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陆俱为宋代大儒，其门下生颇多，然正如朱陆各不相容一样，其门下亦各不相容。据陆子云，朱子在给某学者书上，曾经说，陆子静以专尊德性诲人，故游于其门者，多践履之士，缺少道问学。我稍多讲道问学，所以我的门人，在践履上不及陆子。（《陆全集》三十四）黄宗羲亦说：“陆子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其大者，而后可以大之；朱子以道问学为主，以格物穷理为入圣之阶梯。”（《宋元学案》卷五十八）以为二者之不同，可以《中庸》之尊德性而道问学这二句说明所谓尊德性者，和好像陆子所云学问之道之在明示吾人本心一样，而所谓道问学者，则如朱子所力说之格物穷理之道。这里一个有趣的对照就是：陆子之后学奉其师训而潜心于研究本心，朱子之后学则承其师格物穷理之一端而努力于研究与注释经典之学，潜心经典研究。
朱子门生甚多，其中有继其业而潜心考察性理者，尤以研究古典者为多。其尤著者如蔡元定之子蔡沈，体朱子之意而作《书经集传》，黄榦完成朱子的《仪礼经传通解》之残缺部分。还有就是，黄榦门下有何基，何基之弟子为王柏，著《诗疑》《书疑》等书，以批判立场研究经传，以为《中庸》可分为二部而《大学》里面还有格致之传云云，更下则王柏之门下有金履祥者，著《论孟集注考证》等书而考证《朱注》，又如黄榦门人饶鲁之再传弟子陈澔也著《礼记集说》，而其他如魏了翁乃朱子门人李燔弟子，曾作《九经要义》，真德秀乃詹体仁之弟子，亦曾作《大学衍义》，皆可以说是渊源于朱子的研究精神者。及朱子门人辅广三传弟子黄震出而作《日抄》，又真德秀有再传弟子王应麟者，融以吕东业、陈止斋之学而作《困学纪闻》和《玉藻》等大著。这个黄震与王应麟，可以说是后起的清朝考证学之先驱。
上面已说过，《朱子》后学只重考究经典为其唯一之道，而陆子之门下则止于明本心。其中最著名者有袁燮与杨简二人。
袁燮，四明人，号絜斋。初学于大学，后遂师事象山而传其学。据云絜斋初见象山时，象山即指其本心而使之洞彻贯通，遂师事之。絜斋亦常语人云，“人心与天地为一本，若精思以得之，兢业以守之，则与天地相似”，从此可知絜斋学问之中心，实在是在于明宗陆子本心之说。
杨简，慈溪人，因号慈湖，据说，当乾道五年他为富阳主簿时，象山亦来富阳，因象山常倡本心之说，遂问象山云：“何谓本心？”适平旦尝听扇讼，象山答曰：“且彼讼扇者必有一是一非。若见得孰是孰非，即决定谓某甲是，某乙非矣。非本心而何？”慈湖忽然大悟，因为其弟子。他有种种的著述，在《己易》一书中，他曾主张天地与自己之一体观，说：“易者，己也，非有他也。以易为书，不以易为己，不可也。以易为天地之变化，不以易为己之变化，不可也。天地，我之天地，变化，我之变化，非他物也。私者裂之，私者自小也。”又说：“循吾本心以往，则能飞能潜……能通天下之故。仕止久速，一合其宜。周旋曲折，各当其可。非勤劳而为之也，吾心目中自有如是十百千万散殊之正义也。”这样说明了所谓与天地为一体之己者，即亦指吾本心而言，他又曾著《绝四记》一文云：“人心自明自灵，意、必、固、我起，则丧其明，故非绝此四者不可。四者之中，意先起，其次必、固、我生，故第一须不起意。所谓意者，亦即上引《己易》中之所谓私，是意为利害之打算，意欲之妄动，他就主张，唯绝意始能明心，可知他所考究的也是和朱子同样的“明本心”之道。不过，陆子所谓“明本心”者，不外指修养之第一步在明本心，非谓仅此乃修养之全体，因之，门人袁燮亦有所谓要明本心，须在“精思思之”“兢守守之”之说，而说明守其既得的必要，然杨简则仅以明本心为修养之全体，不免多少有削弱陆学之处，所以同门的袁燮也就讽之曰：“象山既殁之后，自得之学始大兴于慈湖，慈湖之学，慈湖所自得也，学者当改过迁善日进不已，而不必一一蹑其迹。”（袁燮《书赠传正大夫》）其后，孙奇逢更以为杨简乃陆学之曲传，而从陆门诸弟子削除杨简之名。（《理学宗传》卷十七）
上面曾经说过，朱子明儒释之不同而斥释氏之唯心论，象山则倡心即理说，从唯理论转向唯心论而接近释氏主张后传至于杨简乃更向禅家接近，遂使后之陆学，专重静坐工夫，堕于狂禅，朱子学派乃更倾向于章句之学，可谓互相对应。
南宋一代，朱陆之学，互相对峙，然朱学乃较占优势，降而至元，方发生了一种折衷的倾向。吴澄与郑玉，就是这时代的代表。
吴澄（公元1249—1333年），字幼清，号草庐，初从程若庸治朱子学，后乃倾向陆子。若庸出自饶鲁门下，而饶鲁则曾从黄榦学朱子之学者，故吴澄既传朱子之学又尊信陆子而取折衷的态度。他说：“朱陆二师之教一也，而二家庸劣之门人，各立标榜，互相诋訾，至今学者犹惑焉，甚矣哉道之不传，人之易惑难晓也！”（《宋元学案》九十二《草庐精语》）又说：“朱子由于问学之功多，陆子以尊德性为主。不本问学、德性，则其蔽必偏于语言训释之末。故学必以德性为本，庶几得之。”（同上《本传》）由此可概见其志向一斑。他曾在《象山语录序》上这样的赞叹象山：“道在天地间，古今如一。人人问得，智愚贤不肖无丰啬焉，能反之于身，则知天之于我者，我固有之，不待外求也；扩而充之，不待增益也。先生（象山）之教人，盖以是。岂不至简至易而切实乎！”（《草庐文选》二）后世遂以此断之为传陆氏之学者，然他又曾有《五经纂言》之作，则确又是绍述朱子经学而能确立一家的。
他的《易纂言》，斥魏晋以来传本而以朱子本加以订正。《书纂言》则引吴才老及朱子之说，区分伏生今文尚书与梅赜增多篇之不同，疑后者非前汉时代之文。《诗纂言》亦据朱子之意删《诗序》，加注于诗文本身。《春秋纂言》又本朱子意以《左氏》为主而以为《春秋》之义乃公、谷氏所订正，于《礼》则以朱子之经传通解为未定稿，严别经、传、记之不同，而加以注释。总言之，他的《五经纂言》差不多可以说全样自朱注，然此外亦有其自身之创意者，确为当代少见的名著。他在《易纂言》中曾说：“吾于《易》用功既久，下语尤精，其象例皆自得于心。”于《书纂言》中云：“澄断断然敢不信梅赜所上二十五篇古书，全得之于心而不能昧者也。”于《春秋纂言》中云：“皆取之于义。”综合起来看，可知草庐实在是有非常明晰的观察力，而好像又是确信着自己心里有着昭然灵知的本心的。我们可以说正因为他有了这样的天分，所以其著作乃有许多独创之见，治朱子学而同时又倾心于陆子之本心，都是由于这原因吧。他的《书纂言》，区别今古文之不同，有裨于近代研究者不少，可谓开后代考据家阎若璩之先河，朱陆之学，久相对峙，他却能完成其中的折衷，这个功绩更应该特别说明。
郑玉，自子美，号师山，幼敏悟，长而攻究《六经》，尤长于《春秋》之学。其生年虽不可详，然据传云，至元十七年（公元1357年）明兵入徽州时，被拘而缢死于狱中，则可知比之吴澄，尤为后辈。师山，最初师事吴暾、洪震老、夏溥三人，他都是夏希贤的门人，而夏又是杨简高弟钱时之弟子，所以郑玉可以说是陆子五传的弟子。可是在他的《文集》中，我们也可发现他在赞朱子为集群贤之大成者，而谓今人乃驰心千里之外，徒弄空言，实有负于朱子云。由是可知他实在是开端自陆学而更融会朱学于其中的。他又说：“陆子之质高明，故好简易，朱子之质笃实，故好遂密。各因其质之所近，故所入之途虽不同，及其至，岂有不同哉！后之学者，不求其所以同，只求其所以异，江东（朱学）指江西（陆学）为怪说之行，江西指江东为支离之说，此岂善学哉！朱子之说，为教人为学之常，陆子之说，为才高独特之妙。二家之说，各不能无弊。陆氏之学，其流弊也，如释氏之谈空说妙，鲁莽灭裂，至不能尽致知之功。朱子之学，其流弊也，如俗儒之寻行数墨，颓堕萎靡，至不能收力行之效。然岂二先生垂教之罪哉，盖学者之流弊也。（《宋元学案》九十四《送葛子熙序》）可知他实在是洞察当时朱陆二派之弊而各取其长的了，亦可见我们所谓他出自陆子而融会朱子的话是不错的了。不过他说过下面的话，又好像是以为朱学更胜于陆学的一样。他说：“近时学者尚未知本领之所在而已先立异同，宗朱则毁陆，党陆则非朱，此等皆学术风俗之坏而非好气象也。陆子静高明不及明道，慎密不及晦庵，然其简易光明之说亦非始无见之言，但其教尽是略下之工夫，而无先后之序，学之者有弊。学者自当学朱子之学，然不必谤象山。”（《学案》九十四）
吴澄与郑玉可谓元代之代表的学者。前者发自朱子而倾向陆子，后者则以陆子趋向朱子，不同的就是前者注重陆子而后者则偏重朱子，相同的就是二者的折衷的态度。而且这样折衷的态度是元儒的特色，然，此时朱学之黄金时代已成过去，陆学渐开始抬头，而其后阳明学说亦已渐露曙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