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是由一位农民起义的领袖而荣登皇帝宝座的。明朝建立后，他采取了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措施，为明朝前期的社会繁荣打下了基础。与历代皇帝比较，他都称得上是一个卓越的人物，尤其是他不平凡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第一节从行僧到帝王

贫苦家世

朱元璋（1328—1398）幼称重八，初名兴宗，字国瑞，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祖籍为金陵句容（今属南京市）朱家巷，祖上数代都是庄稼汉，由于忍受不了官府的横征暴敛，几度流浪，几经迁徙，直到他父亲这辈才落户到濠州（今安徽凤阳）。先是住在钟离东乡，后来又搬到西乡，最后总算在孤庄村找到了落脚地。

朱元璋有兄弟四人，他排行最末。他父亲名世珍，乡人都叫他朱五四，一辈子做佃客，生活十分贫困。然而，就是这个布衣黔首之家，日后却出了个帝王——大明的天子。

青年流浪

朱元璋出生时，元朝的社会矛盾已是十分尖锐。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濠州大旱。次年春天，淮河流域又发生了蝗灾，遍地荒芜，庄稼被毁，继之瘟疫流行，人畜大批地死亡，使钟离几个村子，变成了鬼蜮之乡，到处呈现出凄凉惨淡的景象。

灾难也同样降临到朱元璋的家里。首先是六十四岁的老爹朱五四染病不起，离开人世，接着长兄和母亲也相继身亡。不到半个月的时光，昔日那和睦欢乐的家没有了，那父疼母爱的景象也一去不返。家破人亡的惨痛，深深撞击着朱元璋的心扉，使他觉着自己仿佛是一下子跌进了不幸的深渊。一时间他变得孤苦伶仃，无依无靠，他真不知该走向何方？困惑中，他想起幼时曾许过愿，长大要舍身当和尚的皇觉寺。于是他到皇觉寺剃度为僧，当了一个小行童，在寺里干些粗杂活计。就这样，他在寺里住了下来。但寺里的生活也并不好过，因为旱蝗肆虐，地方灾情严重，寺里的和尚得不到施舍，主持高彬法师只好罢粥散僧，逐个打发寺里的和尚出门云游，自谋生路。朱元璋在寺里呆了五十多天，也只好加入到托钵流浪的行列。

他一路乞讨，一路流浪，在外漂泊了整整三年，直到至正七年（1347）底，乡讯平安，才回到寺里。在这三年中，他的足迹踏遍了淮西、豫北的名山大川、通都大邑，熟识了这一带的风土人情，山川地理形势，使他见了世面，开扩了眼界，丰富了社会阅历，也磨炼了他的坚强毅力，但同时他也饱尝了颠沛流离的艰辛和痛苦。正如他后来回忆说：“众各为计，云水漂扬。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突朝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浙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不止，心滚滚乎沸汤。”1艰难困苦的生活造就了他勇敢坚毅的性格，也铸造了残忍、猜忌的另一面。这段生活经历对于他以后事业的成功，确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然而，就在朱元璋四处云游时，中国大地上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上广泛流行着“明王出世，普救众生”的说法。至正十一年（1351）五1《皇陵碑》，《洪武御制全书·太祖御制文集》卷十六。

月，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今安徽阜阳）首举义旗，八月彭莹玉、徐寿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起义，攻下蕲水。起义很快传遍全国各地。他们以红巾包头，故称为“红巾军”。次年二月，定远（今安徽定远）人郭子兴、孙德崖等五人也率众在濠州起兵响应，袭杀州官，占据濠州城，并接受了颍州刘福通的领导。

身居清静之门的朱元璋，耳闻目睹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心情也难以平静。一天，在郭子兴部队的汤和写信给朱元璋，说他已是军中的小头目了，邀他去投奔红巾军。汤和是朱元璋儿时的伙伴，幼时一同玩耍，一同放过牛，现在已成为军中的小头目了，当军官吃粮了，这怎么能不让朱元璋动心？恰在此时，皇觉寺被乱兵烧毁，朱元璋只能放下钵盂，去投奔郭子兴的红巾军。这一年，朱元璋二十五岁。

荣登帝位

朱元璋入伍后，因为他打仗机智勇敢，又粗通文墨，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于是郭子兴把他由一名普通士卒提升为亲兵九夫长，并把养女马氏许配给他为妻。朱元璋成了元帅郭子兴的女婿，顿时身价百倍，兵士也对他另眼看待，敬呼他为“朱公子”。因为地位的变化，他也就取了一个官名叫元璋，字国瑞，不再用“重八”这个旧名了。后来，朱元璋回到家乡去募兵，得七百人，郭子兴让他带领这支队伍，井提升他为镇抚，从此，朱元璋一跃成为带兵官了。一年以后，又以军功升作总管。

但郭子兴与孙德崖等四人素来不和，朱元璋感到几支队伍同住一起，相互间不断发生磨擦。为了自谋发展，至正十四年（1354）他统率二十四人南略定远，作独立发展的尝试。结果定远之役，他收编了附近一些地主武装两万多人，发展得十分顺利。正如他在《皇陵碑》中所说的那样“不逾月而众集，赤帜蔽野而盈冈”1。朱元璋把这支队伍悉加训练和整顿，“率而南入滁阳”2，并依靠这支队伍克滁州，下和州，赢得了初步的胜利。至正十五年（1355），朱元璋攻下和州后，郭子兴称滁阳王，命他总制诸将。这年三月，郭子兴病死，刘福通在毫州建立的宋政权任命朱元璋为这支队伍的左副元帅。不久，郭子兴的两个任都元帅和右副元帅的儿子战死，朱元璋就被提升为大元帅，独任元帅府事，接管了郭子兴的所有部队。至此，郭子兴亲手缔造的这支起义军队伍，全部归朱元璋指挥调动，并以宋政权龙凤年号以令军中。

朱元璋由一名普通士卒而升任元帅，在他通向皇帝的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至正十六年（1356）仲春，朱元璋亲督水陆诸将，进取集庆（今南京市）。集庆是元朝在江南的统治中心，是六朝古都所在地，占领了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不久，集庆城破，朱元璋率队入城。他在巡视了集庆城郭后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1当下即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到七月，又置江南1《洪武御制全书·太祖御制文集》卷十六。

2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二《滁阳王》。

1《明太祖实录》卷四。

行中书省，朱元璋“自总省事，置僚佐”2，将应天作为他发展的基地。此时，朱元璋虽然占据了应天，但总的来说，依然是地狭人稀，力量还不够强大。而且他所处的地理位置在东南地区来说，是四面受敌的形势。当时北有刘福通，东有张士诚，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元军。虽然形势相当严峻，但三支起义军却吸引和牵制了元军的主力，像树起了三道屏障，隔绝了元军主力的进攻，从而对朱元璋起到了保护的作用。而南面的元军，也由于南北交通被起义军截断，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朱元璋适时地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果断地采取巩固东西线，向南面和东南面出击的战略，集中兵力进攻皖南和浙东诸地的元军据点，先后攻克镇江、长兴、常州、宁国、江阴、常熟、池州、徽州、婺州、扬州等地。他在攻占徽州后，还亲自到石门山拜访老儒朱升，咨询夺取天下的计策。朱升向他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思是要扩充兵力，巩固后方；发展生产，储备粮食；不图虚名，缩小目标。朱元璋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即予采纳，集中力量从事根据地的建设。另外，朱元璋还注意斗争的策略，在形式上仍保持与宋政权的隶属关系，遥尊小明王为帝，打着宋政权的旗号来号令军士，以免树大招风。直到他改称吴王，所发布的文告第一句话仍是“皇帝圣旨，吴王令旨”，表明自己依然是小明王的忠诚的臣属。这一策略对朱元璋势力的生存和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几年之后，朱元璋终于以应天为中心，营建了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兵壮粮多，足可以同其他势力相匹敌了。

朱元璋审时度势，以观时变。至正二十年（1360）闰五月，陈友谅杀害了徐寿辉，自称皇帝，并约张士诚来夹攻朱元璋。陈友谅军事实力相当强大，其水军大舰名为“混江龙”、“塞断江”、“撞倒山”、“江海鳌”等一百多艘，战舸数百条，真可谓“投戈断江，舳舻千里”。面对强敌压境，在应天的文官武将中，曾引起了一度的骚动。有的人主张投降，有的人主张放弃应天，还有的人竟作逃跑的准备。在此危急的形势下，朱元璋与谋士刘基等就敌我形势作了深刻细致的分析，刘基说：张士诚目光短浅，胸无大志，只图自固，未必会出兵，暂时不必管他。主要的危险敌人是陈友谅，他拥有精兵利舰，而且居我上游，野心勃勃。只要集中兵力击败了陈友谅，张士诚便不敢出兵了，应天也就相安无忧了。朱、刘二人一起制定了战争策略，朱元璋立即实行战略转移，改取固守东南向东北和西线出击的战略。他先集中兵力击败陈友谅于鄱阳湖，然后再掉头东向，俘张士诚于平江（今苏州），打破了东西夹击的局面。

朱元璋在围攻张士诚的同时，派大将廖永忠迎接小明王到应天，在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渡江时，小明王覆舟沉江死，这标志着小明王的龙凤政权灭亡。在擒杀张士诚以后，又制服了浙东的方国珍，平定了福建的陈友定，接着又乘胜南进，攻克广东、广西，实现了除四川、云南之外的整个南部中国的统一。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又调集精锐部队，以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发兵二十五万，不失时机地北伐中原。北伐军连连得胜，攻下山东诸郡，至正二十八年（1368）占领开封，八月攻克元朝的首都大都（今北京），元顺帝慌忙弃城出走，逃亡漠北，统治达九十九年的元皇朝灭亡。

在南征北伐取得节节胜利的情况下，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四十2《明史》卷一《太祖纪一》。

岁的朱元璋在文武百官的欢呼声中，在应天府登上皇帝的宝座，建国号大明，年号洪武，以应天为南京。

十六年的戎马生涯，朱元璋终于由一个横笛牛背的牧童、小行僧，开天辟地，成为开国皇帝，实现了他青年时代的一个梦。

洪武十四年（1381）傅友德、沐英、蓝玉奉命进攻云南，次年攻破大理，至此基本上完成了南方的统一。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又命冯胜、傅友德、蓝玉进攻辽东，迫降元将纳哈出。辽东平定后，除漠北草原和新疆等地外，全国已基本上归于统一了。

第二节皇权的树立

革旧鼎新

洪武初年，官僚机构基本上沿袭元代。在实践中，朱元璋渐渐感到其中的弊端，于是毅然借鉴历史上成败治乱的经验教训，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顿、改革。

朱元璋对国家的机构改革首先是从地方上开始的。元朝行中书省，总管一方的军政、民政、财政和司法等大权，权力很大。洪武九年（1376），朱元璋宣布废除行中书省，分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别担负行中书省的职责，这三个机构既各自独立，又互相牵制，这就防止了地方势力过重而闹独立的可能。

朱元璋在废除行中书省的当年，设立了浙江、江西、福建、北平、广西、四川、山东、广东、河南、陕西、湖广、山西十二个布政使司。洪武十五年（1382），又增加了云南布政使司，一共十三个。布政使司之下设府（州）县。

接着，又进行朝廷机构的改革。明初中书省总揽天下政务，在朝廷各个机构中位置最高，其行政长官左、右丞相，负有统率百官之责，位崇权重，极易与皇帝产生矛盾。洪武初年，朱元璋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李善长为人处事向来以小心谨慎著称，徐达则较多时间是带兵征战在外，他们都没有与朱元璋发生大的矛盾冲突。但胡惟庸任相之后，事情就发生了变化，君权与相权的矛盾与日俱增。

胡惟庸是凤阳定远人，淮西集团重要人物之一。洪武六年（1373），由于李善长的极力推荐，胡惟庸由右丞相升左丞相。胡惟庸专权用事，“生杀黜陟，或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害己者，辄匿不以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馈遗金帛、名马、玩好，不可胜数。”1皇权与相权的矛盾达到顶峰。朱元璋见大权旁落，自然不能容忍。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罪名诛杀了胡惟庸，趁机取消了中书省，废除丞相等官。朝廷政务由六部分理，提高六部的品秩，各部尚书直接听命于皇帝。丞相制的废除，宣布了中国一千多年宰相制度的终结，也使朱元璋成了历史上权力最大的皇帝。

同年，朱元璋也废除统管全国军事的大都督府，分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二名，分别管理京师及各地卫所和都指挥使司。都督府的职权与兵部有明确的分工。兵部有颁发军令、铨选军官的权力，但不能直接统率军队。都督府负责军队的管理和训练，但无权调遣军队。每逢战事，由皇帝亲自任命军事统帅，兵部发布调遣令，都督府长官奉命出征。战事结束，军归卫所，主帅还印，这样二者互相制约，军权集于皇帝一身。在军队的编制和训练上，朱元璋和刘基研究了历代兵制，创立了明代所特有的卫所制度。这种制度特点是：军籍世代沿袭，实行耕战结合，平时既屯耕，也训练。卫所制分卫、所两级，在全国军事重地设卫，次要的地方设所。大体五千六百人为一卫，长官为指挥使。每卫下面分五个千户所，每千1《明史》卷三○八《胡惟庸传》。

户所辖一千一百二十人，长官称千户。千户下分为十个百户所，百户所辖一百一十二人，长官称为百户。百户下有总旗二，小旗十，每总旗领五小旗，每小旗十个军士，大小相连，比比成军。洪武二十六年（1393）全国共设有十七个都指挥使，下辖三百二十九个卫，六十五个守御千户所，军队一百二十万人，其精锐留驻在京师南京一带。十七个都指挥使分别隶于朝廷的五个都督府，这样使权力分散，便于皇帝控制。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又对朝廷监察机构进行了改革。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都御史职专纠劾百司，辨明冤枉，提督各道，为天子耳目风纪之司。”其下有十三道监察御史，以一布政司为一道，共设御史一百一十人。监察御史负责监视、纠劾百官。出使到地方，则巡按、清军、巡盐、巡漕、巡关、提督学校等，其中巡按御史代替皇帝巡视，“大事奏裁，小事立断”，权力很大。这些御史官秩只有七品，但却可以以小制大。与都察院职责相似的，还有监督六部的六科给事中，称谏官，与都察院互相配合。

经过一番整顿，朱元璋的权力大大加强了，但政务也随之繁多起来。过去有丞相协助，现在全国大小政务都要他亲自处理，即使他“昧爽临朝，日晏忘餐”1，整天批答奏章，也难以承担。洪武十三年（1380）九月，朱元璋设置四辅官，位列公侯、都督之次，协赞政事，但因不胜其职，不久相继致仕。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仿宋朝设殿阁大学士的办法，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大学士，由品级比较低的编修、检讨、讲读等官来充任，帮助朱元璋阅读奏章，起草处理文书，这是明代内阁的肇端。整肃吏治朱元璋即位后，“惩元季吏治纵弛”，决心创立一个清正廉洁的朝廷。

为此，他详定了官员考课办法，凡内外官员，根据他们的品秩，分别规定考察时间和内容，由吏部“综其称职、平常、不称职而陟黜之”。约束官员很为严格。同时，朱元璋还用严刑峻法来整顿吏治。他常说：“纪纲法度，为治之本。”因此他十分重视法律的制定。

吴元年（1367），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左丞相李善长任总裁官，开始了法律的制定工作。是年底初步编成，“凡为令一百四十五条，律二百八十五条”。但朱元璋觉得所定律令还不够完善，又下令修改，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几经修改，才正式颁布了《大明律》。《大明律》共三十卷，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它以唐律为蓝本，但简于唐律，严于宋律。律文包括各项法律章程，其中对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以及应遵守的事项，都作出了详细规定，对官吏违法乱纪行为，也定出了具体惩处办法。

对官吏的贪污，处罚特别重。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他下令“凡是官吏贪污蠹害百姓的，都要治罪，不容宽贷！”官吏因枉法而贪赃的，一概发往北方边地充军，官吏贪污钱财六十两以上的，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朱元璋把府、州、县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叫做“皮场庙”。贪官被押到这里，剥下人皮，塞上稻草，再摆到衙门公座两旁，使官吏触目惊心，知所警1谈迁：《国榷》卷十。

惕。就连官吏因公乘坐官家的牲口、车船，携带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也要处刑。如乘坐官府牲口，除随身衣物外，携带私物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五斤笞十杖，十斤罪加一等，最高杖六十；如果乘坐官家的船，携带私物超过三十斤的，每十斤笞十杖，每二十斤罪加一等，最重杖七十。

洪武十八年（1385），朱元璋颁布了《大诰》，以后又陆续颁布《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汇集所诛杀官民的罪状，以警示臣民。朱元璋在《御制大诰序》中说道：“今将害民事理，昭示天下诸司，敢有不务公而务私，在外赃贪，酷虐吾民者，穷其原而搜罪之。”1并令后代世世遵从。

明律的制定和实施，在洪武年间得到了认真的贯彻，即使朱元璋自己，也对制定的明律满怀信心，带头执行，执法相当严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因为贩运私茶触犯刑律，即被朱元璋赐死。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隐常州田，不输税”，也被朱元璋治罪。

朱元璋整顿吏治收到一定的效果，据《明史·循吏传》记载，“一时守令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然而在整个洪武年间，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官吏，除去平常的零星打击，还进行了几次大规模的清洗。典型的就是洪武十五年（1382）的空印案和洪武十八年的郭桓案。

明廷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都要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情况。为了核算钱粮、军需等款项，必须报布政司，布政司再报部，层层上报，一直到户部审核数目完全符合，才算了结。但户部审核遇有钱粮有不符的地方，就要驳回重新填报。布政使司离京师远的六、七千里，近的也千里上下，所以为了减少来回奔走的麻烦，上计吏就带有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这本来是公开的秘密，不料到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发现了这一情况，认为其中一定有舞弊行为，就下令严办，凡地方衙门主印长官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洪武十八年（1385），御史余敏、丁举廷又告发北平布政、按察二司官吏李彧、赵全德等人，伙同户部侍郎郭桓贪污舞弊，吞盗官粮，朱元璋抓住线索，下令司法部门严加追查，于是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员统统被处死，各布政使司有牵连的官员也被逮捕入狱，各地卷入此案的官吏、富豪不计其数。这两案株连被杀的达七八万人。

朱元璋用重刑惩治贪官，虽对吏治清廉有一定作用，但又不免陷于滥杀，这当然与其性格的猜忌多疑有关，但从根本上还是出于对明朝长治久安的考虑。

斩除荆棘

随着明皇朝的建立和巩固，昔日与朱元璋枪林弹雨、风雨同舟的将领，成了新皇朝的显贵，他们以血战立功封公侯，拥有大量的土地、佃户、奴仆，享有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特权。这些勋臣武将们无不把明朝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认为理所当然地应享受这个胜利所带来的一切财富、荣耀和权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或许在失望、失意之余，他们渐渐我行我素起来，恃功1《洪武御制全书·御制大诰序》。

犯法的事也屡屡发生。这使朱元璋感到忧虑，他真担心这些权势烜赫的元勋重臣，将来某一天会做出背叛他的事，抢走他的皇帝宝座。时间的推移，更加重了他的疑虑。考虑到日后的大明江山，子孙万代的千秋功业，他只好向昔日曾经同甘共苦的兄弟们大开杀戒。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专权枉法的罪名杀了胡惟庸以后，胡案就成了他打击异己的武器。凡是心怀怨望的、行动跋扈的、对皇权有威胁的，都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以后又加胡惟庸以“通倭”、“通虏”和“谋反”的罪名，不断牵连扩大。胡惟庸被杀后十年，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也被牵连，七十七岁的李善长被赐死，家属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被杀。这次受牵连及坐诛的达三万多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1。第二年有人上书为李善长辩冤，朱元璋不理，也没有治罪。

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兴“蓝党”大狱。开国大将蓝玉，是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他麾下骁将十数人，威望都很高。洪武二十一年（1388），率大军十五万打蒙古，一直打到捕鱼儿海（今贝尔湖），俘获男女七万七千余人，大胜而回，被封为凉国公。徐达、常遇春死后，蓝玉继为大将，总军征战，在屡立战功的情况下，骄傲起来，专恣暴横。他霸占东昌民田，百姓向御史告状，御史依法提审，蓝玉一顿乱棍把他赶走。朝廷明令禁贩私盐，他却令家人私买云南盐一万余引，进行走私活动。他北征归来，夜过喜峰关，守关将士因为没有及时开关迎接，他竟纵兵毁关而入。洪武二十六年，锦衣卫指挥蒋■告蓝玉谋反，于是兴起党狱，发布《逆臣录》，“族诛者万五千人”，把军中骁勇之将几乎杀了个干净。

朱元璋利用胡、蓝之狱，前后十四年一共杀了四万五千人之多，“元功宿将相继尽矣！”1在二案之外，朱元璋还鞭死亲侄朱文正，毒死亲外甥李文忠。廖永忠以僭用龙凤不法事赐死，朱亮父子被鞭死，胡美以犯禁死，周德兴以帷薄不修被杀。洪武二十七年（1394）杀王弼、谢成、傅友德，二十八年（1395）杀冯胜。传说开国功臣徐达在洪武十八年（1385）背生疽，经治疗已有好转时，“帝忽赐膳，魏公对使者流涕而食之”2，不数日而死。经过朱元璋的大肆杀戮，开国功臣已寥寥无几。

对于朱元璋如此滥杀功臣的做法，皇太子朱标极力反对，他主张仁慈、宽大，君臣和睦相处，他曾对朱元璋说：父皇杀人太多，恐怕会伤了和气。朱元璋听后一言不发。到了第二天，他故意把一根长满刺的荆棘放在地下，叫太子拿起，皇太子面有难色，朱元璋说：你怕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都给你去掉了，再交给你，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杀的都是对国家有危险的人，除掉他们，你才能当好这个家。皇太子说：有什么样的皇帝，就会有什么样的臣民。朱元璋大怒，拿起椅子就朝太子扔去，太子只好赶紧逃走。这个故事或许是出自明朝野史的杜撰，不一定真实，但也反映了朱元璋为明皇朝的长治久安而颇费心机。他这样做的真正动机乃是为了让他的后代能坐稳江山。对此，朱元璋或许比谁都清楚，对于他的行为，他生前虽然没有公开忏悔过，然而在他即将离开人世时，却下令不准后人效法。

1《明史》卷一二七《李善长传》。

1《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

2徐祯卿：《翦胜野闻》。

专制统治

洪武时期，有一事对后人影响很大，这就是朱元璋采取特务手段，侦缉臣僚私下的言行。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处处猜疑多虑的性情所致，但更重要的是他出于控制臣僚的目的。身为一国之君，他不能容许臣僚对他有所欺瞒，他要求他们绝对忠诚。

早在明朝建立前，朱元璋就开始派遣检校从事这样的活动，其职务是：“专主察听在京大小衙门官吏不公不法，及风闻之事，无不奏闻。”有的人甚至专做告发人家隐私的勾当。钱宰被征编《孟子节文》，散朝回家，吟诗道：“四鼓冬冬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上朝，朱元璋问他：昨天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迟啊，改作“忧”字如何？钱宰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忙磕头谢罪1。国子监祭酒宋讷在家独坐，面有怒容，第二天朝见时，朱元璋问他为什么生气，宋讷大吃一惊，照实说了，朱元璋把派人偷着给他画的像拿出来2。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回黄岗，朱元璋不放心，派人去打听，等使者回来说吴琳正在家老实务农，朱元璋听了很喜欢3。

洪武十五年（1382）四月，朱元璋出于打击元勋功臣的需要，他把自己身边负责警卫事务的亲军都督府的仪鸾卫改为锦衣卫，授以侦察、缉捕、审判、处罚罪犯等大权。这是一个正式的军事特务机构，有指挥、佥事、镇抚、千户、百户，所统率的人员有将军、力士、校卫，直接由皇帝控制。它下设镇抚司，掌本卫刑名，兼理军匠，有它自己的法庭和监狱，也就是民间所称的“诏狱”。朱元璋把重大案件交给锦衣卫处理，由自己亲自掌握，锦衣卫也只对皇帝负责。朱元璋让锦衣卫在朝廷上执行廷杖的刑法，使不少大臣惨死杖下。

在地方上，各府县的关津要冲之地，朱元璋还设置了巡检司，有巡检和副巡检，都是从九品官，带领差役、弓兵，警备意外，负责把关盘查、缉捕盗贼、盘诘奸伪。但是即使这样，似乎对广大民众仍不能达到约束的目的。于是里甲便被赋予执行检查的任务。里甲内的百姓不能随便外出，如果到百里之外，必须事先向地方政府领取路引（通行证），倘无文引，必须擒拿送官，而且里甲有责任了解所属百姓，对无正当理由外出的要报告官府，不报者以连坐处置。

这样，朱元璋通过这些机构布下了一张监视网络，从城市到乡村，从官僚到百姓，都处于严密的监视和控制之下。明初几起大狱的兴起，多与这些机构有关系，因此，不少达官重臣也难逃厄运。朱元璋尝说：“譬如人家养了恶犬，则人怕。”这就充分暴露了他专制帝王的嘴脸。

朱元璋利用特务手段，实行恐怖统治，对强化皇权一时颇有成效，然而他却同样不希望后人效法。洪武二十年（1387），处理胡案罪犯已近尾声时，朱元璋下令焚毁锦衣卫刑具，把犯人移交给刑部。又过了六年，待蓝玉案犯处理完后，他又再一次申明，以后一切案件交由朝廷三法司审理，内外刑狱1叶盛：《水东日记》摘抄二。

2《明史》卷一三七《宋讷传》。

3《明史》卷一三八《吴琳传》。

公事不再由锦衣卫处理。

朱元璋试图以一个开国皇帝的能力，为子孙后代创造条件，以保证他们将权力的接力棒永久地传下去。可惜没过几年，他的四子朱棣以“靖难”成功，登上帝座，又重新利用锦衣卫来镇压建文帝的臣下，并且还设置了提督东厂，开了明代厂卫一起制造恐怖气氛的先河，对明朝政治造成极坏的影响，并且一直延续到明朝灭亡。

取士与文字狱朱元璋出身贫寒，早年读书不多，但他很注意访贤纳士，吸纳知识分子，并虚心向他们请教，如李善长、陶安、宋濂、刘基等。他们给他讲经读书，参与军事密议，成为他的智囊谋士，这对建立明朝起了极大作用。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仍沿袭战争年代的做法，非常重视人才，洪武年间，他几次下诏访求贤才，如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命令各级官吏荐举人才，其科目有许多种：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等等。荐举来的人许多被授以大官，如尚书、侍郎、副都御史，地方上的布政使和府尹等官就更多了。

与荐举并行，还建立了科举取士制度，以进一步延揽人才。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诏设科取士，但到六年一度停止，十七年（1384）复设，后遂为永制。规定以八股文取士，以“四书”、“五经”为题，行文必须根据古人的思想来阐释，不许有自己的见解。考试分三级进行。规定每三年在省城举行乡试，中式的成为举人。乡试的第二年二月举人会考于京师，称作会试。会试后再经皇帝亲自复试，叫做殿试，取中的成为进士。进士分为一、二、三甲，一甲三人，称作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凡考中进士的，就可授以官职了。另外，为了进一步培养新的统治人才，朱元璋还特别重视学校教育。早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朱元璋就在应天创办了国子学。洪武十五年（1382）改名国子监，这是朝廷的学校。在地方上，还设府、州、县学，洪武八年（1375）又在各地农村设学。国子监的学生，在学校结业的，可以直接做官，或者再通过考试做官。有些甚至被授以地方大员或朝廷官吏，至于州县地方官，更是大批任用。另外，在学的监生还常奉命巡行、监督水利、清丈田亩、在各衙门实习办事等等。由于明廷对兴办教育的重视，并且又从中大批选拔人才，充实朝廷机构，入学就可入仕，因此士人入学读书的积极性都很高，可以说，明初的学校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兴盛发达。

朱元璋出于统治的需要而延纳人才，扩大新皇朝的社会基础，但却仍有一部分地主文人不愿和朱元璋的新皇朝合作。他们认为朱元璋出身卑微，发迹于红巾军，不甘做他的忠臣。有的甚至采取自杀、自残肢体、逃往漠北、隐居深山等办法，躲避朱元璋的征调。典型的如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俩，斩断手指，誓不出仕。朱元璋把他们逮到南京审问，他们还口口声声称红巾军为“红寇”，引起朱元璋大怒，下令把叔侄俩押回原籍，处以死刑。当时许多不愿和朱元璋合作的地主文人都落了个杀头没产的下场。

朱元璋对付这些不肯合作的地主文人，多采用严刑峻法，而这些人更不满意朱元璋的统治，这样双方的对立越来越显著。朱元璋痛恨这些人胆敢抗拒，用尽一切方法镇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元璋的疑忌心越来越大。因为他曾经当过和尚，所以忌讳“光”、“秃”这些字眼，就连“僧”字也很刺眼，推而广之，连和“僧”同音的“生”字，也不喜欢了。他早年投身红巾军起义，最恨人说“贼”、“寇”，连和“贼”字形音相近的“则”字，看到也生气。明初地方官逢年过节、皇帝生日及皇家喜庆日子所上的表笺，都是歌功颂德的言辞，照例由学校教官代作，然而这小小的表笺，却使朱元璋屡次发怒，下令处死作者。如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海门卫官作《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一语，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表文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朱元璋牵强附会，硬说文中的“则”是骂他做过贼，“光”是光头，“生”是“僧”意，是骂他当过和尚。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有“遥瞻帝扉”，“帝扉”被读成“帝非”。尉氏县教谕许元为本府作万寿贺表，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八字，就更严重了，“法坤”是“发髡”，“藻饰太平”是“早失太平”。翰林院编修高启曾经作了一首名叫《题宫女图》的诗，其中有“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二句，被朱元璋认为是讥讽他的，从此怀恨在心。后来苏州知府魏观把知府衙门修在张士诚的宫殿遗址上，犯了忌讳，被人告发。正巧新房子的上梁文是高启写的“龙蟠虎踞”，朱元璋大怒，把高启和魏观均腰斩。文字狱从洪武十七年（1384）闹到二十九年（1396），前后达十三年。

其间，造成了朝野文人提笔怕文字狱，人人自危的恐怖局面。据说，有一年元旦之夜，朱元璋微服出巡。他忽然发现一个灯谜上画了一个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大西瓜，安然地坐在马背上，马蹄故意画得特别大。朱元璋见了大怒。回宫后即命察缉，结果将做灯谜的杖死了。刑官执刑后，还莫名其妙，后来才明白，原来马皇后是淮西人，是个大脚，朱元璋怀疑灯谜是在暗讽马皇后，就这样一条小小灯谜，竟送了一条人命。

这些未必可信，据陈学霖先生考证，朱元璋极可能因个人好恶，或以政治关系需要铲除异己，故意断章取义，而罗织成狱，罪名虽谓干忤圣旨，事实或非如此。1尽管这样，恐怕多多少少也能反映出朱元璋的专横和残暴。1陈学霖：《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明史研究论丛》第五辑。

第三节经济政策

朱元璋即位伊始，几近二十年战乱的中华大地，却是遍地荆棘、满目疮痍。特别是山东、河南地区，受战争破坏最重，“多是无人之地”，2而河北州县，有的地方“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有的地方“积骸成丘，居民鲜少”3。面对严峻的现实，朱元璋采取了发展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洪武元年正月，各地州县官来朝，朱元璋对他们说：天下才定，百姓财力都很困乏，像刚学飞的鸟不可拔它的羽毛，新栽的树不可摇它的根一样，现在必须休养生息、搞好生产。同年十二月，朱元璋任命宋免为开封府知府，上任前要求他到开封后，务在安辑人民，劝课农桑，以求实效。他还要求各级官吏把“田野辟，户口增”1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并规定官吏的考核都要上报农桑的治绩，违者降罚。

为了安定社会，恢复生产，朱元璋鼓励开垦荒地。洪武三年（1370）下令：北方郡县荒芜田地，不限亩数，全部免三年租税。同时还规定战争中抛荒的田地，被他人耕垦成熟的，就成为耕垦者的产业，如果旧业主复业，只能依丁拨田，这就承认了自耕农开发熟地的产权，也鼓励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直到洪武二十八年（1395）还在大力推行。并规定洪武二十七年（1394）以后新垦荒田，不论多少，俱不征税，若地方官有去征税危害百姓的，要以法治罪。

为了加速荒地的开发，朱元璋还采取了移民屯种的办法，把农民从人多田少的地方迁到人少地广的地方。凡移民垦田的，都由朝廷给予耕牛、种子和路费，还免去赋税三年。在定额之外多开垦的荒地，永不起科。洪武三年（1370）六月，迁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业农民四千多户到濠州种田，又移江南民十四万户于凤阳。以后朝廷多次组织太湖流域和山西无地的农民，迁到淮河下游和淮河流域垦荒。

这些措施大大刺激了农民垦荒的积极性，也使大量土地得到开发和利用。据户部统计，从洪武元年到十三年，垦田数目逐年增加，十三年中增加的垦田数字为一百八十三万三千一百七十一顷。这个数目是巨大的。

明初除了民屯外，还有军屯和商屯。军屯由卫所来管理，以屯为单位，以每军受田五十亩作一分，官府提供耕牛和农具，开头几年免纳租税，到成为熟地后，每亩收税一斗。军士屯守比例是，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明初六七十年间，由于军屯的发展，全国各地共有军屯田六七十万顷，相当于全国垦田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可以说军屯规模是很大的，军粮基本上做到了自给。商屯是为了解决边地军粮，朝廷用开中法，鼓励商人运粮到边防粮仓，向官府换取盐引（贩盐凭证），然后贩卖，从中获取厚利，后来有的商人就索性雇人在边境开立屯田，就地交粮，以省去运费。商屯的推行，解决了边储，也开发了边疆。

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朱元璋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在他即位当年，他就下令，凡是百姓提出有关水利的建议，地方官吏必须及时奏报，对那些不重2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开垦荒地》。

3《明太祖实录》卷二九、卷一七六。

1《明太祖实录》卷三七。

视水利的官吏，则要加以处罚。洪武元年，修和州铜城堰闸，“周围二百余里”。四年修治广西兴安灵渠，可以灌田万顷。八年开山东登州蓬莱阁河，浚陕西泾阳洪渠堰。九年修四川彭州都江堰。十四年浚扬州府官河。洪武年间，明廷在各地组织修建了许多大型水利工程，有的投工达数十万人，可灌地数十万顷以上，另外，还修建了许多中小型的水利设施。洪武二十七年（1394），朱元璋还特谕工部，凡是陂塘湖堰，可以蓄水泄水防备旱涝的，都须根据地势加以修治。到洪武二十八年统计，全国共开塘堰四万零九百八十七处，疏通河流四千一百六十二道，修治陂渠堤岸五千多处，成绩卓然。朱元璋特别重视经济作物的种植。早在至正二十五年（1365），他在江南统治区就鼓励多种植经济作物。他下令：凡农民有田五至十亩的，必须栽桑、麻、棉花各半亩，十亩以上的加倍，田多的按这个比例递加，并且要地方官亲自督促，违反命令的处罚。洪武元年以后，他又把这个命令推广到各地，并定出科征之额，麻每亩科八两，木棉每亩四两，栽桑的四年以后再征租。洪武二十七年（1394）还令户部教全国百姓多种桑、枣、柿和棉花，并教以栽种办法。每一户初年种桑、枣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六百株，多种棉花的免税。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为手工业提供了原料，也改善了人民的经济生活。如棉花的广泛种植，影响更为深远。明以前，棉花十分珍贵，普通百姓穿的都是用麻布制作的衣服，虽然也有用棉布做衣服卧具的，但不足用。明中叶以后，棉布成为全国流通的商品，进入寻常百姓家，人不论贵贱，地不分南北，人们都能穿上用棉布做的衣服。

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奖励垦荒和移民屯种等措施，大量的荒地开发和利用，急需大批劳动力投入生产。但在元代，蓄奴风气非常盛行，明初，这一习俗仍然存在。于是朱元璋在洪武五年（1372）通令全国，普通地主不得蓄养奴婢，违者杖一百，奴婢释放为民。而且还规定，凡因饥荒典卖为奴的，官府代为赎身。洪武十九年（1386）八月，河南布政使司曾在开封代赎典卖为奴的男女二百七十四人。同时，朱元璋还对寺院的发展严格控制。他明令各府州县只能有一个大寺观，禁止四十岁以下的妇女当尼姑，并严禁寺院收儿童为僧，二十岁以上的青年愿意出家，须经其父母申请，官府批准，出家三年后还得赴京考试，不合格的遣发为民。这些政策的实施，使社会上增加了一支庞大的劳力大军，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此外，朱元璋还对工匠的地位进行了改善，改变了元代把匠户完全强制在官营作坊里劳动的状态，放松了对工匠的人身控制。洪武十九年（1386）实行轮班匠和住坐匠制，鼓励工匠以更多时间从事社会生产，允许其在服役时间以外生产的产品可在市场上出售，这项政策无疑促进了明代工商业的发展。朱元璋在商业税额上也加以清理，废除了宋元以来繁琐的征课，规定商业税额为三十税一，书籍、农具等免税。洪武十三年（1380）还裁撤税课司三百六十四处。

移民屯垦政策的实施，社会劳动力的增加和调整，使明初户籍和土地占有情况发生巨大变动，为了掌握人口和土地占有情况，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下令在全国普查户口，编成户口黄册，以户为单位详细登载各户的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并按照人们的职业分为军、民、匠三大类。其中民类户籍以一百一十户为里，十户为一甲，通过里甲制度核实户口、征收赋税。洪武二十年（1387），朱元璋在全国范围内普遍丈量了一次土地，以一个粮区为单位，记载每块土地的亩数、质量、方圆四至以及田主姓名等，并绘制成图，因所绘田亩形状像鱼鳞，故名“鱼鳞图册”。鱼鳞图册的绘制，不仅使国家征税有了依据，而且肯定了农民垦荒土地的所有权。它和黄册相互参照使用，便于朝廷对全国百姓和土地的控制。

明初税制基本上沿袭了唐宋以来的两税制。洪武时规定田赋率为：官田一般亩征税粮五升三合五勺，民田减二升，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设官田一斗二升。比元代有所减轻。为了保证国家赋税的征收，还实行了粮长制。粮长由地方上“田土多者”充当，负责田赋的催征、经收和解运。但法久弊生，原来朱元璋设立粮长时，想以此禁绝贪污，事实上并不能如愿，粮长利用职权，害民肥己的事时时发生。

朱元璋为恢复经济、发展生产而实施了各项政策，其最大的目的还是解决百姓的吃饭穿衣，他在这方面的关切，同历史上各代皇帝相比，都是较为突出的。朱元璋出身贫苦之家，深深体会百姓生活的艰辛，他说：士农工商四民之业，算农民最是辛苦。他们终年勤劳，难得休息。遇到丰收，还可足食，碰上水旱灾害，则全家挨饿。我穿件衣裳吃顿饭，都想到种地织布的劳累。因此他即位后，力倡节俭，惜用民力，并身体力行。营建南京宫室，只求坚固耐用，不求雕饰奇巧。负责工程的人将图样送给他审定，他当即把雕琢考究的部分去掉，工程竣工后，他叫人在墙上画了许多怵目惊心的历史故事作装饰，让自己时刻不忘历史教训。朱元璋用的车舆、器具、服用等物，按惯例应该用金饰的，他下令以铜代替，主管此事的官员说：这用不了多少金子。朱元璋说：“朕富有四海，岂吝惜这点黄金，但是所谓俭约，非身先之，何以率下？”

朱元璋还曾命人带太子朱标到农村视察，亲眼看看农民的辛苦。太子回来后，他教育说：凡居处食用，一定要想到农民的劳苦，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他们不苦于饥寒。凡是闹灾荒歉收的地方，他都下令蠲免租税，灾情严重的地区，除贷米外，还赈济米、布、钞等。他在各地设置预备仓，存贮粮食，以备救灾之用。另外对旧豪族地主也采取了限制和迁徙的办法，这一方面是为了防止他们在地方上盘根错节，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危害新皇朝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防止他们财势过大，过分压榨农民。

第四节保境安民

都城的建置

朱元璋即位后，有一事令他颇费斟酌，而且在他脑际萦绕二十多年，仍放心不下，这就是都城的确立问题。

朱元璋略地定远后，根据儒士冯国用的建议，至正十六年（1356）进据了古都金陵，之后他从金陵挥师四向，统一南北，然而对定都于此却并不满意。洪武元年（1368）八月，朱元璋决定仿古代两京之制，以金陵为南京，汴梁（开封）为北京。在攻下元大都当月，他还巡视了汴梁，只因中原的凋敝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故没有营建北京宫阙之命。

洪武二年九月，建都问题再次提了出来。当时朝中大臣，有的主张定都关中，有的建议设在洛阳，有的提出以汴梁为都，有人认为就元大都的宫殿之便建都为好。朱元璋出于当时经济的考虑，认为长安、洛阳、汴梁都不宜建为都城。大都是元代都城，但作为新皇朝的首都，宫殿还需要重新修建，也不容易。反复思量，朱元璋乃以其家乡临濠前江后淮，有险可依，又有漕运之便为由定为中都，随后开始了宫阙城池的营建。到洪武八年（1375）四月，正当中都规模已具时，朱元璋亲自巡幸了中都，可由于种种原因，又下诏停止了。洪武十一年（1378）正月，朱元璋终于下诏改南京为京师，正式确定为国家的首都。然而南京作为京师的地位并不稳固，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派太子朱标巡视了西安、洛阳，有迁都之意，可所有的一切都因太子不久病死，朱元璋又已年迈而搁置下来。

用兵漠北朱元璋一再徘徊，考虑迁都，究其原因是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元顺帝北走大漠后，仍保有强大的军事势力，随时有重卷中原之举，这正是朱元璋最为忧虑的事。为了进一步统一蒙古地区，他也多次对蒙古用兵。洪武三年（1370）正月，朱元璋命令大将军徐达从潼关出西安，捣定西，以取王保保，左副将军李文忠出居庸，入沙漠追击元主。这一次用兵，取得了较大胜利，迫使北元再次北撤，而明朝的北部防御也得到稳定。之后在洪武五年、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三年又进一步用兵，其中二十一年，大将蓝玉追击到捕鱼儿海，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仅以身免，逃往和林。此役使蒙古受到震撼，北元再也无力与明朝对抗了。

朱元璋在对蒙古用兵的同时，竭力争取蒙古各部的归附，对蒙古上层人物根据不同情况授以官职，对一般留居中原或因避乱南迁的蒙古人，也鼓励他们和当地汉人及其他各族人民，和睦相处。洪武二十年（1387）纳哈出以二十万之众投降明朝，不能不说与朱元璋采取的民族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分封诸王朱元璋远在南京，仍屡屡挂念北部边防。北部边防的重要使他觉着仅靠他本人往来巡狩，或派出征大将仍是不够，倘若元勋重臣坐镇北方，他更放心不下，必须派可靠的人去镇守，于是朱元璋决定采用分封诸王的制度。洪武三年四月，朱元璋把他二子到十子封为亲王，十一年（1378）和二十四年（1391）又两次分封，把他的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从孙分封在全国各军事重地，想要他们来“夹辅王室”。

洪武十一年（1378），秦王就藩西安，晋王就藩太原。十三年以后，随着诸王年龄的增长，纷纷就藩各地。从当时全国形势来看，有权力的诸王仍镇戍在北方沿长城一线的重镇。如西安的秦王、太原的晋王、大同的代王、宣府的谷王、大宁的宁王等。诸王在其封地建立王府，设置官属。亲王的冕服车旗仅下皇帝一等，公侯大臣见亲王都要俯首拜谒，不得钧礼。虽说各亲王“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1，但他们的地位极高极贵。诸王有统兵和指授军事的权力，每王府设亲王护卫指挥使司，有三护卫，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的到一万九千人，遇有突发事件，封地里的卫所镇兵，在接到盖有皇帝御宝文书的同时，还必须有藩王的令旨，才能调动。赋予亲王如此大的权力，虽然起到屏藩王室、翼卫朝廷的作用，但也为后来的藩王作乱，埋伏了危机。

对周边地区和国家的政策朱元璋对周边其他地区，也采取了不同方式加以管理。在西北设置诸卫所，在东北派驻官员去招谕，在西藏通过宗教关系，在西南仍承袭元代的土司制度，对这些地区采用朝贡、赏赐、茶马市贸易的方式，加强与这些地区的交流，收效十分明显。

然而，当朱元璋宣布明朝建立后，与民族问题并行的一个既现实而又传统的问题，也同样出现在朱元璋面前。长期受儒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历代皇帝都把做天下共主当作自己的最高理想，而“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也往往被作为真命天子的标志。

洪武初年，对于朱元璋来说，尤其渴望争取万国来朝以树立其真命天子的形象。新朝鼎建，毕竟还有人不肯接受改朝换代的事实，尤其是一些文人，这怎能不让他忧虑？或许真命天子的威望能让这些人改变不与他合作的想法。因此，在他初登大宝之初，就开始了他的外交攻势。

但朱元璋鉴于元朝的失败教训，一反使用武力、对外扩张的做法。洪武四年（1371）九月，朱元璋曾跟他的大臣们说：“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1以后他在《皇明祖训》中又向他的子孙提出告诫说：“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2他认为武力征伐，伤财劳民，得不偿失。所以他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等国列为不征之国，与这些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双方的来往多是通过朝贡的形式，朱元璋厚往薄来，目的是让这些国家看到天朝大国的富有，体察到天子的博大胸怀，以图“四夷怀服”。

这种外交政策，却并非都行得通，在日本问题上，他就遇到了麻烦。洪1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

1《明太祖实录》卷六八。

2《皇明祖训·箴戒篇》。

武二年（1369），朱元璋派行人杨载出使日本。次年又派莱州府同知赵秩去日本，进一步解释明朝的对外政策，表示愿意继承历史上的友好传统，消除日本国王的疑虑。赵秩圆满完成了使命，日本即派使者来中国。然而双方的友好交往却由于倭寇的问题受到影响。明初，在绵长的海岸线上时有倭寇的骚扰，见于史籍记载的也很多。如洪武二年正月，“倭寇山东滨海郡县，掠民男女而去”；四月“倭寇苏州、崇明等地”；八月“倭入寇淮安”；三年六月“倭入寇山东，转掠温州、台州、明州等地，又寇福建沿海郡县”1。以后倭寇仍频频入侵。这种情形使朱元璋的以解决倭寇为中心的对日外交开始陷入困境，明朝和日本的关系有所疏远。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宣布：“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2，采用了禁海政策。洪武十四年（1381）胡惟庸“通倭”罪名确立后，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决意绝之，专以防海为务”3。又正式宣布：“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二十七年（1394）又进一步申令“禁民间用番香、番货。..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寘之重法”。到三十年（1397）还再次申明“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4。完全采取禁海政策，这一封闭政策对明初体制、经济都影响不小。洪武年间，朱元璋迟迟没有作出迁都之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也是考虑到东南的海防。由于倭寇在东南沿海的侵扰，朱元璋以后几代皇帝也沿袭这一政策，直到明朝中后期，随着倭寇问题的解决，才逐渐打破这一封闭政策。

洪武年间，朱元璋试图做天下共主的目的，或许并没有完全达到，但在一定程度上却赢得了良好的周边环境，使他有充裕的精力投入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事业中去。

1《明太祖实录》卷三六、四○、四三、五三。

2《明太祖实录》卷七○。

3《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4《明太祖实录》卷一三九、二三一、二五二。

第五节“忧危积心，日勤不怠”

明太祖朱元璋以一介贫民，角逐于群雄之间，最终推翻元朝统治，一统天下，建立明皇朝。明朝建立后，他对官僚机构、军队组织进行改造，集大权于一身。建立特务网，兴党狱，以削除来自统治集团内部的对皇权的威胁。但他在不择手段建立专制统治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减轻人民负担、有利于社会生产的措施，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这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朱元璋一生励精图治，勤奋好学。他虚心向儒士求教，学习文化知识，即位后喜欢写诗作文，挥笔立就，文字简练、不饰辞藻。他还喜欢读史书，从《左传》、《史记》、《汉书》到两《唐书》、《宋史》多达六七十种。他常常与文人们谈诗论文，说古道今，或讲经读书，以吸取古今成败的经验教训。

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

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犹披背。

反映了朱元璋处理国家政务的勤勉不怠。由于他时时担心大权旁落，事必躬亲。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批阅公文，直到深夜，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没有休息日和假期。据吴晗先生统计，以洪武十七年（1384）九月间的收文为例，从十四日到二十一日的八天中，共收内外诸司奏札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他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折，处理四百多件事。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七十一岁，这年五月他终于病倒了，然而他仍坚持处理政事，勉强支持了三十天以后，平静地死去。他在遗嘱中说：“朕膺天命三十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务有益于民。奈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好善恶恶，不及远矣。”这个自我评价还是较为客观的。

朱元璋去世六天后，葬在南京钟山南麓的孝陵。谥为“圣神文武钦明应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庙号“太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