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泰戈尔的访问美国，为的是想美国人对他的国际大学的理想表同情。在战前及战争期间，他曾走马看花地到美国跑了两趟。他所得的印象是，这个年轻的新大陆，比较旧大陆更能够热烈响应他的主张，因为后者被战神蹂躏，个个抱着民族的偏见及领土的狭窄的观念。

假如你对于天下一家的主张有相当的认识，那么下文所引述的他的言论就很有意义。

所有人为的藩篱应该拆掉，这个时代已经到了。只有那个根本上和普遍的原则相协调的国家才能够生存；而那个想在特殊的偏僻的洞里找到安全的国家将会毁灭。饲养婴儿的地方应该隔开，他的摇篮应该平安。但是，当婴儿已经长大成人后，假如继续采取同样的隔离的方法，这将使他的心身衰弱下去。……

我们应该预备伟大的场合，让全世界从事千年万代的合作。在那种场合里，每个国家可以和别的国家互相取舍；在那种场合里，每个国家可以从历史发展的阶段来研究，这种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来调整知识，将成为未来时代的关键。

胸襟豁达的泰戈尔，绝对不是排外主义者。相反的，他要把本国的文化做主体，然后尽量吸收西方各国的文化；利用人家的文化做精神食粮，而不至成为负担。要达到这目的，我们必须精通西方各国的文化，不要站在边缘，给人家作书本的杂差。

当泰戈尔访问美国的时候，他刚好害病，所以他的意志十分消沉。美国人对于国际文化合作这问题的反应，起初并没有像他所期望的那么直接爽快。因此，他给安德烈的信札带着悲观的情调。

在1920年10月28日，从纽约发出的一封信里，他说：

我们的轮船抵达埠口——因为时间太迟，今晚我们不能上岸。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激怒的波浪在动荡，呼啸的风声在威胁，但是，到头来，平安抵岸，而那种瓜分世界的孤独感，似乎非真实，而且被人忘记。在一代又一代的航海家的心目中，漂洋过海的事情并没有完成。波浪的怒号，盐海的悲鸣，无分昼夜地追随他们。但是，避风港已经在望，时间的新大陆，准备以光和生命来欢迎，同时，它还邀请人家到未曾发现的地方。我已经闻到未来的气息，同时，也见到鸟儿从岸上带来希望的歌声。

诗人的视野是广大无边。他生在这时代，可是他的思想和见识是超过这时代。他的一举一动都要为未来的美好的世界着想。

印度像中国一样，它的诗人多数过着“闲静少言”的隐居生活。要他们到乱哄哄的都市去争名争利，他们可缺少那种劲头。然而现在泰戈尔却要到全世界最热闹的市场去宣传东方文明，这对他不消说是个大负担，他说：

我是个诗人，要我忍受那些没有时间思索的忙人很鲁莽地乱挤着我的途径，这倒是很困难。我不是运动家。我不属于竞技场。好奇的群众对我的凝视，把我的灵魂烧焦了。然而一种力量却号召我跑到西方国家的人群中，而它所加于我的使命，我从来没有训练过。真理从芦苇中锻炼自己的箭杆，又轻便，又脆弱。

泰戈尔一向主张归真返璞的生活是最愉快的生活。因此，他到了纽约后，那种繁华热闹的生活，他实在过不惯。他觉得自己好像住在庞大的堡垒里的地牢。两相比较，他相信圣蒂尼克坦的无限自由的生活实在值得人留恋。他认为大都市的紧张繁忙的气氛，整天催促牺牲者，结果，使牺牲者走投无路。在那种心情下，他恨不得提早回去。

我们知道，泰戈尔这次赴美的次要目的，是想替他的国际大学筹款，可是他一想起富人的支票簿里边包含着种种血腥的味儿，他的心已经冷了半截。他希望每个出钱的人都带着一种仁爱的心理。事实上，只有仁爱才能够对真理表示敬意。不过仁爱的呼声和金元并没有多大关系。当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他宁愿舍弃金元，跑到故乡去享受笑声和歌声的简朴的乐趣。

泰戈尔是个注重精神，厌恶形式的人。他想打破一切形式的藩篱，找到内心的真意义。1920年12月20日从纽约发出一封信，信里说：

宗教上的形式主义，等于政治上的国家主义；它孕育着宗派的妄自尊大的心理，彼此互不相谅，再加上图谋迫害的精神。我们印度中古的圣人，通过他们的仁爱的光辉和真理内在的知觉，能够认识人类的精神上的统一性。在他们的心目中，形式主义的无数障碍物根本不存在。因此，印度教和回教的相互敌对的教条——虽然那么不调和——不会使他们为难。

泰戈尔认为这时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东方须和西方接触。凡是有信仰的人，应该负起这使命。虽然那些自命不凡的人以为东方和西方有基本歧异的地方，但是泰戈尔相信，有信仰、有眼光的人，仍须努力促进东方和西方的携手合作。

像其他伟大的诗人一样，泰戈尔是喜欢做梦的。梦想的生活过得太多，他对于繁华热闹的大都市的嘈杂的生活越不能够适应。他明知西方的社会和他不大协调，可是，当他发现西方还有一部分人对他所负的使命有相当认识的时候，他恨不得竭尽智能为他们服务。

1920年他在纽约过耶稣诞，有45位客人从美国各地到他所住的山边的旅店来联欢。那时，白雪飘飘，木叶尽脱，客中作客，别有一番风味。他看见周遭的人大吃大玩，在狂欢中毫无永生的气氛、镇定的乐趣，不禁使他觉得惊奇。他知道西方人赚钱的本领倒不小，可惜生活的诗意完全被抹杀了。自到纽约后，他更深切地觉得，俭朴的生活和简单的信仰有无限的价值。但是，西方人只信仰财富，结果，财富天天增加，所得的代价却等于零。

怎么样才能够说服西方人士，坦白地指出他们的努力是徒劳无功的呢？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认识自己的不愉快。为着消磨闲暇，他们只好拼命去找无聊的娱乐，免得他们被人家发现为不愉快。自欺欺人，不值识者一笑。

平心而论，从朴素的印度的农村，跑到纸醉金迷的万花筒的美国最大的都市，大有“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之慨。在1921年2月5日的一封信里，他说：

西方的文明是一面放大镜，它把最普通的东西尽量放大。它的建筑物、生意、娱乐，都是过分。西方的精神喜爱它的高跟的靴子，而靴子的后跟比靴子本身大得多。

自我来到本洲后，我的数字（升按：这大概是指开销）膨胀得离谱。它不肯收缩到适当的限度内。但是，我老实告诉你，要负起这么样的重担，光是想一想也够使人厌倦。

人类真是环境的动物。环境顺利，身体健康的时候，他对于世间事物有一种感觉；环境不利，身体多病的时候，他对于世间事物另有一种感觉。他到美国的初期，正值隆冬，加以体弱多病，一切都带着灰色。不久之后，新春的气息带来了新的生命，他的健康逐渐恢复，所以他在美国也住得比较舒服。他曾到南部各州去参观，他发现各阶层人士都有温暖的人情味。

泰戈尔以垂老之年，到处旅行，为的是要宣扬他的天下一家、世界大同的主张。他要人家互相敬爱，不要互相怨恨，这本来是极平易近情的论调，可是许多人还是听不进去。

当他在纽约期间，有一天，他到了一个美国著名的艺术批评家府上去访问。

这位批评家极崇拜古代意大利的艺术。泰戈尔好声好气地问他是否也懂得印度的艺术。批评家很鲁莽地答道，他很可能会痛恨印度的艺术。泰戈尔碰了这么一个钉子，好像冷水浇背，什么兴头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本来很想采取报复的态度，用同样的语调，把西方的艺术也臭骂一顿；可是他究竟修养到家，话到了嘴头，急忙收回去。事实上，他时常想法了解西方的艺术；欣赏犹恐不暇，哪里来的什么痛恨？

在泰戈尔的心目中，世界上第一流的艺术品，可以算是天下公物，不管这个人生在什么国家，来自什么地方。他一方面爱护他的同胞，另一方面又敬重其他国家的诗人和艺术家。他曾说过这么一个豪语：“人类的一切伟大的光荣都属于我。”（all the great glories of man are mine），这和孟子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并没有两样。

他不但不喜欢西方人看不起他的同胞，而且也不希望他的同胞对西方人士有什么误解。当印度的独立运动展开的时候，有些人在提倡国货，排斥外货，同时，还大声疾呼“西方的教育只会伤害我们”，这些不入耳之谈，往往会刺痛他的心。

他认为印度过去的毛病，在于不认识自己的文化，所以才把西方的文化当做自己的文化。但是，当我们能够立定脚跟，拥有自己的知识的资本的时候，那么本国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交流，不但是自然的趋势，而且使双方俱蒙其利。假如有人说文化交流根本要不得，这简直是其愚不可及，结果，将造成地方割据的思想，产生知识上的贫困。他说：

西方误会东方。这事情生根于二者之间所流行的不协调。但是，假如东方也想误会西方，那么，这对于事情又有什么补救的呢？目前这时代，西方非常强盛；所以很可能把人类所负的伟大使命付托给它。我们从东方来的，为的是向它学习它所能教导的任何东西；这样一来，我们可以促进履行这时代的使命。我们知道东方也有东西可以教导人家，同时，它也有责任，不要让它的光焰熄灭。将来总有一天，让西方人士有闲暇的心情来认识，他们能够在东方找到粮食和休息的所在。

在只有今天，没有明天；只有今生，不问来生的时代，泰戈尔的教训好像是石沉大海那样，一去无踪。但是，负着时代的使命的大诗人，他是诲人不倦的，在国内如此，在海外也如此。

这次访问新大陆，前后不过6个月。到了1926年，他又到美国观光，不幸中途失了护照，弄得他十分尴尬。这是人生过程中的插曲，不然，生活毫无波折，似乎显出单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