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接触了珠江大文化圈的一些高论，当代杞人的忧患意识不禁油然而生。根据“理解万岁”的要求，经采用流水帐法，分陈于下。计开：

论者今天提出一个珠江大文化圈，别的地区的论者会不会提出一个哈尔滨大文化圈呢？此外，还会不会有上海大文化圈，成都大文化圈，天津大文化圈，西安大文化圈呢？如果这些大文化圈都纷纷割据，雄霸一方，那么，中国大文化圈将往哪里搁呢？如果所有方言地区，包括北京地区都不卖“普通话”的帐，那么，全国通行的普通话又将往哪里搁呢？一忧也。

由此想到所谓《岭南现代文学史》，不免忐忑于怀。我本是湖北人，出生于江陵，生长、求学、工作于广东，也曾在上海、重庆、延安、华北各地工作有年。今天创珠江大文化圈，明天修《岭南现代文学史》，我既不是岭南人，但长期在广东工作，又长期不在广东工作，那么，我将安身何处呢？二忧也。

我一生的作品，只有区区千万字左右。其中虽然写广东的不少，但是写上海、重庆、延安、华北的也相当多。如果各地都划成文化圈，都写成新文学史，那么，我的作品将被五马分尸，置于各地；还是各地都把我排斥在外，弃之不顾呢？三忧也。

论者认为无产阶级新文学被说成是主潮的说法是片面的。可惜我一生六十六年的新文学活动，除了头几年之外，六十年来都投身在无产阶级新文学运动之中。如果这位论者的看法一旦成为标准计量法，我将被摈弃于以沈从文为规范的主潮之外。四忧也。

论者认为珠江大文化圈的新老文化工作者都是最早接触商品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因此在全国各个文化圈中，在全国新老文化工作者中都是最先进的。可惜这位论者忘了，广东又是一九二五年中国大革命的策源地，广东反抗外来商品经济的侵略是名留青史的。如今只提前者，不提后者，岂非使广东人民千古蒙冤么？五忧也。

论者认为咱们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经济，其实这有欠确切。商品经济并非资本主义所独有，市场经济才是资本主义所独有。咱们现在实行的既非一般所谓商品经济，也不是一般所谓市场经济，而是以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协调为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大家如果受了错误见解的蒙混，就会判断错误、混淆是非。六忧也。

据论者说，南方意识就是个性解放和生存竞争。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口号。回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九年这六年间，我确实还有些个性解放和生存竞争的意识。到一九三〇年，我就懂得，全国人民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分两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共产主义实现的时候，个性才能彻底解放。因此我一九三二年在广州建立了普罗作家同盟，一九三三年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样，我本人缺乏那种所谓南方意识是很明显的。——岂不是要把我排斥在珠江大文化圈之外么？七忧也。

论者又坚持现在中国仍应以个性解放为根本要求。但是我个人认为，现在中国应该以发展经济，战胜贫穷，有计划地做到从温饱水平到小康水平；再由小康水平到中等富裕水平，作为我国人民的根本要求。我个人觉得贫穷的个性解放是没有什么味道的。这样一来，因为我缺乏了南方意识，恐怕很难得到珠江大文化圈的欢心。八忧也。

又据论者明确判断，《一代风流》前两卷是要求个性解放的；后三卷就不要求个性解放，而“跌入了另一种看来似乎崇高，而实则给人的解放以新的束缚的思想樊笼之中。”——即跌入了中国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之中。这显然又违反了南方意识的规范，但是事实如此，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九忧也。

最后，论者又赞美了一位被捧为“天人合一”的作家，说他写的某作品表现了一种临灭亡前的短暂愉悦。可惜具备这种愉悦的人已经像唐三藏那样，飞往西天取经去了。我虽不明白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怎么会有濒临灭亡之感，但也愿附一附骥尾，看一看西方的万花筒，可惜已经来不及了。奈何？十忧也。

说来说去，总离不开个人本位主义的范围。这大概可以跟个性解放和生存竞争攀上一点亲缘吧？哎呀，且住！不再说了。

“二七”大罢工六十七周年纪念日，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