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1943年，整个战局发生了根本变化。1943年2月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转折点。从此德军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苏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1943年7月，意大利墨索里尼政府垮台。十月，意大利政府正式退出德意同盟，向德国宣战。同一期间被德国占领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有了很大发展。在太平洋战场，1942年6月日军和美军进行了中途岛海战，日军遭到惨败。中途岛之战成为太平洋战场战略转折的开始。从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美军和日军进行了瓜达尔卡纳尔岛争夺战。日军战败退出瓜岛。从此日军在西南太平洋由攻势转为守势，美军由守势转为攻势。太平洋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1943年6月起，美军先后从西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向日军展开反攻，日军节节败退。总之，1943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根本变化的一年。至此世界法西斯集团必败，反法西斯集团必胜的形势基本上确定了。当世界战局已经明朗化的时候，在中国战场上，日本的军事实力还是强大的，打败他还需要较长的时间，但胜利是肯定的。在这种时候，中国的各党派都从两方面观察中国的形势，确定自己的行动方针和目标：一方面要努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在打败日本的过程中，都为自己在战后中国政局中获得有利的地位而做准备。战后中国的总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新中国是个什么样的国家，过去各党派虽不断有所阐述，而这时需要更加详明地说明自己的总体构想和各项方针政策，扩大宣传，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以便那时按自己党派的意图左右政局，实现自己的主张。抗战后期各党派对建国问题的阐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第一节　民主党派的建国主张

中国的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及时地观察到了上述变化。1943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席张澜发表小册子《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其中说：“这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十余年和战争的初期，有些人因为被轴心国表面上短期的军势声势和军事胜利所震撼摇惑，遂认为民主政治，已届没落的时期，以为独裁政治，行将成为今后世界政治演进的一种合理新形态，于是相率效尤，一党专政，领袖独裁，厉行党治的风气，张甚一时。年来保障人类自由，倡行民主政治的同盟各国，逐渐胜利，声势日振，正义日张，民主政治乃为世界各国所重新认识，加强重视，均认为此次世界大战，完全是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的战争，也就是自由平等独立和奴役压迫侵略的战争。近年在意大利创行法西斯独裁政治的始祖墨索里尼，迫于大势，骤然坍台，其所领导的法西斯党，也就随之解散，而意大利终于向同盟国投降。..一般人均认为墨索里尼之坍台，所影响于世界政治的重要性，将较其影响于欧洲战事者为多，从此独裁政治将日趋于崩溃，民主政治更将普遍地成为世界各国政治形态的唯一极则。”民盟重要领导之一张申府在1943年10月写的《民主原则》中也说：“现在整个世界的大势所趋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就是民主二字所表示。”《大公报》1944年9月16日社评《中共问题之公开与民主统一的进步》说：“民主是世界的大潮流。”以上是政界和舆论界对世界形势和民主潮流的普遍看法。

世界的政治形势如此，中国的政治形势又怎样呢？张申府在《民主原则》中说：“说到中国，民主几乎已成了今日的万应丹。在这个由世界的大势以至国内的大势所趋之下，在客观上，中国的民主前途，已绝对可以断定，而完全无可怀疑了。”1944年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的《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说：“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这已经超过了理论的阶段，而须从事实上予以切实的表现，并且民主体系的形成已刻不容缓，万万不可向战后推宕。我们在这里要正式警告国人：假定在战时不能实现民主，我们在战后所得的将不是民主，而是国家的分裂与毁灭，其痛苦且十倍百倍于今天！”以上是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对中国政治形势的一个基本看法。这也是他们对中国前途的希望之所在。

根据对国内国际形势的分析和认识，他们提出了对抗战后期的主张。昆明的宪政研究会于1944年5月发表的《我们在实施宪政以前的要求》中说：“经过七年抗战，今日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有了严重的危机，中华民族的生命到了一个危险的关头。”“中国国民今日的要求，是立即实现民主，不是预备立宪，更不是一纸空头支票的宪草。今日的宪草不是将来宪政的保证，将来的宪政未必是真正民主的保证，一分行动比十分言词更为重要。”1944年9月19日，民盟总部制定了一个《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社会六个方面提出了民盟的建国原则和具体主张，其中有：“民主国家以人民为主人，国家之目的在谋人民公共之福利，其主权属于人民全体。”“国家应实行宪政，厉行法制，任何人或任何政党不得处于超法律之地位。”“国会为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之最高机关。”“国家实行普选制度。”“经济民主化之目的，在求人民生活之繁荣与安定，及国富之公平分配，以期渐进于社会主义之实行。”“确认人民私有财产，并确立国有及公有财产，全国经济之发展，由国家制一统一计划，由公私两方分别实现之。”“军队属于国家。”“现役军人绝对不得干预政治。”“应保障学术研究之绝对自由。”“建立公医制度，担负人民医药及休养之供应。”如此等等。

同年10月10日，民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五条三十五款。五条是：（1）贯彻抗战国策，切实整理军队，以期加强反攻，争取最后胜利。（2）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行民主政治。（3）确立亲睦之外交政策，加强英美苏及其他盟邦之联系，以期彻底合作，并把握当前之胜利，奠定世界永久之和平。（4）确立战时经济财政之合理机构与政策，以期对内对外树立政府与国家之信誉，并奠定和平建设之坚实基础。（5）彻底革新目前之教育文化政策，保证思想学术之自由发展，并迅速提高一般国民之文化水准。三十五款之主要内容有：全国一切派系不同之军队，应本平等待遇之原则，统筹装备、给养、训练、补充之公平，以求得作战指挥之统一，并渐进于军队国家化之正轨。召集各党派会议，产生战时举国一致之政府。开放党禁，承认各党派公开合法地位。迅速筹备实施宪政，立即召集全国宪法会议，制颁宪法；在宪法颁布前，付予国民参政会以各民主国家议会具有之主要职权，并扩大省市参议会之职权。充实一切地方自治基层组织，普遍实行民选。废除特务及劳动营等类组织。促进中苏邦交，以期实现英美苏中四国之团结。立即停止党化教育，保障讲学自由及从事教育职业自由。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实现上述主张，根据中国的政治环境，民主党派的某些领导人认为“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时包括了国共两党以外的中国主要的政党和政治派别，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到了抗战后期，组成第三个大政党的要求更迫切了。罗隆基为此发表了专门的文章。他说：“假使中国要走上真民主的轨道，中国目前迫切需要第三个大政党。”“以当前中国实际的情况来说，假使没有一个相当有力的第三大政党产生，中国希望走上真民主的轨道，前途的确有许多困难。”他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拥有武力，这个既成事实是“中国问题的症结”。中国要实现民主，必须“大家放下武力”。“在一个国家政党可以保持武力，这国家就绝对不会有真民主”。所以“目前中国唯一的出路是打破两党拥有武力对峙的局面”。“在今后的中国，应该用一切的代价，以防止内战”。中国要防止内战，“唯一办法，只是第三个有力的大政党产生，以缓冲国共两党的武力对峙与冲突”。这是第三个大政党的巨大作用之一。它的第二个作用是“团结国共两党以外的进步人士，促进民主”。“这政党以实现民主为他的唯一目标”。罗隆基最后总结说：“依据现实谈政治，我坚信只有产生第三个有力的政党，国家目前许多困难问题才有解决的希望。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1综观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这些主张，其主要内容是，在国共两党之外组织中国第三个大政党以左右中国政局，废止一党专政，建立民主国家。他们的具体主张是围绕这一目的的。这些主张在当时能否实现，他们并未肯定，也不一定能作出肯定的估计。除了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以外的建国主张，其实际意义还在战后。

1罗隆基：《中国需要第三个大政党》，《民主周刊》（昆明）第1卷第16期，1945年4月9日。

第二节　共产党的建国主张

中国共产党向来十分重视世界和中国的战局与政局，并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1942年末《群众》的一篇社论中说：“1942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艰苦的一年，是中国抗战各方面困难日增的一年。现1942年已经终了，虽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艰苦尚未完全成为过去，尤其是中国抗战的困难且在继续有加，然胜利已经在望。..我们确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尽管来年仍有艰苦的时日，中国抗战尽管来年困难更多更大，而其惊涛险浪，其烟雾迷蒙，则将随1942年而具逝。1943年的来到，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一个簇新的年头的来到。随着对整个民主阵线有决定作用亦即对全人类命运有决定作用的斯大林城保卫战的辉煌胜利，德必败苏必胜的前途，轴心国家必败民主国家必胜的前途，法西斯帝必败民主制度必胜利的前途，已经不是理论上的而是事实上的了。”1这里明确指出了世界形势的变化。

到了1943年夏天，第二次世界大战胜败的形势进一步明朗化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明确地说：“自从万恶的法西斯各国发动侵略战争以来，我们中国以及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侵略的国家，久经艰苦斗争，但是一向处于劣势地位的这种不利情况，现在已经根本改变了。这是一个国际范围内的有决定意义的变化。这个变化是由苏联第二个冬季攻势的胜利，英美在北非的胜利，中国的六年抗战与英美过去一年在太平洋上对于日寇的打击所造成的，其中特别是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胜利起了转变整个战争形势的主要决定作用。由于这些伟大的胜利，就在过去一年中造成了极端有利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与极端不利于法西斯侵略国的世界局面。”“在抗战第七年中，我们又将遇到新的有利的变化，各同盟国对于西方法西斯最后决定性的打击实现之时，就是整个法西斯失败与世界各民族解放大部分实现之时。”2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民主的胜利，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都有此看法，但对民主的性质的理解却有不同，抗战七周年时，《群众》上的一篇署名文章中明确地谈到这个问题。文章指出：“这七年中间，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形势起了一个大的变化。那就是民主主义战胜了法西斯主义，民主势力粉碎了法西斯势力。法西斯主义及其流派将从世界每一个角落完全被彻底肃清，全世界将形成一个‘民主国家的大家庭。’而这一个‘民主国家的大家庭’又决不是一座古庙，而是一所新屋。在那里，孙中山先生所指摘的政权为资产阶级所专有的旧型的民主主义的成分并不占支配的地位；中山先生所理想的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各革命阶层联合执政的新型的民主1《群众》社论《送1942年寄读者》，《群众》第7卷第24期，1942年12月30日出版。2《解放日报》1943年7月2日。

主义的成分是日益成长、发展，而成为它的中心了。”文章叙述了在法国、南斯拉夫、希腊、波兰、捷克等国，新的民主主义势力正在发展，并说“这样的新的民主主义势力的普遍而有力的发展，就保证了战后的世界将是一个新的民主主义的世界”。谈到中国，文章说：“法西斯主义就要被肃清，法西斯势力就要被粉碎，我们就要生活在自由、和平、繁荣、幸福的‘民主国家的大家庭’中了。这是全世界民主国家坚决进行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收获，也是我们艰苦抗战的收获。但是，今天，法西斯主义的恶势力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民主阵营中的一些保守势力也在固守残垒，新的中国新的世界的建造，还需要我们作最大的努力。”1这篇文章不仅指出了世界和中国民主发展的趋势，也指出了共产党所主张的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主张的民主主义在性质上的不同。

1944年4月中旬至12月初，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在这次战役中，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这次战役，国民党的兵力，国统区的经济、文化设施，中国人的生命财产，遭受到极大损失。当日军追击国民党军队到贵州独山时，重庆为之震动。国民党的大溃败，使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朽在全中国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无遗。国民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降到了抗战时期的最低点，国统区人民改变国民党独裁统治争取实现民主政治的要求，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向国民党向全国人民明确地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

1944年9月，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大会在重庆召开。参政员林伯渠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会上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这个提议未能在会上郑重讨论。

1944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三十三周年时，周恩来发表了题为《如何解决》的讲演。他说：“为挽救目前危机，为配合盟邦作战，并切实准备反攻起见，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主张由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方代表，开紧急国事会议，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改弦更张，以一新天下之耳目。”中国共产党把“取消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昭告于全国人民。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从这个报告的题目和它所论述的主要内容可知，联合政府问题对全国和中共的重要性。这个报告和大会的开幕闭幕词对有关联合政府的原则问题和具体问题都做了阐述，它们是：1.两种国家命运的抉择和中国人民的任务。

1香丁：《新的世界，新的中国——纪念七七抗战七周年》，《群众》第9卷第13期，1944年7月15日出版。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中国有两个前途，“或者是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中国，就是说，光明的中国，中国人民得到解放的新中国；或者是另一个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分裂的、贫弱的中国，就是说，一个老中国”。这样两种命运两个前途，摆在中国人民的面前，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

既然这样，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总任务，是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

2.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政府的一般纲领。

中国共产党主张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这个新中国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一个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封建的、法西斯的、反人民的国家制度；也不应该是一个纯粹民族资产阶级的旧式民主专政的国家；在现阶段也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中国需要建立的是“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或政权形态。

在经济上，中国共产党主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在土地问题上，主张“耕者有其田”。在工商业问题上，主张“节制资本”。在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而这个国家经营的国家，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文化上，中国共产党主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它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的一般纲领，或基本纲领。

3.中国共产党关于联合政府的具体纲领。

联合政府的具体纲领，体现了中国人民的现时要求，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这种要求主要有以下这些：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取消一切镇压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等项自由的反动法令，使人民获得充分的自由权利；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中国解放区的一切抗日军队和民选政府；惩办贪官污吏，实现廉洁政治；给予中国人民以民主权力；取消压迫人民的保甲制度；取消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实行农村改革，减租减息，适当地保障佃权，对贫苦农民给予低利贷款，并使农民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取缔官僚资本；废止现行的经济统制政策；扶助民间工业，给予民间工业以借贷资本、购买原料和推销产品的便利；改善工人生活，救济失业工人，并使工人组织起来，以利于发展工业生产；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保障教职员生活和学术自由；保护青年、妇女、儿童的利益，救济失学青年，并使青年妇女组织起来，以平等地位参加有益于抗日战争和社会进步的各项工作，实现婚姻自主，男女平等，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改善国内少数民族的待遇，允许各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等等。

建立一个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是中共一贯的主张。在抗日战争将要胜利，建立新中国的可能性日益增大的时候，中共提出了关于联合政府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详细地阐述了关于新中国的原则问题和具体政策，至此关于联合政府的主张完备了。以后，中国共产党就依据这样的原则和政策行动，为建立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历史进入1945年上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日益临近了。在世界的东方，在中国，日寇虽未被打垮，但它的彻底失败只是时间问题了。日本帝国主义被打败以后，中日矛盾就解决了，国内阶级矛盾将上升为主要矛盾。这样的事态发展，共产党在抗战胜利之前，已经做了比较明确的表述。《解放日报》社论说：“配合反法西斯同盟国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快要诞生了。当此民族抗战进入第九年时，中国人民正以不胜不休的坚强意志，必胜必成的胜利信心，继续八年来的英勇奋斗，以求这个崭新的局面完全实现。”但是建立新中国的道路上还有重大的困难和阻碍。建立新中国最大的困难与阻碍在中国内部，“这便是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寡头专制统治及其消极抗战摧残人民的政策。这一集团的统治与政策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彻底打败日本建设新中国的根本障碍。”八年抗战的经验证明：中国存在着两条抗日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与中国人民觉醒与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不克服第一条路线和不采用第二条路线抗战就不能胜利，建国就不能成功。中国人民已经从惨痛的经验中认识了这点，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废除反人民集团的一党专政，废除它的失败主义的法西斯主义的路线；一致要求组织联合政府，要求实行积极抗战的民主主义的政治路线。“但是这个反人民集团却至今深闭固拒，压制人民的要求，坚持专制独裁，坚持反动祸国政策，拒绝联合政府，拒绝作任何民主改革。且更进一步玩弄名词以淆观听，挟外人以压迫同胞。口头上玩弄‘召开国民大会还政于民’的欺骗，实际上积极勾引国际间的帝国主义反动分子准备大规模的内战。不废止这个反人民的专政，不实行全国范围内的民主改革，则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与建设新中国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人民在为争取抗战胜利建立民主的新中国的斗争，应当再接再厉，为废止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而斗争”1。在抗战胜利的前夕，国内阶级矛盾取代中日矛盾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的形势日益明显，成立联合政府的斗争1《解放日报》社论《纪念抗战八周年》，《解放日报》1945年7月7日。即将成为现实的斗争。

第三节　国民党的建国主张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性变化，国民党人也看得很清楚，他们也在根据这种变化考虑安排抗战结束后的事情。他们考虑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保持和巩固买办地主的反人民反民主的政权。1943年9月，国民党召开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最近抗战的局势，尤其是太平洋形势的演进，我可以断言，我们最后胜利的时期，快则就在这一年之内，迟则或要在一年以后。”“我们要在此时期格外勤劳奋勉，一面加强抗战力量，一面积极准备建国的工作，这是此次全会最重要的任务。”又说：“由于这六年来全国军民同志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民族生命的危机确已渡过，国家基础亦已稳定。当然，我们以后要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还需要经过更大的牺牲和努力，然而我们现在已经临到胜利的前夕了，所以各位同志在这次全会期中，特别要集中心力于建国的问题，以期得到一个圆满的方案，将来抗战结束之后，立刻可以付诸实施。”“这一次全会我们讨论的重点，应该特别注重于建国的问题。”所谓建国主要是干什么呢？蒋介石说：“第一要紧的就是要先确立我们的政治建设，而政治建设的基础，就在宪政的实施。”1为此，这次中央全会通过了一个关于实施宪政的决议案，其中规定：“国民政府应于战争结束一年内，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而颁布之，并由国民大会决定施行日期。”“凡前次依法产生之国民大会代表，除因背叛国家或死亡及因他故而丧失其资格者外，一律有效。”加紧推行地方自治，确立宪政基础。国民党的所谓实施宪政，就是召开由它控制的国民大会，制定一个宪法。关于将来国家政权的性质，他不想做任何改变。

过了一段时间，蒋介石改变了在抗战结束之后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的主意，于1945年元旦提出“将抗战胜利与宪政实施毕其全功于一役”的意见。他说“我觉得我们国民大会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战争结束以后”，“一俟我们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要及时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1国民党关于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施行宪政，还政于民一套作法的真实意图，1945年3月1日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的演说中作了表述。他说：“共产党最近的要求是要中央立即取消党治，将政权交给各党各派组织的联合政府；而我们政府的立场，是准备容纳其他政党（包括共产党）与全国无党无派的有志之士参加政府。但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政府不能违反《建国大纲》，结束训政，将政治上的责任和最后决定权，移交于各党各派，造1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届第十一次中央全会上的开幕词，1943年9月6日。《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827、828页。1《蒋主席勖勉全国军民》，1945年1月1日。见《抗战第八周年纪念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

成一种不负责任的与理论事实两不相容的局面。”“国民政府如将一切政权或责任交给于各党各派，则中央政权势必日日在风雨飘摇之中，其结果必使抗战崩溃革命失败，将使国家引起可怖的变乱，而陷民族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因为我国情形与他国不同，在国民大会召集以前，我国便无一个可以代表全国人民、使政府可以征询民意之负责团体。所以吾人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联合政府”。“中国国民党已负起了伟大艰难领导全国的责任，所谓还政于民，就是交付这样巨大的责任于全体人民。故必须经过国民大会的一个机构，始可有所诿付”2。蒋介石在会上正式宣布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从以上所述不难看出，所谓召开国民大会、施行宪政、还政于民这一套作法的用意，是在抵制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主张的联合政府，从而保住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

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在当时特别是战后，抵制联合政府、巩固一党独裁，于1945年5月5日至21日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召开，不是偶然碰在一起的。这是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的一种表现。

国民党这次大会的中心问题，就是决定坚持独裁统治，拒绝联合政府。

它做出“还政于民”的姿态，决定在1945年11月12日召集国民大会，并由这个大会通过一部宪法。国民大会的代表，是国民党在1936年由一党包办产生的。所要通过的宪法是以1936年公布的《五五宪草》为根据的。国民大会的职权及其他有关问题，都得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蒋介石在开幕词中说：“本党遵奉总理遗教，在训政时期对于保育民国的一片耿耿精诚，在还政于民之后，决不是弃置而不顾。本党已往所以忍辱负重，为国民尽忠，为国家负责者，原所以防止野心家假借民主名义，僭窃民权，便利私图，陷国事于紊乱无主的状态。”又说：“在实施宪政以后，本党的责任不但不因之减轻，而无宁更为加重。”1这是表示国民党统治集团决不肯放弃对于整个国家政权的垄断。

在国民党的这次大会上，通过了《本党政纲政策》、《土地政策纲领》、《农民政策纲领》、《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1等。国民党的纲领里规定：“都市土地，一律收归公有。”“一切山林川泽矿产水力等天然富源，应立即宣布完全归公。”“凡私有土地，应即速规定地价，照价征收累进税，并2《蒋主席于宪政实施协进会致词》，1945年3月1日。《抗战第八周年纪念册》，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

1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1945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905页。1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抗战第八周年纪念册》和《光明日报》出版社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

执行涨价归公。”国民党所说的“公有”就是买办封建法西斯国家所有。因为国民党政府是代表大地主利益的，限制地主剥削的征收累进税和土地涨价归公的办法，虽然一说再说，但从来没有实行过。国民党的政纲规定“农地除公营者外，应以最迅速有效之方法，实行耕者有其田”。这种满足农民土地要求的政策，国民党也是不知说过多少次，但从来没有准备施行。

国民党政纲里规定：“凡有独占性之企业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均归国营或公营。”“原属民营之事业产量未足定额时，由政府筹措。”这是规定要发展官僚垄断资本，限制或吞并民族资本。国民党还规定它的政府要“节制”“一切剥削行为”。这种规定的用意在于压迫民族资本家，扩大国民党政府的“国营”经济。因为按国民党的说法，“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没有剥削的。国民党又规定“以资金汇兑之便利，水陆运输之协助，机器材料之分配”等办法，“扶助民营企业”。官僚垄断资本正是利用它在金融、运输、物资掌握各方面的特权，卡住民营企业的脖子，以至把那些企业据为己有。

大会通过的《工业建设纲领实施原则》中，说要进行经济建设，并说要为此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技术等。国民党的经济建设主要是扩大国家垄断资本和大官僚大买办的私人资本。国民党政府反对改革土地制度，侵吞民族工商业，扩大官僚买办资本，是和发展经济背道而驰的。

国民党这次代表大会主要是为战后做准备的。这次大会所制定的国民党的政策，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政治上坚持法西斯独裁，二是在经济上扩大国家垄断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的私人资本，维护封建土地制度。这是国民党过去的既定方针的继续，它还想把这种方针坚持到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