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9年，宣宗在这些阴暗的事件当中死去。这被普遍认为是唐王朝的巨大不幸，因为宣宗尽管偶尔表现出严酷和偏狭，但是他聪明，处事公正，乐于接受臣僚的劝告，能够自我克制，而且生活节俭，因而获得了广泛的声誉。朝廷中许多人认为——特别是在回顾他当政时——他是一个伟大的皇帝，几乎是太宗第二；还认为他是可能从困扰中国的种种问题中拯救唐王朝的一个人。
他在49岁早死，是由于服用他周围道士们以矿物炼成的丹石中毒所致。他是40年中因丹石致死的第四个皇帝。他的死是突然的和没有料到的；特别不幸的是，由于他没有明确指定一个继承人，继承问题悬而未决。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在于宣宗的个人性格，以及他和自己家庭之间复杂的甚至敌对的关系。他是一个私生子，为皇亲们所轻视，他的父亲宪宗曾不让他住在禁中，而强迫他住在“十六宅”，这是宫中大批年幼的皇族和恩宠较疏的皇子们的混合居所。［1］ 他继承皇位的希望渺茫，因为在他登上皇位前已有一个异母兄长和三个侄子当上了皇帝。在不引人注目的漫长岁月里，他和第一个妻子结婚，她出身普通家庭，姓晁，生下了郓王李温和一个女儿。当他登上皇位以后，他将女儿嫁给有影响的郑氏的一个成员，并特别告诫她不许干预政务，以免重蹈中宗朝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的覆辙。
他的诸妻中没有一个被正式指定为皇后，他显然拒绝指定嗣君，尽管大臣们为此进言，催他急办。他的理由是，他担心指定嗣君后自己将“为闲人”——意为被排挤出权力之外。在12个儿子中，长子李温最不受宠，也被迫住在“十六宅”，就像宣宗年轻时的处境那样。
当接近生命终了时，他因服用由身边的道教术士制造的丹石而长期患病。859年阴历八月，他感到病情严重，便留在宫中不与大臣们接触，由御医和那些主要造成他这种状况的道士照顾，只有宫中的宦官能接近他。
9世纪上半期，宦官们已能左右皇位继承。懿宗以前的五位皇帝中已有四人为宦官所拥立，至少一人，也可能有二人，被他们谋害。随着宣宗之死，敌对的宦官集团再次试图策划把他们各自的候选人推上宝座。
在临死前，宣宗最信任的一个宦官三人小集团声称，皇帝曾交给他们一份密诏，指定最宠爱的第三子夔王应继承皇位。这几个宦官害怕朝廷中的官员和另一位著名的宦官神策将军王宗实反对夔王，因为他们一伙与王宗实之间长期以来一直不和。宣宗死讯宣布以前他们带着敕旨从宫中露面，指派王宗实为淮南监军使；淮南虽是一个重镇，但却远离京师。
王宗实是在宫外接到敕旨的，同时还被禁止进入停放宣宗灵榇的内廷。但是这种临终的旨意自然会令人怀疑。宣宗的状况是众所周知的，大臣们对十多年前武宗临死时在同样环境里的荒谬的和无法预言的行为记忆犹新。因此，王宗实认为见不到皇帝他无法了解这一任命是否属实。他秘密地进入宫内，发现了事实的真相。三名试图拥立夔王的宦官被处死。大行皇帝的长子李温很快被召来，虽则他的父亲已死，仍被正式立为嗣君，准备立即登基。当时他26岁，缺乏政事经验，一位受尊敬的年高望重的大臣令狐绹——他并未参与嗣君的选立——被指定为摄冢宰。［2］
这次皇位继承简直可以说是不吉利的。懿宗借以登上皇位的“遗诏”的可靠性非常值得怀疑，甚至有人认为他不是宣宗的真正儿子。［3］ 他个人的权力从一开始就是不牢靠的。况且他所管理的政府既分裂又派系林立。没有一个人能认真断言懿宗是一个杰出的皇帝。他为人反复无常而又任性残忍，并且变得穷奢极侈，昏庸无道。但如上所述，他继承了大量难以处理的问题。
其中相当重要的一个问题是朝廷中的政治局面。他继承下来的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外廷和内廷之间剧烈的对立；外廷是正规的职官，内廷是皇帝个人的侍从，以及宫中人员和宦官。官僚们的仇视和猜疑集中在宦官身上。从8世纪后期开始，他们被安排担任一系列官职。［4］ 他们不但照料皇帝的宫殿、苑囿和财产，而且管理驿传、馆舍和都城的佛教机构。更重要的是他们作为皇帝的秘书（枢密使）已在宫中负有审议的责任，而且掌管着皇帝私人的内库。他们充当各地的监军使和沟通皇帝与封疆大吏之间的关系的角色。但他们最重要的权力在于控制神策军，它不但是皇帝的亲军，而且是由中央政府直辖的主要军队。［5］
如同我们在嗣位一事中所看到的那样，他们是分为集团的，但政府中真正紧张的局面在于外廷官员们对他们的敌视和猜疑。一个不受重视的皇子被一个宦官集团抬到皇位上，他不可能顺利地得到他的朝臣们的效忠，在统治的第一年懿宗面临朝中大臣们相当顽强的抵制。为了试图解决这种局面，确保最上层大臣们的公开支持，861年阴历二月，三名最重要的非武职宦官来到宰相们议政的中书省，交给他们的发言人杜悰一件诏令，要求这些在宣宗病危时（将近18个月以前）任宰相的人们编造一份回溯日期的奏疏，其内容是在他父亲生病时曾请求郓王（懿宗即位前的封号）监国。这样将公开表明，嗣位不但是由于宦官，而且还得到最上层官员们的赞同。任何拒不签署的人将要承受严重的后果。年迈的杜悰告诉宦官代表说，在新朝伊始、万方欢欣的时刻，这样一道诏令是不合适的。他还说，宦官枢密使与宰相宜于“共参国政”。诏令立即作废，当懿宗上朝遇见大臣时，他“色甚悦”。［6］ 这件事使人感到对新政权的反抗是如此的强大，以致必须取得官员们支持的正式表态。回溯性的奏疏将使懿宗的嗣位打上由宰臣们认可的印记，如果以前的宰相们拒绝签署，就会激起一场较大的政治危机。杜悰的答复以一种比较微妙的方式达到了预期的结果。通过把懿宗嗣位说成是“万方欣戴”，他清楚地表达了对既成事实的承认，通过阐明宰相和枢密使应共同治国，他公开承认宦官们在政府中的明显的政治作用。
杜悰从来不是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政治人物，尽管他在武宗统治（841—847年）后期曾短期担任过宰相。可是他是以一种独特的地位充当官僚们的发言人的。他是一位无可争辩的年长的政治家，曾为懿宗以前的六个皇帝效劳，享有正直的声誉。他还是宪宗时期享有巨大威望的宰相杜佑之孙，并和宪宗宠爱的孙女结了婚。
杜悰从他长期的经验中清楚地觉察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他谨慎和及时地支持新政权的姿态避免了一场危机，还可能防止了类似835年甘露事件那样的一场大屠杀。但是他公开承认宦官们在政府中的地位，这对于其他官员们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并且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半个世纪以前，宪宗自夸他自己能除去最有权势的宦官吐突承璀（他曾协助宪宗登上皇位），“轻如一毛耳”。［7］ 在此后的几代君主治下，尽管宦官势力稳定地增长，大臣们仍然坚持在政策的决定和实施上有最高的权力。重要的是，如李德裕在845年所提出的那样，政府的一切政策应“政出一门”，即出自宰相府。［8］ 但是，时至9世纪60年代初期宦官们已能公然侵犯被加意防卫的宰臣的职责，此后的高级宦官能够傲慢地称呼自己为“定策国老”了。不久，四名首要的宦官顾问和执行官——即二枢密使和二宣徽使——被称为四相，鉴于宰辅的数目长期限于四人，这实际上是公开宣告他们新的权势与外廷相等。［9］
宦官与官僚们之间的关系在整个懿宗统治时期一直处于敌对状态，虽则双方偶尔能一致行动来阻止不是出于他们某一集团之中的一个皇帝宠臣的上升。但是他们之间仇视和猜疑的加强有时导致悲剧性的和异乎寻常的结果，如建州（福建）的叶京的事例。9世纪60年代初期某时叶京在一次由节度使举行的宴会上遇到宣武军的宦官监军使。叶京后来中进士第，他和同年外出时在长安街道上遇到了这名宦官。他们二人仅在马背上相互致意，但是普通的问候已足以败坏叶的声誉，并毁了他的前程。［10］ 在9世纪60年代发生于叶京身上的事情在半个世纪以前是不会出现的，当时出名的学者官僚如韩愈和元稹与他们时代重要的宦官之间保持热烈的关系，却没有对他们的前程造成任何损害。
在懿宗统治时担任高位的外廷官员乍一看似乎是一个高级贵族集团。他在位期间20名宰相中的15人据说是“名族”的成员，一人出身“公卿”之家，三人属于地区“士族”，只有一人是寒族出身，不过他看起来也像是出身于有一定地位的家庭。［11］ 20人中的18人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但是这不足以说明他们的社会地位，因为到这时有关的新进之士和原来的精英成员二者同样倾向于应科举考试来使他们得到威望。
但是，对懿宗时期的宰相作了仔细的研究之后表明，最初的印象，即有一个数目很小而排他的氏族集团控制着政府最高层，是错误的。事实上，在懿宗的朝廷中似乎有一条基本的政策，即宣宗朝的有影响的家庭或有势力的官僚集团都不应继续掌权。懿宗的宰相们不管如何自夸门第，几乎都只有有限的政治联系。许多人来自中央政府新提拔的家族——他的20名宰相中，六个人的氏族里面只有他们当了宰相；［12］ 另外六人声称是隋朝和唐初的大官后裔，但都出身于久已丧失任何重要政治势力的家族；［13］ 其他人则几乎无例外地虽然出身于高门，但却是政治上无足轻重的支系。［14］ 氏族的组织和凝聚力在唐代是相对地削弱了，一个名门中的微贱族人很难期望从他们疏远的亲属那里得到支持。这样就提供了一种可能，即起用著名门第的成员，而不使用任何能够有力地反对皇帝或皇族官僚的权力的人。那些在唐王朝以前各代的最高层官僚中占有很高比例的豪门大族，其成员在懿宗的朝廷中几乎完全被排除在高级官僚之外。
山东旧族如博陵和清河崔氏、荥阳的郑氏、范阳的卢氏和赵郡的李氏，在懿宗朝没有一人当上宰相；闻喜（山西）裴氏也无一人拜相，这个氏族比起其他氏族来与唐朝的关系也许更为密切。这种情况究竟是体现了皇帝深思熟虑的排斥政策，还是傲慢的贵族拒绝为可疑的政权服务，还难以断言。这两种因素无疑都起了一些作用。总之，其结果是和宣宗朝缺少政治上的连续性，这便对施政产生了有害的结果。
懿宗将不顺从的官员调出京师的决定是清楚明白的。如此鬼鬼祟祟地嗣位的新皇帝在即位之初采取了坚决的措施来巩固他的统治。他立即罢黜了宣宗朝宰相萧邺的职务，萧是一个平庸的人，出自南朝梁（502—557年）皇族的一个政治上默默无闻的支系。代替萧邺的是杜审权，他是穆宗朝（821—825年）一位宰相的侄子，他已在政府中任职数十年，并在宣宗朝占据高位。他的任命有助于官僚们承认懿宗的统治。另外，懿宗暂时仍让令狐绹任宰相，他任此职已近10年。
一旦令狐绹协助完成了向新政权的过渡，他的调动就势在必行了。令狐在懿宗嗣位过程中没有起作用，而且他和宣宗政权的利害实在太一致了。几个月之内他就被派到外地任节度使。令狐的罢免在某些地区可能是得人心的，他在宣宗朝任宰相的10年中与他的贪污腐化的儿子令狐绹一样，激起了人们相当深的仇恨。但是他被罢免的原因几乎肯定地与宣宗统治晚期的一个由皇帝授意的清除宦官的计划有牵连。这个密谋的发现加深了大臣们与宦官之间的猜疑，控制懿宗的宦官们有一切理由不让令狐绹继续留任，因为他曾一度在此职位上实行他的计划。
令狐绹罢职以后，他的旧政敌白敏中被重新任命为宰相，白敏中是宣宗时期第一位重要的宰相（从847到851年），他的重新任命显然是为了博得他对新政权的支持和利用他的影响。这时白已经老朽不堪，不会构成任何真正的危险，但当他不愿表示与新政权合作时，他也于861年阴历二月被免职。他为顺从的杜悰所取代，后者立即作出皇帝及其宦官支持者们所追求的极其重要的让步。
白敏中罢相后数年中，朝廷先后由一些懦弱的人物领导，他们唯一共同的特征是缺乏获取真正政治权力的机会，并且默认内廷对政府的统治。他们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杨收，他的经历是这个时期政治的集中体现。［15］ 杨收自称是隋朝大臣杨素之后。他是一个神童，早年失怙，受一度显赫的长孙家族的母亲教育。年轻时代，他以严守礼法和精通礼学而驰名于时。他得到懿宗初期三位宰相——杜悰、令狐绹、夏侯孜——的庇护，但他之能当上宰相事实上并不是由于皇帝或他的大臣们的委任，而是由于宦官神策将军杨玄价的影响；杨玄价这时在宫廷中取代王宗实掌有实权。杨收尽管早年享有正直的声誉，却变成懿宗时代最腐化的宰相之一。不管他的上升是多么迅速，他一旦试图在朝廷的政治斗争中采取独立立场，前途就突然毁掉了。开始他被遣往地方做观察使，紧接着被贬谪到安南极南端的?州任小吏，最后赐死。
如果说杨收的经历典型地表现了这个时期恩庇的复杂形式和政治的不安全感，那么，路岩的经历甚至更明显地使人想起懿宗统治中期政治生活的不稳定性和权力被无限制滥用的情况。［16］ 路岩出身于一个官场得意的官僚家庭。利用他父亲的各种政治联系，路岩很快升到高位，并在864年35岁时成为宰相，这样的青年得志是令人惊异的。他任相职一直到871年。他利用皇帝忽视政事的机会，一贯滥用职权，从而为自己及一批支持者增加了非常巨大的财富。一个地方官吏曾大胆而强烈地要求皇帝没收路岩集团中的边咸的财产，他说这个人非法获得的财产足够支付政府军队两年的费用，皇帝仅仅责备这位地方官厚颜无耻，就此了事。此后边咸立即成为京师军队中的一名将军，只是在谣传他策划一场政变时，他和路岩才最后从朝廷中被流放出去。
路岩明显地超出杨收之处，在于他建立了一个个人支持者的集团。这些人物的迅速上升对于朝廷政治显然起了扰乱的作用，尽管在这些新进之士与旧世族成员之间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平衡。虽则旧世族中只有较不出名的人才被选来当官，但他们在朝廷中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他们的社会集团，即使他们没有实权。
路岩政治上的失意部分地是韦保衡造成的，韦在路岩作宰相的最后年代里已成为他的主要政治对手。［17］ 韦的擢升是由于懿宗更多地插手朝政，虽然他的过问几乎是不负责任的。从9世纪60年代后期起，皇帝开始纵容一批宠幸，其中有些人被提拔到很高的职位上。大臣们不能反对他，甚至宦官们似乎也失去了他们从前对他的大部分控制。在登上皇位若干年后，懿宗开始要表现自己，这是不足为怪的。然而，由韦保衡之流不负责任的宠臣控制朝廷，这对他统治初年取得的脆弱的稳定局面造成了破坏性的结果。
韦保衡的祖辈也像路岩的祖辈那样，都中过进士，仕途顺利。韦保衡在864年也得中进士，尽管这是出于皇帝的特殊干预；他的试官和同年都对他的才能加以蔑视。在以后几年里，他对皇帝的影响增强了，并于869年和皇帝爱女同昌公主结婚。他们的婚礼极为豪侈，并得到500万缗钱和一座在京师高级住宅区中的装饰豪华的府第的赏赐。
在结婚时韦保衡不过是懿宗的一名低级私人顾问，但现在他得到皇帝的信赖并迅速升至高位，不到一年，他成了宰相。韦保衡并非懿宗时期与皇室联姻的第一位宰相，但这种情况是新近出现而尚未被广泛认可的发展。直到9世纪40年代，一个驸马成为宰相之事几乎没有听说过。在此以前，政治上显赫的门阀家族宁可在它们集团内部通婚，也不愿与皇室结亲，这主要是为了保持它们政治上的独立性，而且也由于它们还萦萦于怀，认为唐朝统治家族在文化上不如它们。以前宣宗曾命他的宰相从高门氏族中选择合适的青年来做公主们的配偶，但这激起了强烈的抵制，并导致相当持久的仇恨，使旧世族和王朝之间的裂缝扩大，这种现象在懿宗朝的政治史上也清楚地表现了出来。毫无疑问，韦保衡对政府的控制是建立在他与皇室通婚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更加为人们所不满。
然而，韦保衡与皇帝女儿的婚姻是短暂的，因为公主在870年阴历八月病死。皇帝因悲痛而丧失理智，把为她看病的几个医生残酷地处死，他们的家属也被投入监狱。反对这些严酷行为的抗议反而进一步激怒了皇帝，韦保衡利用这种形势乘机清洗他的对手。宰相刘瞻和其他八名高级著名官员也因提过反对意见而被赶出朝廷。京兆尹被迫自杀，刘瞻原应处死，只是由于幽州节度使的干预才得幸免于难。在这场政治目标明确的清洗中，几乎所有曾被懿宗从最高决策机构中排除出去的原世家大族的成员都成了牺牲品，懿宗朝和宣宗朝高级官员的亲属也是一样。杨收的一位亲属便包括在内。在懿宗统治下，党争活动和以前一样激烈。
在这次事件以后，韦氏家族的权势达到了顶点，他们的贪婪和挥霍也是如此。在同昌公主死后四个月，她的遗体在韦府庭院中火化。这次仪式声名狼藉，因为它是懿宗朝皇室奢侈生活中最放纵的活动之一。皇家的库藏打开了，各种珠玉被拿了出来用作数百名舞女的发饰。八百匹?覆盖在地上，当舞蹈结束之后，从舞女头上掉下的珠玉竟将?面覆盖起来。各种金银财宝都被用作她的葬礼，仪式结束后，韦氏家族的成员细心筛滤公主火化后的骨灰以寻找珍贵装饰品。
和韦保衡同时为相的于悰，有着类似的经历，虽则不是那么引人注意。［18］ 于悰是初唐几个大臣之后，其中包括高宗朝宰相于志宁和武后朝资深的大臣于休烈。于悰希望利用荫庇获得职位，但是没有高级官员愿意任命他。最后通过一个驸马的干预，他设法考中了进士。于悰立即响应宣宗所提出的精英成员与他女儿通婚的要求，随后通过与皇室的关系升到高位，在867年至872年之间担任宰相。然而于似乎没有实权，他完全为韦保衡所控制。872年，他和他的支持者成为一次宫廷大清洗的牺牲品。
869年，王铎被任命为宰相；这个任命之令人感兴趣是因为他是太原王氏的成员，而太原王氏和山东贵族之间因有联系而声名显赫。［19］ 他是那个集团中在懿宗朝被任命为宰相的唯一成员。很可能，他的任命是出于他的兄弟王式将军的坚决要求，因为王式曾战胜南诏，镇压过裘甫和庞勋的叛乱，因此权势甚重，不容忽视。王铎是在庞勋叛乱结束之后立即得到任命的。他的任命不可能得到韦保衡的欢迎，因为王铎对韦表示藐视；864年，王是韦的试官，他拒不给韦中式，直至皇帝亲自干预才被录取。韦对王表示相当的尊敬，但他无法在朝廷确立个人权力，最终重新要求外放。
懿宗最后的一些宰相都是在政府中比较新进之士的子弟，因而根本不能代表旧贵族集团。然而他们和政府需要其支持的官僚权势家族联系密切。不管宦官、宠臣或皇室亲属垄断了多少权力，这些官僚集团总是在宰相中有它们的代表。通常四个宰相中有两人选自这些家族。他们也享有一定程度的恩荫，这便防止了王朝以前的支持者的完全离心离德。但是他们从未掌握真正的权力。
朝廷剧烈的政治斗争有一个间接的影响在各地变得越来越明显。当时罢相的最普通办法是委派他当地方高级官员，通常是做观察使或节度使。许多这样的任命对于唐王朝之能否真正幸存下来是事关重要的；然而，从这些带有剧烈政治斗争伤痕的人们中，朝廷很难指望挑选出高度忠诚的人去任职。令狐绹对淮南北部发生的事情采取的中立态度，便是会产生什么后果的一个例子，当时他竟允许庞勋叛军和平地通过他的辖境。夏侯孜在867年罢相之后被派去四川，在那里抵抗南诏入侵时他表现出的无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幸运的是，在懿宗统治时期更多的地区并未卷入叛乱，因为京师周围、长江中下游等地以及四川的许多节度使都是以前的宰相，而他们对王朝的忠诚是难以保证的。
除了统治精英的政治分裂及这种分裂对地方行政和官场风纪的影响之外，还必须着重指出管理职能的退化。懿宗即位以前，在宣宗统治下有一股改革活动的疾风，它主要是想恢复传统的制度结构。但是官僚机构继续崩溃：政府机关呈四分五裂状态，法纪荡然，某些机构改变了职能，其他一些则名存实亡。此外，例如选拔官员和起草诏敕这样重要的基本职责不再属于任何具体的机构，而多半是临时向人交办。［20］ 这不是新的发展，而是一个世纪或更多时期变化的结果。它严重地削弱了官僚政治的完整性、使命感和内聚力，降低了它们行政管理的效能，不断地损害着一度有力的和组织完善的机构。制度破坏后的明显标志必然是增加了官僚们的不安定感和不安全感。
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强调懿宗个人的奢侈、他的不合常理的残酷以及他的任性。这位皇帝的某些行动是完全反常的。有一次他想任命一个宠爱的乐工为宫廷禁军的将军，此事甚至激起了宦官和大臣们的一致反对。凡反对任何一个与真正权力中心有关的人物的官员是不会安全的。一位大臣奏请皇帝注意他的宠妃的兄弟涉嫌一件阴谋案，懿宗竟下令将该大臣处死，全家削籍为民。
除了皇帝的专横和残暴之外，懿宗朝统治的主要特征是它和以前几位皇帝时期的政策截然不同。在使用宠臣方面，在专横地使用权力方面，他的统治都使人容易想起武后之治，并留下了一个同样强烈的痛苦的混乱摊子。但是也有重大的不同。武后很少采取悖乖的行动。再者，她的政治活动冲淡了旧贵族的力量，扩大了王朝的政治基础。懿宗的政治活动则明显地缩小了中央政府的政治基础，至少它的最高层是如此。由于在最高的官职上排除了过去最坚决支持王朝的那些家族的成员，而代之以宦官、暴发户和小部分贵族（它们主要以京师或京师附近为基地，有时也与皇室通婚）中地位较低的成员，所以他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毁掉了王朝长治久安所最依赖的灵活性和平衡。地方上存在的深刻的和普遍的动乱促使王朝的拥护者在以后僖宗皇帝统治下暂时重新联合了起来，但是以前列朝的相对政治稳定性却在唐朝统治的这最后40年中再也不能恢复了。
懿宗对佛教的支持
没有迹象表明，懿宗在即位初曾认真过问政府事务，他的作用限于日常的礼仪。其他时间只是尽量寻欢作乐。看来他感到这种生活完全合乎自己之所好。他过于爱好音乐和宴游，在听音乐和观看宫廷乐人表演时是不知疲倦的。他经常参观长安的园林，前往京师周围使他感到愉快的风景名胜之地，伴同他的是为数众多的皇子和通常超过万人的随从队伍。他的奢侈行为的费用是难以计数的。
懿宗对佛教的庇护通常仅仅被视作他的奢侈挥霍的又一个方面，也是他的个人各种无节制行为的一种表现。然而，在845年大事毁佛之后，皇帝重新支持佛教却是一桩值得重视的富有历史趣味的事件。
宣宗几乎立即改正了武宗对佛教寺院的广泛的压迫，但此事通常被人忽略了。847年阴历三月的一道诏令宣布，所有会昌年间被毁的寺院可以重建，官府对此不得干涉。这种恢复只是宣宗及其大臣们改正武宗朝政策的全面努力的一个方面。［21］ 在他的恢复佛教信仰的其他行动中间有一道848年的诏书，命令在长安、洛阳、成都、荆州、汴州和扬州建造新的庙宇。壮丽的佛教节庆在全国重新举行，在京师，皇帝恢复了佛、道、儒鼓吹者之间的传统辩论。在福建，有许多新的寺庙是唐末和五代建造的。其他地区无疑也存在同样情况。这样，宣宗之治标志着佛教恢复了它在中国社会中的传统地位。
懿宗证明甚至比他父亲更热衷于作佛教的保护人。几乎从即位之日起，他为佛教滥用公帑和个人虔诚信奉就显而易见了。862年，在皇帝下令举行大规模受戒仪式，并为僧尼在宫内讲经提供新的设施之后，朝中有人提出异议，重申反对佛教的传统的理由。但是这些反对者的雄辩毫无效果。
在懿宗晚年，他对长安佛教机构的庇护增加了。在他生日那一天，来自京畿各大寺院的僧侣应邀到宫内讲经。871年，他参观了坐落在皇子们所居的王府——他曾在其中长大——正西的安国寺，对僧人们滥施赏赐。同一年晚些时候他邀请一万名僧人到宫中举行盛大的斋筵。
懿宗的许多大臣在佞佛方面与他不分上下，首先是裴休，他是宣宗朝最著名的宰相之一，在懿宗朝继续保持荣誉职务直到870年去世为止。裴休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居士，不饮酒吃肉。他写下了若干关于佛教禅宗的学术著作，因为立论精密严谨博得了许多赞赏，它们已成为佛教三藏的组成部分。对佛教的赞助不限于长安，在地方上也广泛流行。以后数十年，在禅宗的一大中心的福建佛教得到大量的支持；作为这个时期佛教流行的一个明确标志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印刷品《金刚经》，它印行于868年，也是世界最古老的印刷品之一，在本世纪初为斯坦因所发现。
懿宗庇护佛教的最后行动是最壮观的。早在873年，皇帝不顾大臣们的拼命反对，决定恢复尊崇佛骨的仪式，此事在819年曾受到韩愈的令人难忘的斥责，以后未再举行。873年迎佛骨仪式极其隆重，甚至超出了宪宗时举行的那一次，政府在全国颁布大赦以示庆祝。京师富家竞相炫耀侈靡，朝廷中的成员全都施舍大量财物。
懿宗举行这个仪式也许是因为他感到自己临近死亡而绝望所致，因为他在几个月后就身患重病，终于在873年阴历七月死去。皇位立即由他12岁的儿子李俨继承，李俨在历史上称为僖宗。
［1］ 《资治通鉴》，卷249第8075页。
［2］ 《唐大诏令集》，卷12第72页。
［3］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卷1（上海，1959年），第449页。
［4］ 关于唐代后期宦官职责的扩大和宦官力量的成长的全面评述，见矢野主税《唐代宦官权势获得因由考》，载《史学杂志》，63.10（1954年），第920—934页；横山裕男：《唐之官僚制和宦官——中世近侍政治的结束序说》，载中国中世史研究会编：《中国中世史研究——六朝隋唐的时代和文化》（东京，197o年），第417—442页。王寿南：《唐代宦官权势之研究》（台北， 1971年）。
［5］ 见小畑龙雄：《神策军的成立》，《东洋史研究》，18.2（1959年），第151—167页；《神策军的发展》，载《田村博士颂寿东洋史论丛》（京都，1968年），第 205—220页。
［6］ 《资治通鉴》，卷250第8092—8093页；杜悰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47第3984—3985页；《新唐书》，卷166第5090—5092页。
［7］ 《资治通鉴》，卷238第7686页。
［8］ 见前第■章。
［9］ 《资治通鉴》，卷263第8597页；孙光宪：《北梦琐言》（重印稗海本，台北，1965年），卷6第10页。
［10］ 《资治通鉴》，卷25o第8093—8094页。
［11］ 这些分类是以孙国栋所定的集团为基础，见他的《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荣——唐宋之际社会研究之一》，载《新亚学报》， 4.1（1959年），第213—218页，和他的图表，第280页以下诸页。
［12］ 他们是夏侯孜、蒋伸、毕諴、曹确、路岩和白敏中。
［13］ 他们是令狐绹、杜审权、杨收、高璩、徐商和于悰。
［14］ 例如萧邺、萧寘、刘瞻、刘邺和赵隐。
［15］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77第4595页；《新唐书》，卷184第5392—5395页。
［16］ 路岩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77第4602页；《新唐书》，卷184第5396—5397页。
［17］ 韦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77第4602页；《新唐书》，卷184第5398页。
［18］ 他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49第4010—4011页；《新唐书》，卷104第4009—4010页。
［19］ 王铎的传记见《旧唐书》，卷164第4282—4285页；《新唐书》，卷185第5406—5407页。
［20］ 孙国栋：《唐代后期中央政府机构之演变》，载《中国学人》（英文），3（1971年），第5页。
［21］ 关于宣宗恢复佛教主要事实的论述，见冉云华：《中国佛教编年史：581—906年》（桑蒂尼克坦，印度，1966年），第97—105页。关于福建建造的新寺庙，见魏应祺：《五代闽史稿之一（续）》，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文海出版社重印，台湾），第70期（1929年），第3o51—30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