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迅速地改变了中国的政治形势，中国出现了抗日民主的强劲潮流。

随着日本侵略的加紧，民族危机的加深，抗日任务的更加迫切，中国历史经过数年演变之后，共产党逐步克服了“左”倾错误路线，把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作为首要目标，国民党的内外政策也有所改变，这样，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和军事集团逐渐汇入抗日大潮之中。

下面就叙述中国历史的这种发展。

第一节　中间集团积极推动团结抗日民主进程

自九一八事变后，各中间政派便积极呼吁团结抗日；华北事变后，他们仍然坚持抗日民主立场，一方面抨击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另一方面响应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推进了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和抗日民族团结的进程。

中共《八一宣言》发表后，国社党首脑张东荪在《自由评论》上发表《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敏感地意识到中共政策的转变，赞同并支持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他根据自己的理解，站在民族资产阶级右翼立场上对中共的政策转变作了评述。认定《八一宣言》是中共由阶级斗争理论“转向”民族革命的标志。

他说：“一个向来主张废除私产的党现在居然说保护财产和营业的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党现在居然说实行民主自由了。以一个向来主张完成世界革命使命的党现在居然说为国家独立与祖国生命而战了。以一个向来受命于第三国际的党现在居然说中国人的事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了。以一个向来主张用阶级斗争为推动力对于一切不妥协的党现在居然说愿意与各党派不问已往仇怨都合作起来，这是何等转向，这个转向是何等光明！我们对于这样勇敢的转向又应得作何等佩服！其实这十年来我们就是为了国家主义与民主主义而呼吁。到了现在，我们不愿带些刺激感情的口调，说民族主义已征服国际主义，民主主义已征服了共产主义。但在事实上即此却可作一个极大的证明，即证明中国今天所需要的是对外为民族独立与对内为民主自由。至于阶级斗争与一党专政都是一些治丝益棼的东西。”1这里，张东荪十分明确地断定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民族独立”与“民主自由”，反对中共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他欢迎中共政策的转变，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但中共政策的转变，只是暂时的政策、策略的改变，并不是对革命性质、基本革命任务的理论的转变，更不是放弃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这一点是张东荪没有能够认识到的。

1936年9月，《自由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统一》的文章，它赞同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国民党政府“反省”，改变自己的政策。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提出“攘外”是压倒一切的目前中国的首要问题。它说：“我认为现在中国存亡的转机，并不在于采取何种制度，实行何种主义，而在于如何攘外，如何图存。..目前的问题，是中国人如何在中国境界之内，实行中国人自己的主张。如何排除一切直接或间接外来的障碍。换言之，就是攘外问题。我相信无论是在朝在野，何党何派，‘攘外’的主张，总是一致的。”1张东荪：《评共产党宣言并论全国大合作》，《自由评论》第10期，1936年2月7日出版。第二，主张国内各政治力量在攘外的旗帜下联合起来。它说：“假如我们认为‘攘外’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先决条件，则大家应该能以‘攘外’为中心，联合成统一的阵容。”又说，国民党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在攘外旗帜之下与其他党派联合。

第三，国民党应当开放党禁、容纳异党异派。它说：“开放党禁，容纳异党异派，并无损于政府的威信和政府的‘面子’。”它呼吁说：“总之，中国目前的问题，是保持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的问题。凡是拥护这个大原则者，都应该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其他政见的不同，以及如何的调整，都是以后事，都可姑置不论。我们期望中央如此，期望其他各党各派也是如此。”1如果说以张东荪为代表的国社党的言论体现了中间集团右翼的政治主张的话，那么，以沈钧儒等人为代表的救国会的言论，更多的是体现中间集团左翼力量的抗日民主主张。

1935年7月15日，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人，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集中反映了以救国会为代表的左翼中间势力关于抗日民主问题的见解。在这一影响很大的纲领性文件中，值得注意的有三点：第一，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既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又表明了诚恳的希望和拥护态度。他们在批评了国民党的误国政策以后说：“我们更希望蒋先生亲率国民政府统辖下的二百余万常备军，动员全国一切财力智力物力，发动神圣民族解放战争。这民族解放战争达到完全胜利之后，蒋先生不仅是中华民国的最高领袖，而且将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这是我们十二分诚意盼望的。”同时又说：“我们所希望的，有民族革命的光荣历史的国民党，握有中国统治权的国民党，应该赶快促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建立，应该赶快消灭过去的成见，联合各党各派，为抗日救国而共同奋斗。”第二，在响应中共《八一宣言》的同时，也对中共提出了希望和委婉的批评，促使中共彻底改变“左”倾方针，把主要矛头集中到抗日民主上来。他们说：“我们所希望的，中国共产党要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因此，在红军方面，应该立即停止攻击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内，对富农、地主、商人，应该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内，应该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这样，救亡联合战线的展开，才不至受到阻碍。就我们个人参加救亡运动的经验来说，救国会和其他群众团体中间，往往发现有些思想幼稚的青年，在抗日救国的集会或游行中间故意提出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以及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口号，以破坏联合战线。还有少数青年，在抗日运动中，依然采取宗派主义的包办方式。这种行动，我们相信决不是出于中国共产党1亦绳：《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统一》，《自由评论》第42期，1936年9月1日出版。的指示，因为这是违反中国共产党最近的主张的。”

第三，极力倡导建立抗日救国的联合战线。他们认为：“抗日救国这一件大事业，决不是任何党派任何个人所能包办的。脱离了民众，单是政府，抗日必然失败；但是没有一个政府的领导，单靠民众自动作战，也决不会有胜利的前途。”抗日救国要依靠全民族的一致参加，所以各党派有结成救亡联合战线的必要。“联合战线应该结合各党各派的力量以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但不能为任何党任何派所利用”。1这些议论，集中体现了中间政派在民族危机面前抗日救国的主张。从总体上看，他们反对内战和独裁，要求抗日和民主，与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是一致的；对中共“左”倾错误的批评是对的，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批评忠告和期望也是中肯的。

以上这些民主进步人士和中间政派的主张以及为实现他们的主张而进行的活动，大大推进了团结抗日的实现和中国政治的进步。

1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1936年7月出版。

第二节　中共政策的转变

中共是一个伟大的政党，其伟大之处的表现之一，就在于能够自觉地修正错误。它曾犯过不少错误，甚至十分严重的错误，但一旦认识了以后，就会自觉地加以克服和纠正。九一八事变后，严重的“左”倾错误使中国革命陷于危机之中。严重的挫折迫使中共反省并改变自己的“左”倾政策及方针，逐步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1935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各界“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提出了各种抗日力量联合起来的方针。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虽然将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并列为主要敌人，但明显地将日本帝国主义作为首先要打倒的对象，统一战线也由“下层的”扩大为“最广泛的”。

瓦窑堡会议确立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会议后，中共逐步调整自己的方针政策，这主要表现在：（1）由“倒蒋”是抗日的前提，转变为联蒋以实现抗日；（2）由打倒一切帝国主义、武装保卫苏联，转变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3）由打倒革命群众（工农和部分小资产阶级）以外的一切人，转变为集中一切抗日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4）由民族革命战争与土地革命绝对不可分离地进行，转变为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而调整国内阶级关系；（5）由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再改为民主共和国；（6）由下层统一战线，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种转变是根本性的转变。中共政策和方针的转变，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而逐步实现的，不是一蹴而就的。这种转变牵涉到深层的认识问题和中国革命基本理论问题，对它做一番考察是十分必要的。

瓦窑堡会议的成绩是主要的，但也有不少错误的或基本错误的认识。这些错误认识，我们可以从根据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于1937年1月27日发布的《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中看出来：第一，把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作为打倒的对象之一，并且没有放弃“下层统一战线”口号。文件说：“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展团结和组织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打倒的对象首先是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正确的，是认识上的进步，但打倒的对象还有“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及其统治”，显然是还没有放弃“反蒋抗日”口号。它又说：“不管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下层的、各阶层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的统治。”这里，一方面说不管什么人、派别、武装队伍、阶级，“都应该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又说建立“下层的”统一战线。这表明此时中共没有完全放弃“下层统一战线”政策。

第二，仍然坚持“汇合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两巨潮、结合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的理论观点。文件说：“因此目前宣传工作最中心、最紧急的任务，就在于用一切力量去暴露日本帝国主义强盗的凶暴侵略行动，与蒋介石无耻的卖国政策及欺骗，去说明日本强盗与蒋介石是灭亡中国的当前最主要最凶恶的敌人，去煽动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联合起来，去开展民族革命战争，汇合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两大巨潮，结合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去战胜日本强盗及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争取中国的独立与解放。”这里，又一次非常明确地阐述了两个基本观点，即中国革命是土地革命与民族革命的汇合和民族革命战争与国内阶级战争的结合。瓦窑堡会议后突出了“民族革命战争”，但它却是“两个结合”的民族革命战争。

第三，没有再强调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加紧反对一切妥协的党派和一切在野的反动派这种策略，但仍然说“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中丝毫也不能一刻放松去揭穿那些动摇妥协以至叛变投降的倾向。我们一定要大大的以党的主张去和一切改良主义倾向对立，要鲜明的去揭发一切其他派别的民族改良主义的欺骗宣传与代表敌对阶级利益的主张，去夺取广大群众，去孤立那些改良主义者”。以前把主张国防政府的人，把向国民党要求民主的政派和主张，都说成是民族改良主义，把他们统统打倒，现在把他们放在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之中了，这是很大的策略改变。但对他们仍然采取“孤立”的政策，而不是团结合作的政策。

这些情况表明，瓦窑堡会议是中共改变自己方针政策的开端。中共对“左”倾错误理论的纠正，对方针政策的调整，经过了一个必不可少的过程。1936年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再次表示愿与一切进攻红军的武装停战议和，一致抗日，开始由“抗日反蒋”向联蒋抗日转变。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一方面严厉批评了国民党对内压迫人民、对外妥协投降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对国民党政策的变化表示欢迎，提出在抗日的大目标下，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救国”的建议，指出：“只有国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表示：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和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呼吁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这标志着中共对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国民党政府态度的重大改变。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把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已不适应民族革命形势的发展，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这个指示正式改“抗日反蒋”为“逼蒋抗日”，无疑是中共政策上极为重要的转变。9月17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了《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认为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有转向抗日运动的可能，改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同时强调了保障中共政治上组织上的完全独立性和内部团结一致的重要性。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囚禁了蒋介石。中共在对事变进行深入讨论后，否定了杀蒋的意见，确立了和平解决的正确方针。12月19日，在《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中，中共中央确定自己的基本方针是：（1）反对新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基础上和平解决；（2）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3）同情西安的行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援助，使之彻底实现抗日主张；（4）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促其反省，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中共“逼蒋抗日”的目标初步实现，为国共合作的重新建立提供了必要前提。中共随即进一步提出了“联蒋抗日”的口号。1937年2月10日，中共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对自己的方针政策作了更大的改变，在作出重大让步的条件下，力促第二次国共合作早日实现，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中共提出的五项要求是：（1）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2）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3）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4）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5）改善人民生活。如果国民党能够实行这五项要求，中共为了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向国民党作出四项保证：（1）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2）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3）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4）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中共的抗日民主主张，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意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并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

中共方针政策的转变，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保障。这样的转变，只是适应历史发展的潮流而作的政策和策略上的调整，并没有改变革命的根本性质和革命的基本任务。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要保持，中共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起中坚作用；革命的武装力量（红军）虽然改变了名称，苏区政府也改为边区政府，并接受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指导，但中共并没有放弃对它们的绝对领导，而是保持了独立自主的权利，保持了共产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和统一性。这是共产党实力大大发展的基本条件。

第三节　国民党政策的转变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对外一味妥协退让，对内坚持独裁内战，与历史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

全国民众爱国救亡意识的日益觉醒，广大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的不断掀起，各界联合抗日呼声的不断高涨，构成了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巨大威胁。蒋介石采取的对日妥协政策，并没有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谅解，也没有换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气焰的收敛。相反，它不断扩大侵略，继占领中国东北、热河后，又向察北、绥东和河北扩张，并企图占领华北。这就大大激化了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权的矛盾。

此外，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浪潮推动下，两广的地方实力派，也打出了“抗日”旗号，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

国内这三方面势力的压迫，加上国际上英美势力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这个因素，国民党政府开始转变政策。

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通过的政治、军事报告中，仍顽固坚持“铲除残余之赤匪”的反动方针。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蒋介石发表的对外关系演词中，国民党的政策开始发生某些微妙的变化。他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也不轻言牺牲。”“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他又表示，“和平到完全绝望时期”，“牺牲到最后关头”，便“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1。蒋介石的这个演说，表明国民政府开始改变一味妥协的外交政策。大会后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此后，国民政府的对日态度逐渐强硬。

1936年7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会上，蒋介石对国民党五全大会确定的对日外交方针做了如下解释：“中央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扰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对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订立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又说：“从去年十一月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我们如遇有领土主权再被人侵害，如果用尽政治外交方法，而仍不能排除这个侵害，就是要危害到我们国家民族之根本的生存，这就是为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到这时候，我们一定做最后之牺牲。”1这里，蒋介石明确表示了不能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对“牺牲的最后关头”作了“最低限度”的解释。此后，国民党在对日谈判中态度逐渐强硬，开始据理力争，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一味妥协退让的外1《蒋介石对外关系演词》，《国闻周报》第12卷第46期，1935年11月25日出版。1《国闻周报》第13卷第28期，1936年7月20日出版。

交方针。

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在对日外交方针上作了某些调整的同时，也开始改变对中共斗争的策略。由过去单纯的武力“剿共”改为“剿”“抚”并用。在武力围剿的同时，又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共接触，进行秘密谈判，企图兵不血刃地“收编”中共及其领导的红军。尽管如此，蒋介石并没有根本改变它的独裁内战政策，所改变的只是某一方面的策略。

1936年10月，蒋介石平息两广事变后，便调集大军集结在陇海铁路沿线，并亲赴西安，部署“剿共”军事，压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12月12日，张、杨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及随行的军政要员，发表了抗日救国八项主张。西安事变，是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产物，是他违背历史潮流而遭受的严厉惩罚。在张、杨及中共代表团的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答应中共提出的六项条件，加快转变自己的内外方针。这六项条件是：（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救国的具体办法。此后，国民党被迫放弃了“剿共”的内战政策，逐步确立了联共抗日的方针。

第四节　各派政治力量汇流后新形势下的政治斗争

如上所述，在滚滚向前的抗日大潮冲击下，国民党不得不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方针，采取联合拒日政策；中国共产党也改变“反蒋是抗日的前提”和消除中间政派的政策。本来就主张抗日的政派和人们也更加向前迈进。这样各派政治势力就汇合在抗日旗帜之下了。这是1931年九一八到1937年七七这段历史的巨大变化。在新的形势之下，各派政治力量进行着新的活动，他们之间也展开了新的斗争。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改变了“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共产党和红军由“围剿”政策改为“和平统一”政策。它一方面与中共联合，与中共和其他政治力量共同准备抗日；另一方面并没有放弃反共反人民的根本立场，企图利用“和平统一”的方式瓦解共产党，消灭红军。

1937年初，蒋介石集团的要员吴铁城撰写《中国统一运动之途径》一文，阐述了国民党的“和平统一”方针。吴在文章中说：第一，目前国民党努力的方向是完成并巩固国家的统一。他说：在当前，“最值得我们注意和努力的，就是要完成并巩固我们国家的统一。我们一方面要密切注意国内一切残余的恶势力作最后的挣扎，破坏国家的统一；一方面还要加紧努力于根本上扫除一切的统一障碍”。蒋介石的“统一”就是消灭中共和其他异己势力。

第二，国家的统一以“军令政令的彻底统一”为最关键。他说：“从积极方面说，我们要巩固国家的机构，要齐一全民的意志，要统一全民的行动，要推进国家的建设，要集中国家的力量，要加强对外的力量，那就更不能不需要军令政令的彻底统一。”军令政令的统一，是国民党打着“复兴民族”旗号推行国家统一的着力点，也成为此后国民党“统一”、“溶化”共产党政策的基本点。

第三，必须扫除中国统一的障碍。他认为，阻碍国家统一的有三种政治理论，即“联省自治论”、“阶级斗争论”和“人民阵线论”。除联省自治论外，后两种实际上是中共的主张。

第四，实现中国统一的具体办法。它们是“启发民族意识”；“确立中心思想”，信仰三民主义；“发展经济建设”；“拥护最高领袖”。1他列举的实现统一的四条办法，虽然打击的对象是中共及国民党地方实力派，但没有再提出使用武力，而是采取“和平”方式。这便说明，一方面国民党消灭共产党的既定方针未变；另一方面又表明它消灭共产党的策略方式的确发生了变化，由武力“围剿”转变为“和平统一”，在“和平统一”旗号下，借推行“军令政令的彻底统一”办法来消灭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

与此同时，另一国民党要员潘公展写了《统一与和平》一文，对国民党1吴铁城：《中国统一运动之途径》，载《救国论文集》，1937年4月出版。的“和平统一”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该文说：第一，“统一”不同于“联合”，国民党的“统一”不同于中共的“联合”。他说：“联合之前，一定有许多单位，起码有两个以上的单位，才把他们联起来合起来，但是无论怎样联合，内部的单位仍存在。这叫做联合。所谓统一，是把原有的单位经过统一运动之后融化为一个整个的单位，原有的单位完全分不出来。这才是统一。”他所主张的“统一”，实际上就是把共产党“统一”于国民党之下。

第二，“达到统一的途径”有两条：和平与战争，但在必要时仍可使用武力来“勘乱”。他说：“要统一，须消灭割据势力，那是毫无疑义的。用什么方法消灭呢？须知不一定用战争，也不一定不用战争；需要战争的时候则战争，不需要战争的时候则和平。所以要求和平，就要统一，这是一定的，而要求统一则不一定专用和平或专用战争。..所以到了必要的时期，用尽和平的方法还不能得到统一的时候，不得不用武力来戡乱，来讨逆，来惩治破坏统一的罪人，否则要武力有什么用？”

第三，“先统一后抗敌”，统一的关键在于消除“军队系统”。他说：“敌人是要抗的。但是要抗敌，一定要全国一致的抗敌，要在统一命令之下的抗敌才可以有效。..我们始终承认：唯有统一才能真正抗敌，亦唯有统一，对外才能有真正的战争。”

第四，“保全军队”，“化除系统”。这是说军队可以保全，但非蒋系统的军队系统如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系统必须消除。“说到这一点，先要明白统一之梗是在于军队系统，故如果能够保全军队而同时化除系统，则割据势力必于不动干戈之中消灭，而和平统一于焉实现。”为此，他提出了三条“化除军队系统”的办法，即“地方政治与军人完全脱离关系”、“军队应与驻在地脱离关系”、“军队应与统率的将领不发生绝对关系”。1以上是国民党“和平统一”策略的主要内容。

1937年2月，国民党为了商讨如何在新形势下对付中共，进一步调整自己的内外方针，召开了五届三中全会。一方面，国民党确定了与中共重新合作共同抗日的方针，完成了其内外政策的重大调整；另一方面又确立了“和平统一”方针，作为此后对付中共的主要斗争方式。全会发表的宣言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表示“此后惟当根据和平统一之原则，以适应国防，且以奠长治久安之局”。在“和平统一”原则指导下通过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该案提出的“根绝赤祸”的四项最低限度的办法，明确地表现了国民党“和平统一”政策的实质。

它说：“第一，一国之军队，必须统一编制，统一号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断无一国家可许主义绝不相容之军队同时并存者，故须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第二，政权统一，为国家统一之必要1潘公展：《统一与和平》，载《救国论文集》，1937年4月出版。

条件，世界任何国家断不许一国之内，有两种政权之存在者，故须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第三，赤化宣传与以救国救民为职志之三民主义绝对不能相容，即与吾国人民生命与社会生活亦极端相背，故须根本停止其赤化宣传。第四，阶级斗争以一阶级利益为本位，其方法将整个社会分成种种对立之阶级，而使之相杀相仇，故必出于夺取民众与武装暴动之手段，而社会因以不宁，民居为之荡析，故须根本停止其阶级斗争。”

由以上可见，三中全会后，国民党对中共的政策和方针发生了明显转变，由武力“剿共”转为“和平统一”。但这种改变仅是策略上的改变，是斗争方式和手段的改变。它的消灭中共的根本方针、反人民的本质并没有改变。这样，国民党“根绝赤祸”的根本立场和它所采取的“和平统一”策略，决定了以后国共两党关系的复杂性，决定了以后国共两党斗争方式的特殊性。

面对国民党“和平统一”的新策略，中共提出了争取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反对党内的尾巴主义和无原则让步的倾向。

1936年11月，刘少奇写了题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的党内教材，对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进行了阐述，领导权问题是阐述的重点问题之一。他认为，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是1927年以来中共在策略上的最大转变，反对和怀疑这个转变的思想是错误的；但这种转变，并没有改变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基本任务。在统一战线中，中共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是独立的，一方面联合各党派为民族独立而斗争，但同时也不忘记自己的最终目的。他指出：“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当现在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主要危险。但是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所以，在统一战线实现后，一定要注意建立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中，不应充当资产阶级的帮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导。”1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苏区代表会议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尖锐地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中共必须通过各种途径来实现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

总之，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改变了自己的内外政策，到1937年三中全会时，正式确立了联共抗日的方针；但由于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的本性没有改变，因而采取了“和平统一”方针，就是用“和平统一”方式消灭中共。中共在西安事变后，由“逼蒋抗日”发展为“联蒋抗日”，促成1《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6、47、49页。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但马上便面临着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倾向出现的可能性和国民党“和平统一”策略的新问题。因此坚持和加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便成为此后中共对付国民党的“和平统一”的主要原则立场。中间势力始终坚持主张抗日与民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内战和对日妥协政策，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但在国民党政策发生转变、国共合作实现后，在他们中间产生了无条件拥护蒋介石的倾向。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加强了中共坚持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的重要性。

这样，一方面国共两党为主体包括各中间政派在内的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在抗日旗帜下汇合起来，向着实现武装抗战的方向发展，这是历史发展的主流；另一方面，由于中国革命的一些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国共两党的性质没有改变，尤其是国民党并没有放弃消灭共产党的根本方针，致使国共合作形成后，国共两党的斗争又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政治斗争方式，便是国民党的“和平统一”策略与中共“独立自主”方针的斗争。抗日战争实现后，国共之间复杂而特殊的矛盾和斗争，带到了抗日战争之中，并贯穿于抗日战争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