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漫游

二十岁的司马迁，好像准备要继续父谈的史官事业。他停止古文经传等简编的诵读，去访问名山大川，接触伟大祖国的土地和人民，实地考察古代和近代的历史。这种实践精神，在两千一百多年前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据说当司马迁十三岁的时候，曾奉父谈的命令，乘“传车”（供官吏等人乘坐的一种马车）遍行天下，搜求古代诸侯的历史。[1]这个传说，虽然在年龄上不免有错误，但却说明了司马迁“二十漫游”的实际原因。

公元前二一九年和前二一○年，秦始皇两次南巡的故事，都和舜、禹的传说发生过某些联系。[2]在始皇两次南巡八十多年后，司马迁的此次少年漫游，首先就以南方的舜、禹的传说为考察的目标。

司马迁从京师长安起程，大概出武关（今陕西商县东），经南阳（今河南南阳市），至南郡（今湖北江陵县）渡江。诗人屈原的悲剧故事，好像特别具有一种力量使他向往。他到了长沙（国）的罗县，访问了县北汨水屈原自沉的地方。屈原不幸的遭遇，引起年轻的司马迁的深刻同情和幻想，他为之凄楚流涕，想见屈原的为人。[3]在湘江上游的零陵郡（汉武帝元鼎六年始置）营道县（今湖南宁远县）境内，有九疑山，据说帝舜南巡，死了葬在这里。司马迁从长沙溯湘江而上，考察了有名的九疑山，又从湘南到湘西，顺沅江而下，这大概就是他所谓“窥九疑，浮于沅湘”的情况吧！[4]

司马迁在“浮于沅湘”之后，东浮大江，“南登庐山”。这一带河流密布，“皆东合为大江”，他考察了所谓“禹疏九江”的传说。[5]

然后他顺江而下，东南上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县东南），这是帝禹传说更多的地方。据说禹在这里会诸侯计功，因名此山曰会稽山。禹死了也就葬在这里。山上有一孔，禹曾经进去过，因而叫做禹穴。司马迁上会稽山，是为了“探禹穴”的。[6]

会稽郡的名山，除会稽山外，在吴县，有姑苏山。司马迁在上了会稽之后，还至吴，上姑苏。这里特别引他注目的是众多的湖泊，相连成一片，他眺望了所谓五湖。[7]在吴县，司马迁还参观了春申君黄歇的故城及其规模宏大的宫室。春申君的故城宫室大约开始建于公元前二四七年，到司马迁参观的时候（公元前一二六年）才一百二十一年，司马迁看到的这些遗迹大概还相当完整吧！[8]

司马迁在游历了江南之后，渡江北上，首先到达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东南），这是鼎鼎大名的韩信的故乡和封侯之地。他访问了淮阴父老，从父老们的口中得到了许多宝贵、生动的淮阴侯的故事。淮阴人对他说，韩信为平民时的志向，就和一般人不一样。他的母亲死了，无钱营葬，但韩信却把他母亲的坟茔安置在空阔高爽的旷野，以便将来在坟茔的左近发展成为万户的城市。司马迁在父老们的指引之下，就去参观了一下，看见韩母墓地的形势，果如父老们所说。[9]在淮阴，司马迁的收获是很大的。

淮水经淮阴城北东流入海，泗水自北来，在淮阴城东入淮，这里就是所谓淮泗口。公元前一五四年（前元三年），吴、楚七国造反的时候，周亚夫坚守昌邑（今山东金乡县），使轻骑趋此以绝吴、楚粮道。[10]司马迁渡过淮水，沿泗水北上，就到达了鲁国的都城（今山东曲阜县）。这是古代文化的一个中心，是司马迁十分景仰的地方。他参观了城北泗上的孔子墓，坟地有一顷大。这里有孔里。据当地人讲，孔子死后，他的弟子和鲁国人搬来居住的有百多家。鲁国人代代相传，每年按照一定的时节来祭祀孔墓，一般儒生也常常到这里来讲习饮酒和射箭的古礼。孔子生前所居堂和弟子们的宿舍，改为现在的孔子庙。这里陈列着孔子的衣、冠、琴、车、书等。司马迁很早就读过孔子的书，现在参观了孔子的庙堂、车服、礼器等遗物，又看见在孔子的遗风影响之下，儒生们按时习礼的情景，这一切，使司马迁对孔子发生无限的崇敬，以至于幻想要亲眼看到孔子的为人。他在这里，住的时候相当长，默默地体会，细细地观察，处处可以看到孔子的遗风。这是印证古书的地方，他当然要在这里尽量地向儒者们请教，讲习学业。他还到齐国的都城（今山东临淄县）去过一趟，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11]

公元前二一九年，秦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并曾刻石颂秦德。然后与鲁儒生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然后果然封泰山，禅梁父。秦始皇的两次南巡和这一件事，司马迁无疑都是知道的。司马迁在南游的途中，也曾在邹县逗留下来，游览了峄山，并在这里学习了饮酒、射箭的礼节。[12]由此向南，经过孟尝君田文的封邑—薛的故城（今山东滕县东南），司马迁觉得这里民风强悍，与邹鲁人很不一样。和父老们谈话，知道当日孟尝君好客养士，无分好歹，一概收容。作奸犯法之辈，亡命藏身到薛中来的共有六万多家。传说孟尝君以好客自喜，真真“名不虚传”[13]。从薛再向南，就到了有名的彭城（今江苏徐州市）。这是秦楚、楚汉战争必争之地，也是赫赫一时的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司马迁到这里当然更要访问一番。这是搜集秦汉之际历史资料的一个中心。但到这里，和在薛一样，他已感到非常穷困。[14]不过穷困并没有怎样影响他的漫游计划，他对于秦末起义军的若干领袖们的故乡是不能轻易走过的。他从彭城向西北，就到了沛郡的沛县（今江苏沛县东）。丞相曹参是这里人，秦时为沛狱掾；丞相萧何是沛郡的丰县（今江苏丰县）人，曾和曹参同事，是沛狱的主吏。汉高帝刘邦当时为沛东的泗水亭长，是萧何的一个好说大话、蔑视县廷官吏的小同乡。他到县里打官司，常常得到萧何的袒护和开脱。他为沛县送民夫到咸阳，县廷官“吏皆送奉钱三，何独以五”。公元前二○九年（秦二世元年）的秋天，陈胜、吴广等首先在沛郡的蕲县（今安徽宿县）起义，接着各地人民纷纷起来响应。刘邦在沛县人民杀了沛令之后，得到沛县人民和萧何、曹参等的拥护，成为沛县起义军的领袖—沛公。沛县是秦末人民大起义最初的一个中心，这里参加起义的人独多。鸿门宴上的壮士樊哙是沛县人，当日原是卖狗肉的。封为滕公的夏侯婴是沛县人，原是沛县的一个车夫。丞相周勃也是沛县人，原以织“薄曲”（养蚕的器具）为生，还时常为丧家作吹鼓手。还有汾阴侯周昌、周昌堂兄御史大夫周苛、蒯成侯周、安国侯王陵、辟阳侯审食其等等，也都是沛县人。司马迁在这里，也参观了他们的故居，并听到他们平居时的许许多多故事，他觉得闻所未闻。[15]由沛县向西，就到了丰县，这是萧何、刘邦的家乡。有一个叫卢绾的，和刘邦同里（阳里）、同日生，后来又一同求学，两家家长一向又很要好，里中人为了他们这些关系，曾经两次以羊酒祝贺。刘邦在沛县起义后，卢绾也就跟着刘邦，参加了起义军。由沛县向西南，经砀县到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颍阴侯灌婴原是这里一个贩卖绸缎的小商人。[16]最后由睢阳而西，就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这是魏国的都城。司马迁在这里，访问了所谓“夷门”，就是大梁的东门。[17]当日魏公子无忌谦恭下士，亲身拜访夷门监者侯嬴的故事，如在目前，更觉亲切了。父老们还为他讲述秦魏最后一战的故事，据说秦军围大梁，引河水（即后来楚汉“中分天下”的鸿沟 [18]）灌城，三月城破，魏王投降。秦人就这样灭了魏国。[19]过大梁而西，司马迁大概没有再到别处去，就一直回长安了。[20]

司马迁的这一次长途漫游，是一个壮举，也是一个创举。这是他的学习和实践。他游历了祖国的广阔山河，接触了广大人民，考察了历史遗迹，知道了许多历史人物的逸事、逸闻，了解了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阔了眼界，扩大了胸襟，他的收获不但是丰富的，而且是极可宝贵的。这对于他后来整齐“六经异传”和“百家杂语”的伟大工作，无疑是有极大的帮助的。尤其重要的，是他在彭城、沛、丰一带的漫游收获，这对于他后来描写秦楚、楚汉战争的形势和以刘邦为首的汉王朝初期统治集团的面貌，必然会发生很大的影响。不过很可惜，司马迁这样有目的、有意义的漫游，我们知道得很不全面，即如他究竟费了多少时间，我们也不能知道—以情理推测，大概至少也需要一二年的时间吧！

入仕

司马迁在漫游之后，大概在公元前一二二—前一一六年之内 [21]，开始入仕，作了一名郎中。这是汉王朝宫廷内部的庞大官僚机构中的一个小官。就郎官的系统说，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四等，皆无一定名额，可以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实领六十斛），侍郎比四百石（实领四十五斛），郎中比三百石（实领三十七斛）。中郎还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实领百斛），郎中也有车、户、骑三将，秩皆比千石（实领八十斛）。可见郎中在郎官系统中是最低一级的小郎官。郎官的一般职务是“掌守门户，出充车骑”[22]。—皇帝不出去的时候，他们是宫门武装执戟的侍卫；出去的时候，他们是车驾的侍从。这些郎官的来头很多，各色各样的人都有。[23]大概因为二千石高官担保子弟为郎和富人以家资为郎的特别多，所以董仲舒在《贤良对策》里才表示异议，以为这些来头的郎官未必都是有才有德的优秀分子。[24]这是在司马迁为郎中十多年前的情况。郎官在宫廷内部，亲近皇帝，平常既很有光彩，一旦由内廷外调，往往得为“长吏”[25]。所以郎官是富贵子弟追求仕进的目标，也是很自然的。虽然司马迁做的郎中，只是最低的小郎官，可是由一个“近乎卜祝”的史官的儿子，变为武帝左右的亲信，那也算很不容易了。但司马迁为郎中，究竟由于什么原因，我们却一点也不知道。

从此以后，司马迁以一个郎官的身份，当然和宫廷内其他各色官吏一样，是要侍从皇帝的。可以想象，武帝走到哪里，他就要跟到哪里。这是他的经常职务之一。公元前一三三年（元光二年）冬十月（这时历法仍以十月为岁首），武帝第一次出巡到雍，祭祀五帝。[26]此后十年之内，他忙于加强内部统治和对北方匈奴的防御和反攻，一直没有出巡过。公元前一二二年和前一二一年（元狩元年、二年）的冬十月，武帝又出巡到雍，举行五帝的祀典。[27]这正是司马迁为郎中时稍前的事。后来武帝对于祭祀天地的事情，就愈来愈感觉兴趣了。公元前一一三年（元鼎四年）冬十月，武帝开始出巡郡县。他照旧到雍祭祀五帝，之后，折向东北，从夏阳到河东。河东郡（今山西夏县北）太守不料皇帝驾到，来不及准备供应，一急自杀了。武帝到汾阴，立了后土祠，并举行祭礼，一切仪式是太史令司马谈和祠官宽舒议定的。礼毕之后，武帝复南渡黄河，取道荥阳（今河南荥泽县西南）西返，到了洛阳，下诏说：“祭地冀州，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观于周室……”[28]不言而喻，武帝这一次周游河洛，观省民风，司马迁父子都是跟着的。第二年（公元前一一二年）冬十月，武帝又在“行幸雍，祠五畤”之后，忽然高兴，西过陇坂（山名，延亘陕西陇县、甘肃清水县境），陇西郡（治所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南）太守也因为来不及准备供应，一急自杀了。武帝西登了崆峒山（在今甘肃平凉县西），又北出萧关（今甘肃固原县东南），和数万骑一起打猎于新秦中（在今内蒙古河套一带），然后回到甘泉。[29]后来司马迁回忆说：“余尝西至空桐（崆峒）。”[30]就是讲这一次侍从武帝西登崆峒山的事。

奉使西征

空桐侍从的明年（公元前一一一年，即元鼎六年），司马迁又奉武帝之命出使巴蜀以南，代表汉王朝去视察和安抚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武帝曾经派去过的唐蒙、司马相如等所负的重大使命看来，司马迁此时大概已经表现出很有才能 [31]，取得了武帝的信任，因而才能有此次西南之行。

还在公元前一三五年（建元六年），司马迁十一岁的时候，番阳令唐蒙就向武帝建议，说欲取南越（在今广东、广西一带），由长沙、豫章（今江西南昌市）水道往，难行，不如南通夜郎（今贵州西境），得夜郎精兵，浮船牂牁江（今盘江），出其不意，以攻南越，这是制越的一个奇计。武帝果然听了唐蒙的话，任命唐蒙为中郎将，并准许他带领巴蜀民千人前往。后来唐蒙到了巴蜀，除得到千人自随外，还发动一万多巴蜀人民来转运粮食，违抗者即以军法制裁，以致巴蜀人民大为惊恐，或逃亡或自杀。武帝听到这个消息，恐怕激起民变，就叫郎官蜀人司马相如赶紧去责备唐蒙，并向人民解释说，这不是他的意思。司马相如在他写的文告里，一面说唐蒙“发军兴制，惊惧子弟，忧患长老，郡又擅为转粟运输，皆非陛下之意也”；一面又说“当行者或亡逃自贼杀，亦非人臣之节也”。司马相如的这篇文告，真正代表了武帝欺骗人民的立场。其实唐蒙这时已由巴郡（治所江州，在今四川重庆市北）的符关 [32]（今四川合江县西）进入夜郎，会见了夜郎侯多同，并和多同达成协议，使夜郎归附汉王朝。唐蒙回来报告后，武帝就在那里建立犍为郡。到了公元前一三○年（元光五年），武帝就毫无顾虑地征发巴蜀人民来修筑通南夷的道路，从犍为郡的治所僰道（在今四川宜宾市西南），直通牂牁江，以便控制夜郎。[33]

这时西夷的邛（在今四川西昌县）、筰（在今四川汉源县）等的君长，知道南夷与汉王朝交往，得汉财物赏赐，很有好处，因而也愿意归汉，请求汉王朝派遣官吏治理。武帝就问司马相如。司马相如说：邛、筰、冉（在今四川茂汶县）等族，散居在蜀郡附近，道路易通，如果建立郡县，比南夷还要好哩。武帝以为这话很有理由，就任命他为中郎将，全权代表汉王朝去通好西夷；又派了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三个副使。他们乘坐四匹马拉的传车，很快就到了蜀郡治所成都，和西夷谈判。邛、筰、冉、斯榆（今四川天全县）的君长们都愿意归汉，为汉王朝的臣民。司马相如回朝报告，武帝颇为高兴，就在西夷置一个都尉、十多个县，附隶蜀郡。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一二六年），即司马迁二十岁南游的一年，武帝因为正筑朔方城（今内蒙古杭锦旗北）抗击匈奴，才听公孙弘的话，专力对付匈奴，对西夷完全放弃了，仅在南夷置两县一都尉，令犍为郡能够自己保住就是了。[34]

过了十三年，到了公元前一一二年（元鼎五年）夏四月，南越相吕嘉杀死南越王赵兴及王太后，并杀了终军等汉使者，武帝乃大举出兵攻打南越。第二年（元鼎六年）冬，武帝东行，至左邑的桐乡，前方捷报番禺（南越都城，今广东广州市）已破，遂在这里建一个县叫闻喜县（今山西闻喜县西南）。春天行到汲县的新中乡，得报已获吕嘉首，又在这里建立一个县叫获嘉县（今河南新乡县西南）。南越破后，汉王朝兵威震动西南，夜郎、且兰（在今贵州凯里县西北）、邛、筰、冉等先后请求归附。于是武帝就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五个郡，以且兰为牂牁郡，邛都为越嶲郡，筰都为沈犁郡，冉为汶山郡，广汉（今四川梓潼）、西白马（今甘肃康县）为武都郡。[35]秋后，司马迁就奉武帝之命到这些新区来视察和慰问。[36]

司马迁这一次到西南去，条件好得多了，巴蜀人民多年来流血流汗，用艰苦的劳动跟自然作斗争，已开辟了通往巴蜀以南的道路。司马迁当时由长安起程，大概南出汉中，经巴郡、蜀郡到沈犁郡，再到越嶲郡。这就是司马迁说的“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筰、昆明（今云南曲靖一带）”。司马迁这一次的出使，收获无疑也是很丰富的。从此，司马迁对西南地区的地理、物产、民情、风俗，便有了亲切的认识。这对他后来写《货殖列传》等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到这时候为止，司马迁已经游历了我们伟大祖国的东南、西北、中原和西南的广阔地区，他的实践经验愈来愈丰富了。这时他是三十五岁。

* * *

[1]. 卫宏《汉旧仪》、《西京杂记》卷六。

[2].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3]. 《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

[4].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5]. 《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汉书》卷二十八上《地理志》上。

[6]. 《史记》卷二《夏本纪》、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7]. 《史记》卷二十九《河渠书》。

[8]. 《史记》卷七十八《春申君列传》。

[9]. 《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

[10].《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参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十九。

[11]. 《史记》卷四十七《孔子世家》、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2].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3]. 《史记》卷七十五《孟尝君列传》。

[14].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

[15]. 《史记》卷九十五《樊郦滕灌列传》。

[16]. 同上。

[17]. 《史记》卷七十七《魏公子列传》。

[18]. 参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正义》引张华说。

[19]. 《史记》卷四十四《魏世家》。

[20]. 《史记》卷一百三十《太史公自序》。按，以上所叙司马迁漫游路线和《史记·太史公自序》所记不尽相同，基本上根据王国维的说法（详见《观堂集林》卷十一《太史公行年考》）。有人以为“王氏此说，颇伤穿凿。傅会之谈，绝非事实”（郑鹤声《司马迁年谱》）。笔者考察了秦汉间道路交通的大致情况及《史记》所记司马迁到过的地方，觉得司马迁二十漫游的具体路线固然很难确定，但王氏之说还是有相当理由的。故从之。

[21]. 司马迁《报任安书》（载《汉书·司马迁传》）说：“仆赖先人绪业，得待罪辇毂下二十余年矣。”按王国维定司马迁此书写于太始四年（公元前九三年），其说较诸家为胜（见王国维《太史公行年考》）。由此上推二十余年，则司马迁为郎中时当在元狩元鼎间（公元前一二二——前一一六年），亦即在司马迁二十五六岁至三十岁之间。假定司马迁漫游在元朔三——四年，漫游后三四年内才正式入仕，亦非不可能之事。《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于是迁仕为郎中”，原不必说漫游后即仕为郎中。

[22]. 《汉书》卷十九上《百官公卿表》上。

[23]. 瞿兑之《汉代风俗制度史》前编第一册，北京广业书社版，第一○七页。

[24]. 《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

[25]. 同上。

[26]. 《汉书》卷六《武帝纪》。

[27]. 《汉书》卷六《武帝纪》。

[28]. 《汉书》卷六《武帝纪》及《史记》卷三十《平准书》、卷二十八《封禅书》。

[29]. 《汉书》卷六《武帝纪》及《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卷三十《平准书》。

[30]. 《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31]. 据《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是当时许多“辩知闳达，溢于文辞”的著名人物之一。

[32]. 《史记》卷一百十六《西南夷列传》“从巴蜀筰关入”，据王念孙说当作“巴符关”。

[33]. 《史记》卷一百十六《西南夷列传》、卷一百十七《司马相如列传》及《汉书》卷六《武帝纪》。

[34]. 《史记》卷一百十六《西南夷列传》、卷一百十七《司马相如列传》及《汉书》卷六《武帝纪》。

[35]. 《史记》卷一百十六《西南夷列传》及《汉书》卷六《武帝纪》、卷六十四下《终军传》。

[36]. 西南夷定于元鼎六年夏，司马迁于元封元年春从西南回来参加封禅（详下），故知司马迁奉使西南在元鼎六年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