：《黄巢之乱》，第64页。

［45］ 《新唐书》，卷225下第6458—6459页；《资治通鉴》，卷254第8241页；据《册府元龟》，卷374第14页，大约1/3京师官员接受了黄巢的任命。

［46］ e.h.肖孚：《长安的最后岁月》，载《远东》，10.（1963年），第137—179页（第157页）。

［47］ 关于关中和四川之间的道路见严耕望：《唐代长安南山诸谷道驿程述略》，载《唐史研究丛稿》（香港，1969年），第611—626页。

［48］ 他的传记见《新唐书》，卷224下第6406—6409页。关于他的任命，见《资治通鉴》，卷253第8221页。

［49］ 《资治通鉴》，卷253第8222页。

［50］ 关于阡能叛乱，见《资治通鉴》，卷254第8263页及以后诸页。

［51］ 《资治通鉴》，卷255第8275页。

［52］ 关于韦君靖及其民团组织的重要研究，有栗原益男：《关于唐末土豪在地方上的势力——四川韦君靖的情况》，载《历史学研究》，243（1960年），第1—14页；日野开三郎：《关于唐韦君靖碑应管诸镇节级之考察》，载《和田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61年），第760—780页。后一篇论文主要研究一篇石刻碑文，其内容是纪念韦君靖在892年建成一座大城堡；那篇碑文的复本可以在刘希海（1793—1853年）的《金石苑》（据1846年印本，台北重印，1966年）第189—193页中找到。

［53］ 见谷川道雄：《关于安史之乱的性质》，载《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丛》，8（1954年），第86—91页。

［54］ 关于唐代后期建立地方民团组织的讨论，见日野开三郎：《唐代藩镇的跋扈与镇将》，载《东洋学报》， 27.3（1940年），第341—346页；以及《中国中世的军阀》（东京，1942年），第229—235页；菊池英夫：《所谓节度使权力与土豪层》，第50—58页。

［55］ 菊池英夫：《所谓节度使权力与土豪层》，第56—58页。

［56］ 关于杭州八都的讨论，见谷川道雄：《关于唐代的藩镇——浙西的场合》，载《史林》，35.3（1952年），第297—298页。在《吴越备史》中有些传记资料表明，这些都的首领是杭州地区地方精英的成员；见《吴越备史》（学津讨原丛书本），卷4第6页。关于后来的吴越国，见沙畹：《关于吴越国》，载《通报》， 17（1916年），第129—264页。

［57］ 韦昭度传记见《旧唐书》，卷179第4653—4654页；《新唐书》，卷185第5410—5411页。

［58］ 萧遘传记见《旧唐书》，卷179第4645—4648页；《新唐书》，卷101第3960—3962页。

［59］ 《资治通鉴》，卷254第8242—8247页。

［60］ 见《旧唐书》，卷200下第5394页；《资治通鉴》，卷254第8263页。

［61］ 见崔致远：《桂苑笔耕集》（四部丛刊本），卷2第11—12页。

［62］ 《新唐书》，卷225下第6461页。

［63］ 《资治通鉴》，卷255第8277页。

［64］ 见刘掞藜：《唐代藩镇之祸可谓为第三次异族乱华》，第851页以下。

［65］ 《新唐书》，卷225下第6461页；《资治通鉴》，卷255第8288页。

［66］ 关于围困陈州的情况，见《资治通鉴》卷255各处。赵犨的传记见《新唐书》，卷189第5473—5475页；《旧五代史》，卷14第5—8页；《新五代史》，卷42第460—464页。

［67］ 《新唐书》，卷225下第6463—6464页；《资治通鉴》，卷256第8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