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丘浚

名重于公卿之间

丘濬（1418—1495），字仲深，号琼台，广东琼山（今属海南）人。父早卒，母李氏教之读书。浚聪颖早慧，过目成诵，年十九为诸生。正统九年，举广东乡试第一。十二年赴京参加会试，不第。入太学而卒业，祭酒萧镃器重丘浚，以为必致大用。景泰五年举进士。廷试当为一甲及第，以策中颇触时讳，遂以貌寝为由改二甲第一，选为庶吉士。濬在馆中，益读未见之书，声名日闻。庶吉士散馆，授翰林编修。濬既官翰林，潜心研读坟典，见闻益广，并究心于本朝典章制度，以经国济世为己任。时两广瑶僮为乱，天顺以来，总兵颜彪、都御史叶盛讨之不能平。成化元年，都督同知赵辅，右佥都御史韩雍往代彪、盛。丘浚奏记于大学士李贤，言瑶僮之乱在广东宜行驱逐，在广西宜行围困。当屯兵于瑶僮的巢穴大藤峡，蹂践瑶僮所种禾稼，使之无收，再切断其他粮食来源，困其一二年，则可剿灭之。李贤善其言，将丘浚谋划之策献诸朝。宪宗诏录其策以示诸将，人咸是之。韩雍采纳其直攻腹心大藤峡的建议，拟定了速战速决的战术，获得胜利。自是丘濬之名遂重于公卿之间。濬任编修九年秩满，升侍讲。与修《英宗实录》，充纂修官。丘濬秉史笔，为于谦澄清不实之词，“或谓少保于谦之死，当著其不轨。公曰：‘乙巳之变，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挟私怨，诬其不轨，是岂可信哉？’众以为然，功过皆从实书之”1。又为前工部尚书江渊洗雪，“执笔者谓黄竑易储之奏，出前工部尚书江渊，馆臣多以为然。公独曰：‘闻当时竑教其兄为此，觊免死耳。且广西书奏用土产纸，易辨也。’索其奏验之，果广西纸，众乃服。”书成，进侍讲学士。濬预经筵充讲官，音吐洪畅，讲对称旨，宪宗嘉悦。旋撰《续通鉴纲目》，书成，授翰林学士。

《大学衍义补》成化十三年（1477），丘濬迁国子监祭酒。濬在任经筵讲官时，萌发了纂写《大学衍义补》的愿望。《大学》原为《礼记》中的一个章节，宋洛闽诸儒特为表彰，渐独立为书，南宋真德秀征引经训，参证史事，旁采先儒之论，复以己意发明之，撰《大学衍义》。丘濬以其书“有格物致知之要，诚意正心之要，修身之要，齐家之要，而于治国平天下之要阙焉。”2于是发愿续补其阙，既官祭酒，无政事之劳，于是着手撰述。仿真德秀原书体例，“采辑五经诸史百氏之言，补其阙略，以为治国平天下之要。立为十二目，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固邦本，曰制国用，曰明礼乐，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备规制，曰慎刑宪，曰严武备，曰柔远方，曰成功化。又于各目之中，分为条件，凡一百十有九，共为书一百六十卷。补前书一卷，目录三卷，总一1何乔新：《何文肃公集》卷三○《文庄丘公墓志铭》。下引江渊事同。2《丘文庄公文集》卷一《进大学衍义补奏》。下引同。

百六十四卷，名之曰《大学衍义补》，所以补德秀前书之阙也。”宋理宗口头上崇慕道学，而实际上纵情声色，以致权臣外戚，交煽为奸，真德秀撰《大学衍义》，就是针对理宗虚伪的政治道德，他想通过该书，提醒统治者要正心诚意，不能对圣人之言虚与委蛇，故其书侧重强调修身，“而不出乎身家之外”。丘濬以其书所衍之义大而简，于是在补阙时侧重实际政事，丘濬指出了两书之关系，“其详其简，各惟其宜，若合二书言之，前书其体，此书其用也。”丘濬在祭酒任上，专意撰述，阅十年而书成。

孝宗嗣位，丘濬乃表上其书，皇帝奖谕有加，诏誊副本发福建布政使司付书坊刊行。濬乃特进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弘治元年，诏修《宪宗实录》，濬为副总裁官，四年书成，加太子太保。旋命其兼文渊阁大学士，入阁预机务。明代以尚书入阁者自丘濬始。既入阁，丘濬进奏孝宗，表示要选择《大学衍义补》中可以付诸施行的部分内容，请皇帝省览。丘濬看到明朝成化以来的各种社会弊病，孝宗嗣位之初曾加以革除，但不久旧弊又循然而生。要统治者振作更始并非易事。丘在奏疏中仔细地作了说明。他说这些主张“非若郑康成之训经义泛滥无益也，非是王安石之假经言纷更变乱也”1，希望朝廷予以重视。丘濬表示，从前在国子监任职，只能写书而无法使之施行，现在身在内阁，正是施行《大学衍义补》中治国平天下之策的时候了。丘濬表示要陆续奏进治国方略，请求皇帝审阅后，“赐御札批下，会同内阁一二儒臣斟酌处置，拟为圣旨”，传命有关衙门执行。孝宗答旨，“卿欲有言，具奏来看”。丘濬奏进了哪些方略，史无明载，丘濬留下的文集中，亦不详记载。证之于《大学衍义补》，丘濬所进，大略有帝王仁政、官制、选举、兵制、土地赋役、盐法、海运、常平、货币等内容。总的看来，丘濬所论，大抵都没有在明朝的实际政策中产生影响。孝宗时，无论选举、官制、盐法、土地赋役都出现了种种弊端，亟待改革，推陈出新。而在各地实际执行的政策中，已经或多或少地有了一些变化，如官制中内阁之权趋重，选举中三途畸轻畸重，赋役制度的均徭法，九等户制的划分等等。而上述变化在《大学衍义补》中没有它们应有的位置和应该得到的估价。濬经科举入仕后径官翰林，以至入阁，未尝一历地方之任，对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商品经济较为发达的江南均无直接体验，丘濬的知识限于从书本到书本，至多也不过征询于来京的官员，故其所论不免有迂阔而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如丘濬的海运之议，受到嘉靖、隆庆时被誉为才臣的万恭的批评。又如官制之议，丘濬既颂扬太祖罢相以来的体制，却又要求公孤等官要名副其实地具有责任和义务，这完全背离了明朝的政治现实。至于仿周礼而要求户部掌教化百姓等论，皆不过以复古为高，殊属可笑。丘濬奏呈的意见大约皆窒碍难行，故并未对当时的政策发生具体的影响。

弘治五年（1492），丘濬上疏言经籍图书之事。他十分强调经籍图书的重要性，故而《大学衍义补》中有“广图籍之储”的条目。丘濬认为，图籍中保存了古今帝王丰富的统治经验和臣民必须遵从统治的道德规范，具有极高的政治价值。同时图籍记载了国家的山川、人物、风俗、物产和朝廷礼乐刑政的演变和发展。这些精神文化财富是十分珍贵的，“今赖（其）知古，后赖知今者也”1。丘濬请求朝廷对经籍图书要给予充分的注意和爱护。他陈1《丘文庄公文集》卷一《欲择大学衍义补中要务上献奏》。下引同。

1《丘文庄公文集》何乔远撰传。下引同。

述了太祖在建国过程中就注意访求遗书，“既平元都，得其馆阁秘藏，又广购于民间，没入于罪籍”。2故明初图籍储存不减前代，为一时盛况。迄至太宗，虽急于经营北京和北部边疆，“犹聚众千百纂集《永乐大典》，以备考究”。丘濬列举了当前经籍图书保存中出现的种种严重问题，单说现今内阁所收藏的经籍与永乐时内阁的《文渊阁书目》相比较，已“不能十一”。又近“十年，在内未闻考较，在外未闻购求”，如不采取措施拯救尚存的经籍，将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丘濬奏请加强典籍的管理工作，自学士而下，至于专司其职的翰林典籍各官，要积极清理现存图书，访求所缺，珍贵的图籍，务必抄誊正副，“使一书而存数本”，分别藏于内阁、国子监、南京国子监。各藏书之处要加强管理和保护，防止遗失和虫蛀湿坏等。丘濬还特别注意对重要档案文件的保存，建议在文渊阁近地别建库房，“不用木植，但用砖石，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干系国家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于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行礼仪注、前朝遗文旧事，与凡内府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3。又“内外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不许擅开”。孝宗嘉纳丘濬所请，并立即下诏访求遗书。在丘濬的影响下，孝宗颇为重视图籍和档案，史载孝宗甚重《永乐大典》，召对廷臣之暇，必置此书于案，反复阅读。孝宗还“亲洒宸翰，识以御宝”，从《永乐大典》中抄出世人所未见的医学秘方，“赐太医院使臣王圣济、殿内臣宠，盖欲推之，以福海内也”1。流风所及，世宗在位，遂令将《永乐大典》誊抄一份，以利保存。孝宗在位，朝廷政治状况较成化时大有改善，被誉为中兴之主，这当然与丘浚等一批富于学行的士大夫的辅佐是分不开的。

力矫世弊英宗以降，皇帝和大臣面议政事渐成旷典，皇帝和臣民都是通过题奏文书的奏进和批答来交通消息的。皇帝深居宫中，易受宦官的影响，时太监李广以符箓祷祀蛊惑孝宗，广于是肆为奸利，矫旨授传奉官，擅夺畿内民田，奏讨盐利等。丘浚忧之，乃以星变为言，提醒孝宗保持即位之初的良好政治，杜绝弊政。丘浚要求皇帝警惕天变，“宜体上天仁爱，念祖宗基业，修德以立本，清心以应务，谨好尚，节财贿，公任用，禁私谒，厘革庶政”2。并列举二十二种时弊，其疏将近万言。孝宗嘉纳其奏，却未能尽行其言。

六年，大计天下官吏，吏部尚书王恕奏黜两千人。其中有许多是刚刚上任的官员，他们因其前任留下的问题受累而被降黜。这种现象颇不合理，使良莠混同。丘浚在阁中，借调旨之权，保留了九十多人的职务。王恕对此大为不满，屡争不得，乃至求罢。丘浚宣言于人，谓王恕所行不合国家典制，讽示王恕纠正，二人遂至有隙。适太医院刘文泰疏讦王恕失职诸事，恕竟因是而被免职。文泰常出入丘浚家，言者遂谓文泰疏稿出自丘浚之手，王恕与丘浚益不相能。舆论于浚颇有微词。丘浚在位，力矫世弊，居国子监及主乡会试，痛抑诸生险怪之文。言官言事矫激过当，丘浚毫不宽假，面折其过。2《春明梦余录》卷十三。下引同。

3《春明梦余录》卷十二。下引同。

1《酌中志》卷十八《内板经书纪略》。

2《丘文庄公文集》何乔远撰传。

因此丘浚结怨甚多，操纵舆论的某些言官乃乘刘文泰事件之波，摘丘浚诗句，攻为不经之作，劾其不可居相位云云，孝宗不问。

学不阿世弘治七年（1494），丘浚加少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时丘浚因目疾已免朝参，及是右目失明，然性嗜学，虽老疾，披览经籍不辍。丘浚为学，不趋时骛。明代理学大师吴与弼一意在“用敬”上下功夫，要求自己“终日无遽言疾色”1，甚至宣扬说，只要衣冠整肃，言动端正，以礼自持，虽不读书，亦渐有长进。更可笑的是吴与弼以梦见孔子、朱熹而自得，以为修养到家了。英宗征之入京，吴说了一大堆套话，于政事无补，其人徒有虚誉而已。丘浚一点也不盲目崇拜这些所谓的宗师，吴与弼门下高足陈献章征召来京，丘浚与谈，两人旨趣相去甚远。丘浚沮其留用，献章辞疾归乡。丘浚学不阿世，其议论颇与人殊，如料岳飞未必能恢复北方。历代史笔以忠君报国颂扬岳飞，北伐前途如何，大抵皆顺岳武穆之志，必直捣敌巢，痛饮黄龙，迎回二帝，必雪靖康之耻。然而仔细地分析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高宗以藩支入继大统，意在偏安求存，南宋虽在南方建立，有宋一代的诸种弊政，无所改造，要战胜金国，谈何容易。大家都颂扬岳飞，丘浚却料岳飞未必能成功，违乖众意，招来士大夫对丘浚的反感。关于秦桧，世人独责之而不责高宗，丘浚疾世人之浅薄，他指出，高宗非幼弱昏昧之主，秦桧非承其意旨，决不敢杀其大将。丘浚在咏史的诗作中，指出高宗应对岳飞之死负责。秦桧秉承高宗的私意，奉行投降苟安一隅之策，杀死一意北伐的岳飞，秦桧之于高宗，当然是有功之臣。丘浚言秦桧之功云云完全是弦外有音。

丘浚为官清廉介直，历官四十年，惟置一园。所居东城私第，面积狭窄，地势低下潮湿，丘浚虽官内阁，居之不易。弘治八年（1495），卒于任上，年七十六。赠太傅，谥文庄。丘浚学问赡博，时人称其著述之富，为开国以来第一。其主要著述有《大学衍义补》、《家礼仪节》、《世史正纲》、《朱子学的》、《重编琼台会稿》等。

1《明儒学案》卷一《吴康斋先生语录》。

第二节李东阳

在明朝，少年时代便显露才华而后成为大官僚的人不多，成为大官僚又成为文坛领袖的人就更少。李东阳却走过了一条神童—学士—首辅—文坛领袖的道路，这是其独特的人生之路。

从学士至首辅李东阳（1447—1516），字宾之，号西涯。西涯是北京海子的一个地名。李氏祖籍湖广茶陵（今属湖南），后迁居京师。1祖父李允兴在京师服兵役，后居于此。李东阳生于京师，以西涯为号，说明他对祖父的感情很深。

李东阳自幼即能写直径一尺的大字，因而名声大振，在四岁、六岁、八岁时三次被召入宫中，这多少得利于身处天子脚下。因其年幼矮小，过殿阁需要内侍搀扶。内侍嘲笑道：“神童脚短。”李东阳随声应道：“天子门高。”一次，他和另一位很有才华的童子程敏政同时被召见，皇帝出了一联：“螃蟹浑身甲胄”，程敏政对曰：“凤凰遍体文章”，李东阳对曰：“蜘蛛满腹经纶”，都很贴切工整，且有味道。有人说，后来程敏政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李东阳当了首辅，都兆于他们所对下联。1这种宿命的立论固然荒谬，但李东阳在官场上确实要自如得多。

在京师的庠学读了几年书，天顺八年（1464），十八岁的李东阳高中二甲传胪（二甲第一名），选为庶吉士。解馆后，授翰林院编修。成化十年（1474），升侍讲兼詹事府左庶子，十九年升侍讲学士。编修是正七品官，侍讲是正六品官，侍讲学士是从五品官，十九年中，品秩只升三级。地位显贵和初期升迁缓慢是明代翰林院官的两个特点。李东阳幸运的是，升侍讲学士后的第二年，被选为东宫讲官。受知于皇储和受知于皇帝一样，是进身的重要阶梯。成化二十二年（1486）底，李东阳的父亲李淳病故，他依制守孝。一年以后，即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为修实录，吏部题，将在京住坐的纂修誊录官员移文行取。李东阳上一道奏疏声称右股及足为寒湿所侵，行步艰难，不便鞍马，需要在家暂行调理。是否真的有病，以及病情是否如此严重，暂且不说，上了这道奏疏，他终于争取到了三年守丧。这或许正是他的本来目的。弘治二年（1489），李东阳被起用，任左庶子兼侍讲学士。弘治四年（1491），因参与纂修《宪宗实录》，升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职，掌翰林院事。这时，他的官品和实际地位都有了较大的提升。

弘治五年（1492）到六年，各地相继发生旱灾。大臣们应诏进言，其中，李东阳的《应诏陈言奏》颇有些新意。他摘录《孟子》中的十条语录，即“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诗》云：‘经始勿亟，庶民子来’”，“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仁政必自经界始”，“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省刑罚”，“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1焦竑：《玉堂丛语》卷七《夙惠》。

立于其朝矣”，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一加以解说。1这份奏疏中确有空泛之言，但也相当尖锐地提出不少实际问题。如关于成化朝时盛行、弘治朝以来欲革未革的斋醮：“若斋醮之事，诳诞尤多，累月经时，幸亏一中。偶获者有赏，而不效者无刑，徒费赀财，复伤政体。..请断自今日，凡事关祈祷，上涉于天，以经咒干赏赉者，并加斥绝，永不为太平圣治之累。”

关于农林渔业的萧条：“今天下民穷财尽，其势已极。始以三者言之：山东诸府，谷麦所宜，草根树皮掘食殆尽，继以人肉；荆沔诸府，鱼产极富，水竭鱼荒，河泊岁课，多所折纳；易州诸处，柴炭所需，林木已空，渐出关外一二百里。其他赋税大抵皆然。天下之地，无一处而不贫；万物之利，无一物而不尽。”

关于兼并问题：“臣窃见畿甸等处，奸民恶党，竞指空闲田地以投献为名。藩王世家，则行陈乞，每有赐予，动数百顷。得请之后，标立界至，包罗村落，发掘坟墓，诉讼之牒，缠绵数月；冤号之声，震动远迩。往年固有聚众持刀殴杀内使者。民心既失，国体又亏，上下之间，两无所益。”

关于滥用刑罚：“在外诸司或倚法立威，笞杖之罪往往至死，补立卷案，旁引医证，纵令事觉，不过以公还职，于是棰人重者为能吏，杀人多者为好官，习俗相承，日以弥甚。夫梃之与刃，刃之与政，其杀皆同。以极轻之刑，置之不可更生之地，伤天地之和，坏国家之法，莫有大于此者。”

关于官僚之间挟私相攻：“乃有或经按问，或经考核，或经纠劾，或经参驳，肆诋毁之辞，为报复之计。此风既行，渐不可长。况其所奏，多涉诬罔，上烦圣听，下骇物情，非圣世所宜有也。”

在李东阳议政的文字中，这份奏疏是代表作之一，他的“满腹经纶”在此有了生动体现。孝宗对他的这一番言论十分称赏。恰首辅徐溥等说，起草诏敕繁剧，宜有专人领其事。李东阳自然是最佳人选。弘治七年（1494），李东阳升为礼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专典诰敕，虽还没有进入内阁，却已跻身于上层官僚的行列。自此以后，朝廷的重要文字，多出于他手。

次年，李东阳以本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当时已在内阁的有徐溥和刘健，与他一起拜为阁臣的有谢迁，都是一时名臣。几年之后，徐溥因眼病致仕，在内阁者刘、李、谢三人，李东阳为次辅。这是“三杨”之后，内阁威望再度提高的一个时期。三人各有特长，按当时的话来说：“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1弘治年间的著名部院大臣，如吏部尚书倪岳、礼部尚书傅瀚、兵部尚书刘大夏、刑部尚书闵珪、工部尚书曾鉴、左都御史戴珊等人，都是天顺八年进士。李东阳为人又较平和，他与朝中大臣的关系更为密切。

弘治十一年（1498），李东阳晋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

他借清宁宫灾，对一些流行的言论进行批驳：“或以天道茫昧，变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说；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虑，此乃误国之言；或以斋醮祈祷为弭灾，此乃邪妄之术；或以纵囚释罪为修德，此乃姑息之谋。”2显然，他重视舆论，而且很敏感。

弘治十二年为会试之年。大约四十年前的两位神童，李东阳和程敏政同1李东阳：《文前稿》卷十九《应诏陈言奏》。

1《明史》卷一八一《谢迁传》。

2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为主考。这本来可用来点缀盛世的，谁知发生了一起不幸事件：某给事中弹劾程敏政向江南才子唐寅和举人徐经漏泄试题。受命重新校阅试卷时，李东阳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把唐、徐两人排除在外。但言官不肯罢休，直到唐寅黜为吏，程敏政致仕。李东阳不取唐、徐二人，正是为了避免这一结局。既不能力辩同僚之诬，也不肯落井下石，大概就是李东阳的风格。

李东阳的另一份重要的疏章写于弘治十七年（1504）。因重建曲阜孔庙成，他奉命前往祀祭。来往途中，他看到“天津一路，夏麦已枯，秋禾未种，挽舟者无完衣，荷锄者有菜色”。他听说“江南、浙东流亡载道，户口消耗，军伍空虚，库无旬日之储，官缺累岁之俸”。人们在议论国家的各种弊端。而李东阳认为，最严重的问题是：“闾阎之情，郡县不得而知也。郡县之情，庙堂不得而知也。庙堂之情，九重亦不得而知也。”1上下隔绝，弊端是很难纠正的。孝宗称赞他“所言深切时弊，足见忧国至意”2。

孝宗还能容人言过，特别是对辅弼大臣很客气，君臣之间关系平稳。孝宗一死，形势即大变。李东阳的自我保护意识较强，这使他能够适应新的环境，也引起了同时代的人和后人对他为人的极大争议。

勉力撑持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孝宗去世，朱厚照即位，是为武宗。三位顾命大臣再次加以荣衔，已是少师兼太子太师的刘健加左柱国，李东阳和谢迁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柱国。在这表面尊崇的同时，内廷和外廷对于权力的争夺正在激烈地进行。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以刘瑾为首的宦官集团和以刘健为首的官僚集团，都拼命对皇帝施加影响，以求得对局势的控制。

在正德元年（1506）十月以前，李东阳都是与刘健、谢迁站在一起，试图阻止宦官用事。二月，他们谈论盐法之坏极矣，又疏陈政令十失。六月，他们批评武宗，“近日以来，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3。八月，武宗在暖阁召见内阁大臣，责问为什么不如数付给前往南京、浙江织造的太监盐引。李东阳回答：“此辈若得明旨，即于船上张揭黄旗，书写钦赐皇盐字样，势焰烜赫，..所以不若禁之于始。”1当时传说，武宗在外朝的压力下，要逮捕刘瑾等八人，李东阳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使刘瑾等人先一步采取了行动。要说他有意结好刘瑾，显然根据不足。但李东阳与刘健、谢迁确实不同，当刘健、谢迁措词严厉地必欲置刘瑾于死地时，他的态度却比较暧昧。这种态度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官僚的心理，兵部尚书许进就认为，“过激将有变”2。相对谨慎的态度，加上名气很大，“海内名士，多出其门”3。到十月，刘健、谢迁被勒致仕，单把李东阳留在了内阁。根据惯例，他成为首辅。处于这种尴尬的地位，很难说李东阳的真实想法是什么。但事关士大夫的名节，他必定要上疏求去：“臣等三人，事同一体，而臣独留，何以1《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2《明孝宗实录》卷二一二，弘治十七年闰四月辛酉。

3《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六月庚午。

1《明武宗实录》卷十，正德元年八月戊子。

2《明史》卷三○四《刘瑾传》。

3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自容？不知何以为处。”4武宗和刘瑾不容他去官，反而晋其为少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

在为刘健、谢迁饯行时，李东阳戚然涕下。刘健很有些鄙视地说：“何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5听到同僚不肯谅解的责备，他只能默默无言了。

与刘瑾周旋是很艰难的。虽然刘瑾对他还算客气，但讨论起问题来，已经免不了声色俱厉，发现了工作中的差错，也免不了假以颜色。正德二年（1507）七月，李东阳检核《通鉴纂要》一书的错字，纠劾负有直接责任的五名官员。这本来是一件例行公事，刘瑾恣意扩大此案，受处罚者，夺俸五人，致仕十一人，削籍二十人。他的用意，是要把更多的官僚，包括李东阳本人，都牵连进去。为了应和刘瑾，李东阳干了一些损害自己形象的事情。如在刘瑾的奏疏上批答：“尔刚明正直，为国除弊。”1在敕封刘瑾父亲的诏书上说“积善以贻子孙，尝闻其语，扬名以显父母，今见其人”云云2。刘瑾在朝阳门外建玄真观，李东阳为他撰写碑文，极其称颂等等，这也是一种御用文学。

与刘瑾的亲信周旋也是很艰难的。刘健、谢迁致仕以后，焦芳、王鏊入阁。王鏊被认为是正人，但学究气似乎更浓，或因文人相轻，他与李东阳的关系不好，并在正德四年致仕。焦芳为人十分霸道，学识亦差，所以有人说：“不学如芳，亦学士乎？”他对刘健有怨言，竟然“于众中嫚骂”；他任吏部侍郎，对尚书马文升屡加姗侮；因对原阁臣彭华、谢迁不满，延及江西及浙江余姚人，肆口诟詈。3为了抵消焦芳的作用，李东阳引荐更能委曲求全、更善于应付宦官集团的官僚杨廷和入阁，“小有剂救”4。

张彩不但是刘瑾的亲信，而且是刘瑾“大敬爱”的人。他待人严厉，傲慢无礼。一次，李东阳和杨廷和亲至张彩府宅，邀他外出观花。张彩居然不肯露面，久之，派一仆人来说：“请先行，将后至。”李东阳无可奈何地对杨廷和说：“张乃以办事官待我曹。”5李东阳的这些表现，引起不少士大夫的反感。南京太常少卿罗玘是李东阳所取士，有师生之谊，他深以为耻，寄书李东阳，责以大义，要他“痛割旧志，勇而从之”，否则，“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1。还有人写诗讥刺李东阳：“文名应与斗山齐，伴食中书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绿，鹧鸪啼罢子规啼。”2时人评论，诗中含有“不如归去”意。如果说，李东阳与刘瑾虚委周旋是出于他的自我保护意识，这也确实有损他的名声，然而，他留在内阁，在当时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首先，他维护了某些传统的制度。焦芳入阁前任吏部尚书，入阁后想兼4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5《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四三《刘瑾用事》。

2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中《李东阳》。

3《明史》卷三○六《焦芳传》。

4《明史》卷一九○《杨廷和传》。

5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简傲》。

1焦竑：《玉堂丛语》卷七《规讽》。

2焦竑：《玉堂丛语》卷七《规讽》。

摄部事，刘瑾也认为，由他掌握部事可以放心，屡次派人与李东阳商议。李东阳以“无此例”回绝，刘、焦二人还要纠缠，李东阳举出三点，说明此二事实难兼摄。其一，内阁佐天子出令，吏部拟升调官，间有可否，难道自拟议之，又自可否之？其二，吏部廷跪承旨，内阁班首立听，若相兼摄，将出跪而更起立邪？其三，部事差谬，章奏错误，则要回话认罪，直至罚俸。那么，作为阁臣也要随同认罪乎？焦芳想了想，确实有道理，便辞去了部事。再者，四川镇守太监罗籥要求便宜行事之权。这实际上是刘瑾的意愿。

李东阳力言不可，说：太祖定官制，在外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钱粮，布政司管民而不管军马，按察司管纠劾刑名而不管军马钱粮，其权分而不专。后来的巡抚、总兵、镇守内臣等，抚安军民，防御贼寇，其权虽同而不专。“若并付镇守衙门，任其进止，非唯事体不便，恐镇守一人亦自担当不起。”3镇守内臣便宜行事一款，终未如刘瑾愿施行。

当然，在刘瑾权势极大膨胀的形势下，更改吏部尚书人选和限制镇守内臣权势，只能是“小有剂救”。李东阳的最大作用，则在于保护了一批被治罪的官员。如果不是他勉力调节，会有更多官员死在刘瑾的严厉打击下。正德二年（1507）闰正月，由刘瑾定罪，尚宝司卿崔璇、湖广副使姚祥被枷于长安左右门外，工部郎中张玮枷于张家湾，期限为一个月。刘瑾创用一百五十斤的大枷，受刑者不数日则死。1五天后，李东阳等进言，崔璇等“各人所犯，自有本等罪名。若枷号，乃至重之典，死生系焉”，此三人“以侍从部署，亦曾效微劳，一日不谨，致罹重法，命在旦夕，实可矜怜”。他希望武宗“少霁威严，特加宽贷，或遵法司，依律问拟，则轻重适中，恩威并著，既已见爱民之仁，亦不失待士之体”。又过了五天，对崔璇等“姑从轻释，发铁岭卫永远充军”2。

次年六月，发生匿名文簿案。刘瑾召百官跪于奉天门下，至暮，执三百余人送镇抚司究问。李东阳奏：“匿名文字出于一人，其阴谋诡计，正欲于稠人广众之中掩其形迹而遂其诈术也。各官仓卒拜起，岂能知见？况一人之外，皆无罪之人，今并置缧绁，互相惊疑。且天时炎热，狱气薰蒸，若拘挛数日，人将不自保矣。”他提出，先将众官释放，再密加体察，置之典刑，3使得大批官员所面临的危难局面有所缓解。

正德四年（1509）闰九月，刘瑾欲置平江伯陈熊于死地。李东阳力争。

刘瑾说，陈熊所犯罪重，不宜姑息。李东阳说：“某诚姑息，但非姑息陈熊，乃姑息陈瑄耳。”陈瑄是第一代平江伯，通漕运，有大功，“每岁四百万石至京师，诚国家万世之利也”。陈熊被革爵，免去一死1。应当说明，陈熊贪黩殃民，他被惩治，“人无惜之者”2。但李东阳的争辩有很强的制约力，这也就是刘瑾在一些场合不得不接受他的意见的原因。

罚米实边，是刘瑾处治官员的一大举措，不少人为此而破家。李东阳婉转劝解说：“其在边关，多劳少益，不若原籍预备仓上纳，却为实用。”这3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1《明史》卷九五《刑法三》。

2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3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二九《史乘考误十》。

1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2《明史》卷一五三《陈瑄传附陈熊传》。

一改动3，使得受罚者免却输边之劳，阴受其福。

另外，像刘大夏、杨一清，以至刘健、谢迁等，也因为李东阳从中斡旋，才避免了更大的灾难。特别是杨一清，后来清除刘瑾，他立有大功。可以说，这也是李东阳无意中促成的一件大事。

尽管如此，当去不去，并且与刘瑾之间有某种说不清楚的关系，不但在某些人看来，而且在李东阳本人看来，都是一个污点。无怪乎在他晚年的时候，有人提及此事，他就“痛不能已”4。

剪除刘瑾以后，作为首辅，李东阳的日子还是不好过。一方面，言官追究他与刘瑾的关系，甚至把他列为刘瑾党人，另一方面，武宗仍然常住豹房，仍然任用宦官。从正德七年（1512）开始，他又对边军和边将感到兴趣，要李东阳拟旨，调宣府军三千入卫京师。李东阳认为不可。他对武宗说，此举有十不便：“京边各有分地，有急互相应援，今无事而动，不便一也。以不习战阵者尝边，隳国威，不便二也。内师遽出，耳目惊疑，不便三也。京军倚恃内势，或至淫掠不律，将官护短，穷边隐忍不敢言，不便四也。边军入内，狎恩市爱，傲睨军民，蔑视官府，不便五也。违远乡井，抛弃骨肉，或风气寒暖不宜，或道里供给不续，不便六也。粮草之外，必有行粮，布花之外，更须赏赉，非紧急不得已之时，为糜费无极之计，不便七也。往来交错，日无宁息，或变起于道途，或患生于肘腋，不便八也。露京营之空虚，示中国之单弱，不便九也。西北诸边，见报声息，唇齿之地，正须策应，脱有疏失，咎将谁归？不便十也。”1武宗不理睬李东阳和其他官僚的谏奏，坐乾清宫门，索取草敕，后来干脆出内旨，命江彬等率边兵入京入豹房。李东阳感到，继续任职已经没有意义了，多次上章奏乞休，于十二月致仕，结束了近五十年的官宦生涯。

正德十一年（1516），李东阳病死，终年七十岁。他得到了最高的封赠“太师”和文臣最珍重的谥号“文正”。对于他死后的荣誉，有人提出“是欤否欤”的质疑2，也有人竭力为他辩护，认为“使西涯又去，则国家之事将至于不可言”3。在评价人物上一向有独特见解的怪杰李贽却提出，“后之学者慎勿容易草草论文正”4，但他是明确同情李东阳的，在攻击李东阳的言论后批曰：“此真是放臭屁也！”5文坛领袖及其他《明史》称：“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李东阳而已。”1这一评价并不过分。

李东阳工古文，称雄一世，从他数量相当多的奏疏和其他散文作品便可3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4焦竑：《玉堂丛语》卷六《出处》。

1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十一中《李东阳》。

2陈洪谟：《继世纪闻》卷一。

3焦竑：《玉堂丛语》卷六《出处》。

4李贽：《续焚书》卷三《读史汇·李东阳》5李贽：《续藏书》卷十一《李文正公》。

1《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

以看出这一点。但他自己认为，咏诗的水平要更高，至少是更自如。他在一篇乐府诗的序中说：“予非韩昌黎氏，无能为说，因为乐府作《相乳行》..”2李东阳爱作诗，据他自己说，已近于癖，所谓“平生抱诗癖，虽病不能止”3。病中，曾有人劝告他，不要再作诗，以免伤神。他也下过决心，曾与一二相好有止诗之约，违者以只鸡斗酒为罚。即便如此，收入《怀麓堂全集》中《诗前稿》、《诗后稿》的诗作也有一千数百首之多。和明代其他官僚学者一样，李东阳也写了不少应制之作，应时之作，注重形式和词句，而缺乏内容。但他也确有不少诗堪称上品。

李东阳的诗作中，描绘自然景物的相当多。他常以咏菊诗和怀竹诗来表明自己的情怀。如怀竹诗有：三年不种竹，得竹如得玉。

十日不见竹，一日肠九曲。4咏菊诗有：先生深卧菊花丛，曲几围屏杳窕通。

本为红尘辞俗眼，岂因多病怯秋风。

交情尽付炎凉外，身计聊凭吏隐中。

相过不嫌憔悴质，只应风味与君同。5他的一部分作品，反映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土地问题：风落平沙稻，霜垂别渚莲。

西湖三百亩，强半富儿田。1如果说，这一首诗过于纤巧，那么，他的《吊岳武穆辞》，则颇有阳刚之气：气夺群丑，殃流宋孩。

英雄已死，大运成乖。

魂作唐厉，形空汉台。

天不祚国，人胡为哉！

还应当提到，李东阳诗歌中的潇洒风格。在四十多岁的时候，他写了《问白髭》和《问白发》诗，对须发早白十分感慨。“人言白可拔，拔白将何为？或言黑可返，借问返者谁？”他希望得到回答，“髭乎苟能言，聊以解我颐”。他又写了《代髭答》和《代发答》：“后生能几何？壮志真倏忽。白发只自欺，黑返竟何悦。”“君身须眉具，鬣者宁独发。”“汝德不益增，我衰岂终瞥。”“汝躬不内顾，顾以容为悦。”2这一问一答，用诗歌的形式反映了作者的人生价值观。

李东阳的文学理论或许比其他的作品更值得一提。明自永乐以来，台阁体文学占据了统治地位。歌颂而无意义的内容，雍容而无韵味的词句，使诗歌丧失了生命力。李东阳的文学创作中仍然带有台阁体的痕迹，但是他“出2李东阳：《诗后稿》卷一《猫相乳行》，见《怀麓堂全集》。

3《诗后稿》卷四“予病中颇爱作诗..”。

4李东阳：《诗前稿》卷二《怀竹》。

1李东阳：《南行稿》西湖曲五首之三，见《怀麓堂全集》。

2均见李东阳：《诗前稿》卷六。

入宋、元，溯流唐代”3，认为诗是“托物寓情而为之者”，应当“贵情思而轻事实”1。这无疑对李梦阳等前七子的文学复古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是有力的推动，而比起他们“诗必盛唐”的论断和专事模拟的主张，思路要开阔得多。显赫的政治地位，加上对文学的热爱和才华，使李东阳成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他家门庭若市，“每日朝罢，则门生群聚其家，皆海内名流，其座上常满，殆无虚日，谈文讲艺，绝口不及势力”2。由于他的聚集作用，形成了风行一时的茶陵诗派，他也被公认“弘治、正德之间为一时宗匠，陶铸天下之士”3。

除了文学上的造诣，李东阳的身上还有许多特点为人所称道。

如博学。孝宗下御札问龙生九子之详。李东阳对答：蒲牢好鸣，囚牛好言，睚眦好杀，嘲风好险，狻猊好坐，霸下好负重，狴犴好讼，赑屃好文，蚩吻好吞。4这一故事被多种明人笔记反复抄录，作为博学的典型事例。其实，据李东阳自己说，他初被问时，也“仓卒不能悉具”，询问了其他几位博学之士，才搞清楚5。这也可以作为不耻下问的事例。

如机敏。弘治时，少数民族使者至京师，对人说，有一偶语，“朝无相，边无将，气数相将”，无能对者。李东阳闻知，随口答道：“天难度，地难量，乾坤度量。”他用天朝的至大至尊，来反驳对明朝朝野无人的讥讽。如诙谐。李东阳为阁臣，众庶吉士进见，他出了一句上联：“庭前花始放”，让大家去对。“众哂其易”，却又一时无从对起，他说：“不如对‘阁下李先生’。”1想他人所不能想，果然有趣。

如平和。翰林院编修崔子钟善饮，醉酒则吟：“刘伶小子，恨不见我！”他常在五鼓时，踏月长安街，席地坐饮。李东阳入朝行至，崔子钟拱手于轿首，以酒相邀：“老师得少住乎？”李东阳即下轿连饮数觥，待天明，乘轿去。2如孝顺。文人似乎离不开饮酒。李东阳“素不善饮”，在翰林院任官时，却常饮酒至深夜。其父不肯就寝，忍寒待其归。李东阳深感羞愧，自此终生不夜饮于外。

李东阳的清廉也是很突出的。后来官至尚书的张邦奇目睹了这样一件事情：李东阳所取某士为外官，朝觐入京，让仆从送来两帕四扇。李说，扇可留下作画，“多帕奈何？”乃取扇而还帕。杨一清碰到了一件更为难堪之事。李东阳致仕后，他备酒肴至李府祝寿，酒器为金铸。李东阳吃惊地问：“公近亦有此器耶？”杨一清面有愧色，不敢再用。3李东阳致仕后，家境很不宽裕，可见以上二事绝非出于矫饰。据说，他“罢政居家，请诗文书篆者填塞户限，颇资以给朝夕。一日，夫人方进纸墨，3《明史》卷二八五《文苑一》。

1李东阳：《怀麓堂诗话》，见《怀麓堂全集》。

2焦竑：《玉堂丛语》卷七《恬适》。

3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六《诗三》。

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七《龙子》。

5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三《赑屃等各不同》。

1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七《排调》。

2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八《史四》。

3焦竑：《玉堂丛语》卷五《廉介》。

东阳有倦色，夫人笑曰：‘今日设客，可使案无鱼菜耶？’乃欣然命笔，移时而罢”4。他死后，家徒四壁，几不能治丧，多亏门生故吏捐助金钱，方能完葬。做了十八年内阁大臣，六年首辅，却两袖清风，需要作字作画才能添鱼添菜待客，在明代的官僚中，堪称一绝。

作为一代文宗，李东阳留下了大量文字，他自己编辑收入《怀麓堂稿》中。这是明代中叶最重要的文集之一。

4《明史》卷一八一《李东阳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