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起源和冲突
中俄两国关系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国向东方扩张和对中国的侵略。原来俄国是一个欧洲国家，自第一个沙皇伊凡四世起，开始派商人、冒险家叶尔马克等人越过乌拉尔征服西伯利亚，进而闯入中国的边疆。至十七世纪后期，沙俄在西伯利亚已站稳脚跟并建立了数十个城寨，其中有1632年在勒拿河上建成的雅库次克，1654年在中国的尼布楚城址兴建了涅尔琴斯克，在黑龙江咽喉所建的阿尔巴津，即雅克萨城址1。
清朝兴起后所辖治的地区，早在元朝已归入中国版图。经过明朝的都司卫所统治，成了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以前，对黑龙江下游和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进行了征剿和招抚。皇太极在此基础上继续扩大对黑龙江中上游及以远地区的经营。天聪八年（1634）首次征伐黑龙江上游，就向率兵的霸奇兰与萨穆什喀晓谕：此行之地人民，“语音与我国同”，攻略时应对他们说：“尔之先世，本皆我一国之人，载籍甚明”1。这一年，居住在精奇里江的达呼尔部首领巴尔达齐率众归服，皇太极把宗室之女嫁他，成为显赫一时的额驸。崇德二年（1637），索伦部首领博穆博果尔也向清朝进贡，两年后叛清，皇太极于崇德四年（1639）发兵将其生擒，攻取了叛军赖以集结的雅克萨、铎陈、阿撒津、多金、兀库尔等城2。崇德七年，皇太极踌躇满志地宣称：“予缵承皇考太祖皇帝之业，嗣位以来，蒙天眷佑，自东北海滨（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3其实这也是故土重归一统。
中俄冲突随着沙俄的入侵而日益激烈。1643年波雅科夫率领沙俄侵略军到了精奇里江（结雅河）支流勃良塔河，比皇太极统一这一地区晚来十年。波雅科夫等人从当地达呼尔人那里了解到达呼尔人是满族的一支，和通古斯人有亲属关系，这些人居住的地区早已从属满族王公和中国皇帝。中国官员经常到此巡视和征税，而沙俄侵略者不顾所到之处人民的反抗和中国的领土主权，仍然艰难地向内地入侵。正是这伙强盗在缺少粮食时，屠杀当地居民，以尸体充饥。1646年他们返回雅库次克，向沙皇报告，大肆宣扬黑龙江地区盛产谷物和貂皮等，“力主占领阿穆尔（黑龙江）地区”4。
1[苏]普·李·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1《清太宗实录》卷21，页14。
2《清太宗实录》卷51，页8—9。
3《清太宗实录》卷61，页3。
4[苏]a·普罗霍罗夫：《关于苏中边界问题》第25页。
从中国边境少数民族的反抗到中俄两国政府间的正面冲突，最典型的是哈巴罗夫的行径。西伯利亚富商哈巴罗夫，带领自己出钱召募的一百五十人左右的队伍，在雅库次克长官的支持下，于1649年侵入到黑龙江，窥探并向当地居民征税。可是恐惧哥萨克的居民逃之一空，留下的少数人又极力反抗，他们不得不撤回到雅库次克。但是沙皇见到他们呈交的皮毛与谷物，却给了他们更大的支持和鼓励，补充了供给与大炮。1650年夏，这伙人再次侵入黑龙江，突袭雅克萨，以为扩大侵略的据点。哈巴罗夫一伙到处烧杀抢掠，当地人民向清廷控诉俄国侵略者：“彻底破坏了我们的土地，把庄稼割掉了，把我们的妻子和孩子抢走了！”请求清政府给予保护。驻守宁古塔（今宁安）章京海色奉命出击，派捕牲翼长希福等率领清军在顺治九年（1652）二月十五日同哈巴罗夫俄军激战于乌扎拉村。清军本来取得了很大胜利，而在攻打俄军据点的关键时刻，海色下令捉活的，不要打死人，结果敌人得到喘息之机，反败为胜，海色因此被处死，希福革职。俄军听说清朝将派来重兵，吓得狼狈而逃。后来沙皇因哈巴罗夫侵华有功，封其为贵族，过了二百年把他侵略据点的一个城堡又命名为哈巴罗夫斯克1。
1654年，斯捷潘诺夫接替哈巴罗夫指挥沙俄侵略军，继续窜犯黑龙江及深入至松花江流域之地。这时既有当地少数民族的反抗，也有训练有素的清军作战。斯捷潘诺夫在呼玛河与黑龙江会流的地方建呼玛城，负隅顽抗。清政府命令固山额真明安达理统率官兵对其征讨，1655年从三月底到四月初，连续发动水陆进攻，击毙数十名俄军后，以粮饷不继撤回。2侵略者劫掠不止，1657年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在松花江与牡丹江会流处包围了俄军，经过交战，打死和活捉二百七十多名匪徒，当场击毙斯捷潘诺夫1。到1660年，黑龙江中下游的沙俄侵略者基本被肃清。
1参见[美]乔治·亚历山大·伦森：《俄国向东方的扩张》。又《清世祖实录》卷68，页24。2《平定罗刹方略》卷1—2。
1《清世祖实录》卷119，页4—5。
第二节 早期俄使来华
俄国使臣来华，最早可追溯到明末。据说伊凡四世曾派哥萨克头目彼特罗甫和雅鲁契甫来北京探察。明穆宗因其没有进贡方物，不予接见。万历四十七年（1619）又有斐德林和曼多夫来华，明神宗谕准通商并希望派遣使者2。迄今尚存明朝致俄国的两封国书3。
清代俄使最早来华的是巴伊科夫使团。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二十日，使团在托博尔斯克接到沙皇训令和致中国皇帝的国书。训令要求他们了解中国人的信仰，国家的财力、兵力，对外战争，城市，贵重首饰、宝石，同中国人通商的可能性及到中国的道路等等情况。五月下旬出发，经过蒙古，至顺治十三年三月十四日到达北京。其先遣之谢伊特库尔·阿勃林与之左路，头一年到达北京之后已返回。一个俄国使团分成两伙。巴伊科夫因纠缠接待礼节及在京行为不端，顺治帝没有接见，当年九月即被打发回去。阿勃林则不但受到顺治帝接见，还得到了丰厚的赠礼4。
但是沙皇没有因巴伊科夫出使失败而受影响，继续主动于1658年10月派伊凡·佩菲利耶夫与阿勃林来华，途经三载到北京。此次为沟通贸易而来，以所带国书“语多不逊”，虽然接受了国书和礼物，但顺治帝没有接见，也没有给沙皇带回清朝的国书。清朝最不满意的是“俄察罕汗两附贸易人至京奏书，然不言边界事”1。
俄国极力追求贸易利益，继续遣使。1668年派阿勃林来华，这是此人第三次衔命，携带毛皮、呢绒、红珊瑚珠、望远镜、自鸣钟等价值四千五百卢布的商品。1669年6月到达北京。康熙帝接见了他们，给予的馈赠和他们自己购买的货物，获四倍以上厚利2。
清朝的注意力是关心边境安全和主权不受侵犯，特别是十七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俄国在东方的势力有所增强，清朝忧虑很多：一是波兰逃犯切尔尼戈夫于1665年占据雅克萨，被沙皇任为该城长官，与占据尼布楚的总管阿尔申斯基互为犄角，构成威胁；二是向贝加尔湖以南扩张，1665年派瓦西列夫和洛夫佐夫强占了中国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所属的楚库柏兴，即色椤格斯克；三是1667年索伦部首领根特木尔率家属及部众叛逃，为沙皇效劳，影响边境安定。尤其是康熙帝，对根特木尔叛逃极为愤怒，特遣使至尼布楚追索其人，还要求俄方派人到北京谈判。1670年尼布楚总管派部下伊格纳季·米洛瓦诺夫等人来华，但奉沙皇密谕不谈根特木尔之事。康熙帝接见了来使，2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上册，第16页。
3[俄]尼古拉·班蒂什—卡缅斯基：《俄中两国外交文献汇编》第20页。4《清世祖实录》卷91，页20—21。
1《清史稿》卷153《邦交志一》。
2[苏]普·季·雅科夫列娃：《1689年第一个俄中条约》。
回程时派人护送到尼布楚，带去致沙皇的信，又提出归还逃人1。
继之来华的俄国高级使臣是外交事务衙门翻译官尼古拉·米列斯库·斯帕法里。1675年3月从莫斯科出发，带领一千五百人的代表团来华。沙皇给他的训令列出十余项任务，主要是寻求扩大贸易。他们绕行西伯利亚，经过伊尔库次克，斯帕法里会见了根特木尔。再至尼布楚，南下嫩江、齐齐哈尔，1676年5月到北京。清朝对他们很重视，想借此解决边境与逃人问题，特命礼部侍郎马喇出迎，但是这个代表团态度傲慢，为礼仪细节，争论不休。尽管如此，康熙帝还是两次接见斯帕法里，向他提出交还根特木尔，而他诡称不知其人。不得已，康熙通过他致书沙皇，“令管束罗刹，毋扰边陲”2。清朝坚持把逃人根特木尔送回，才能与其谈贸易，否则让俄国使臣不必再来3。
1陈复光：《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第18页。
2《清史稿》卷153《邦交志一》。
3《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41页。
第三节 雅克萨之战
雅克萨，满语为河湾之意。中俄关系史上提到的雅克萨城，位于黑龙江上游与讷穆尔河会流的弯曲之处。这里北逾外兴安岭可通雅库次克，东向通黑龙江下游，西向越石勒喀河，近至尼布楚，远达贝加尔湖以南的色楞格斯克，南向一可通额尔古纳河，一可通嫩江，是四面八方必经之地，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中俄为争夺雅克萨而战有深刻的领土要求背景，这座名城最早是中国所属达呼尔人的故乡，“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1。1665年，切尔尼戈夫强占之后，一面假意谈判，一面利用雅克萨深入侵略，建立结雅斯克堡（1678）、西林穆宾斯克和多伦斯克堡（1679）、额尔古纳堡（1681）。康熙帝深刻指出，沙俄侵略者“恃雅克萨城为巢穴，于其四近，耕种渔猎，数扰索伦、赫其、斐雅喀、奇勒尔居民，掠夺人口，俾不得宁外”2。为使这种侵略合法和持久，沙俄公然于1680年将尼布楚变为西伯利亚一个单独督军区，三年以后又成立了雅克萨督军区，加固其工事，召募哥萨克为军，设立农庄，“耕田自给”3。
清朝决心以武力驱逐占据雅克萨沙俄侵略者。康熙帝十三岁（1667）亲政时起就留心于此，研究边疆的山川形胜。康熙二十年平定吴三桂叛乱以后，内地大局稳定，便派理藩院侍郎明爱等向占据雅克萨的俄国军官提出退还所侵多伦禅等地，并调查雅克萨的俄军防务。翌年二月至五月，康熙帝进行第二次东巡，“巡视边疆，远览形胜”，直到宁古塔将军所在地大乌喇（今吉林永吉），泛舟松花江，检阅驻军。秋天下令派副都统郎谈、公彭春率兵往达呼尔地区，以捕鹿为名，“径迫雅克萨城下，勘其居址形势”，回程则详视黑龙江城至额苏里舟行水路及派人往视额苏里通宁古塔的陆路。郎谈等回京说，俄军在雅克萨仅恃木城，发兵三千即可攻取，康熙帝认为此议不妥，又继续调兵、运粮、设驿站等，尤为强调永戍黑龙江，建城驻扎。否则“我进则彼退，我退则彼进，用兵无已，边民不安”4。
在康熙帝主持下，清军打响了雅克萨之战。先是清朝领兵大将都统公彭春向盘踞雅克萨的俄军宣布“谕旨”，提出：“今尔等若撤至雅库地方，以雅库为界，于该地捕貂纳税，不入我界，悉行送还我逃人，我亦将尔属降人送回。”继而警告：“若执迷不悟，仍行顽抗，则大军进剿，定将毁灭雅克萨城，尽除尔众，彼时追悔莫及矣。”1康熙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二日，彭春1何秋涛：《朔方备乘》卷首8，页4。
2《平定罗刹方略》卷1。
3《清圣祖实录》卷115，页20。
4《清圣祖实录》卷119，页7—9。
1《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50—51页。
致书俄军，“罗刹恃巢穴坚固，不肯迁归”。于是三千名清军于二十三日分水陆两路夹营而立，二十四日将神威大将军炮等火器移入前沿阵地。二十五日黎明各路清军发起猛攻，城中俄军一片混乱。俄军头目额里克舍·托尔布津被迫出城投降。清军将其所部官兵及妇女儿童六百余人从雅克萨遣返俄国，把愿意留在中国的巴什里等并妻子及属于中国的逃人共百余人收回。这是第一次雅克萨之战，以清军胜利告终。康熙帝在出巡古北口途中闻讯，不胜欣喜2。
清军将雅克萨城付之一炬，然后撤到黑龙江城（瑷珲）。第二年俄军又在托尔布津率领下返回到雅克萨，依旧址筑城，并获得足够两年用的粮食。萨布素正在墨尔根（嫩江）筑城，康熙帝命他停止筑城，统领乌喇宁古塔兵驰赴黑龙江。二月十三日，帝谕：“今罗刹复回雅克萨，筑城盘踞，若不速行捕剿，势必积粮固守，图之不易。”3为了取得新的胜利，康熙帝除让萨布素带去二千四百余官兵外，又调熟悉地形的副都统郎谈、及班达尔善、马喇参赞军务。康熙要求郎谈如前晓谕俄军：“尔罗刹外国人，贪利弃命，扰我边疆，今大兵复至，当速降，如不降则尽诛之。”清军从黑龙江城出发，六月迫近雅克萨城，采取“凿壕筑垒，四面包围”的战略战术。城内八百余名俄军负隅顽抗，屡次突围，均被击退，伤亡惨重，布尔巴津本人也被击毙。经过五个月的包围，俄军只有一百多人生存，城旦夕可下。这时沙皇派尼基弗尔·文纽科夫和伊万·法沃罗夫星驰来华，“乞撤雅克萨之围”，还说明将有后使来谈判边界问题。康熙帝传令前线萨布素等撤围雅克萨之兵，允许城内俄军任其出入。第二次雅克萨之战，以清军解围而结束1。这次战争为中俄签订《尼布楚条约》创造了条件。
2《康熙起居注》第二册，第1334页。《八旗通志初集·郎谈传》卷153。3《清圣祖实录》卷124，页16。
1《清圣祖实录》卷127，页24。
第四节 中俄第一个条约——《尼布楚条约》
雅克萨之战以前，清朝多次提出逃人、边界和贸易问题一并解决，而俄国一直反应冷淡。文纽科夫率代表团来华后，清朝内阁大学士明珠等与其交涉，又提出解决边界等问题。他们虽故意回避，却已表示等后使来解决。1686年1月30日沙皇正式任命勃良斯克总督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为俄国边界谈判全权大使，尼布楚督军伊凡·叶夫斯塔菲耶维奇·弗拉索夫为副使，并派随行军队一千九百三十八人。沙皇政府给戈洛文的训令提出谈判的最高要求是以黑龙江为界；其次以牛满河、精奇里江为界：最低也要以雅克萨为界。2月5日戈洛文从莫斯科出发，一度杳无音讯，至第二年7月25日，喀尔喀土谢图汗向康熙帝奏报俄使一行始到其境。
康熙二十七年3月3日，清朝组成谈判代表团，为首的是领侍卫内大臣素额图、都统、公、国舅佟国纲，成员有理藩院尚书阿喇尼、左都御史马齐、护军统领马喇及汉官张鹏翮、陈世安。传教士徐日升与张诚为译员。也调动了八旗前锋、护军、火器营兵等八百人随行。行前康熙发表“上谕”，首先回顾沙俄入侵，占地，收纳逃人，引起雅克萨之战；其次指出黑龙江之地扼要，不可不尽取之，逃人悉应向彼索还；最后表示鄂罗斯遵谕而行，即可与之画定疆界，否则不便与彼议和1。
清朝代表团遵旨于5月2日前往色楞格斯克就议，行至喀尔喀遇到噶尔丹叛乱，返回北京。经与俄方商议，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为此清朝第二次组成谈判代表团，成员为索额图、佟国纲、郎谈、班达尔善、萨布素、马喇、温达及译员徐日升、张诚等。索额图向康熙帝请示：“尼布潮、雅克萨既系我属所居地，臣等请如前议，以尼布潮为界。此内诸地皆归我朝。”康熙帝认为可以通融：“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继之为他们调配了二千五百多名官兵同往。清朝这个谈判代表团于康熙二十八年六月十五日抵达尼布楚，俄使戈洛文因忙于镇压贝加尔湖以东蒙古人民的抗俄斗争，拖延至七月初四日才到。
中俄代表团正式谈判是从七月初八日至二十四日（公历8月22日至9月7日）举行。十六天中，双方代表坐在一起谈判只有前两天和最后一天，其余都是会下个别商议。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由于俄方坚持维护其既得利益，设置了一个个障碍，有时几乎陷入破裂。先是会谈一开始，戈洛文就指责清军侵犯了沙皇陛下的国界，既而宣称贝加尔湖周围和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即为沙皇所领有。索额图通过追溯沙皇对华挑衅与入侵，有力地驳斥了对方的无理指责，说明黑龙江一带，沙皇从未领有过，贝加尔海这面所有土地都隶属于中国皇帝。如鄂嫩河、尼布楚皆为我蒙古喀尔喀茂明安等部居住之地，雅克萨为我虞人（猎人）阿尔巴西等居住之地。这些土地上的居民一直1《清圣祖实录》卷135，页14—16。
向中国政府纳税。经过这番交锋都感到只谈过去无济于事，便转到划界标准上了。戈洛文首先提出以黑龙江一直到海为界。索额图认为这把中国领土划了过去，加以拒绝，另提出以勒拿河和贝加尔湖作为国界。戈洛文对此极力反对和诋毁。争来争去，戈洛文仅表示愿把边界划到牛满河，索额图就急于说出应以尼布楚为界，让一大步。而对方仍不接受，谈判陷入危机。为打破僵局，戈洛文以放弃雅克萨为诱饵，清朝谈判代表没有经验，便以最大限度的让步提出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为界。这一方案为俄方接受，从而奠定了双方达成协议的基础。十五日，俄方就此拟定了一个七点条约草案，两天后清朝代表也抛出一个六点条约草案。两者虽大的方面一致，差异仍存在。清朝代表提出“以格尔必齐河及该河河源之高山绵延向东，至诺斯山为两国国界”，俄方对诺斯山的存在和位置提出疑问，不予承认；俄方同意拆毁雅克萨城，却又要求在此地方不受干扰的进行渔猎，等等，又继续谈判和解决。终于在二十四日（1689年9月7日）中俄双方一致同意签订第一个条约，即《中俄尼布楚议界条约》。
《尼布楚条约》的内容，各种文本不完全相同。按正式签字的拉丁文本，主要部分有六条即：一、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格尔必齐河发源处为外兴安岭，此岭直达于海，亦为两国之界：凡岭南一带土地及流入黑龙江大小诸川，应归中国管辖；其岭北一带土地及川流，应归俄国管辖。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又流入黑龙江之额尔古纳河亦为两国之界：河以南诸地尽属中国，河以北诸地尽属俄国。凡在额尔古纳河南岸之墨勒克河口诸房舍，应悉迁移于北岸。
二、俄人在雅克萨所建城障，应即尽行除毁。俄民之居此者，应悉带其物用，尽数迁入俄境。
两国猎户人等，不论因何事故，不得擅越已定边界。若有一、二下贱之人，或因捕猎，或因盗窃，擅自越界者，立即械系，遣送各该国境内官吏，审知案情，当即依法处罚。若十数人越境相聚，或持械捕猎，或杀人劫略，并须报闻两国皇帝，依罪处以死刑。既不以少数人民犯禁而备战，更不以是而至流血。
三、此约订定以前所有一切事情，永作罢论。自两国永好已定之日起，嗣后有逃亡者，各不收纳，并应械系遣还。
四、现在俄民之在中国或华民之在俄国者，悉听如旧。
五、自和约已定之日起，凡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俱得过界往来，并许其贸易互市。
六、和好已定，两国永敦睦谊，自来边境一切争执永予废除，倘各严守约章，争端无自而起。
清朝首席谈判大使索额图在签约后很快就用满文给理藩院和康熙帝发了咨文和题本，报告了《尼布楚条约》的基本内容。所述和满文本条约原文大致相同，而与俄文本出入多些。
总之，《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在平等的谈判基础上所订的第一个条约，其内容基本上体现了两国政府规定的原则，尤其是对俄国更有利，不仅因此得以牢固占有西伯利亚，而且获得了同中国通商的权利。当然由于划分了中俄东段国界，从法律上肯定了中国对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流域的主权，在遏制沙俄侵略上也是有深远意义的。
第五节 俄商来华与《布连斯奇条约》及《恰克图条约》
自《尼布楚条约》签订后，沙俄利用其所带来的和平时期，大力发展了对华商业贸易。那时经常有俄国商队来华，每个商队有数十人到数百人不等。他们携带毛皮之类的货物，到中国换取金、银、锦缎、棉布等，获得巨大利益。1691年以普洛特尼科夫为首的俄国商队来华，售出货物总值七千五百六十二卢布，带回去的中国货物总值达二万三千五百九十一卢布。后来莫洛多伊为首的商队，也以价值五千五百九十二卢布的货物，换回了价值一万二千七百四十五卢布的中国货物1。
沙俄政府以对华商业贸易有利可图，实行垄断制度，派官方代表或地方官员组织商队。1698至1718年，就有十个国家商队到过北京2。沙皇本人有时给商队下达训令，还规定西伯利亚地方当局不得阻挠来华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以此鼓励和推动对华商业贸易，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1697年俄国对华输出货物总值为二十四万卢布，超过俄国对中亚贸易的总值，而所得利润竟高达百分之四十八。1705至1709年彼得·库狄雅柯夫率领的商队，获利多至二十七万卢布。
但是清廷对与沙俄贸易并不感到兴趣：一是俄商带来的毛皮等货物，清朝并不太缺乏和需要；二是俄商在华无礼和行为不端，引起清朝不满；三是清朝更关心的是边界与逃人问题，俄国不愿解决，使清朝降低了与其贸易的主动精神。然而清朝多数时候不是根本断绝与俄国的商业贸易，而是提出一些限制。如康熙三十二年（1693）规定，俄商来华贸易三年一次，每次不得超过二百人，犯禁之物不准交易，到京后住俄罗斯馆，限八十日回国，等等1。五十一年清理藩院致俄西伯利亚总督加加林咨文，不准俄“商务专员”要求由他处理中俄两国商人之间的争端，也不同意破例为其提供沿路食物、栈院等条件，只准许其商队由二百人增至二百二十人，在蒙古境内可走一条近路等2。后来俄国企图使来华商队增至四百人，清朝也未批准。和俄国强烈追求商业利益形成明显对照，清朝把维持商业关系作为解决边界、逃人及安全问题的一项辅助措施。
清朝的愿望在俄国方面也不是绝对没有反响。康熙三十二年（1693）伊兹勃兰德·义杰斯带着沙皇交给的扩大与中国贸易的使命来华，由于回避谈判沙俄对中国西北和蒙古的侵略问题，清朝也拒绝了他提出中国向俄国出口贸易等的要求，这对俄国起了一定的触动作用1。后来康熙帝派遣内阁中书1[苏]卡希克：《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初东西伯利亚的商业》。载《西伯利亚和远东历史问题论文集》。2[法]葛斯顿·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47页，商务印书馆1961年出版中译本。1何秋涛：《朔方备乘》卷12，《俄罗斯馆考》。
2原文见《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上册，第309—313页。1参见《早期中俄关系史》，第42页。
图理琛等出使俄国，进一步增强了俄国对清朝关切边界问题的理解。因为康熙帝先平定了噶尔丹的叛乱，继之其侄策妄阿拉布坦又反清，他们都得到俄国的援助，策妄甚至与俄国结盟，允许沙俄在其境内开矿，沙俄也向其提出领土要求，清朝为孤立策妄，特遣图理琛等至明末从准噶尔原居地迁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土尔扈特部，联络与策妄有深刻矛盾的该部首领阿玉奇汗。自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月出发，五十四年三月返回，图理琛不但见到了阿玉奇汗，向他宣读了康熙帝的敕谕，而且来回受到俄国地方官的殷勤款待，也引起他们的警觉2。土尔扈特部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回归祖国。俄国拖延解决边界问题是认为这更有利。但是由于商业活动受阻，又不能长久拖下去。1719年列夫·伊兹玛依洛夫被沙皇任为“特命大使”寻求组织对华商务关系，清朝提出中俄两国在蒙古方面的边界从未确定过，现在有必要确定这一边界，同时要求由他派代表同清朝使节到西伯利亚总督处交还新近被诱逃到那里的蒙古居民七百余人。他只说把这些问题带回去向沙皇报告。1721年伊兹玛依洛夫的使命失败回国，留下郎克作为商务代办继续谈判。七个月后因俄国迟迟不交还逃人，商务关系中断，他也回国了。继之萨瓦·务拉的思拉维赤伯爵，于1725年8月11日被叶卡捷琳娜任命为“特遣驻华全权大臣”，来华谈判商务和边界问题。此时中俄两国都认为谈判边界问题时机已成熟，除了俄国以此推动商业发展外，中国早就希望制止沙俄新的侵略和维护边境安定，还有两国对准噶尔叛乱的各自想法也是一个因素，即清朝想免除沙俄与叛乱分子结盟，急于希望划定边界，俄国想借清朝的急切愿望趁机为自己谋得更大利益。俄使代表团包括熟悉中国的郎克及地理、植物、数学等方面的专家、医生、教士、军官等人，共有工作人员一百人，护送兵士一千五百人。外交部给萨瓦的训令四十五条，商务部给他训令及秘密条款二十条。总括为四点：一，与中国缔结商约，如中国坚持要先解决边界问题，也应为了重要的商业利益而让步；二，与中国划分边界，应以他绘制的西伯利亚地图为依据，俄国不能放弃贝加尔区、乌丁斯克、色楞格斯克以及尼布楚等地，在东部《尼布楚条约》已划定额尔古纳河为边界，在西部不能同意中国提出的让他们在额尔齐斯河上建筑一个城市，此外，还不应把矿区、特别有价值的土地和战略地点让给中国；三，私逃者及非法逃离中国的人，有的已经送回和正安排送回；四，为传教士要求在北京的居住权利1。1625年10月23日，俄国代表团从彼得堡出发，经过一年的周转到达北京。在北京停留六个月，清雍正帝派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和兵部侍郎图理琛等为代表，与俄使进行了三十多次会谈，就基本问题达成了协议。这就是第一阶段的谈判。
清廷以在北京同外国使节签约无先例，提出中俄谈判代表在色楞格斯克2《清史稿》卷283《图理琛传》。
1[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111页。
附近的布拉河畔进行第二阶段的会谈和签约。到此去的俄使为萨瓦，协助的人员有阔留赤甫、郎克和格拉儒诺甫；清朝派去的是郡王额驸策凌、内大臣伯四格及图理琛。从1627年7月4日至8月27日，双方又经过八次会谈，就中俄中段边界和商业贸易达成了最后协议。9月1日签订了划定中俄中段边界协定的《布连斯奇界约》。11月2日签订了根据上述条件和包括中俄商务等关系方面的《恰克图界约》。中俄《布连斯奇界约》不分条款，主要是阐明划分两国中段疆界的原则，有的做了具体规定，如由沙毕纳依岭起至额尔古纳河为止，其间在迤北一带者，归俄国，在迤南一带者，归中国，有的由不久所订的中俄《阿巴哈依图界约》和《色楞额界约》予以具体划分。《恰克图界约》共十一条，包括边界、商务、逃人、宗教、外交等方面的内容，其中边界方面的第三条基本就是《布连斯奇界约》的翻版。关于商务关系，主要是重申“准其两国通商。既已通商，其人数仍照原定，不得过二百人，每间三年进京一次。除两国通商外，有因在两国交界处所零星贸易者，在色楞额之恰克图、尼布朝之本地方，择好地建盖房屋情愿前往贸易者，准其贸易”。
中俄《布连斯奇界约》和《恰克图界约》是继《尼布楚条约》之后，划分两国中段边界和解决商业、逃人等问题的重要条约，在避免边境冲突和发展贸易等方面都有值得肯定的积极意义。问题是，条约本身对中俄两国是不完全平等的，主要是对俄国更有利，即不但使其恢复了和中国的商业关系，取得了在北京和恰克图的自由贸易权利，就是在边界上也得到了对贝加尔至色楞格斯克和安加拉河一带的控制权，并使俄国的边界延伸到色楞格斯克以南的地区，把原来不属于俄国的土地拿到了手。
自《恰克图界约》签订后，俄国积极发展对华贸易，自1728至1755年，俄国有六批商队来华。在恰克图的边境贸易也很活跃，特别是私商贸易发展尤其迅速。十八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沙俄在恰克图的贸易周转额，每年约有五十万到六十万卢布，进入六十年代即超过百万卢布1。俄国商人获利高达百分之二百至三百。沙俄政府从中亦获巨额税收，1756年贸易额六十九万二千零二十一卢布，收税十五万七千卢布；1759年贸易额一百四十一万七千一百三十卢布，收税二十三万卢布。但是清朝仍对与沙俄贸易不感兴趣，甚至存有戒心。乾隆二年（1736）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提议，禁止俄商来京贸易，从此俄商主要集中于恰克图地方的边境贸易。就是在恰克图，由于沙俄的侵扰和收纳逃人，清朝也经常以停止互市进行制裁，自1728至1793年曾停止十余次，每次数日至十数日。乾隆二十九年（1764），清朝以“私收货税，苦累商人”为由停止了恰克图贸易。三十三年俄使克洛扑夫来京企图与清政府订立商约，或要求俄商再赴北京，均遭拒绝，仅与清朝所派理藩院左侍郎庆桂等缔结了通商章程，签订了《修改恰克图界约第十条》，加强了对1王少平：《中俄恰克图贸易》，载《社会科学战线》1900年第3期。逃人的管束和惩处。从此恢复了恰克图的贸易。五十年，又因俄国隐匿逃人不交正法，停止恰克图贸易，而且严禁大黄茶叶偷运入俄。直至五十六年，才应俄国的恳请重开贸易。这时双方又感到有必要就商业问题进行谈判，于是清朝派库伦办事大臣松筠并副都统普福·贝子逊都布多尔济与俄依尔库次克总管色勒裴特等谈判，签订了中俄《恰克图商约》。此约共五条，主要是恢复恰克图贸易；两国商人货物交易后，即行归结，不复负欠；双方官吏，以和逊相处；两国边民严禁盗窃；两国边地盗窃人命案件，各就近查验，缉获罪犯，会同边界官员审明后，各归本国处理。这一条约，给中俄双方带来了较长时间的安定，并促进了彼此的商业发展。
第六节 俄国传教士的在华活动
俄国传教士的活动，对中俄关系有一定影响。这些活动，首先是教士来华和创造传教条件。俄国人信奉东正教，该教是基督教的一个派别。《尼布楚条约》签订前已有从雅克萨俘获来华的东正教徒，他们被编为镶黄旗佐领。那时清朝康熙帝尊重他们的宗教信仰，在俄人住区赐建一座庙宇供其作礼拜之用。后来住北京的东正教徒把庙宇改为“圣尼古拉教堂”，也称“北馆”，由主教米拉提主持。俄国彼得一世很重视其教士的在华活动，1700年特谕选有名望的教士充任托博尔斯克区的主教，使其在中国和西伯利亚发展教徒，特别是争取中国上自皇帝下至居民对传教事业的支持。1712年来华的俄国商队专员向中国提出派青年传教士来华，接替年老的米拉提主教。后来还是康熙帝主动提出俄国可派教士来华，于是在图理琛出使俄国返回途中，从托博尔斯克带来主教伊拉利昂·列扎伊斯基及教徒七人。从这时起，北京就正式驻有俄国传教士了1。1719年伊兹玛依洛夫来华，经过请求为俄国商人开办教堂，清朝答应给予一块地基修建教堂2。1727年中俄《恰克图界约》明文规定，俄国传教士可由一人，再补充三人，即不但教士团常驻北京合法化，且人数也有所增加。1732年，在俄罗斯馆旁又建立供来华商人们用的教堂，称为“南馆”。后来在南馆内建“奉献节教堂”，俄传教士团来华就住在此馆，由清政府支给部分生活费。自1715至1840年鸦片战争，俄国共有十二届传教士团来北京。
在华的俄国传教士活动，积极方面的是加强了彼此的宗教和文化交流。
中国最先允许俄国派学生随教士团来华学习汉语和满语，个别也有学痘医的。从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到鸦片战争前，俄国先后来华的学生共有三十七人，这是当时其他和中国有关系的国家望尘莫及的。同时清廷为培养俄语翻译人才，在理藩院既设俄罗斯馆，又选八旗官学生二十四人入馆学习。课程主要是俄语，其外也设蒙、藏、拉丁语等课程。五年考试一次，考中一、二等者予八、九品官。有一些在华的俄国传教士和留学生成了著名的学者。图理琛所著《异域录》曾为主教、学者伊拉利昂译为俄文，传入俄国。伊拉利昂回俄后在彼得堡科学院教授汉语和蒙语。教士毕楚林对中国及蒙古、西藏的历史有很高的造诣，写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行世。曾任第九届使团团长的修士大司祭雅金夫·比丘林曾把《西藏志》、《蒙古最初四汗史》、《西藏和青海史》、《北京志》、《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三字经》等译成俄文。比丘林回国后，成为俄国科学院的通讯院士，奠定了俄国汉学的基础。他是著名诗人普希金的朋友，普希金从他那里得知很多有关中国的科学知识和情况。第十一届传教使团的一名学员帕维尔·库尔良德采夫，1832年因1[俄]尼·伊·维谢洛夫斯基：《俄国驻北京传道团史料》第一册，第33页。2[法]加恩：《早期中俄关系史》，第92页。
病回国，带去三十五册《石头记》手抄本，或许是从中国最早传到俄国去的一部《红楼梦》。同届的学员科瓦尼科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所著十篇《中国纪行》，其中第九篇介绍了《石头记》的片断等，引起了文学家别林斯基的注意并给予评述。
俄国传教士在华活动也有不好的一面，那就是有的披着宗教的外衣，为沙俄的侵略扩张效劳。他们在中国搜集军事和政治情报，或作为俄国官方的代表，从事与教士不相称的勾当。沙皇政府给传教士的经费不断增加，他们的地位日益显得重要，传教士团的大司祭往往由和俄国政关系密切的要人担任。俄国政府还利用他们的留学生在理藩院充当翻译的机会，盗窃中国情报。1738年俄国留学生布里亚特人罗索兴因盗去一份详细的中国全图，而获得准尉军衔和每年一百五十卢布的赏金。俄国的一些传教士还和在华的西方耶稣会士取得联系，利用耶稣会士到中国早，知道的中国情况多，从他们那里刺探有关中国的情况。东正教士的这些政治性活动引起清朝的警觉和怀疑，监督俄罗斯馆御史赫庆奏称：“（俄国）在京读书子弟亦不可任其出入，使知内地情形，舆图违禁等物，禁勿售与。”1当然清朝的限制并未完全收到预想的效果。在中国走向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过程中，这些传教士更多的扮演了为沙俄帝国主义侵略服务的角色。
1《朔方备乘》卷12《俄罗斯馆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