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得汉王朝走向末日的那些比较复杂的事件，可以概要地说明如下。最主要的大家族和大官们屠杀了宦官，但丢掉了皇帝。董卓那时操纵着皇位继承权，但在东部则形成了一个反对他的联盟。由于这个压力，汉帝和董卓被迫西迁，但是，东方的联盟成员之间互相残杀，最后只剩下了七人。与此同时，董卓死了之后，汉帝飘泊无家，直到后来被曹操收留。曹操以后削平群雄，最后只剩下了两个对手，后来他的儿子取代汉帝，自立为魏帝。他的两个对手也起而效尤称帝，从此中国有40年之久成为三国鼎峙之局。

何氏掌权

灵帝时代是一个充满了挑战和变化的时期，因此当他在公元189年5月死的时候，他留给他的继任者的是一个本质上不稳定的政府。不论由谁来继位，他都会成为各种权势利害冲突的焦点：这些利害关系包括宦官的方面、皇后的外戚、统兵的州牧、职业官僚以及灵帝的生母。在这同时，人民中间对王朝的合法性疑虑丛生，因为这在宗教叛乱里面，特别是在黄巾叛乱之中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谁应该继承灵帝？这里有两个候选人：一个是他的长子刘辩，13岁；一个是他的幼子刘协，8岁。前者为后党要立的对象，后者是灵帝之母的宠孙，而且上军校尉蹇硕有灵帝的付托之重。灵帝死后历时一整天这个问题悬而未决，但在5月15日终由刘辩即皇帝位。他的母亲被尊为皇太后，并且摄政。新的太傅是世家大族袁家的一位袁隗（死于公元190年），他与何太后之异母兄大将军何进一起共同掌握了尚书台。刘协被与蹇硕隔离开来，也封了王。蹇硕对形势很不安，但他仍然是西园军队的上军校尉，他试图把宦官们联合起来反对何进。此事泄了密；蹇硕被捕，并于5月27日被处死。他的军队统由何进归并指挥。［1］

何氏家族这时控制了局势，于是马上采取行动对付灵帝的母亲。不到六个星期的时间，这位妇人先是丧失了她在宫内的居住

权：然后是她的侄子，即票骑将军，在何进的压力下自杀了；最后是她丢了她自己的性命，即她在7月7日忽然以忧愤卒。［2］

虽然清除了政治对手，基本问题仍未解决：宦官们的下场究竟怎样呢？在夏季这出戏拉开的时候，主要的参加者为四个人：一为袁绍（死于公元202年），即西园八校尉中的一个校尉，袁氏家族的一员和宦官的敌人；二为何进，他不同情宦官，但他得考虑皇太后——他的异母妹——的愿望，因此犹疑不定，延误了时日；三为太后本人，她不愿牺牲宦官，因为那样就会使她和皇帝两人成为何进和袁绍的实际上的俘虏；最后就是宦官自己，他们没有什么本钱，只有依靠他们本人的才智和太后的支持。隐隐可见地还有徘徊不进的董卓，他正带着他的部队安营扎寨于京城西北80英里之处。

公元168年的事件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事件；那时窦武也面临着同样的局势，也同样地摇摆不定，也因此丢了性命。袁绍决定不让事态重演，他总是催促何进下手，要他记住窦武的教训，告诉他不要失去时机。何进就来向太后进言，而他总是得到老一套的答复，即对于宦官应使之各安其位。何家的其他成员，特别是何进之弟何苗及其母亲都接受了宦官的贿赂而帮他们说话；这便加强了太后不向何进让步的决心。［3］

向京城外面求援和屠杀宦官

直到此时为止，情况就好像是窦武危机的重演，但正是这个时候，袁绍搬进了一个新因素，打破了平衡。他认为必须排除宦官，而唯一的障碍就是皇太后。要皇太后改变主意，就需要有军队。得到何进的同意，袁绍召唤了几支私人军队的指挥官向京城进发。何进自己却有一个更好的想法：召调驻守在京师东北80英里的前将军董卓开进洛阳。［4］ 然后他派了他的一支人马前往京畿乡村，下令烧杀抢掠。城内已能望见火光，但是太后仍拒不罢斥宦官。何进的兄弟甚至劝他应该与宦官讲和；因为难道何家的显赫地位不是得力于宦者才使他们的异母妹最初当上了皇后，而现在又当上了皇太后吗？

何进又是举棋不定了。他派人去阻止董卓前进的军队，但董卓勉强地接受了命令。另一方面，他批准了袁绍在京城内假节，专命立断；而袁绍则力促董卓及其他私人军将轮番上奏以反对宦官。这种心理战取得了暂时的成功。皇太后也确曾一度罢斥过宦官，但是，他们利用何家其他成员的影响又使太后收回了成命。这就是公元189年9月22日凌晨的局势。

那天的早朝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使宦官们紧张不安：即本来称病在家的何进忽然上朝求见。太后与何进之间的谈话被宦官所埋伏的眼线偷听了去，当他们得悉这和21年前窦武上奏的内容一样，即何进要求处死一切宦官时，他们也和当年的宦官同样感到震惊。

这一回也和21年前一样，宦官又是依靠他们的临机应变之才、全体协作之力和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决定了事变的结局。太后坚决拒绝了何进的请求，而当何进离开皇宫的时候宦官们又叫他转来，说太后还有话要跟他谈。与此同时，他们在太后居室的接待室里聚集了自己的人员和器械。当何进坐在地上等待其异母妹召见的时候，那位主要宦官张让，即帮助灵帝出点子敛钱的那个宦官，［5］ 马上为自己和全体宦官最后开脱罪责。他说，第一，帝国搞得乱七八糟并不是他们的过错；第二，在灵帝要于公元181年废太后时是宦官挽救了她；总此以上原因，何氏应该感恩戴德才是。这是何进最后听到的一句话，因为他正在此时被砍下了头。接着，宦官们就撰旨罢黜袁绍。尚书们拒不奉诏，开始要求会见大将军。他们抛出了何进的头颅作答，显然是意在要他们屈服。

现在大将军已死，但还有一个问题。与21年前大不相同的是，京师已无忠于宦官的将军和部队了。这或许是公元168年和189年之间最大的不同，因此它对宦官来说是致命的。当何进的死讯传到袁家时，袁绍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杀掉那个被宦官任命来取代他的人。然后他率军开向北宫。正在此时，袁绍的从弟袁术（死于公元199年）已统兵向南宫，他便和守卫宫门的宦官发生了战斗。这一仗直打得夕阳西下，但袁术纵火烧宫门，企图用烟把宦官薰出来。［6］

这一把火的效力比预期者大。不仅宦官们经由两宫之间的甬道逃往北宫，他们甚至带了他们仅有的保护伞：即他们带了太后、新皇帝及皇帝之异母弟刘协。可是，太后在混战中逃走了。太后并不知道她几乎只是她家族中唯一的幸存者；她的异母兄、并且据说是受雇于宦官的车骑将军刚在北宫的前面被杀，这是袁绍所默许的。这样，何氏家族就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被灵帝称为“母亲”的赵忠作为太后之异母兄也在同一日被害。［7］

战斗场面现在移到了北宫，宦官在这里劫持了皇帝兄弟二人。9月25日，袁绍攻入宫中大院内，他叫他的士兵见宦官就斩尽杀绝，据说其数逾2000人。但是，他们要得之而甘心的目标——即宦官张让——却逃逸不见：张让挟带新皇帝两兄弟逃出了城，直奔黄河而去。另一队人马对张让穷追不舍。他们相遇于黄河岸边，最后张让纵身跳入黄河淹死了。宦官由此永远消失在政治舞台上了。［8］

董卓其人

由于宦官被消灭和皇帝又滞留在乡间，谁将填补权力真空就成了突出的问题。何氏家族不能填补，因为它的所有男性成员都已死绝。事实证明，袁氏家族也不行。此事落到了董卓头上：他曾从远处看到京城大火，并且催赶兵马前来参加抢掠。他于9月25日到达京师，这时他获悉皇帝可能在城北某处的山中避难。他带着（甚至是胁迫）国家的高级官员去追寻皇帝。但是，当董卓最后找到皇帝的时候，这种邂逅相遇有些冷淡。年轻的皇帝害怕董卓的军队，因此当董卓想让皇帝向他说明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皇帝竟不能了然地回答他的问题。

董卓于是转而问皇帝的异母弟刘协，他才听到了事情的完整的经过。看来，他们兄弟二人是徒步地闯荡了一个通宵，最后才找到了老百姓家里的一个敞篷车安身；他们就是在这辆敞篷车上才遇上了董卓的。［9］ 这个故事后来被说书人着意地渲染了一番，因此在他们关于汉帝国末年的故事中它意味着皇权的衰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从此以后，历史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朝廷为了获得至少是象征性的控制权——不管是道义的或军事的、或者最好是兼而有之的控制权——进行了艰苦的奋斗。可是就在这个过程中，军事力量和道义权威已分属于不同的个人。在汉朝末代皇帝于公元220年最后逊位给曹丕（公元186—226年）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即想把两种力量的源泉合在一个人身上；但这种努力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但是，我们得回过头来再谈谈公元189年9月25日的事。当董卓带着皇帝兄弟两人回到洛阳的时候，他面对着一个困难的局面。他在朝廷里没有一把正式的交椅；比起袁氏家族来他不算一个什么人物，而且他的军队也不特别多得给人以深刻的印象。针对着这些弱点，他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同时表面上则维护一切外表的合法性。袁绍被他吹胡子瞪眼睛地于9月26日吓跑了；对于一些大学者，包括蔡邕在内，他也胁迫他们参加了政府。［10］ 从严格的法律上看，他做了大司空；他然后援引祖宗成例废掉了给他坏印象的年轻皇帝，而另立了刘协来取代他。

这最后的一个计划遇到了或许比他预计的更多的反对，但是他下定了决心，并扫除了一切反对言论。9月28日，他强迫太后废黜了皇帝，立刘协来代替。此后，他把太后逼出了宫外，又在两天以后弄死了她。 ［11］

不容易理解为什么董卓要做这一切事。可能他是想模仿汉代一位最出名的政治家霍光（死于公元前68年）：后者是一位在董卓之前的263年中唯一一位成功地废了一个皇帝并立了另一个新皇帝的人。［12］ 也可能他是想立一位完全由他制造出来的皇帝。他也可能有其他许多意气用事的理由，但有一点是很确定的：董卓曾经“向皇帝觊觎非分”，而且从此以后他知道，朝廷不是一种资产，而是一种负债。

东方的联盟

我们现在需要把视线从董卓的朝廷移向京城以东的地区。在那个东部地区正在形成反对董卓的反对派，那是由逃出京城的某些重要流亡分子煽动起来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袁绍，他是在董卓进入京师后马上从那里逃出来的；还有袁术（死于公元199年），即袁绍之从弟，他是公元189年晚些时候逃出来的；以及曹操（公元155—220年），他是西园八校尉之一，也是在189年快到年底时逃出京师的。附和他们这三个人的还有一些有财产的将官和士兵，有王朝的现任和卸职官吏：他们在一个统一的目标下结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篡夺者董卓应该被击败，因为他玩弄了废立的手段，因此能够轻易地被人们指为为臣不忠。

至于董卓被打败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就不甚了然了；或许有一个模糊的计划是想让年轻的前逊帝复辟。废帝是董卓的一个负担，因为他容易成为忠君意识的注目的焦点，于是董卓就在次年3月3日处死了这位逊帝。两个月以后他又对袁氏家族实行报复。仍留在京师的太傅袁隗在5月10日连同袁家一切其他成员统统被董卓处死；这就造成了不共戴天之势。［13］

与此同时，东方联盟的压力已经升级，而皇帝之回到洛阳也开始影响着董卓举行反击的机会。如果他离开京城而他去，另一方就会掳去皇帝，宣布董卓为反叛朝廷的叛乱分子；如果他留在洛阳，他的敌人就会比较有行动上的自由；如果他挈带朝廷一起行军，那又会太感累赘笨重。后来找到一个折衷的办法，即把皇帝弄出交战双方以外，送他到帝国西部比较平静的地方去，因为董卓在那里可能有最大的州的支持。

对这一非常举措必然有反对意见，但被粉碎无遗。公元190年4月4日，这位幼帝和他的朝廷被送往西部——旧都长安：这时它还是一个重要的城市，虽然它已有约150年未作为京师了。中国人称此举为“车驾西幸”，它事实上是一次大移民，因为成千成万的人民不管愿意不愿意都要追随皇帝西去：他们要抢掠食物，而且被董卓的士兵骚扰得不得安宁。他们形成了悲惨的人群，没有再回到洛阳的希望，因为洛阳已被董卓烧成平地。［14］

这里得再说一说我们的材料问题。对随之而来的混乱时期，我们知道的事情有很多很多。史料并不规避地叙述那些已来到前台的许多有关人士的内心活动和最隐秘的谈话。另一方面，材料也叙述了在皇帝西迁的时候，皇家图书馆和档案馆所藏的帛书怎样被截断后做成包裹或华盖，以及大多数书籍或国家档案从这种野蛮行为中被抢救出来而又在混乱中被丢失的情景。［15］

朝廷一旦到了长安，没有能力收集和贮藏档案，而且即令它后来有了这种能力，当皇帝在5年半之后又艰难地迁回洛阳的时候，这些文件也没法随身带回。重要的是应该记住，这个动乱时期流传下来的材料都是出于有偏见之手。当材料是来自有关系的人士时，它自然就吹嘘他的优良的品质和完美的谋划；当它来自敌人方面时，它就反复描述对方的残暴、愚蠢和卑劣无耻。因为这时穿插着一系列眼花缭乱的计谋、战略、胜利和失败，为了避免转述的错误，也因为我们已是事后的诸葛亮，所以我们只想在这里给其后所发生的事提供一个轮廓就够了。［16］

汉朝廷的消蚀

皇帝之离开洛阳，给了董卓一个暂时喘息的机会，同时也缓解了联盟反对他的决心。在几次突然袭击之后，有人提议和平。在联盟内部有人议论要拥立一个自己的皇帝，结果使盟员之间闹得吵翻了天。可是，联盟的攻击最终迫使董卓向西撤退，他在公元191年5月到长安与皇帝会合。一年以后他被杀死，而皇帝在以后的四年中被人们抢来抢去，转了无数次手。［17］

在这些年里，总的说来皇帝对中国事务的影响只限于这样一件事实：他作为皇帝尊号的无可争辩的合法拥有者，其存在就成功地防止了任何一个武人来自己称尊为帝。除此之外，他就没有其他任何影响了。他表面上维持住了一个朝廷的样子，也有高级官员分班就列，他在公元195年5月结了婚。在这一年8月他逃出了长安，经历了一年的艰险历程之后才在公元196年8月到达他以前的京城洛阳。［18］

在他的帝国境内，局势是一片混乱。如果一位旅行家这时来中国旅游的话，他会遇到许许多多军阀、叛乱领袖和独立的地方官员，其中有些人是在灵帝时（公元168—189年）就已在职的，有些人则直到最近之前还一直是无名之辈。局势不会安定达几个月以上，今日的将军可能明日就横尸刀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八分天下的形势已清晰可见了。

东北方面有袁绍；他的南面是曹操；曹操的西南方向和京师的正南方向是袁术（死于公元199年）；袁术的正南方是刘表（公元144—208年），他是董卓任命的；刘表的东面，即占据了中国东南地方的是才华横溢的青年军人孙策（公元175—200年）。［19］ 这五个人占领了帝国的东半部，有的人地盘大一些，有的人地盘小一些。

在帝国的西半部，它的南面是刘璋（约死于公元223年），他的父亲在公元188年被灵帝任命为州牧。刘璋领土的北面，即梁州，则由一些叛乱分子割据着，这些人是在公元184年由反对灵帝起家的。夹于这些叛乱头子和刘璋之间的是一块奇异的名为汉中的飞地，它由宗教领袖张鲁所统治。

在这一块飞地里，每一名信教者都要给他的宗教上级交五斗粮食或五斗米，然后他就在忏悔罪孽之余得到安全保障和治病。虽然这后一种办法使人想起黄巾军的影响，但在黄巾军和五斗米教之间尚未发现有什么联系。五斗米教运动是在汉中地区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它的根源可以远溯到顺帝时期（公元125—144年），如果我们准备相信我们的材料毫无夸张的说法的话。［20］ 在公元196年以前的年代里，五斗米教运动的控制权从一个世代为教长的家族通过争夺到了张鲁（最盛时期公元190—215年）手中：张鲁看来曾给这个运动增添了一些宗教教义和活动，他还建立起了一套确实有效的僧侣统治以治理他的土地。在政治方面，重要的是要认识在张鲁和他的南方邻居刘璋之间正在酝酿着不和。在中国的东半部，袁绍、曹操和袁术也互相变成了仇敌。

在曹操掌握之中的朝廷（公元196—200年）

皇帝困在洛阳，这情形很像五、六百年前周王室末年的景象复见于此日。像末代周天子那样，汉帝可以想像得到的是身在京师，毫无实权，只是行礼如仪而已，而各方军阀混战，正在一决雌雄。可是，汉帝站在这个宇宙-宗教体系的顶点上，而这个体系却比周朝的那个体系复杂得多。尽管有人有某些犹豫，但对皇权仍有所怀疑，汉王朝的寿命成了符谶兴风作浪的对象。用中文来说，人们会问，当“失鹿”的时候到来，谁先逮住鹿谁就能够当上皇帝。［21］ 或者人们可以这样发问，现在已经是不是到了皇位应该易手的时候，即从一个显要的、但是气数已尽的君主世系和平地出于自己的意志把尊号传给它最当之无愧的某一臣属手中。再不然就像某些人所想到过的，汉王朝正在经历它周期性的衰落，而可由此恢复得更加光华灿烂，从而继续它对世界的永恒统治。

由于皇位是这种权力理论的焦点，真正的皇帝的出现不会对他身边的军阀——即袁绍、曹操和袁术——不产生影响。这三个人都对汉王朝表示忠诚，并且是在灵帝手中做到了现职的官。很显然，袁绍是第一个得知皇帝将向他的方向巡幸。他反复思考着在他的营房内接待车驾的可能性，但最后决定予以拒绝，或许接待会使他不利的情况被人们向他说得夸大其词了。曹操是第一个人听到消息的，但他认为接驾利大于弊。

当皇帝和皇后于公元186年8月到达洛阳时，曹操软硬兼施地给朝廷许愿，说要修复他自己的基地许县，因此他们一行人于公元前196年10月16日到达了许县。行程绕过了袁术，当他得知曹操不会释放在俘的皇帝时，他在公元197年想建立自己的王朝。可是，这事造成了很坏的印象。他自己的人民开始离弃他，他在公元199年临死之前身无分文，便想把皇帝称号卖给袁绍，但什么也没有得到。通过他自己宣布建立王朝，他便觊觎了皇位，结果使他贪多而嚼不烂。［22］

袁术之死就把帝国的东北部遗留给袁绍和曹操了。后者正在这时制定了稳定财政的政策，因此建立了一种制度，使士兵领取地块来耕种，作为交换，他们定期向曹操交纳作为赋税的谷物，因此，他既有皇帝在道义上的支持，又有正常的粮食供应，他的影响不断增加，直到公元200年在袁曹双方领土交界处的官渡决战时为止。［23］

帝国东部的另外两个军阀刘表和孙策，则卷入了曹操和袁绍的纵横捭阖的阵营之中。刘表故意避免了卷入联盟太深，而他的首府襄阳则变成了十足的文化与和平的中心。孙策稳固地加强了他对东南半壁的控制，但是，他在曹操和袁绍大决战的前夕死了。他仅有25岁。他的兄弟孙权（公元182—252年）做了他的接班人。_0377_0［24］

在帝国的西半部，宗教领袖张鲁与其南邻刘璋之间的争吵已经公开化，那个宗教国家的边界向南深入到了刘璋境内。中国西北角的叛军们或多或少地没有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只是在曹操于公元200年在官渡打败了袁绍之后的几年注意到他们时，他们才在史料中重新出现。

曹操的巩固（公元200—208年）

曹操打赢了官渡之战，他迫使袁绍逃窜。袁绍此后未再获得主动权；他在公元202年死后，他的两个儿子为继承权争吵；公元206年，曹操接管了袁氏大家族末代子孙们所一度控制的整个地盘。公元207年，曹操甚至冒险向更北的地盘挺进，打败了乌桓的骑兵，致使整个东北地区都属于他的治下了。［25］

在他的南方边界上，局势没有明显的变化。他的南方邻居，即东南的孙权和西南的刘表对皇帝表示着谨慎的忠诚，因而这也是对曹操有所忠诚的表示。这个表面上的平静因刘表于公元208年身染重病又无可靠的继承者而受到威胁，所以究竟是曹操还是孙权要接管他的土地，就是未定之数。甚至还有第三种可能性。自从灵帝死后国内开始发生动乱以来，一位大走其运的勇猛战士刘备（公元161—223年）已经登上了舞台，他时而支持这个军阀，时而支持那个军阀。［26］ 公元208年，他已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也有人担心他也可能成功地接管即将咽气的刘表的地位。

当曹操决定采取主动并且确实迫使刘表的儿子向他献出土地的时候，另外两个武人现在有理由害怕，他们之中的一人会受曹氏之害。他们两人结成了暂时的联盟；当曹操水师南下的时候，他的船只被大火烧了，他的军队在赤壁被打败。［27］ 赤壁之战标志

着曹操南下冒险行动的结束，因此也是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从此以后，在华南的孙权、刘备和迤西的其他军阀们就在南方土地上自行其是了。

曹操的晚年（公元208—220年）

曹操的晚年都是致力于在西北方向扩张自已的势力，并加强他对皇帝的地位。当他想拿过刘表的土地的时候，他在赤壁之战中丢失了部分领土。可是，他赢得了刘表的随从人员的效忠，有些托庇于刘表的和平首府的学者和诗人这时都奔集在曹操门下，给他的统治生色不少。

与此同时，曹操对帝国官僚制度的上层结构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变。直到公元208年为止，皇帝仍然继续百般设法维持着名义上的官僚制度，它的最上层包括三公和九卿。不用说，在这种情况下官职不再像灵帝时期那样进行买卖了。皇帝有时必然可以乐于找无论什么人来当他的这些官。可是到了208年，曹操废除了三公的职位，而代之以另外两个最高官职：丞相和御史大夫。曹操自己做了丞相。［28］

直到公元208年，汉王朝与曹操的随从人员之间的关系已经很正常了。曹操还没有索取过分的封号。在196年，他曾被任为司空，行车骑将军事，但是他似乎在199年放弃了后一个职位。在204年他又另加了一个州牧衔，但这只是对他已有权力正式予以追认的手续而已。［29］ 汉帝自然也有他的一帮随从人员，无足怪异的是，他们包括一些汉室孤忠和保守观点的人士。

在这些集团中间流行着的关于汉王朝不过正在经历着暂时的衰落的理论可能找到了最热烈的支持者。在公元200年，荀悦（公元148—209年）写成了一部汉代的史书，它的中心意思是说，在经过这些黑暗的年代以后，汉室将要中兴。［30］ 在这同一年，不知皇帝是否知道其事，朝廷曾计划杀死曹操，其起因可能是误传了他的计划。这项密谋被挫败，曹操依然故我，毫发未损。可是公元203年，他安置了眼线来监视朝臣。

公元208年以后，曹操开始执行一项计划，即最大限度地利用他对这个俘虏朝廷的影响。公元212年，他得到了“入朝不趋”这种通常对待老年大臣的殊荣。213年，他称魏公，并把三个女儿呈献给皇帝。214年他又得到了额外的荣誉，废黜了皇帝在195年娶的皇后，并杀死了与此同时所生两名皇子。215年他的女儿当上了皇后；次年他称为魏王，因此他打破了汉帝国的不成文的根本大法，即不许任何非刘氏家族人员为王的制度。217年又给他加添了一些荣誉，对中国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普遍含蓄地指出，只是因为他于220年3月15日的去世，才阻止了他采取自己称帝这最后的一个步骤。［31］

这最后一个主张是依据对曹操的居心叵测的猜测提出的，但不可尽信。曹操一定懂得，任何“对于汉帝的非分觊觎”将会削弱而不是加强他在帝国其他地方的地位。当曹操在公元214年杀死两名王子时，刘备远在西蜀发丧，警告他不得再攻击皇室。公元219年，这个问题曾自由地同曹操进行了讨论。

在这一讨论中出现了两种论据：其一为宇宙论方面的，其一为实际的。在宇宙论方面，它干脆声言，所有迹象都表明天命已从汉室移到了曹操身上。从实际方面出发者则反驳说，汉朝的天命固然已经微弱得很，但是在整个中国被征服以前，明白无误的新天命是不可能有的。曹操基本上是个主张实际的人，所以同意后一种观点。［32］

在我们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要叙述一下帝国其余部分的主要事件。曹操已经向西方拓展了他的领土。公元211年，京师长安周围的地区被他拿了下来；在214年他又俘获了早在灵帝末年即已自称为王并在极西部支撑了下来的人；宗教领袖张鲁于公元215年投降了，这就为曹操向帝国的西南部进军打开了通路。但是正在此时，西南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刘备软硬兼施地从原来的益州牧刘璋手中夺取了控制权。由于刘备位于西南，孙权在东南，曹操在北方，这就形成了帝国的鼎足三分之势。三分局势延续了50余年。［33］

曹操晚年遇到几件不顺心的事。公元218年有一个忠于汉室而反对他的密谋在酝酿之中，但没有成功。公元219年，刘备从曹军手里夺取了原先属于那位宗教领袖的土地，因此打破了曹操通过自立为王而自封为唯一合法者的美梦。［34］ 就在那一年，孙权把势力进一步向北扩展，从而更多地动摇了均势。曹操的死可谓死非其时。

汉献帝的被废黜（公元220年11—12月）

在或真实或假想的家庭争吵之中，曹操的太子曹丕（公元186—226年）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和官职。他做了新的魏王、新的丞相和他的领地上新的州牧。有人认为，一个孝子守孝的时间应该比曹丕所守的更长一些，但这位新王迫不及待地要到他领地的南部去游幸。很可能曹丕是这样想的：他得向国内和国外的对手们炫耀他的新的武力，特别是要向他的几个弟弟和南方的孙权耀武扬威。孙权的反应是向他表示忠心；刘备的一个重要将领也这样做了；在刘备和曹丕领土之间的一位非汉族的部落王也这样做了。［35］

这种称心如意的征象使得一个阿谀的朝臣把他未公布已达七年之久的天象揭示出来。自从公元213年以来，他就从古代的图谶学说中得知，曹丕就是那位应该即皇帝位的人。如果把这作为一个试探器，它是达到了目的的。在11月的下半月和12月10日，关于天命改变之事在汉献帝、曹丕、曹丕的随从和汉朝廷之间进行着活跃的讨论，并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公元220年12月11日符咒被解开了：汉献帝逊位于曹丕，汉王朝至此宣告不复存在。［36］

直接的后果

可是并不能肯定，汉王朝确已走到了尽头。当汉献帝被废的消息到达位于西南首府的刘备那里时，他发布消息说汉献帝已被弑。再没有比这更不合乎事实的了。实际上，曹丕给予了逊帝一个漂亮的封号，很优厚的收入和其他几种特权。可是刘备为他发丧，他的僚属开始上条陈，充分地证明刘备就是上天所属意的汉代的继承人。中国最优秀知识分子之一的诸葛亮（公元181—234年）——他的光辉战略迄今仍流为口碑并且这时是刘备的主要支持者——也加入了这个劝进的队伍。或许就是他的陈词比别人的说法更能打动刘备，使刘备采取了下一个步骤。公元221年5月15日刘备也即位为帝，特别强调汉运永世不衰之意。他说，他是汉室的一员（这可能是千真万确的），因此他的王朝也称为汉。所以，汉朝的统治在帝国的西南部得以延续。［37］

第三位军人头目似乎使人意外。他暂时承认了北方的魏王朝，接受了“王”的封号。可是孙权在公元222年也自建年号，这表明他不完全承认魏的统治。改元因是皇帝的特权；刘备曾在公元221年称帝时就自己建了年号。从222年起就有三个年号：一为魏，一为刘备的汉，再一个便是孙权。毫无疑问，由于孙权不能宣称汉帝已逊位于他，他也不能说他本人是汉室的一员，所以他只以自己的王的封号为满足。只是到了公元229年才有符瑞纷纷预言孙权宜有帝号。从公元229年5月23日起孙权便成为吴国的第一位皇帝，因此中国就有了三个皇帝。［38］ 刘备死于公元223年，曹丕死于226年，但他们的嗣君都继续互相战斗，一直打了半个多世纪。

［1］ 《后汉书》卷八，第357页；《后汉书》卷九，第367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47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44页以下；《孙坚传》，第13页以下。

［2］ 《后汉书》卷十下，第447页。

［3］ 《后汉书》卷六九，第2248页以下。

［4］ 《后汉书》卷六九，第2250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2页。

［5］ 关于张让，见《后汉书》卷七八，第2534页以下。

［6］ 《后汉书》卷八，第358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52页。关于袁术，见《后汉书》卷七五，第2438页以下。

［7］ 《后汉书》卷七八，第2534、2537页。

［8］ 《后汉书》卷八，第358页；《后汉书》卷六九，第2252页；《后汉书》卷七八，第2537页；《三国志·魏书六》，第189页。

［9］ 《后汉书》卷八，第358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3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54页以下。

［10］ 《后汉书》卷六十下，第2005页。

［11］ 《后汉书》卷九，第367页；《后汉书》卷十下，第450页；《后汉书》卷七二，第2324页。

［12］ 关于霍光，见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伦敦，1974），第66页以下、113页以下；以及本书第2章《王朝的混乱》。

［13］ 《后汉书》卷九，第369页以下；《三国志·魏书一》，第5页以下。

［14］ 《看汉书》卷九，第369页以下；《三国志·魏书一》，第7页。关于董卓之焚毁洛阳，见《后汉书》卷七二，第2325页以下。毕汉斯：《东汉的洛阳》，第89页。

［15］ 《后汉书》卷七九上，第2548页。

［16］ 关于这个时期历史编纂学的复杂性，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载《远东古文物博物馆通报》，26（1954），第21页以下；以及雷夫·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堪培拉，1970）。这个时期的许多材料都来自私家著述，它们都是旨在为某些著名的个人的野心服务的。

［17］ 《后汉书》卷九，第371页以下；《后汉书》卷七二，第2329页以下；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90页以下。

［18］ 《后汉书》卷九，第377—379页；《后汉书》卷十下，第452页。

［19］ 关子孙策，见《后汉书》卷九，第377页以下；以及《三国志·吴书一》卷四六，第1101页以下。关于袁绍和刘表，见《后汉书》卷七四下，第2409—2418、2419—2425页。关于袁术，见《后汉书》卷七五，第2438—2444页。

［20］ 《后汉书》卷八，第349页注1；《后汉书》卷七五，第2435页；以及下面第16章《后汉书时期哲学的衰颓》。

［21］ 关于这一隐喻的应用，见班彪的文章《王命论》：载《汉书》卷一百上，第4209页（狄百瑞等人编：《中国传统的来源》〔纽约和伦敦，1960〕第1卷，第177—178页）。

［22］ 《三国志·魏书一》，第13页以下；《三国志·魏书六》，第194、209页。

［23］ 《三国志，魏书一》，第19页。

［24］ 《三国志·魏书六》，第212页；《三国志·吴书一》（卷四六），第1101—1109页。

［25］ 《三国志·魏书一》，第23、28页以下。

［26］ 《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17页以下。

［27］ 《三国志·魏书一》，第30—31页。

［28］ 《三国志·魏书一》，第30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253页。

［29］ 《三国志·魏书一》，第13—14、26页。

［30］ 这部史书已传世，名为《汉纪》。他把材料安排成这个样子，前汉（也包括后汉在内）的历史乃是其历代皇帝不断积累功德所致。荀悦意在说明，汉朝的累世功德超过了它的任何臣下——其中也包括曹操。见陈启云：《荀悦（公元148—209年）。一个中世纪早期的儒家的一生和反省》（剑桥，1975）；以及下面第15章《荀悦：人的局限性和向真理接近》。

［31］ 《三国志·魏书一》，第37—49页。关于非刘氏不许称王的叙述，见上面第2章《地方组织》。

［32］ 《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84页以下。关于公元219年的这一讨论，见《三国志·魏书一》，第52—53页注2。

［33］ 《三国志·魏书一》，第36—45页；《三国志·魏书八》，第263—265页；《后汉书》卷九，第389—390页。

［34］ 《三国志·魏书一》，第50页，《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84页。

［35］ 《三国志·魏书二》，第60页。

［36］ 《三国志·魏书二》，第62页以下。《三国志》的注详细征引了不见于其他形式的著作（关于这些文件的情况，见德克雷斯皮尼：《三国志》）。又见《后汉书集解》（卷八，第11—12叶）中的引文；以及卡尔·莱班：《天命的操纵：公元220年曹丕即帝位所隐含的天意》，载《古代中国；早期文明研究》，戴维·罗伊和钱存训编（香港，1978）。

［37］ 《三国志·魏书二》，第76页；《三国志·蜀书二》（卷三二），第887页以下。

［38］ 《三国志·吴书二》（卷四七），第11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