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学科发展概述

本卷叙述的是1919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这段历史，几十年来习惯上称作“中国现代史”。为了叙述方便，这里沿用这一称谓。

中国现代史学科的建立中国现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史学分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建立的。其起步，是从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开始的。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相继出版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胡乔木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胡华著）、《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廖盖隆著）、《现代中国革命史话》（叶蠖生著）等一批中共党史和革命史著作，迈开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最初步伐。五十年代中后期和六十年代初，又相继有《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何干之编著）、《中国革命史讲义》（胡华编著）、《中国共产党简要历史》（缪楚黄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王实等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讨论稿、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史讲义编写协作小组编著）等较有影响的革命史、党史著作出版。

随着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的进展，编纂和研究中国现代通史的任务被提了出来。1954年9月，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各高等院校在有关系科开设中国现代史。1956年9月，教育部又颁布了《中国现代史教学大纲》，并于同年年底开始组织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的教师着手编写中国现代史的教材。教育部的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现代史研究的开展。在此后的十年中，中国现代史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其成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出版了由李新、彭明、孙思白、蔡尚思、陈旭麓（起初还有王真）

主编，各地十所高校派人参加编写的四卷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这是第一部关于现代中国的通史。（2）在高校中成立了中国现代史资料委员会，搜集、整理、出版了一大批中国现代史研究资料。全国政协在周恩来的倡议下，也成立了文史资料委员会，开始整理出版《文史资料选辑》。据粗略统计，1966年前，出版有关现代史的资料50余种，《文史资料选辑》55辑。（3）开始进行专题性的研究讨论。这突出地表现在关于五四运动的研究上。以1959年纪念五四运动40周年为契机，相继出版了20余种专著，发表了50余篇论文。就五四运动的性质、领导权等问题，还引发了中国现代史领域里的第一场学术争论。不过，从五十年代直至八十年代前，由于资料缺乏，总的来说，中国现代史研究水平不高，无论从研究的范围，还是从研究内容来看，都囿于革命史或中共党史的框架之内。

“文革”后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成就“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以八十年代初为启端，中国现代史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现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始突破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框架，形成自身的体系和结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近代史学界提出建立科学的中国现代史体系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一场热烈的学术争论。在争论中，不少人达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中国现代史“是中国通史的1919至1949年部分”，它叙述的是在这一历史时期内的全国经济、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情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是中国现代史极为重要的内容，但决不是中国现代史的全部。这种共识，促进了对中国现代社会进行总体的综合研究。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出版的现代通史著作已不下几十种。在不同版本的《中国现代史》中，尽管在中国现代史的起迄时间上，在中国现代史的分期上，看法还不尽一致，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突破了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的体系，开始勾划中国现代史自身的体系。如王桧林主编的《中国现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不再从革命史的角度把中国现代历史划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而是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把中国现代历史划分为六个时期，相应的六章标题是：北洋军阀统治的继续，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国民革命，北洋军阀的末路；国民党在全国统治的确立，苏维埃革命的开展；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过渡；抗日战争；国民党统治的崩溃，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2.传统课题研究的加强与深化。

革命史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开展比较早的一个方面。近年来，革命史研究无论外延，还是内涵，又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在外延上，革命史的范围拓宽了。以往的现代革命史，一般局限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革命斗争的叙述。现在许多学者已把视线伸向更广阔的领域，并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如王金铻的《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对资产阶级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作用，作了比较全面公允的分析。黄修荣的《国民革命史》，把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革命联盟，细致而客观地分析了这四个阶级在1924—1927年革命中各自的作用。过去一直被视为“禁区”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已被突破，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如汇编了《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出版了多部同名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史》等。

在内涵上，革命史的研究也深化了。围绕一些传统课题，出版了一批颇具力度的佳作。如彭明的《五四运动史》、王宗华的《中国大革命史》、张侠的《南昌起义研究》、廖盖隆的《全国解放战争简史》等。尤其是对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的研究，成绩最为卓著。如中共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各革命根据地，现在均有专著出版。

中共党史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更为突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和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代表了这个方面的新的水平。

3.新的研究领域的开辟和发展。

最近十余年，中国现代史研究的领域，开辟到了民国史、政治史、思想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社会史、民族史、地方史、华侨史、人物研究等各个方面。其中，以下几方面的研究，成绩尤为突出。

中华民国史研究1981年9月，李新主编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第一编出版。此后，民国史专著相继推出。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稿》，反映了学术界对北洋军阀的研究成果。张宪文的《中华民国史纲》，是国内第一部关于民国的简明通史著作。刘继增等著的《武汉国民政府》，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武汉国民政府的建立、发展与终结。

抗日战争史研究抗日战争的研究，早在1949年以前就有一些成果。

不过，作为一门专史，其发展还是近十年的事。以1985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为起点，抗日战争史的研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据初步统计，1985至1994年，10年共发表关于抗战的论文、回忆录约3000余篇。其间，出版了一批专著。如龚古今的《抗日战争史稿》、何理的《抗日战争史》、罗焕章的《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李振民的《中国抗日战争史纲》、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九一八事变丛书》、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的三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等。1995年，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抗日战争史研究出现又一个高潮。各地出版的有关抗日战争的著作达200种左右。王桧林主编的《抗日战争史丛书》，已出版专著30余种。刘大年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已出版20种。还有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著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史》、陶文钊等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等。政党史研究从八十年代初开始，学术界已突破只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局限，把视野延伸到其他党派。如对民主党派史的研究，在八十年代中期曾形成热点，一方面在高校开设了“民主党派史”课程，另方面不少学者开始编纂民主党派史。经10余年的努力，杭州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的学者，都写出了各自的《中国民主党派史》。随着海峡两岸交流的发展，研究国民党史的人也在增加，出版的著作有：刘健清等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史》、彦奇等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史纲》等多种。同时也有人开始把现代政党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出版有邱钱牧主编的《中国政党史》、朱建华等主编的《中国近现代政党史》、朱汉国著的《中国政党制度史》等。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1984年出版了由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的这个专题的第一部专著《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此后，陈旭麓主编的《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高军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以及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教材相继出版。这些著作均详细论述了“五四”后30年中国政治思想的主要派别和主要问题。对中国共产党革命理论和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成果更突出。如张静如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史》、杨超主编的多卷本《毛泽东思想发展史》等，均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地方现代史、区域现代史研究随着各地研究人员队伍的壮大，地方史、区域史的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根据中国版本图书馆编辑的《全国新书目》记载，1994年全国公开出版各类地方史方面的论著共252部。地方史研究一般着力于三个方面：一是搜集各地的文史资料。这类成果，大多以内部刊印《文史资料》为主。二是编辑各种地方志。八十年代以来，各省、市、县都成立了方志编辑委员会，开始编写地方志，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据有关方面统计，至1995年6月，全国出版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市、县三级志书共2100余部。三是编辑各省、市的地方志。八十年代以来，还出版了一些地方现代通史，如王斌的《四川现代史》、陈传海的《河南现代史》、林增平的《湖南近现代史》等。区域史是地方史的扩大，这方面的成绩以东北地区最为突出。八十年代以来，出版了《现代东北史》、《东北大事记》、《东北地方史稿》、《东北近现代史纲》、《东北抗日义勇军史》等，还相继推出了《东北史丛书》、《中国东北丛书》、《东北文史丛书》、《东北沦陷十四年史丛书》等大型书系。

现代人物研究八十年代以来，人物研究成为现代史研究最活跃的领域。一是多人物、多卷本的传记著作相继出版。如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主编的《中共党史人物传》，已出版55卷，1500余万字，收入人物680余人，包括中共创建人，各个革命时期党、政、军主要领导人，著名革命烈士，长期同中共合作、为人民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民主党派和爱国华侨领袖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编的《民国人物传》已出版7集，收入人物数百人，全书计划收入1000人，包括政界、军界、工商、金融、文教、科技等各界。星火燎原编辑部编的《解放军将领传》，已出14卷，收入人物190余人。南昌陆军学院编撰的《民国高级将领列传》，共7集，收入中共以外的民国高级将领或有主要影响的将领249人。此外还有《革命烈士传》等多种。二是人物系列丛书的出版。如《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已出版《彭德怀传》、《刘伯承传》、《贺龙传》、《陈毅传》、《罗荣桓传》、《聂荣臻传》、《叶剑英传》、《徐向前传》及《张闻天传》等多种。《中国大资本家传记系列丛书》已出版《张謇传》、《虞洽卿传》、《荣宗敬荣德生传》、《周作民传》、《周学熙传》、《范旭东传》六种。还有成系列的《中国现代教育家传》、《中国现代文学家传》、《中国现代思想家传》等。三是个人传记大量问世。在现代历史上作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人如李大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蔡和森、瞿秋白、苏兆征、邓中夏、张太雷、彭湃、王若飞、方志敏、刘志丹、向警予、董必武、林伯渠、邓颖超等；现代史上的知名人士和思想家、艺术家如宋庆龄、蔡元培、鲁迅、陈独秀、胡适、郭沫若、闻一多、徐悲鸿等；国民党方面的爱国将领如冯玉祥、张学良、杨虎城等，以及社会上各方面的重要代表人物，都已有传记或传记性著作问世，总数很难统计清楚。有的人物，甚至有数种传记。特别是为纪念毛泽东诞生100周年，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毛泽东热，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共出版毛泽东的传记或研究毛泽东生平思想的著作近300种。过去被视为禁区的反面人物或有争议人物的研究，现也为大家所关注。如汉奸汪精卫、陈公博等；国民党上层人物蒋介石、胡汉民、何应钦等；还有诸如林彪、康生、江青等，也都有传记出版。

现代外交史研究重点主要是中日关系和三四十年代的中美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和资中筠的《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年）等，是这方面的主要成果。关于中英、中法、中苏、中德等外交关系史的研究也有论文近百篇。

此外，关于中国现代社会史和中国现代经济史、军事史等领域的研究，也吸引了许多学者，并取得了初步的成就。

第二节　主要研究成果

以下分通史类、专史类对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些有代表性的成果，作一简要介绍。

通史类《中国现代史稿》魏宏运主编，郭彬蔚、金普森副主编，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出版，1986年1月修订再版。全书70余万字，分上、下两册。这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公开出版的第一部中国现代通史。本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评价，澄清了极“左”思潮对中国现代史的随意歪曲与篡改。关于北伐前奉、直军阀的统治，关于抗战时期国民党爱国官兵英勇抗战的事迹，以及关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状况等，这些在极“左”年代很少涉及的问题，书中均有论述。该书的出版，在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其不足之处，诚如该书的后记所说，作为一部通史，仍未摆脱中国革命史体系的局限。

《中国现代史》黄元起主编，王金铻、郭清树、王文泉、海振中副主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出版。全书70万字，分上、下两册。1988年修订再版，改为全书1册，主编李光一。修订后的版本，在体系上，依据通史的要求，以现代中国居于矛盾主要方面的统治阶级政权的变化为主要线索，从社会整体上去反映各阶级、政党、社会集团及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各领域的活动，展现了1919至1949年间中国社会的全貌。在内容上，根据新的史料，对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客观公允的论断。如对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该书既肯定“这个纲领是一个比较好的纲领”，同时又指出它是“体现片面抗战的纲领，具有两面性”。该书的不足是作为一部现代中国的通史，其内容仍不够广泛。

《中国现代史》主编王桧林，编写者有王桧林、郭大钧、鲁振祥、李隆基、李起民和李慎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3月出版。全书69万字，分上、下两册。1991年曾修订再版。该书紧紧抓住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矛盾，对现代中国各阶级、各社会集团、各政党、各民族的活动，对现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等领域的状况，作了较为系统、全面的论述。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上，也尽量做到了平实、公允，并提出许多新见解。该书的主要不足是对经济的叙述，仍嫌单薄。《中国现代史》王维礼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7月出版。全书1册，56万字。该书作为自学教材，有以下特点：（1）为帮助读者自学，每一历史时期的开头，都写有“历史线索”，勾划这一时期历史发展脉络，以便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这一时期的历史；同时，每一章开头，还写有“学习要点”，揭示本章的基本内容及需要重点掌握的问题，以便于读者抓住中心，有目的地进行学习。（2）全书内容简明扼要，重点突出。（3）书中附有许多图表，为读者自学提供了方便。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丁守和主编，陈文桂、唐宝林、鲁振祥、郭德宏等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该书分四编：第一编“祖国在危机中”，叙述了1900年义和团运动到1912年清帝退位的历史；第二编“救国道路的新探索”，叙述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历史；第三编“两种命运的较量”，叙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历史；第四编“新中国的历程”，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历史。本书的特点主要有二：其一，作为一部通史，涵盖面广，信息量大。作者对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变迁状况均作了具体的论述。对一般现代史著作中很少涉及的内容、如三十年代关于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争论及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本书都有介绍。其二，所论问题，重点突出，体现了史纲特色。

专史类《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李新、陈铁健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共12卷。该书详尽地展示了现代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具体卷目如下：第一卷《伟大的开端》，李新、陈铁健主编；第二卷《国民革命的兴起》，萧超然主编；第三卷《北伐战争》，张静如主编；第四卷《星火燎原》，时光主编；第五卷《抗日潮流的起伏》，马模贞、匡珊吉主编；第六卷《从内战到抗战》，李义彬主编；第七卷《全民抗战气壮山河》，李良志、王树荫、秦英君主编；第八卷《坚持抗战苦撑待变》，李隆基、王玉祥主编；第九卷《同盟抗战赢得胜利》，李良志、李隆基主编；第十卷《争取和平民主》，黄友岚主编；第十一卷《战略防御转守为攻》，邵维正主编；第十二卷《最后的决战》，萧甡主编。

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部带有长编性的革命史专著。书中汇集、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材料，包括档案、报刊记载、原著，以及有关回忆录。但它又不是历史资料的汇集，而是一部反映历史实际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史学著作，通过史料来具体说明历史事件发生的原因、发展过程及其结局和影响。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郝国兴、贾蔚昌、徐树绩、韩泰华、蒋绍春、孙敦、张相钧编，山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上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下册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历史。上册28万字，把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分为创立、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五个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本书的特点，不仅较详细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战斗历程，以及较详细地论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组织的发展状况。

《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郑德荣、朱阳主编，孙友葵、郭永钧、任永祥、宋春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全书上、下册，上册时限为1919年5月至1949年9月，共30万字。该书与其他党史著作相比有两大特色：（1）注意全面反映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战斗历程。在介绍毛泽东的活动与著作的同时，增加了各个时期党的其他领导人的活动。（2）为便于读者学习，本书每章后有“本章小结”。“本章小结”用简练的文字，论述党在该时期的历史地位，总结党在该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这对读者进一步理解和掌握该章内容，很有帮助。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56万字。该书是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集体劳动的成果。内分五编，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党的历史。这五编分别为：第一编中国共产党的创立（1919年5月—1923年6月）；第二编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1923年6月—1927年7月）；第三编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8月—1937年7月）；第四编党在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7月—1945年8月）；第五编党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8月—1949年10月）。该书的特点，一是内容全面，材料丰富。该书既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战斗历程，又较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是如何由数十人发展成拥有数千万成员的光辉历程。二是评价党史上的人物或事件比较客观，既高度颂扬了党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丰功伟绩，同时也不隐讳党曾有过的失误。该书的出版，代表了国内党史研究的新成就。

《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48万字，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这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而编写的一部党史读本。该书的特点，一是简明，适合广大干部、党员阅读；二是实事求是，如实地论述了党在历史上所犯的历次错误。纵观全书，确如胡乔木所指出，“写得比较可读、可信、可取，因为它既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本然，又实事求是地讲出历史的所以然，夹叙夹议，有质有文，陈言大去，新意迭见，很少沉闷之感。读者读了会觉得是在读一部明白晓畅而又严谨切实的历史，从中可以吸取营养，引发思考，而不是读的某种‘宣传品’”。《中国国民党史》刘健清、王家典、徐梁伯主编，64万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1月出版。这是一部比较完整地叙述中国国民党历史的专著。其完整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从时间上说，本书起笔于1894年兴中会的出现，收笔于1988年国民党“十三大”，叙述了国民党90余年发展、变化的历史。其中，不仅包含了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历史，而且较详细地叙述了国民党迁退台湾后的情况。第二，从内容上说，除叙述国民党历史上的人物、重大事件、主要会议等，还注重把国民党发展变化的过程放到整个中国社会现实中加以考察，反映了中国政治与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显现了国民党史的全貌。

《中国政党史》邱钱牧主编，78万字，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出版。该书涉及的范围，几乎包括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所有的政党。书中对中国历史上各政党产生、发展和变化的社会历史条件，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变化情况，政治主张、纲领、政策与策略，夺取政权、参加政权和巩固政权的实践活动，各政党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各政党在历史上不同的作用，均作了详细的论述。作者认为，自中国出现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起，至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中国政党的发展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这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产生与早期活动”阶段（1894—1912）；“中国政党的勃兴与分化组合”阶段（1912—1921）；“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联合与分裂，中共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阶段（1921—1949）。书中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中间政党的活动，并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它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中华民国史纲》张宪文主编，共55万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该书为国内第一部全面叙述中华民国由兴而亡的著作。该书在政治方面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南京政府推行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政策，作了无情的揭露；在经济方面，以相当的笔墨论述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军阀内战对中国社会经济的破坏和影响；在军事方面，全面叙述了民国时期名目繁多的各种军队和频繁发生的各种战争；在文化思想方面，不仅论述了新文化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文化事业，而且还较详细地论述了国民党对文化事业的控制及其对进步文化的摧残等。该书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界有关中华民国史的教学与研究。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林茂生、王维礼、王桧林主编，42万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该书为第一部较系统地论述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专著。该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理论和主张；第二章，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治主张；第三章，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步思想，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第四章，蒋介石集团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关于工农民主共和国的理论及其他各派的政治主张；第五章，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其他党派的抗战主张；第六章，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科学阐述，中国法西斯主义理论的系统化；第七章，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和其他党派在建国问题上的主张，人民民主专政思想的胜利。该书坚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系统论述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主要政派及其政治思想。

《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高军、王桧林、杨树标主编，67万字，华夏出版社1990年3月出版。该书与其他有关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论著相比，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它以纪事本末的编撰体例，论述了中国现代史上20余种最具影响的政治思想。其中包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无政府主义、胡适实用主义、中国空想社会主义、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国家主义派的政治思想、戴季陶主义、西山会议派的政治思想、中国法西斯主义、国民党改组派的政治思想、第三党政治思想、人权派政治思想、乡村建设派政治思想、中国托派政治思想、战国策派政治思想等等。此外还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思想界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的全过程。其二，该书对现代政治思想的论述，不是简单地停留在对其产生、发展过程的叙述，而是突出“评要”特色。作者对各种政治思想的具体内容及其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作了较深刻的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不乏新的见解。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张静如主编，张静如、鲁振祥、王章维、李起民、陈明显、郭德宏编著，青岛出版社1991年7月出版。全书一册，54万字。这是国内第一部系统论述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史的专著。作者根据中国共产党思想发展的具体内容，把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后70年的思想发展历程，划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思想”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思想”三个发展阶段进行论述。书中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界定为“中共中央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包括“已经形成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思想”；“尚未形成理论体系的正确指导思想”；“‘左’的和右的错误指导思想”。关于中国共产党思想产生的源流，作者认为，一方面根源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形成，也没有中国共产党思想的发展。但另一方面，认为中国共产党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同时还受中国传统的社会意识的影响。《毛泽东思想史》杨超、毕剑横主编，刘平斋、姜忠、李声禄副主编。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四卷，前两卷于1991年5月出版；后两卷于1993年5月出版，共120万字。该书系统地叙述了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毛泽东思想产生、形成、发展的历史。前两卷阐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其中着重论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和前途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理论；关于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这些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转变，以及关于“一化三改造”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后两卷则分别阐述了1956—1992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曲折发展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作者既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辛而有益的探索，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功绩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又不讳言毛泽东晚年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失误，并把这种失误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严格地区分开来。

《中国现代经济史》董长芝、李帆著，22万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出版。这是一部比较全面反映1919至1949年间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全过程的专著。第一章论述了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前的中国社会经济状况；第二章是全书的重点之一，论述了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的中国社会经济，其中包括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财政经济制度、关税和税收政策、内外债政策以及十年间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第三章论述了九一八事变至抗战爆发前日本占领区的经济情况；第四章论述了抗战期间大后方的经济状况；第五章论述了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情况；第六章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生、发展及其在全国确立主导地位的过程。在论述各种经济现象、经济问题时，引用了大量的数据。

《中华民国文化史》史全生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4月出版。

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共92万字。该书从实例上探索了文化史的研究对象。从内容来看，该书所讲的文化史，包括思想、宗教、文学、音乐、舞蹈、电影、戏剧、美术、教育、新闻出版、体育、医疗卫生和民俗等文化领域。书中根据文化史自身发展的特点，把中华民国文化史划分为四个时期十个发展阶段：第一时期，1912至1927年，是“民国文化史的开始和形成时期”。内分五个阶段：（1）1912—1913年，民国文化发展的第一个高潮；（2）1913—1915年，封建旧文化向民国新文化的第一次反扑；（3）1915—1919年，新文化运动阶段；（4）1919—1924年，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阶段；（5）1924—1927年，新三民主义的形成和国民革命的宣传阶段。第二时期，1927至1937年，是“民国文化的缓慢发展时期”，内分二个阶段：（1）1927—1931年，民国文化初步发展阶段；（2）1931—1937年，进步的文化工作者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文化围剿和日本侵略东北而开展的文化运动。第三时期，1937至1945年，是“一切爱国文化工作者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投降论调，而开展一系列抗日文化宣传运动的时期”，内分三个阶段：（1）1937—1938年，抗日文化运动的高潮阶段；（2）1938—1942年，抗日文化运动的低潮阶段；（3）1942—1945年，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新局面和国统区文化界民主运动的新高涨阶段。第四时期，1945至1949年，是“国民党统治区文化的衰落和解放区文化事业的胜利时期”。

《中华民国外交史》石源华著，58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该书认为中华民国外交史，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1）晚清外交格局的勉力维持和对日外交地位的上升（1912年1月至1918年12月）；（2）各国在华“均势”的重定和中国政府的外交（1919年1月至1931年9月）；（3）日本再破列强在华“均势”和国民政府逐步走向抗日（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4）战时抗日外交和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1937年7月至1945年8月）；（5）对美外交地位的上升与民国外交的终结（1945年8月至1949年9月）。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杨云若、杨奎松著，39万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该书依据大量文献资料，比较完整地论述了历史上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书中不仅客观地论述了共产国际在帮助筹建中国共产党，帮助中共制定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策略原则等方面的功绩，而且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的失误。如该书对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写道：“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在初期和中期基本上是正确的。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及时帮助中国共产党制定了民主革命的纲领和建立统一战线的策略，提出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独立性和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对于全国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起了促进作用。”“但是，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大革命中，尤其在后期，存在着一些重大的失误，其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上的右倾思想。共产国际对国民党估计过高，对中国共产党估计过低。这种倾向，在整个大革命时期一直影响着共产国际的指导方针。”这样的评论，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书中还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有关共产国际的文献资料，为进一步研究共产国际问题提供了方便。

《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史》王金铻主编，55万字，吉林文史出版社1985年9月出版。该书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现代史上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历史过程。第一章为“现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从经济上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发展的原因与特点；第二章为“护法、国宪、省治和废督裁兵运动”，论述了民国以后中国资产阶级发动的护法运动、国宪运动、省宪自治运动、废督裁兵运动等一系列旨在争取“民主”的运动；第三章为“国民革命”，通过对1924至1927年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的论述，阐述了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同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革命联合的必然性；第四章为“平民革命和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论述了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第五章为“抗日救亡运动”，论述了九一八事变到抗日战争爆发前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第六章为“抗战和民主宪政运动”，论述了抗战期间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包括资产阶级民主派关于抗战与民主的主张，以及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第七章为“第三大党运动和第三条道路的破产”，论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该书是第一部全面论述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专著。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全书三卷，共114万字。第一卷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战史，主编莫阳、张要先、沈宗洪、李绍群、仲兆良；第二卷为抗日战争时期战史，主编张一民、蔡田夫、傅吉庆；第三卷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战史，主编莫阳、姚杰。该书是一部经数十年努力才完成的军史巨著，它有以下特点：第一，它是目前最详尽地反映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的战斗历程的史著。第二，内容充实，评论客观，不仅详细地论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达22年的革命战争中为推翻三大敌人的统治，创建新中国立下的赫赫战功，而且客观叙述了在“左”倾错误路线指挥下的严重失利。第三，为便于读者阅读，该书在每章之后均有“本章小结”；在每卷之后都有对每一时期经验教训的总结。第四，资料丰富，史料价值高。该书不仅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珍贵资料，为人们进一步研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奠定了基础，而且在各卷正文之后，附有各革命战争时期的形势要图、重要战役战斗经过要图以及敌我双方的序列表、人民解放军战绩统计表、重要战役战斗一览表等图表。

《五四运动史》彭明著，52万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全书一册，该书为作者多年潜心研究五四运动史的成果，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五四运动发生、发展的全过程。第一至第七章，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方面论述了五四运动爆发的历史条件；第八至第十三章，具体叙述了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及其过程；第十四至第十九章，叙述了五四爱国运动后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整个中国思想界的情况；第二十章论述了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结束语部分系统阐发了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为方便读者检索，书后还附有1912年1月中华民国成立至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大事记。

《中国大革命史（1924—1927）》王宗华主编，马菊英、顾群、曾宪林副主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9月出版。全书分上下两册，共92万字。与以往有关中国大革命的论著相比，该书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内容广泛。不仅论述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军事斗争，而且论述了这一时期的经济、文化思想斗争；不仅论述了国共合作的革命活动和人民群众运动，而且以较多的篇幅论述了北方国民军等友军的活动。第二，评价客观。这突出地表现在对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评价上。该书既肯定了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大力帮助，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苏共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失误。

《国民革命史》黄修荣著，49万字，重庆出版社1992年9月出版。该书以丰富的原始材料为根据，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描绘了1924—1927年这一时期多彩多姿的历史画卷。对这一时期的军事斗争，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状况，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内政外交，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国共两党在国民革命洪流中创立的业绩和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共产国际和苏、美、英等国的对华方针及其对国民革命所持的态度等，都有详细论述。

《武汉国民政府史》刘继增、毛磊、袁继成著，43万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7月出版。这是国内第一部从多角度，多侧面论述武汉国民政府历史的专著。是书不仅系统地叙述了武汉国民政府从建立到终结的全过程，而且详细叙述了武汉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群众运动等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

《伪满洲国史》姜念东、伊文成、解学诗、吕元明、张辅麟著，50万字，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出版。这是学术界第一部论述伪满洲国史的专著，主要论述了四方面的内容：即伪满洲国从出笼到垮台的历史过程；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直接控制的傀儡政权；日本帝国主义通过伪满政权对东北人民实行的法西斯统治和犯下的滔天罪行；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继《伪满洲国史》之后，1995年2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解学诗的《伪满洲国史新编》，反映了学术界研究伪满洲国史的新进展。

《中国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王道平主编，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于1991年10月出版，共50万字，记述了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7年7月间，中国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由分裂到团结、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走向全国抗战的历程。中卷于1994年4月出版，共55万字，记述了自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至1940年底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历程。下卷于1994年12月出版，共52万字，记述了全国抗日战争由战略相持转入战略进攻，最后取得胜利的历程。

这是一部全面反映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著作。是书不仅内容翔实，资料丰富，而且观点平实公允。如对中国抗战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进程的划分，作者认为，“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既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起点，也是中国人民进行曲折的抗日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全民族共同抗日局面的实现，标志着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开始。”再如对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地位的认定，作者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时也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因此，“它不论在中国近代史还是在世界近代史上，都是极其重大的事件”。为便于读者阅读，该书的每编均有“小结”，在每卷之后，附有重要战役示意图和中日战争大事记。

第三节　学术观点与问题讨论举要

中国现代史体系问题中国现代史是中国通史的现代部分；中国现代史必须摆脱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框架的束缚，确立自身的学科体系。这是近年来学术界的共识。但是如何来构筑中国现代史体系呢？仍存在较大的分歧。分歧主要在两个方面：1.中国现代史的体系应以什么为主要线索来构建的问题，有五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以中国革命史为主线。这种意见认为，中国现代史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不仅表现在政治领域，还表现于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正是这种革命斗争，才使中国社会发生了质的变化。

第二种，以中国现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转化和消失为主线。持此观点者指出，在现代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代表反动落后的生产关系，它们掌握着国家的经济命脉，控制着全国性政权，严重地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是革命的对象；而与此相对的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是革命的动力。这两个方面的对立统一关系构成中国现代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变化起着支配作用。

第三种，根据结构论的方法来构建中国现代史的体系。这种意见认为，中国现代社会主要存在着五种政治势力，即帝国主义、地主买办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五种力量在政治上表现了三种不同的方向，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方向、新民主主义方向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向；在经济领域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经济结构，即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经济；在文化领域里表现为帝国主义封建买办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上述不同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结构及其相互关系和运动规律，实际上就构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及其运动规律。

第四种，中国现代史应采取与中国古代史基本上一致的体系。持此观点者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现代史以“一个运动”、“两个过程”、“四次战争”为基本体系。这种体系割裂了数千年中国历史体系的系统性，把占社会支配地位和统治地位的主要方面置于一个不重要的地位，不符合历史实际，也不利于人们全面了解历史。中国现代史的学科体系，应是中国古代史学科体系的延续。

第五种，以“社会现代化”理论来重新架构中国现代史的基本体系。

2.中国现代史的起始时间和阶段划分。

关于中国现代史的起始时间，早在五十年代就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大多数学者认定中国现代史即是1919至1949年的中国史。但也有人（如荣孟源、李新等）提出不同看法，认为划分历史时代的标准应是社会形态，“从鸦片战争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社会性质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性质是民主主义革命，这110年的历史应该作为一个历史时期，叫做中国近代史”1。他们主张中国现代史应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再次展开讨论。主要观点仍是上述两点：一是主张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二是主张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此外，还有人提出了第三种意见，认为中国现代史应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或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理由是：“1912年资产阶级建立起中华民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从政治上结束了封建帝制，开始建立资产阶级的共和民主政体，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的划时代的事件之一；从中国现代化自身发展的过程看，1912年前一年发生的辛亥革命也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不过，在实际的教学与研究中，比较多的还是把中国现代史界定成1919年至1949年的中国历史。

关于1919—1949年30年历史的阶段划分，在八十年代前，基本上沿用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中的分期。具体说，划分为四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1919—1927）、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1927—1937）、抗日战争（1937—1945）、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1945—1949）。近年来出现多种划法：第一种仍沿用胡乔木的划法。第二种也划为四个阶段，起止时间是：1919年5月至1927年7月；1927年8月至1931年9月；1931年9月至1945年8月；1945年9月至1949年9月。第三种划为五个阶段，起止时间是：1919年至1923年；1924年至1927年；1927年至1937年；1937年至1945年；1945年至1949年。第四种划为六个阶段，起止时间是：1919年至1923年；1924年至1927年；1927年至1931年；1931年至1937年；1937年至1945年；1945年至1949年。

从目前学术界的情况看，如何具体而又完整地构建中国现代史的科学体系，仍是一个有待继续探讨和实践的问题。

新民主主义理论研究新民主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两大部分。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轮廓已经清楚了，但在其中的一些问题上还存在着意见分歧。11参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三联书店1957年版。

1.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形成的时间和标志。

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一种意见认为，1925年中共四大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理由是，中共四大解决了以前党的历次代表大会所没有解决的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进一步解决了中共二大已提出的革命同盟军问题，基本上明确了革命的领导、动力、对象等问题。第二种意见认为毛泽东1925年12月发表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理由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辩明了中国革命的敌人和朋友，从而集中了当时党内的正确主张，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无产阶级应团结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一切半无产阶级（主要是贫农）、小资产阶级（主要是中农），争取中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以打倒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以及中产阶级的右翼，建立各革命阶级的联合统治，反对在中国建立民族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第三种意见认为，自中共成立后，经过全党5年多的革命实践和理论探索，到1926年（春夏），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时，在党中央的文件和党的许多领导人的著作中，已对中国革命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看法，包括：中国革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实行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带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特色的国民革命；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无产阶级不但要参加而且要争取对革命的领导；无产阶级要同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同时与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联合战线；革命的结果不是建立资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而是要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统治的国家。这些就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第四种意见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形成于1927年春。理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政权理论的形成应以全党的共识为标志。1927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慕馐汀罚敖贤暾乇硎隽诵旅裰髦饕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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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恼铰阅勘辍薄m保钡*1927年春，才在全党明确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

2.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内涵。

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究竟包括哪些主要内容，目前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应包括以下几个基本点：其一，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的时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已经取得胜利和国内无产阶级已经觉醒的新时代，它与发生在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不同的。其二，革命的领导者。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而不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其三，革命的动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以工农为主体，同时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其四，革命的对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其五，革命的目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有各民主阶级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第二种意见认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即革命的领导力量、革命的对象、革命的动力和革命的前途。第三种意见认为，“关于革命的领导、动力、对象等问题的思想，就是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这三个问题基本明确了，便可以认为党的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基本思想初步形成了”。第四种意见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应包括六个内容，除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发生的时代、领导、动力、对象、目的和前途外，还应包括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3.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这是近年来人们研究的一个新课题。过去一般认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就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近年来人们提出，新民主主义理论应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论”，解决的是如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实现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问题；二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解决的是夺取全国政权后，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并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基本内容，有人概括为六个方面：其一，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准备；其二，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其三，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的国家政权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几个民主阶级联合专政；其四，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其五，新民主主义社会是新民主主义政治、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结合体；其六，新民主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的各种阶级矛盾可以获得调解。有人概括为五个方面：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和必要性；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本性质和特征；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中国现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八十年代以来，对其研究逐渐展开。

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论者大多赞同如下观点：在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帮助了中共制定民主革命纲领和国共合作的方针，帮助了孙中山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和确定三大政策，对创建黄埔军校、东征和北伐，也都作出了贡献。但此时在指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也有过失误，如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上的妥协退让，对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估计不当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党内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历次“左”倾错误，都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有密切关系。当然，即使在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也起过好的作用，如帮助中共实现向土地革命的转变，停止瞿秋白、李立三“左”倾错误的推行等。最后，共产国际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抗战初期的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又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对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作用，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

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一些具体问题上，学术界意见还不尽一致。如在共产国际与陈独秀右倾错误的关系问题上，就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主要来自共产国际，他个人不应负主要责任。其理由是：第一，陈独秀在1922年前是重视工人阶级力量的，但在是年底参加共产国际“四大”后，他开始低估工人阶级的力量，表现右倾。这种变化是受共产国际影响的。第二，在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三次大退让，都是共产国际及其代表首先实现了退让，陈独秀只是步其后尘。第二种意见认为，大革命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上是正确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应由其本人负主要责任。第三种意见则认为，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同共产国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谁负什么责任，应作具体分析，既不能把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完全归之其本人，也不能完全归罪于共产国际。此外，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大革命，共产国际与中共党内三次“左”倾错误，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产国际与西安事变等问题上，学术界也存在着一些不同的意见。

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研究得较深入的一个课题。早在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就五四运动的性质问题和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的转变问题展开过讨论。近年来，学术界对该课题的讨论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

1.五四运动的领导权。

大致有如下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是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认为李大钊等人不仅为运动的爆发作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而且直接参加运动的行列，指导运动。第二种意见认为是无产阶级领导。理由：五四运动是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即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推动、指导和组织作用，是无产阶级领导运动的集中体现；工人阶级在运动中“起了决定作用”，“支配着运动的发展方向”。第三种意见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领导。理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运动前的宣传鼓吹，“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素质，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运动爆发后，他们推动了工人、学生运动“向纵深发展”，并为运动的发展制定了策略、方法和目标。因此，“五四运动的真正推动和领导者应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第四种意见认为是国民党领导。持此观点者认为，“国民党当时作为中国社会的唯一革命政党，其成员在五四运动中，不仅从思想上、政治上，而且从组织上，对运动的兴起、发展乃至取胜，均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当时曾起过领导作用的，还有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及研究系的部分重要成员”，然而，就各自在整体上对社会实际影响的大小而言，“国民党人的领导作用是最主要的。特别是上海的五四运动，可以说几乎完全是由国民党人领导的”。还有一种意见反对笼统地提领导权问题，认为“不存在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组织领导核心”，“运动中的各党派各团体都在某种程度上领导、推动了其成员和群众投身反帝救亡斗争”。

2.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

纵观目前史学界关于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论述，大致可归纳如下几点：（1）五四运动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2）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4）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对于上述几点，学术界的分歧主要是第二点，即五四运动究竟是不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关于这个问题，多数学者持肯定的态度。他们从各自的认识角度陈述了理由，有的强调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赋予它“新民主主义的色彩”；有的强调无产阶级或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它的领导；有的强调工人阶级在运动中的作用和运动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有的则把“五四运动”扩展为“五四时期”来考察等等。近年又有人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内涵上陈述了四点理由：其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不等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形成和成熟”；其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不等于新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其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不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其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的胚胎都孕育于五四时期”。也有的论者明确表示：“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也是中国现代史研究开展得较早的一个课题。在五六十年代，就有一批成果问世，如《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等。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又有了更深入的研究，并对其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两方面：1.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史实。

在六十年代初，学术界已形成这样的观点：在中文记载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是梁启超1902年10月发表于《新民丛报》上的文章《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但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标志，是李大钊于1918年下半年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三篇文章的发表。近年来一些学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并对有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人指出，在中文报刊上第一次提到马克思名字和学说的，不是1902年梁启超的文章，而是1899年出版的《万国公报》刊登的《社会演化》。还有人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文字里最早提到马克思学说的，是1898年在上海由广学会出版的《泰西民法志》一书，该书为英人克卡朴所著的《社会主义史》的中译本。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标志，大多数人认为应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这样两个不同的阶段，因而仍坚持这样的观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从五四时期起，以‘北李南陈’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的”。但也有人不同意此说，指出：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火种传播到中国大地的，是中国民主革命派主要代表人物孙中山、朱执信，时间是二十世纪初年。“北李南陈”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工作中有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其深刻性和准确性等方面要超过资产阶级思想家，但在时间上，他们要晚于孙中山、朱执信十几年。

2.关于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三次论战。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在斗争中实现的。从五十年代起，人们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史的过程中，逐渐把当时发生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争论概括成“三次论战”。六十年代初，学术界还专题讨论过三次论战的性质问题。当时一般都持这样的观点：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胡适派之间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是马克思主义者（包括一部分马克思主义同情者）同地主买办阶级和资产阶级右翼代表人物的斗争；关于同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反对小资产阶级反动政治思想的斗争。近些年，人们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讨论的着力点主要是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有人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社会、政治、历史、哲学诸方面的观点的全面较量；是两种敌对思想体系的斗争”。也有人认为，这次论战是“一场被误解的学术争鸣”，胡、李之间“纯粹是学术界内部就如何用西方先进文明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学术争辩，决不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政治纠纷”。“胡李之说异曲同工，实无本质区别”。还有人通过对这次论战具体过程的详细考察，指出胡适那篇挑起论战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所批评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无政府主义，其根本原因在于无政府主义者运用实验主义诠释无政府主义。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长期以来，史学界在评论这次论战时，几乎都是采取肯定一方否定一方的态度。近几年，学术界有人提出了要客气、科学地评价这次论战的意见。持此观点者指出：“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论战，是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理论探讨。”“我们在评论这次论战双方时，都必须历史地看待他们，在充分肯定具有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知识分子的历史功绩时，对张东荪、梁启超等人在讨论中所存在的合理因素，也不能随意否定。”

中国共产党“一大”

中共“一大”是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近年史学界对“一大”的研究取得了重大成果，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仍存有分歧。

1.关于会议时间。

史学界已排除7月1日开幕说，确认7月23日为“一大”开幕日，但在会议的时间安排和会议结束的时间上有不同说法。一种说法是：7月23日为开幕日；24日、25日举行第一、二次会议；26日、27日休会起草文件；28日、29日每日上下午举行第三至第六次会议；30日举行最后第七次会议。第二种说法是：7月23日会议开幕；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25日、26日休会起草文件；27—30日举行第三至第六次会议；7月31日举行最后的第七次会议。第三种说法：7月30日以前的安排与第二种说法相同，但认为7月30日举行第六次会议后就休会，至8月5日才举行最后的第七次会议。

2.关于会议代表。

有两种说法：一说12人，另一说为13人。分歧的主要原因是如何看待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身份。前说否定包惠僧的一大代表资格。理由是：包惠僧由哪个地方选派无材料证明：一大会务经办者李达否认包惠僧是代表；史料证明，包惠僧是住在博文女校而巧遇开会的记者。后说承认包惠僧的代表资格。其理由是：中央档案馆保存的一份材料上记载的中共“一大”代表名单中有包惠僧；出席“一大”的其他代表中，有8名代表肯定包惠僧参加了“一大”，其中有6人认为他是正式代表。

3.关于陈独秀、李大钊未出席“一大”的原因。

历史上长期存在“南陈北李”的说法，这表明他们在中共创建过程中是起着主导作用的。他们为何均未出席中共“一大”？学术界习惯的说法是两人工作忙，抽不出身。现在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

陈独秀未出席“一大”的原因，有人认为主要是马林要召开中共“一大”，有包办倾向；陈独秀性格倔强，又有家长作风，故以争取一笔修建校舍款为由不出席“一大”，以抵制国际代表。“一大”前，陈独秀为建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却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突然接到李汉俊受马林嘱托寄来的召开“一大”的通知，自然产生人格尊严被轻视之感而产生抵触情绪。

李大钊未出席“一大”的原因，有人认为不是因为他负责筹备“少年中国学会”的会议，也不是由于北京大学工作繁忙，而是由于自1921年3月14日至7月28日，北京八所大专院校教职工代表联席会议（简称教联）正在组织一场反对北洋军阀政府黑暗统治，争取教职员工生存权利的总罢教斗争。此间，李大钊除担任“教联”新闻股办事，还一度担任“教联”的代理主席，几乎天天参加各种会议，而且还曾于6月3日被打伤。这是李大钊未参加“一大”的主要原因。

4.“一大”可否视为中共成立的标志。

近期有人提出不同意“一大”标志中共成立的观点，认为中共创建于1920年，即上海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应视为中共成立的标志。持此观点者指出，不能将党的代表大会与党的成立混为一谈。如果中共“一大”前尚未成立，就无法解释“一大”代表在“一大”前就具有中共党员身份。

中国国民党“一大”

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关于这次大会，学术界的讨论主要在三方面：1.新、旧三民主义问题。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标志，把三民主义区分为新旧两个时代。认为在国民党一大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在此之后，三民主义是新范畴的三民主义。毛泽东这一论断，多年来成为学术界研究三民主义的一个指导意见，并为大多数人所采用。近年来有人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无什么新旧之分，也不能作新旧之分。“改组前的三民主义与改组后的三民主义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仅仅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作了系统的发挥和补充。”必须分清“主义”与“政策”的不同含义，不能因为某一时期的政策有了新的变化，就把政策附加在主义之上，而说主义有了新旧之分。否则，就会出现“新马克思主义”或“新毛泽东思想”的提法。

2.改组后的国民党性质问题。

一般的观点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一个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革命联盟组织，或称为四个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但也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依然是资产阶级政党。理由是：改组后的国民党仍以孙中山手创的三民主义为纲领，而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此，国民党也就改变不了它所固有的中国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另一种意见认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具有两重性。从性质上说，是资产阶级政党；从成员构成上说，是四个阶级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

3.关于“三大政策”概念的提出。

学术界有不少人发表文章论述孙中山确定“三大政策”的历史过程及其意义。在此基础上，有人进一步探讨了“三大政策”概念提出的具体过程，指出应把“三大政策”的制定和“三大政策”这个概念的形成区别开来。国民党“一大”虽有了制定“三大政策”这件“事”，但还没有形成“三大政策”这个“词”。通常所说的“三大政策”这个概念，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人嗣后根据国民党“一大”基本精神概括出来的。这个概括完全符合历史事实，较准确地反映了孙中山晚年思想的伟大转变。1926年夏，黄埔军校黄埔同学会机关刊物《黄埔潮》，便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字样的文章。同年11月4日，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使用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法。同年12月召开的国民党广东省第二次代表大会也用了“三大政策”的概念。

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大革命时期，斯大林曾提出武汉国民政府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政府的观点。1944年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中指出：“武汉政府当时不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政府，还有谭延闿、孙科、唐生智等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物坐在政府中，汪精卫则代表资产阶级的。当时我们应把改变武汉政府为工农小资产阶级联盟当作努力的方向，当时实现这一种方向也是可能的。”1目前学术界关于武汉国民政府性质的讨论，分歧较大，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一种意见主张分两个阶段来规定武汉国民政府的性质。武汉国民政府从成立到1927年5月21日马日事变前，是革命的政权。它是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的、以国民党左派为主的、国共合作的、执行三大政策的政权。这个政权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是参加当时民族民主革命各阶级的联合政权，具有新民主主义的因素。但马日事变后，由于资产阶级的相继背叛，使得武汉国民政府迅速变质解体，变成反动政权。

第二种意见不同意把武汉国民政府说成是新民主主义政权。持此观点者从中共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地位和作用、武汉国民政府人员的构成和阶级结构、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论述、武汉国民政府执行的政策等几个方面，论证武汉国民政府不是国民党左派政府，不具有新民主主义政权的因素，不属于新民主主义政权范畴，而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

第三种意见则认为，武汉国民政府既不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权，也不是完全意义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而是具有两种性质政权的某些特征，是一种正在过渡的政权。它既可以向右转成为比较纯粹的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又可向左转成为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由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新民主主义政权。

大革命失败的原因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65页。

关于1924—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作过分析。认为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由于当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内的反动集团在1927年叛变了这个革命”；其二，“由于当时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联合力量过于强大”；其三，“特别是由于在这次革命的最后一个时期内（约有半年时间），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1。这成为中国现代史（包括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研究中长期沿用的观点。近年来，学术界对此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围绕以下几个方面，提出了一些不同看法。

1.关于共产国际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这一观点近年来已为学术界大多数人所认可。但在如何表述这一观点上仍存在着两点分歧：第一，共产国际对大革命的失败究竟负主要责任还是次要责任？一种意见认为应负主要责任。因为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是中国大革命的最高决策者，中共不可能不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从实际情况看，正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的紧急阶段犯了一系列根本性错误，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只是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另一种意见虽承认共产国际对大革命失败负有责任，但仍主张主要责任应由陈独秀承担。第二，共产国际对大革命错误指导的原因，一种意见认为，共产国际过低估计中国工人阶级、中国共产党和农民的力量，过高估计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力量，用公式化和定型化的教条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各阶级关系，从而导致了在农民问题上、在对待国民党左右派问题上、在对待武装问题上等许多方面的右倾错误。另一种意见认为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可归结为战略失误。那种既改造国民党的性质又发展国民党的力量，既保持统一战线又开展工农运动的策略，是两对无法实现的矛盾政策。同时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又颠倒了国共两党在大革命时期的主从地位，把国民党作为中国革命的主体，把中共置于从属地位。正是共产国际这种战略意义上的失策，最终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2.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内的错误路线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这是不争之事实。

但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内的错误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在学术界却颇多争议。一种意见，仍坚持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错误指导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另一种意见，不主张把责任推到陈独秀一人身上，认为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在战略、策略上的一系列失误，是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的不成熟所致。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犯有右倾错误，而且犯有“左”的错误，这种“左”的错误也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因素之一。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53—954页。

3.关于国共“党内合作”形式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

这是近年来提出的新问题。有人认为“党内合作”这种国共合作形式虽在一定时间里壮大了革命力量，但也同大革命的失败有关。理由是：第一，“党内合作”这种形式极大地阻碍了中国共产党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第二，束缚了共产党的手脚，客观上限制了独立自主地开展活动，因而使共产党始终未能建立起独立领导和指挥的军队；第三，“党内合作”形式本身就内在地决定了这一合作的暂时性。许多人反对这种意见，认为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是有客观基础的，唯一可行的，而且是必要的，没有国共“党内合作”，就没有中国的大革命。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党内合作”过程中战略和策略的失误，而不是“党内合作”这一形式本身。

南京国民政府对南京国民政府的研究是近年来随着中华民国史研究而发展起来的一个热门课题。这一课题范围很广，涉及到一切同南京国民政府有关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法律、文化教育以及它实行的各项方针、政策。这里所述的是学术界关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几个问题的讨论情况。

1.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的性质。

长期以来的观点是：南京国民政府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近年有人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民族资产阶级在政府中占有一定的地位，上层资本家及其政治代表获得了相当的政治权力，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也确实捞到了不少实惠。因此，“可以肯定，这一时期的南京政权是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联合统治的政权”。

2.关于改订新约运动。

近年学术界经过讨论，对此问题基本上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这一运动“恢复了中国一些长期丧失的主权，减少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长期享有的特权，否认了领事裁判权的合法性，增加了国家关税的收入，在客观上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利益，是历史的进步，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这种“进步”和“积极意义”是有限度的，“与中国人民关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的要求，还相差很远”。

3.关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这也是近年讨论较多的一个问题。讨论要点有二：其一，政策提出的时间。目前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个政策是九一八以后提出的，根据是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外长宣誓仪式上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第二种意见认为早在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就在南昌发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的文告，提出“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的政策。第三种意见认为，蒋介石虽然在九一八以前就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但并未形成一个基本的政策。作为国民政府的一项基本政策，是1932年3月上海停战之时确定的。1932年3月14日，即上海停战的同一天，蒋介石给国民党宣传人员发出手令，内称“吾人攘外，必须安内”。结合蒋介石后来所说：“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个手令可以看作是蒋介石正式确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具体标志。

其二，政策转变的时间。目前大多数人倾向于1936年12月的西安事变和1937年2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是其转变的起点。理由是五届三中全会“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建议，确立了‘和平统一’，‘共赴国难’的内政方针，并表示‘如果让步超过限度’，就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的对外政策”。也有人认为，1935年11月的国民党“五大”应是国民党政府“攘外安内”政策重点转变的起点，国民党五大后其政策起了下列变化：对日态度逐渐强硬；亲日派遭到冷落；对抗日言论的限制有所放松等等。种种迹象说明国民党政府“确已开始向团结、民主、抗日的方向转化了”。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关于红军长征的原因，一般都认为是王明“左”倾错误的指导，致使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第五次“围剿”，而被迫开始长征。近年有人认为，如果仅仅局限于上述原因是不全面的，应该既看到它的历史偶然性，也要看到它的历史必然性。红军长征的原因，一是由于军阀混战的渐趋平息、蒋介石政权的逐渐巩固，这就潜伏着红军战略转移的客观趋势；二是由于当时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织，尤其是中日矛盾的迅速上升，客观上也要求中共制定正确的策略，包括红军作必要的转移；三是由于中共自身的不成熟，决定红军的战略转移只能是被动的。所以，红军长征是历史合力的结果。

关于红军长征出发前的准备，即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是不是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的？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认为长征是“仓促决定”的；二是认为：“中央红军长征是有计划、有目的、有准备的，绝非‘仓促决定’、‘仓促转移’”。从1934年4月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红军为了突围转移，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迅速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筹集粮款，准备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进行军事部署，选择突破口；进行组织安排等。

关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曾形象而生动地作过高度评价。学术界基本上是在毛泽东观点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阐发。归纳起来，论点是：第一，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化险为夷，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转变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关键；第二，红军长征锻炼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为以后革命形势的展开和夺取全国胜利作了政治上和干部上的重要准备；第三，红军长征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长征的胜利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第四，红军长征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象征；第五，红军长征的影响已突破时代和国度的界限，在人类历史上树立了一座无与伦比的丰碑。

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研究和整个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学术界除对遵义会议的一些具体史实作了考证外，还着重讨论了以下两个问题：1.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

长期以来人们的评价是：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近年有人对此“成熟”说提出异议，认为这种观点与事实不符。理由是：遵义会议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它的功绩主要在于确立了代表正确军事路线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使党和红军在非常情况下死里逃生。而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的标志应具有下列因素，第一，有一套完备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体制、组织机构和领导管理制度；第二，有相当完备的、发展着的党的理论体系，有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及一系列方针政策；第三，全党的政治素质从理论到实践上的成熟。从遵义会议的情况来看，它还没有完全具备这些要素。

2.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

对此学术界一直持肯定态度。近年有人认为，“这一说法不甚确切”。

指出“确立”意味着稳固地建立和树立，而当时“恐怕还不能这样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只是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军事指挥方面成为周恩来的帮助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总负责。至成立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才开始执掌最高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有一个逐渐巩固的过程，直到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才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因此，“毛泽东同志进入党中央执掌重要权力，遵义会议只是开始，而不是确立”。还有人经过考证指出，遵义会议后成立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或称三人团），其成员顺序是：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毛泽东后来曾说过，“三人团”的团长是周恩来。论者认为，毛泽东在组织上成为军事的主要负责人，大约是在1935年8月周恩来因病不能理事之时。1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这是学术界研究得较早，也是研究得较深的一个问题。

1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148—149页。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

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酝酿的时间很长，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就已逐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是在1935年遵义会议后。比较多的人赞同第二种意见，主张应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作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提出的标志。认为这个宣言与以前中共中央发表的团结抗日的文件相比，不再局限于下层联合，而是扩大为各党各派各团体各军各界各个民族的联合，包括国民党在内；过去讲联合，有三个条件，现在只有一个条件，即“停止进攻苏区”；宣言虽仍然将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但没有把推翻国民党政府看作是抗日的先决条件；宣言的主张不再停留在宣传阶段，而是真诚地要求付诸实施，提出各界立即进行协商、谈判，讨论抗日的实际工作。因此，可以说，这个宣言初步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标志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

2.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

史学界的分歧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中共中央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独立自主制定的，还是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制定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的方针影响作用不能低估。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制定的。如1935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思想对中共有直接影响作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指导下，起草了“八一宣言”，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共产国际七大后，共产国际派张浩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会议精神等。当然，将抗日统一战线内涵具体化，并结合中国实际予以贯彻的是中共中央。

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定的。持此观点者指出，中共中央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立即着手研究党的策略路线问题，1935年10月便发出了《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提出了党的策略总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且对统一战线的战略目标、对象、领导权以至具体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作出了比较完整的规定。而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张浩11月7日才到达瓦窑堡，张浩带回的国际指示及“八一宣言”主要点，如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十大纲领等，在中共的“指示信”中均无反映，由此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制定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要不要搞统一战线问题上，共产国际起了主要作用；在如何搞统一战线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作用是主要的。

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影响中国历史全局的重大事件。近年来学术界就西安事变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1.关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自西安事变以来，对于其成因，世人发表了各自不同的看法。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当时，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国内一切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寇出中国。其时，当权的蒋介石却坚持对内战争、对外退让的误国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而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具有伟大的感召力。因此，事变的发生，既是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属官兵爱国激情的总爆发，也是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2.关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定。

曾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受“斯大林电报”

的影响而决定的。学术界大多数人不赞同此种观点。现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决定的。有的学者考察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与“斯大林电报”的关系后指出，事变爆发后，中共确曾多次致电共产国际，但直至12月16日才收到斯大林起草的共产国际复电，而复电又因电码差错无法译出。在中共要求“检查重发”后，12月20日复电收到。此时中共中央已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四项基本方针，并正在付诸实施。

3.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

以往论者大多只强调中共的推动作用。现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单强调某一方面的作用不符合实际。有人从七个方面探讨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因素：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主体作用；蒋介石被迫反省，客观上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和调解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对事变和平解决也起了促进作用；各地方实力派的牵制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强大的国内舆论推动着事变的和平解决；国际反应对事变和平解决有着间接作用。

4.关于张学良陪蒋回宁的评价。

以往史学界对此基本上是否定的。近年有人提出见解，认为张学良此举是一项爱国的壮举，应当予以基本肯定。张学良的重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在于放蒋，在于他为了抗日救国这一崇高目标，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亲自陪蒋回宁，以一人的失换来了全民族的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张陪蒋回宁是西安事变最好的结局之一。

5.关于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一种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是由杨虎城和张学良共同发动的，因而主张杨、张齐名。另一种意见认为，虽然杨虎城的部队数量和职务都不及张学良，但他与中共的联系比张早得多，本人还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年长于张，成熟老练，在发动和解决事变中，杨起了主导作用。有人把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集中归纳为五点：第一，杨首先提出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第二，西安事变是在陕西各界人民积极支持下发生的，这种群众基础的形成，是与杨虎城长期积极支持和保护当地的抗日爱国运动，一贯坚持进步与民主的立场不可分；第三，八项主张是张、杨义举的政治纲领，而其基本精神源于杨虎城在两广事变间与宋哲元等商定的六项主张；第四，整个西安事变期间，杨虎城始终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充分尊重张学良和周恩来的意见，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了宝贵的让步，维护了三位一体的团结，保证了三方的一致行动。第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基础奠定于释蒋前，而其最终完成却是释蒋后。张学良被扣后，杨虎城以自己的威望和号召力，力撑危局，为最终实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到底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或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日战争？对此，学术界近年来争鸣热烈，主要有下列几种不同观点：1.中国共产党领导。持此观点者指出，中国共产党采取三种形式，经过三条渠道实行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其一，对全国人民来说，尤其是对国统区的广大人民来说，是实行政治领导；其二，对抗日根据地军民来说，是实行直接的具体领导；其三，对国民党顽固派来说，则是通过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使其不敢降日，而保持在抗日营垒里。正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从而使之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有的论者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表现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而且表现在共产党的先锋模范作用上。具体地说，第一，中共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为中国抗战胜利指明了道路，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第二，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开辟了敌后战场，抗击了大部分日军和全部伪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抗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三，中共发起、领导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

2.国民党领导。台湾学者和大陆个别学者持此观点。其理由是：第一，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合法政府，国民党是当时唯一的执政党；第二，中共领导的军队当时一系列作战方针、作战计划及作战命令等均须交国民政府批准同意后方能实施；第三，中共领导人的一些言论也承认蒋介石为抗战的领导者，国民党属于领导地位。

3.国共两党各自独立实施领导。持此观点者认为，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领导，一个是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是国民党的领导，他们都在组织上保持了对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的领导。抗日战争是在统一战线的形式下进行的，但确实存在着两个领导中心，两个指挥系统。国共两党是独立领导着自己的力量，合作进行抗日战争的。

4.国共两党分阶段领导。持此观点者指出，如果对国共两党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与关系及其在整个八年抗战中的军事活动加以考察，便可发现如下事实：在战略防御阶段，国民党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抵抗态度是鲜明的，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是主导性的，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是居于领导地位的。但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共产党逐渐取代国民党而成了抗战领导者。因此，如讲抗日战争的领导权，应该说，在抗战初期，是国民党领导；相持阶段到来以后，是共产党领导。

5.国共两党共同领导。持此观点者认为：第一，在抗战时期，国共两党在政治上各自发表了自己的纲领，其内容有共同之处；第二，在抗日战争中，存在着两个战场、两条不同的抗战路线，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在相持阶段起了主要作用，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在防御阶段起了主要作用。也有人认为，抗日战争从政治上说是共产党领导；从组织上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

除上述几种观点外，还有人主张不要笼统地提谁领导，而应具体分析各方在抗战中的表现和作用。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战场，由两个战场，即国民政府军队担负作战任务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担负作战任务的敌后战场所组成。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抗战史的研究一直集中于敌后战场方面，对正面战场的研究几乎是空白，评价也欠客观。近10年来这种情况有很大改变。一批专题研究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论著相继问世。

学术界对战略防御阶段（从抗战爆发到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评价基本是一致的，即认为：这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是抗战的主战场，国民党军队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忻口、淞沪、徐州、武汉等会战，都打得非常艰苦、激烈，台儿庄一战，取得重大胜利。正是这一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消耗了日军大量兵力，打破了日本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对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出现了丧师失地的局面，其客观原因是由于敌强我弱，国力相差悬殊；主观上则是由于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采取单纯防御的作战方针，以及战争准备不足等原因所造成。

对如何评价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国民党正面战场，看法不一，大致有四种：一种意见认为，在这一阶段，由于国民党执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所以它的军队虽然在某些战役中取得了一些小胜，但总的情况是节节溃退。“避战”、“逃战”是这时正面战场的特征。第二种意见认为，应分两阶段来评价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国民党正面战场。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党基本上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此时，国民党集团发动了两次大规模反共高潮；但国民党军队同时又对日军发动了“冬季攻势”，并在正面战场抵抗了日军的多次进攻。这时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可以说是利害参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几年，国民党集团的指导思想是依靠外援，坐等胜利。此时，虽在正面战场也有过某些局部战斗，并派部队出国作战，但却在豫湘桂战役中大败。所以此时的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基本上都是起消极作用。第三种意见认为，相持阶段到来以后，国民党军队仍在积极抗日。持此观点者指出，“从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进行大小战斗近500次，占全部抗战时期战斗次数的44％，军队伤亡人数达137万，占整个抗战时期的43％。可以说，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的抗日与反共都是‘积极’的”。第四种意见不同意相持阶段中正面战场地位日益下降、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主战场的观点。认为：“无论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前，还是相持阶段，国民党正面战场和共产党敌后战场，都具有同样重要的战略地位，不存在主要战场和次要战场之分。”

抗战期间中国军民的伤亡数目和财产损失关于抗战期间中国军民的伤亡数目和财产损失，历来说法不一。1947年国民党政府提供的中国军民伤亡数为1200多万人，财产损失（直接损失）为500多亿美元。后经研究考证，发现这一数字存在着很大的误差。1985年，大陆学者根据抗战胜利后40年间发现的资料，曾指出抗战中中国军民伤亡数为2100多万人，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共计1000多亿美元。

从1988年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组织专家对在日军侵华战争中我国军民伤亡人数进行了专门研究。经过查证大量原始资料，深入各地进行调查，广泛搜集国内外史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并运用科学方法计算，最后得出了在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日军侵华战争中我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的结论。199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在莫斯科伟大卫国战争纪念馆揭幕式上发表讲话，正式公布了这一数字：“在东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人民展开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中日战场作为东方的主战场，抗击和牵制了日本陆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二以上，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同期中国的财产损失，除直接损失和战争消耗1000亿美元外，间接损失更达5000亿美元。

抗日战争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这是抗日战争史研究中最受重视的课题之一，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和50周年之际，有不少论者都著文加以论述。意见基本一致，只是论述的角度有所不同。主要看法如下：1.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具体说：第一，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战争中第一次赢得完全胜利的战争，是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转折点；第二，经过8年抗战，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被削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被动摇，人民革命和人民民主力量空前发展，中国共产党达到完全成熟，因而抗日战争又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转折点，奠定了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基础；第三，抗战期间，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面前，在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民奋起一致抗战，形成了全民族的团结与统一，这不仅为抗战的胜利提供了保障，而且成为中华民族由涣散、分裂到团结、统一的转折点；第四，中国人民的英勇抗战，引起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对中国的重视，中国同世界的交往增多，国际地位大为提高，因而抗日战争又成为中国由封闭而走向世界的转折点。

2.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战胜世界法西斯势力作出了伟大贡献。第一，中华民族的持久抗战，挫败和打乱了日本帝国主义“北进”和“南进”的战略计划，有力地支援了苏联的卫国战争和美英在太平洋地区的作战。第二，中国战场是东方反法西斯的主要战场。中国的抗日战场开辟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牵制和消灭日军人数最多。日军在中国战场被歼150万人，占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亡人数的70％。第三，中国还直接支援邻近国家抵抗日军侵略的战争，中国远征军的入缅作战，谱写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辉煌篇章。

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事实和评价关于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提出的“和平民主新阶段”口号，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被作为“修正主义路线”加以批判，并加罪于刘少奇。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开始为“和平民主新阶段”辨正。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提法，不是刘少奇个人的创造，从1945年8月至1946年春，中共中央一系列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许多谈话中，都使用了这一提法。毛泽东就曾多次用过这一提法或类似的提法。但在如何表述或评价“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上，意见还不尽一致。

有的论者认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中共在抗战胜利后作为争取革命和平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策略口号。“和平民主新阶段”不是幻想。当时中国政治形势存在着出现革命和平发展的可能性。由于历史发展是曲折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局面昙花一现，但这个口号在当时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应该肯定的。

有的论者认为，“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中共在抗战胜利后一段时间里的一个策略口号，目的是为武装夺取政权服务。中共在提出这一口号时，一天也没有放松对战争的准备。这个口号是适应当时形势的需要，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有助于争取胜利发展的革命口号。

有的论者则认为，“中国已经走上和平民主新阶段”，是中共对国内形势发展的一种估计，并且是中共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武器。“和平民主新阶段”也是中共中央对政协会议结果的概述。

解放战争时期的“中间路线”

“中间路线”，是民主革命时期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因不满国民党一党独裁，又不赞成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而提出的政治路线，其核心是主张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条政治路线，开始提出于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到解放战争时期，形成较为完备的形态，并得到大力宣扬。学术界对“中间路线”的研究，是近年开展起来的，争论的问题主要有两个。

1.关于中间路线与民主党派的关系。

一种意见不同意把中间路线说成是民主党派的政治路线。认为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只有同共产党合作、逐步接受共产党领导的不断进步的政治路线，根本没有什么中间路线问题。在民主党派中，确实有一些人鼓吹中间路线，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幻想，但只是民主党派中的极少数人，没有形成主导地位。另一种意义则认为，中间路线，就是民主革命时期民主党派的政治路线。持此意见者指出：“说所有的民主党派都主张‘中间路线’，不符合实际；但仅仅把它归结为少数右翼分子的主张，也不尽妥当。”在民主革命相当长的时期里，不少民主党派确实向往、追求过中间路线。有人举民盟的一系列文件论证了这一点。认为民盟在一届三中全会前的政治纲领、宣言、政纲，勾画了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完整方案，比较典型地反映了民盟及以民盟为代表的相当一批民族资产阶级分子走中间道路的心愿。

2.关于中间路线的评价。

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对中间路线的评价应根据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考察。当反动力量占优势时，中间路线实际上是对反动势力保持“中间”，起到了牵制反动势力的进步作用；而当革命力量占优势时，中间路线实际上是对革命势力保持“中间”，客观上起到了牵制革命力量的作用。持此意见者进一步分析，即使中间路线在主导方面起积极作用时，也应看到，这条政治路线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一种总体方案，仍然是不合时宜的，其宣传也不利于尚未觉醒的群众走上革命道路；而在中间路线起消极作用的情况下，也不能简单地把鼓吹中间路线的人们一律视为国民党的帮闲。另一种意见虽然也分析了中间路线具有积极和消极的双重作用，但主要强调其积极作用。认为中间路线的部分主张符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要求。在反帝反封建任务完成前，中间路线否定国民党政权的一面是主要的。不能苛求民主人士在国共两党胜负未卜的形势下，就承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盟等民主党派一度追求中间路线是可以理解的。还有一种意见则认定中间路线是旧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是“开倒车”的现象。持此观点者历数了中间路线的种种错误表现，如散布对美蒋反动派的幻想，分裂人民民主阵线，与中共争夺对中间阶层的领导权等，认为中间路线这种种表现在客观上起到了中国革命的绊脚石的作用。

关于“官僚资本”问题“官僚资本主义”，简称“官僚资本”，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三大敌人之一。对“官僚资本”的性质、作用和对它应采取的政策，在中共中央文件和毛泽东的著作中，都有明确的论断和规定。毛泽东为它下的定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近年一些论者从史学研究的角度，提出“官僚资本”这一概念是否确切的问题。认为这个概念较为含糊、不易掌握。因为官僚办企业都和国家政权有不同程度的结合，但官僚办的企业哪些属于官僚资本，哪些不是，难于区别。而政府办的企业属于国家所有，并不是某个官僚所私有。具体意见有以下几种：一种意见认为“官僚资本”作为通俗名称，原义并不明确，但已为群众所接受，并载于党的文献，因而主张继续使用这一概念。另一种意见认为，“官僚资本”是一政治概念，不是经济概念，使用这种术语去研究中国的政治问题是不无道理的，但用以研究经济问题就将导致概念上的含混。主张在经济研究上，使用“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这种概念。还有人明确表示不赞成使用“官僚资本”这一概念。理由是，虽然这个通俗名称已为群众所接受，并已被用于某些政治文献，然而，既已觉察到它的缺点，且已认识到它的实质就是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那么我们就有责任正确使用科学的经济概念。

讨论中总的趋势是，除少数学者坚持“官僚资本”传统观点外，一般都主张以“国家资本”代替“官僚资本”这一概念。认为这样可使概念更为准确，不易把官僚私人投资与之混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