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归有光
归有光(1506—1571),字熙甫、开甫,苏州昆山(今属江苏)人。久居震泽湖畔,故自号震川,又因生于昆山项脊泾(今属太仓),乃别号项脊生。出身在书香大族,先世多以文学著称,颇有声望。但他的祖父归绅、父亲归正,却没有功名,读书力田而终。
归有光自幼颖悟,“五六岁即知有紫阳先生,而能读其书”1,“九岁能属文,弱冠尽通‘五经’‘三史’诸书”2。后来师事同县名儒魏校,攻读《史记》、唐宋八大家之文,以及濂、洛、关、闽之说,“浸渍演迤,蔚为大儒”3。二十岁成秀才,以第一名补为苏州府学生员。后以贡生选入南京太学。他还与友人结社会文,常常在昆山马鞍山畔的野鹤轩谈文说史;或读书万峰山,翻阅《大藏经》。他主张为文要重视真感情、真本色,反对模拟剽窃,尤钦佩司马迁与欧阳修的文风,对他们含情不尽的笔法尤为赞赏。虽然归有光伤叹自己不能像司马迁那样可遇奇功伟烈之事,写出感泣鬼神的篇章,但是他以自己的家世和家庭琐事为题材,表达丰富的生活感受。在《项脊轩志》、《女如兰圹志》、《寒花葬志》、《李南楼行状》等散文中,用朴实的笔调,将他早岁丧母、青年丧妻夭子的家庭不幸变故叙述出来,在记述中插入不经意的回忆细节,如泣如诉,悲伤哀戚之情流露无遗,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归有光的这些散文,虽然写琐屑之事,却深得司马迁笔法,于不要紧之处,说不要紧之语,风神疏淡,笔墨寥寥,却如“清庙之瑟,一唱三叹,无意于感人,而欢愉惨恻之思,溢于言语之外”1。如《寒花葬志》,作者回忆十年前逝去的婢女,仅用数十字的篇幅,勾勒三件小事,就把一个天真活泼的小女孩形象生动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感情深挚,使人们对她的不幸早逝表示悲叹。
因而,归有光的散文问世后,以其清新、简洁的文风,深挚的情感,打动着读者的心弦,使那些模拟剽窃、只重形式而不重内容的干涩文风,为之黯然失色。不少学子慕名前来拜他为师,虚心求教。
嘉靖十九年(1540),三十五岁的归有光参加南京乡试,受到主考官张治的欣赏,把他视为国士,拔为第二名举人,期待归有光能更进一尺,早日成为进士。但是归有光自由不拘的文风,并没有受到那些冬烘气十足的秋试会考官的欢迎,屡试不中;他跋涉数万里,先后共赴京考了九次,皆失意而归,以致“仕进之心落然”2。科考的失利,既耗去了归有光的宝贵年华,又招致一些势利之徒的诋毁与嘲笑,尤其是乡里之人,“必加诋毁。自未入试,1归有光:《送王子敬之任建宁序》,《震川先生集》卷十,第222页。按:“紫阳先生”即宋代学者朱熹。
2《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传》。
3《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传》。
1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见归有光:《震川先生集·附录》,第981页。2归有光:《上瞿侍郎书》,《震川先生集》卷六,第125页。
已有毁之者矣;既不第,帘外之人又摘其文毁之”1。
归有光却在多次的不第中反而窥见了科举制的弊端,觉得它让人“驱一世于利禄之中”2,使得为文服从制举八股,徒成僵化,而无情感可言。他还对那些莫辨猥杂,而唯以剽窃为能的文风发出挑战,在嘉定安亭江畔筑庐读书谈道,以一个落寞老儒的身份,大谈八股文风的革新,教授举子科考之艺;编辑唐宋散文,以反对文坛上滥行的“复古派”运动。归有光痛定思痛,标新立异,在老屋荒江畔自成一统,四方来学者竟达数十百人。
归有光在《山舍示学者》一文中告诫学生,要大家“毋事口耳剽窃”,为文要“出乎吾心之理”,“辞达义精”,“本原洞然”3。
自从弘治、正德年间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来,明初“台阁体”的拘板文风得到很大的纠正。后来到嘉靖初年,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继承复古衣钵,以饾饤文字为能事,却不免流于因袭模拟,文风出现华而不实、臃肿浮荡的倾向。针对这一风气,王慎中、唐顺之疾呼学习唐宋散文,重视感情的真挚,强调文章的言之有物,世称“唐宋派”。
归有光积极地投入了文坛上的斗争,加入“唐宋派”的行列,反对王世贞等人认为文章愈古愈好的观点。归有光虽然不是进士,但由于他的文章早已传誉远近,所以显得十分有力。他用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抗衡“复古派”,在授徒的同时,连续写了《女二二圹志》、《亡儿■孙圹志》、《见村楼记》、《筠溪翁传》、《张贞女狱事》、《书郭义官事》等多篇散文,使被“复古派”割断的唐宋散文的优良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
这些散文,质而不俚,生动自然,文从字顺;无论圹志、行状、传记、故事,都能“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穀梁》以厉其气,参之太史以著其洁”;“其畅也,其厉也,其洁也,学者举不能知”,而他却“独深知而自得之”1,一洗“复古派”统治文坛近百年的混浊气氛,以清新和富有真挚感情的文字保持了文学活泼健康的生命。
归有光除以创作实践来为“唐宋派”推波助澜外,他还提出了一些明确的文学主张,以反对王世贞这位“复古派”权威的盲目崇古观点。他在《项思尧文集序》中写道:“盖今世之所谓文者难言矣!未始为古人文学,而苟得一二庸妄人为之巨子,争附合以诋诽前人。韩文公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文章至于宋元诸名家,其力足以追数千载之上而与之颉颃,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2王世贞听后不服,说:“妄诚有之,庸则未敢闻命。”归有光又反驳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3归有光还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复古主张批驳道:“今世相尚以琢句为工,自谓欲追秦、汉,然不过剽窃齐、梁之余,而1《解惑》,《震川先生集》卷十四,第97页。
2《与潘子实书》,《震川先生集》卷七,第149页。
3《震川先生集》卷七,第151页。
1钱谦益:《新刊震川先生文集序》,见《震川先生集》第8页。
2《震川先生集》卷二,第21页。
3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震川先生归有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59页。海内宗之,翕然成风,可谓悼叹耳!”4他认为学习古人固然不错,但要得其神,而不是徒追形式而已,说:“余尝谓观书,若画工之有画耳、目、口、鼻,大、小、肥、瘠,无不似者,而人见之,不以为似也。其必有得其形而不得其神者矣。余之读书也,不敢谓得其神,乃有意于以神求之云。”1归有光还认为作品的艺术标准在于质之美,他说:“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实;欲文之华,莫若德之诚;以文为文,莫若以质为文。”2这些切中时弊的见解,在抵制“复古派”专事模仿剽窃的流俗中,别开生面,起到砥柱中流的作用,闳中肆外,使司马迁与唐宋古文家的朴实文风得到发扬光大。尤其是归有光把他的文风贯注到教授举子业的讲堂中,力图改造八股文,这种扭转文风的巧妙形式与勇气,使后人不得不把他称作为“彼时之豪杰”3,不仅把他的散文举为“明文第一”,4而且把他的八股制艺,譬为“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5。以致唐宋八大家文选,在唐顺之、归有光的崇扬下,“人几等于五经四子”6,文风为之一变。
归有光虽然讲学于荒江老屋,但对民间疾苦并不是漠然视之。他留意于东南水利,关心家乡的农业与民生。怀着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他从“故家野老”处搜采历代有关治理长江下游、钱塘江下游与太湖流域水利的文献7,编写了《三吴水利录》四卷。在这部书中,归有光绘图分析东南水利大势,条陈历代治水经验,并根据自己多年考察所得加以阐发,剖明利弊,认为治吴中之水,宜专力于松江,应当疏其湮塞,“开浚诸水”,“去两岸茭芦,自昆山漫水江迤东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复由跄口入海”1,以解百姓鱼鳖之忧,使境内丰熟富裕。他将这些文献和建议,呈给地方官府,以供他们治水参考。
在抗倭战争中,归有光亦积极地返回昆山城中参加防御,并写下《备倭事略》、《论御倭书》、《上总制书》等,分析敌情,条陈方略,向当局献计献策。后来他还写下《昆山县倭寇始末书》、《海上纪事十四首》等,流露了同仇敌忾的爱国情感。此外,归有光又写了《鲤鱼山》、《郓州行寄友人》、《西王母图序》等诗文,有的记所见灾祸,表达对灾民的同情;有的讥刺权贵、贬斥方士滥行,有的为劳动妇女所受的非人压迫鸣不平。他以经世致用的思想,使自己的作品充满着活跃的生命,而称誉文坛。
嘉靖四十四年(1565),归有光六十岁时考中进士,授浙江长兴县令。
他决心学习古代贤县令,兴利革弊,作一番事业。
归有光上任后,平反死囚犯数十人,避免株累者上百人;每审理案件,4《与沈敬甫书》,《震川先生集》卷七,第869页。
1《尚书别解序》,《震川先生集》卷二,第51页。
2《庄氏二子字说》,《震川先生集》卷二,第84页。
3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58页。
4黄宗羲:《南雷文定》前集卷一《明文案序上》,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第1页。5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民国二十四年世界书局版,第58页。6章学诚:《文史通义·文理》,民国二十四年世界书局版,第58页。7归有光:《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三吴水利录·续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59页。
1归有光:《奉熊分司水利集并论今年水灾事宜书》,《三吴水利录·续录》,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第60—61页。
他都详细调查,把有关妇女、儿童召至案前,细细交谈,把案情审理得清清楚楚。凡鱼肉百姓者,决不姑息;即便上司的命令不符合下情,他亦敢于忤其意而不执行。三年知县任上,“小民安居自如”2。但是这却召来豪强、大吏的不满,隆庆二年(1568),归有光终因得罪豪强和上官,而被调任顺德府(今河北邢台)通判,管理马政,“名为迁,实重抑之”3。对这一不公平的降职,归有光非常愤慨,连上两疏要求辞官,但被朝廷公卿扣压不能上达。归有光抵任后,筑土室一间,整日躲在其中,读书自娱,以示不满。隆庆三年(1569)冬,他赴京入贺万寿节,受到大学士高拱、赵贞吉的荐引,任南京太仆寺丞。后来又被李春芳留在内阁,负责敕房的工作,参修《世宗实录》,身列文学侍从之位。他仕途晚达,十分兴奋,期望自己能借机阅读许多内府秘藏,在学术上获得更深的造诣。但终因劳累过度,在敕房任职仅一年,便身染重病,于隆庆五年正月十三日(1571年2月5日)去世,终年六十六岁。1归有光去世后,他的文学主张和散文成就愈来愈为社会所重视,连他的文坛敌手王世贞也对其表示折服,渐渐改变“复古派”的旧观点。王世贞晚年在给归有光的遗像题赞词道:“千载有公,继韩欧阳;余岂异趋,久而自伤。”2把归有光与韩愈、欧阳修相提并论,给予极高的评价。
归有光的诗文后人辑有《震川先生集》行世,此外,除《三吴水利录》,他尚著有《易经渊旨》、《诸子汇函》、《文章指南》等。
2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见《震川先生集》第981页。3《明史》卷二八七《归有光传》。
1王锡爵:《明太仆寺寺丞归公墓志铭》,《震川先生集·附录》。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震川先生归有光》,第559页。
第二节“公安三袁”
明末文学家有“公安三袁”,即袁宏道与兄宗道、弟中道,为公安派的创始者。
袁宏道袁宏道(1568—1610),初字孺修,改字中郎,号石公、六休,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出身官宦家庭。少年时期生活富裕,在万莹、王辂等名师的教育下,善于诗文。十六岁为诸生,即在城南结文社,自为社长,除攻读八股制义外,倾心诗歌古文,“有声里中”1,社友年三十以下者,皆尊袁宏道为师,“奉其约束,不敢犯”2。二十一岁时中举人,但赴京会试却名落孙山。
“雨过庭花好,开樽亦自幽。不知今夕醉,消得几年愁?一朵新红甲,四筵半白头。久知行乐是,老矣复何求?”3科场的失意,未免使袁宏道颇多自伤不遇之感,他在《花朝即事》等诗中,浩叹孤寂愁闷与落落寡欢。在长兄袁宗道的影响下,袁宏道开始从禅宗中寻求精神寄托,以禅诠儒,豁然大悟。他把自己的心得写成《金屑》,并到麻城拜访李贽,两人说文谈禅,十分相得。李贽称赞他“识力胆力,皆迥绝于世,真英灵男子,可以担荷此一事耳”,并赠诗曰:“诵君《金屑》句,执鞭亦忻慕。早得从君言,不当有《老苦》。”在李贽离经叛道思想的启迪下,袁宏道视野大开,“始知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死于古人语下,一段精光不得披露”。从此,他决心改变诗文创作之风,“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转古人,不为古转。发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1,而卓然独立。
万历二十年(1592),袁宏道中进士,但没有立即被朝廷委派官职。然而仕途之门已入,他多年的愿望总算实现,因此心情舒畅,在家乡石浦河畔,袁宏道时常与亲友相聚,吟诗饮酒,谈禅遨游,悠闲自得。他这时候对文坛上的复古运动已深表不满,认为诗文应当随意而发,不应模拟蹈袭,作茧自缚。在《答李子髯诗》中,袁宏道写道:“若问文章事,应须折此心。”“草昧推何、李,闻知与见知。机轴虽不异,尔雅良足师。后来富文藻,诎理竞修辞。挥斤薄大匠,裹足戒旁歧。模拟成俭狭,莽荡取世讥。直欲凌苏柳,斯言无乃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2在他看来,复古之作不如民间俚曲。
万历二十三年(1595),袁宏道被选为吴县(今属江苏)县令。在任上,他判案果断,与民方便,颇受地方拥戴。然而也招致当道者的不满,加上吏事繁杂,难得清闲,他觉得“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1《明史》卷二八八《袁宏道传》。
2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珂雪斋文集》卷九。
3《花朝即事》,《袁宏道集笺校》卷一,第19页。
1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2《答李子髯》,《袁宏道集笺校》卷二,第81页。
苦万万倍,直牛马不若矣”3。因此,第二年他便托故辞职。
为了消除胸臆的不快,袁宏道离开吴县后并没有立即回乡,而是遍游东南名胜,徜徉于无锡、杭州、绍兴、桐庐、歙县佳山秀水间,与友人陶望龄、潘景升等诗酒酬答,奇文共赏。三个多月,“无一日不游,无一游不乐,无一刻不谈,无一谈不畅”,而且“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4。尤其是当他在杭州读到徐渭遗稿《阙编》时,“不觉惊跃”,“如魇得醒”,为徐渭“恣臆谈谑,了无忌惮”的诗风所倾倒1,从而愈加对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的复古文风表示不满,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主张,要求诗文创作必须“从自己胸臆流出”,写出更多的“本色独造语”2,反对一味追求缺乏真实情感的复古模拟。他抨击复古派笼罩的文坛扼杀了创作的生机,指出秦汉作者与盛唐诗人多变的创作手法才是后人学习的楷模,不然舍本逐末,仅仅以“剿袭模拟,影响步趋”,就会将诗文创作引入死路,流于形式,而起不到诗文言志的作用。袁宏道尖锐地指出,复古派及其末流的拟古之作,犹如“粪里嚼渣,顺口接屁,倚势欺良,如今苏州投靠家人一般。记得几个烂熟故事,便曰博识;用得几个见成字眼,亦曰骚人。计骗杜工部,囤扎李空同,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以是言诗,安得而不诗哉!”3除公开反对复古派末流的文风外,袁宏道还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来推动文体的解放。他写下《逋赋谣》、《竹枝词》等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通俗而清新,隽秀而活泼;又写下《虎丘》、《灵岩》、《湘湖》、《西湖》等数十篇游记,状物抒情,毫无雕饰之弊,“俱从真源中溢出,别开手眼,一扫王、李云雾,天下才人文士始知疏瀹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饰之病”4。
东南游归,袁宏道携眷属暂寓仪征,在这运河孔道与南北文友赋诗谈文,宣传自己的“性灵”说。万历二十六年(1598),起为顺天府(今属北京)教授。次年迁国子监助教。第三年补礼部仪制清吏司主事。
北京毕竟是明朝文化中心所在,袁宏道在京中得以博览公家收藏的丰富图籍,又和谢肇淛、黄辉及兄袁宗道、弟袁中道等结为“葡萄社”,在城西崇国寺品评诗文,论古说今,颇感闲适快乐。他一方面通过广泛阅读、交友讨论,逐渐纠正以前“偏重悟理”,过分强调自我的倾向,“遂一矫而主修,自律甚严,自检甚密,以澹守之,以静凝之”1;另方面,他对复古派末流的批驳也更有力度和深度。袁宏道系统地分析了唐宋诗文的风格,认为:“如元、白、欧、苏,与李、杜、班、马,真足雁行。坡公尤不可及,宏谬谓前无作者。而学语之士,乃以诗不唐、文不汉病之,何异责南威以脂粉,而唾3《沈广乘》,《袁宏道集笺校》卷五,第242页。
4《解脱集之四·尺牍·伯修》,《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第492页。1《徐文长传》,《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九,第715—716页。
2《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第187页。
3《与张幼于书》,《袁宏道集笺校》卷十一,第502页。
4《公安县志·袁宏道传》,转引自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附录甲》,光明书局1935年版,第359页。
1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西施之不能效颦乎!”2他还说:“宋人诗,长于格而短于韵,而其为文,密于持论而疏于用裁。然其中实有超秦汉而绝盛唐者。”3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主张进行了具体的批驳,使文风得以扭转。钱谦益后来在评论袁宏道的影响时,称他推动文风的转变,使诗文创作出现生机,“其功伟矣”4。
万历二十八年(1600),袁宏道因兄宗道去世,乃上《告病疏》请假归。他筑“柳浪馆”于公安城南,终日与少年旧友吟诗作文,寄趣山水。他还游武当山、桃源县等名胜,对接青引黛的大自然发出由衷的赞叹,并且钦慕陶潜能悟彻人生,于长林丰草间寻求自适,“宁乞食而不悔”1。袁宏道在柳浪湖一住就是六年,直至万历三十四年(1606)才返京任职。
袁宏道返京后,究心戏曲、小说研究,他称赞《金瓶梅》、《水浒传》、《四声猿》等作品,认为它们能“意气豪达”,脱去传统窠臼,别开生面。袁宏道著《觞政》,谈论酒文化等,并将嘉靖以来的这些新意盎然的小说、戏曲与儒家经典相提并论,给予高度的评价。不久,袁宏道迁吏部验封司主事,官至吏部考功员外郎。他一度主持陕西乡试,乘兴游嵩山、华山,写下笔墨浑厚蕴藉的游记与诗歌,“极一唱三叹之致”2。
万历三十八年(1610),袁宏道以吏部验封司郎中告归。此时公安正值大水,他卜居沙市,筑砚北楼,以便晚年在此“息影卧游”,游艺诗书,“疏瀹性灵”3。但不久患病不起,竟于九月初六日(10月20日)遽然去世4,终年四十三岁。
袁宏道一生,倡“性灵说”,强调诗文创作的直抒性灵,对荡涤复古派末流的模拟文风起到重要的作用,与其兄宗道、弟中道同称“公安三袁”,为“公安派”的首领。他的诗文有《锦帆集》、《解脱集》、《瓶花斋集》、《潇碧堂集》等,后来集为《袁中郎集》(即《袁宏道集》)。
袁宗道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石浦,生于嘉靖三十九年二月十六日(1560年3月13日)。1为袁宏道之兄。他聪颖早慧,十岁就会写诗,二十岁成秀才。
袁宗道为诗最初学李攀龙、王世贞,不仅熟读,而且认真摹仿。但是他逐渐觉得李、王之诗过于刻板,便怀疑“诗文之道不尽于是”2,乃试图另辟蹊径,以摆脱拘束。二十多岁时,他与乡中文友结社论文,并且沉溺其中,夜以继日,还编刻自己的诗集付梓。后来他得病几死,因而暂时放弃文事,2《冯琢庵师》,《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二,第780、781页。
3《答陶石匮》,《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二,第743页。
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稽勋宏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567页。1袁宏道:《与汤义仍》,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中郎小品》,第页。2袁中道:《吏部验封司郎中中郎先生行状》。
3袁中道:《砚北楼记》,《珂雪斋近集》卷一,上海书局版,第80页。4袁中道:《游居柿录》。
1袁中道:《珂雪斋近集》卷三,《石浦先生传》,第45页。
2《公安县志·袁伯修传》,转引自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附录甲》,第353页。终日静坐修身,或栽花薙草,不问世事。在父亲的数度催逼下,二十七岁时考中进士,并被选为庶吉士。三年后,授翰林院编修。
在翰林院,袁宗道接识了李贽的弟子深有和尚,受其“心性”之说的影响,以禅诠儒,不再谈论道家的养生之道。后来又奉使湖北,逗留家乡,与弟宏道、中道两度赴麻城拜访李贽,求教文章之道。李贽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使袁氏兄弟大受启发,袁宗道最先写文章对复古派的弊端提出批评,他认为诗文应当代表口舌以宣传心意,因而“古文贵达,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不然,只会“摘古人字句入己著作者,是无异缀皮叶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殽核之内”3;辞不达意,言不由衷,虽鸿篇巨裁,也不过是“募缘残溺,盗窃遗矢”而已1。
袁宗道针对李、王复古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观点,提出“汉、唐、宋诸名家,如董、贾、韩、柳、欧、苏、曾、王诸公,及国朝阳明、荆川,皆理充于腹,而文随之,彼何所见乃强赖古人失理耶”的问难,并且反驳道:“沧溟强赖古人无理,而凤洲则不许今人有理,何说乎?”进而一针见血地点明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2为此,袁宗道还特别选中唐以后的白居易、宋人苏轼作为自己的诗文学习榜样,并将书斋取名为“白苏斋”。所写诗文以白、苏平易畅达之风为旨。在他的带动下,宏道、中道继之而起,促成“公安派”的形成。
万历二十二年(1594),袁宗道由湖广返京,不久改任东宫讲官,后官至春坊右庶子。那时,袁宏道也入京任职,中道则寓居北京,他们兄弟三人与谢肇淛等人结“葡萄社”于城西,寄趣诗文,放情山水。袁宗道写下《上方山四记》、《西山五记》等散文,以清润婉妙见称。
袁宗道性喜恬淡,为人文雅谨慎,厌于尘俗之劳。万历二十八年(1600),他决定辞官南归。可是官场的劳悴已使他体虚患病,九月,逝于北京任上,终年四十一岁。
袁宗道为官清廉,死后身无积蓄,全仗门生资助,遗妻方得移榇公安。
他的诗文收入《白苏斋集》。
袁中道袁中道(1570—1624),字小修。也是早慧的才子,十岁便作《黄山赋》、《雪赋》,洋洋五千余言。他爱读佛、道之书,自作注解,飘然有出尘之想。尤其是二十岁左右,曾随兄赴麻城访问李贽,更受佛教出世思想影响,无意科举。他倜傥任侠,“视妻子如鹿豕之相聚,视乡里小人如小人之尾行,而不可与一日居”1,却泛舟江湖,浪迹南北,寄兴于山水诗文。
袁中道为文作诗“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2。所写《游荷叶山居记》、《过真州记》、《游青溪记》、《游灵岩记》等散文,笔墨恣肆,率尔不拘,寄神寄情,快人耳目,富于清幽之趣。3袁宗道:《论文上》,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伯修小品》,第82页。1袁宗道:《论文下》,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伯修小品》,第83页。2袁宗道:《论文下》,见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袁伯修小品》,第83页。1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仪制中道》,第568页。
2《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第187页。
然而袁中道毕竟摆脱不了当时文人向往科举功名的常情,在矛盾之中接连应试,直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才中进士。此时年已四十七岁。他出任徽州府教授,迁国子监博士。后来改派南京礼部主事。天启四年(1624)升任南京吏部郎中。
自从“公安派”树帜文坛后,诗文模拟生硬之弊渐渐得以扭转,但“公安派”末流也出现空疏不实的倾向。袁中道在宗道、宏道去世后,对此有所认识,他在《袁中郎先生全集序》中写道:“至于一二学语者流,粗知趋向,又取先生偶尔率易之语,效颦学步,其究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譬之百花开而荆棘之花亦开,泉水流而粪壤之水亦流。”1因而他对后七子复古文风就不如宗道、宏道的批评来得激烈,并且对“公安派”之弊有所纠偏,提出:“取汉魏三唐诸诗细心研入,合而离,离而复合,不效七子诗,亦不效袁氏少年未定诗,而宛然复传盛唐之诗,则善矣。”2晚年他甚至想烧去自己的作品,以去轻佻浅露。3袁中道升任南京吏部郎中后不久,因病乞休,却逝于官,终年五十五岁。他的诗文有《珂雪斋集》、《游居柿录》、《珂雪斋近集》。
1袁中道:《袁中郎先生全集序》,《袁宏道集笺校》第1712页。
2袁中道:《蔡不暇诗序》,《珂雪斋近集》卷三,第34页。
3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袁仪制中道》,第569页。
第三节钟惺附谭元春
钟惺(1574—1625)字伯敬,号退谷、止公居士4,湖广竟陵(今湖北天门)人。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钟一贯任武进(今属江苏)学训,酷爱诗文。在家庭的影响下,钟惺从小就刻苦学习,研习诗古文辞。他虽然外貌不扬,弱不胜衣,“为人严冷,不喜接俗客”5,却好奇思冥索,勤奋不懈,为诗清秀简隽,情态逼真,早年就有文名。后又师事雷思霈,雷为“公安派”袁宏道的友人,提倡“性灵说”,反对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在雷思霈的熏染下,钟惺也倾向诗歌要表现自我的主张,反对因袭模拟,故而所作诗文,愈加“清绮邃逸”1,自然流畅,“为人所称许”2。
钟惺虽然不爱参加当时盛行的社集活动,但却对诗坛的流弊较为了解,觉得诗风太沉闷无奇;他认为有的诗人抱残守缺,犹宗“后七子”余波,由模拟而流为肤熟,了无生机;有的诗人则承袭“公安派”遗绪,过分强调自我表现,以致演为轻佻、薄俗。为此,钟惺想另辟蹊径,对“后七子”、“公安派”末流进行纠补矫偏。他认为诗坛的这些失弊,主要在于诗人们的学问浅薄,不了解古人,往往“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而不知古人有“幽情单绪”的复杂情感和“孤行静寄于喧杂之中”的深奥之作3,因此,他要阐发古人的幽深孤峭,将其揭之于世,以“发覆指迷”4,开人眼界。
这些看法得到同邑谭元春的响应。谭元春(1586—1637),字友夏,比钟惺小十二岁。谭元春认为写诗要注意文辞的修饰,要精心雕刻,将性灵的复杂幽深表现出来,使之能“常浮出纸上”,“譬如狼烟之上虚空,袅袅然一线耳”5,决不可率直如话,浅薄得毫无诗意诗情。
谭元春善于写诗,风格清丽自然,如《远村》五言云:“投足礼天竺,闲院木石香。有一长眉叟,背手看稻粱。近前果父执,朴野无他肠。随我至我家,不揖径坐床。呼我以小子,语笑皆上皇。见我多童仆,导我凿藕塘。繙案睹陶诗,欣然求数章。何以润我笔,归即献百觞。不然春蚕出,赠我丝衣裳。喜为纵横写,字亦不寻常。与订来往约,年高恐健忘。”1形象生动,语顺气畅,叙情描景,生机盎然。
谭元春既和钟惺意趣相投,亦欲矫正时弊,“自出手眼,别开门户”2,两人乃开始合编诗选,取古人诗歌中纤诡幽渺之作,加以阐扬。经过数年的努力,钟惺、谭元春共同编成了《唐诗归》、《古诗归》,共五十一卷,前者取唐人之诗选辑而成,后者取唐以前之诗选辑而成,合称《诗归》行世。4钟惺:《题跋·题马士珍诗后》,《隐秀轩文》,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04页。5《明史》卷二八八《钟惺传》。
1袁中道:《花雪赋引》,《珂雪斋近集》卷三,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36页。2《诗文集序·隐秀轩集自序》,《隐秀轩文》,第95页。
3《诗归序》,《隐秀轩文》,第72页。
4钟惺:《书牍·与蔡敬夫》,《隐秀轩文》,第211页。
5谭元春:《序·诗归序》,《鹄湾文草》,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39页。1谭元春:《谭友夏合集·远村之一》。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谭解元元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新一版,第570页。《诗归》问世后,犹如在熟俗肤浅的诗坛中吹来了一股“深幽孤峭”之风,令人耳目一新,“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谓之钟谭体”,诗家几乎人手一编,风行各地,被视为作诗的准绳,后来在晚明诗坛上“浸淫三十余年”3,对改变诗风起到重要的影响。
万历三十八年(1610),钟惺考中进士,授行人司行人。次年,他以奉节使臣出使成都;后又出使山东。万历四十三年(1615),再赴贵州,主持乡试。钟惺自编《诗归》,倡幽峭诗风后,为诗也由清绮而转为孤深,遣词用字,力求含蓄隐晦,刻意表达深僻之旨,以树帜诗坛。他在《江行俳体》等诗中,以怪字、险韵来加强诗歌的诙严,如“舟卧梦归醒见水,江行怨泊快看山”等4,未免雕镂太多,僻冷不畅,显得晦涩与佶屈。
谭元春此时的诗风,也趋向怪僻,如《读曲歌》云:“交欢久,贝齿有时落,欢独长在口”等1,不仅生硬陡峭,而且支离破碎,“莫辨阡陌”2,有如游戏。
然而,他们的诗风虽然因刻意别创一格,从纠偏俗浅而流向僻涩,但他们的散文却保持原来的清丽明畅本色。钟惺在每次奉使归来,都写下一些散文,记述沿途风物,如《浣花溪记》、《修觉山记》、《梅花墅记》等,绘景抒情,情景并茂,文采鹰扬,朗朗上口。谭元春也好游佳山秀水,所写《游玄岳记》、《游南岳记》等,亦绘声绘影,一波三折,引人入胜,颇为流畅耐读,与诗风的晦涩迥异。钟惺在谭元春游南岳归来后,为谭的书斋取名为“归岳堂”,以祝贺他外出创作的成就。
后来钟惺迁工部主事,又由北京调往江南,任南京礼部祭祠司主事,迁南京礼部仪制司郎中。
在南京时,钟惺简淡自持,于秦淮河畔租一楼屋,伏案读史至深夜,每有所得辄记之,撰成《史怀》一书,评论古史,“多所发明,有古贤所不逮者”3。
天启初年,钟惺升任福建提学佥事,他在闽中仍倡幽峭诗风,并且参以禅旨,令人莫测高深,有“诗妖”之名。江南张泽、华淑,闽人蔡复一等,倾心附和,把钟惺奉为“深幽孤峭之宗”4。不久,钟惺因丧父,回家守制,竟于天启五年(1625)病逝于家,享年五十二岁。后人将他的诗文辑为《隐秀轩集》。
谭元春在钟惺去世后两年,考中举人。崇祯年间,他活动于南京、苏州、杭州一带,与“复社”名流茅元仪、宋献孺等往还,诗酒唱和,并写下《游乌龙潭》等风格秀雅的散文名篇。崇祯十年(1637),谭元春赴京会试,不幸病死于旅舍1,享年亦五十二岁。他的诗文,后人辑为《谭友夏合集》。钟惺、谭元春,为扭转明末诗坛平俗肤浅流弊,力倡幽峭,诗风亦由清丽而变为僻涩,影响一时,人们因他们都是竟陵人,故称钟谭这一文学流派3同上书,《钟提学惺》,第571页。
4钟惺:《隐秀轩集·江行俳体》。
1谭元春:《谭友夏合集·读曲歌》。
2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谭解元元春》,第572页。
3施蛰存:《晚明二十家小品》,附《钟惺传》,第368页。
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中《钟提学惺》,第570页。
1据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八《谭元春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2347页。为“竟陵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