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建国前的近代史研究

在新中国建立前，近代历史已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其中，资产阶级学者曾出版过一些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例如，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长河商务印书馆1938年）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等等。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收集、考订和某些具体问题的论述诸方面，多有建树；某些论著对于近代历史的思考，也不乏真知灼见。例如，蒋廷黻在他的书中就提出了中国社会近代化的问题。他说：“近百年的中华民族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能富强，不能者必遭致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好，日本就是好例子。”但是，从根本上看，因著者的阶级局限，上述的著作都未能给中国近代历史以科学的说明，并指明其客观的规律性。更有甚者，颠倒是非，贬斥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而为帝国主义侵华政策作辩护。蒋廷黻将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说成是“东西对打”，肯定琦善而贬抑林则徐，并谓“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就是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

真正构成近代史新学科的滥觞的，是其时马克思主义者筚路蓝缕的开创性研究。1933年李鼎声出版了《中国近代史》一书，是较早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代表作之一。1939年后，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改造我们的学习》等许多有名的著作中，不仅号召重视对中国近百年史的研究，还对诸如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性质、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动力与前途等一系列涉及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原则问题，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论述。这些论述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学者们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理论依据。其后，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为代表的研究近代历史的开拓性著作陆续问世。

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撰写于1945年，1947年出版，共分八章：第一章，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章，中国人民的反英反满斗争；第三章，太平天国革命；第四章，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五章，洋务派的“自强”与第一次割地狂潮；第六章，甲午战争及第二次割地狂潮；第七章，第一次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第八章，对抗瓜分的义和团运动。本书虽未全部完成，但其突出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主线是十分明显的。它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野蛮侵略；高度赞扬了从林则徐、洪秀全到义和团，中国人民英勇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同时谴责了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实行对外妥协投降的政策，祸国殃民。作者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他说：“鸦片战争开始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它不再是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了。战前的历史仅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史；战后的历史是民主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史，性质是截然不同的。”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是一本专著。它从“官、民、夷”三者关系上阐述帝国主义侵略是怎样引起了近代中国社会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新调整和阶级结构的变化，从而揭示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本质与规律。作者在六版“序言”中指出：“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

范文澜与胡绳的著作，开一代新风，对其后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建国后近代史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中国近代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一般人囿于传统的观念，厚古薄今，甚至不认为中国近代史足以构成一门“学问”。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人民政府建立了专门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在各高等院校历史系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培养和组织起一支稳定的教学和科研队伍，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才得以真正确立，并日益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前景。

建国前旧有的资产阶级近代史学科体系，有三大特征：（一）从通史编写的体例看，藉以区分近代史发展的不同时期和阶段的标准，不是清朝皇位的更迭和北洋军阀当权者的更换，就是中国社会政治运动的某些表象，如“积弱”、“变政”、“共和”，或者放弃分期，而满足于对重大事件的简单铺陈。但无论采取何种体系，旧的学者都无视对近代历史发展本质和主流的把握；（二）固执唯心论的英雄史观，无视、歪曲和贬斥近代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三）不承认近代中国历史发展有自身规律性。显然，资产阶级学者赖以指导自己研究的学科体系是历史唯心主义。

建国后，史学工作者即开始努力探讨打破旧的资产阶级学科体系，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近代史学科体系。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一文，引发了一场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延续三年之久的大讨论，并促成了新学科体系的最终确立。所谓分期问题，就是要从纷纭复杂的中国近代历史现象中，找到一条线索，循此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划分为若干符合其自身逻辑的阶段，以充分展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及其演进脉络。胡绳认为，中国近代史著作的基本任务，就是说明在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条件下，中国近代社会内部阶级结构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因此，“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据此，他主张以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为主要标志，将近代史分为七个阶段：1840—1850年、1851—1864年、1864—1895年、1895—1900年、1901—1905年、1905—1912年、1912—1919年。其后，孙守任、金冲及、范文澜、戴逸等人先后提出商榷。其中有代表性的不同意见有二：（一）“从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变化为标准”，将近代史分为四个阶段：1840—1864年、1864—1894年、1894—1905年、1905—1919年（孙守任：《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的商榷》，《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二）“应该是将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将近代史分为五个阶段：1840—1864年、1864—1895年、1895—1900年、1900—1914年、1914—1919年（金冲及：《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显然，这些不同意见只是补充了胡绳的观点，从根本上说，并没有超越前者。故讨论的结果，胡绳的以阶级斗争为标准的分期法，基本上为多数人所接受。

这就是说，新中国的学者强调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借以理解和把握近代历史发展的本质与主流，重在通过对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考察，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与作用。这就有力地打破了唯心主义的旧学科体系，将近代史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建立起了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新的学科体系。其基本范式，可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两个过程”（即指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八大事件”（即指：鸦片战争、太平天国革命、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

新的学科体系不是抽象的，它的确立生动地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1958年后，近代通史性著作开始重新编写并陆续出版。其中有影响的著作有：林增平著《中国近代史》（上、下册，1958）、戴逸著《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第四册（1962年）、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四册（1965年）。这些著作尽管各具特色，但就其编著体例而言，都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主线，以“三次革命高潮”为标志的近代史学科的新体系。此外，大、中学校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也概莫能外。这样，新的学科体系实际上已成为新中国不同层次的人们所共同接受的模式了；其二，形成了对近代史研究的宏观指导。新中国的学者都能在自觉体认新的学科体系所揭示的对近代历史发展本质与主流的规范上，展开自己的具体研究。因之，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特别是建国后的17年间，近代史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正是这一新的学科体系充分展布的结果。这即是说，新学科体系的建立不仅为17年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赖以展开的前提，同时其自身即构成了全部研究成果中最深刻、最本质之所在。

进入八十年代后，又出版了一批通史性的近代史著作。其中，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二册），是一部有广泛社会影响的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稿》（四册），体例严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变化等，都给予了应有的重视。苑书义等著的《中国近代史新编》（三册），博采众家之长而又不囿于成说，对不少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但是，这些著作在编写体例上，尚未有根本性的突破。

随着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八十年代后研究者不可避免地要对一成不变的近代史学科范式提出异议。他们以为，近代中国社会错综复杂，动荡而变化急剧，多样而非单一。现有的学科范式只突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历史，近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等更为丰富的内容被轻忽了，本是丰富多彩的历史因之变得枯燥乏味。现有的中国近代史格局应当突破。不过，尽管“三次革命高潮”说在实际上已被研究者放弃，但是，近代史学科体系究竟应当怎样改造，至今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三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政治史从来是历史研究的主干，加之近代中国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都空前尖锐，社会经历巨变，政治风云急剧变幻，跌宕起伏，所以政治史自然也构成了近代史研究的一个主要领域，著述如林。近代政治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八大事件”。其中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的研究，除了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牟安世的《中法战争》两部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外，从总体上看，相对薄弱。限于篇幅，这里只具体介绍除上述二者之外的其他六大事件及北洋军阀研究。

鸦片战争史中英鸦片战争是中西方关系和中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所以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牟安世的《鸦片战争》和萧致治主编的《鸦片战争史》，是迄今出版的两本系统研究鸦片战争史篇幅较大和最具代表性的著作。二者都注意到了广泛和充分地利用中外文资料，却又各具特色。前者在详细考察了“鸦片输入”、“禁烟过程”、“战争过程”的基础上，比较完整地描绘出了鸦片战争的全貌。同时，作者着力从政治与军事两方面的结合上，系统地考察了战争的历程，包括每一阶段，以至每一场主要的战斗，在战略战术上的成败利弊，都作了探讨，使已有的研究深入了一大步。后者则视野更加开阔，不仅仅将鸦片战争看成是中英两国间发生的一场战争，而且将之视为中国历史发展中带转折意义的重大事件，因之除了叙述战争的全过程之外，更着力于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视野，探讨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后果和影响。陈胜粦著《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是一部论文集，作者将林则徐的一生与整个时代和社会有机地联系起来，作多方面和整体性的研究，也比较全面地重现了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的历史场景。

同时，研究者对于战争前后的士林风气、经世派以及对西方的了解，汉学宋学的论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战争前后中国社会经济状况与变化等等，也都有所论述，且观点愈趋平实。学术界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使用主战派、主和派两个概念，界分鸦片战争时期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有的研究者对此提出异议，以为清政府内部并不存在主战、主和两大阵营。道光帝为首的统治集团经历了主抚—主战—再主抚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儒家传统的剿抚并用的政策。而其失败，则又提出了外交观念与政策“从传统走向近代化的任务”（郦永庆《从档案看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兼谈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问题》，《历史研究》1990年第2期）。有的研究者则考察了士大夫的不同阶层在鸦片战争中的不同表现，以为其上层即官僚士大夫，多经历了由自大转为自卑的过程；其中下层即尚未入仕的读书人和虽入仕尚未更多受官场积习影响的中下层官僚，多战前倡导禁烟，战时积极参战，战后则开眼看世界。中国传统文化积极与消极的层面，都在不尽相同的士大夫身上表现其深层的影响（沈渭滨《从睡眼方开与昏昏睡去——鸦片战争与中国士大夫散论》，《江海学刊》1990年第5期）。还有的研究者则着眼于一个长时段的考察，以为嘉道间士习的衰恶是清皇朝步入衰世的表征，一些有识之士因之起而批评时弊，倡言变革，形成了所谓的经世派。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时代的变化，经世派中的一些人将视野从时务扩展到“夷务”，进而主张学习西方。但他们地主阶级的立场是坚定的，即不是封建制度的“拆天”者，而是补天者。林则徐、魏源、姚莹、冯桂芬等人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镇压农民起义，从根本上说，他们与湘、淮系的那些头面人物并无本质的不同。所以，“从嘉道年间崛起的地主阶级经世派，其发展脉络是明显的，这就是以湖南、安徽为中心的湘、淮系的一批人物”（龚书铎《清嘉道年间的士习和经世派》，《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这些论述无疑都表现了开阔的思维。

鸦片战争时期的重要人物，诸如龚自珍、魏源、林则徐、道光帝、徐继畬、姚莹、琦善等，都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林则徐的研究最有成绩。这方面的成果，除了陈胜粦的《林则徐与鸦片战争论稿》外，杨国桢的《林则徐传》具有代表性。作者“以林则徐的政治活动为主线，以在历史上的突出贡献为重点”，分章论列，鲜明地突出了林则徐作为地主阶级改革家的形象。太平天国史建国前太平天国研究便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建国后更成为各专史研究中的热点，成果最为丰富。

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是新中国太平天国研究集大成的巨著。全书150万言，共88卷。作者经过长期探索，在我国古代作为正史体裁的纪传体基础上创造出一种综合性的新体裁。《太平天国史》正是依此新体裁撰成的太平天国通史性著作，全书史料翔实，见解精辟。其第一篇“叙论”，对太平天国的始末作综合性的叙述与评论。第二篇“纪年”，依时间先后为序，记录大事。第三篇“表”，分门别类，列表以详。第四篇“志”，为各种专门史，凡政治、宗教、经济、军事、外交、礼仪、文化、艺术等皆有专志。第五篇“传记”，上起天王洪秀全，下至乡官钟志诚，旁及捻军人物和其时各地各民族起义领袖，如刘丽川、杜文秀等，均为之立传。茅家琦主编的《太平天国通史》，共三册，同样是规模宏大的太平天国通史性著作。本书较全面而详细地叙述了太平天国的兴衰历史，并及其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与外交等诸方面。全书资料翔实，脉络清晰，独具特色。

太平天国的专题研究，成果更显丰硕。如郦纯的《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茅家琦的《太平天国对外关系》、郭毅生的《太平天国经济制度》、王庆成的《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夏春涛的《太平天国宗教》等等，就太平天国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作专深的研究，各有创见。特别要提出的是，钟文典主编的《太平天国史丛书》，共15册，计500万字，现已陆续出版了苏双碧的《太平天国史综论》，祁龙威的《太平天国经籍志》，钟文典的《太平天国开国史》，张一文的《太平天国军事史》，郭毅生的《太平天国经济史》，吴善中、周新国的《太平天国刑法、历法研究》，吴良祚、史式的《太平天国词语、避讳研究》，贾熟村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茅家琦的《太平天国与列强》等九种，从广度与深度上将上述领域的研究推进了一步。此外，还出版了一批太平天国地方史的著作，如董蔡时的《太平天国在苏州》、徐川一的《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等。

王庆成著《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是一部有影响的论文集。内容包括史事新论、史料考释、太平天国宗教问题以及太平天国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等。

太平天国人物研究也有不少成果。除了钟文典的《太平天国人物》和陈宝辉等的《太平天国诸王传》外，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石达开、洪仁玕、李秀成等太平天国的主要人物，都有相关的专书出版。

对于太平天国的对立面，即地主阶级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也颇为可观。贾熟村的《太平天国时期的地主阶级》、龙盛的《湘军史稿》、朱安东的《曾国藩传》、董蔡时的《左宗棠评传》、苑书义的《李鸿章传》等著作的相继出版，实使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深化了。

甲午战争史中日甲午战争史的研究在近代史研究中也是相对薄弱的环节，但近十多年来取得了明显的新进展，甚至在某些方面获得了重大突破。

甲午战争是日本蓄意挑起的，这一点久成定论，并无疑议。但是，一些关系重大的具体问题并未完全解决。1894年7月25日发生的丰岛海战，是甲午战争的序幕，对整个战争影响甚大。谁是战争的挑衅者？丰岛海战后，日本当局极力将挑起战争的责任推给中国，以掩盖其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中国海军的事实。日本海军军令部编的《二十七八年海战史》写道：“七时五十二分，..济远首先向我发炮，旗舰吉野立即应战。”我国史学工作者和正直的日本史学家虽然都承认是日本挑起了丰岛海战，却又在很长的时间里接受了海战七时五十二分开始的说法，陷入了无法解决的矛盾之中。近年来研究者根据中文记载，尤其是《济远航海日志》，判明：首先发炮的是吉野，时间为七时四十五分，济远发炮时间虽然确是七时五十二分，却是为了自卫还击。这样，丰岛海战开始的时间不是七时五十二分，而是七时四十五分。考定数分钟的差异，却判明了谁是战争挑衅者这个大是大非问题（戚其章：《甲午海战史》）。黄海海战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其规模之巨，战斗之烈，时间之久，为此前世界海战史所仅见，因之历来为中外研究者所关注。北海舰队以何种阵形迎战及海战的胜利谁属？这也是争议颇多的问题。戚其章、孙克复、关捷考证认为，“北洋舰队变阵的结果，整个舰队便形成人字阵，它始终没有真正形成夹缝雁行小队阵”（《甲午黄海之战北洋舰队阵形考》，《辽宁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戚其章且认为，“北洋舰队终于‘以寡敌众，转败为功’，最后迫使日舰不敢再战，仓皇遁逃”。（《甲午战争史》）

在甲午战争史研究中，怎样看待台湾民主国的建立，同样是个存在分歧的重要问题。李鸿章的法律和外交顾问、前美国国务卿柯士达，在其《外交回忆录》中就以为台湾民主国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连贯的《台湾通史》也称其事为“独立”。迄今海外仍有某些人出于政治目的，将台湾民主国说成是台独运动的“先驱”。建国后近代史的著作对台湾民主国多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语焉不详。近十多年来，研究者才开始认真讨论这一问题，并有了共同和明确的认识：台湾民主国不是为脱离祖国而独立，而是在非常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特殊措施。因而是一种积极的爱国主义的行动（林其泉：《试析一八九五年的台湾民主国》，《厦门大学学报》1981年增刊）。

系统研究甲午战争史的有代表性的著作，主要有：戚其章的《北洋舰队》、《甲午战争史》；孙克复、关捷的《甲午中日海战史》、《甲午中日陆战史》。这些著作大体上反映了甲午战争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当然，已有的研究还涉及到了人物评价、帝后党争、国际关系、战争对中国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多方面的影响等广泛的领域。戴逸、杨东梁、华立合著的《甲午战争与东亚政治》一书，以中、日、朝鲜三国为中心，考察甲午战争与东亚国际关系的新格局的确立，表现了更为开阔的视野。

戊戌变法史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大事件。1958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学术讨论会，正确地指出它是一个救亡图存的维新运动，“是中国民族觉醒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具有长久意义的”（刘大年：《戊戌变法六十年》，《人民日报》1958年9月29日）。建国以来学术界一般都认为戊戌变法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具有爱国的进步的意义。但是，同时也认为它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运动，主要意义在于以自己的失败证明改良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对其历史地位的评价偏低。近年来，一些研究者对把戊戌变法定性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传统观点表示异议，认为不能把改革、改良和改良主义等同起来，戊戌变法不应称作改良主义，而应称作改革或改良（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略论》，《中华学术文集》；陈旭麓：《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有的学者还提出，戊戌变法就其本质来说，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陈庆华等先后在讨论会上提出这个观点）。

对于戊戌变法的历史作用，近年来许多学者更强调它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启蒙地位。李侃以为，就戊戌变法的直接结果来说，资产阶级维新派是失败者，但是，就新旧思想文化的较量而言，他们却是胜利者。他们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影响（《八十年后话“戊戌”》，《历史研究》1983年第5期；《戊戌维新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红旗》1983年第7期）。龚书铎则提出了“戊戌新文化运动”的概念。他认为，“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并不仅是‘五四’时期发生过新文化运动，在戊戌变法时期（就文化的角度说，这个时期大致从1895年中日战争后到二十世纪初年）也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运动”。“这场运动，不仅对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影响很大，而且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开辟了道路”（《戊戌新文化运动述略》，《光明日报》1983年8月24日）。与上述的认识相应，对于戊戌变法失败原因的认识，研究者已不满足于已往的结论：没有正确的理论指导、严重脱离群众、没有明确的反帝纲领，进而注意探讨中国官僚政治的特点、维新派策略失误以及与日本明治维新比较研究等等。

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稿》，是第一部系统研究戊戌变法史的专著。他的《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则是戊戌变法系列人物传记。这两本书是研究戊戌变法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进入八十年代后，一些学者对康有为《戊戌奏稿》的真实性提出怀疑。

《戊戌奏稿》是康有为戊戌年间的变法奏议辑录，戊戌政变后，由其长女康同薇搜集抄存，麦孟华编辑，清宣统三年（1911）于日本横滨铅印出版。收录康有为戊戌年正月至七月（1898年2—8月）间所撰奏疏20篇，附录进呈编书序文5篇，共计25篇。另开列有奏疏存目13篇，无正文。《戊戌奏稿》长期被人们视为信史，成为学术界据以研究戊戌变法史及其戊戌时期康有为思想和政治主张的重要史料。一些学者根据光绪二十四年（1898）的军机处档案和《杰士上书汇录》等材料，对《戊戌奏稿》进行考订，发现内容经过大量篡改，增添了召开国会、制定宪法、立行立宪、限制君权之类的内容。因之，认为全书不宜再作为研究康有为及维新派戊戌年间思想认识的基本文献依据。但是，《戊戌奏稿》与原件不同的文字，一方面表达了康有为戊戌年的相当一部分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又鲜明地反映了戊戌政变后其思想认识所发生的变化，因而仍具有重要价值（孔祥吉：《康有为对<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蔚禄#骸丁次煨缱喔濉期）。有关《戊戌奏稿》的上述发现，是近年来戊戌研究引人注目的新进展。它为史学界研究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和戊戌维新运动提供了新资料、提出了新课题。孔祥吉的论文集《戊戌维新运动新探》，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对戊戌变法史人物的研究，近年来出现了一批专著，如马洪林的《康有为大传》，耿云志、崔志海合著的《梁启超》和李喜所、元清合著的《梁启超传》、谢俊美的《翁同龢传》等。

义和团运动史建国后的义和团运动史研究推翻了清朝统治者与资产阶级学者有关“义和拳匪”的种种诋毁污蔑，高度肯定义和团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1954年，周恩来在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大会上说：“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在北京各界欢迎举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55年12月12日）。这一认识实成为新中国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根本指导思想。

但是，在研究中同样存在着人为“拔高”义和团运动的倾向。近十多年来，随着学术环境的优化，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渐趋平实。许多学者认为，应该从具体历史依据出发，指明义和团运动一方面表现了反帝爱国的正义性，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农民小生产者保守性和落后性。既要看到运动的主流方面，也要看到它有严重的弱点。片面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就不能对义和团运动作出全面的正确的评价（李侃：《关于义和团运动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0年4月10日；戴逸在《光明日报》1980年5月27日座谈会的发言）。正是由于评价趋于平实，因此对义和团运动存在的严重弱点也注意加以探讨。如关于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思想，论者指出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义和团眼光狭窄，文化落后，只能用反洋教、洋人和洋物的直观认识来表达对侵略者的仇恨。至于义和团的宗教思想，论者除分析它起了促进运动发展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作用外，同时指出神秘主义是无知者的世界观，是义和团运动先天的和致命的弱点，它集中表现了运动的蒙昧落后的一面，成为导致运动悲剧结局的重要原因（程啸：《义和团思想述评》，《文史哲》1981年第1期；《民间宗教与义和团揭帖》，《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

义和团的组织、源流的考察，是义和团研究中的一个着力点。但是长期以来有来自于白莲教系统与来自于团练说两种分歧观点。近年来研究者一般认同“多源合流”的观点。如仅就拳会组织而言，便认为它并非单纯来自义和拳，或大刀会，或八卦拳之武场，实际上它是大刀会（金钟罩）、梅花拳（义和拳）、红拳、神拳等众拳会之汇合，其中占主导的组织形态乃是与金钟罩相结合后的神拳，也称神团或金钟罩团（路遥：《论义和团的组织源流》，《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

清政府与义和团的关系，是义和团研究中的又一个复杂问题。研究者于清政府对义和团采取什么政策，持论不一。不过，一般都承认其政策并非始终一贯，而是经历了阶段性的变化。大体上说，初始剿抚并用，“平原事件”后，转而主抚。义和团能大批进入北京，与清政府的此种政策转变有关。义和团曾经受清政府的操纵与欺骗并被派去围攻使馆，“充当了封建统治者盲目排外的不自觉的工具，这幕悲剧不能不深刻地反映出封建统治下农民群众的严重缺陷”（李德征、丁凤麟：《论义和团时期围攻使馆事件》，《文史哲》1981年第1期）。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还探讨了帝国主义侵华政策及其矛盾冲突、八国联军入侵、“东南互保”、沙俄占领东北等问题。但从总体上看，义和团运动史的研究比较薄弱，其广度与深度远不能与太平天国史与辛亥革命史相比。迄今只出版了金家瑞的《义和团运动》与廖一中的《义和团运动史》两本专著，即反映了这一点。

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史研究涉及领域广泛，成果十分丰富，与太平天国史研究一起构成了建国后近代史研究中双峰并峙的两大“热点”。

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得益于1956年隆重纪念孙中山90诞辰活动的推动。其时，毛泽东发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了重要讲话，《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重要社论，都充分肯定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是建国后研究者的共识。刘大年为此提出四条根据：（一）中国资本主义已经初步成长，资产阶级已成为一支足以发动和领导一场革命的力量；（二）主要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映了那个阶级和时代的要求；（三）他们提出了明确的资产阶级纲领；（四）农民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发挥了革命主力军作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赤门谈史录》）。与此相联系，研究者不赞成将辛亥革命归结为“反满运动”。他们认为，反满从来不是一个独立的运动，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服从于不同阶级的利益。在辛亥革命时期，反满宣传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体现了反帝反封建和建立独立与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刘大年：《辛亥革命与反清问题》，《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上，第212页）。资产阶级与农民的关系问题，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重点之一。围绕着资产阶级革命派是否与农民建立过联合战线问题，人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尽管多数论者对此最终持否定的态度，但是这场讨论的结果不仅加深了人们对中国农民问题的理解，而且促进了人们对资产阶级性格、旧民主革命的规律性以及辛亥革命历史教训等作进一步探讨。同时，由此生发开去，研究者还探讨了会党与新军，以及清季中国社会结构等许多重要的课题。

怎样看待立宪派是辛亥革命史研究中争论颇多的问题。在很长时间里，学术界存在斥立宪派为反动派加以全盘否定的简单化倾向。近些年来，研究者注意分析问题，避免作概念化的判断。许多人认为，立宪派与革命派是同属于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派别，彼此间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都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诸如呼号救亡图存，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等。他们的共同敌人是封建主义，二者的分歧在于用什么样的方法和手段去实现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具体主张有不同。“因此，不能只强调其差异，任意夸张，更不能把两派的矛盾作为阶级斗争的主线来认识辛亥革命的进程。”（林增平：《评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湖南师大学报》等）但是，对于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评价，仍存较大的分歧。金冲及以为，对立宪派的积极作用固然应当肯定，但评其功过必须在“立宪派方向错了”的前提下进行，抹杀立宪派与革命派间的是非界限，甚至于认为立宪派较革命派更正确，是不尊重历史（《辛亥革命的评价问题》，《人民日报》1981年4月13日）。

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还探讨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团体、清末立宪运动、武昌起义及各省独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袁世凯窃权与复辟、“二次革命”、张勋复辟、护法战争、社会思潮、人物评价等等，一系列涉及广泛领域的重大问题，相关的研究成果累累。其中通史性的著作，主要有：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三册），视野开阔，论述系统，脉络清晰；金冲及与胡绳武合著的《辛亥革命史稿》（四册），大量利用报刊资料，突出重要问题的探讨，分合有致，论述有深度；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为辛亥革命史，是书注意从中华民国史的全局出发把握这段历史，论述独具特色。人物研究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占相当大比重，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果，孙中山、黄兴、章太炎、宋教仁、邹容等重要的人物几乎都有传记或年谱出版。其中孙中山研究最为突出，达到相当的深度，业已形成了一支有水平的队伍。陈锡祺主编的《孙中山年谱长编》（二册）、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姜义华的《章太炎思想研究》、唐文权与罗福惠的《章太炎思想研究》、汤志钧的《章太炎年谱长编》（二册），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近些年来，人物研究已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以孙中山的研究为例，已不局限于政治思想，三民主义理论，而是进一步探讨了诸如孙中山与帝国主义以及军阀的关系、战略思想、教育思想、近代化思想、文化思想、伦理道德观等等新的课题，展现了新的前景。

北洋军阀史长期以来北洋军阀史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但是近年来却有了长足的发展，引人注目。

李新、李宗一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第二编共三册，叙述“北洋政府统治时期”（1912—1920）。本书以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为基础，以袁世凯及其为首的北洋军阀的兴衰、共和与专制的较量为主线，对此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广泛的领域作了具体和深入的探讨，实为迄今规模最大的一部有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通史性著作。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稿》是另一部有代表性的通史性著作，叙述简明，视角独特，成一家之言。上述二书的出版，集中反映了北洋军阀史研究的总体水平。

已有的论著除了从理论上探讨北洋军阀的成因、特点、阶级属性及其历史地位外，还就北洋政府的经济政策、北洋军阀的内部纷争、“废督裁兵”和“联省自治”运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帝制复辟、“二次革命”、护国、护法运动等一系列重大的问题，作多角度的专题性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谢本书等人的《护国运动史》、董方奎的《梁启超与护国战争》、莫世祥的《护国运动史》等，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著作。

在人物研究方面，也出版了一批专著，如李宗一的《袁世凯传》、侯杰的《袁世凯一生》、谢本书的《袁世凯与北洋军阀》、胡柏立的《袁世凯称帝与北洋军阀》、常城主编的《张作霖》、任松等的《郭松林将军》等，都各有所长。

第四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

近代经济史研究曾是近代史研究的薄弱环节。八十年代初，有学者提出，要推动近代史研究进一步发展，突破口当选在狠抓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刘大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光明日报》1981年2月17日）。不管人们是否都赞成此种观点，其后近代经济史的研究确实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迄今近代经济史研究涉及了广泛的领域：工业、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外贸、金融业等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地区经济；清政府及民国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赋税结构、内外国债、货币制度，都作了不同程度的探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特征与历史作用问题，是研究者长期关注的热点。与此相应，许多学者对洋务工业的兴起，外资企业在华活动，以及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对中国民族资本的压迫等问题，也都作了研究。并且，围绕着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资本原始积累、民族市场的形成、资产阶级的构成以及洋务工业的评价等问题，学者们先后开展了一系列的学术争鸣。

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已经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与鸦片战争后的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关系是什么？这是研究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首先就遇到的重大问题。

林增平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一文以为，中国封建社会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过于微弱，鸦片战争后因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大多凋零，幸存者绝少，因之“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就缺乏原来的手工工场作为发展的基础。中国新兴的近代企业，绝大部分是从无到有，把西方已有的企业成套地移植过来的”（《中华学术论文集》）。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同样强调，中国近代工业是鸦片战争后“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

吴承明对此持异议。他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一文中详细考察了鸦片战争前后手工业变化情况后指出：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这一过程，同样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鸦片战争前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业两个行业在鸦片战争后被外国商品代替了，其余都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因之，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得以产生的途径之一。所谓鸦片战争后西方工业品对传统手工业的破坏被夸大了，“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未中断”（《中华学术论文集》）。

汪敬虞选取一般论者公认最有可能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的福建茶园、云南铜矿和四川盐井三个行业进行了具体考察，则提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估计应当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他在《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说：“割断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联系，认为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出现，这是一种极端。反之，不承认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强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联系，把它看成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这是另一个极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

与此相关，研究者对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年代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以往一般都认为，中国资本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近年来有些学者以为当提前到十九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否则便是在实际上忽视了此期“新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出现和发展”，忽视了此期“买办已经形成为一个社会集团”，忽视了此期“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在发展”。换言之，即忽视了近代早期这三种资本主义经济的存在。（郭羊林、陈绍闻：《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时期及其结构》，见《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

中国资产阶级的结构许多学者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产生便包含着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此种结构是与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包含着两种不同的资本形态相联系的。姜铎在《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一文中指出：中国的资本主义与西欧、日本不同，就在于一开始就有存在着官僚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两种不同的形态，因之，“必然相应地产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的本国资产阶级”。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买办性”和“封建性”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分二个阶级的根本标志”。也惟其如此，二者在近代中国社会所处的经济政治地位不同，在近代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也不同。前者所起的是反动与消极的作用，后者则是起着积极与进步的作用。他以为上述两种资本形态与两种资产阶级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清政府垮台的50年，是“初步形成阶段”；从袁世凯窃权到1927年北洋军阀政府垮台为止的16年，是其“发展阶段”；从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建立反动政权至1949年垮台为止的22年间，是其“最后定型阶段”（《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研究续辑》）。黄逸峰、姜铎、唐传泗、陈绛合著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对此有更具体的论说。

有些学者对此持异议，不认为中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存在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分。他们以为“洋务运动期间创办的近代企业，虽有多种形式，但都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企业，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具有明显的抵制作用，因此都属于民族资本主义”（《全国洋务运动史学术讨论会简况》，《历史研究》1983年第1期）。既然肯定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人所办的资本主义经济都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那就意味着当时并不存在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也就不存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这些研究者看来，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要晚到1927年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之后才出现，这就是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学术界通常又认为其有上、中、下三层的分别。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立宪派代表资产阶级上层。近年来，一些学者提出新的看法，以为很难区分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上层和中下层，即使存在这种阶层的差别，也与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没有必然的联系，支持革命者不乏所谓的上层，反之，对抗革命者也不乏所谓的中下层。因之，立宪派未必是上层的政治代表，革命派也未必仅代表中下层的利益（杨立强、沈渭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历史研究》1983年第6期）。

林增平在《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一文中，不赞成上述的意见。他指出，社会生活是复杂的，因某些原故或特定社会关系的影响，一定阶级或阶层中若干成员的好恶和政治态度，同他所属阶级或阶层的动态和向背很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是屡见不鲜的。肯定立宪派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是指它的主张纲领或章程、宣言之类，以及它的成员所进行的活动，确属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意愿、要求及其所要实现的任务，而不是以若干上层人士对立宪派所持的态度作为依据。对于革命派代表资产阶级中下层，也应当作如是观（《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大多数学者认为，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力量，它的形成时间应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二十世纪初。

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是在洋务运动期间出现的，洋务企业包括军用工业与民用工业，因之，探讨洋务企业的性质与作用便不能不成为研究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内容。

一些研究者认为，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不从事商品生产，生产目的不在追求利润，它只具有封建性与买办性，不具备资本主义性质。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军用工业是清政府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的产物，并无任何积极的作用：对外它难以“御侮”，对内除镇压人民外，复加重人民负担，“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系：《中国近代经济史》上册）

另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洋务派的军用工业使用新式机器，雇用大量工人，大体上按照西方的机器工厂的组织形式进行生产，已不同于旧有的官营工场手工业。价值规律在生产中起作用，不仅清政府调拨各军营的军火是“计价”的，计价就具有商品的性质，而且各制造局的工人多是自由劳动力的出卖者，即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故其带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是明显的（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夏东元：《略论洋务运动的多边关系》，《社会科学》1982年第9期）。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不否定清政府创办这些军用工业具有镇压人民革命的目的和作用，但是又以为，它在传播西方科学技术，推动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在历次对外战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

以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形式为主体的民用工业，属于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是为学者们的共识。但是，其性质为官僚买办资本主义企业，还是为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研究者却又见智见仁，莫衷一是。

有的研究者认为，官督商办企业体现着“大官僚和大买办的结合”，封建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种反动势力的代理人的结合”。它依附外国资本，压抑私人投资，终究被引上官僚资本主义的道路（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另有研究者虽然也肯定它属早期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并不持完全否定的观点，而认为“早期官僚资本虽一开始就具有反动本质，但也包含着若干进步性因素，就促进民族资本产生来说，进步作用还是主要的”（林增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中华学术论文集》）。还有的研究者以为，官督商办企业一开始便存在着走向官僚资本与走向民族资本两种前途。他们肯定洋务企业具有封建性和垄断性，但是强调它与后来的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封建性和垄断性，不属同一个范畴，不应等量齐观。（汪敬虞：《试论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5期）此外，也有的研究者不认为洋务企业属官僚资本主义企业，而主张称之为“国家资本”。丁日初以为，“叫国家资本比较恰当”，“因为企业所有权属于国家，不是官僚的私产。企业在前一个政府倒台后就被后一个政府所接管”。黄逸平进而补充指出，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在其时同属于民族资本。胡滨、李时岳的观点更为明确：洋务运动时期，“只有一种资本，就是民族资本”，不存在官僚资本和官僚资产阶级（《“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讨论会综述》，《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续辑》）。持这样观点的研究者自然都肯定洋务企业具有“民族性”，即具有促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抵制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积极作用。

第五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文化史的研究

建国以后在“文化革命”以前，近代文化史研究在很长的时间里，涉及的只是一些具体的文化部门，如文学、史学、教育、艺术等，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将文化史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加以总体开拓，则付阙如。八十年代初，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受到了史学界的重视，并迅速形成了一个热门的领域。十多年来，不仅部门文化的研究获得了新的进展，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尤其得到了加强。对近代文化的分期、性质和特点，发展的过程、规律和结构的演变；西学的传播、中西文化的冲撞与融合、文化思潮的演进；不同历史时期和区域性的文化、重要人物的文化思想，社会风习变迁，以及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等等，涉及内容广泛的许多重大课题都作了探讨，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结构变化及特点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说到底，是“中、外、古、今”冲撞与融合的结果。研究者探讨了近代文化的演进历程、结构的变化及特点。

庞朴在《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一文中认为，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依次经历了三个层面的变化：从鸦片战争、经洋务运动，至甲午战争，是在器物上“师夷之长技”的时期；从甲午战争、经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是在制度上进行变法的时期；从辛亥革命，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文化深层进行反思的时期。这是一种较为流行的观点。有的学者对此持异议，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是着力于思想文化方面，但作为器物、制度、思想文化三个阶梯顺序排列，未免机械。事实上，思想文化的变革始终贯穿着近代文化的发展历程，如制度文化变革的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时期，思想文化的变革也是明显的，人们都称之思想解放运动或启蒙运动，既然如此，把它仅定为制度文化的变革就不够全面、准确了。况且制度的变革离不开思想的变革，没有思想变革不可能有制度变革。

龚书铎的《近代中国文化结构的变化》一文认为，直至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文化一词始具有近代的意义，其变化及其使用频率的增加，反映出近代文化本身结构的变化。他认为，文化结构的变化，从横向考察，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文化构成的变化。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封建社会，中国文化是单一的封建文化。在鸦片战争以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除去封建文化之外，还有帝国主义文化、新文化。中国的新文化，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文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无产阶级文化；其次是文化内在结构的变化。随着资产阶级民权、平等思想的提倡和传播，封建纲常伦理支配意识形态一切领域的权威遭到了削弱，“使中国文化结构的核心发生了变化”，哲学、法学、政治理论、教育、史学、文艺、习俗等等，逐渐地以民权、平等为指导思想并为宣传这种思想服务。“文化内在结构的这一质的变化，是近代文化不同于古代文化的一个根本点”；再次是文化的部门结构的变化，它表现为“一是原有学科内容、体系的变革，一是新领域、新学科的兴起”。从文化变化的历史进程即纵向上看，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是中国文化的两大转折，中国文化经历了从师夷长技到中体西用的演变，“甲午战争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文化较为迅速地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体系”，在此之前只是它的准备阶段（《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大出版社1988年版）。龚书铎还将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归纳为以下四点：（一）近代文化是在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互相冲突又会通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二）近代文化的核心是民主与科学；（三）近代文化的发展从一开始就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在一起；（四）近代文化既丰富多样，又肤浅粗糙，没有完整的体系。（《略谈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见同上）

近代社会文化思潮近代中国社会急剧动荡，东西文化冲撞交融，造成了社会思潮跌宕起伏，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

桑咸之的《晚清政治与文化》、胡维革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吴雁南主编的《清末社会思潮》、黎仁凯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潮》等，是研究近代社会思潮的通史性著作。各书不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爱国主义、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实业救国思潮、国粹主义思潮等清末几种重要的思潮都作了具体考察，而且注意从宏观上把握近代社会思潮起伏的历史动因、特点及其内在的规律性，从而在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上，展现了近代社会思潮变迁的全貌。

郑师渠著《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一书，系统考察了以章太炎、刘师培诸人为代表的晚清国粹派和国粹主义思潮崛起的历史机缘，并对国粹派的文化思想，包括文化观、史学思想、伦理思想、经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等作了具体深入的探讨。作者认为：“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崛起，实从一个侧面鲜明地彰显了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变动及其相互交感的时代品格。因此，国粹派及国粹思潮的出现，决非如某些论者所说，是封建地主阶级复古思潮在革命派队伍中的顽强表现；而应当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在传统的学术文化领域的延伸”。对于国粹派及其思潮的历史地位，至少可以指出以下几点：（一）藉中国的历史文化为时代和革命酿造了爱国主义的激情；（二）俗化、历史化孔子与《六经》于思想解放的意义；（三）开创了近代“国故研究之新运动”的先河；（四）提出了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新思路；（五）提出了某些积极的新文化主张。蒋俊、李兴芝的《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汤庭芬的《中国无政府主义研究》和徐善广、柳剑平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史》等书，在详细考察了无政府主义从传入、流传、衰落到破产的全过程基础上，不仅探讨了近代无政府主义在中国兴起的历史条件与思想来源，而且还具体探讨了中国无政府主义与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以及与五四运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等的关系。对中国无政府主义历史地位的判断，各书作者均持分析的态度，注意避免简单化。他们多认为，中国无政府主义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这决定了它与欧洲无政府主义有不尽相同的历史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未传到中国之前，它的影响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后，它才逐渐走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为中国革命的严重障碍。

近代学术思想史近年来，近代学术思想史愈益为学术界所重视，出版的成果渐多。侯外庐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和冯契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上下册），对中国近代学者的思想历程都作了详细和深入的考察。二书是这方面有代表性的系统性著作。

传统学术的核心是儒学。龚书铎的《晚清儒学论略》一文，对晚清儒学的变化作了宏观的探讨。他认为，鸦片战争前的清代儒学，虽承明季之绪而衍变，乾隆后更出现了程朱与陆王之辨，宋学与汉学之争，以及今文经学的复兴等等，但是，这些都是在儒学内部发生的，是儒学内部各派之间的消长兴衰，以及各自地位的竞争，不影响儒学的总体地位。使儒学发生重大变化是在晚清。其间，理学、今文经学、汉学都曾经有过相对的兴盛，但没有形成哪一派独盛的局面。而儒学各派的复兴，也不是由于哪一派比哪一派进步，而是因为“时势”的关系。不论哪一个阶级，或哪一个政治派别，他们都因面对着巨大“变局”而要去应付或改变这种局面，而从儒学某一学派中去寻求思想武器；尽管他们的政治立场和目的很不相同。“儒学各派都趋向于经世致用，包括被指责为空疏的宋学和琐碎的汉学，这是晚清儒学的一个特点”。晚清儒学各派去门户之见，主张调和会通，固然反映了在时代剧变的情势下它本身所具有的调整、适应的能力，同时也表现出儒学的中心正统地位的动摇。而面对西学的冲击，“儒学和西学既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又有着调和会通。儒学和西学的调和会通，是晚清儒学发生重大的变化，也是它的正统地位发生更大动摇的表现”（《近代中国与文化抉择》，北京师大出版社1993年版）。

经学则为儒学的中坚。汤志钧著《近代经学与政治》（中华书局1989年版）一书，原名《近代经学》，虽涉及经学与政治的关系颇多，仍不失为一部有关探讨近代经学史的著作。除导论外，本书共七章：第一章，汉学的复兴；第二章，经学的递变；第三章，经学的锢蔽；第四章，经学的改造；第五章，“旧学”和“新学”；第六章，“革政”和革命；第七章，经学的终结。本书指出：“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情况变了，经学的传统地位没有变；内容变了，经学的形式没有变。”它以为近代经学有以下特点：（一）统治阶级利用经学锢蔽思想，进步的思想家利用经学昌言变革，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思想形态；（二）根据经书立论，拘守经义的情况有所改变。根据社会需要，借用儒经的倾向逐益明显。它与封建时代的经学有别；（三）近代经学继承了前人的经学遗产，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为不同的阶级或阶层服务；（四）近代经学充满斗争，而论战的双方都是以经学为形式。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清代尤其是晚清理学缺乏研究。史革新著《晚清理学研究》，就晚清理学的演变进程、程朱陆王的论辩与调和、汉宋对峙与合流、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理学与西学的冲突及其衰落诸问题，作了有意义的系统的探讨。作者认为，晚清理学处于与宋明和清初不同的历史环境，具有自己的时代特征，这便是讲求“实学”、“实政”，注重“事功”的提倡和“外王”的开掘。在思想理论上，它基本上墨守孔孟程朱的道统学统，无所创新，使其在总体上陷于僵化；其积极方面则在于，理学中的一些思想因素如“格物致知”等，被赋予近代的意义，成为沟通古今和中外思想衔接的桥梁。尤其是“求变”、“务实”的“理学经世”思想较多地强调了向外求知和“开外王”，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宋明理学偏于“内圣”的偏颇，顺应了近代学术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为后来的新儒家反思和改造提供了借鉴。“历史证明，传统儒学单靠自身的力量实行局部的改造和调节，是无法近代化的，只有通过近代的科学民主思想的洗礼，才能使它走出中世纪的深谷”。

一向寂寞的近代史学史研究，近年来却是成果迭出。吴泽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上下册）、张岂之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陈其泰的《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马金科与洪京陵的《中国近代史学发展叙论》、张国抗和杨燕起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学史概要》、胡逢祥和张文建等的《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等，都将近代史学史的研究推向了前进。

第六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社会史的研究

与近代文化史研究一样，近代社会史研究在长期中断后于八十年代重新恢复，并很快成为了近代史研究领域又一个新的热点。

近年来近代社会史研究已涌现了一大批成果，广泛涉及了近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在研究体系上，由个案和专题研究上升到整个社会史研究；在研究对象上，突破了衣食住行等狭义的“社会生活”和病态社会的领域，向着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社团、阶级、社区、城市、现代化、社会心态、灾荒和救济等重要的社会问题的方向发展；在研究方法上，引进了社会学、经济社会学、城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现代化理论等理论与方法，从而使社会史研究由表象描述深入到对社会内在结构功能、社会生活及其社会变迁的探索。

乔志强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史》，是第一部系统探讨近代社会史的通史性著作。著者对社会史作如下的界定：“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不是包罗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现象的历史，而是研究人类有史以来赖以生存并必然结成的社会本身的历史。就是说，有史以来，人们从来不能单个生活而是在人们结成的社会中生活，它本身有其发展变化的历史，这就是社会史，就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或者叫范畴”。史革新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晚清卷》，是第二部相类的通史性著作。资料丰富，论说分明，是上述两书的共同点，但前者分析细腻，后者则突出史的叙述，又各具特色。

专题性研究成果甚多，如行龙的《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桑兵的《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和《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马敏的《官商之间》、虞和平的《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朱英的《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周育民的《中国秘密社会史》、李文海等的《中国近代十大灾荒》，等等，都是较有分量的专著。人口的研究主要是涉及了人口的数量、结构状况、变动过程、社会成因及其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近代的商会及其他社团的研究，广泛涉及了它们的社会属性、内部结构、社会功能以及与政府相互间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会党的研究也超越了传统政治史的范围，而将之视作社会的一种组织和力量来研究，并把哥老会、青红帮等会党与土匪、军阀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分析其共生的社会关系；灾荒史的研究不仅涉及了近代灾荒的危害、成因、清政府的对策等等，而且注意探讨灾荒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动乃至于和中外战争关系等等，较传统的研究有了更加开阔的视野。此外，有关婚姻、家庭、宗教、会党、风习以及社会心态等等方面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第七节　建国后关于近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

帝国主义侵华史建国后中外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帝国主义侵华史。

通过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迫使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从而不断扩大在华权益，这是近代列强侵华的主要方式。因此，有关这方面研究的论著也最多。但人们的研究并不限于列强的政治军事侵略，而且注意到了它们对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侵略更加广泛的领域。同时，由于近代中国遭受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列强彼此间不可避免形成的互相利用和互相争夺的复杂关系，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许多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具体论述了列强在甲午战争后掀起的瓜分中国的狂潮中，以及在镇压义和团运动和干涉辛亥革命的过程中的相互关系与对华政策。当然，列强侵华不是孤立进行的，它是在与中国封建统治阶级逐渐勾结的过程中，将中国社会推向半殖民地的，因此研究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关系的课题就显得更加重要。一些论者通过论述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性人物与外国侵略者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过程，以及通过考察清代外交机构的变迁，都指出了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外国侵略者总是各自寻找代理人作为执行他们意志的工具，这似乎是成了历史的规律。

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中，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

揭露美国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和卿汝楫二卷本的《美国侵华史》。前者重在剖析近百年美国侵华的全过程；后者更注重从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其对华政策的关系上，考察其侵华活动的演进。虽然只写到十九世纪末，但它大量利用美国官方档案，所论独具特色。

揭露英国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佘素的《清季英国侵略西藏史》，集中叙述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英国对西藏地区的侵略过程。余绳武、刘存宽主编的《十九世纪的香港》，征引了大量中外档案和书刊，对十九世纪香港史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内容也包括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蒋孟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牟安世的《中法战争》，则是对英法发动侵华战争的个案研究。

揭露沙俄对华侵略的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主编的四卷本《沙俄侵华史》。其第一卷叙述早期沙俄对中国的武装入侵和《尼布楚条约》、《布连斯奇条约》的订立。第二卷叙述十九世纪中叶沙俄武力并吞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和逼签《瑷珲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经过。第三卷叙述十九世纪下半叶沙俄通过《勘分西北界约记》和《伊犁条约》割占中国西部大片领土及违约侵占帕米尔的经过。第四卷叙述十九世纪末至1917年沙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侵略。

揭露日本对华侵略的著作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该书大量利用了中、日、英文资料，系统考察了日本侵华的全过程，起于1874年日本进犯台湾，止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涉及中日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70年间中日之间发生的所有重大事件皆有论述。戚其章的《甲午战争史》，则是系统研究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的专著。

丁名楠、余绳武等人合著的《帝国主义侵华》，是一部系统研究列强侵华史的著作。其第一卷于1958年出版，第二卷在中断20年后于1986年出版，写到1919年。本书充分利用了中外文资料，是迄今综合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此外还有宓汝成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铁路史》、汪敬虞的《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等。

中外关系史研究除了帝国主义侵华史外，中外关系史研究还涉及了外交史、边界问题、条约及租界问题、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外交机构的变迁以及人物的外交思想等等广阔的领域。

在中美关系方面，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50）》虽重在研究民国时期中美政治、外交关系，但有一个序章，介绍早期中美关系，故实可视为一部通史性著作。吴孟雪的《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百年史》一书，对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起源和确定、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期间的中美法权交涉、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废除和复活等问题，均作了系统考察；在中俄关系方面，吕一燃的《中国西北部边疆史研究》，深入地探讨了中俄西部边界的沿革、管辖和民族问题。刘远图的《早期中俄东段边界研究》，则对中俄东段边界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详尽的考证，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在中英关系方面，余绳武、刘存宽的《十九世纪的香港》，除了记述英国侵占香港的经过外，对19世纪香港的政治制度、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也都有具体的论列。刘蜀永的《从香港史看西方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史学集刊》1991年第2期）一文，在指出英国侵占香港使之成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的同时，也指出：在香港产生了华人商业资产阶级，出现了洪仁玕、王韬、何启、胡礼垣、孙中山等一批具有不同程度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新型知识分子，从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发展变化的角度考察，香港又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输入中国，影响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的窗口，客观上对近代中国社会发展也产生了某种积极的作用。这些研究显然都远远超出了单纯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的范围。

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还有国际间友好交往的一面，长期研究不够，近年来也开始有所发掘。张芝联的《历史上的中法关系》（《历史教学》1980年第3期），介绍了早期法国在文化艺术上向中国学习和近代中国思想家政治家向法国革命传统学习的情况。赵金钰的《辛亥革命前后的日本大陆浪人》（《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也介绍了真诚帮助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日本人宫崎寅藏等。

在外交史方面，程道德主编的《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法》一书，从国际法角度，对列强在华特权、中外多边关系、中日关系、中英关系等许多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被认为多平实之论。在外交机构方面，王立诚著《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分为传统外交体制、洋务体制、清末外交体制改革、民国外交制度等四编，系统论述了在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选拔、培养、任用外交官的人事制度上的变化，勾勒出了近代中国外交制度发展变化的脉络。在租界史方面，费成康的《中国租界史》，对中国各地租界开辟、拓展、收回，以及租界或类似租界的地区等基本情况，逐一加以考察，全面介绍各地及各国租界的土地、法律和行政制度，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专著。

刘培华的《近代中外关系史》（上下册），是一部系统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有代表性的著作。

关于正确把握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实质问题怎样看待近代中国与西方世界关系的实质，是正确把握近代中外关系史必须正视的宏观理论问题。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胡绳在《关于近代中国与世界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落后。中国落后挨打，不断挨打，所以更落后，造成恶性循环。以首先解决近代化问题为突破口来解除这种恶性循环，行不通。必须首先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奋斗完成了这个历史任务，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开辟了广阔道路。他不赞成个别论者所谓帝国主义侵略有助于中国近代化的说法，指出：帝国主义迫使中国对外开放，但他们的掠夺和剥削又使中国贫穷落后，处于没有能力正常地对外开放的地步。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把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变成一个贫穷衰弱的半殖民地国家，在远东造成了一个国际矛盾和斗争的焦点，并成为世界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汪敬虞在《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的实质问题》（《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一文中，不赞成所谓帝国主义在近代中国引进科学技术，促进了中国现代化的观点。他认为，西方科学技术向近代中国的介入，与西方国家对近代中国军事和经济入侵，不仅是同步进行，而且有同一目的。不能认为西方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造成中国的殖民地化，只是由于军事上的侵略、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剥削，而在科学技术上，则是对中国进行帮助，使中国走上现代化道路。西方生产技术的引进，固然引起了中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生，但是并没促进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反，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存在、代表这种势力的外国现代企业在中国的优势地位，始终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现代企业发展的一个障碍，最终压制和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只有中华民族真正觉醒独立自主以后，西方文明才能真正为我所用。

余绳武的《殖民主义思想残余是中西关系史研究的障碍》（《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一文，则对美国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中的某些观点提出批评。《剑桥中国晚清史》认为，清廷要求英使谒见皇帝时行跪拜礼，并限制外商在广州一口贸易，是把西方国家当“藩属”对待，恶化了中英关系，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余文以为这并无根据，跪拜礼是当时中国的宫廷礼节，适用于一切外国来华使节，限广州一口通商主要出于巩固海防的考虑，两者皆与藩属制度无关。《剑桥中国晚清史》歪曲了鸦片战争的起因和性质，也掩盖了鸦片战争后中外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余绳武强调，《剑桥中国晚清史》的失误说明，殖民主义思想残余的存在，是西方学者研究中西关系史的障碍。

第八节　近些年来有关近代史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研究进入了新时期，史学工作者思想解放，对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定论或禁区的一些有关近代史的重大理论问题，也提出了讨论，一时形成了研究中的热点、重点和难点。

关于近代社会性质研究进入八十年代以来，有的研究者对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提出不同的看法，从而引起争论，并由此形成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一些人认为，“半殖民地”指的是国家地位，即丧失了独立，而处于附属国的地位；“半封建”指的是社会形态，即发生了资本主义，但封建剥削制度和封建专制统治仍然保持着。半殖民地的另一半是半独立，半封建的另一半是半资本主义，这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在近代中国，这二者既非同趋，也非同步，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是不恰当的。更多的人则坚持认为，不应把“半殖民地”与“半封建”分割为不相联属的两个范畴，因为二者是同步的、共生的。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成了半殖民地；与此同时，又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使中国变成了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利益，又保护和支持中国封建主义，扼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半封建，又是半封建基础上的半殖民地，两者互相制约，互相依存，共同形成了中国近代社会的特定状态和属性。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界定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完全科学的。

由社会性质的争论，还引出了一场关于“两种趋向”论的争论。有的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使中国从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另一是由于封建经济解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使中国从封建社会变成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二者“在本质上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因而不能把近代中国说成完全沉沦的过程。对此不同意见有两种：一是认为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沉沦的过程。另一些人则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视半殖民地沉沦，半封建为上升，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仍不脱简单化。应当说近代中国殖民地化与半封建化二者都是既有沉沦又有进步，相互交错斗争，呈复杂的关系，沉沦不断阻遏进步，但进步最终战胜了沉沦（李时岳：《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几点思考》，《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关于近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答记者问》，《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林有能：《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再认识——广东史学界的一场争论》，《学术研究》1988年第6期）。关于近代史的基本线索研究这也是近年来争论较激烈的一个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诸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前期争取独立和要求进步的根本道路。据此，他们把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认作近代中国进步潮流发展的“四个阶梯”，是近代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另一种意见，则不同意按照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的线索来论述这个时期历史的进步潮流，认为这三者之间在政治上并无必然的继承关系，其性质是不大相同的。考虑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应制约于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这一中心任务，因而毛泽东所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正确地概括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一派人并不轻视中国近代史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重要性，但认为只有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才是中国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人民解放的正确道路。还有一种意见，则从民族运动的角度阐述近代史的发展线索，对上述两派的观点都有所批评，但又认为毛泽东所说的“两个过程”是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是中国近代史全过程的主干（李时岳：《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历史研究》1980年第1期；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及有关问题》，《历史研究》1984年第4期；章开沅：《民族运动与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历史研究》1984年第3期）。

关于中国近代化问题研究近些年来，不少学者重视从近代化的角度探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但于近代化的概念、进程和特点等问题颇多争议，其中最大的分歧是于近代化的内涵理解不同。一派人认为，近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化。另一派人则不同意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近代化不能脱离中国的实际，不改变半殖民地的社会地位，不解决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压迫和掠夺，近代化就化不起来，而只能是半殖民地的“近代化”。近代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主权而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不仅是中国近代化的应有之义，而且直接为中国实现近代化提供了前提条件。

与近代化问题相关，学者们对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的评价，也产生了争论。关于洋务运动的争论，不同的观点大体有三：一部分学者认为洋务运动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是统治阶级为挽救自身危机而发起的自救运动，它对促进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客观上有某种进步作用，但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起了阻碍作用。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统治下，它不可能引导中国走向完全的资本主义，因而不能将之视作代表近代中国进步运动与近代化的开端。另一部分学者主张以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和从中国近代化总的进程这个角度来考察洋务运动的历史。他们认为，洋务运动既是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者间矛盾的产物，又是中国积极回应世界文明潮流的结果。其主要目的在于反对外国的政治和经济侵略，提倡学习西方，推进近代文明。它是一场地主阶级领导的带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运动，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延缓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因之，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代表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方向。还有一部分学者则主张分阶段评价，认为1880年以前，洋务运动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880年后，当资本主义发展要求变专制为民主以适应它的发展时，洋务运动仍坚持封建专制制度，便因违反历史潮流而失败（李时岳：《中国近代史学科的改造与建设》，《广州研究》1988年第1期；苑书义：《中国近代化历程述略》，《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张海鹏：《中国近代史的“两个过程”论及其指导意义》，《高校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