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皇庆延祐间汉法的再推行及其波折“崇文右儒”
由于爱育黎拔力八达“武奋清宫”、“文参定策”的功迹，元武宗在即位的翌月朔旦，即立之为皇太子，面授金宝，又遣太尉丞相塔思不花持节授予玉册，并约定“自是兄弟叔侄，世世相承”1。以后，武宗渐萌改储之心。至大三年，武宗身体不适，委托三宝奴召集亲信议更改储副事宜。三宝奴以叔侄相授难以凭信为理由，主张重立海山长子和世㻋为储君。这时，早已受答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拉拢的康里脱脱慨然以“三宫协和”为己任，竭力反对违背前约，遂罢议。次年正月，武宗死。爱育黎拔力八达终于熬过四年潜龙蛰居的艰难时日，顺利继位，是为仁宗。
仁宗长年生活在汉地。从十岁左右起，就与海山一起在著名的师儒李孟辅导下学习儒学。海山镇北以后，李孟更成为仁宗早年朝夕不离的导师。大德年间起跟随仁宗的其他侍臣，除汉人儒士如陈颢、王结等人外，还有很多是色目、蒙古人。但他们大多数也都对汉文化和儒学有较多的了解和同情。仁宗被册立为皇太子以后，新入东宫的侍巨大多数是汉人，当时已以文名为天下知的姚燧，亦以七十岁高龄起为太子宾客。在这种崇文右儒的风气激荡下，仁宗的汉文化素养应明显地高于在他之前的元代诸帝。书法至少从两宋以来就被视为中原皇帝最重要的修养之一，仁宗有“御书除官制”传世，似是最早掌握了书法技艺的元朝皇帝。1作为这样一个文化背景与武宗完全不同的君主，主持朝政伊始，仁宗即将武宗的施政方针完全否定。武宗死后两天，他就下令罢尚书省，“百司庶政，悉归中书”（《元史·文宗纪一》）。又过了四天，以“变乱旧章，流毒百姓”的罪名，诛脱虎脱、三宝奴、乐实等尚书省主要官员五人。尚书省的理财措施大多被汉儒看作是“回回法”。因此汉人对诛杀西域人三宝奴最感痛快。当时人作诗志喜，有“受尽君恩弄尽权，富倾御府贵熏天”，“富1阎复：《皇太子册文》，《元文类》卷十；《元史》卷一三八《康里脱脱传》。1袁桷：《仁庙御书除官序》，《清容居士集》卷十七。按当时人的看法，“帝王德业虽不系乎书，然寸心之微，众欲攻之。不惑声色，则荒游畋。万机之暇，诚绝众欲。深宫静己，寓意于书。心正笔正，出治之源于是乎清矣”。足见书法在某种程度上被看作万乘之君正心诚意所必需的一种基本修养。见许有壬；《恭题伯颜奎章阁记赐本》，《至正集》卷七一。据传，南宋第二帝孝宗，以书法优秀才被高宗选为帝位继承人。是知将书法看成培养帝德的基本训练在当时是何等流行的观点。贵转头成鬼扑，奸谀到死带奴颜”等句，其矛头都针对着三宝奴2。三月，仁宗正式即位。即位诏中宣布：“除枢密院、御史台、徽政院、宣政院各依旧制，其余诸衙门及近侍人等，敢有擅自奏启中书政务者，以违制论”；“至元三十年已后诸衙门改升韧设，并多余员数，非世祖皇帝之制者，从省台分拣，减并降罢”1。翌月，又下诏废至大银钞和至大铜钱，恢复中统钞的发行和使用。至此，武宗以“惟新”为核心的全部措置，几乎在两三个月内被扫荡干净。仁宗初执国政，确实取得了“风动天下”的表面效果2。
自从忽必烈之后，元朝诸帝的政治率以遵行世祖成宪为标榜。被仁宗斥为“辄意变更”祖制的至大年间钞币改革，在实行当初也曾被说成是“乃循旧典”的行动。仁宗对武宗朝政的批评，集中在变易至元、大德之政这一点上。实际上，尽管武宗时期选法混乱、机构膨胀，干扰了官僚政治的有效运转和正常机能，但在其他方面，它并没有触动忽必烈遗规的基本格局。真正在一些更带有根本性的方面企图改变忽必烈汉、蒙、回回法相参用的统治体制的，倒是仁宗自己。不过这些作法深合儒臣和一部分汉化较深的蒙古、色目官僚们的心意，所以不但不受谴责，且多被美化成为“兴滞补阙”的创设。前期汉法的再推行仁宗前期汉法的再推行，主要围绕两个侧重点开展。一是力图抑制诸王贵戚们基于草原分封制而获得的权益，进一步加强皇权；二是想用儒术澄清吏治，强化中原式官僚政治的运作程序。至大四年冬，诏罢诸王断事官，蒙古人犯盗诈者令所隶千户鞠问。皇庆二年（1313）四月，废除诸王份地达鲁花赤由封主自辟的旧制，以流官任之；诸王位下所辟降为副达鲁花赤。有鉴于武宗以镇北亲王的军权夺取帝位，仁宗遂命驸马丑汉出总北军，加封为安远王；对居庸关的军事守备亦显著加强。这些措施，应当含有暗中防范业已镇北多年的晋王势力坐大的用心。至于澄清吏治的关键环节，则是严禁近侍干政，整顿选法，登用儒士。至大四年七月诏谕省臣：“朕前戒近臣毋辄以文记传旨中书。自今敢有犯者，不须奏闻，直捕其人付刑部究治。”（《元史·文宗纪一》）延祐元年（1314）六月，敕内侍自今只授中官，不畀文阶。十月，又敕由吏入仕者，晋官止于从七品。也就在这一年，元朝举行了实行科举制度后的第一次乡试。与他之前诸帝相比，仁宗用儒抑吏的倾向可以说是至为鲜明。
自从十三世纪三十年代元朝灭金，迄于仁宗复科，科举取士制度在中原2刘壎：《三宝奴伏诛》，《水云村泯稿》卷五；尹廷高：《三宝奴丞相故宅》，《玉井樵唱》卷中。1刘敏中：《皇庆改元岁奏议》，《中庵集》卷十五。按姚燧所撰仁宗即位诏载《元文类》卷九，其文稍异于《元史》卷二四《仁宗纪》一所载。惟二者均未录诏书所附条画。因此上引条款仅见于刘敏中奏议。2《元史》卷一七六《刘正传》。
汉地停废几达一个世纪（河北、山东从十三世纪初即因被蒙古攻占而未行科举）；江淮以南，自宋亡以后废科亦已三十余年。元朝用人制度，高级军政官员率多出自勋贵子弟，即所谓“方今出宰大蕃、入为天子左右大臣者，皆世胄焉”1；中下级官员，很大一部分都由吏员晋升，“中土之才跻是者十八九”2。从忽必烈时代开始，虽然历朝几次议行科举，但它总是被视为不急之务。中原传统的封建官僚体制向来靠儒学培植根基。“世胄”中除了少数几家汉人世侯的后人外，大多数是蒙古、色目人；而选拔吏员的实际标准，经常是“吏廉无才，不若亡廉而才”1。所以随着政纪日渐废弛，拔擢儒士以补“季劳用人”的积弊，在汉人儒生乃至部分汉化的蒙古、色目官员中间，成为越来越普遍的话题。仁宗个人的文化背景使他受到这种观点的强烈影响。所以他一登基就宣布：“朕所愿者，安百姓以图至治。然匪用儒士，何以致此？”（《元史·仁宗纪一》）至大四年七月，诏“勿限资级”，拔擢儒生任国学、翰林、秘书、太常及儒学提举等文职，“虽白身亦用之”。皇庆二年十一月，以行科举诏颁布天下。每三年开试一次，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道。按右、左两榜分别取录“国族暨诸部”和汉、南人士子。考试科目分经义疑、古赋诏诰章表、时务策论三门。“经疑经义以观其学之底蕴；古赋诏诰章表以著其文章之华藻；复策以经史时务以考其用世之才”2。元朝科举取士的规模相当有限，对于改变当时的官僚构成并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科举制度在废止数十年之后被仁宗恢复，对整个社会都发生震动性的效果。尤其是处于压抑状态中的士人，更把它看作“文运将兴”的标志。因此，在他们的感觉中，延祐复科“如阳春布获阴崖冰谷，荄粒无不翘达”3。科举考试一以程朱理学对儒学经典阐释为判卷标准，也推动了理学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普及。
在整顿吏治方面的另一项努力，是编纂有关国家政制法程的各部类单行法，总成一书。元朝行政立法，长期根据因时立制、临事制宜的原则，用条格、断例等形式个别颁布。各级政府机构均置“格例簿”，“遇事有难决，则搜寻旧例；或中无所载，则比拟施行”1。随日积月累，针对各种具体问题颁发的格例越来越多，于是出现新旧相悖、冗杂重出的现象，致使行政紊乱，极大地增加了官吏任情玩法、用谲行私的便利。仁宗时始对现行格例加以类集折衷、整理增删，以期统一法制。延祐三年夏，书成，分“制诏”、1刘岳申：《送吴澄赴国子祭酒序》，《申斋集》卷一。
2陶安：《送马师鲁引》，《陶学士集》卷十五。
1杨维桢：《送范致道序》，《东维子文集》卷五。
2郑玉：《送唐仲实赴乡试序》，《师山集》卷三。
3徐明善：《送汪子中序》，《芳谷集》卷二。
1孛术鲁翀：《大元通制序》，《元文类》卷三六。同卷有马祖常《风宪宏纲序》。此书所载系御史台“训辞”。或以为是即成书于延祐三年的《大元通制》前身，此误。
“条格”、“断例”、“别类”四部分。是书编成后，又命朝臣审定，虽然终仁宗之世未及颁行，但它却为英宗朝颁布天下的《大元通制》奠定了充分的基础。
后期的政治弊端皇庆、延祐之初汉法的再推行，从一开始就处在答己太后集团的掣肘之下。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铁木迭儿，武宗初任宣徽使时就与答己关系非同寻常。至大元年，铁木迭儿被外调江西、云南。后来他擅自“离职赴阙”，偷偷回到了答己身边，最后以皇太后旨“得贷罪还职”。武宗一死，答己趁仁宗尚未即位，从兴圣宫降懿旨，抢先召铁木迭儿回京，并用为中书右丞相。这年春天，答己以“内降旨除官千余人”，“徽政、宣徽用人，率多罪废之流”（《元史·仁宗纪一》）。太后这种纵情私欲、浊乱朝政的行为，用儒家学说关于端坐宫闱、“母仪天下”的规范来衡量，相差实在太多。她与仁宗所信任的儒臣之间的潜在对立，毫无疑问是存在的。
仁宗对答己母后的态度颇有微妙之处。他对答己肆行威福，心中肯定怀有不满。延祐元年敕内侍只授中官，很大程度上当针对内降旨除授而发。皇庆二年初，太后起用的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以病去职”。是年十二月，以归葬父母规避铁木迭儿的李孟还朝，仁宗立即以中书平章政事之职复授之。事隔不到半年，铁木迭儿复为首相，李孟即行乞退。延祐元年末李孟虽仍拜为中书平章，但似乎只是为了以中书执政地位主持策试进士的科举考试，自此以衰病不任事。仁宗出于无奈，又起用御史中丞萧拜住为中书右丞，寻升平章政事，期以牵制铁木迭儿1。中书省内这种变动不居的人事更替，曲折地反映出帝、后之间对官僚中枢的暗中争夺。
汉族文人多把仁宗对答己的曲意退让奉承为“孝养顺承，惟恐不至”，称赞他“视虞舜而不愧”2。但是，除了仁宗个性的孝顺以外，促成帝后之间妥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实际是他一意改变叔侄相继的先约，要把皇位传给自己儿子的私心。延祐二年十一月，仁宗迭经犹疑之后，终于下决心采取行动，遂封武宗长子和世㻋为周王；次年三月，又置周王常侍府，命随周王道经陕西、四川之云南就藩。和世㻋到陛前入辞，赖伯铁木儿向仁宗力谏，方得“留燕饯而后行。道途委积，百尔所须皆为之豫备”3。和世㻋行至陕西，遂利用关中驻军发动兵变，分军攻潼关、河中府。已而以内部不和退兵；1《元史》卷二○五《铁木迭儿传》；卷一七五《李孟传》。皇庆二年正月铁木迭儿从中书去职，据黄溍《伯帖木儿家传》，是传主向太后叩头力陈的结果。见《黄金华集》卷四三。2苏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许有壬：《庆云赋》，《至正集》卷一。3黄溍：《伯帖木儿家传》，《黄金华集》卷四三○。
和世㻋“盘桓屯难，草行露宿”，狼狈西奔，到金山投靠察合台后王1。在遣周王出京的同年年底，仁宗便迫不及待地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并于次年闰正月诏告天下。汉文记载，都将仁宗胁迫和世㻋离京就藩、改立己子为皇太子的行为归咎于答己集团，或云“兴圣诸臣定谋禁中”，或云“丞相铁木迭而欲固位取宠，乃议立英宗（按即仁宗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无论如何，仁宗改储的意图亟须母后的赞同，而且事实上也获得了答己太后这一方的支持。他为此不可能不付出某些代价。差不多与此同时，在河南、江南等地实施的“经理法”，由于蔡五九起事而宣告失败。这一挫折也促使他在政治上趋于消极，转而向后党妥协。
延祐经理本来是仁宗推行改革的重要经济措施之一，是要通过核实田土占有状况来甄别隐占，考较田粮。延祐元年冬，遣张驴等人分道经理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田粮，“诏江南东、西道及浙西道民先自实土田”2。由于当时各地吏治腐败，“郡县并缘以厉民”，因此“经理考核多失其实”3。奉行过当的结果，“自实土田”演变为括田的暴政，有些地方甚至撤毁民庐，“夷墓扬骨”以虚张顷亩。延祐经理的惨烈，于“赣为甚，宁都又甚”4。二年四月，蔡五九在宁都州起兵反元，进围州城，烧四关，转攻福建；至九月，方在江浙、江西两省元军合剿下失败。由于怨言腾沸，仁宗被迫下诏，凡在三省经理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租税三年。五年，又下诏罢河南新括民田，依旧例输税。江西部分地区，后来亦因民众反抗而免征新税。尽管这次经理所确定的土田亩积，在很多地方还是被登入籍册，作为后来的征税依据，但延祐经理在当时人们印象中，仍是仁宗在位期间的一项重大劣政。由于上述种种原因的综合影响，元仁宗即位之初那种一新政治的锐气，到延祐二、三年间逐渐悄然退失。他本是一个好酒之徒1，又颇为迷信2。这时他的个性更在内心矛盾的浸逼下变得乖戾多疑。哈剌乞台氏人回会“尝朝仁宗皇帝别殿。见近臣疾超[趋？]出，公徐入，玉色殊不怡。左右无一存者，公退拱立。上默然以手命公辟户。久之，复手命阖户。又久之，命公取某物敬奉以前。公出，左右入。翌日，平章萧拜住入朝。上若曰：‘朕端居深念，忧形于色，左右望走。然回会色不变。彼望走者皆内愧于心者也。回会自信1许有壬：《晋宁忠襄王碑序》，《至正集》卷三四。
2李存：《送李总管序》，《俟庵集》卷十六。
3危素：《余姚州经界图记》，《危太朴文续集》卷一；黄溍：《倪渊墓志铭》，《黄金华集》卷三二。4刘岳申：《孙正臣墓志铭》，《申斋集》卷九。
1仁宗在东宫为皇太子时，萧奭曾上《酒诰》。“盖当时近习多侍上燕饮，故公首以是训陈之”。见苏天爵：《萧奭墓志铭》，《滋溪文稿》卷八。
2“延祐间都城有禁，不许倒提鸡，犯者有罪。盖因仁皇之乙酉景命也”。按仁宗生于酉年，属鸡，故有是禁。见杨瑀：《山居新话》。
无愧，朕亦信之。’”3仁宗对近臣的猜忌或不实，但他所谓“端居深念，忧形于色”，确实是发自内心的自言。在这种心态下，原先颁定的一些措施，甚至有收回的。延祐四年六月，敕诸王、驸马、功臣分地，仍旧制自辟达鲁花赤。诸王的滥封滥赏又逐渐开始。延祐五年，礼部奉旨铸三公等印竟达二十六颗。早在延祐三年编定的制诏格例汇集，延宕多年不克颁行，也反映了仁宗后期政府工作效能的疲软。
在帝后矛盾缓和的同时，省台冲突又显得激烈起来。延祐四年六月，内外监察御史四十余人，以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为首，参劾中书省右丞相铁木迭儿受上都民张弼贿赂六万贯，强使上都留守贺胜释其殴人至死罪行，并盗视国史、占夺晋王田产、受伊利汗合儿班答使人钞十四万贯等事。仁宗闻奏，震怒于宫廷，“击碎太师印，散诸左右”1。铁木迭儿惧，走匿太后近侍家中，有司无法捕拿。仁宗为此不乐者数日。此案最后以铁木迭儿罢相了结。但是，铁木迭儿居家未逾年，又起为太子太师。可见最高统治层内部一旦互相妥协，以台臣为代表的朝廷舆情即使再有声势，亦不能真正匡救时弊。仁宗晚年倦于政事，关心硕德八剌的顺利继统甚乎其他一切。早在仁宗即位之初，已为硕德八剌置四宿卫。延祐六年六月，以至大年间隶于仁宗的东宫卫军左卫率府（后改中翊府，又改御临亲军、羽林亲军）万人隶皇太子硕德八剌。甫逾月，又以由者连怯耶儿（译言黄羊川）万户府等军人组编的右卫率府（延祐五年建）隶东宫。八月、十月复以授皇太子玉册、郊祀诏天下。应是在此前后，仁宗甚至向近臣放出空气说：“朕闻前代皆有太上皇之号。今皇太子且长，可居大位。朕欲为太上皇，与若等游观西山，以终天年，不亦善乎！”2这些异乎寻常的举动，表明仁宗迫切地希望硕德八剌能平稳地继承帝位，甚至想在自己生前就看到这一天。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死，年三十六岁。硕德八剌在皇祖母答己的扶持下继承皇位。少年气盛的英宗，在太皇太后和她的幸臣铁木迭儿死后，力图一伸平生抱负，厉行新政，终因果于刑戮，使朝内外保守势力普遍产生怨惧心理，遂招致权臣弑宫的历史悲剧。
第二节 至治新政和南坡之变
至治新政
元英宗自出生以后，便一直在他父亲仁宗的身边长大。他所接受的儒3刘岳申：《回会墓志铭》，《申斋集》卷八。此时萧拜住已为平章政事，故当为延祐三年六月以后的事情。
1危素：《月鲁帖木而行状》，《危太朴文续集》卷七。
2危素：《月鲁帖木而行状》，《危太朴文续集》卷七。
家的说教相比较而言算是很充分的，所以颇思大有为于天下。但他又是元代唯一的一个在临朝执政前未经过任何困厄磨砺的皇帝。他要实现自己的志向，主观条件并不很有利，客观上的阻力和障碍也相当大。仁宗一死，答己太后便以太皇太后之尊制出中宫，把被罢了相的铁木迭儿重新调入中书省，出任右丞相。铁木迭儿复相后，“睚眦必报”，对从前弹劾过他的人肆行威福，予以打击1。英宗本人缺乏象忽必烈和仁宗那样的既有声望又足可信赖的潜邸侍臣班子，这时候差不多处于孤立无援、“孑然宫中”的境地2。所能托付者，一个是与他同样迂阔而不谙世故的年轻宰相拜住，另一个则是暗藏祸心的妻舅铁失3。至治新政在这样的形势下开场，即使没有铁失弑宫的突发事件，其结局也是可以想象的。
自延祐七年正月仁宗去世直到至治二年（1322）秋，从元朝中央政府的政令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个不同政治派别的施政倾向及其互相冲突。仁宗死后第三天，英宗尚在“素服寝于地，日歠一粥”的居丧期间，答己便故伎重演，抢先命铁木迭儿为右丞相。翌月，铁木迭儿即与内朝相为表里，夺前中书平章政事李孟所受秦国公印，命四川拘捕行省平章赵世延到京，并以违太后旨之罪杀前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中书省平章萧拜住。与此同时，与答己集团关系密切的黑驴、木八刺、赵世荣等人则相继从外省调入中书任职。这样，仁宗时期曾与答己和铁木迭儿相对抗的汉法派中坚分子，在英宗即位之前就遭到了答己的清洗，幸免于祸的汉人儒士，也在淫威慑逼之下箝口摇手，不敢再多出议论。答己还想进一步扩大清洗的范围，通过徽政院使向英宗“请更朝官”。英宗显然不满太皇太后的作为，回答说：“此岂除官时耶？且先帝旧臣，岂宜轻动。俟予即位，议于宗亲、元老，贤者任之，邪者黜之可也。”（《元史·英宗纪一》）
延祐七年三月，英宗即帝位于大都。此后，在有关朝廷中枢机构的人事安排问题上，帝、后双方长期争持不下。铁木迭儿以赵世延尝劾其奸，诬以不敬下狱，请杀之，并究省台诸臣。英宗不允，私下对近臣说：“顷铁木迭儿必欲置赵世延于死地。朕素闻其忠良，故每奏不纳。”（《元史·英宗纪一》）铁木迭儿又以和市织币薄恶，请免右丞高昉，英宗还是不允。时而仍有后党得逞的迹象。最早揭发张弼案的上都留守贺胜，即于英宗继位以后两个月，被后党乘隙奏准，以“便服迎诏”罪弃市。英宗的态度，有时也很强硬。贺胜坐弃市的同月，有告岭北平章阿散（原中书左丞相）、新任中书平章黑驴、徽政使失列门等谋废立，英宗不待鞠状，命悉诛之。他估计此案很可能与答己有关，所以急忙将案犯诛杀了事，一则除去太皇太后的几名心1苏天爵：《马祖常墓志铭》，《滋溪文稿》卷九。
2许有壬：《纠锁南疏》，《至正集》卷七六。
3许有壬在泰定朝所上《恶党论罪》中称铁失“妹为君配，已正位次，先帝待之，情过骨肉”。见《至正集》卷七六；屠寄：《蒙兀儿史记》卷十九《速可八剌传》，卷一五三《氏族表》。腹，二则也阻止了案犯旁牵蔓引，致使帝、后矛盾进一步表面化。
尽管有后党的在在牵制，英宗登基之后，还是急切地希望有所动作，求收速效以逞快一时。他下诏由吏入官，秩止从七品，恢复了仁宗时曾经公布但又很快收回的规定；命京师势家与民均役；课回回散居郡县者，户岁输包银二两；罢僧、工、伶滥爵及建寺，豢兽之费，禁僧人驰驿；禁献珠宝；此外还有一大批官僚机构被压低品秩，有的干脆被撤罢；为了增加收入，又增两淮、荆湖、江南东西道田赋，斗加二升。但是这些措置的实际效果究竟如何，不是没有问题的。据《元史》本纪，延祐七年六月“罢徽政院”。半个多月之后，又有罢章庆司、延福司、群牧监的记录。章庆等司都是徽政院所属司署。如果撤销徽政院的前令能够顺利实施，就不会再下诏罢章庆等司。这第二次诏令是否落实也有疑问。据《元史·百官志五》，章庆司、群牧监与徽政院的其他许多所属机构一样，是在答己死去的次年（至治三年）才撤销的。看来英宗的诏旨，有一些在京城之内都不克实行。关于罢建寺之费等规定，更被他本人热衷营造的行为所破坏。延祐七年十一月，诏“各郡建帝师八思巴殿，其别视孔子庙有加”。这应是在全国范围修建帝师寺的开始1。这一时期的其他营建项目也不少，甚至已到“民劳役巨”的地步2。至治二年（1323）八九月，权臣铁木迭儿和太皇太后答己相继死去。英宗感受到的政治压力顿时减轻，他推进新政的决心也大为加强。十月，英宗擢升木华黎后人拜住为中书右丞相，虚左丞相之位而不拜，以示对拜住信任之专；次年五月又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与专任拜住用意相同。这时两人还已分别兼领左、右钦察卫和宗仁卫事，以及左、右阿速卫和中翊卫事。军政权力的高度集中也隐约反映出，英宗身边堪受信用的人似乎不是很多。自十月以后，英宗新政的主要措施包括：1.大量起用汉族官僚和士人，张珪、王结、王约、吴险等人都被召超擢。“士大夫遭迸弃者，咸以所长收叙；文学之士，则待以不次之除”。为召起虞集，朝廷遣使赴蜀未遇；求之江西，又不见；时虞集方省墓吴中，使至，乃受命趋朝1。可见当时朝廷起用儒臣心情之迫切。2.推行“津助赋役法”，即在各地确定一部分田亩，“使应役之人更掌之，收其岁入以助役费，官不得与”。在苏湖地区，“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为受役者之助”。此处所谓“入官”，仅指在各义上被征用为官田，实际上助役田多被分配到承当差役的各人户，归他们经营（自种或招佃），以1据吴澄：《抚州路帝师殿碑》，“仁宗皇帝命天下各省各路起立帝师寺，以示褒崇。今上嗣服，再颁特旨。圣心眷注，俾加隆于文庙，不与其余不急造作同”。则此命初颁，似在仁宗时。见《吴文正公集》卷二六。但元代大量记载表明，各地奉朝命建帝师殿、寺，乃在英宗时。参见柳贯：《温州新建帝师殿碑》，《柳待制集》卷九，刘鹗：《重修帝师殿记》，《惟实集》卷二。
2吴师道：《至治四御史诗，成宪甫廉使征赋》，《吴正传集》卷十。
1黄溍：《拜住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元史》卷一八一《虞集传》。其收入作为当役补贴2。3.至治三年正月，诏令朝臣听读审议仁宗时编纂的累朝格例，并将延祐二年以来新颁格例类集增补入内。二月，遂定名《大元通制》，颁行天下，所收断例、条格、诏赦、制令凡二千五百三十九条。是书条格和断例部分的篇目和编排，分别依照金《泰和律令》和《泰和律义》。《大元通制》中的许多条款，在形式上虽然属于临事制宜的个别指令或纪录公文，但它们作为单行法，对处理类似事务具有普遍的法律效能。因此，《大元通志》是具有法典性质和权威的官方政书，对于统一元朝的政制法程起了积极的作用，也体现了元廷通过颁布法典来加强它作为一个中原王朝的正统形象的用心。4.清算太后集团遗毒，澄清吏治。至治二年十一月，答己死后甫两月，英宗再次发出“罢世祖以后冗置官”的诏令。翌日，即罢去徽政院。按徽政院原是侍奉皇太后的机构，答己死后撤罢徽政院本来理属当然，但在当时情况下，减罢“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元史·张珪传》），这一行动难免带有雷厉风行、倾其巢穴的政治色彩。与此同时，拜住把原先受铁木迭儿压制而未加追究的“诳取官币”案重新提出来，遂诛杀当时尚在世的铁木迭儿之子八里吉思以及刘夔、囊加台，仆铁木迭儿父祖碑，追夺其官爵及封赠制书，他的另一个儿子锁南也被黜职。
所谓诳取官币案的缘起是，浙民吴机（一作吴机孙）以贿交权贵，谓宋高宗吴皇后为其族祖姑，有旧赐汤沐田在浙西，愿以献朝。司徒刘夔上其事，又与铁木迭儿、铁失等相串通，奏赐官币十二万五千锭偿其直，却暗中瓜分了这笔巨款。朝廷命官“驰驿至浙西疆其田，则皆编户恒产，连数十万户。户有田皆当夺入官，浙西大骇”1。这件事经本道廉访司闻台，被铁木迭儿、铁失等阻挠，不上闻。一两年之后，台臣复鞠之，遂以田归原主，刘夔、八里吉思等坐死，余者论罪有差，惟铁失以亲联天家而获特赦1。但他从此疑惧日甚，终于在半年后手弑英宗于南坡行帐。
南坡事变英宗对铁失的宠信，似乎并未因他涉及诳取官币案而马上改变。以铁失独署御史大夫事，就发表在事后两个多月的至治三年五月。但是到六月，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由于拜住等人将铁木迭儿的“过恶”反复陈奏，英宗对这个死去已近一年的权臣的憎恶，竟急剧加深而不能自抑。他的怒火开始发2《元史》卷二八《英宗纪》二；卷一八五《干文传传》。郑元祐论元末助役田说：“二十年间，田贸易主屡迁，而役悉仍旧，殊为民病”。助役田被当役户作为私产变卖，表明“津助赋役法”确曾在各地推行。见《元童遗爱碑》，《侨吴集》卷十一。惟碑文说征发助役因比例为“亩什抽一”，似不可信。1刘基：《宋文瓒政绩记》，《诚意伯文集》卷六。
1《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按八里吉思之名见黄溍《拜住神道碑》，《元史·拜住传》作八剌吉思。《元史·英宗本纪》写作宣政院传八思吉思，此名中前一个“思”当为“里”之讹。泄到被视为铁木迭儿“奸党”的那些朝臣，包括先已宣布赦免不究的铁失身上。此时恰逢英宗在上都夜寐不宁。“惧诛者”于是唆使番僧建言作佛事禳灾，希冀作佛事而获得大赦。但拜住却声色俱厉地责备番僧：“尔等不过图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铁失等人把拜住的话理解为英宗又要惩治“有罪”的暗示。“闻之益惧，乃生异谋”（《元史·拜住传》）。八月，英宗在从上都南还途中驻跸南坡。铁失以所领阿速卫兵为外应，先杀拜住，又入行幄刺杀英宗。自答己死后重新推行的至治新政，不到一年复遭中止。从表面上看来，南坡之变完全是一次难以事先预料的突发性事件。但它的发生，又与英宗的个人性格以及当时的蒙古—回回贵族与汉法派之间的斗争形势，具有某种程度的必然联系。虽然汉族文人经常喜欢按照儒家观念将元英宗的形象理想化，英宗的个人性格却绝非如此单纯。或许恰恰是由于长期受太皇太后的压抑，他似乎比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位皇帝都热衷于表现天子的威严。史称“英宗临朝，威严若神；廷臣懔懔畏惧”1；又称当时“禁卫周密，非元勋贵戚，不得入见”2。但是在“威严若神”的虚名下处处受制于答己，反过来更增加了英宗的心理挫折，结果只好迁怒于臣下。因此，英宗朝“大臣动遭谴责”3，与以前诸朝讲求“惟和”，对臣下宽纵有余的政风完全不同。另一种发泄的方法是酗酒，酗酒又往往以乘醉杀人收场。时人记载一个被冤杀的艺人史骡儿云：“至治间蒙上幸。上使酒纵威福，无敢谏者。一日御紫檀殿饮，命骡弦而歌之。骡以‘殿前欢’曲应制，有‘酒神仙’之句。怒，叱左右杀之。后问骡，不在。悔曰：‘骡以酒讽我也。’”4英宗曾为宪台谏修寿安山佛寺而杀观音保、锁咬儿哈的迷失，杖窜成珪、李谦亨，引起轰动朝野的“四御史”之狱。这可能也是在狂怒不可自制的情形下做出来的事情。延祐七年七月，“回回太医进药曰打里牙，给钞十五万贯”；十二月，“修秘密佛事于延春阁”（《元史·英宗纪一》）。按打里牙为波斯语taryak的音写，译言鸦片；元末宫廷曾流行男女双修、恣情房中的“秘密佛法”，英宗朝修“秘密佛事”，似乎表明藏传佛教的这一套教理当时业已传入元廷。那末，英宗这种狂暴多变的习性，是否与他可能服用鸦片或者纵情声色的放荡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英宗这种个性，使他难以在自己身边聚集起真正积极维护新政的政治势力，同时却把越来越多的人推向自己的政敌一边。答己、铁木迭儿死后，他不但没有利用时机示以宽恕，争取缓解与太后集团党羽的关系，而后再伺机各个击破，反而自以为对立面已经瓦解，因此继续对他们任情用法。铁失敢以臣子弑君，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看出了蒙古诸王勋贵已经对英宗产生普遍1苏天爵：《董守简墓志铭》，《滋溪文稿》卷十二。
2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3黄溍：《答失蛮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四。
4王逢：《史骡儿引》，《梧溪集》卷四。
的怨忿。南坡之变发生时，“宗戚之中，能自拔逆党、尽忠朝廷者，惟有买奴”。这条材料生动地说明，英宗当时已经何等孤立1。因此，即使他不死于南坡，至治新政又能推行到何种程度，也是容乐观的。
1《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元史·英宗纪》有两年未提到朝廷对诸王颁发岁赐之事。如果这不是因疏忽而失载，则是英宗对待宗亲勋戚刻薄寡恩的又一例证。
第三节 晋邸继统与两都之战
晋邸继统
自从忽必烈建国以后，元朝虽然一直没有放弃“王政”（即宗王出镇制）与“省政”（即行中书省制）并用的制度，但是由于国家行政职能现在主要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来实现的，蒙古诸王对日常行政事务的干预，毕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不过当大汗去世，需要选举和拥戴新汗的时候，他们仍然拥有不可忽视的传统权力，特别是在先帝没有按汉制册立皇太子时，就更是如此。仁宗和英宗父子在位十余年，与接近权力中心的蒙古诸王中大部分人的关系都已相当疏远。当铁失与他们秘密串联的时候，他们似乎都同意在英宗之后拥戴真金长子甘麻剌的次子、镇守漠北四大斡耳朵的嗣王也孙铁木儿作为新君。至治四年六七月间，铁失决计以孤注一掷的刺杀行动来中止英宗对他的追究和诛罚，遂遣急使至土剌河行营，将谋逆计划密告晋王和他的亲信倒剌沙，并相约“事成，推大王为皇帝”。也孙铁木儿立即囚禁来使，遣人往上都告变；未至，南坡之变发生。不久，诸王按梯不花、前太师月赤察儿（曾佐甘麻剌镇边）之子淇阳王也先帖木儿奉皇帝玺绶至漠北。九月，也孙铁木儿在“其余争立的哥哥兄弟也无有”的情形下，于克鲁伦河畔即大汗位，后人多以泰定帝称之。帝位异常顺利地从真金次子答剌麻八剌系转到他的长子甘剌麻系，既是因为晋邸具有“宗盟之长”的地位并且重兵在握，而且也因为倾向于蒙古本位文化的“迤南诸王大臣”，对于仁宗和英宗以牺牲他们的既得利益来推行汉法的政策深为不满。除此以外，也孙铁木儿个人历武、仁、英三朝，“不谋异心，不图位次，依本分与国家出气力行来”（《元史·泰定帝一》），所以在蒙古贵族中的口碑应当也比较好。
也孙铁木儿对南坡之变的直接参与者，采取了相当策略的作法。与即位诏一同公布的大赦宣布，十恶中除杀祖父母、父母，妻妾杀夫不赦外，其余如谋反、大逆、奴婢杀主等罪概赦不问1。被赦的罪行中包括儒家最为不容的谋反、大逆，和最为蒙古人所见恶的奴婢杀主。这些罪名历来与杀祖父母、父母等一样，“自世祖皇帝时分，不拣那个赦里不曾放来”2。泰定帝的诏赦别出心裁，显然意在宽慰铁失等人。因为当时乘舆尚在数千里外，“各贼雄据两都，或握兵权，或操省印，或在宪台，布满要地，号令百姓”，因此“故以宽恩而释其疑，使恶逆之徒，有以自安，不至狂肆”1。最初发表的1许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
2《元典章》卷三《圣政·霈恩宥》引至大四年三月十七日中书省奏议。该年正月初五，元廷因武宗不豫实行大赦，曾宣布连十恶罪一起赦宥。仁宗即位之后，中书省以上引奏文入闻，遂下制收回成命，重新宣布十恶不在赦免之列。
1许有壬：《正始十事》，《至正集》卷七七。
中枢官员中，即包括谋害英宗的主犯也先铁木儿（任中书右丞相）、铁失（知枢密院事）等。十月，在行帐诛也先铁木儿、铁失弟锁南、英宗宿卫士秃满等，以原左丞相、晋邸旧臣旭迈杰为右丞相，并遣他先行南下主持政务。这时候，铁失还在大都以执国命的重臣自居，与泰定帝派来的使节一起，以新帝即位告祭太庙。据云，在仪式进行过程中，“阴风北来，殿上灯烛皆灭，良久方息。盖摄祭官铁失、也先帖木儿、赤斤帖木儿等，皆弑君之元恶也”2。旭迈杰等到达大都后，又按泰定帝已颁旨诛杀铁失、赤斤铁木儿等人，并戮其子孙，籍其家产。十一月中，泰定帝由北边抵达大都。这时逆臣中的首恶差不多已都诛杀。对其他案犯，大概原来都有从宽之意。比如铁木迭儿次子锁南，因“亲与谋逆”断杖决。但是制命甫下，“物议喧腾”，最后也被定为死罪，同时处死的还不止他一人3。不过这次事件牵涉到的人太多，泰定帝抱定的宗旨是“逆党胁从者众，何可尽诛”（《元史·张珪传》）。尤其是对于与谋的诸王，最后都以流远处置，一个没有杀。
也孙铁木儿是在元朝最高统治集团刚经历了一次大变故之后的困难形势下君临天下的。仁、英两朝汉法的再推行，打破了世祖制定的汉法、蒙古和回回法兼而用之的平衡格局，由此引起各种政治势力的不满。泰定年间又是一个自然灾害频繁的年代。西北连年雨雹、地震，其影响达于荆湖北部地区，东南从浙东到苏北沿岸不断发生海溢，华北则时而雨雹山崩，时而旱蝗。也孙铁木儿先立年号曰泰定，末年改元致和，表明他的政策重心是要用惟和来求稳定。
为了弥平内部疮痍，在即位之初，他就将英宗朝被流徙远地及遣还原籍的“诸王官属”二十四人调回京师，前朝被冤杀和流远的御史台官，亦多被昭雪，存者召还录用，已死者追加赠封。被远徙的诸王，也都获赦还部。宗王图帖睦尔（即日后的文宗）、阿木哥分别从海南和大同召还京师；同时，他又将自己的外侄女八不沙送往西北作和世㻋（即日后的明宗）之妃。辽王脱脱在英宗末年矫旨擅杀宗亲不花即里等百余人；台丞奏请治罪，但最终被泰定帝宽宥，受厚赐后放还辽东。这个时期，出镇内地的宗王也比前朝增加，如以买奴为宣静王镇益都，以宽彻不花为威顺王镇湖广，以阔阔不花为靖安王镇陕西等。按时人理解，“王皇子视封建，置行中书省、廉访司视中国”1，宗王出镇被视为一种分封建藩的制度形式，在内地扩大这种制度，实际上是以损害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为代价而增加诸王的权益。
在财政方面，泰定帝仍用世祖成法，用回回人理财。尽管汉族儒臣对“时相多西域人”颇为反感2，但是他们毕竟在灾变连年的情况下大体维持了经2陶宗仪：《辍耕录》卷二《贼臣摄祭》。按也先铁木儿已在漠北被泰定帝处决，未与大都告庙事。3《元史》卷二九《泰定帝纪》一；许有壬：《纠锁南状》，《至正集》卷七六。1刘岳申：《云南中庆路儒学新制礼器记》，《申斋集》卷六。
2苏天爵：《孛术鲁翀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八。
济的稳定。这时继续采用南粮北运的办法来平抑京畿物价，稳定民间市场。泰定三年海运粮总数达三百三十七万石，实到三百三十五万石，是为元代抵京海运粮的最高纪录1。
自延祐三年以往，元政府一直通过压低钞币发行额来抽紧银根，控制物价上涨。延祐六年、七年，大概是因为政府财政状况恶化，突然增加钞币发行额来弥补收支亏负，结果引起又一次通货膨胀。这次涨风一直延续到英宗末年。泰定朝继续实行显著减少印钞数的措施，结果物价逐渐跌落到延祐六、七年以前的水平，有些物品甚至还低于腾贵前的价格水平。为增加政府收入，这时还实行入粟拜官的制度。盐引的官定价格，仁宗初年涨到一百五十两钞一引，泰定二年居然又下跌到钞一百二十五两，到四年后的天历年间才恢复旧价。旧史家评定泰定年间是“天下无事”的“治平”时期，从经济方面来说是很允当的。
在竭力平息蒙古、色目人怨情的同时，泰定帝实际上也敏锐地意识到，儒臣和一般汉族民众的感情态度，对于增加或削弱王朝政府的合法性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力。汉人儒臣对元英宗及其丞相拜住的追思和仰慕，乃是当时一种很普遍的情绪。张养浩这样描写他回忆起英宗“御容”时的心情：“封章曾拜殿廷间，凛凛丰仪肃九关。回首桥山泪成血，逢君不忍问龙颜。”2泰定帝作为一个具有更多的蒙古文化个人背景的君主，要在这样的气氛当中取得朝中汉人的拥护，是很不容易的。尽管他不太听得进汉人儒臣的各种建言，但在表面上对他们仍相当尊重。张珪有病，诏常见免拜跪，并赐小车，得乘至殿门下。英宗留下的旧臣王约等人，泰定间仍以“三老”受到尊礼，奉诏商议中书省事。自世祖以来，太庙岁仅一祀；英宗复古制，一岁四祭。时太常院臣请裁择，泰定帝说：“祭祀盛事也。朕何敢简其礼，命仍四祭。”不过庙祀仪式十分繁琐复杂，尤其是夏、秋两祭，英宗时尚沿用原先为孟冬卜日大祭而设计制作的法服，“被服夹衣，外降拜跪，往往暑气蒸郁，流汗沾濡”。泰定帝不肯学元英宗亲祀，宣称“朕遵世祖旧制，其命大臣摄之”1。科举取士这时也遭到主政大臣的反对，“惴惴几坠”，但泰定帝终于还是保留了被汉人看重为“国家文治，正在于此”的这项制度2。由名儒向皇帝进讲帝王之道的作法，则在泰定元年发展成正式的经筵制度，“始以省、1天历二年运粮352万石，惟至者仅334万石，不及本年度到京粮数。
2张养浩：《赠李秘监至治间画御容》，《归田类稿》卷二○。
1《元史》卷二九、三○《泰定帝纪》一、二。柳贯：《请添造单罗法服状》，《柳待制集》卷七。按柳贯所记为摄礼仪的状况。天子新祀，当亦如此。
2据许有壬：《送冯照磨序》，此事发生在泰定帝即位当年。《元史》卷一七二《曹元用传》提到宰执有停科举庙享、只存冬祭之仪，系于泰定二年记事后。但这段文字似乎也可理解为是对泰定二年前有关史事的追述。
台、翰林通儒之臣知经筵事，而设其属焉”3。以吴澄、邓文原、虞集、王结等名士担任进讲官，执经以从。
然而，虚崇儒臣的措施，即便是表面文章，也仍然是很有限的。“当国得君”的大臣，多是与汉文化隔膜颇深的蒙古、色目人，“日趋禁中，固宠苟安，兼旬不至中堂”。泰定间省台冲突又一次趋于尖锐。中书参政杨廷玉以赃墨败，御史台奉旨收捕之。左丞相倒剌沙诬以“罔上”，欲置台臣于重辟，以泄私憾。张起岩三上奏章抗辩，“事乃得释，犹皆坐罢免还乡里”。中书省甚至以“星悖地震”奏准大赦，宣布要重新擢用“自英庙至今为宪台夺官者”4。这个时期的省台冲突，依然曲折地反映着蒙古回回势力与汉法派之间的斗争。与他们在仁宗和英宗时期高涨的情绪相比，汉人儒臣在泰定一朝始终怀有难以言状的受挫感，大多数人的政治态度都相当消极。
两都之战真正对泰定帝具有吸引力的一项中原王朝制度，是册立皇太子制。泰定元年三月，泰定帝在册封皇后八不罕氏同时，立年幼的长子阿剌吉八为皇太子，并命朝臣摄祭太庙以告。致和元年（泰定五年二月诏下，改当年为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死于上都。半个月后，阿剌吉八便以储君名义，与皇太后联名降旨谕安百姓。他的正式登基，似乎只剩下一个时间问题。但到八月初，燕铁木儿抢先在大都发动政变，两都之间争夺帝位的斗争很快演变为遍及北部中国的内战。
燕铁木儿是元武宗漠北旧部中最受宠信的武将床兀儿之子。武宗夺得帝位之后，床兀儿继续在岭北带兵，燕铁木儿则以宿卫身份随驾南下。仁宗朝，燕铁木儿袭左卫亲军都指挥使，到泰定朝更兼佥枢密院事。这时候，仁、英宗两朝大受削弱的武宗旧人的子女中，渐生用世之志者绝不仅燕铁木儿一人。虞集提到哈剌拔都儿说，其先人在武宗朝当政之日，哈剌拔都儿“兄弟尚幼。及其长也，慨先世之遭逢，伤事变之不易，思愤忠鲠以报国家，未尝一日忘也”1。他们所谓“报国家”，实际上就是抱着“天下者我武皇之天下也”的观念2，要把帝位夺还海山系。致和元年，泰定帝以染疾罢猎，不久即赴上都度夏。这时，留守大都的燕铁木儿不仅直接掌握着左卫亲军以及由其同族统率的钦察卫侍卫亲军，而且身居“总环卫事”的要职，有权调度拱卫京畿的其他宿卫部队。他与随驾北巡的同党相约，一旦泰定帝去世，就在上都和大都同时行动，用政变方式迎立武宗后人即位。泰定帝死后，上都3许有壬：《赦赐经筵题名碑》，《至正集》卷四四。
4《元史》卷一八二《张起岩传》、《宋本传》。
1虞集：《跋哈剌拔都儿充奎章阁捧案官制》，《道园学古录》卷十。
2语见《元史》卷三一《明宗纪》。
局面迅速被拥立皇太子的倒剌沙控制，燕铁木儿同党在上都发难的计划没有实现1。但在大都，政变行动按原计划顺利实施。
八月四日黎明，燕铁木儿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忽必烈子奥鲁赤后人）集大都百官于兴圣宫，兵皆露刃。燕铁木儿号于众曰：“武皇有圣子二人，孝友仁文，天下归心，大统所在，当迎立之，不从者死。”乃手缚平章乌伯都剌等数人，众皆溃散。于是燕铁木儿与阿剌忒纳失里入守内庭，宣言遣使迎武宗太子入京，封府库，拘百司印，分处腹心，调宿卫军严守皇宫和京畿诸要害；燕铁木儿自居禁中，夜则更迁无定所。未几，又命人分别诈称图帖睦尔及和世㻋的赴都使臣，扬言两太子已先后启程，“旦夕即至”。大都形势基本被他左右，“中外乃安”2。
泰定帝病死时，武宗长子和世㻋仍羁留在察合台后王封地。虽然燕铁木儿“宣言已遣使北迎帝”，但他是否真心希望和世㻋入居帝位，实际上很难说。他曾紧急任命过一批宿卫军官以待调遣。“既受命，未知所谢，注目而立，乃指使南向拜，众皆愕然，始知有定向矣”3。可见从一开始，燕铁木儿便属意于武宗次子、这时刚移藩江陵的怀王图帖睦尔。政变当日奉命南迎图帖睦儿的明理董阿等人，虽然迟至八月中旬方至江陵，但先行的报讯急使八月六日已驰驿到达图帖睦尔处。十四日，亦即明理董阿等人抵江陵次日，图帖睦儿立刻从藩府北上，经河南汴梁，由伯颜扈从，于二十七日赶到大都。差不多与图帖睦儿抵京同时，上都方面兵分四路，实施对大都的军事行动。梁王王禅、诸王失剌、诸王也速帖木儿分别领军直逼居庸关、古北口和辽东迁民镇（今山海关）；湘宁王八剌失里等则绕道山西，再向东回攻紫荆口，同时可能还带有与拥护上都的陕西军队互相接应的意图；辽王脱脱、左丞相倒剌沙等人仍留守上都。这种对拱卫大都的长城诸关隘实施同时突破、然后从四面包围大都的战略，确实严重地威胁着防守兵力十分有限的大都集团。但是，把兵力分散在长城一线东西千余里的上都军队，如果各自为战，互相间缺少配合和精确呼应，那么也很容易被集中相对优势的大都军各个击破，从而使全线攻势陷于瓦解。
燕铁木儿似乎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除了分出一部分兵力把守长城各关以外，他把最能作战的主力集中在自己的直接指挥之下，采用迅速转移奔袭的方式，往返转战于最需要增援的那些战略要地。九月初，大都主力先出师居庸关，击败关外的王禅，迫使他稍事后退。三日，辽东军破迁民镇后由东向西挺进。燕铁木儿立即从居庸关星夜赶赴三河、蓟州（今北京市蓟县）一线进行拦截。王禅见大都军主力东去，又整军来攻，于十六日破居庸关。燕1上都发难稍晚于大都，事未果行而谋先泄。倒剌沙杀诸王秃满、宗正札鲁忽赤阔阔赤等十八人，制止了一场未遂政变。
2《元史》卷三一《明宗纪》；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3《元史》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铁木儿闻讯，遂留脱脱木儿屯蓟州堵击辽东军，自率主力西返。二十日，他与王禅先头部队遭遇于榆河流域，遂为争夺横跨榆河的红桥发生激烈的交战，王禅部退至榆林河北。二十二至二十六日凌晨，两军在红桥北面的白浮之野（在今河北昌平东北）日夜激战，王禅指挥失当，连续两夜被燕铁木儿用计惊扰，在黑暗中自相攻斗，又遭到燕铁木儿的掩杀，终于全军溃败。居庸关方面的战事平息。
二十六日，上都兵破古北口。燕铁木儿立即乘白浮决胜之威，倍道兼行，在白浮山以东百余里的石槽堵截由古北口西南行的上都军，大获全胜。上都官兵降者万余人，残部北逃，被燕铁木儿前锋逐出古北口。
古北口解危前后，在蓟州阻击辽东军的脱脱木儿以兵力单薄战败。二十八日，上都军进据通州（今北京通县），逼近大都。但这支辽东军在通州逗留不进竟长达两天之久，遂使燕铁木儿得以从古北口率师南救，于十一日黄昏赶到通州。辽东军被燕铁木儿奇袭败绩，放弃通州。十月五日，它在后撤到通州东南的枣林获得后续部队增援，又与追军激战至晚，仍败绩，被迫从古北口退至长城以北。燕铁木儿遣偏师尾追未及。
取道山西迂回包抄大都的西路军，在燕铁木儿赴援通州同时，于十月一日攻破紫荆关，五日，游骑进逼大都南城。燕铁木儿留下部分军队防卫古北口，自己再次领军昼夜兼程，循北山而西。六日，大都方面月初从通州遣往紫荆关增援的四千精兵赶到良乡南，与上都军激战，忽剌台受创。翌日，燕铁木儿又自率主力趋近良乡，西路上都军闻风溃散，紫荆关复安。从山西分兵南攻冀宁（今山西太原）的湘宁王八剌失里这时已克服该城，但是因为围攻大都的四路军队中已有两路完全溃败，退至古北口外的辽东军这时也已丧尽原先的锐气，湘宁王孤军深入，既难以进一步扩大战果，更不可能直接影响千里之外的大都战局，所以攻占冀宁对上都方面来说至多只是一枝无果之花。十月十一日，退出长城的辽东军经过整顿，再次破古北口南进。燕铁木儿遂由大都领军往迎，在檀州（今北京密云）南与上都军会战，再溃之。至是，上都方面出攻大都的四路军队全部瓦解。
随着上都方面的军事行动渐次受挫，驻牧辽东的东道诸王中一部分起先居于观望立场的人，逐渐倒向大都方面。屯防辽东的东路蒙古军元帅府元帅不花帖木儿是燕铁木儿的叔父1，他在策反东道诸王方面应当起了一定的作用。齐王月鲁帖木儿（合撒儿后王）、不花帖木儿聚集的若干左手诸王及其将领，进围上都。这时候上都兵力差不多已完全消耗在分道南攻的战事中，辽王脱脱等勉强整军出城应战，兵败；脱脱被斩杀于阵前，梁王王禅脱遁。倒剌沙被迫奉皇帝宝玺出降（不久即被诛杀），阿剌吉八失踪。
两都之战虽然只是蒙古、色目高级贵族集团之间的一场内争，但是由于1东路蒙古军元帅府于至顺元年（1330）六月改为东路钦察军万户府。据是，则这支驻军或以钦察族人为主干。
他们掌握着中央政府和各行省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控制权，所以还是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内讧的旋涡。当时各行省的倾向可以分为三个类型。一类如河南、江西、湖广等省，被坚决支持大都的官员或诸王所控制。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蔑儿乞氏伯颜，十五岁即入藩邸为武宗侍臣。武宗即位后成为政府中枢的军政要员。但他自仁宗朝起就差不多一直外放，所担任的虽然也是行台长官、方面大员等要职，毕竟失去了在朝官“密近天光”的优越地位。燕铁木儿发难大都后，受命南迎图帖睦尔的特使明理董阿道过河南时，以所谋密告伯颜。伯颜当即表示：“此（指图帖睦尔）吾君之子也。吾夙荷武皇恩，委以心膂。今爵位至此，非觊万一为己富贵计，大义所临，曷敢顾望。”明理董阿遂拘执行省平章曲烈、右丞别铁木儿，伯颜“集行属明告以故。于是会计仓廪、府库、谷粟、金帛之数，乘舆供御、牢饩膳羞、徒旅委积、士马刍■供亿之须，以及赏赉犒劳之用，靡不备至。不足，则檄州县募民折输明年田租，及贷商人货资，约倍息以偿。又不足，则邀东南常赋之经河南者，输止之以给其费”（《元史·伯颜传》）。可见大都方面通过伯颜，不仅调动了河南，甚至还调动了东南地区的经济资源来支持对上都的战争。伯颜本人在图帖睦尔赴大都途经河南时，亲自勒兵扈从北行。在此之前，他已以“权署官摄其事”的方式，将亲信安排到各郡县，牢牢控制了河南局势。到九月底、十月初，河南更成为抵拒响应上都的陕西军队东指京畿的重要屏障。湖广行省平章政事高昌王铁木儿补化、镇武昌的威顺王宽彻不花可能早与图帖睦尔有密切交往，所以也在燕铁木儿发难之初即拥护大都。江西行省亦因两平章倾向燕铁木儿而成为大都集团的积极支持者。
另一类行省则对两都之争持消极观望的立场。大都传檄各地时，江浙行省平章换住、高昉等态度暧昧，燕铁木儿原拟“锁系行省宰臣”，后来因为担心民心震骇，易生他变，遂改为“给官舸”召省臣五人入京，另任亲信明理董阿为江浙平章；高昉在赴都途中受惊而死1。上都方面也遣人从海上到杭州活动，虽然被行省当局戮于市，但仍不免“人心汹惧”，可见局势并不稳定2。由于明理董阿的监临，江浙行省始终没有公开称兵，而在大都从该地征调军队和物资时，它也还是基本服从的1。这与大都政权采取了尽可能不激发新对抗的正确策略，当有一定的关系。甘肃行省亦因省臣分裂为支持大都、上都的两派，互相僵持而反侧不安。直到两都之战结束，当地局势才渐次明朗。四川和云南的情形可能更特殊。西省宰臣虽然都无疑站立在武宗系一边，但他们都欲拥立武宗长子和世㻋为帝，而对燕铁木儿集团偏向图帖睦尔的种种迹象极其敏感和警惕。所以两都之战进行过程中，四川和云南对1黄溍：《史惟良神道碑》，《黄金华集》；苏天爵：《高昉神道碑》，《滋溪文稿》卷十一。2释大：《送张子安序》，《蒲室集》卷七。
1据大：《送张子安序》，当时江浙行省因为“北方用兵”而“供给繁剧”。从江浙调军往援潼关，未至而复遣还的记录，见《元史》卷三二《文宗纪》一。
大都集团的观望多于支持。图帖睦尔即位以后，两省先后起兵失败。实际上他们都是站在和世㻋一边反对图帖睦尔—燕铁木儿集团的。
最后一个类型如陕西、辽东等省，是上都集团的坚决支持者。辽东行省的军队，是围攻大都的主力部队之一，已见前述。陕西行省驻军差不多与上都军同时采取行动。其中路于九月二十五日入潼关，进据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北路于九月末从大庆关渡黄河，破河中府（治今山西永济），河东郡县守官多弃城而走。惟是后两路军队进展迟缓。北路在十月十五日方至晋宁（今山西临汾），虽与自北而南的湘宁王八剌失里互为呼应，但这时京畿地区的战事业已结束，陕西军继续东进，其势不过强弩之末而已。十月下旬，北路军以余勇进至潞州（今山西长治），此后军心懈怠，终在十一月初投降。中路军的情况亦相类似。它在十月末破虎牢关（在今河南荥阳和巩县之间），十一月上旬进逼汴梁（今河南开封）。这时全国局势已基本稳定。大都政权乃遣使传檄，放散陕西军以示宽宥。屯于汴梁至虎牢关一线的陕西中路军闻诏，“各已骇悟”（《元史·阿礼海牙传》），终而从汴梁撤军返陕。陕西南路军出兵更晚，于十月中旬末取武关，十月下旬至十一月间向南攻占邓州、襄阳。是军亦于十一月中旬末奉大都诏命罢兵撤还。两都之战的余烬至是始告熄灭。
燕铁木儿凭借他出色的政治谋略和卓越的军事才干，将帝位夺归海山系后，海山长子和世㻋及次子图帖睦尔之间争夺皇位的暗斗便立即突现出来。燕铁木儿既然居功自傲、一心以专任独署的权臣自期，就必定要从巩固自己权势的角度出发竭力干预新君人选。于是与南坡之变同样惊骇朝野的血腥杀戮事件，再一次在元朝宫廷发生。
第四节 明文之争和至顺年间的“文治”
明文之争燕铁木儿自大都发难之初，即属意于出藩江陵的武宗次子图帖睦尔为帝位继承人。虽然他“且宣言已遣使北迎”武宗长子和世㻋于北边，后来又矫称和世㻋使者南来，“云周王从诸王兵整驾南辕，旦夕即至矣”，但两都之战结束前，大都政权并没有真正派使者去邀约过和世㻋南还。当时由大都通往漠北，不一定非取道上都。因此燕铁木儿的这种作法，很难用两京道路不通来解释，应当别有用心。图帖睦尔到达大都的翌月（致和元年九月），燕铁木儿即以“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发”为谏，示意图帖睦尔抢先即位。五天之后，图帖睦尔在大都称帝，以当年为天历元年，同时宣布“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元史·明宗纪》）。
上都克复后，图帖睦尔迫于元仁宗在大德末年“推奉圣兄、谦居储贰”
的前例，遣使往迎和世㻋。寄居于西北宗藩封地的和世㻋，这时刚满三十岁。根据叔侄相继原则，他本应是仁宗的帝位继承人，却被逼迫流落北徼，因而博得北方宗王的普遍同情；仁、英两朝加强汉法而引起的草原贵族的不满心理，可能更刺激起他们要把和世㻋推上大汗宝座的政治动机。所以当大都使者抵临时，“朔漠诸王皆劝帝（按指和世㻋）南还京师”。和世㻋在一片拥戴声中，飘然启程，于天历元年（1328）底东至金山。岭北行省平章泼皮、出镇北边的武宁王彻彻秃相继西驰奉迎。和世㻋已完全陶醉在这番太平景象中。天历二年正月末，他在事先没有告知图帖睦尔的情况下，仅仅经过扈行的察合台宗王以及在场的其他漠北诸王、大臣合议，就在和林之北即皇帝位。
但是，和世㻋似乎过高地估计了漠北舆情在决定嗣君人选方面的影响力。他一心以为自己可以重演乃父武宗在皇弟“肃清宫闱”之后从漠北南返即位的历史故事，却忘记了武宗作为总兵北边的统帅，是以三万精兵相扈从的强大武力为后盾而取得帝位的。和世㻋并没有直接控制强大的军队，只有贴身卫士一千八百多人1；察合台后王燕只吉台虽然与他一同南返，但是也未见有重兵随行1。和世㻋欲凭极其有限的政治资源，去染指大都集团几经1天历二年八月，“赐明宗北来卫士千八百三十人各钞五十锭，怯薛官十二人各钞二百锭”。《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
1天历二年三月，和世㻋在从和林前往上都途中曾说：“诸王察阿台今亦从朕远来”。九月，文宗“赐武宁王彻彻秃金百两，钞币有差”。彻彻秃当时尚在京师，与他一起受赐赏的“西域诸王燕只吉台”，应当就是扈从和世㻋到漠南而尚未北返就藩的“诸王察阿台”，即察合台后王燕只吉台。见《元史》卷三一《明宗纪》，卷三三《文宗纪》二。又据《元史》卷一三九《乃蛮台传》，传主曾奉命送太宗旧铸皇兄之宝于浴血奋战才到手的皇位，前途本来就不容乐观。但他对此毫不经心，任情举措，终于导致杀身之祸。
四月，携带玉玺北迎和世㻋的燕铁木儿一行至行在入觐。这个左右大都局势的盖世功臣，现在要当面试探一下新君对他的态度。和世㻋虽然宣布“凡京师百官，朕弟所用者，并仍其旧”，对燕铁木儿“仍命为中书右丞相，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答剌罕、太平王并如故”，但是却削去了他手中的大部分兵权，没有将图帖睦尔原授的知枢密院事一职重新委任给他2。与和世㻋一同流亡的孛罗和哈儿秃儿，则分别被任命为御史大夫和中书平章政事。五月，复选用潜邸旧臣及扈从士，受制命者八十有五人，六品以下二十有六人。很明显，如果和世㻋临朝，燕铁木儿很难会有君恩独厚的宠遇；随明宗入京的新贵必定要来分享由他出生入死才争得的胜利成果，甚至逐渐将他排挤到权力集团中的次要地位。这是他不能接受的。对图帖睦尔来说，一经即位为帝，原先的“固让之心”也逐渐销蚀。可是因为已有前言昭示天下，他的心情十分矛盾。天历元年十一月，迎接和世㻋到京即位的首批使臣离开大都。仅仅十几天以后，图帖睦尔又下令为自己的元妃卜答失里造皇后玉册、玉宝。次年正月，和世㻋的使者抵达大都。图帖睦尔在明知大兄已决意南归的情况下，仍抢先完成以册命皇后告于南郊、太庙，以及在大明殿册封皇后的一系列仪式。当时朝臣中有人建言：“陛下已诏天下，让位于大兄。今立后，是与诏自相违也。”图帖睦尔闻奏，“嘉其直，赐金织文币以旌之。后闻之，亦有金币之赐”1；惟册后典礼仍照行不误。不过至少直到五月下旬，图帖睦尔自大都北行、亲迎和世㻋的前后，他还是准备恪守让位诺言的。出发后第三天，他在途中“置江淮财赋都总管府，秩正三品，隶詹事院”（《元史·文宗纪二》）。这个机构初建于元朝灭宋之后，掌宋谢太后、福王献纳产业及贾似道等人田地所纳赋税，原隶属皇后中宫，于大德八年（1304）罢废。图帖睦尔在此时恢复江淮财赋府的建制，并将它改隶东宫官署詹事院，显然是为自己日后以皇太子身分控制这笔重要的财产资源预作准备2。
图帖睦尔用了一个多月，才走完从大都到上都这段沉重的路程。在上都停留或有二旬，再取原路趋赴旺忽察都（在今河北张北县境，是为大都至上都驿路的大拐角处，武宗时建行宫于兹，故名中都），与和世㻋会面。八月一日，和世㻋抵达旺忽察都。次日，图帖睦尔见大兄于行宫。和世㻋设宴待察合台后王燕只哥■（即燕只吉歹），此当为天历二年燕只吉台返回封地以后不久的事。2《元史》卷三一《明宗纪》。据燕帖木儿碑传，和世㻋对他的委命，还包括统帅左、右及龙翊卫钦察军的大都督之职。
1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2图帖木儿出发前一日，和世㻋立他为皇太子的诏命才抵达大都。复冒江浙财赋都总管府，应在兹后才决定，所以图帖木儿才会在路上仓促发表。
皇弟及诸王、大臣。兄弟欢合的场面前后未满五天，和世㻋即于八月六日“暴崩”。图帖睦尔“入临哭尽哀。铁燕木儿以明宗后之命，奉皇帝宝授于帝”，遂簇拥图帖睦尔疾驱还上都，一路上“昼则率宿卫士以扈从，夜则躬擐甲胃绕幄殿巡护”3。八月十五日，图帖睦尔在返回上都的第六天再次勿匆即位，是为文宗。
明宗和世㻋在天历之变中暴卒的详情，可能已永远成为历史的秘密。和世㻋之子妥欢贴睦尔亲政后，为撤文宗庙主诏告天下曰：“文宗稔恶不悛，当躬迓之际，乃与其臣月鲁不花、也里牙、明理董阿等谋为不轨，使我皇考饮恨上宾。”1按也里牙为仁宗朝权臣铁木迭儿女婿，曾任崇福使，封秦国公，后因赃被黜。天历初，他与妻弟锁住等投靠大都集团，复被起用为太医院使。和世㻋即位后，为报复铁木迭儿离间宗室、胁迫他出京的前嫌，命流锁住等人于南方。也里牙很可能因为担心株连，遂受人唆使，利用职权向和世㻋进毒。至顺元年（1330），也里牙得复秦国公爵位，其姻亲锁住亦再仕为将作使，应即文宗对他们参与谋杀和世㻋的奖赏。但同年七月，锁住、也里牙等人“以坐怨望、造符录、祭北斗、咒咀”伏诛，与之有牵连的明宗旧人索罗等亦一起被杀。屠寄认为，“也里牙景教徒，必无造符录、祭北斗事..盖不便论其本辠，虚构狱辞，以饰观听耳”2。这很像是文宗的一次杀人灭口的行动。燕铁木儿则应是旺忽察都事变的直接主使人，惜乎史文阙略，只有存疑。
至顺年间的“文治”
文宗的汉文化修养超过在他之前的所有元朝皇帝。他的书法，“落笔过人，得唐太宗晋祠碑风，遂益超诣”3。他还会作画，所绘“万岁山画”草图，“意匠、经营、格法，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1。他曾经转辗流落于江南、海南和荆湖，对当时民情也应有相当的了解。不过，文宗却处在一个很难有所作为的时代。天历年间连续两次重大的变故，致使蒙古色目上层人心离散。两都战后遭籍没财产的官员贵族在百人以上；对隔绝在围城中的上都官员，后来虽然停止追究，但很多仍被削去官职不复任用2。明宗被弑，蒙古朝官中即有人“移疾不出”3，有诸王、高级官员甚至西域名僧参与的3《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卷一三八《燕铁木儿传》。
1《元史》卷四○《顺帝纪》三。月鲁不花、也里牙，《元史·文字纪》分别作玥璐不花、野里牙。2《蒙兀儿史记》卷一一七《也里牙传》。
3许有壬：《恭题太师秦王奎章阁记赐本》，《至正集》卷七。
1释大：《恭题文宗帝御画万岁山画》，《蒲室集》卷十三；《辍耕录》卷二六《文宗能画》。2黄溍：《史惟良神道碑》，《黄金华集》卷十三。
3黄溍：《拔实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谋不轨”案接连发生，有的迳以“明宗太子”为号召。天历元年四川平章政事囊加台举兵，实际上是“欲翊戴明宗”；和世㻋一死，文宗担心原已诏赦的囊加台复举事，立即以其“指斥乘舆，坐大不道弃市”4。云南行省丞相也儿吉尼是武宗旧臣乞台普济之子，本人亦曾扈武宗镇北。天历元年文宗即位后，两次召也儿吉尼入朝，不至。他不大可能站在上都一边反对武宗后人；抗命不至，当是出于效忠和世㻋的立场。二年三月，也儿吉尼大概犹疑动摇，想要投奔文宗，故被云南诸王及其他省官黜斥，取道八番赴大都。六月，明宗南归途中曾“赐驸马脱必儿钞千锭，往云南”。直到明宗暴死、文宗再即位之后，云南诸王秃坚等才最后改变观望态度，于至顺元年正月公开称兵5。战火弥漫整个滇东北，元廷先后调四川、江浙、河南、江西、陕西、朵甘思、朵思麻等处军队，历时年余，方始平乱。自忽必烈朝以来，蒙古高层内部的躁动不稳，以文宗朝为甚。所以陈思谦在至顺元年“建明八事”，除了“正君道”外，最先提到的就是“结人心”；虞集为殿试拟制策，亦首以“劝亲亲，体群臣，同一风俗，协和万邦”为问1。
可是文宗在天历之变中涉嫌太深，甚至不可能像泰定帝那样采取超脱立场，通过“诛逆”来收拢人心。这就迫使他只有完全倒向燕铁木儿，不惜进一步养成他的震主之威，依恃他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至顺之年，诏燕铁木儿“宜专独运，以重秉钧。..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元史·燕铁木儿传》）。所谓“时省台诸臣，皆文宗素所信用，同功一体之人”（《元史·虞集传》），其实不过是以这个颇具才干的独夫为核心的同气相求的权力小集团。文宗为曲意交好燕铁木儿，竟听凭他取泰定帝妃为夫人，前后尚宗室女四十人，甚至将自己的儿子寄养于燕铁木儿家，又以燕铁木儿子为己子。由这班社会基础异常狭隘的“同功一体之人”施政，自然不易求得政治的兴盛。
社会经济也在这时遇到较为严重的困难。天历时，关陕地区“饥馑疾疫，民之流离死伤者十已七八”2。江西和岭南等地，则连年低温。“天历之元年冬十二月，江西大雪。于是吾乡老者久不见三白，少者有生三十年未曾识者。明年大雪加冻，大江有绝流者，小江可步，又百岁老人所未曾见者。今年（按指至顺元年）六月多雨恒寒，虽百岁老人未之闻也。”“两年之雪，大兴所无。去年之冻，中州不啻过也；六月之寒，则近开平矣。有自五岭来者，皆云连岁多雪”1。江浙的海运粮也连续几年因民饥而不克征满旧额，4宋濂：《危素神道碑》，《宋学士集》卷六一；《元史》卷三三《文宗纪》二。5天历二年十月，文宗诏：“云南、八番为囊加台所诖误，反侧未安者，并贳其罪。”可见云南称兵虽晚，举事原因则与四川囊加台同。
1《元史》卷一八四《陈思谦传》；卷一八一《虞集传》。
2同恕：《西亭记》，《榘庵集》卷三。
1刘岳申：《送萧太玉教授循州序》，《申斋集》卷二。
乃至需要江西、湖广等省分漕米“以纾江浙民力”，可见灾情同样不轻。由于政治和经济环境的限制，文宗临朝四年间，只好专心着意，以追求振兴文治的表面效果为满足。通过建立奎章阁学士院和修撰《经世大典》，他将当时几乎所有的名儒都笼络在自己周围，用虚崇文儒的手段来收揽汉地民心。
奎章阁是元代大都皇宫内收藏文物书画、图书宝玩的殿阁，在兴圣殿西廊。天历二年，文宗建奎章阁学士院于此，设大学士、侍书学士、承旨学士、供奉学士等职。文宗的意图，是欲借此标榜自己以儒治国。他曾诏谕奎章阁诸学士说：“朕以统绪所传，实在眇躬，夙夜忧惧，自惟早岁跋涉艰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使朕乐于听闻”（《元史·文宗纪三》）。学士院还专设授经郎二人，为蒙古贵族子弟传授经学。但是这种聊备顾问式的问对，“无益时政”，讨论率多不切近务，事实上文宗也不准许他们议论时政，明白宣布：“若军国机务，自有省院台任之，非卿等责也”（《元史·虞集传》）。因此奎章阁学士院虽有为朝廷以儒治国张本的虚名，实际上却变成聚集名人学士，入侍燕闲，观览经书，鉴赏文物的场所。奎章阁诸臣的真正身份，其实并不是君主的政治智囊团，不过是一批才识超诣的“文学之士”而已2。
奎章阁学士院建立的当年，即受命与翰林国史院官一起，采辑本朝典故，准唐宋会要，纂修《经世大典》。翌年二月，以纂修事专属奎章阁学士院，燕铁木儿为国史例监修。至顺二年五月书成，凡君事四篇（帝号、帝训、帝制、帝系），臣事六篇，即治典（吏部典志）、赋典（户部典志）、礼典（礼部典志）、政典（军事方面的典志）、宪典（刑部典志）、工典（工部典志），总共880卷。分别节录中央、地方官府的有关文件于各篇目之下，但删去吏牍繁词，由蒙文文书译为汉语者，多重加润色，由直译体改为汉文文言。通过纂修这样一部大规模的官颁政书，来强化“示治平之永则”1的正统形象。
史载文宗在建康（今江苏南京）作藩王时，“日以酒韬晦”2。他死于至顺三年八月，年仅二十九岁，“隐亏天伦”的负罪心理和好酒的性情应是损害他健康的重要原因。次年，权臣燕铁木儿也因纵欲过度病死。但是，元代政局为天历之变的惯性所推动，继续遵循原来的轨道行进六七年之久。长期积聚的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更为广泛普遍的社会对抗，促使元代社会进入它的后期。
2《元史》卷一八二《谢端传》。
1《经世大典序录》，《元文类》卷四○。
2大：《王可毅历仕记》，《蒲室集》卷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