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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克尔夫妇开车进城去参加一个有总督参加的鸡尾酒会。路旁一个村落矗立着一个用树桩撑起来的大木笼，在一年一度的佳节盛会时，人们就在下面点起篝火，在火焰上方跳舞。在这个村落前面三十公里远的一片丛林里，他们还看到路旁有一个用椰壳和纤维做得粗糙丑陋的人形，坐在一把椅子上。这些令人不解的事物正是非洲的特征。用黏土涂白了脸的赤身裸体的女人们看到汽车开过来就飞快地奔到大堤上，把脸藏起来。
莱克尔说：“高乐太太问你喝什么的时候，你就说只要一杯贝利酒。”
“不能要一杯橘子水吗？”
“别提橘子水，除非你看见酒橱上确实放着装橘子水的罐子。我们不能叫她感到难堪。”
玛丽·莱克尔把这番叮嘱牢牢记在心里，然后把目光从她丈夫身上移开，目不转睛地望着车窗外单调的林墙。那条唯一通向森林里的小路用席子堵了起来，因为当地人做一种什么仪式时不许白人观看。
“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亲爱的？”
“听见了，我会照你的话去做的。”
“还有卡纳佩[1]，别像你上次赴宴时吃得那么多。我们不是到人家那儿去吃饭。这会给人留下一个不好的印象。”
“我这次什么都不碰。”
“那同样糟糕。这容易让人认为你觉察到那些食品不太新鲜。通常也的确如此。”
那枚小小的圣·克里斯托夫圣牌，在挡风玻璃下面像一个当地人迷信的崇拜物似的叮叮当当地摇摆着。
“我心里有些发慌，”姑娘说，“这事那么复杂，而且高乐太太不喜欢我。”
“并不是她不喜欢你，”莱克尔体贴地解释道，“只是上次，你记得吧，你在地方长官的太太离席之前就走了。当然了，我们并不受那些殖民地可笑的礼规约束，可是我们也不能让人看出急于离开的样子。一般说来，作为有地位的商人，我们是安排在负责公众事务官员后面离席的。你看见卡森夫人什么时候离席再离席。”
“我从来记不住她们叫什么。”
“就是特别胖的那个。你一眼就能认出来。对了，要是奎里也在那儿的话，别那么羞羞答答的，邀请他到咱们家来住一夜。在这么个地方，一个人总是渴望着找个人谈谈生活哲理的问题。看在奎里的面子上，我甚至可以让那个无神论的科林医生到咱们家住一夜。我们可以在走廊上再搭一张床。”
但这一天奎里和科林都没有去。
“不麻烦的话，请给我一杯贝利酒。”玛丽·莱克尔说。所有的人都被迫从花园回到屋子里，因为正好到了ddt喷洒车给整个城市消毒的时候了。
这次高乐夫人宽厚地亲手把贝利酒给她端上来。“你似乎是唯一见过奎里先生的人。”她说，“市长总想把他当作贵宾邀请到这儿来，可是他似乎不愿意离开那个倒霉的地方一步。为了我们大家，你也许可以恳求他到这儿来一趟。”
“我们跟他也不算太熟，”玛丽·莱克尔说，“他只是在那次涨水的时候在我们家住了一夜，我们并没有深交。要不是河里涨水他也不会住下来。我觉得他不愿意见人。我丈夫答应不告诉……”
“你丈夫把这件事告诉我们完全正确。要不我们会显得愚蠢透顶，竟然不知道这么一位大名鼎鼎的奎里住在我们这个地区。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亲爱的？”
“我几乎没有和他说话。”
“他们告诉我，他在某些方面声名狼藉。你看了《时代》周刊上那篇文章了吗？哦，当然，是你丈夫把它拿来给我们看的。当然不是因为文章里对他的描述。那只是他们在欧洲的说法。一个人必须记住，就连宗教中的一些圣徒也有过那么一段——我怎么说呢？”
“我没有听错吧，您是不是在谈论圣徒，高乐夫人？”莱克尔问道，“您总是为我们准备这么好的威士忌。”
“不完全是，我们在谈论奎里。”
“照我看来，”莱克尔说，就像班长在一个乱哄哄的教室里说话时那样稍稍提高了一点儿嗓门儿，“自从施威采尔以来，他到非洲来可能是一件最了不起的事了，说来说去施威采尔只不过是个耶稣教徒。奎里在我家度过的那个晚上，我发觉他是一位最有意思的客人。你们听过关于他最近的新闻吗？”莱克尔一边向全屋的人发问，一边像摇铃似的把杯子中的冰块摇得叮叮当当地响，“他们说两个星期之前他跑到丛林里去寻找一个逃跑了的麻风病人。他和那个病人在森林里待了一整夜，又是争论又是祈祷，极力劝说那个病人回去，把疾病治愈。夜里天下起雨来了，那个病人正发着烧，他就用自己的身体为那个人遮雨。”
“这多么不平凡，”高乐夫人说，“他是不是……”
总督身材生得很矮，近视眼，给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从外表上看，他总是带着一种向妻子乞求保护的神情，但是又像一个弱小的民族，对自己的文化感到自豪，并不情愿做一个卫星国。他说：“世界上的圣人远比教会承认的那寥寥几个多得多。”这句话等于官方对于这个本来可能会被认为是怪僻或甚至是暧昧的行动盖上了赞许的印章。
“奎里是什么人？”公众事务局主任问奥特拉柯公司经理。
“听说是一位世界闻名的建筑师。你应该有所耳闻。他就在你所管辖的地区。”
“他不是官方派到这儿来的吧？”
“他在帮助建造新麻风病院。”
“那份计划是我前几个月审批的。他们并不需要建筑师。工程很简单。”
“盖那所医院，”莱克尔打断他们的话头，把他们拉到自己谈话的圈子里，“那不过是第一步，你们相信我的话没错儿。他正在设计一座现代化的非洲教堂。这件事他亲自向我暗示过。他是一个富于理想的人。他建筑出的东西会永存的。用砖石表现出的祈祷词。主教阁下来了，我们现在可以听听教会对奎里的看法了。”
主教身材高大，风度翩翩，胡须修剪得很整齐，眼睛则像爱在街头向女人献殷勤的老派绅士那样滴溜溜地四处张望。他一般尽量不把手伸给男人，免得他们对他行跪拜礼。可是女士们都很愿意吻他的戒指（这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卖弄风情），而且他也乐于给女人这种机会。
“这么说我们中间来了一位圣徒，主教大人。”高乐太太说。
“您过奖了。总督先生呢？我怎么没有看见他？”
“他取威士忌去了。请原谅，主教大人，我刚刚指的不是您。我可不愿意看见您成为一位圣徒——暂时我还不想。”
“奥古斯丁[2]思想。”主教含糊其词地说了一句。
“我们正在议论奎里，那位大名鼎鼎的奎里，”莱克尔解释道，“一个像他这么有地位的人隐居在麻风病院里，还陪着一个麻风病人在丛林里祈祷了一整夜——您必须承认，主教大人，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是罕见的。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我倒想知道，他是否打桥牌。”正像总督刚才的评论对奎里的行为给予了官方的赞许，现在主教提出的问题，则可以被看作教会以其传统的机敏办法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主教接过一杯橘子汁。玛丽·莱克尔悲哀地看了那杯橘子汁一眼。她把自己手中的贝利酒放下以后，不知道该把手放在哪儿才好。主教对她和蔼地说：“你应该学会打桥牌，莱克尔太太。我们这里可以凑上手的人太少了。”
“我怕打牌，主教大人。”
“我给牌祝祝福之后再教你。”玛丽·莱克尔拿不准主教是不是在开玩笑，她露出一个不易被觉察的微笑。
莱克尔说：“我想象不出来，像奎里这么有才干的人怎么能和那个无神论者科林合作。我可以保证，科林这个人连‘慈善’是什么意思都不懂。你们记得去年我想组织拯救麻风病人日吗？他对这件事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说他承受不起慈善捐助。当时已经凑足了四百套衣服，可他就是不往下分发，唯一的理由是衣服不够分配。他说要是非发不可的话，他就只好自己掏腰包再买些衣服凑够数，不然在病人中间会产生嫉妒——一个麻风病人为什么要嫉妒呢？您应该找一天同他好好谈谈，主教大人，告诉他慈善事业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主教大人已经向前走去，他的手托着玛丽·莱克尔的胳膊肘。
“你的丈夫似乎满脑子都是那位奎里。”他说。
“他觉得奎里也许能和他谈得来。”
“可你为什么一声不吭？”主教轻轻地逗弄着她，倒好像她真的是他从街头咖啡馆结识的女人似的。
“我不会谈他喜欢谈论的那些话题。”
“什么话题？”
“自由意志、上帝的仁慈和——爱。”
“噢——爱……你对这个很在行，对吗？”
“不，我对这种爱一点儿都不懂。”玛丽·莱克尔说。
2
轮到莱克尔夫妇告辞时，他们已经等了卡森太太好大一会儿了。莱克尔喝得马上就要过头了。开始时他看着谁都好，之后变成谁都不顺他眼，他到处挑旁人的错，最后也挑剔起自己来了。玛丽·莱克尔知道在这个时候要是能劝说他服一片安眠药，可能一切就会过去，也许在他谈到“宗教”这个主题之前他就可以人事不省了。对于他，宗教就像红灯区敞开的大门，无疑是要通向性爱的。
“有的时候，”莱克尔说，“我希望我们有一位更注意灵魂的主教。”
“他对我很好。”玛丽·莱克尔说。
“我想他和你谈纸牌来着。”
“他说他愿意教我打桥牌。”
“我想他是知道我禁止你打牌的。”
“他不可能知道，我对谁都没说起过这事。”
“我可不希望我的妻子变成一个典型的殖民地白人。”
“我觉得我已经是这种人了。”她又小声地加了一句，“我不希望我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他厉声厉色地说：“他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扯闲话上……”
“我愿意我也能这样生活。我多么希望我也能这样生活啊！只要有谁愿意教教我……”
每次都一样。她自己除了喝点儿贝利酒外并没有喝别的酒，可她丈夫呼出来的酒精气味却弄得她喋喋不休地说起话来，倒好像威士忌进入了她自己的血液似的，而且这时她的话也最接近于真理。这个不知是谁说的可以使我们获得自由的真理，就像手指上的倒刺一样叫莱克尔非常恼火。他说：“瞎说八道。不要说这种言不由衷的话。有的时候你让我想起高乐太太。”夜晚从路两旁向他们发出不协调的歌声，森林里传出来的声音盖过了引擎的轰鸣声。纳慕尔路是一条上坡路，两旁都是商店。她多么希望到所有那些店铺里转一转啊！她睁大了眼睛尽量想透过汽车窗玻璃看一看摆着女鞋的橱窗。她在制动器旁伸直自己的脚，喃喃地说：“我穿六号的。”
“你说什么？”
“没什么。”
通过前灯的光柱，她看见路旁站立着的木笼像是一个来自火星的人。
“你这种自言自语的毛病越来越厉害了。”
她没有吭声。她无法告诉他，“没有人可以和我聊天”，聊聊街角的甜点心店，聊聊苔瑞斯修女摔断脚脖子的事，或是每年八月和父母去消暑的海滨地。
“这主要怪我自己，”莱克尔说，他到达了第二阶段，“我知道。我没能教会你像我似的看到真正的价值。你从一个椰油工厂厂主的身上又能希望得到什么呢？我不是过这种生活的人。我本来觉得甚至你都应该看到这一点。”他那张自负的黄脸像一张面具似的挂在她和整个非洲大陆之间。他说：“我年轻的时候想做一名传教士。”他每次喝了酒都要向她说这句话，自从他们结婚以来至少一个月讲一次。每次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心中都清清楚楚地浮现一张图画——他们在安特卫普的一家旅馆里度过的第一夜。他从她身上爬起来，像装了半袋东西的口袋一样扑通一下躺在她的身旁，她心头涌上一股温情，因为她想她在某种程度上使他失望了。她摸了摸他的肩头（他的肩头又圆又硬，就像袋子中装的瑞典甘蓝菜）。他粗暴地问她：“你没满足吗？男人可不能没完没了地干。”之后他翻了一个身，背对着她，那个他永远不离身的圣章在他们互相拥抱时扭了过来，现在挂在他的脊背中间，圣像的正面对着她的脸，好像是在责备她。她想要为自己分辩分辩：“是你要和我结婚。我也懂得什么是贞洁——嬷嬷们教过我。”可是她心目中的贞洁是某种使她总是联想到洁白的衣服、光辉和温柔的东西，而他所谓的贞洁则是隐居沙漠、穿着粗麻布衣服悔罪。
“你说什么？”
“没什么。”
“我是在对你谈我最深挚的感情，你就连这个也不感兴趣。”
她凄惨地说：“可能这是个错误。”
“错误？”
“和我结婚。我年纪太轻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年纪太大了，无法使你得到满足。”
“不——不是。我不是指……”
“你只懂得一种爱，对吗？你觉得圣徒是这样爱的吗？”
“我不知道谁是圣徒。”她绝望地说。
“你不相信吗？我虽然是个渺小的人，但还是能够穿越灵魂的暗夜的。我不过是你的丈夫，和你同床共枕……”
她低声地念叨着：“我不明白。求求你，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明白什么？”
“我本来以为爱情是为了使你感觉幸福的。”
“她们在修道院里就是这么教你的吗？”
“是的。”
他对她做了一个苦相，呼哧呼哧喘着气，汽车里一下子充满了一股酒精气味。他们从坐在椅子上的那个丑陋的人形身旁驶过。这时离家已经不远了。
“你在想什么？”他问。
她已经又回到了纳慕尔路旁的商店里，正在看着一个上年纪的店员把一双高跟鞋轻轻地、轻轻地穿在她的脚上。于是她说：“没什么。”
莱克尔的语气突然变得非常柔和，他说：“这可是祷告的好时机。”
“祷告？”虽然她的心还没有完全放下来，但是她知道口角已经过去了，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阵雨过去以后，闪电反而来得更近了。
“当我没有事情可以考虑的时候，我是说在我需要考虑什么的时候，我总是要做祈祷，念一段《天主经》《圣母经》或者《悔罪经》。”
“悔罪？”
“悔恨自己对我爱的乖孩子无缘无故发了一顿脾气。”他的手放在她的大腿上，手指搓弄着她穿的丝裙子，就好像是在寻找一块可以捏住的肉体。车外那些遗弃在旷地上锈痕斑斑的锅炉告诉他们就要到达他们的住所了，再拐一个弯就可以看到卧室的灯光了。
她想直接进到自己的房间——那间又小又热、一点儿都不舒适的小屋，在她例假和不安全期他允许她独自留在那里。但是这次他碰了碰她，示意让她站住。她本来对能摆脱这件事也没抱多大希望。他说：“你不生我的气吧，玛吕。”他总是在自己最不孩子气的时候故意大着舌头像小孩子似的喊她的名字。
“别。日子——不安全。”她把能逃避开他的希望放在他害怕要孩子这点上。
“来吧，出门之前我查看了一下日历。”
“最近两个月我不太正常。”有一次她买了一个灌洗器，他发觉后就把它扔掉了。后来他长篇大论地教训了她一顿，说她这种行动是违背自然的，是一种罪恶，他对天主教徒婚姻这件事慷慨激昂地大发了一通议论，最后这篇演讲以上床睡觉结束。
他把手放在她的腰下，轻轻地推着她向他想要去的方向走去。
“今天晚上，”他说，“我们冒一次险。”
“可是现在正是危险期啊。我保证……”
“教会并没有让我们躲避一切危险，而且不能总是使用安全期啊，玛吕。”
她向他哀求道：“让我去一下我的屋子。我把东西放在那儿了。”
因为她最不喜欢在他那仔细玩味的注视下脱衣服了。“我不会耽搁得太久。我保证不会耽搁得太久。”
“那我等着你。”莱克尔答应了。
她尽可能地延长脱衣服的时间，然后从枕头底下取出一件睡衣。屋里很小，只摆得下一张铁床、一把椅子、一个衣橱和一个五屉柜。五屉柜上摆着一张她父母亲的照片——两个愉快的老人，他俩结婚很晚，就只有她这么一个孩子。此外还有一张她堂姐寄来的布鲁日的明信片和一本过期的《时代》周刊。柜底下她藏着一把钥匙，她把它拿出来打开抽屉。抽屉里是她的秘密博物馆：一本她第一次领圣餐时拿到的弥撒经书，保存得像全新的一样；一个贝壳；一张布鲁塞尔音乐会的节目单；一卷安德烈·勒热内著的《欧洲史》，这是她在学校的教科书；一本练习本，练习本里有她在学校时最后一个学期写的一篇论宗教战争的作文（这篇作文她得的是最高分）。现在她在这些收集品里又加上一本旧的《时代》周刊。奎里的头像遮住了勒热内的历史书。把它放在她孩提时代的纪念品中间显得那么不协调。她清清楚楚记得高乐太太的话：“他在某些方面声名狼藉。”她锁上抽屉，藏好钥匙——再耽搁下去就危险了。然后她沿着走廊向他们的房间走去，屋里莱克尔光着身子四仰八叉地躺在双人床的蚊帐里，头顶上挂着一个木头雕刻的耶稣受难像。他的样子看上去就像一个用渔网打捞上来的淹死的人——汗毛像水草似的贴在肚子和腿上。但在她进来的一刹那他马上就活过来了，他掀起了半边帐子。“过来，玛吕。”他说。过去她的宗教老师有多少次对她讲过，基督的婚礼象征着主与他的教会的结合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