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禅与禅宗
禅为梵语，具称禅那，华言曰定，或翻静虑，或思惟修等。禅为佛教三无漏学（戒、定、慧）之一，不仅修出世法者所必学，即修世间法，非禅亦不能入天界。故其种类繁多，大别之有凡夫禅、二乘禅、大乘禅、最上乘禅之分。厌人间苦，欣天界乐，依四禅八定而修得天福者，此凡外禅也。畏生死，求解脱，断烦恼之障，悟我空之理，灰身灭智，直取涅槃者，此声闻，缘觉之二乘禅也。以菩提心为因，大慈悲为本，依一乘教，修三摩提（禅定、三昧），直至二障（烦恼障、所知障）齐断，二空（我空、法空）全彰，不着生死，不住涅槃者，此大乘菩萨所修之禅，亦即如来禅也。以上均名为禅，但不名禅宗之禅。禅宗者何？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修是宗者，虽终日晏坐，不见片刻静相，四时操作，不见一毫动相，兀兀腾腾，圣凡情尽，才一举心，天地悬隔。悟此不假外求，无待修证，人人本具，个个现成者，为最上乘禅，亦曰宗门禅。又有对如来禅言，而称祖师禅者。唯宗门禅方名禅宗，其余不以宗名也。
二、禅宗略史
印度时期：《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有一段记载：“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众皆默然，时惟迦叶尊者，破颜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如今付与摩诃迦叶。’”因是迦叶乃为禅宗初祖。迦叶传阿难，阿难传商那和修，由是祖祖相传，至二十八祖菩提达摩，观震旦多大乘根器，乃航海东来，是为中华初祖。印度自此不传。在此一时期中，因印度不重记载，诸祖行履，难以详悉。今仅知祖师名号及传法偈，载《佛祖心灯》，余不可考。惟有二事切须留意：（一）印度二十八世，均系单传，绝无傍出，祖师于付法后，多即入寂，或不知所终，不若吾华之龙象盈庭，广燃心灯也。（二）禅宗在印度并未离教独立，诸祖虽为禅宗祖师，同时亦为三藏（经、律、论）大德，宗教并宏。其中最著者为十四祖龙树尊者，以一身兼八宗之祖，为佛灭后第二五百年间最杰出者，后世于部派佛教外，得知尚有大乘教义，谓为尊者一人之力，未为过也。
中华时期：《传灯录》载达摩于梁武帝时来中国，由广州至金陵，因与武帝问答不契，遂渡江至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后遇志切求道、立雪断臂之慧可，始传衣法。可传僧燦，燦传道信，信传弘忍，忍传慧能，即六祖也。自达摩至弘忍，授受之际，均以《楞伽经》印心。忍祖以《楞伽》名相繁多，易起分别，乃改付《金刚经》，并戒“衣为争端，止汝勿传”。以上为中华禅宗初期递传之大略情形。吾人必须注意者，禅法传至中国后，虽已单独立宗，但列代付法时，仍以《楞伽》或《金刚》印心，是以禅宗虽称教外别传，实未尝背经臆造，不可不知。
六祖以居士身在黄梅（五祖弘忍处）得法后，即回至广东；但以时机未熟，隐猎人队中甚久。后至广州，因僧论风动幡动，祖略予开示，众僧惊异，祖乃实告，遂即披剃，现比丘相。旋至曹溪开堂说法，大弘即心是佛、悟心成佛之旨。时有曾充黄梅首座之神秀，亦在北方弘禅，惟其法尚渐修，与能祖主顿悟者不同。时人号称南能北秀，俨然对峙；然渐教不久即息，禅宗正统仍以曹溪为归。曹溪法缘极盛，得法弟子四十三人，尤以青原行思、南岳怀让为特出。行思曾充首座，后回江西青原山；怀让事祖十余年后，始回南岳；各扬曹溪宗旨。青原下出一石头希迁，迁传药山惟俨及天皇道悟。俨再传至洞山良价，价传曹山本寂，父子共成曹洞宗。悟传龙潭崇信，信传德山宣鉴，鉴传雪峰义存，存传云门文偃及玄沙师备。偃即云门宗初祖。备三传至法眼文益，即为法眼宗初祖。南岳下得一马祖道一，一传百丈怀海。马祖创丛林，百丈立清规，后世参学禅和得以挂搭安居，而宗风因之大振，二祖之功不可没。海传沩山灵祐及黄檗希运，祐传仰山慧寂，合称沩仰宗。运传临济义玄，即成临济宗。达摩预记之一花五叶，亦有谓即上述之曹洞、云门、法眼、沩仰、临济五宗。至宋时临济门又分出黄龙慧南、杨岐方会二派，故亦有称为五家七派或七宗者。中国禅宗发展至此，已达顶点。
五宗虽同出曹溪，但门庭设施各有不同，曹洞尚回互，沩仰贵邃密，临济主陡彻，其他云门、法眼，亦各立纲宗，不可混乱。五宗成立，以沩仰、临济、曹洞较早，云门次之，法眼最晚。沩仰于唐末即灭，法眼于宋初亦灭，曹洞亦就衰，云门至北宋亦不传，但临济一宗，绵延至宋末，忽臻隆盛。历元、明、清一脉相延，至今不绝者，惟曹洞、临济二宗耳。以上系按五宗血脉，略叙承传，当时与各祖齐名之大德，不知凡几，因其不属五宗法统，均未叙及。晚近太虚大师有言，“中国佛教之特质在禅”，“天下丛林概称禅寺”，“临济子孙遍天下”，皆为佛门公认之事实。中国禅宗发展之盛与其影响中国文化之大且著者，可概见矣。
三、作略（作风）变迁
契理契机为说法要则。宗门尤重机教相扣，否则瞎却眼目。六朝初唐，人之根性较厚，言行一贯，故诸祖应机接物，概用寻常语话，如二祖乞达摩安心，摩云：“将心来，与汝安。”祖云：“觅心了不可得。”摩云：“我与汝安心竟。”即印可付法。三祖见二祖时，问答全同，只将觅心改为觅罪，二祖亦即付法。四祖向三祖求解脱，三祖云：“谁缚汝？”四祖答：“无人缚。”三祖即云：“既无人缚，何更求解？”四祖遂悟，不久亦传衣法。六祖门庭最盛，门下弟子四十余人，平日问答，亦语语坦率，直显心要，有《坛经》可考。再看六代祖师传法偈，皆用地、种、华、生、不、无等字样，望文解义，无非说些缘起性空之理，别无秘奥。故自达摩至六祖一期的宗风，可以“平实”二字概括之。
唐宋之世，文明日进，人事既繁，根器亦杂，倘一律以平实接人，万不足以应群机。具眼师家，不得不另出手法，别立风规，于是除平实言句外，更有所谓机锋转语，问非意测，答出常情，一字迟疑，丧身失命；更有不藉言辞，以动作表示者，如扬眉瞬目，竖拂擎拳，或绘图相，或焚太极，或当面灭烛，或转背呼名，随机施展，殊乏定则，要则剿绝情根，使其当下透脱，狠心辣手，杀活同时。此际善知识如麻似粟，莫不心存佛慈，手提恶棒，作人天之眼目，实救世之医王。后世道眼不明，见地未彻，不自愧悔，妄欲效颦，盲喝瞎打，害己害人者，又岂上来祖师初愿所及料哉！
五代之时，元明之际，频遭乱世，上受异族之统治，下遭儒道之非难，诸大德为法惜身，乃相率入山，韬光匿迹，以全慧命。此时宗门原来作风，如棒喝机锋等，皆不适用。善知识为适应时会，不得不另觅途径，于是参话头之法乃大兴。考此法实开端于六祖。祖告慧明曰：“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此为参话头之第一模范。惟彼时参禅，尚多其他法门，话头一法，犹未普遍采用，直至大慧宗杲、高峰源妙诸师，始专以话头接人。其法择一毫无意义，或半有疑意之语话，而究其所以。因不明所以，乃发起疑情。由大疑深疑，而得大悟深悟。元明来诸大德语录中，均有开示。其最详尽者，厥惟《博山警语》一书。此书上半部详示话头提不起之病，下半部更示话头提得起之病，可称谈话头最彻底之著作，学者不可不读。
后世有谓宗门只重见地，不谈功夫。自话头之法行，禅和子终日趺坐，返闻默照，此种行履，与两晋六朝间之修禅观者何别？达摩单传直指之风，扫地尽矣！讵知法无优劣，契机者胜。唐宋以还，禅侣竞尚超越，一般知解宗徒，学得几句口头禅，到处呵佛骂祖，狂悖已甚。诸大宗师为环境所迫，又不能不展其身手。欲救斯弊，舍话头更有何法？此乃大善知识之慈悲方便，未可执为死法也。与话头稍后兴起者，尚有所谓禅净双修。此法创自永明延寿禅师，亦足以救禅门时弊。其意以参禅未透三关，仍不能免后有（来世转生）；念佛一生净土，可以永不退坠，达摩未来东土时，我国已有安般禅及五门禅，修是法者，得大受用。今于参禅之余，兼修念佛禅观，可谓千稳万当，管保前路无差，正如猛虎戴角。故自《四料简》（延寿禅师所作主张禅净双修的四条偈语）出，诸方响应，习成风尚，贤如中峰、楚石、天如、憨山、红螺诸大德，亦莫不先后效法，念念有词。至是禅宗祖庭，变作净土道场，诚可谓宗门未有之转变；然法眼一脉，为永明寿所从出，亦自此不传，又不能不废然长叹矣。
此外尚有闭关、结茅、拈颂、公案等事，此乃悟后行履，无关祖师作略，兹不备述。
四、三关与教理
《楞严经》云：“理则顿悟，乘悟并销。事非顿除，因次第尽。”故宗门虽传直指，仍有三关之设，所以学人之悟境，即“初关”（亦名当面关）、“重关”（亦名金锁玄关）、“牢关”（亦名末后生死关）是也。然此三关之原理与教乘完全相通，试申述之：菩萨广修福慧，积纪累劫，由资粮位、加行位，证真见道，于一刹那间登初地时，即得根本智，断分别我执。此时根身器界，一齐消落，只见一片平沉，余无别物，适与宗门破初关时，山不见山、水不见水之境界相吻合。再进至第七地，由根本智生后得智，断分别法执，始知运水担柴，尽是自家日用，迎宾接客，全在佛事门中。此与宗门破重关时，山者山，水者水，十方虚空者十方虚空，自他平等，境智不二之境界相吻合。更进自八地乃至十地，断尽俱生二执，圆成一切种智，亲证诸法实相，善别众生根器，具无碍辩，说微妙法，正合宗门破牢关时，唤作大地山河也得，不唤作大地山河也得，照即是寂，寂即是照，提起放下，自在无碍，所作已办，出世为人之时节也。更以各宗之教理证之，修空慧（法性宗）即初关，证唯识（法相宗）即重关，悟圆觉（法界宗）即牢关。再以各家之教相证之，天台之三谛（真谛泯一切，相通初关；俗谛立一切，相通重关；道谛统一切，相通牢关），贤首之法界（理法界通初关，事理法界通重关，事事法界通牢关），性宗之三般若（正体般若通初关，方便般若通重关，究竟般若通牢关），相宗之三自性（了遍计执即空，通初关；明依他起即有，通重关；悟圆成实即空即有，离空离有，通牢关），亦一一与三关之理相合。法门无量，可以三关摄尽，所谓“佛法无多子”，信然。
五、对中国文化之影响
我国自汉武帝崇儒术、黜百家，两千年来之学术思想，一以儒教为中心而无所移易。然此系就表面观之，若细察其内面，士大夫之思想言动，未尝不随其他宗教学说而有所变迁。道教无论矣；其影响最深者，莫如印度佛教之传入，而尤以禅宗为特甚。宋时诸大儒如王安石、苏子瞻、黄山谷等，莫不精究禅理，公开崇佛，甚有帝王如唐宣宗、明太祖亦曾与佛教发生关系，而梁武帝、清世宗更成禅宗作家。西晋以来之政治教化，带有佛教色彩，甚为浓厚；独怪李翱、韩愈辈一面向禅师问道，一面对佛教攻击，实不知其意之所在也。李翱参药山俨曾呈偈述心得，有“云在青天水在瓶”之句。韩愈屡参大颠，亦云：“弟子于侍者边得个入处。”二公对禅宗之仰慕可知。后李翱作《复性书》，主张止情复性，完全根据佛理；但却诋佛家之出家学戒为非中道。不知居家何不可学佛，五戒又何异五常？据此诋佛，诚所谓隔靴搔痒，不值识者一笑。
厥后程伊川、朱紫阳等推源《复性书》，发展而成宋代之理学，不能不谓儒学思想之一大进步；但其排佛之风，亦未稍息。考二程之学，得自周濂溪，濂溪固尝问道于僧寿涯，学禅于黄龙慧南，故其学术渊源，仍不能脱离佛教。朱子初承二程之学，旋复接近丹道，与二程颇多出入，后以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与陆象山形成水火，卒因互争虚伪之道统，而酿成剧烈之党祸，不智孰甚！王阳明遥承象山之学，倡知行合一，以致良知之说，更与禅宗心法相接近，惜其歧视僧侣之习气，未能稍改。梁任公评为既诬孔，且诬佛，而并以自诬，殊为得当。然诸子之立身行事，率能尚礼重气，笃践实履，其高风亮节，足堪法式。千百年来，中国民族著有崇尚节义，爱好和平普遍特性，未始非此儒表佛里之理学养成之。
六、结论
禅宗由印度传来中国后之发展情形，以及中国文化思想所受之影响，已略予说明；尚有不能已于言者，即今后中国佛教对世界之贡献，更不可忽。考佛教自印度向外发展之系统有三：佛灭后五百年间，南向锡兰及暹罗、缅甸发展者，属巴利文系，后世称为南传佛教。自六百年至一千年间，东向中国大陆及朝鲜、日本发展者，成为汉文系佛教。一千年后北向西藏及蒙古发展者，成为藏文系佛教。迄今已波及泰西各国，其来源多由巴利文译出，亦有从藏文、日本文转译者。故西方学者虽已日渐明了于其本有之耶稣教外，尚有更高尚、更圆满之释迦文佛教在。然其研究之对象，仅限于锡兰、中国西藏及日本；而锡兰所传者，乃偏重自了之小乘佛教，中国西藏与日本，虽均属大乘，然一则偏尚禁咒，一则普应通俗，均非佛教之整体。其能和合一切佛法，而以禅为骨干之中国佛教，彼西方学者尚多茫然。昔年太虚大师有鉴于此，曾有世界佛学苑之组织，彼时因未得政府之有力支持、教内之充分协助，以及经费之支绌，人才之缺乏，遂致仅得部分成功。今后应如何继续努力，将此世界惟一之佛法宝藏发掘整理，以转介于圜球各国，使一切人类，得以同被法雨，共饮甘露，以了此一大事因缘，是所望于当今诸大德！
写至此，适读本年（一九五六）三月二十六日“中央日报”东京专讯《禅宗思想再抬头》一则。其文曰：“战后禅宗思想，流行于英、德。德国汉堡大学前校长古尔德博士，在日任教授有年，将禅宗经典多种译成德文，介绍于其国人。其弟子贝隆博士，进一步领导青年，实行坐禅。其他德国各大学教授中，也认禅宗思想为东方哲学的精髓，倡导不遗余力。于弥补德国败降后思想的真空，收效甚巨。英国出席东京战犯审判的哈富雷检察官，返国后首创伦敦佛教协会，也在宣扬禅宗思想。日本原为受禅宗哲学影响最普遍的国家，其武士道精神，系以禅理脱胎而来。但战后思想混乱，遗忘了自己固有法宝，最近禅宗之风，反从欧洲一角吹回。由学习院大学、上智大学、明治大学、早稻田大学、教育大学、驹泽大学德、英、日三国教授，合组集体研究班，以曾于宋代留学我国的日本禅宗祖师道元所著的《正法眼藏》九十五卷，为研究教本，用科学方法，加以检讨。道元哲学，力主思想与行动，必须表里一致。”现代东西学者对禅宗之认识究竟如何，及其致力之道若何？吾人诚未敢遽作评议。但依此篇记载，已知现世向慕禅宗者正大有人在。经云，“功不唐捐”，吾知其必有成也；亦可觇禅宗今后在世界上之发展，殆成为必然之趋势。息灭拜物邪说，导正唯心边见于中道者，其在斯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