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留学生与近代地学思想的传入

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中国地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传统地学研究基本上被淘汰，西方先进的地学理论则被全面地介绍到中国，推动了中国近代地学的进步。在当时地学界影响较大的《地学杂志》于1921年开始刷新内容，计划介绍西方的地理学理论以及地理学名著。大量的西方地学代表作在本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如亨丁顿的《人生地理学原理》、弗尔格里夫的《地理与世界霸权》、辛普尔的《地理环境之影响》、白吕纳的《人地学原理》、马东的《自然地理学专论》、哈第的《世界植物地理》等等1。而这一时期对近代地学理论传播贡献最大的，应属中国第一代地学人才，其中多数为归国的留学生。

这一时期留学生学成回国，促进了西方地学理论的全面介绍。留学生回国后，深感中国地学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于是他们一方面通过翻译国外地学名著，另一方面发表论著、论文介绍西方地学研究概况和新的思想。此外留学生回国后，多数从事地学教育，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地学人才。更有一些留学生推动了中国与国际地学研究的合作。

章鸿钊于1911年从日本学成回国，他在《地学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世界各国之地质调查事业》、《中华地质调查私议》、《调查地质咨文》等文章，这些文章对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丁文江1911年从英国留学归国后，与章鸿钊等人合作创办了地质调查所。他还积极倡导并参加野外考察，并培养出象谢家荣、叶良辅、谭锡畴等一批优秀的地质人才。翁文灏于1912年从比利时学成回国。早期执教于地质研究所、地质调查所，曾参与了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以及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创办工作。他也是最早介绍大陆漂移学说的中国学者之一。李四光曾在日本和英国留学，并于1920年学成回国，就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为培养新一代地质人才作出了贡献。还有王宠佑、朱家骅、谢家荣、叶良辅、杨钟健、孙云铸等人，他们作为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对近代地质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本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近代地理学主要理论均被介绍到中国。如地理环境决定论、马尔萨斯人口论、各种政治地理学说、人文地理学说、工业区位论以及自然地理方面的柯本的气候分类学说和台维斯的地貌侵蚀循环说等，多数都是通过留学生传入中国的。竺可桢于1918年从美国学成归国。从二十年代开始先后发表《地理教学法之商榷》（《科学》，1922）、《何谓地理学》（《史学与地学》，1926）、《地学通论》（南京国立中央大学）等论文、论著介绍西方地理学理论，探讨地理学科的性质、内容和方法。三十年代，竺可桢等人编译的《新地学》一书出版，较全面地介绍了西方近代地理学的理论和研究概况。此外他还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创建了东南大学地学系，培养了新一代的地理学人才。又于三十年代与翁文灏、胡焕庸等人共同创立了中国地理学会。黄国璋1928年从美国学成回国，先后在中央大学、清1参见杨文衡主编：《世界地理学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491页。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西北联合大学任教，培养了大批地理学人才。他还发表了《纽约美国地理学会概况》、《爪哇农业地理见闻撮要》、《我国国防与地理》1等介绍近代地理学知识。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末的许多留学生，如林超、王成组、涂长望、任美锷、李旭旦、徐近之等在传播近代地理学思想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1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60页。

第二节　地学团体、机构与地学刊物

在近代地学思想的影响下，一些有识之士倡议成立地学团体以推动近代地学在中国的发展。1909年，中国地学会在天津成立，第二年创刊了《地学杂志》。民间学术团体和刊物无疑加强了近代地学在中国的传播，推动了地学研究的深入。同时中国政府也开始设置地学研究机构。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下设立了地质科，1913年改为地质调查所。政府的重视从人力和物力上保证了野外考察和地学研究工作的进行。

二十年代以后，地学团体与机构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进一步促进了近代地学的繁荣。1922年中国地质学会在北京成立，创刊了《中国地质学会志》（1952年改名为《地质学报》），1936年创刊了《地质论评》；1924年，中国气象学会在青岛成立，并于第2年创刊了《会刊》（1935年改为《气象杂志》，1941年改为《气象学报》）；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了气象研究所；1931年，中华地学会在上海成立，第二年创刊了《地学季刊》；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在南京成立，创刊《地理学报》；1934年禹贡学会成立，创刊《禹贡》半月刊；1936年地理教学研究会和边疆研究会成立；1940年在重庆建立了中国地理研究所。此外与地学关系密切的学会还有：1929年成立的古生物学会、1933年成立的中国植物学会、1945年成立的中国土壤学会、1947年成立的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等等。这些团体和机构多以传播近代地学理论、推动中国地学研究的深入为目标。他们出版地学刊物，发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并对地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问题展开了讨论。

中国地质学会会章中规定学会的宗旨是“促成地质学及其相关科学之进步”。学会不但出版地质刊物，而且基本上每年召开学术会议，交流学术论文。学会不但规模大、持续时间长，而且还有它自己的会徽和会歌。《中国地质学会志》主要刊载会员的调查报告及会议上宣读的专门论文，《地质论评》涉及范围广泛，包括论文、报告、书评、新闻等与地质学相关的内容。从1925至1945年，学会还先后设立了葛氏奖章、赵亚曾先生研究补助金、丁文江先生纪念奖金、学生奖学金和许德佑先生、陈康先生、马以思女士纪念奖金等5种奖章和奖金，主要用于鼓励对地质学、古生物学等作出突出贡献的学者1。中国地质学会对促进中国近代地质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中国气象学会的宗旨是谋求气象学术的进步与测候事业的发展。抗日战争前，学会每年召开学术会议。在具体工作过程中，学会还提倡收集气象谚语（农谚）、协助其他单位筹办测候所、代办并检定观测仪器等，学会还曾一度设立了气象科学奖金，以促进中国气象事业的发展。

上海中华地学会编辑出版了《地学季刊》。在《地学季刊》的发刊辞中明确指出“惟自来言地学者，多偏重记载..而于人地相应之故，置之不论。于是所谓地学，遂无异于地名辞典”。虽然《地学季刊》只出了2卷8期，但因为其宗旨是为了研究地学“如何改造之途径”，为了“发展地学”，因此《地学季刊》在翻译、介绍国外地学研究概况、新的地学理论，以及发表中国学者对地学研究方法的探讨和最新地学研究成果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其研究水平均站在时代的前列。

中国地理学会也是一个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全国性学术团体。在1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182页。《地理学报》创刊号“本会发起旨趣书”中提出“欲与气象、地质学会鼎足而三”。学会的宗旨是“收集地理资料，传播地理知识，从考察、讲习、讨论、出版诸方法以达到此目的”。

除了以上的学术团体和机构外，当时还有许多专门从事地图和地学著作的出版机构，如东方舆地学社、世界舆地学社、大陆舆地社、亚光舆地学社、亚新地学社等。这些出版机构在中国近代地学史上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像亚新（舆）地学社不但出版地图和地学著作，还组织出版《地理集刊》，组织编撰《亚新舆地丛书》。社长邹新垓在丛书序言中指出：出版丛书是为了“地学理论之阐明，新知之介绍，名著之翻译，调查报告之发表”，可见这些机构也推动了中国近代地学的发展。

第三节　近代高等地学教育

本世纪二十年代，是中国近代地学高等教育发展时期，全国各地建立起了一批地学系科，从而使中国的地学教育有了质的飞跃。各大学地学系在传播近代地学思想和培养中国近代地学研究人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13—1916年，地质研究所培养了20多名地质人才，“地质研究所学生毕业之日，即我国地质调查事业发轫之时”1。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文史地部，1921年改为东南大学，设立地学系，系内设有地理、地质、气象三个组，1928年改为中央大学，1929年设立地理系，1930年设立地质系。1917年北京大学开办地质学系。1921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改史地部为史地系，1923年该校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1928年史地系改名为地理系。1924年广东大学设有地学系。1925年清华学堂改名为清华大学，1929年设立地理系，1932年改为地学系。此外浙江大学、东北大学、兰州大学等也先后设立地学系，培养了不少地理学人才。

地学系不但培养了大批人才，还创立了地学团体、出版地学刊物。如上海大夏大学史地社会学研究室创立了大夏史地学会，出版了《史地丛刊》（1934）；1919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史地部二年级学生成立地学研究会，1920年改组为史地研究会，创刊《史地学报》；1932年以南京大学地理系教师为主，成立人地学会，1928年创刊的《地理杂志》（后改名为《方志月刊》），编辑出版《人地学丛书》。

由于地学教育的发展，这一时期还发表了许多有关近代地学教育的文章、出版了大量优秀的地学教材。如胡焕庸的《改进大学地理教育刍议》、张其昀的《地理教育之目标》和《地理学与大学教育》、白眉初编《最新民国地志总论上·地文之部》、竺可桢编《地学通论》、王华隆编《自然地理》等。这些文章和教材无论从理论上，还是资料上都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解放前，绝大多数地学人才是靠高等地学教育机构培养出来的。这些人后来在地学教育及地学研究中，均作出了贡献，成为中国近代、现代地学发展的开拓者，并为新中国建立后地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王仰之：《我国早期的地质教育》，《中国科技史料》1982年1期。

第四节　中国近代地学的主要成就（一）

地学理论

1.定义。

由于许多学科不断从地理学母体中分化出去，使地理学者产生了一种危机感，产生了地理学本身能否继续存在与发展的问题。这促使地理学家们开始探讨地理学的对象、性质和范围。这种探讨促进了中国地学理论水平的提高。

姚存吾在《地理学之解释》（《地学杂志》，1922，1）一文中指出：（1）地理学为研求地面自然现象真象之学问；（2）地理学为研究地面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关系之学问；（3）地理学为综合的科学。竺可桢也曾专门著文阐述《何谓地理学》1。他在文中引用了美国学者台维斯（davis）的观点：“地学者，乃研究地之一种科学，尤其是研究地与人间关系之一种科学。”周立三在《地理学的对象及其任务》2中则提出地理学的对象是地球表面之景观，地理学的任务是地域个性之认识。并总结说：“地理学乃是以地域之观点，将纷然杂陈之地表景物加以分析，依据其形态性质，机能及配列，分别归纳成各种统一而综合之景观，就各景观之分布范围，考察其内部之相互关系，再与其他区域作比较之研究”。李长傅著文《地理学本质论》，列举了许多西方著名学者对于地理学所下的定义，最后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地理学是对于地球表面自然及文化诸现象之分布，作系统的观察，且究明其相互关系与现象分布之因果”3。任美锷也认为地理学“是最富地域性的一种科学”。李春芬也在《现代地理学与其展望》4一文中指出：“地理学是地域辨异的科学，它的对象是地域”，“它研究地表现象或要素共生共存的相互联系并从中研究地域差异”。当时对于地理学的定义并没有形成一种共识，早期学者多强调地理学研究中的自然和人文两个方面，认识到了地理学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综合科学，已有学者明确指出了地理学应“以自然科学为立足点，以社会科学为观察点”1，并强调了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性；后期学者多强调地理学的区域特性，强调地理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值得肯定的是，多数学者已经认识到了地理学具有综合性和区域性这两个主要特点，并且在对地理学的定义中揭露出了地理学的整体本质，这也是地理学区别于其他科学的关键所在。对地理学定义的探讨影响着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当时地理学的研究向着通论和专论两个方面发展。

2.研究方法。

中国学者深感传统“中国地理学的最大缺憾”就是“只有经验的地理学，而没有理论的地理学”，指出正是这种研究方法阻碍了中国地学的进步，纷纷倡议用新的科学方法进行地学研究。许多学者认识到“地理学近几十年在西方的进步，重要的不在乎扩充材料，而在乎改良目的和方法”。

张其昀提出研究地理学的4条新途径：（1）从通论到方志。即首先探讨1《史学与地学》1926年第1期。

2此篇文章写于1929年，发表于《地理》，1942年第2期。

3《地学杂志》1935年第1期。

4《地理学报》1948年第1期。

1张沦波：《地理科学之解释及其代表作》，《地学季刊》（1）3。

自然现象的发生、发展规律，再进行区域研究，使地理学成为“有本之学”。（2）从领空到领陆。强调对领空、领海的研究。（3）从国家到国际。强调用世界的眼光研究中国地理，用中国的眼光研究世界地理。提出了对于全球地理的研究。（4）从知往到察来。指出了地理研究中应发挥它的预测功能，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并认为这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以上4点也是中国传统地理研究中长期忽视的问题。当时对于地学研究方法的认识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强调规律性的研究，二是强调综合性研究，三是强调实地考察，四是强调地图在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是针对中国传统地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提出的。

本世纪上半叶有关地理学的理论探讨的文章很多，除了以上有关地理学的定义、分类、方法的探讨外，还涉及到地理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地理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问题。这些讨论无疑促使地学在本世纪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在理论水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

（二）区域研究近代区域研究于本世纪上半叶在中国得以迅速的发展，是与当时对区域地理研究的重视密不可分的。“区域地理学是地理学的最终目的”，这种观点似乎已成为中国学者的共识。随着学科分化越来越细，区域研究以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综合性研究特色而成为地学的主要内容。“区域”是近代地学传入中国之后使用频率最高的地学术语之一。

1.区域划分原则的探讨。

本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区划有两大特点。首先，区域划分的方法、侧重点不同，数目上也相距很大，对于区域划分的方法也未形成共识。据冯绳武1946年的统计（《地学集刊》），当时主要有：1926年张其陶分为23个区；1934年葛利石（georgeb.cressey）分为15个区；李长傅分为26个区；洪思齐分为25个区；王益厓分为23个区；1935年张其昀又细分为6o个区；1936年斯坦普（l.d.stamp）分为17个区；1939年李四光分为19个区。其次，对划分原则和方法的科学探讨开始较晚，主要集中于本世纪四十年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与中国近代地理学起步较晚，缺乏大型地学综合研究机构有关，因为对区域划分是一项综合性的研究，它需要以地学各分支学科的考察研究成果为基础。这一点当时的学者也有认识，1934年洪思齐在《划分中国地理区域的初步研究》中就指出了区域划分研究的四点困难：“（1）精密的地质、地形、气候、土壤、天然植物，及人口分布之研究尚未普遍于全国各地，综合的地理研究殊难着手。（2）地理的要素既不止一端，难免顾此失彼。（3）地理区域之范围必须大小适宜，盖太大则失于笼统空泛，太小则失于零碎混乱。（4）地理区域之界线非尽清晰有定”1。

在确定区域划分的原则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面对众多的地理要素如何选择的问题。对于这一问题也是众说不一。有些学者认为应将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等量齐观”，“以自然环境中之气候及地形为经，以人生活动方式之差异（如农、林、工、矿等要点）为纬，提纲携要而分之”。也有些学者侧重于自然因素。更有学者认为在综合考虑各自然要素的同时，强调交通是区域划分时应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并建议以大都会作为提纲挈领之一法。当时学者对于区域划分原则的认识差异较大。一方面他们希望在区域划分过1《地理学报》1934年2期。

程中尽可能全面地考虑到各地理要素，同时又认识到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在具体的划分过程中只有侧重某些重要的地理要素进行区域划分。例如洪思齐首先根据气候和水利分为两大区，再考虑其他地理要素划分亚区；而冯绳武则根据地理位置将全国分为5区，进而再划分亚区。每位学者在区域划分中侧重点都不尽相同。随着区域地理学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专题性的区划研究，例如气候区划、农业区划、工业区划、植物区划以及地质区划等等。

2.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专区研究。

许多学者已经意识到，区域研究应该为区域开发区域经济发展服务，“俾地尽其利，人竭其力，则本区自可日渐繁荣”。要想使“俾地尽其利”就必须进行地理区域综合研究，以便“发现地域个性”，充分地利用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发展经济。

在区域研究过程中，地学工作者注意到，区域范围的选择不宜过大，“若范围太大，每以精力、时间、财力所限，不能详加探讨，便失掉了专题的用意”。因此在区域选择上，“最好是一个岛屿、山谷、冲积扇、三角洲、一丘一埠等，因为这一类的研究，宜于精细”。因此当时多以专区性研究成果为主。许多论著，像《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曲靖盆地》、《河西走廊》、《江都西山丘陵区之地理概述》、《渤海地域之研究》、《川东平行岭谷区之自然与人生》、《四川东南山地区之经济地理与经济建设》等都是当时优秀的专区地理研究论著。

（三）地质学1923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二卷上发表了《有助于■类专门鉴定的图解法及其应用于华北■类研究的一些成果》，这是中国学者研究古生物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同年，葛利普应聘在北京大学地质系和地质调查所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古生物专业人才。到1929年中国古生物学会成立，地层古生物学有了很大的进展，中国古生界各系地层的存在及其在中国东部的大致分布得到了确认1。1924年孙云铸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古生物学专著——《中国北部寒武纪动物化石》，促进了古生物学研究的发展。

二十年代后，对矿物和岩石的研究也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当时对陨石、宝石、玉石的研究已达到较高的水平。1922年章鸿钊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1卷上发表了《玉石在中国历史上之价值及其名称》一文，提出了他的玉石命名方案。这一时期对于碳酸盐类矿物、黄铁矿、锰铁矿等矿产资源也有了较深入的认识。在岩石学方面，以火成岩的研究最系统。1934年叶良辅等在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专刊乙种第1号上发表《南京镇江间之火成岩地质史》一文，对当时火成岩的研究有较大的影响。此外对花岗岩的岩石化学、岩体构造和基性、超基性岩也已有了研究。

在大地构造研究上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1926年李四光在《中国地质学会志》第5卷第3—4期上发表了《地球表面形象变迁的主因》一文，阐述了地质力学理论，引起世界地质学界的注意。1945年黄汲清出版《中国主要地质构造单位》一书，阐述了地槽——地台说，并对中国大地构造特征进行了初步总结。

（四）自然与人文地理学1参见王仰之：《中国地质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203页。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可以说在各个领域都有进展。通论地理学有了新的进步，地理学家开始重视对自然规律、人地关系的探讨，而且强调地理学的研究要为经济建设服务。

部门自然地理学的发展更为突出，尤以气候学、地貌学和土壤地理学成果最多，但在水文学和生物地理学方面的研究则明显不足。地图学在三十年代中期也有新进展，无论从理论水平上还是绘制方法研究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专题地图也很丰富，出现了地质图、地形图、水道图、边疆图、交通图、旅游图、历史地图等。地貌学中以地形学的研究为主，而这一部分主要是由地质学家担任的，因此他们重点阐述了地形成因以及地质构造、构造运动对地形发育的影响，而对于地形发展与整个自然环境的关系以及现代地形与现代外力过程之间的关系，则较少研究1。此外对流水地貌、冰川地貌、黄土地貌、喀斯特地貌、海岸地貌、湖泊成因以及区域地形的研究论文也很多。气候学在本世纪上半叶发展也很快，对中国气候形成因素以及各气候因素的特征，如寒潮、气旋、气团、季风、温度、雨量均有论文发表。土壤地理学中对土壤形成因素、土壤分类、土壤肥力、土壤侵蚀等也有较好的论文发表。海洋学中对海岸动态、水温、海水运行等也有研究。中国近代自然地理学的研究不但论文数量多，而且研究也较深入。

人文地理学的研究从论文和著作数量上明显超过自然地理学，而且又以与国家建设关系密切的经济地理学最突出。不但理论研究和全国性、区域性经济地理研究成果丰硕，部门经济地理学的发展更为突出。农业地理方面注重土地利用、宜垦荒地、农业生产结构、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关系等的研究。工业地理对工业布局、工业区位也有研究。此外对矿业地理、商业地理、交通地理等的研究充实了经济地理学的内容。这一时期还开展了政治地理、人口地理、民族地理、边疆地理、文化地理、国防地理、历史地理和地理学史等人文地理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近代人文地理学的研究。

（五）地学考察具有近代科学思想的地学工作者已深感“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传统观念制约了地学研究的深入，指出“试看古今中外，凡是对地理学有造诣的人，很少是促居斗室，足迹不到野外的”。因此地学工作者们疾呼：“我国不提倡新地理则已，欲提倡新地理，当由实地考查入手。”他们不但意识到了地理考察的重要性，而且已经制定了直接观察、口头访问、表格调查、采集标本和摄绘影图等5种地理考察方法，编定了地理考察纲要。考察内容相当详细，自然方面包括位置、地质、地形、水文、土壤、气候、植物、动物等，人文景观包括土地利用、农业、矿藏、工业、商业、交通、人口、聚落、房屋、社会状况、教育、历史背景等内容，每一需要调查的要素下还有1至2级的亚类。地理考察的内容已相当全面，分类也较合理。

中国近代地学考察中，以地质学考察开始较早。早在本世纪初，地质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地质系的师生们就从事地质考察，1920年《北京西山地质图》的出版就是他们多年地质考察的结晶。1929年，丁文江率领中央地质调查所的10余名人员赴西南进行了大规模考察，绘制了地形地质图，并于三十年代发表了大量考察成果。

最初的近代地理学考察主要由大学地理学系的师生们进行的。如19301参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地理学简史》，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1959年铅印年，第163页。年中山大学地理系组织的云南地理调查团对云南中部的考察，1934年南京中央大学地理系组织的云南地理考察团对西双版纳的考察和两淮考察队对苏北两淮地区的区域考察，1942年中央大学地理系与地质系、生物系联合组织了100多人的川西科学考察团等等，当时主要大学的地理学系都组织了地学考察，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学生们考察实习，所以多数没有写出考察报告。此外，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政府组织的一些考察中也有地学工作者参加。如张印堂参加了为修建滇缅公路、铁路而组织的云南西部地理考察，并写成《滇西经济地理》一书。较大规模的地理学考察是在地理学研究机构成立后的四十年代进行的。1942—1944年地理研究所曾两次组织专门地理考察队，考察汉中盆地和嘉陵江流域。参加者有林超、黄国璋、李承三、周廷儒、高泳源等。这些考察不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还写出了富有学术价值的考察报告。

地学考察的兴起，在中国近代地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它为近代地学研究积累了大量可靠的资料，另一方面也改变了“足不出户”的传统地学研究方法，对推动中国近代地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