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枢·岁露篇》。此与前章疟论辞义多重，似不必入，然其中亦稍有异同，故并存之，以资印证。附：疟疾治法）

黄帝问于岐伯曰：经言夏日伤暑，秋病疟，疟之发以时，其故何也？（凡本篇义与前章同者，皆不重释。）岐伯对曰：邪客于风府，病循膂而下，卫气一日一夜常大会于风府，其明日日下一节，故其日作宴。此其先客于脊背也，故每至于风府则腠理开，腠理开则邪气入，邪气入则病作，此所以日作尚宴也。卫气之行风府，日下一节，二十一日下至尾底，二十二日入脊内，注于伏冲之脉，（前《疟论》云二十五日下至 骨，二十六日入于脊内，与此不同。盖彼兼项骨为言，此则单言脊椎也。伏冲之脉，彼作伏膂之脉。）其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气上行，故其病稍益至。（至字误，前《疟论》云益早者是。）其内搏于五脏，横连募原，其道远，其气深，其行迟，不能日作，故次日乃蓄积而作焉。（前《疟论》云间日乃作也。蓄，昌六切。）黄帝曰：卫气每至于风府，腠理乃发，发则邪入焉。其卫气日下一节，则不当风府奈何？

岐伯曰：风府无常，卫气之所应，必开其腠理，气之所舍节，则其府也。（卫气之所应，前《疟论》作所发。所舍节，言所舍之节也。）黄帝曰：善。夫风之与疟，相与同类，而风常在，而疟特以时休何也？岐伯曰：风气留其处，疟气随经络，沉以内搏，故卫气应乃作也。帝曰：善。（本篇两搏字，前《疟论》俱作薄。愚按：《生气通天》等论曰：夏伤于暑，秋为疟。《疟论》曰： 疟皆生于风。又曰：疟者，风寒之气不常也。又曰：汗出遇风，及得之以浴，水气舍于皮肤之内也。此诸论者，皆以风寒暑湿为言，而病疟之因已尽于此。若于此而分其阴阳，则风与暑，阳邪也；寒与水，阴邪也。然风者，阳中之凉气也；暑者，热中之寒邪也。合是四者而言，无非皆属乎寒，故江南呼为脾寒病，谓寒邪客于肌肉之间而脾应肉也。及疟之将发，必先手足厥冷，以脾主四肢也。然则脾寒之名，非无谓也。而张子和非之曰：《内经》既以夏伤于暑而为疟，何世医皆以脾寒治之？是在子和，亦认暑为热邪，故有此说。独不观之经曰：夏伤于大暑，其汗大出，腠理开发，因遇夏气凄沧之水寒，藏于腠理皮肤之中，秋伤于风，则病成矣。是可见其言暑者，言时气也；言寒者，言病气也。及邪气之变，自浅而深，郁寒成热，然终不免寒为本、热为标耳，安得谓之非寒耶？故其初感，则寒邪先伏于腠理，及遇秋清之令，而新凉束之，则表邪不能外越，于是乎阴欲入而阳拒之，阳欲出而阴遏之，阴阳相搏而病作矣。然其浅者，病在三阳，故随卫气以为出入，而一日一作；其深者，病在三阴，则邪气不能与卫气并出，故或间日，或三四日，而作愈迟者，其病愈甚也。是以疟之轻重，惟在阴阳浅深耳。故于本经则有寒疟、温疟、瘅疟及六经六藏疟证之分，义无出于此矣。乃后世自杨仁斋、朱丹溪而下，复分有痰疟、食疟及水饮败血为疟等证。若此之类，不过皆疟之兼证耳，岂果因此而成疟哉？此外复有谓瘴疟者，惟岭南风瘴之地有之，亦湿邪之外入也。有谓牝疟者，但寒无热，以阳气不足，亦阴邪之胜也。有谓劳疟者，因劳即发，以表里气虚而感邪之易也。有谓鬼疟者，本无疟鬼，神为邪所乱也。由此言之，则亦无非寒邪耳。凡邪自外入，当从汗解。故经曰：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风疟。又曰：暑当与汗皆出，勿止。又曰：体若燔炭，汗出而散。皆其义也。故治疟者，但当察其邪之浅深，证之阴阳，必令其自脏而腑，自里而表，引而散之，升而举之，使邪气得出，自然和矣。治法云：有汗要无汗，以扶正为主而兼散；无汗要有汗，以散邪为主而兼补。斯言得之矣。惟是邪在阳者取汗易，邪在阴者取汗难，所以在春夏者为易，在秋冬者为难，在上体者为易，在下体者为难。必达其阴气，自然汗及下体。务令由阴而阳，由晏而早，方是佳兆，故又以汗之难易为微甚也。其有外受风寒，内伤生冷，表里俱病，则疟痢并作。疟感由经，痢感由脏，但兼表里而去其寒湿之本，必皆愈也。至于痰食血气，内寒内热等证，不过随其甚者而兼调之，弗得以此为主，是治疟之大法也。然法虽如此，犹有其要，则在乎标本虚实四者而已。盖标以邪言，邪盛则实；本以正言，正夺则虚。如果有实证实脉之可据，则指其所在而直取之，拔去其邪，诸病自愈，此治标也。如无实脉实证而病不愈者，必其元气之虚，但当温补真元，培其根本，使中气渐实，则逼邪外出，病必自愈，此治本也。故有标则治标，无标则治本，是得其要矣。或其疟发既久，表邪已衰，而诸药不效者，但用人参生姜各一两，煎汤，于未发二时之前，或发日五鼓，连进二服，无不愈者。或因参贵难以疗贫，则白术、当归，亦可随宜择而代之。若阴虚水亏之人，则以熟地、生姜加倍用之，皆无不应手而效也。然必因脉以知其内，因证以知其外，但知标本之缓急，又何疟之足虑哉？余阅疟门方剂，多不分表里先后，俱用芩、连、知母及大黄、石膏之类。夫以表邪不解而得此寒凉，则寒邪愈陷。或任用常山、草果及劫截峻厉等剂。若正为邪伤而受此克伐，则元气愈虚，故多致绵延不已，轻者变重，重者至危，是皆不得其本耳。得则易如反掌，在察所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