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人相处，免不了要发生“取”和“与”的行为。第一流人物是“与”多于“取”。在可能范围内，尽量给人以种种方便。孔子的“诲人不倦”，纯粹注重“与”这方面，因为“与”人越多，他所“取”的也越多。你瞧，在2500多年前，交通多么不方便，而孔子在杏坛设教的时候，居然有那么多的学生，这还不是“诲人不倦”的精神上的收获？

老子是更懂得斤斤计较的人物。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与之。”这充分说明，真正要“取”，就得先“与”；所“与”越多，所“取”也越多。根据“既以与人取愈多”的理论，多“与”比较多“取”更为有利。

中等人物，对于“取”和“与”的行为比较平衡，他是“一点不占人家的便宜，一点也不给人家占便宜”。欧美社会所流行的“个人出钱的宴会”（go dutch），多少是受他们的权利义务均等理论的影响。

下流人物，只懂得“取”，不懂得“与”。在他们的心目中，以为这是最聪明、最占便宜的办法，不知他们所付的代价比较任何人都大。

俗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把人类贪多务得的心理所造成的恶果完全道破。鸟儿如不贪食，它们被捕的机会可以说是减去99％。人们如不贪财，他们当然会安分守己，过着返璞归真的生活。哪里还会丧尽天良，干出谋财害命或卖友、卖国的勾当？

读者也许会笑我太落后。我平素看人，最注重他的私德。一个人的私生活十分严肃，“临财毋苟取，临难无苟免。”这才可以跟他谈论治国平天下的大事。假如他的私生活一塌糊涂，酒、色、财、气，一应俱全，到了入不敷出的时候，他难免要昧着良心，干出种种不可告人的事情了。

“我去求人六月霜”这句话很有道理。当你向人家有所求的时候，你已有所准备，人家是毫无准备；你可以开大海口，人家当然不会有求必应。的确，求人实在不容易。除了莫逆之交外，你如向普通朋友开口借钱或者求事，恐怕你也是想踏进他的大门而又不敢进去，想开口而又不敢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吧。

中国古代有两个人：一个是黔娄，另一个是陶渊明。黔娄穷得要命，饿得半死，可是他绝对不食嗟来之食。一个人的态度那么坚决，神志那么清明，试问谁还够奈何得他？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只因他决心安贫乐道，才能够思想超脱，写出天地间的至文。

我并不是教人消极，相反的，我是教人须永远积极乐观。不过我有个条件，就是私人生活须力求严肃，不受酒、色、财、气支配。尽人事，听天命，对于任何事业，都要从工作的本身找到乐趣，既不为名，又不为利，这才能够坦坦荡荡地培养浩然之气。事实上，人到“无求”的地步，他绝对不会随便向人低头了。竖起脊梁，挺起胸膛，仰首伸眉，讨论天下事，得失荣辱，全不放在心里，一个人的修养达到这田地，还怕品格不会高吗？

1955年5月16日深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