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袁宏字彥伯，東晉陳郡陽夏（今河南太康）人。晉成帝咸和三年（公元三二八年）出生于一個世族家庭。他的七世祖袁滂曾任東漢靈帝時的司徒，六世祖袁渙任過曹魏的郎中令，其後「袁氏子孫世有名位」。然而在袁宏年少的時候，其父臨汝令袁勖去世，家道因之中衰，他不得不以運租自業。由于一個偶然的機遇，袁宏以他的詠史詩受到謝尚的賞識，故于謝尚任安西將軍、豫州刺史時，特聘其參議軍事，從此踏上仕途。以後遷任大司馬桓溫府記室，因桓溫重其文筆快捷典雅，遂專綜書記。但是袁宏不滿意桓溫的專橫跋扈和圖謀篡逆，因而于著文或談論中，多次冒犯桓溫，故「榮任不至」。直到桓溫死後，袁宏才由吏部郎出任東陽郡太守。不久，即于晉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三一六年）病死在任所，時年四十九歲。
袁宏一生寫下詩賦誄表等計三百餘篇，其中膾炙人口的則有東征賦、北征賦和三國名臣序贊。當時，王珣嘗發出「當今文章之美，故當共推此生」的感慨。所以袁宏是以「一時文宗」而著稱於世的。唐代撰修晉書時，仍將他列入文苑傳。但是袁宏的主要成就并不表現在文學方面，而是反映在他的史著中。除了久已散佚的竹林名士傳外，後漢紀是他流傳至今的唯一精心史作。
後漢紀仿荀悅漢紀而寫，是一部出色的編年體斷代史。其書共三十卷，約二十一萬多字。所載起自王莽末年的農民大起義，迄於曹丕代漢，劉備稱帝，記述了東漢二百餘年的興衰史。後漢紀的成書要早于范曄後漢書五十餘年，是現存有關東漢史史籍二大部中的一部。正如當年袁宏往往被人視作文章家而不是史學家一樣，後漢紀長期以來一直未能受到應有的重視，不能不令人為之惋惜。
二
魏晉時期，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銳。在戰亂頻仍、政局變幻莫測的形勢下，有的人為了給統治者提供歷史的鏡鑑，探求削平亂世的靈丹妙藥；有的人在仕途得意之際，為了顯示自己的才華以邀寵信；有的人在仕途失意之後，退而著述以寄托情懷，因而湧現出大量的史書。這些著史者大多出身于魏晉名門，為了昭明世系，炫耀門庭，在追溯士族源流之際，又多以東漢史作為其畢生努力之目標。在袁宏著作後漢紀的前後，有關東漢史的有影嚮的著作，就有謝承的後漢書、薛瑩的後漢記、司馬彪的續漢書、華嶠的漢後書、謝沈的後漢書、張瑩的後漢南記、袁山松的後漢書（以上紀傳體）和張璠的後漢紀（編年體）。這些著作主要都取材于東漢時斷斷續續修撰而成的東觀漢記，但在取材的精疏、史識的高下、文筆的優劣、體例的純駁、篇幅的繁簡各個方面，都表現出明顯的差異。袁宏不滿意他所見到的諸種後漢書，于是發憤披閱資料，重加釐訂，歷時八年之久，終于撰成了後漢紀。其取材不可謂不富，撰述不可謂不勤，與主要是刪削漢書而成漢紀的荀悅相比較，他所遇到的困難要多得多，所付出的努力也大得多，因而所取得的成就也更顯得寶貴。
在魏晉時撰成的東漢史著中，後漢紀碩果僅存，絕非偶然。
首先，袁宏几乎蒐集了當時有關東漢史的所有材料，在吸取諸書精華的基礎上，刪繁補缺，糾謬釋疑，反復修改，不憚其煩，故能取得「比諸家號為精密」的評價。即使在後漢紀初稿流傳後，袁宏發現張璠紀所言漢末之事，頗有可採，就又及時補充進來，使後漢紀關於漢末的記載，不僅遠遠超過同時代的諸家後漢書，而且連晚出的范曄後漢書也不如其翔實。
其次，袁宏採用左傳的史法，以漢紀作范本，完成了又一部便于觀覽而又詳略有體的編年體斷代史，在當時紀傳體如林的史界中，別開一番洞天，因而也就受到許多學者的重視。
然而清王鳴盛于十七史商榷中言：「宏所採亦云博矣，乃竟少有出范書外者，然則諸書精實之語，范氏摭拾已盡。」這就是說，范書是諸家後漢書的總結性之作，要想弄清東漢歷史，只要有范書就足夠了，而包括袁宏後漢紀在內的其他諸家後漢書，已沒有什麼參考價值。這一觀點確實代表了不少學者的看法。但是事實并非如此。
范書博大精深，許多成就確非袁宏後漢紀所能企及。但是袁紀一則早成于范書五十多年，不少方面更接近於原始材料，因而史料價值不僅不低於范書，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要高於范書。二則袁紀的精實之語，也并非全被范書所吸取，「其中多有范氏所刪取而不盡錄者」，往往可以訂正范書的謬誤和補充范書的不足。
如魯丕舉賢良方正對策、尚敏陳廣學校疏、張衡和馬融的陽嘉二年京師地震對策、朱寵與鄭凱論潁川士人，以及明、章二帝的某些詔文，均不見於范書。其他與范書各有詳略的情況則更多。如卷二十引朱穆奏記中有一段范書即失載，其文曰：「河內一郡，嘗調縑素綺縠纔八萬餘匹，今乃十五萬匹。官無見錢，皆出于民。民多流亡，皆虛張戶口，戶口既少，而無貲者多，當復割剝，公賦重斂。」對了解東漢中期統治者的橫征暴斂及其惡果很有幫助。
再如馬續補撰班固漢書七表及天文志之事，有關佛與佛學思想在漢時傳播的情況，有關朱寵生平和鄧禹子鄧股的事跡，均賴袁紀而得以保存下來。
此外，袁紀（一）可以訂正范書的時間之誤，如建武十一年光武帝幸南陽的月份、建寧元年九月朱瑀盜發竇武奏疏的日子，通鑑都舍范書而從袁紀。（二）可以訂正范書地名之誤，如和帝系葬于順陵而非慎陵，劉攽即據袁紀以糾正范書及李賢注的錯誤。（三）可以訂正范書謚號之誤，如舂陵考侯當是孝侯之誤。（四）可以訂正范書姓名之誤，如寒朗當作寋朗。（五）可以訂正范書職稱之誤，如樂松非任中常侍而是侍中。（六）可以訂正范書史實之誤，如田況非敗於赤眉，而是赤眉戰敗，不得不轉入青州。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正如王銓所說的那樣，「讀荀袁之紀，如未嘗有班范之書；讀班范之書，亦如未嘗有荀袁之紀也。各以所存，自達於後也」。范袁二書各有其不可泯滅的史料價值，不可有所偏廢。清惠棟後漢書補注之所以能取得較大成就，就與大量利用袁紀的材料以考訂范書有關。
不僅如此，袁紀還保存了東觀記天文志、五行志及西域傳佚文十五條，華嶠書之論四條。既讓我們能更多地窺知這些佚書的原貌，也推翻四庫館臣關於東觀記天文志已全闕的舊說。
無怪劉知幾曰：「世言漢中興史者，唯范、袁二家而已。」這一書一紀，相得益彰，以袁紀配范書，符合事實，絕非溢美之辭。
顯而易見，袁宏後漢紀這座有待進一步發掘的史料寶庫，是研究秦漢史必不可少的重要典籍。
三
後漢紀在史學上也頗具特色，有所創新。
首先，袁宏在荀悅「通比其事，例系年月」寫作方法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為「言行趣舍；各以類書」的撰述方法，以達到「觀其名跡，想見其人」的目的。
袁宏的「類書」，歸納起來有以下二種形式：
其一，把某人的某一品德，因類舉事，末尾概括為「某某皆此類也」的品題式結語。如寫王丹，則曰「其高抗不屈皆此類也」；寫朱暉，則曰「其信義慎終皆此類也」；寫樂恢，則曰「其不念舊惡，恥交進趣，皆此類也」；寫周舉，則曰「其公亮不撓皆此類也」。
其二，把時代相近而德行類似的人放在一起寫。如卷五類書嚴光、周黨、王霸、逢萌等所謂隱士；卷十一類書江革、毛義、薛苞等所謂孝子；卷十九類書任峻、蘇章、陳琦、吳祐、第五訪等所謂良二千石；卷二十二類書徐稚、姜肱、袁閬、韋著、李曇等所謂五處士。
而在卷二十二中，袁宏于敘述郭泰事跡的同時，涉及仇香、袁閎、黃憲、茅容、魏昭、孟敏、左原、黃元艾、賈子序等多人，文末概括以「其弘明善惡皆此類也」，「其善誘皆此類也」，接著又進一步類書與泰齊名的仇香、黃憲、陳寔三名士。于此袁宏合二形式為一，全文長達四千餘字，所敘人物一個個活龍活現，頗有傳神之筆。
自然上述方法處理得當，可以開拓編年史體的容量，使作者認為足以為法式的言行，更為集中地表達出來，給讀者以強烈的感染。然而用之過度，則亦往往造成體例的不純，連綴而出的名人小傳，使編年史的特點為之減色。而袁宏喜歡品題人物，這種誇誇其談的名士作風，也使他所推崇的人物偶象化、概念化，常由此導致寫作的失敗。于是，「類書」的成功也就與失敗相伴隨，既矛盾而又不可分割地反映在他的後漢紀中。
其次，袁紀詳略有體，重點突出。他分別以八卷和六卷的篇幅敘述了東漢始建國和漢末紛亂的歷史。兩個時期各有眾多的人物登場，事件也千頭萬緒，錯雜紛紜。而袁宏宛如一個傑出的導演，把眾多的人物和複雜的事件安排得井井有條，真正做到事繁而不亂，文約而不漏，其駕馭史料的能力令人驚歎。其中關于赤壁之戰的描述，主要通過周瑜、諸葛亮、孫權三人的慷慨陳辭，展現了三位政治家的非凡膽略和遠見卓識，最終以「曹操與周瑜戰於赤壁，操師大敗」一句收尾，文字洗練，語言生動，寓大戰勝負於談笑縱論之中，袁宏的文才于此得到高度的發揮。它為司馬光寫赤壁之戰，提供了良好的先例。
這二部分是袁紀的精華所在，也是最堪補正范書不足之所在。
再則，袁紀很注重論贊，全書之論共計五十五條（包括所引華嶠論四條），最長的達一千零三十四字，最短的四十一字，一般都在三百字上下，共計約一萬七千字左右，占全書篇幅的十二分之一，為歷來史書所僅見。
固然，袁宏之論以名教觀為核心，多迂腐陳舊之說，是魏晉士族腐朽世界觀的一個縮影。劉知幾批評他「務飾玄言，玉卮無當」，可謂一針見血！與荀悅尚能從經濟方面探求動亂之由，還知道重民務實相比較，他的名教觀可以說毫不足取。
但是，凡事不可一概而論，撇開其名教觀，其中也間有佳篇。
如袁宏紀卷二十二論風俗變遷，上下縱貫近千年，筆勢放縱，較客觀地反映了從春秋至漢末之風俗變遷的概貌。被後人推崇的范曄黨錮列傳序，其中兩漢風俗部分，實取資於袁紀。
另外，如他肯定學術分歧，自古已然，天下之事，不必相襲，主張諸子百家，各存其說，不必強求整齊劃一，并提出「道明其本，儒言其用」的觀點，也非一般俗儒所能言及。又如他指斥讖緯之虛妄，還借用賈誼之言，主張禮制非天之所設，乃人之所為，不修則壞，損益宜隨時，其強調人為的作用和順應時代而改革的看法，無疑是可取的。同時他又主張神道設教，在非人力所能解難釋疑的時候，當借助鬼神的力量來應變適會。他說：「神實聰明正直，依人而行者也。」可見，袁宏并不把神看作是一種值得敬畏而不可捉摸的東西，他更強調人的作用，把神道作為人道的必不可少的輔助手段，比起迷戀天人感應及圖緯讖記的神學家來，袁宏更少一些迷信色彩，更多一點實用主義。
不難看出，袁宏後漢紀是一部可與荀悅漢紀相匹敵的編年體斷代史代表作，是研究中國古代史學史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
四
袁宏後漢紀的流傳幾經波折，不絕一綫，迄今尚無善本。
早在宋代，後漢紀的刻本已「衍文助語，亂布錯置，往往不可句讀」。祥符中之錢唐刻本和紹興中之浙東刻本，今已不可得見。至明初，袁紀「尤所希覯」，以至成弘年間呂柟校刻荀悅漢紀時，竟未能刻及後漢紀。幸賴嘉靖黃姬水刊本和萬曆南京國子監本，才能使我們得以看到後漢紀的基本原貌。然而二刻脫訛滋甚，令人遺憾。
清康熙年間襄平蔣國祚、蔣國祥兄弟取黃本與南監本互校，復採范書及章懷諸注為證，祥加考校，寧闕勿妄，號稱近代精本，不愧為袁紀功臣。而陳璞言其「校改黃本，亦十不及五，且有誤改」，也確系事實。故陳璞于清末取陳澧、果親王所校之黃本與蔣本對校，複用東觀漢記、魏志裴注、范書章懷注、續漢志劉昭注、通鑑考異諸書校正之，遂刻之于廣東學海堂。惜其未見南監本，且識見不高，所獲亦甚少。此外尚有龍溪精舍刻本，乃依蔣氏本，而略加校改而成；四部叢刊本則影印明本，實黃本之濫觴，從廣流布，而與校勘無補。
鑒於上述情況，以康熙蔣氏本兼取黃本、南監本之長，校刻較為審慎，故取其為工作底本。又以北京圖書館所藏之經果親王、陳澧批校的黃本、明馮班批校的南監本與之重校一過，兼取學海堂本、龍溪精舍本、四部叢刊本之長，盡己所能以恢復後漢紀之本來面目。
在已故導師陳直先生的關懷下，此項工作自一九七九年初始，三易其稿，至今已四年有餘。雖兢兢業業，不敢少輟，然而學既不廣，識見亦淺，率爾操觚，疏謬之處，實所難免。每念及此，不禁汗顏。今以此稿奉獻讀者，實為拋磚引玉，力促後漢紀這一優秀史作能引起史界的重視，使之重放異彩。校注不到之處，懇請讀者不吝賜教。
最後必須一談的是，在本書寫作過程中，一直得到西北大學歷史系師友的關懷和幫助。其中張豈之、林劍鳴、戴南海、楊繩信諸先生從業務上多有指教，而游欽賜、張天杰諸先生又在工作上給予照顧。此外，北京圖書館的李致忠、薛殿璽二同志及善本書室工作人員，在圖書借閱上提供了不少方便。中山大學歷史系的張榮芳同志在百忙中，代為抄錄了陳澧東塾遺稿中讀後漢紀全文。天津古籍出版社的王沛霖同志在通閱全稿時，又多有指正。在此一并致以誠摯的謝意。
周天游一九八三年五月于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