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举行赛马的好日子。人们乘头班火车川流不息地涌到了布赖顿，好像又在重新过一个公休日。唯一不同的是，这些人都不花钱，他们把钱留着派大用场。他们挤作一团站在一辆辆有轨电车的顶层，晃晃悠悠地驶向水族馆；他们在海滨大道上拥来挤去，活像成群的昆虫在自然而又荒谬的迁徙途中。到了十一点钟，开往赛马场的公共汽车上已经找不到座位。一个系着色彩鲜艳的条纹领带的黑人，坐在英皇阁花园的一张长椅上抽着雪茄。几个孩子从这把椅子奔到那把椅子，玩着摸木头游戏；那个黑人乐呵呵地向他们吆喝，一边带着一副倨傲而谨慎的神气把夹着雪茄的手伸得笔直，他宽大的门牙像广告牌似的闪闪发亮。孩子们停下游戏，一边瞪着他，一边慢慢向后退。他又用他们的母语向他们吆喝了几声，他说的话就像这些孩子说的话一样空洞、粗鄙、稚气。孩子们惴惴不安地盯着他，又退了几步。他耐心地把那支雪茄搁回到两片厚墩墩的嘴唇中间，继续抽着。一支乐队穿过老斯泰因路走到人行道上，乐队成员都是盲人，他们敲着鼓，吹着号，用鞋子边探触着街道镶边石，在街边排水沟中鱼贯而行。从很远的地方就能听见他们演奏的乐曲，在人群哄闹声、排气管爆裂声和开始爬坡开往赛马场的公共汽车的马达声中回旋着。这支盲人乐队精神焕发地奏着音乐，部队行军似的踏着正步。当人们抬起眼睛，料想会看见虎皮鼓和旋转着的鼓槌的时候，不料看见的是一双双苍白、无神的眼睛，好像矿井下运煤的小马的眼睛，顺着街边排水沟移动着。
在高出海面的一座公学大操场上，一些女学生神情严肃地排着队出来打曲棍球，又矮又胖的守门员穿着带厚垫的运动服，活像一头头犰狳。队长在同自己的主力队员讨论战术，几个低年级女学生在灿烂的阳光下狂奔乱跑。越过一片华贵的草坪，穿过几道铸铁大门，她们能看见路过的平民络绎不绝——都是公共汽车装不下的人——拖着沉重的脚步爬上丘陵，踢起阵阵尘土，嘴里啃着装在纸袋里的小圆面包。公共汽车全部绕了一个弯，穿过肯普镇驶过来。开上陡峭小山的是一辆辆挤得满满的出租汽车——九便士一趟，人人有座，一辆专供赛马会成员在赛马场上用的帕卡德牌汽车，几辆莫里斯牌旧车，以及载着全家老小的奇形怪状的高篷汽车，已经使用了二十年，却仍在公路上行驶。仿佛整条公路都像地铁站的电梯一般在尘土飞扬的阳光中升上来，一大堆噪声喧嚣、人声鼎沸、横冲直撞的汽车也随着公路一起上升。那些低年级女学生像一匹匹小马驹似的在草坪上撒腿飞跑，感到待在户外是多么令人激动，仿佛这是许多人的生活到达某种高潮的日子。黑小子的赔率已经缩小，自从人们那回冒冒失失地在另一匹赛马梅丽·莫娜克身上押了五镑之后，生活就再也不复原样了。一辆猩红色赛车异常敏捷地在这一大堆汽车和行人中间蜿蜒穿行；这是一辆十分小巧的高速赛车，车上的气氛使人联想到公路上无数供旅客歇脚的场所，聚集在游泳池四周的妖艳女郎，还有在从大北街岔出来的背街小巷上偷偷进行的幽会。太阳照在这辆车上，发出的反光一直射到那所女子学校的餐厅窗户上。车里挤得满满的：一个女人坐在一个男人的膝上，另一个男人紧贴车门站在踏脚板上；车子嘟嘟地鸣着喇叭，歪歪斜斜地钻来钻去，朝丘陵上驶去。车里的那个女人在唱歌，她的歌声夹杂在汽车的喇叭声中，显得模糊不清、断断续续，能听出是一支关于新娘和花束的传统歌曲，一支与烈性黑啤酒、牡蛎、古老的莱斯特客厅有些关联的歌曲，这支歌曲同这辆油光锃亮的小型赛车里的气氛格格不入。在丘陵顶上，这女人的歌声顺着尘土飞扬的公路飘了回来，传到一辆老掉牙的莫里斯汽车里。这辆车顶篷哐啷作响，挡泥板歪歪扭扭，挡风玻璃上积满污垢，正以四十英里[34]的时速摇摇晃晃地落在后面。
歌声冲破那破车篷的哐啷、哐啷的震颤声，钻进了小伙子的耳朵。他坐在斯派塞身旁，斯派塞驾着车。新娘和花束——小伙子不由得怏怏不乐地、满心厌恶地想到了罗丝。他没法把斯派塞提的那个建议从脑子里赶出去，就像有一股看不见的力量在不断同他作对——斯派塞的愚蠢，码头上的照片，那个问长问短的女人——她究竟是什么人？……即使同罗丝结婚，那也不会长久的，只不过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用这一招来封住她的嘴，给自己争取一些时间而已。他不愿意同任何人发生那种关系——双人床啦，男女间的亲昵行为啦，他一想到这些就觉得厌恶，如同想到自己的年龄一样。他避开汽车座垫上的破洞，蜷缩在角落里，带着苦涩的童贞上下颤动着。结婚——这跟手淫没什么两样。
“达娄和库比特在哪里？”斯派塞问。
“今天我不想让他们到这里来，”小伙子说，“咱俩今天要办点事，还是不让大伙都来的好。”就像一个狠心的孩子把用来扎人的圆规藏在身后一样，他装出一副亲切的样子拉住斯派塞的手臂，“跟你讲讲不要紧的，我打算同科里奥尼讲和了。我信不过他们，干事太暴烈了。我和你，咱俩可以把这事办好，甭管他们。”
“我是赞成讲和的，”斯派塞说，“我一向都是这样。”
小伙子隔着碎裂的玻璃窗冲着那乱纷纷的一长溜汽车咧嘴一笑。“我要办的就是这事。”他说。
“要长期保持和平。”斯派塞说。
“谁也别想破坏这种和平。”小伙子说。那隐隐约约的歌声消逝在飞扬的尘土和灿烂的阳光中——只听到最后一个“新娘”，最后一个“花束”，还有一个听上去像是“花园”的词。“结婚得办哪些手续？”小伙子不情不愿地问道，“要想马上就办成的话？”
“对你不那么容易，”斯派塞说，“你的年龄是问题。”他嘎嘎扳了几下这辆破车的排挡，开始爬最后一个山坡，朝坐落在白垩土上的那个白色看台和一辆辆吉卜赛人居住的大篷车驶去。“我得好好想一想这事。”
“快点儿想，”小伙子说，“别忘了你今晚就要动身了。”
“是啊。”斯派塞说。分离使他略感惆怅。“八点十分的车。你该去看看那个酒馆。你会受到欢迎的。诺丁汉是个漂亮的城市。去那里待几天散散心，准叫你快活。那里的空气也好，你还能喝上好的苦啤酒，比蓝锚酒馆卖的还强。”他咧嘴一笑，“我忘了你是不喝酒的。”
“祝你快活。”小伙子说。
“什么时候都欢迎你去，平基。”
他们把这辆破车开到停车场停好，从车里钻了出来。小伙子挽住斯派塞的胳膊。生活是这样美好——行走在沐浴着阳光的白墙外面，经过一辆辆装着大喇叭的篷车和那个信仰基督再临的人，走向人间最美好的感受——给别人施加痛苦。“你是个好伙计，斯派塞。”小伙子说着，把他的胳膊挽得更紧，斯派塞便以友好、知心的口吻对他轻声絮叨起蓝锚酒馆的一切底细。“那酒馆卖酒不限牌子的，”他说，“名声很好。我一直在盘算，等我攒够了钱就去同我的朋友合伙。他仍旧要我合伙呢。他们干掉凯特那会儿，我差点儿就走了。”
“你这人经不起吓，是吗？”小伙子说。装在篷车上的大喇叭在给人出点子，建议怎么下注；几个吉卜赛小孩大喊大叫地在踏得乱糟糟的白垩地上奔来奔去，追逐着一只兔子。他们俩走进跑道下边的地下通道，然后又上来，走到阳光下。脚底下是一片长得短短的灰蒙蒙的草地，沿着一排平房往下延伸，直达海边。白垩地里有几张踏烂了的旧赌票，上面写着：“赌注登记人巴克请您惠顾。”还有一张印成黄色的非国教教徒的脸，沾沾自喜地微笑着：“如数支付，务请放心。”那片生长受到阻碍的车前草丛中还散落着几张用过了的赌金核算单。他们穿过铁丝网走进了半克朗看台区。“喝杯啤酒吧，斯派塞。”小伙子说着，催促他往前走。
“哦，你真好，平基，我就喝一杯吧。”当斯派塞站在那些木头架子旁边喝啤酒时，平基朝那一排赌注登记人望去。这些人里头有巴克、麦克弗森、乔治·比尔（人称“老字号”）、克莱普顿的鲍勃·塔韦尔等，全是熟悉的面孔，一个个满脸堆笑，都装得和颜悦色。头两场已经赛过了。赌金核算处的窗口排着长长的队伍。太阳照亮了跑道对面的白色的塔特索尔登记台，有几匹马从台前慢步向起跑线跑过去。“瞧，那匹就是伯戈因将军，”一个男人说，“它不太安定。”说罢便跑到鲍勃·塔韦尔登记台去下赌注了。随着一匹匹赛马从赌注台前走过，它们的蹄铁好像拳击手套似的啪啪地打在草地上，赌注登记人一一把原先写着的赔率擦掉，改写了新的。
“你想碰碰运气吗？”斯派塞问，一口喝干了手里的巴斯啤酒，冲着那些赌注登记人打了个带有啤酒味的响嗝。
“我从来不赌。”小伙子说。
“对我说来，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斯派塞说，“在布赖顿这个好地方的最后一个机会。我倒想冒冒险，赌他几镑。多了不行。我要留着钱带到诺丁汉去。”
“去吧，”小伙子说，“趁你能快活的时候玩个痛快吧。”
他们顺着那一排赌注登记人朝布鲁尔登记台走去，登记台四周围着很多人。“他生意不坏呢。”斯派塞说，“你看见梅丽·莫娜克了吗？它的赔率又上涨了。”就在他说话的时候，整个一排赌注登记人都把原先写着的一赔十六的赔率擦掉了。“一赔十了。”斯派塞说。
“趁你还在这里，玩个痛快吧。”小伙子说。
“不妨照顾一下‘老字号’吧。”斯派塞说罢，甩掉小伙子抓着的胳膊，朝对面泰特的登记台走去。小伙子微微一笑。事情就像剥豌豆那么容易。“梅门托·莫里，”斯派塞咕哝了一句，手里拿着卡片走开了，“给一匹马取这么个名字也真逗。一赔五，赢前三名的。梅门托·莫里是什么意思？”
“就是个外国名字。”小伙子说，“黑小子赶上去了。”
“我要押黑小子就好了。”斯派塞说，“刚才那边有个女人说她在黑小子身上押了二十五镑，我听了还觉得她真够傻的。可想想看，万一它真赢了呢？”斯派塞接着说：“我的天哪，我要到手两百五十镑，还有什么事不能干呢？我马上买下蓝锚酒馆的股份。你也不会再看见我回到这里来了。”他一边说，一边扫视着四周，望望明澈的天空，跑道上飞扬的尘土，撕碎了的赌注登记卡，以及往丘陵下黑魆魆的大海铺展开去的那片草地。
“黑小子赢不了的。”小伙子说，“是谁押了二十五镑？”
“是个娘们儿。她刚才就在那边卖酒的柜台旁边。你怎么不在黑小子上押五镑？就赌这么一回庆祝庆祝不成吗？”
“庆祝什么？”小伙子连忙问。
“我也说不清，”斯派塞说，“这个假日太叫我激动了，所以我总觉得每个人都有些什么要庆祝似的。”
“就算我真的要庆祝，”小伙子说，“也不会同黑小子有什么相干。哼，当初弗雷德就看好这匹马，还说它迟早会赢的。我可不觉得这匹马有什么好运气。”他嘴上这么说，眼睛却禁不住盯着黑小子从栏杆旁慢步跑过——显得不够老练，也不够沉着。半克朗看台顶上有个男人向克莱普顿的鲍勃·塔韦尔发了个信号，一个身材矮小的犹太人正用单筒望远镜观察着十先令看台，此刻突然挥舞手臂，要引起赌注台上的“老字号”注意。“瞧，”小伙子说，“刚才我怎么跟你说的？黑小子又不行了。”
“八赔一百，黑小子，八赔一百。”乔治·比尔的代理人大声喊着。有人说了句：“开始跑了。”人们推推搡搡地从吃小食的棚子里拥了出来，手里拿着巴斯啤酒和葡萄干面包卷，朝栏杆跑去。巴克、麦克弗森、鲍勃·塔韦尔，一个个都把写在板上的赔率擦掉了，唯独“老字号”坚持到底：“黑小子六赔一百。”只见那个小个子犹太人正从台顶上打着共济会里专用的暗号。那些马一窝蜂地急奔而来，只听得噼噼啪啪一阵折断木板似的响声，冲过了终点线。有人说：“伯戈因将军。”也有人说：“梅丽·莫娜克。”喝啤酒的人又回到了用木板临时搭起来的柜台边各自添了酒，赌注登记人挂起了参加四点钟那场比赛的赛马名牌，并用粉笔写出了几个赔率。
“瞧，”小伙子说，“刚才我是怎么跟你说的？弗雷德根本分不清好马坏马。那个疯娘们儿白白丢了二十五镑。今天可不是她交好运的日子。哦——”然而，这时四周的静默，也就是刚赛完一场还没公布结果时出现的静止状态，却不免令人惶惑不安。人们排着队等在赌金核算处的窗口。赛马场上顿时陷入平静，大家都在等下一场比赛开始的信号。在一片寂静中，只听见一匹马一路嘶鸣着从测体重的地方过来。四周静悄悄的，阳光灿烂，小伙子却感到一阵不安。他假装老成的年纪，在布赖顿贫民窟里积累起来的有限经验，都从他身上渐渐流逝了。这时他真希望库比特和达娄也在自己身边。他才十七岁，独自招架不了这么多棘手的事情，并不只是对付一个斯派塞就完事了。他在圣灵降临节的第二天就惹出了一个无法结束的祸端。死亡并不是结束；教堂里的香炉摇动着，神父擎起了圣饼，忽听喇叭里吟诵赞美诗一般宣布获胜的赛马名次：“黑小子，梅门托·莫里，伯戈因将军。”
“老天爷，”斯派塞说，“我赢啦！梅门托·莫里在前三名里面。”他猛地想起了小伙子刚才说的话。“她也赢了。二十五镑。运气真好！现在你还说黑小子不行吗？”平基不作声。他暗自说：“那是弗雷德看好的马。如果我也是一个碰触木头、掷盐、不肯从梯子下面走过去的迷信的傻瓜，我兴许会吓得——”斯派塞拉了他一把：“我赢了，平基，十镑呢。难道你还不信吗？”他吓得不敢继续实行精心制定的计划了。他听见离赛场较远的地方传来一阵笑声，一个女人的笑声，明快而自信，也许就是在弗雷德看好的那匹马上押了二十五镑的那个娘们儿，他心里恶狠狠地对斯派塞发怒，残酷的心理像一股情欲一样使他挺直了身子。
“可我不是，”他说，一手搂住斯派塞的肩头，“你快去领钱吧。”
他们一起朝泰特的登记台走去。一个头发抹油的年轻人站在木头阶梯上付钱。泰特本人到十先令看台上去了，不过他们俩都认识塞缪尔。斯派塞一边走上前去，一边乐呵呵地冲他大喊：“嗨，萨米[35]，赶快付钱吧。”
塞缪尔打量着他们，斯派塞和小伙子，像多年老朋友似的手挽着手，从那踏烂了的薄薄的草皮上走来。有六七个男人围拢来，在四周等着，刚领完钱的那个人悄悄溜了，那些人静静地等着，一个手拿账册的小个子吐出舌头，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你运气不坏，斯派塞。”小伙子说着，把他的胳膊挽得更紧，“用这十镑钱去玩个痛快吧。”
“你不是在跟我告别吧？”斯派塞说。
“我不等四点半那场了。待会儿我就不会再见到你了。”
“那科里奥尼呢？”斯派塞说，“你和我不是要……？”那些赛马缓缓地遛过来去参加另一场比赛了，赔率公布了；人群向赌金核算处涌去，给他们俩让出了一条畅通的小道。那一小群人就等候在这条小道的尽头。
“我改变主意了，”小伙子说，“我打算到酒店去见科里奥尼。你领你的钱吧。”一个光着脑袋兜售赌赛情报的混混拦住他们说：“下一场比赛的秘诀。只要一先令。今天我已经说中了两回。”他的脚指头从鞋子里露了出来。“留着你自个儿用吧。”小伙子说。斯派塞不喜欢告别，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他把身体重心移到那只长鸡眼的脚上。“咦，”他说，顺着那条小道朝围篱望去，“泰特那边还没把赔率写出来呢。”
“泰特办事一向磨蹭，付钱也磨蹭。你还是把钱领来的好。”他一手抓着斯派塞的胳膊肘，催他走上前去。
“没出什么事吧？”斯派塞问。他瞧了瞧在四周等着的那几个人，他们直勾勾地瞪着他。
“好了，这就算告别吧。”小伙子说。
“你记住地址，”斯派塞说，“蓝锚酒馆，记住，联盟街。有什么事就给我捎个信。我看我是不会有什么事的了。”
小伙子抬起一只手，仿佛要拍拍斯派塞的背，却又重新放下了。那一小群人围成一团站在那里等候。“也许——”小伙子说。他向四周扫视了一下——他惹出的祸端已经无法收场。他胸中涌起一股冷酷的怒气。他重又抬起手，在斯派塞背上拍了一下。“祝你好运。”他用已经变声的尖细嗓音说道，随即又拍了斯派塞一下。
那些人不约而同地围上来。小伙子听见斯派塞尖叫了一声“平基”，然后就倒下了。一只钉着大铁钉的靴子举了起来，小伙子立刻感到一阵疼痛像血一样顺着脖颈流下来。
这阵疼痛（一棵荨麻也能刺得这么疼）远远不及最初那阵惊讶来得厉害。“你们这帮蠢货，”他说，“不是我，你们要的是他。”说着转过身来，瞧见一张张脸团团围住他。他们龇牙咧嘴地冲着他狞笑，每个人都亮出了刀片。他这才第一次回想起科里奥尼从电话线里传来的笑声。一见出了乱子，四周的人群立刻散开了。他听见斯派塞大声喊叫：“平基，看在基督的分儿上。”一场分辨不清的混战在他的视线以外达到了高潮。他还得留神别的东西：在从肖莱姆丘陵斜射下来的阳光中闪烁照耀着的专割喉咙的长长的刮胡刀。他伸手到口袋里去掏自己的刀片，正对着他的一个人扑过来在他的指关节上狠狠割了一刀。他感到一阵疼痛，心里充满了恐惧和惊讶。这就像当初在学校里有时候一个被逼急了的孩子没等他动手就先用圆规刺了他似的。
那帮人没有打算拥上来结束他的性命。他哽咽地对他们说：“我要去找科里奥尼算这笔账。”他喊了两声“斯派塞”，才猛地想到斯派塞已经没法应声了。那帮暴徒正享受着自己的乐趣，正如他自己一直享受着的那样。其中有一个凑过来想割他的脸颊，他连忙抬手一挡，指关节上又狠狠地挨了一刀。他开始哭起来。就在这时，栏杆外面响起了一阵击鼓般的马蹄声，四点半那场比赛开始了。
不一会儿，有人在台上喊了声：“警察来了！”那些人立刻一窝蜂地向他拥过来。有人往他大腿上踢了一脚，他伸手使劲一抓，不料抓住了一把刀片，手上立刻割开了一道深及骨头的伤口。等那些穿着笨重靴子、行动缓慢的警察赶到跑道边上时，那些人便一哄而散了。小伙子从他们中间冲了出去。有几个在他后面追赶，他们跑出了铁丝网大门，径直冲下丘陵，朝那些房屋和海边奔去。他边跑边哭，刚才挨了一脚的那条腿一瘸一拐；他甚至想要祈祷。在马镫与地面之间也能得救，但是不忏悔就不能得救，眼下他正跌跌撞撞地往这白垩丘陵下急奔，根本没有时间生出一丁点儿忏悔的心思。他狼狈地奔跑着，磕磕绊绊，脸上和两只手上都淌着血。
只有两个人还紧追不放，他们追赶他只是为了取乐，边追边像逗猫似的逗他。他跑到了丘陵脚下的第一排房屋前，可是四周不见一个人影。赛马一开始，家家户户都空了；除碎石小道和小小的草坪、彩色玻璃门和遗弃在砾石小径上的一台割草机外，再看不见别的什么东西了。他不敢躲进房子里，在他按响门铃等着开门的时候，那两个人会追上他的。他已经亮出了他的刮胡刀片，不过他还从来不曾在任何一个武装的敌人身上使过这家伙。他得藏起来，可是他已经沿路留下了一道血迹。
那两个人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他们边跑边笑，浪费了不少气力，而他年轻气长。他把他们抛在后面了。他用手帕把手包扎起来，头往后仰，好让血流到衣服上。他拐了个弯，没等他们赶上来就钻进了一个空荡荡的车库里。他手里拿着刀片，站在昏暗的车库里面，想定下神来忏悔。他想到了斯派塞，想到了弗雷德，但是他的思绪怎么也不肯把他带过那个拐角——追赶的两个人随时可能在拐角上出现。他终于发现自己并没有精力忏悔。
过了好大一会儿，危险似乎过去了。暮色已经降临，他可以在这长长的黄昏安下心来想想事情了，但他想到的并不是永恒世界，而是他自己的羞耻。刚才他哭了，求饶了，逃跑了，这些难免会传到库比特和达娄的耳朵里去。这一来，凯特帮会怎么样呢？他试图想想斯派塞，可是现实世界占据了他的头脑，他没法支配自己的思绪。他站在那儿，用虚弱的双膝顶着混凝土墙壁，手里擎着刀片，注视着那个拐角。几个人走过去，从皇宫码头飘来的依稀的音乐声钻进了他的脑子，像一块脓肿似的引起阵阵刺痛；那条属于中产阶级的整洁而单调的路上亮起了灯。
这座车库从来没有派过车库的用场，倒已变成了一个养盆栽花的棚子。又细又绿的嫩枝像毛毛虫似的从浅浅的木盆里爬出来，有一把铲子，一台生锈的割草机，还有屋主人在他那间小得可怜的房子里放不下的所有破烂——一匹旧木马，一辆改装成独轮手推车的婴儿车，一堆老掉牙的唱片：《亚历山大爵士乐队演奏曲》《请君莫忧愁》《如果你是唯一的少女》，等等。和这些东西躺在一起的还有几把泥刀，铺碎石路剩下的石子，一个只有一只玻璃眼睛的洋娃娃，衣服上粘着泥土。他飞快地扫了几眼，把这些东西全都打量了一遍，将刮胡刀片紧握在手中，脖颈上的血结成了块，手上扎着伤口的手帕滑脱的地方还有血在滴下来。不管这所房子的主人是个什么人物，反正他的财产是有所增添了——混凝土的地上正在逐渐干燥的斑斑血迹。
这位房主准是远路而来的。那辆在这里搁着的用婴儿车改装的手推车上面贴满了标签——无数次火车旅行的标记——唐卡斯特、利奇菲尔德、克拉克顿（准是夏天在那儿度过假）、伊普斯威奇、北安普顿——虽然每次出发旅行之前都会被撕去一大块，但从残留着的这些乱七八糟的标签上还是能准确无误地看出此人的行踪。而这里，这所坐落在赛马场下面的郊外小屋，便是他力所能及的最佳结局了。你丝毫不会怀疑坐落在丘陵脚下的这所靠贷款购买的小屋就是终点，这些破烂就像潮水退去后留在海滩上的凌乱杂物一样堆在这里，再也不会往前挪一步了。
小伙子恨这个人。尽管姓名不详，也没有露过面，但小伙子还是恨他，也恨那个洋娃娃，那辆婴儿车，那匹破木马。看到那些破土而出的小秧苗，他也很生气，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无知。他感到饥肠辘辘，头昏眼花，心惊胆战。他已经尝到了痛苦和恐惧的滋味。
现在，夜色已经降临到这个丘陵脚下，不用说，这该是他祈求天主宽恕的时候了。但是在马镫与地面之间是没有时间祈求的——你不可能在短短的瞬间打破头脑中的习惯——即使你面临死亡，习惯也紧紧攥着你不放。他不由得想起了凯特，当他们在圣潘克拉斯车站对他下手之后，他马上在候车室里咽了气。当时他旁边有个挑夫，却一边往灭了的火炉里倒煤屑，一边没完没了地谈论着女人的奶头。
不过斯派塞——小伙子的思绪不可避免地带着一丝宽慰回到了这个刚刚丧命的人身上——“斯派塞还是叫他们干掉了。”他不可能为一桩使他得到安全的事忏悔。现在，那个多管闲事的女人除了罗丝就再找不到任何证人了，而罗丝他是能对付的。等挨过这段时间，等他彻底安全的时候，他就可以从容地考虑祈求天主宽恕，考虑回家了。当他带着一丝隐隐的怀旧之情想起那又小又黑的告解室，想起神父的话语声，想起在粉红色玻璃罩子里的明亮烛火燃尽之前等候在圣像下祈求宽恕免遭永恒痛苦的人们，他的心变得软弱了。永恒的痛苦对他并无多大意义——眼下它就意味着用刮胡刀片进行无休无止的拼杀。
他侧身偷偷溜出车库，白垩土地上刚开辟的这条粗陋街道空落落的，只有一对男女在路灯光照不到的木栅栏旁紧紧搂抱着。这情景使他感到恶心、残酷，心中隐隐作痛。他一瘸一拐地走过他们身边，他被割伤的手紧握刀片，他的残酷的童贞要求得到某种不同于他们的满足，某种习惯性的、野蛮的、短暂的满足。
他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他不愿意这副样子——衣服上挂着车库里沾来的蜘蛛网，脸上和手上留着失败的伤痕——回到弗兰克旅店去。水族馆上面的白色石头平台上有人在露天跳舞，他继续前行，来到海滩上——这里更冷清一些，被去年冬天的飓风刮到岸上已经干枯了的海草在他的鞋底下喀嚓喀嚓地响。他听见了音乐声——“我的心上人”。把它用玻璃纸包起来吧，他心想，放到锡纸里吧。一只飞蛾撞到一盏路灯上受了伤，在一块浮木上爬动，他用沾着白垩土的鞋子猛地一踩，送了它的命。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他把那只流血的手藏好，一瘸一拐地在沙滩上蹒跚走着——他会成为一个年轻的独裁者。他是凯特帮的头子，这次是暂时的失败。等他安全的时候去做一次告解，就能把一切洗刷干净。黄色的月亮斜挂在霍夫镇和那四四方方的摄政广场上空，他跛着脚走在这片没有被海水冲涤过的干燥的沙地上，经过一个个关着门的海滨浴场更衣室。他的脑子里遐想着：到那时我要奉上一座圣像。
他一走过皇宫码头就从沙地登上了海滨大道，忍着伤痛穿过马路。斯诺餐馆里灯火通明。一台收音机开着。他站在门外人行道上，直到看见罗丝在紧挨窗口的一张饭桌上招待顾客时才走过去，把脸贴到窗玻璃上。罗丝马上看见了他。居然那么快就引起了她的注意，仿佛他拨了一下她的号码，她脑子里立刻响起了铃声似的。他把那只受伤的手从口袋里抽出来，但是脸上的伤已经足以使她焦急不安了。她一个劲儿地想隔着窗玻璃跟他说话，可他不明白她在说什么，他仿佛在听一种外语。她只好重复了三遍“到后门去”，他才从她的嘴唇上读出了这个意思。他腿上的伤越来越疼。他拖着脚绕过这家餐馆，刚一拐弯，就看见一辆汽车打他身旁驶过，一辆蓝西亚牌汽车，车里坐着一个穿制服的司机，还有科里奥尼先生——穿着晚礼服和白色背心的科里奥尼先生，仰靠在车座上，面对着一位穿紫色绸服的上了年纪的太太眉开眼笑。瞧他们那般平稳、迅捷地飞驰而过，或许那人根本不是科里奥尼先生，而是任何一位在英皇阁出席了音乐会后返回环球酒店去的中年大商人。
他弯下腰，透过后门的信箱张望，只见罗丝攥紧拳头，面带怒色，顺着过道朝他走来。他失去了一些自信心，他心里想：她已经注意到了他的这副狼狈相……他一向知道一个姑娘盯着你的鞋子和衣服看是怎么回事。“要是她打发我走，”他暗暗盘算，“我就砸了这个硫酸瓶……”可是她一打开门便又像往常一样麻木和虔诚了。“这是谁干的？”她悄声说，“可别让这些人落在我手里！”
“没事。”小伙子说，接着试探性地吹嘘道，“让我来对付他们吧。”
“瞧你这张脸，真可怜。”他怀着厌恶想起了有些人总是说喜欢自己脸上有伤疤，说他们把伤疤看作男子汉的标志、力量的标志。
“有没有地方可以让我洗一洗？”他问。
她小声说：“悄悄进来。穿过这儿就是地窖。”说罢，她把他领进了一间小小的贮藏室，几根热水管从这儿穿过，一只小箱子上摆着几个瓶子。
“会有人到这里来吗？”他问。
“这店里没有人要酒，”她说，“我们没有卖酒的执照。这点儿酒是我们从别人手里盘下这家店的时候剩下的。老板娘拿它们当补药喝。”每次提到斯诺餐馆，她总是略带一丝忸怩的神情说“我们”。“坐下。”她说，“我去打点儿水来。我得把灯关了，不然会有人瞧见。”但是，月光还是把这间小屋照得很亮，足以使他看清四周的一切；他甚至还能念出酒瓶上的标签：帝国牌葡萄酒，澳大利亚白葡萄酒和勃艮第葡萄酒。
她只出去了一会儿，可是一回来就低声下气地赔不是：“有人叫了一份菜，厨师正守在那儿。”她用白色布丁钵盛来热水，还拿来三块手绢。“我别的什么也没有，”她边说边把手绢撕开，“送洗衣房洗的东西还没送回来。”她轻轻地擦他脖子上那道长长的但并不太深的伤口，伤口像是叫图钉划的。她口气坚定地又添了一句：“可别让他们落在我手里……”
“别这么啰唆。”说罢，他伸出那只割伤的手。血已经开始凝成硬块。她不熟练地把伤口包扎起来。
“又有人来这儿瞎聊，打听个没完吗？”
“同那女人一起来过的那个男人。”
“是个探子？”
“我看不是。他说他叫菲尔。”
“看来倒像是你在打听。”
“他们都爱跟你说东道西的。”
“这事我闹不清，”小伙子说，“他们既然不是探子，又想干什么呢？”他伸出那只未受伤的手，在她的胳膊上捏了一把。“你什么也没告诉他们？”
“什么也没说。”说罢，她透过黑暗忠诚地注视着他，“你害怕了吗？”
“他们别想把脏水泼在我身上。”
“我是说，”她碰了碰他的手，说，“他们割伤你的时候。”
“害怕？”他撒了个谎，“我当然没害怕。”
“他们为什么这么干？”
“我跟你说过，叫你别问长问短。”他站起来，那条受伤的腿并没有站稳，“把我的衣服刷一刷。我不能这副模样出去。我得体体面面的才行。”他靠在那箱勃艮第葡萄酒上，让她用手掌把他浑身上下抹了一遍。月光朦朦胧胧地照亮了这间小屋，这个小木箱，这些酒瓶，这副窄小的肩膀，这张光滑、惊慌、略显稚气的脸。
他意识到自己不愿意再出门到街上去，不愿意再回到弗兰克旅店去同库比特、达娄没完没了地盘算下一步行动。生活就是躺在黄铜床上的一堆香肠面包碎渣里周密部署的一系列复杂的战术演习，犹如滑铁卢联合战役那般复杂。衣服时不时就要烫，不是库比特跟达娄吵架就是达娄纠缠着弗兰克的老婆不放，楼下那架老掉牙的盒式电话机丁零零地响个不停，额外付钱洗烫的衣服总是由朱迪送来抛到床上。朱迪抽烟抽得太凶，还老要小费——小费——小费。在这样的环境里怎么能筹划出更大的战略来呢？他忽然对这间又小又黑的贮藏室、这片静默、这道照在勃艮第葡萄酒上的惨淡月光生出了一股依恋之情。他想独自待一会儿……
可是他并非独自待着。罗丝一把拉住他的手，惶恐不安地问他：“他们不会在外边等着你吧？”
他的身子缩了一下，开始吹起牛来。“他们不会在任何地方等着我的。他们吃了亏，一点儿便宜也没捞着。他们没料到我也在，还以为只有可怜的斯派塞呢。”
“可怜的斯派塞？”
“可怜的斯派塞死了。”他的话音未落，一阵响亮的笑声从餐馆里顺着过道传来，是一个女人的笑声，一个沉醉于啤酒的馨香、爱打抱不平、从不后悔的女人发出的笑声。“她又来了。”小伙子说。
“没错，是她。”人们已经在上百个地方听见过这种笑声——当轮船启航、别人潸然泪下时，码头上响起这种笑声，两眼没有一滴泪水，无忧无虑，凝望着光明的一边；在音乐厅里，这种笑声不时地为淫猥的笑话喝彩；在病人的床头，在拥挤的南部铁路公司的列车车厢里，也时时荡漾着这种笑声；当一匹不大可能获胜的赛马赢得了胜利的时候，又能听见这种爽朗的笑声。“她让我害怕。”罗丝喁喁地说，“我搞不清她要干什么。”
小伙子把她拉到自己跟前。战术，战术，根本没有时间考虑战略；在这灰蒙蒙的夜色下，他看见她的脸抬起来，等他去吻。他犹豫了一下，心里感到厌恶，可是得讲战术呀。他真想揍她一顿，揍得她哭爹喊娘，但他还是生疏地吻了她一下，没有吻在她的嘴唇上。他移开自己噘着的嘴，说：“听着。”
她说：“你没结交过很多姑娘吧？”
“当然结交过不少啦！”他说，“你给我听着……”
“你可是我的第一个。”她说，“我很高兴。”她一说这话，他又恨起她来。她甚至不能成为一件可以夸耀的东西——她的第一个；他没有抢别人的姑娘，他没有情敌，别人都对她不屑一顾，连库比特和达娄都不愿多瞟她一眼——她从没进过理发馆，头发没有固定的发型；她生性单纯无知；他手下摸着的那身衣服也廉价得很。他恨她就像曾经恨斯派塞一样，这种恼恨叫他变得谨慎。他用两只手笨拙地使劲摸她的乳房，狠毒地耍弄起投机取巧的花招，假借别人的感情对她表示亲昵。他心里暗想：她要是稍稍打扮一下，涂点腮红口红什么的，倒也不至于这样不顺眼，可现在这副模样——简直是整个布赖顿最不值钱、最年轻、最没有经验的小丫头——居然还想把我攥到手里。
“哦，上帝，”她说，“你对我太好了，平基。我爱你。”
“你不会出卖我吧——向她？”
过道上有人高喊了一声“罗丝”，一扇门嘭地响了一声。
“我得去了。”她说，“你是什么意思——出卖？”
“就是我说过的，多嘴多舌，告诉她是谁留下的卡片。告诉她卡片不是你见过的那个人留下的。”
“我不会告诉她的。”
西街上开过了一辆公共汽车。车灯光穿过一扇带铁栅的小窗子，直射在她的一张苍白的、态度坚决的脸上——她活像一个交叉起手指暗自发誓的小孩。她温和地说：“不管你干了什么我都不在乎。”她的口气好像是在说对打破窗玻璃或用粉笔在别人门上涂写污言秽语这类事不感兴趣似的。他没有说什么。当车灯光从她一边的颧骨移到另一边的颧骨，然后划过墙壁的时候，当门外响起嘎嘎的汽车换挡声的时候，他对她的单纯之中含有的狡黠、她的十六年积累起的长期经验，以及她的忠诚可能达到的深度都有了一些了解，这使他像听到粗俗音乐一样受到触动。
他说：“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什么事也没干呀。”
“我不知道。”她说，“我不在乎。”
“罗丝，”一个声音喊道，“罗丝。”
“是她，”罗丝说，“我敢肯定是她。问长问短的，软和得像黄油。她都了解我们什么啦？”她挨近了一些，小声说：“我过去也干过一件事，犯下一桩该下地狱的罪，是在我十二岁那年。可她——她压根儿不知道什么是该下地狱的罪。”
“罗丝，你在哪里？罗丝。”
她那张十六岁的脸映照在墙上的影子在月光中游动。“是与非。这是她谈论的话题。我听见她在饭桌上谈过。是与非。倒像她什么都知道似的。”她用鄙夷的口气小声说，“哎，她不会被投进地狱的烈火中焚烧的。她想到那儿去焚烧也办不到。”她说这些话的语气好像是在谈论烟火受了潮点不着似的，“莫莉·卡休被投进地狱的烈火中焚烧了。她很可爱。她自杀了。绝望，这就是该下地狱的罪。这是不可饶恕的[36]。除非——你那会儿说的马镫是怎么回事？”
他不情不愿地告诉她：“在马镫与地面之间。这不管用。”
“你干的事，”她刨根问底地问，“你做过告解吗？”
他支吾其词地说：“我已经有多年没去望弥撒了。”一个黑黢黢的执拗的身影把包扎着的那只手放到澳大利亚白葡萄酒上。
“我不在乎，”她又这样说，“我宁愿跟你一块儿被焚烧，也不愿意像她那样。”她稚气的嗓音在说这话时结巴了一下，“她无知。”
“罗丝。”门开了，一下子暴露了他们的藏身之处。进来的是身穿灰绿色制服的老板娘，她胸口一颗纽扣上挂着一副眼镜，随身带进了灯光、说话声、收音机声和笑声，驱散了他俩之间的隐晦的神学奥秘。“小丫头，”她说，“你躲在这里干什么？那个小丫头是谁？”她盯着阴影中那个瘦小的身影问了句；可是当那个身影移到光亮处时，她连忙改口道：“原来是个小子。”她的目光迅速地扫向那些酒瓶子，数了一遍：“你怎么可以把相好的带到这儿来？”
“我这就走。”小伙子说。
她疑惑而厌恶地打量了他一下——他身上的蜘蛛网还没有完全抹干净。“要不是你年纪这么小，”她说，“我就叫警察了。”
他带着有生以来只流露过一次的一丝幽默说：“我会有我不在现场的证据的。”
“还有你，”老板娘转向罗丝，“我们待会儿再跟你算账。”她盯着小伙子走出这间小屋，厌恶地说：“你们两个，玩这种把戏都还太年轻呢！”
太年轻——难就难在这里。斯派塞丧命以前也没有解决这个难题。太年轻而无法用结婚来封住她的口，太年轻而不能阻止警察把她带上证人席——如果闹到那一步的话。提供这样的证词——就说那张卡片根本不是黑尔留的，而是斯派塞留的，还说他也去过那儿，在台布下摸来摸去地寻找。她甚至连这样的细节都还记得。斯派塞的死又会增添可疑性。他得千方百计封住她的口——他必须得到安宁。
他慢慢地登上弗兰克旅店的楼梯，朝那间兼作起居室和卧室的屋子走去。他感到自己正在失去威力。楼下电话丁零丁零响个不停。当他失去威力的时候，他就开始意识到还有很多事情他需要再经过若干年才能明白。库比特从楼下一间屋子里走出来，嘴里塞满了苹果，一边的腮帮子鼓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把破削笔刀。“不是，”他在接电话，“斯派塞不在。他还没回来。”
小伙子在楼梯的第一平台上朝楼下喊道：“谁找斯派塞？”
“她已经挂了。”
“她是谁？”
“我不知道。可能是他勾搭上的哪个娘们儿吧。这几天他对一个在红桃皇后酒吧见到的姑娘挺热火呢。可斯派塞到底上哪儿去啦，平基？”
“他死了。科里奥尼的人把他杀死了。”
“老天爷，”库比特喊了声，手上的削笔刀猛地合上，嘴里的苹果噗地喷了出来，“我说过咱们该先把布鲁尔撇到一边。现在怎么办？”
“你上来。”小伙子说，“达娄在哪儿？”
“他出去了。”
小伙子带头走进那间兼作起居室和卧室的屋子，拧亮唯一的电灯。他想起了科里奥尼在环球酒店的房间。不过总得一步一步往上爬嘛。他说：“你又在我的床上吃东西了。”
“不是我，平基。是达娄。哟，平基，他们把你也划伤啦。”
小伙子再次撒谎道：“我也没便宜了他们。”但撒谎不是他的拿手戏，他还不习惯于撒谎。他说：“咱们用不着为斯派塞难过。他是个孬种。他死了倒是一桩好事。斯诺餐馆那姑娘看见他留下那张卡片了。这一来，等他一埋到地里，就没有人能认出他了。说不定咱们还可以把他火葬。”
“你不觉得探子会——”
“我可不怕探子。在四处打探情况的是别的人。”
“不管是什么人，也得尊重法医的话。”
“你知道是咱们干掉了那个人。可法医诊断他是自然死亡的。你自己去琢磨这事儿吧。我可琢磨不透。”他在床上坐下，掸掉达娄留下的面包渣儿，“没有斯派塞咱们会更安全些。”
“也许你知道得最清楚，平基。可是科里奥尼干吗要——”
“他是害怕，我想，怕我们会在赛马场上给泰特吃苦头。我要把普鲁伊特先生请来。我要他替我办一件事。他是这一带咱们唯一信得过的律师——要是咱们真能相信他的话。”
“出了什么乱子，平基？事情严重吗？”
小伙子的脑袋往后一仰，靠在黄铜床栏杆上：“也许我到头来还是得结婚。”
库比特猛地爆出一阵狂笑，一张大嘴张得老大，露出满口蛀牙。在他的脑袋后面，窗帘放下了一半，遮住了夜空，只露出一个个黑魆魆的、带有男性生殖器形象的烟囱管帽，把缕缕淡烟吐入月明的夜色中。小伙子一言不发，盯着库比特，听着他的笑声，他听到的仿佛是全世界的嘲笑。
等库比特的笑声止住了以后，小伙子说：“快去，给普鲁伊特打个电话，叫他马上来一趟。”说着，他的目光扫过库比特，瞧了瞧拴在窗帘绳头上轻轻拍打着窗玻璃的那颗橡树果，又望了望那些烟囱和那初夏的夜色。
“他不肯来的。”
“他一定得来。我不能这样出去。”他摸了摸自己脖子上那几道刮胡刀割出的伤痕，“我得把事情办妥。”
“你这坏小子，你，”库比特说，“这么点儿年纪就要玩这种把戏了。”把戏——小伙子不由得怀着好奇和嫌恶想起了那张任何人都唾手可得的不值钱的瘦小脸蛋儿，想起了箱子上月亮照着的那些酒瓶，想起了她念叨了好几遍的“焚烧”这个词。人们说“把戏”是什么意思呢？理论上他知道得很清楚，实践经验却丝毫没有；说他老成，只是因为他了解别人的情欲，那些在公共厕所的墙上涂写自己欲念的陌生人的情欲。他知道这把戏的玩法，但从来没玩过。“也许，”他说，“不会到这一步。你还是把普鲁伊特先生叫来吧。他应该知道。”
普鲁伊特先生是知道的。你第一眼看见他时就深信不疑这一点了。他对各种花言巧语、各种穿凿附会、自相矛盾、模棱两可的词句都是深知熟谙的。他那张中年发黄的、修刮过的脸上深深地刻着一道道体现法律议案的线条。他夹着一只棕色公文皮包，穿着条纹裤子——同他身上其余的衣物相比，这条裤子显得太新了些。他带着假惺惺的快活走进屋来，一副站在被告席旁边的架势。他脚上那双擦得油光锃亮的长长的尖头皮鞋在灯光下直晃眼。他身上的一切，从他那轻快活泼的举止到他的日间燕尾服，都是崭新的，唯独他本身例外——多年的法庭生涯、许多比失败更有危害的胜利，给他刻上了岁月的伤痕。他已经养成了对别人的话听而不闻的习惯：无数次来自法官席的训斥教会了他这个本领。他总是委曲求全、谨言慎行、富有同情心，像皮革一样有韧性。
小伙子坐在床上朝他点了点头，没有起身。“晚上好，普鲁伊特先生。”普鲁伊特先生同情地微笑了一下，把公文包放到地板上，在梳妆台旁边的硬板椅子上坐下。“今晚天色真好。”他说，“哎哟，天哪，你跟人打架啦。”这番同情并非出自真心，它可以像贴在一件古老的燧石取火器上的拍卖价格牌一样从他的目光里揭去。
“我找你商量的不是这个。”小伙子说，“你不用慌。我只是想打听个事。”
“没什么麻烦吧，我希望？”普鲁伊特先生问。
“我是要避免麻烦。如果我要结婚，该怎么办？”
“等上几年。”普鲁伊特先生脱口而出，仿佛是在牌戏中叫牌。
“我也许只能等到下礼拜。”小伙子说。
“问题在于，”普鲁伊特先生沉思着说，“你还不到法定年龄。”
“所以我才把你请来呀！”
“谎报年龄的例子倒也不是没有。”普鲁伊特先生说，“注意，我并不是在建议你也这么干。那姑娘多大了？”
“十六。”
“你肯定吗？因为她要是不到十六岁，即使你们能在坎特伯雷大教堂由大主教亲自主持成婚，也是不合法的。”
“没错，”小伙子说，“可我们要是谎报年龄的话，能顺顺当当地结婚——合法结婚吗？”
“难上加难。”
“结了婚，警察就不能传讯那姑娘——”
“提供对你不利的证词？那也必须她本人同意。你要是谎报年龄，犯的罪自然比较轻。但你也可能被送进监狱。而且——还有别的困难。”普鲁伊特先生往身后的梳洗台上一靠，紧紧盯着小伙子，他那整齐的、带有法律威势的花白头发拂拭着那只大水罐。
“你知道吧，我会付钱的。”小伙子说。
“首先，”普鲁伊特先生说，“你该记住，这件事很费时间。”
“非得马上办好不可。”
“你打算在教堂结婚吗？”
“当然不想。”小伙子说，“我们算不上真的结婚。”
“够真的啦！”
“不像神父说的那么真。”
“你的宗教感情给你带来荣誉。”普鲁伊特先生说，“那么，我相信你要办的是世俗婚姻啰。你可以领到证明——十五天的居住期——这条你符合——还得提前一天申报。按照这个办法，你后天就能结婚——在你自己的居住区。但是接着就有下一个困难了，未成年结婚可不容易呵。”
“别啰唆，我会付钱的。”
“就说你二十一岁了也没用啊。谁也不会相信你的。可要是你说自己十八岁，你就可以在你父母或监护人同意的条件下结婚。你父母还活着吗？”
“死了。”
“你的监护人是谁？”
“我不懂你的意思。”
普鲁伊特先生若有所思地说：“我们也许可以安排一个监护人，虽然这要担点儿风险。还是你们已经失去了联系更好一些，他到南非去了，抛下了你。我们也许可以利用这一点把事情办得顺顺当当。”普鲁伊特先生细声细气地添了这么几句。“你小小年纪就被抛上了社会，一直都在勇敢地拼搏。”他的目光从床架上的一个圆球移到另一个圆球，“我们可以请登记人通融一下。”
“我没想到这么难办。”小伙子说，“或许我可以另想办法解决。”
“只要给时间，”普鲁伊特先生说，“没有办不成的事。”他显出父亲般慈祥的微笑，露出一嘴积满牙垢的黄牙。“告诉你吧，我的孩子，我会让你圆满结婚的。相信我好了。”他站起身，他的条纹裤子好像是参加婚礼的宾客从摩斯服装店租借来的；当他露着满嘴黄牙微笑着从屋子另一头走过来时，那副神气倒真像是要来吻新娘了。“商量好了吧，你是不是现在就付给我一几尼，我有一两样小东西要买——因为我妻子……”
“你结婚了？”小伙子突然急切地问道。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普鲁伊特也会……他凝视着那副微笑，那口黄牙，那张布满皱纹、耗尽精力、不可信赖的脸，仿佛从那儿他有可能学到……
“明年就是我的银婚年。”普鲁伊特先生说。结婚二十五年啦。库比特从门口探进头来说：“我想出去溜达溜达。”他咧嘴一笑说：“婚事怎么样啊？”
“有进展，有进展，”普鲁伊特先生边说边拍拍那只公文包，仿佛这是一个长得白白胖胖的婴孩的胖脸蛋儿，“我们这位年轻朋友一定能圆满结婚的。”
就等避过这个风头再说吧，小伙子暗暗思忖道。他仰靠在那个灰色枕头上，把一只脚搁到紫红色鸭绒被子上。反正不是真的结婚，只不过是为了把她的嘴封上一段时间罢了。“回见。”库比特说，朝床头咯咯笑了几声。罗丝，那张忠诚的伦敦下层平民的小脸蛋儿，那股女人的皮肤特有的香味，在那间黑暗的小屋里勃艮第葡萄酒箱子旁流露出的一片深情——躺在床上想着这些，他恨不得大声抗议“现在不行”“结婚也不能跟她”。如果这是一条必经之路，如果他必须步别人的后尘玩这种野蛮的把戏，那就等他上了年纪，别的什么也得不到了的时候再玩吧；而且他还要物色一个别人看了会眼红的人，绝不能找一个幼稚、单纯、跟他自己一样无知的人。
“你只要吩咐，”普鲁伊特先生说，“我们会把事情安排妥当的。”库比特已经走了。小伙子说：“你可以在梳洗台上找到一镑钱。”
“我找不到呀。”普鲁伊特先生急急巴巴地说，一边移开一支牙刷。
“在肥皂盒里，盖子下面。”
达娄把头伸进屋来。“晚上好。”他对普鲁伊特先生说。“斯派塞怎么啦？”他又问小伙子。
“是科里奥尼干的。他们在赛马场上对他下手了，”小伙子说，“我也差点儿落在他们手里。”说着，他抬起那只包扎着的手指和带有伤痕的脖子。
“可斯派塞这会儿在他屋里呢。我听见他的声音了。”
“听见？”小伙子说，“你是在疑神疑鬼。”这一天里他第二次害怕了：一只昏暗的灯泡照着过道和楼梯；墙上东一块西一块地涂着栗色油漆。他感到自己脸上的皮肉皱缩起来，仿佛有一样令人恶心的东西碰了他一下。他想问一问除听得见这个斯派塞的声音以外，他还有没有别的本领？能看到他的样子，摸到他的身体吗？他站了起来——不管是怎么回事都得面对面地去对付——他从达娄身边走过，没有再吭一声。斯派塞屋子的门被一阵穿堂风吹得晃来晃去。他看不见屋里的状况。这间屋子很小；他们的屋子都很小，只有凯特的例外，而凯特那间屋子已经由小伙子继承下来了，所以他的屋子就成了他们大伙共用的休息室。在斯派塞的屋里，有了他——哦，还有斯派塞，就不会有另一个人的立锥之地了。随着房门的晃悠，他能听到嘎吱嘎吱的声音中夹杂着轻轻的皮革摩擦声。“求你赐给我们平安”这几个字重又钻入他的大脑；他第二次隐隐感到一股怀旧之情，仿佛是在怀念某种他已经失去了的、或者遗忘了的、或者摈弃了的东西。
他顺着过道走进了斯派塞的屋子。当他看见斯派塞弯着腰正在收紧他的手提箱皮带时，他的第一感觉是宽慰——在他眼前的无疑是活着的斯派塞，是可以触摸、可以吓唬、可以命令的斯派塞。斯派塞的脸颊上贴着一条长长的橡皮膏。小伙子站在门口盯着这条橡皮膏，残忍的心理直往上涌——他要把这条橡皮膏撕下来，看看他那皮开肉绽的脸。斯派塞抬头瞧了一眼，撂下手提箱，神色不安地向墙壁挪了两步。他说：“我还以为——我还担心——你已经落在科里奥尼手里了。”他的恐惧说明他已经了解内情了。小伙子一言不发，从门口注视着他。仿佛是在请人原谅自己还活着似的，斯派塞解释道：“我逃走了……”他的话就像一根海草似的沿着小伙子的缄默、冷淡和意图的边缘渐渐枯萎了。
过道上传来普鲁伊特先生的念叨声：“在肥皂盒里。他说是在肥皂盒里。”四周响着一片叮叮当当的瓷器碰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