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封制度由来已久。分封或封建，虽历代用词相沿，但其含义非一，然则贯而通之，可探见中国古史演进的一条脉络。周实行分封；秦统一中国，废封建而置郡县；汉承秦制，但仍封王；以后历代王朝若有封王，其用意或有差别，其权益或有大小，但总由中央统制，是中央集权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从“封建”一词，又演化出今“封建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念。中国实行分封的历史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的关系，乃是人们十分关注的课题。而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则是蒙元整个政治社会制度的重要一环。元代投下分封制度是一项有特色的重要制度，它规模宏大，持续时间长，影响面广。分封的主要类型有草原兀鲁思、汉地五户丝食邑、江南户钞制。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投下指诸王驸马勋臣所属的人户或封地1。投下领主享有政治经济特权，建有独立的官僚机构，对所属人户进行统治。有元一代，朝廷对投下领主既给予支持和优遇，又进行管辖和控制，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这个分封制度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朝廷对投下无节制的赏赐，虚耗帑藏，造成财政困难。投下的横征暴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1“投下”一词，语出辽代，又作“头下”“投项”、“头项”等，这是一个汉语词，义即“头项之下”（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元史论丛》第2辑。）投下，蒙古语称爱马（ayimaq），据杨瑀：《山居新语》：“上亟命分其酒于各爱马”。原注云：“即各投下”。投下一词可以和分地、分邑、食邑、采邑、封邑、汤沐邑、食采分地等词通用（见蒙思明：《元代社会阶级制度》，页116；周良霄前引文）。
第一节 草原兀鲁思的分封
成吉思汗把大蒙古国看作是“黄金家族”的共同家产。“太祖皇帝初起北方时节，哥哥弟弟每商量定：取天下了呵，各分地土，共享富贵。”1成吉思汗建国后不久，首先在自己的亲族中进姓名与成吉思汗的关系《元朝秘史》所载分民数《史集》所载分民数诃额伦母共10000户3000户铁木哥斡赤斤同母幼弟5000户拙赤合撒儿同母弟4000户(后减为1400户1000户按赤台同母弟合赤温之子2000户3000户别里古台异母弟1500户术赤长子9000户4000户察合台二子8000户4000户窝阔台三子5000户4000户拖雷四子5000户阔列坚次妻生子4000户合计44500户28000户行了分封。
按照蒙古游牧贵族的古老传统，每个儿子都可以从父亲的遗产中分到一份，这就是“忽必”（qubi），蒙古语义为“份子”1，包括人户和封地两个内容。成吉思汗采用“忽必”这一分封方式，首先给自己的母亲、弟弟和儿子分了人户。他们领受的人户，见左表。
上表所列成吉思汗诸子诸弟受封户数，虽然《元朝秘史》与《史集》记载有较大差异，但它反映了成吉思汗通过“忽必”方式分封民户的基本史实2。
大约在1214年成吉思汗南征金朝以前，分封了诸弟领地3。拙赤合撒儿1《元典章》卷九《吏部》三《改正投下达鲁花赤》。
1《元朝秘史》第23、203、242节。
2杉山正明认为，《史集》所记成吉思汗诸子诸弟受封千户数大致与《元史·食货志》诸王食邑户数相应成正比。《秘史》的数字则完全没有这种对应关系，因此《史集》所记较为可靠（《蒙古帝国之原像——成吉思汗家族分封》，《东洋史研究》37卷1号，1977年）。
3关于成吉思汗分封诸弟领地的时间，王国维认为在西征以前。（《黑鞑事略笺证》，王国维遗书本）杉山正明则认为，成吉思汗分封诸子诸弟的民户和牧地是同时进行的，都在1207—1211年之间（见上引文）。的封地在也里古纳河（今额尔古纳河）、阔连海子（今呼伦湖）和海剌儿河（今海拉尔河）一带。铁木哥斡赤斤的封地与拙赤合撒儿的封地紧紧相连，从额尔古纳河以东、海拉尔河以南一直到今贝尔湖、哈拉哈河一带，后来又扩展到大兴安岭以东，延伸到塔兀儿河（今洮儿河）、那兀江（今嫩江）、松花江流域。铁木哥斡赤斤封地哈拉哈河以南地区，是合赤温后王按赤台的封地，即在兀鲁灰河（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乌尔盖河）和合兰真沙陀一带，北接别里古台封地，东至合剌温山（大兴安岭南脉），南抵胡卢忽儿河（在今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别里古台的封地在斡难河、怯绿连河中游之地，南与按赤台封地为邻。以上四家的封地位于蒙古高原以东，故称为“东道诸王”。
西征以后，成吉思汗再把蒙古高原以西的疆土分封给诸子。术赤的封地在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以西，今咸海、里海之北，远及钦察草原。察合台的封地在别失八里（今新疆济木萨尔境内）以西，迄于阿姆河。窝阔台的封地在叶迷立河（今新疆额敏河）流域和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一带。以上三家诸王称为“西道诸王”。遵循“幼子守产”的蒙古习俗，幼子拖雷继承了从克鲁伦河至按台山的成吉思汗的“大营盘”。
成吉思汗对功臣贵戚采取了“莎余儿合勒”（soyurqal）的分封方式，蒙古语莎余儿合勒，义为“恩赐”。成吉思汗建国后，采取这种方式委任了九十五个千户长。这种恩赐也给予主动归顺的部落首领和驸马。一些强大的姻亲部族如弘吉剌、汪古等虽被分封为几个千户，但它们基本上按照原来的部族形成独立的封建领地。
诸王的分地，也称作兀鲁思（ulus）。这一蒙古语词，意为“人众”，也可译作“人民——分地”，到后来，兀鲁思又有“人民——国家”的意义了。成吉思汗对草原兀鲁思的分封，奠定了大蒙古国分封制度的基础。
分封诸王的“忽必”和赐予千户长的“莎余儿合勒”，两者虽在名分和权位方面有差别，但它们的基本单位都是千户。千户是大蒙古国的基本军事、行政单位。千户之下，是百户、十户。每个千户都有自己的牧地（蒙古语嫩秃黑，nuntuq，元译营盘草地）。据卢勃鲁克记述：“每一个首领，根据他管辖下人数的多少知道他的牧场的界线，并知道在冬、夏、春、秋四季到哪里去放牧他的牛、羊。”1千户长在自己的“嫩秃黑”的范围内有权指定属民在一定的地域内游牧，也可以封禁一定的地域。在千户管辖下的属民对领主保持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根据成吉思汗颁发的大札撒，“人们只能留在指定的百户、千户或十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寻求庇护”2。属民要为领主承担沉重的赋税、差役和兵役。“其民户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为差发。盖鞑人分管草地，各1道森编：《出使蒙古记》，吕浦译，周良霄注本，页112。
2《世界征服者史》，上册，页34。
出差发，贵贱无有一人得免者。”33《黑鞑事略》，王国维遗书本。
第二节 汉地五户丝食邑的建立
随着蒙古贵族对外掠夺战争的发展，俘获的人口日益增多。如何管理这些人口，是摆在蒙古统治者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当时，蒙古贵族在华北地区采取了就地安置俘户的办法。“时，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4不少州县民户就这样成了蒙古诸王贵族的私产。除蒙古诸王贵族占有部分州县和大批俘户外，归附蒙古的汉人世侯也雄霸一方，“诸侯世官擅生杀祸福、取敛封植之权，故一方愚民不知有朝廷之尊，而知有诸侯也”5。他们占有许多人户，如在严实统治的东平地区，诸将校各“占民为部曲户，谓之脚寨，擅其赋役，凡四百所”（《元史·宋子贞传》）。蒙古贵族和汉人世侯私役人户的状况，显然不利于蒙古汗廷对中原汉地的统治。窝阔台即位后，任用耶律楚材，着手整顿中原汉地的统治制度。于是，建立十路课税所，实行“以户计出赋调”的征税办法，取得了成效。为了增加国赋，就必须掌握中原汉地的民户数目。因此，窝阔台进行了大规模的籍户。元太宗五年（1233），窝阔台“以阿同葛等充宣差勘事官，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余”（《元史·太宗纪》）。这是蒙古汗廷首次在华北地区检括户口。元太宗六年，蒙古灭金，窝阔台发布圣旨：“不论达达、回回、契丹、女真、汉儿人等，如是军前掳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是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发。主人见更不得识认。如是主要识认者，断按打奚罪戾。”1据此，诸王将校寄留在各地州郡的其他俘户生口，被国家收编为“皇帝民户”，增加了蒙古汗廷掌管的人户。元太宗七年，窝阔台命中州断事官胡土虎再次括户，直到次年六月括户才结束，“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2。这次括户从乙未年开始进行，故称乙未户籍。元太宗八年（1236），窝阔台在括户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诏以真定民户奉太后汤沐，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元史·太宗纪》）。这次分封的民户达七十六万七百五十一户。按当时所括户口一百一十万计算，封户的比例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因为这年是丙申年，故称丙申分封。
丙申分封确立了汉地五户丝食邑制度。窝阔台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规4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5胡祗遹：《论并州县》，《紫山大全集》卷二三。
1《元典章》卷十七《户部》三《户口条画》。
2《元史》卷二《太宗纪》。关于癸巳（1233）和乙未（1235）两次籍户数，记载颇多歧异，学界看法也不一致。爱岩松男认为，两次共籍到一百八十余万（见《蒙古人政权治下的汉地版籍问题》，《和田博士颂寿纪念东洋史论丛》，京都，1950年）。洪金富则认为，乙未年一百一十余万含癸巳年所籍七十三万余户在内（见《从投下分封制度看元朝政权的性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十八本，第四分册，1987年）。
定封户缴纳的丝料由朝廷和领主分享，封户成为“二税户”，其办法是“每二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与所赐之家”1。即每一封户缴纳的丝料全额11两2钱中，8两纳入国库，3两2钱属于领主；在食邑内设立达鲁花赤，“朝廷置官吏，收其租颁之。非奉诏，不得征兵赋”（《元史·太宗纪》）。元代的投下户，按照规定，除负担朝廷的兵、站诸役，及提供部分丝料国赋之外，还需向投下领主缴纳五户丝，蒙古语称之为阿合答木儿。五户丝制构成元代投下制度的基本赋税形态2。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五户丝制不可能彻底贯彻执行。因为这一制度触犯汉人世侯和蒙古诸王贵族的利益。蒙古诸王贵族横征暴敛，对分地民户勒索更甚。拔都汗对其分地平阳路民户的剥削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王府又将一道细分，使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为五、七十头项。有得一城或数村者，各差官临督”。拔都还规定不收土产的麻布，只收黄金，“自卖布至于得白银，又至于得黄金，则十倍其费”3。许多民户倾家荡产，转而逃散。
但是，五户丝制比起那种“一社一民，各有所主”的状况，却是很大的进步。它是比较适合中原汉地经济基础的统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蒙古诸王贵族的权利，对中央集权有所加强。
1宋子贞：《耶律楚材神道碑》，《元文类》卷五七。
2周良霄：《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初探》。阿合答木儿，又作阿哈探马儿，据王恽《中堂事记》，其义为“投下五户丝料”。
3郝经：《河东罪言》，《陵川文集》卷三二。
第三节 忽必烈时期的投下制度
1241年窝阔台死后，在脱列哥那后执政和贵由统治时期，朝政紊乱，法度不一，蒙古诸王贵族肆意搜刮汉地财赋较前更加严重，他们擅招民户，拘刷工匠，许多民户承担不了沉重的赋役而逃亡。如邢州一地丙申年分封给启昔礼、把带两位答剌罕家时，有民户一万四千多户，到蒙哥初年只剩下五七百户。蒙哥即位后，开始整顿汉地的混乱局面，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括户。仅1252年（壬子年），所括户就比乙未年（1235）增加二十余万。蒙哥虽然通过括户抑制了投下的发展，但是他在位期间照样大封宗亲，先后拨出至少109891户给予诸王后妃十五人，9819户给予功臣十一人。这些诸王后妃功臣在汉地原无分地分民，他们得赐民户，等于汉地投下数目的增加。1260年忽必烈即位时，“诸色占役者强半”1。因此，整顿和改革投下制度，已是摆在忽必烈面前的一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忽必烈对投下的整顿和改革主要采取以下一些措施：第一，对五户丝制进行改革。规定投下丝料由有司征收，受封者于中书省验数关支，改变了过去就征于州郡的办法。按照规定，“每户科丝二十二两四钱，二户计该丝二斤一十二两八钱。其二斤即系纳官正丝，由正丝、色丝各半。外将每户剩余六两四钱积至五户，满二斤数目，付本投下支用，谓之‘二五户丝’。以十分论之，纳官者七分，投下得其三焉”1。
第二，全面整理户籍，发布了许多有关投下的禁令。如至元元年（1264）颁行圣旨：“依着先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并诸投下，不得擅行文字，招收户计。”2至元八年（1271），尚书省颁行《户口条画》，对诸投下招收的附籍、漏籍、放良、还俗人户，都按民户入籍，并重申投下擅招人户的禁令。同时，对投下的匠户、驱奴、放良人口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元代许多有关投下的禁令，大部分是忽必烈时期先后制定的。
第三，对投下封地行政建置进行了调整。忽必烈借平定李璮之乱的有利形势，在原汉人世侯辖区内，以较重要的诸王勋贵分地为单位，采取分设、新立、改置及维持原状等方式，众建路州，尽可能使拥有较多封户的诸王贵族独占一路一州，或在该路州占主导地位。所谓“分设”，即初为一路，现依投下食邑细分为若干路和直隶州，如严实东平路一分为十。所谓“新立”，是指元初并非独立的路州建置，此时因投下封户所在，从某些路州中割划、合并而来的新路州，主要有般阳路、彰德路、卫辉路、广平路、顺德路、怀孟路、河南府路和宁海州。所谓“改置”，是指与蒙古国时期相比较，路的名称未变，但辖区却因投下封民所在发生划割改属等变动，主要有益都路、1王恽：《史天泽家传》，《秋涧集》卷四八。
1王恽：《中堂事记》，《秋涧集》卷八○。
2《元典章》卷十七《户部》三《户口条画》。
济南路、真定路、大名路、河间路等。所谓“维持原状”，是指金末元初已有路的建置，因该路主要为某一贵族封户所在，故得以维持原有的行政建置和辖区，主要有京兆路、平阳路和太原路。通过这样的调整和变动，使之大致具备了既为朝廷路州，又系投下封地的食邑特征。
忽必烈对五户丝食邑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之后，又将分封制度推广到江南，建立了江南户钞制。平宋后，规定诸王、驸马在江南分地里的民户每户交纳中统钞五钱，称作“江南户钞”，成宗时改为交中统钞二贯1。据《元史·食货志·岁赐》所载江南户钞项下所记分拨人户，总计约达1936946户。当元军下江南时，所收诸路户口累计为9370472户，则封户占所收人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多。这项分封的数字仍然不小，它足以说明忽必烈继续执行窝阔台时代投下食邑化政策；但相对而言，其规模有所缩减。至于五户丝改为户钞，那是因为忽必烈定制在江南依亡宋旧例，秋税征粮，或可折钞，后夏税征物，也可折钞，而未像在北方那样分派科差，征收丝料和包银。
投下制度在忽必烈时期已基本定型，忽必烈的后继者大体上遵循着他所制定的有关政策。后来成宗、仁宗朝先后对投下制度作过一些改革，但没有收到明显的实效。元末，皇权对投下控制日益减弱，同时，依附于皇权的投下分封制度也逐渐走向衰落。
1《元史》卷九五《食货志·岁赐》。至元二十年，元廷规定：“诸王、公主、驸马得江南分地者，于一万户田租中输钞百锭，准中原五户丝数。”（《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
第四节 投下的官署
投下设置达鲁花赤，始于1236年丙申分封。它是汉地五户丝食邑内的重要官职，拥有很大的权力。投下达鲁花赤“许持选论，委之专，任之久，比同封建，嗣承世爵，较常调为重”2。
投下达鲁花赤自成系统，不同于朝廷官吏。按照元朝定制，“郡县之官皆受命于朝廷，惟诸王邑司与其所受赐汤沐之地，得自举人，然必以名闻诸朝廷而后授职，不得通于他官，盖慎之也”1。它不在“常选”之内，“国朝诸宗戚勋臣食采分地，凡路府州县得荐其私人以为监，秩禄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岁月通选调”2。
投下领主以其私人任用达鲁花赤，并且往往由一家“嗣承世爵”。例如，西夏人昔里钤部自1248年出任贵由家的分地大名路达鲁花赤之后，子、孙、侄五人先后继任，直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这一家族中还有人担任这一职务3。这样的例子，史料中还很多。
忽必烈即位后，为加强中央集权，在至元元年（1264）下令罢各投下达鲁花赤。事实上，这一命令并没有收到成效。至元十九年（1282），中书左丞耿仁等上奏：“诸王公主分地所设达鲁花赤，例不迁调，百姓苦之。依常调，任满，从本位下选为宜。”（《元史·世祖纪九》）忽必烈采纳了这一建议，但在实际执行中仍然阻力很大，所以元廷在1293年、1304年、1327年多次重申迁调投下达鲁花赤的诏令。仁宗延祐二年（1315）四月，“敕诸王分地仍以流官为达鲁花赤，各位所辟为副达鲁花赤”（《元史·仁宗纪一》）。但这一措施受到诸王投下的反对，延祐四年六月，仁宗只好收回成命，“敕诸王、驸马、功臣分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元史·仁宗纪三》）。这说明罢投下达鲁花赤行不通，置常选官员于投下官员之上而为正达鲁花赤的措施也行不通。在诸王、驸马的投下领地，设立王傅府（也称王相府）对投下属民进行统治。按照元朝制度的一般规定，“每位下各设王傅、府尉、司马三员。..而三员并设，又寡不同，或少至一员，或多至三员者”（《元史·百官志五》）。王傅是王傅府之长，统领分地内一切军政事务，是正三品的内任官，由朝廷颁发印信、虎符。府尉仅次于王傅，协助王傅处理府务，是正四品的内任官。司马掌管兵戍征伐，是正五品的内任官。在蒙古国时期，投下领主就已设立断事官，“时诸侯王及十功臣各有断事官”（《元史·博罗欢传》）。元朝建立后，在诸王、驸马的分地内仍设有断事官1。仁宗曾2王恽：《塔必迷失神道碑铭并序》，《秋涧集》卷五一。
1《经世大典·序录·投下》，《元文类》卷四○。
2《经世大典·序录·岁赐》，《元文类》卷四○。
3姚燧：《阿鲁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九。
1例如，弘吉剌部的鲁王府设有断事官”（见胡祖广：《相哥八剌鲁王元勋世德碑》，《巨野县志》卷二下令“罢诸王断事官，其蒙古人犯盗诈者，命所隶千户鞫问”（《元史·仁宗纪一》）。但在延祐三年（1316）又“增置晋王部断事官四员”（《元史·仁宗纪二》），说明诸王投下断事官的名额又有所增加。除王傅外，在投下领地还设有许多名目不一的管理机构，如钱粮都总管府、人匠都总管府、怯怜口都总管府，等等。有的投下的管理机构十分庞大，如弘吉剌部的官署“自王傅六人而下其群属有钱粮、人匠、鹰坊、军民、军站、营田、稻田、烟粉千户、总管、提举等官。以署计者四十余，以员计者七百余”（《元史·特薛禅传》）。
元廷很注重对投下官署的管理，皇帝对投下拥有最高主权，投下领主的废立继承往往凭皇帝的诏令而定。元律规定：“诸投下官吏受赃，与常选官同论。”“诸投下妄称上旨，影占民户，除其徭役，故纵为民害者，杖七十七，没其家财之半。所占民仗一百七，还元籍。”“诸王傅文卷，监察御史考阅，与有司同。”“诸位下置财赋营田等司，岁终则会；会毕，从廉访司考阅之。”“诸投下轻重囚徒，并从廉访司审录。”“诸藩邸事务，大者奏裁，小者移中书。擅以教令行者，禁之。”（《元史·刑法志二》）这表明朝廷对投下官员具有考核、监察和惩处的权力。但诸王投下非法隐占人户、欺压百姓等现象屡有发生，朝廷实际上无法控制。
中央管理诸王事务的机关为内八府宰相。大德十一年（1307）十月，“以旧制：诸王、驸马事务，皆内侍宰臣所领，命中书右丞孛罗帖木儿领之”（《元史·武宗纪一》）。内侍宰臣即是内八府宰相，说明在武宗时已有内八府宰相。延祐六年（1319）月，“敕诸王、驸马、宗姻诸事，依旧制领于内八府官，勿径移文中书”（《元史·仁宗纪三》）。可知诸王驸马事务，中书省是无权参预的。内八府宰相品秩相当于二品。
○，道光二十四年刊本），安西王府也设有断事官（见《元史》卷十七《世祖纪》十四，至元三十年八月戊戌条）。
第五节 投下领主的特权
投下领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拥有很多特权，本质上是他们对汗权的某种程度的分享。
在政治上享有的特权，表现在投下官的任用不同常选；投下官世袭罔替，可以不迁转，等等。也表现在参预国政方面。蒙古国时期，他们已有参预国政的权力，凡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参决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如昔里钞部曾以大名路达鲁花赤兼充贵由系代表的身份，同署燕京行尚节省事。元朝建立后，这种参政权仍然延续下来。而且职高权重的中书省断事官，多由诸王投下的代表充任，大德十年（1306）多达四十三员。
大宗正府是元廷统管投下诸种公事的机构，秩从一品，地位崇高。这里，“以诸王为府长，余悉御位下及诸王之有国封者”（《元史·百官志三》）。上述诸王投下在中书省、大宗正府等最高行政、司法、军事机构中都有代表参议政事的情况表明，蒙古统治者视大蒙古国为皇室公产，反映出诸王投下在元廷有很大的政治权力。
投下领主的经济权益大体上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岁赐。它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指五户丝和江南户钞，二是指每年分赐诸王贵族的金银币帛。关于诸王投下的五户丝和江南户钞，上文已述。这里着重叙述每年分赐诸王贵族的金银币帛。忽必烈即位后，中统元年（1260）十二月，赐诸王穆哥及帖古伦皇后等，“自是岁以为常”（《元史·世祖纪一》）。忽必烈时期，基本上按例颁发岁赐。自成宗继位到元朝灭亡（1294—1368），《元史》本纪都没有按例颁发岁赐的记载，这是由于“朝会赏赐”渐次取代了固定岁赐的地位，成为元朝中后期主要的赏赐手段。
第二，不定期赏赐。除定期的岁赐外，还有不定期的赏赐，它包括立功有赏、喜庆有赐、朝会赐予及各种名目的赈济等。其中花费最大的是朝会赐予。如成宗元贞二年（1296）规定：“诸王朝会赐与，太祖位金千两，银七万五千两。世祖位金各五百两，银二万五千两，余各有差。”（《元史·成宗纪二》）武宗即位，据中书省统计，朝会应赐者为钞总计达三百五十万锭。朝廷以灾害、乏食等为理由对诸王投下赈济大量钱物更是屡见不鲜，数额巨大。
第三，一些与皇室关系密切的诸王、驸马在经济上拥有更多的特权。如安西王，“凡河东、河南、山之南与陕西食解池盐地，皆置使督其赋入，悉输王府”1。文宗时，以“淮、浙、山东、河间四转运司盐引六万，为鲁国大长公主汤沐之资”（《元史·文宗纪二》）。
第四，赋税收入。元代投下领主的赋税收入，是他们经济特权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朝廷对投下的财政经常予以某些限制，但投下领主拥有自己独1姚燧：《提举太原盐使司徐君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八。
立的财政权力，建有专门管理财赋的机构。竹温台任鲁王府钱粮都总管府达鲁花赤时，“十余年，财货无悖，入亦无滥，岁节财用五十余万缗”2。在安西王的财政收入中，“田亩之赋”也是其中重要的一项。
2揭傒斯：《竹温台碑》，田村实造编《在乌丹城附近发现的元碑》，《蒙古学》第三册，1937年4月。
第六节 投下户
投下户大致可分为三类，即草原兀鲁思封户、五户丝食邑户、投下私属户。
（一）草原兀鲁思封户这类投下户，指成吉思汗时期分封给诸子诸弟的封户。他们是按着千户、百户、十户组织编制的，对千户那颜有严格的隶属关系。他们拥有自己的牲畜和生产工具，他们缴纳的赋税称作“忽卜绰儿”（qubcur），其税额大体上百者取一或三十取一（羊马抽分）。此外，他们还要承担兵役、站役等“差发身役”。
（二）五户丝食邑户这类投下户，主要指窝阔台丙申分封及宪宗、世祖、成宗、仁宗、泰定诸朝在汉地进行分封的户口。在元代文献中出现的“皇帝民户”、“大数目户”、“大官数目户”等，是指国家户籍；而“投下户”、“位下户”则专指投下户计，二者泾渭分明，截然有别。
五户丝食邑户的赋役，大体上分投下赋和国赋两种。投下赋即五户二斤的丝料，国赋包括二户丝和税粮、包银等，其税目、税额又较投下赋为多。他们类似契丹投下军州的二税户。但元代五户丝食邑户多半来自皇帝自上而下的封授，除由投下领主派遣达鲁花赤和通过官府转交五户丝外，他们主要是与朝廷设置的官府发生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三）投下私属户这类投下户，指诸王投下的通过掳获、分封、招收、影占等手段占有的人户。他们被称作“怯怜口”，即蒙古语ger-ünk.üd（意为家中儿郎）的音译。郑麟趾《高丽史》卷一二三《印侯传》说：“怯怜口，华言私属人也。”所以，我们称这类人户为投下私属户。
投下私属户是朝廷“大数目”以外的人户，属投下户籍。朝廷对这类人户也要进行管理。至元八年（1271）《户口条画》规定，诸王公主驸马的投下私属“诸色人户”，无论“附籍漏籍”，必须是“官司明文分拨隶属各位下户数，曾经查对，不纳系官差发，别无更改者”才被朝廷承认是合法的。但有元一代，诸王投下擅自招收各种漏籍、析居等人户作为私属户的现象经常发生，官方虽三令五申，但收效甚微。
投下私属户大致包括“匠人、打捕户、鹰房子、金银铜铁冶户”1。他们主要承担投下领主的赋役义务，不纳系官差发，专为领主服役。投下有各自的怯怜总管府或提举司，管理投下私属户。
投下私属户，同其他户计一样，多从职业上进行分工。它分为投下工匠、投下打捕鹰房户、投下斡脱户、投下种田户、怯薛校尉诸名色。但因赋役名色及其与领主的亲疏，各种投下专业私属户计的政治经济待遇也表现出多样性。1《元典章》卷二五《户部》十一《差发·投下户丝银验贫富科》。
第七节 王爵承袭制度
诸王投下王爵承袭制度始于成吉思汗时期。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被封为“国王”，并赐“皇太弟宝”的印章。著名勋臣木华黎，被封为“太师国王”，赐誓券黄金印，文曰：“子孙传国，世世不绝。”驸马按陈和镇国也分别得到“河西王”和“北平王”等王号印章。
忽必烈时期确立了六等封爵印章制度，即金印兽纽，金印螭纽，金印驼纽，金镀银印驼纽，金镀银印龟纽，银印龟纽。大部分受封者加上了汉地式的国邑王号，并仿照辽金制度，有“一字王”、“二字王”等不同等级。按“祖宗之制，非亲王不得加一字之封”（《元史·哈剌哈孙传》）。忽必烈时期，“一字王”多授予正后所生的诸子，后来直到真金长子甘麻剌的后裔。除血缘关系外，主要是政治因素。忽必烈诸子，多是出镇一方的军事统帅，被授予最高王号，这显然是元朝的一种政治怀柔政策。武宗以后，争夺汗位的斗争日益激烈，王号的授予与当时的政治斗争密切相关。王号授予自然是论功行赏的一个重要内容。
诸王投下的王爵承袭，并没有明确的嫡长袭位的原则。庶子争嗣乃至继承王位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有的是长子继承，有的则是幼子继承，有的则是兄终弟及，叔侄传位。蒙古国时期，大汗对宗王领主有废立之权。在脱列哥那皇后执政时期，铁木哥斡赤斤死后的王爵继承，要由皇后决定。“驰白皇后，乃授塔察儿以皇太弟宝，袭爵为王”（《元史·撒吉思传》）。元朝时期，王爵的继承主要凭皇帝的诏令而定。例如：文宗天历年间，木华黎五世孙朵罗台国王，在两都战争中，站在上都倒剌沙一边，后兵败被杀，文宗令其族侄朵儿只袭国王位。顺帝至元四年（1338），朵罗台之弟乃蛮台通过贿赂权臣伯颜遂得国王位。犯罪诸王削爵夺印，或因谋反争位，或因慢功失律。其被削夺者的子侄往往还能获得爵位。这既是一种安抚手段，也是重新确定该宗支首领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