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舟双楫》“论文”四卷，多评析古文作法和作者所崇向者，亦录所作书序，及碑版等。其中有书信、题词、书跋、诗序、行状等体裁，皆包氏文彩之精华。“论书”二卷（别名《安吴论书》）为阐述学书的方法。上卷分《述书》上、中、下等三篇，及《历下笔谈》、《国朝书品》、《答熙载九问》、《答三子问》、《自跋草书答十二问》、《与吴熙载书》、《记两笔工语》、《记两棒师语》与《论书绝句》等，下卷有《（书谱）辨误》、《删定（书谱）》、《（十七帖）疏证》、《邓石如传》以及诸题跋杂论等，均包氏论书之精华。其中《述书》，上、中两篇叙述了“始于指法，终于行间”的学书经历，而下篇则论述了侧、勒、努等用笔之法。《历下笔谈》分析了书体的演变，指出：“北朝隶书，虽率导源分、篆，然皆极意波发，力求跌宕。凡以中郎既往，锺、梁并起，各矜巧妙，门户益开，踵事增华，穷情尽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碑》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可见其崇尚碑学的书艺观点。《国朝书品》把清代书家分为神品、妙品、能品、逸品、佳品五类，而妙品以下，各分上下，共为九等。列“神品”一人，为邓石如的隶书和篆书，“妙品”上一人为邓石如的分书及真书，“妙品”下二人为刘墉小真书、姚鼐行草书，“能品”上、下共三十人，“逸品”上、下共三十一人，“佳品”上、下共三十二人，合计为九等，共“九十七人，重叠见者六人，实九十一人。”而于《答熙载九问》、《答三子问》、《自跋草书十二问》等文，则以问答的形式，详细地阐述了关于真、草、隶、篆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总之，包氏评析汉代以来笔法之源流，提倡碑学，开辟书法的新途径，对后世书风的变革，颇具影响。道、咸之后，北碑盛行，而《艺舟双楫》实具开山之功。它推动了大批有识之士，在艺术实践上取得很大的成就，从而形成了有清一代的书法新貌。但是，作者所论书派之源流，往往带有偏激之见。

其后康有为（1858—1927年），原名祖贻，字广厦，号长素、更生，广东南海人）增著《广艺舟双楫》（又名《书镜》），六卷。共分原书、尊碑、购碑、体变、分变、说分、本汉、传卫、宝南、备魏、取隋、卑唐、体系、导源、十家、十六宗、碑品、碑评、余论、执笔、缀法、学叙、述学、榜书、行草、干禄、论书绝句等二十七篇。所述大致可分为四个部分：一、介绍“上书不达”后“以金石碑版自娱”而著书的成因。二、论述此书继包氏之风的特点，借“著书销日月，忧国自江潭”之题，发挥以书法变革与政治革新相提并论的观点。三、指明贬帖卑唐之所见，虽有特色，但疏于考证，且言之过激。四、与包氏之书桴鼓相应，扶北抑南，更有过之。由此可见：康氏的观点与阮元、包亟世臣颇合，且更为系统化地推崇碑学，反对帖学。所以，此书可与包书一起同时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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