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944年为纪念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撰写的论文。文中说明1644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进入北京以后,因为若干首领们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以致在1645年陷于失败。文章写道:“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种族之间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2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种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清朝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种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文章于3月10日脱稿,作者改完送请董必武审阅后,于19日在《新华日报》上刊出,连载4日。国民党方面很快有人出来干预,指责这篇文章“影射当局”,“为匪张目”。远在边区的毛泽东读了《甲申三百年祭》,则立即给予热情的肯定。4月12日,他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特别说明“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月18、19日,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了沫若的文章。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军委总政治部在印发此书时发出联合通知,强调这部著作“对我们的重大意义,就是要我们全党,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必须永远保持清醒的学习态度,万万不可冲昏头脑,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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