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的洪流，把许多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卷了进来，有些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或社会主义青年团。当革命高涨时，他们对国家前途充满了希望，并十分兴奋。但当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全国陷入一片白色恐怖时，有些人又陷入极度的失望之中。中国的现实迫使他们重新观察革命的过去和国家的现状，反省自己的思想和活动。他们积极投身的或曾经向往的革命骤然失败了；国民党当权者建立了自己的统治，实行一党专政，实行专制独裁；国内政局依然是动荡、混乱和不安。他们不满足继续受压迫的地位，不满意国民党各派争权夺地的争斗，他们要求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进步。同时，他们又从革命失败中得出了共产党的主张不适合中国的结论；对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搞武装斗争、以暴力手段进行土地革命的做法也不赞同。特别是“左”倾路线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中共采取了许多偏激和盲动的政策，更增加了他们的误解。

也有一些未直接参加大革命但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分子如胡适、梁漱溟等，在中国政局大变动的情况之下，也从刚刚逝去的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提出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探索中国理想的出路。

这样，在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出现了一股政治势力，一种政治思潮，他们对中国问题的解决办法和所要走的路，既不同于国民党也不同于共产党，他们要在国共之间走一条自己的道路。

第一节　第三党对中国出路的反思与探索

邓演达领导的第三党，正式名称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是大革命失败后出现的一个异于国共又介乎国共之间的政派。它对中国出路的探索主要体现在邓演达发表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中国到哪里去》等一系列文章中。

关于第三党的具体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应当注意：第一，第三党的政治主张，是在总结、反思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及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形势基础上提出的。这从它对国民党政府性质的分析及对中共革命活动的看法上可以看出。它认为南京国民政府已经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1，是“买办资产阶级与豪绅地主的联合政权”。这是正确的。同时，它对中共也作了批评，认为：“共产党以为中国现时的经济组织已经主要的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因此它要用共产主义革命的方式去解决中国问题；..我们反对用不对症的药方——共产主义革命——去破坏一切现存的经济组织。..共产党只是想利用农民威劫农民，去建立一部分的工人独裁政权，我们却是要..建立平民的政权。”1它不同意共产党主张的根本理由，是通过观察大革命的实践，认定“共产主义革命”不适合中国革命的情况。这些批评有正确的成分，也有错误的成分。

第二，第三党对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都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了重大成果。它认为，中国社会“还滞留在封建势力支配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又因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呈复杂的状况”2。因此，中国革命“必然的要以农工为核心，而其他一切被军阀官僚地主压迫剥削的成分都会围绕在农工的周围，构成广大的革命群众”，“对外负着对抗帝国主义得到民族解放的任务”，“对内要扫清中古时代的遗骸，造成新社会秩序的任务”。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的平民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者、封建军阀地主以及依附前两者为生的高利盘剥的、反动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动力是“平民群众”；革命的直接目标是夺取政权，“建立以工农为基础的平民政权”；革命的方式“必然的要以武力抗争的形式展开出来”；中国革命应分两步走，首先建立平民政权，然后实现社会主义。

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关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邓接受了马列主义暴力革命、阶级斗争学说，但又不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和模式，而是主张独立自主地依照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形成了系统的“平民革命”理论。

1《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革命行动》第1期，1930年9月1日出版。1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革命行动》第1期，1930年9月1日出版。2邓演达：《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革命行动》第1期，1930年9月1日出版。第三，第三党的理论的确深刻、系统和精辟，但在实践中却遭到挫折，有两个原因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关于革命的领导权问题。邓演达把“平民革命”的领导责任托付给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第三党），这是致命的缺陷，也是与新民主主义理论根本差异之所在。二是第三党的探索成果还停留在理论（书面）上，尚未完全付诸实际行动，同时，在理论上也有许多缺陷。邓演达充分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但反对在农村建立根据地，把希望寄托于具有投机性质的“策反”上。这便决定了“建立平民革命军”的落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土地问题，邓演达也主张实行“耕者有其田”，但却不同意中共用强力手段解决土地的办法。

这样，国民革命失败后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中共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极大的盲动性，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但由于坚决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革命力量不断壮大。第三党在探索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并且很多是正确的；但由于没有注重或没有来得及搞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它进行的“平民革命”遭到挫折。随着邓演达的不幸遇难，第三党受到极大挫折，它的一套正确的理论和主张更难付诸行动。

第二节　改组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

改组派正式名称为“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它的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陈公博发表的《今后的国民党》、《党的改组原则》以及《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

考察改组派的政治主张，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如果说中共和第三党偏重于从革命势力方面反思、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话，那么改组派偏重于从国民党立场上思考、分析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它认为：（1）中国革命能否成功，决定于三民主义能否真正实行。由于“本党的反动分子抛弃三民主义向反动势力妥协”1，致使大革命失败；（2）由于有了1924年国民党的改组，“中国革命才有空前的发展，国民党才获得革命的新生命”。（3）大革命时期，中共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做那马克思主张的那种共产的勾当”2，共产国际也“打击中国的国民革命国民党”，所以中共和共产国际应对大革命失败负有责任。

第二，改组派看到了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分裂溃散的现实，他们探索中国国民党新出路的意向是十分急迫的。陈公博说：“我们要走资本主义的路罢，依然受帝国主义的支配；我们要走非资本主义的路罢，然而抗不过帝国主义的压迫。徘徊瞻顾，各路不通。”“目前这个形势，就是这样混乱、糅杂、牵扯、纵横一个局面。”3革命已到了“最危险时期”，必须寻找新出路。

第三，改组派认为，中国“要继续反抗帝国主义和走非资本主义的路”，打出了“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改组国民党”的旗号。但汪精卫、陈公博所谓的“十三年改组精神”，并不是孙中山以革命的三民主义为核心的改组精神。汪精卫说：“本党改组之精神，在于认定三民主义为救国不二法门。欲求三民主义能实现于中国，则不能不使三民主义普及于民众。欲求三民主义普及于民众，则不能不使党员真能为主义而奋斗。欲求党员真能为主义而奋斗，则不能不巩固党之组织，森严党之纪律，使党员之行动，趋于一鹄。此实为改组之精神。”1这里根本看不到三大政策，而实际上其核心是要“严密党的组织，森严党的纪律”，通过“改组国民党”，提高党权，重新恢复汪精卫等人在党内的地位。所以它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的许多具体主张如提高党权，反对个人独裁，反对帝国主义等，矛头直指蒋介石的军事独裁专制，虽反映了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本主义的要求，但更多的代表了1《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6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3所南京史料整理处编。

2陈宋梅：《本党的危险》，《革命评论》第16期。

3陈公博：《今后的国民党》，《革命评论》第1期，1928年7月出版。1汪精卫：《一个根本观念》，《汪精卫文集》之四，上海光明书局1929年11月版，第35页。汪精卫、陈公博等改组派上层以抬高“党权”来对付“军权”，使自己一派掌握政权的愿望。

第四，改组派的主张曾得到当时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又不愿跟中共继续革命的人们的支持，并掀起了较大的政治运动，但很快便失败了。其原因主要不在于理论本身（当然有许多问题），而在于他们的实际政治活动与其政治主张的背离。他们的主张曾获得人们的赞同和拥护，他们的活动却表现为国民党派系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对此，陈公博也有所表述：“同志会成立的时候，本注意于恢复十三年改组精神，和重新改组国民党，无如成立之后，即有军事行动，军事是不择手段的，初则和桂系合作，继则和冯、阎合作..党的改组本为同志会主要目的，后则专谈方法，弃其目的，这也是失败的一种原因。”1总之，改组派在国民革命失败后探索中国出路的着眼点是：大革命失败了，国民党应该怎么办？如何重新依靠国民党复兴中国革命？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改组国民党上，以此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继续革命的前提。事实说明：此路不通。

1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181页。

第三节　人权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

人权派是以胡适、罗隆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松散联合的政治派别。经集体讨论，由胡适执笔的《我们走那条路》，较典型地体现了他们的政治探索思路和见解。

胡适认为：（1）我们要铲除的是“五大仇敌”：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2）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治安的、普遍繁荣的、文明的、现代的统一国家”。（3）我们要走的路是“演进的路”，即“认清了我们的敌人，认清了我们的问题，集合全国的人才智力，充分采用世界的科学知识与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觉的改革，在自觉的指导之下一点一滴的收不断的改革之全功”2。这是胡适为首的人权派的“根本态度和方法”。

胡适把贫、病、愚、贪、乱作为中国社会的病症，加以铲除，揭示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把中国引向现代化的愿望，是应当肯定的。但他公开宣称：“这五大仇敌中，..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1这就背离了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题，是根本错误的。他所谓的“渐进的路”，是点滴改良思想在中国出路问题上的体现，这反映了中国思想界一部分人要求改变现状却又反对暴力革命的心态。

罗隆基的思想要比胡适激进，从他的主张中可以看出：（1）罗隆基探寻中国出路的基本思路是：由分析中国政治经济环境，寻找中国目前促成共产党“成功”的主要原因；由分析中共缺乏人才和中国在国际上复杂的地位，得出中共不能“支配政局”，但又不能“立时消灭”的结论，这种状况必然导致中国“经济的破产”、“政治的亡国”的前途；为了根本解决中国的共产问题，国民党要修正党义，放弃一党专政，即“解放思想，重自由不重统一”，“改革政治，以民治代替党治”。2同时，他从分析“中国共产问题”入手，假借“根本解决中国的共产问题”，十分巧妙地把矛头指向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反共之态度自不待言，但“醉翁之意”却在于主张思想自由，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政治。（2）罗隆基以“剿共”的名义向国民党提出了忠告：“最危险的思想，是想压迫敌人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险，是思想没有人来压迫。”3呼吁国民党给予更多的“思想自由”。这种呼吁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求，既要求根本上“剿共”，又要求取消国民党一党专制，实行民主政治。这就是主张在国共之外走第三条路，2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号，1930年4月版。1胡适：《我们走那条路》。《新月》第2卷第10号。

2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卷第10号，1930年12月版。3罗隆基：《论中国的共产——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新月》第3卷第10号，1930年12月版。即欧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道路。他提出的34条“必争的人权”和“专家政治”，都是把中国引向此路的具体主张。所谓人权运动，是他们为建立这种民治国家而作的一种尝试。

人权派的政治主张与二十年代初资产阶级社会改良思潮是一脉相承的。但就理论形态和针对性而言，又有明显的不同。二十年代初的改良思潮，矛头指向北洋军阀，此时人权派把矛头直接对准国民党独裁统治（当然也反对共产党的暴力革命），走第三条道路的企图更为明显，并具有较完整的理论形态，具有探索中国出路的明显倾向。人权派的主张当然为国民党独裁政权所反对，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极力抨击。

第四节　乡村建设派对中国出路的探索

“乡村建设派”，从广义上说，是三十年代的一个团体很多、叫得很响的社会改良派别。其中有一套乡建理论而又付诸实施、产生较大影响的人物是梁漱溟。从狭义上说，也就是一般的说法，乡村建设派指的是梁漱溟领导的一派。

梁漱溟虽未直接参加大革命，但却密切关注着革命的进展。通过对大革命进程和失败的反思和总结，他猝然“开悟”，“不独认识了共产党，更深刻地认识了西洋人”。面对国民革命失败后人们“走投无路”，或“穷极思返”，或“穷极思异”的危机，他写成《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1937年又出版了《乡村建设理论》，详细阐发了他对中国出路的探索结果，即乡村建设理论。

该理论的主要内容包括：（1）“文化失调”论。他认为：“中国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其表现出来的就是社会构造的崩溃，政治上的无办法。”1（2）“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论。他说：“中国旧日之社会构造，与西洋中古及近代社会皆不同。假如我们说西洋近代社会为个人本位的社会、阶级对立的社会，那末，中国旧社会可说为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2。所谓“伦理本位”，就是整个社会都受着“伦理关系”即“情谊关系”、“义务关系”的支配；所谓“职业分立”，就是中国“只有一行一行不同的职业，而没有两面对立的阶级”3。（3）“旧辙已破，新轨未立”，是“文化失调”的表现，也是中国问题产生的根源。（4）中国的出路是“沟通调和”中西文化，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构造——乡农学校，反对走苏俄革命的路和欧美民主主义的路。（5）“振兴农业以引发工业”，“以农业引发工业是我们翻身之路”4；“以乡村为本而繁荣都市”5。

考察上述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应注意：第一，梁漱溟反思、探索中国出路的视角是很独特的。国民革命失败后，各种政派都偏重于从中国的政治、经济现状方面来立论，通过直接反思当时的具体环境来探索中国出路，决定本政派的方针政策。而梁却不同，他是从反思整个中国文化特性的角度来展开自己的理论的。他探索中国出路的思路是：首先诊断中国文化的特性，揭示中国文化精神的特殊性；然后分析中国不能走“欧美近代民主政治的路”和“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的根本原因；1《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全集》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4页。2同上书，第166—167页。

3同上书，第171页。

4同上书，第508页。

5《乡村建设旨趣》，《梁漱溟全集》第5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79页。最后，他依据对中国文化的诊断，提出了自以为合乎中国文化特性，切中中国问题关键的理想出路——乡村建设之路。这种探索中国出路的思路，是值得推崇的。他对中国国情的特殊性的揭示，从侧面提出了任何理论引用到中国都必须适合中国国情这一基本原则，也是应该肯定的。

第二，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诊断以及对中国国情分析的总结论是以偏盖全的。中国与西欧社会相比，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但这种特殊性，就其整体而言、本质而言，并不能以“伦理本位、职业分立”来概括；而是中国社会长期是封建社会，近代以来又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近代以来中国最迫切的直接的问题，主要不是“文化失调”，而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剥削和统治。他根本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分别和阶级斗争，否认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是导致中国社会混乱的“乱源”，显然是错误的。

第三，梁漱溟摒弃了“欧美近代资本主义的路”，又反对走“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他理想的路是“乡村建设”之路。从理论上说，这条路包含了太多的传统思想内容，他的设计远远落后于时代对中国步入现代化的要求。从实践上说，1931年到抗战爆发前的7年间，他在山东邹平进行了乡村建设的试验，结果收效甚微。说明这一条道路作为“中国民族自救”之路是不可靠的。

总之，在国民革命失败、革命高潮暂时低落的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第三党、改组派、人权派、乡村建设派以及托陈取消派等，都站在本阶级或政派的立场上，从各种角度反思刚刚逝去的那段历史，审视当时的现实，探索中国的出路。在三十年代，中国思想界掀起了多次论战和讨论，如中国社会性质与革命性质论战、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争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等，都是关于中国出路问题的探索，都与中国的政治现实密切相关，有的就是政治斗争的直接延伸和表现。在这个时期，中国出现了一种不同政治派别的思想和理论灿然纷呈的状况。这种状况虽然比不上五四时期思想界的活跃，但许多探讨却比过去深入了。这可算是一个小小的“百家争鸣”局面。

这种情况是中国复杂、扰乱、困惑的现实而又要求改变这种现实的反映。总的来说，探讨的目的在于寻找中国的正当出路。这种探讨是中国前途希望之所在。当然不能否认各种主张和意见中有着个人和党派的私利在内，或者伴有甚至是出于争权夺利的企图，但不能因此抹杀它们的实际意义和理论价值。

可惜的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地更广阔深入地开展。所以如此，有四个原因：其一，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和文化专制主义的压制和打击。其二，是中国共产党“左”倾教条主义的打击。其三，是军阀混战和国共武装斗争的现实，使思想上理论上的讨论显得十分软弱无力和无补于实际。其四，是九一八事变后日益紧迫的国家危机强烈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因此这种相当活跃的局面，很快就消沉了。

但是思想界活跃局面的消沉不是中国问题的消失和解决。讨论中的那些基本问题，在另一种历史情况下，在另外的人们关注点上会以另外的形式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