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忽必烈建国及其与阿里不哥的争位战争

1260年初，从蒙、宋前线匆匆北返的忽必烈抵达燕京。他在燕京附近驻扎了将近三个月。蒙哥汗亲征时留镇漠北的阿里不哥，竭力诱使忽必烈回到草地，好逼迫他就范，再名正言顺地登上大汗宝座。忽必烈则清楚地意识到，在阿里不哥鞭长莫及的情况下，自己在控制和调动进入汉地的蒙古军及汉军方面拥有莫大的优势与便利。因此他不肯轻易离开经营有年的中原而贸然北上。双方间使臣往返，交涉不断，矛盾日趋激化1。1260年4月中，忽必烈拘禁阿里不哥派往燕京的心腹脱里赤，先发制人，在新筑成不久的开平城宣布即大汗位。

拥戴忽必烈最积极的宗王，是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的孙子、在东道诸侯中居长的塔察儿。他曾因攻宋无功而返，受到蒙哥汗的严厉训斥2。早在事态还相当微妙时，忽必烈就派廉希宪到军前结欢于塔察儿，相约“若至开平，首当推戴，无为他人所先”。这为日后由塔察儿“率先”，从而诱逼在场的其他宗室“相继劝进”安排了最关键的一着1。合辞推戴的诸王，还包括移相哥（合撒儿子）、忽剌忽儿（合赤温孙）、合丹（窝阔台子）、阿只吉（察合台曾孙）等。一度滞留于汉地军中的蒙哥子阿速台这时已北投阿里不哥，没有与会。

践祚次月，忽必烈以《即位诏》颁行天下。诏书明确宣布：“祖述变通，正在今日”。它表明了新政权参用中原王朝的传统体制以改变“文治多缺”局面的决心。又次月，复以建元中统诏天下，更明确地强调新政权之为中朝正统、“天下一家”的地位2。

建国之始最早的新行政机构，是统辖中原汉地政事的燕京路宣慰司。翌月，以王文统、赵璧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但这时候的“中书省”似乎还不像是国家正式的中枢机构，建制也极不完备。倒是燕京宣慰司所属的各路宣抚司则渐次创置；不久就进一步完善为十路宣抚司的建制。主持各路宣抚司的官员，大多是汉人（包括祖居中原的契丹人）出身的政治家，少数是汉化程12《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249—253、247。

1《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廉氏《家传》；元明善：《廉希宪神道碑》，《元文类》卷六五。

2《元史》卷四《世祖纪》。

度很高的色目人如廉希宪、赛典赤等。中统元年七月，升燕京宣慰司为燕京行中书省，王文统、赵璧并以中书省平章领行省事，它实际上承担了当时朝廷临时行政中枢的职能。中统二年敦促南宋履行鄂州城下之盟的移宋三省牒文，就是以燕京行中书省的名义颁布的3。

与此同时，忽必烈又毫不迟疑地着手征调和组编忠于他个人的精锐部队，用以保卫大汗，戍守北方各地，尤其是燕京、开平一线心腹地区。由于蒙哥的怯薛大军在扶柩北归后大都滞留于漠北，忽必烈便在潜邸宿卫的基础上迅速扩充、重建大汗的怯薛部队1。此外他还多次征集各地兵员，很快组建起拱卫京畿的侍卫亲军。统领侍卫亲军的，是多年跟随他出生入死的亲信董文炳等将领。立国之初，“目前之急虽纾，境外之兵未戢”（《元史·世祖纪一》）。为防范阿里不哥，朝廷亟命“诸路市马万匹送开平府”，“诏燕京、西京、北京三路宣抚司运米十万石”至漠南沿线，很快完成了扼守大漠南缘、伺机渡漠远征的战前部署。为了集中力量首先征服阿里不哥，忽必烈在中统头两年对南宋的背约行为也采取极为克制的态度。他虽在蒙宋交界线“置江淮、江汉两大都督，东则李璮，开府益都；西则史权，开府邓州，与宋扬州、襄阳两别帅犄角”2。但他的意图只在镇边，并不急于攻宋。国信使郝经被拘，不过遣官诘问而已；宋私商违禁越境买卖，“诏宥之，还其货，听榷场贸易”；甚至当南边将士求战心切，“皆以举兵南伐为请”时，忽必烈也只是下一纸诏文，虚称当待“秋高马肥，水陆分道而进，以为问罪之举”，藉以慰抚军心。

忽必烈在漠南抢先即位，完全打乱了阿里不哥的预谋。后者只得匆匆于1260年夏季，在驻夏据地阿勒泰山中，召集留守漠北份地的诸王宗戚，举行大会，并在会上被拥立为大汗1。出席大会的，有察合台子哈剌旭烈的寡妻兀鲁忽乃妃子、察合台孙阿鲁忽、窝阔台孙覩尔赤（合丹子）、海都（合失子）、术赤孙忽里迷失和合剌察儿、蒙哥子阿速台和玉龙答失、塔察儿子乃马台、别勒古台之子等。这样就出现了两大汗相抗衡的局面。站在阿里不哥一方的有影响的东道诸王似乎很少，但他从西道诸王那里获得的支持，又要多于忽必烈。尽管当时正在经营西亚的皇弟旭烈兀和立国伏尔加河流域的拔都后王别儿哥，态度都不无暧昧之处，然而替旭烈兀留守漠北份地的他的儿3王恽：《中堂事记》中，《秋涧集》卷八一。

1据《元史》卷五《世祖纪》，中统三年十月，“命百家奴所将质子军入侍。..命不里剌所统固安、平滦质子军自益都徙还故里”。这些由质子军组成的怯薛部队，当是在围攻李璮时被派出去的。怯薛军能远离大汗出征，证明它在当时已有相当规模。

2姚燧：《孙显神道碑》，《牧庵集》卷二四。

1拉施都丁说忽必烈即位于是年夏季中期，不确；但他说阿里不哥在其阿勒泰夏营地称汗，则与《元史·世祖纪》谓四月“阿里不哥潜号于和林城西按坦河”相合。很可能他是在自己的夏营地得到忽必烈称汗的消息，只好于匆忙中就地举行大会以应变。

子药木忽儿，最初是支持阿里不哥的。而别儿哥冲制的钱币上刻有阿里不哥的名字，更表明钦察汗国在阿里不哥失败前一直认为只有后者才真正代表了蒙古大汗的统系2。

成吉思汗直系各支宗王的政治态度对忽必烈颇为不利。为改变此种局面，忽必烈先派支持自己的察合台后王阿必失哈（阿只吉长兄）急驰西北，企图用他控制察合台兀鲁思的政局，使之与中原汉地势力为犄角，拑制漠北。阿必失哈一行在途经河西时为阿里不哥的军队截留，察合台兀鲁思落入阿里不哥派去的阿鲁忽之手。不久，阿鲁忽和旭烈兀渐与阿里不哥生隙。忽必烈抓住时机，以明确承认二者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既有权益为条件，争取他们对自己的支持。他宣布，自阿姆河西至马木鲁克疆界的塔吉克地面当归旭烈兀统治守卫，自阿勒泰山至阿姆河之地则由阿鲁忽镇守1。至此，除术赤后王早已分治于钦察草原之外，突厥斯坦西部及河中地区、波斯和呼罗珊也正式从大汗直接领有的国土中分立出来，成为中央汗廷的守藩之国。建国次年，忽必烈与西道诸王的关系基本和解，遂使他得以全力对付阿里不哥。1260年秋，阿里不哥兵分两路，大举南下。东路军由旭烈兀子药木忽儿、术赤后王合剌察儿统率，自和林逾漠南进。西路军由阿兰答儿统领，直指六盘山，意在接应从四川前线退屯该地的蒙哥攻宋主力，这支军队在蒙哥死后曾归阿速台节制，阿速台投奔漠北后，一直控制在阿里不哥的大将浑都海和哈剌不华手里。阿里不哥的左路军以宗王为帅，而且直接威胁汉地政治经济中心燕京，因此忽必烈亲自领军逆之，而以移相哥、纳邻合丹（当为合赤温孙）为其前部。移相哥军击溃药木忽儿和合剌察儿，阿里不哥难以继续立足和林，匆匆退到由他继承的拖雷分地吉里吉思。忽必烈大概是循帖里干道，顺利进至和林2。其时约在当年初冬。当时和林城的残破或许相当严重，所以到达不久，忽必烈便南至汪吉河（今翁金河）冬营地，以为短期休整3。阿里不哥生恐忽必烈乘胜追击，乃遣使假意求宥，并称待马力稍复，再赴阙谢罪。忽必烈深以汉地政局为念，遂留移相哥镇漠北，自己冒严寒逾漠南返。南指六盘山的西路军虽为偏师，但它牵动川蜀关陕，使那里本已化险为夷的形势又紧张起来。原来早在廉希宪受命宣抚京兆、四川时，屯兵观望于六盘山的浑都海就企图联络阿里不哥遣往关中的刘太平、霍鲁怀及川蜀军中亲阿里不哥的将领发难。廉希宪当机立断，捕杀刘太平、霍鲁怀，以处于弱势的秦巩世侯汪家的军队拒阻浑都海，“但张声势，使不得东”。浑都海果然中计，“闻京兆有备，遂西渡河，趋甘州”，采取了“重装北归，以应和2参见杰克逊：《蒙古帝国的瓦解》，《中亚杂志》卷22，1978年；施普勒：《蒙古人在伊朗》，页61—62。1《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255—256。

2关于帖里干道，参见陈得芝：《元岭北行省诸驿道考》，《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辑，1977年。

3《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254。

林”的下策。关陕之危竟得安然解脱1。可是当阿兰答儿提兵与北归途中的浑都海会师之后，这支军队重又折返东向，并派人约结陇蜀诸将，一时“人心危疑”，朝士至有捐弃两川、退守兴元之议2。两军兵锋初接，朝廷方面又先失利，遂愈使“河右大震”。这时候，忽必烈增派的诸王合丹（窝阔台子）、哈必赤（合撒儿子）等率师与汪惟良、八春等“合兵复战西凉，大败之，俘斩略尽”。阿兰答儿、浑都海被擒杀。关陇遂安。

中统二年二月，诏命燕京行省及各路宣抚使北上开平，会议军国大政。

三月末，燕京省官毕集开平。本年夏季，除检核钱谷、充实省部、擢用辅弼外，朝廷还为中央和地方官府制定了若干具体的行政条款，行政中枢既经调整扩充，更明确地分为两个班子，以史天泽、张文谦等人留中，王文统、廉希宪等行省事于燕。秋，又置大司农官，并置十道劝农使司，“为之使者，皆取于故国老人、君子长者，亲行田里，谕以安辑，教之树艺”3。

溃败远遁的阿里不哥，歇息于吉利吉思；至1261年秋天，元气稍有规复，又举兵东来。他事先遣使向移相哥伪称率众来归，使移相哥疏于防备，因而突袭成功。移相哥大军溃散，和林城再次失守。十月，忽必烈率诸路汉军与蒙古诸王所部再度北征。两军相遇于昔木土脑儿之西1，阿里不哥先因所部外剌军队溃败撤兵。待阿速台率领的后继部队赶到，阿里不哥回军再战。其右翼被击败，左、中两翼与忽必烈军鏖战至夜仍不分胜负。自是双方引军后退，相峙于大碛南缘。是年冬末，忽必烈师还，“诏撤所在戍兵，放民间新签军”（《元史·世祖纪一》）。形势似乎缓和下来。1262年，据守和林的阿里不哥因粮饷不继，而由他派往察合台兀鲁思的阿鲁忽又拒绝听命，截留他征集的货物，因此愤而移兵西讨阿鲁忽。阿里不哥自知一旦挥兵西指，和林终将不守，所以临行指令和林城诸长老，许其举城归降忽必烈军。阿里不哥西徙后，忽必烈所部果然不战而收复和林。

1262年冬，阿里不哥在击败阿鲁忽后驻营于阿力麻里。他肆行杀掠，伊犁河流域为之残破不堪。1264年春，阿力麻里大饥，军心愈亦涣散。阿里不哥计出无奈，被迫向忽必烈输诚。长达五年的汗位纠纷由此结束。这次纷争，客观上为蒙古军事贵族中主张“祖述变通”以“补偏救弊”的一派把统治中心从碛北移至漠南，从而更加便利于他们采纳汉法，加强对中原的统治，提供了一个适逢其时的契机。

1《元史》卷一二六《廉希宪传》；卷一五九《商挺传》。

2《元朝名臣事略》卷七《平章廉文正王》引《家传》。

3虞集：《赵思恭神道碑》，《道园学古录》卷四二。

1昔木土脑儿，耶律铸作析木台，见《双汉醉隐集》卷二《析木台》诗自注。拉施都丁作shimultainawur。是为蒙语shimughultainaur的音译，意谓有蚋的湖。箭内亘将它与张穆《蒙古游牧记》中著录的阿巴噶纳左旗境内之苏而禄都相勘同，见箭内氏：《蒙古史研究》，页599。

第二节　李璮之乱与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制度的完善

李璮之乱

据拉施都丁说，1262年，当阿里不哥出和林西讨阿鲁忽后，忽必烈曾亲率部队进至和林。正值此时，汉地变起，他被迫疾驰南返。拉施都丁所谓汉地变起，无疑是指中统三年二月爆发的李璮之乱1。忽必烈亲征一事，汉文史籍无可印证。但这世侯称反已成为远较阿里不哥之乱更直接影响到汉地政局的头等大事，则至为明显。李璮是当时汉地实力最强大的世侯，自其父以来统治山东东部达三十余年。他长期利用地处蒙宋之间的特殊位置和与蒙古皇族的特殊关系（娶塔察儿之妹为次妻），培植和扩展自家势力。忽必烈即位后，他仍借口防备南宋，“挟敌国以要朝廷，而自为完善益兵计”。他朝觐不至，岁赋不输，私市军马，擅发会子，反状日益明显2。当时，由于北边战事未了，忽必烈一再对李璮采取姑息的策略。中统三年初，乘朝廷与阿里不哥战争之机，李璮密令纳为质子的李彦简窃归，随即歼涟、海三城蒙古戍兵称反，献城于宋，勒兵趋益都。驻益都的原宣抚副使王磐出奔济南。益都陷。李彦简逃离阙下时，李璮反迹已暴露无遗，忽必烈因而问计于姚枢。姚枢回答：“使璮乘吾北征之衅，留后兵寡，濒海捣燕，闭关居庸，惶骇人心，为上策；与宋连和，负固持久，令数扰边，使吾疲于奔救，为中策；如出兵济南，待山东诸侯应援，此成擒耳。”忽必烈问：“若是贼将何出？”枢对：“出下策。”1因此李璮一发难，忽必烈在部署讨伐用兵时，即诏令济南路万户张宏修城备战。很可能这道诏令未到济南，李璮已兵临城下。张宏所部“城守之卒，数不满千”，只好偕同祖父济南公张荣脱身北上，半道接到忽必烈在相隔两天以后发布的另一道诏令，命诸王合必赤总督诸军讨璮。张宏于是为合必赤前导，调头回兵济南。从山东、河南、河北诸路调集的汉军，毕会济南地区。不久又诏命史天泽专征，节度诸将。大军先树栅凿堑，围济南城，继而又筑环城六十里围之，李璮自是不复得出2。

李璮起兵前曾与其他世侯有所联络，满以为这些对蒙古统治同样心怀不满的军阀会响应他。结果却是应者寥寥。大世侯如史天泽、严忠范等都服从忽必烈的调遣来进攻他。其实这些世侯投靠蒙古已久，相互间早已结成了俱荣俱损的利益关系；而忽必烈又与以前诸汗不同，颇得中原人心，并且依托汉地人力物力的支持，战胜了漠北阿里不哥势力，进一步把汉人世侯笼络到1邵循正：《剌失德丁集吏忽必烈汗纪译释》，《清华学报》第14卷第1期。2张起岩：《张宏行状》记张宏条上李偰“逆迹等十事”，见《元文类》卷五○。1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2张起岩：《张宏行状》，《元文类》卷五○；《元史》卷五《世祖纪》二。自己周围。他们既已在新政权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又怎么肯轻易冒险称叛？为求南宋支持，李璮起兵后立即献涟、海诸城于宋，表示归顺。宋将夏贵应李璮之请，由蒙宋边境向北推进，占领亳、滕、徐、宿、邳等州，另一支宋军约由海路绕过山东半岛，在滨州海滩登陆，克利津等县，转战至沧州3。但是，北进宋军随即遭到蒙古军和汉军合力堵击，被迫节节南退。进至滨州、沧州等地的宋军亦因势单力薄难以有所作为。这样，困守济南的李璮所部五六万人，完全陷入了坐以待毙的孤军境地。

济南围城之役，始于中统三年夏四月之初。李璮日夜拒守近四个月，城中粮草难以为继，最后至于“人将相食”的地步。至七月下半月，人心涣散。李璮自知大势已去。“分付众人出，各讨路去”。自己手刃爱妾，乘舟入大明湖投水。因水浅不死，被攻入城内的大军擒获，旋即被史天泽等擅杀于军前。明日，“天泽等引军东行，未到益都，城中人已开门降”。

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措施对忽必烈而言，李璮事件的发生表明，自金末以来尽专中原兵民之权的大小世侯，无疑是新王朝有效地巩固和强化自身统治的极大障碍。虽然公开称叛的只有李璮和个别响应者，但曾与李璮互相交通、非议朝政的诸侯为数并不少。为“潜销诸侯之横”以除后患，忽必烈当机立断，以“惩青徐之乱”为由，采取了一系列削弱世侯势力的措施：一、在各地实行兵民分治的制度，避免地方长官集军、民之权于一身。

中统三年十二月，诏“诸路管民官理民事，管军官掌兵戎，各有所司，不相统摄”（《元史·世祖纪二》）。至是，诸路军民总管，正式转变为只理民政的官职即路总管。诸侯如真定史氏、保定张氏等，都一度被削去军权，保留的都是文职。

二、至元元年（1264）十二月，罢各地管民官世袭，立迁转法，收世侯符节，易地为官；死后，其子孙按荫叙法授官而不再承袭父职。

三、对一家有数人居于要职的汉地世侯，规定兵民之权不可聚于一门，诸侯总兵者，其子弟勿复任兵事。制下，史天泽子侄同日解兵符者十七人。朝廷宣称这是“务裁诸侯权以保全之”1。

四、中统四年五月，立枢密院，以皇子真金兼判枢密事，统一调度侍卫亲军和各地的蒙古、汉军万户。由是确立了千户、万户——统军司（分立于河南、山东）或元帅府（立于东西两川等地，后亦改为统军司）——枢密院的指挥系统，把军权集中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上述措施的推行，不仅较为有效地抑制了汉地世侯的割据势力，同时也3《元史》卷一四八《严忠嗣传》；卷一四七《张宏略传》；卷五《世祖纪》二。1《元史》卷一四八《董文用传》；卷一五五《史天泽传》；卷一四七《张弘略传》。在行政和军事两大系统内，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各主要环节基本上得以互相衔接，整合为一体。在这样的基础上，中统后期和至元之初，忽必烈加快了按中原封建王朝的传统模式进一步完善新政权的步伐。中统四年升开平府为上都。至元元年下诏，按前年议定给官员俸禄，颁公田，考殿最，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同年，改燕京为中都，定中外百官仪从，设翰林院。二年，依诏命省并州县，共省并地方建制二百二十余处。三年，正式实施对京、府、州、县、司官吏颁给官俸职田的制度2。四年，始于中都东北营建新都城。八年十一月，下令禁行自国初以来用以折抵量刑的金朝刑律《泰和律》；以建“大元”国号诏颁天下。九年，改中都为大都，确定以大都为国家首都。从此，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均置于大都，省台大员随皇帝巡幸上都时，则置分省、分台于彼。两都畿辅，成为国家的“腹里”之地。忽必烈明确宣布：“山以南，国之根本也”（《元史·董文炳传》），以之与“太祖皇帝肇定区夏，视居庸以北为内地”两相对照1。可以看出，忽必烈的观念，与乃父乃祖相比已经发生了多么深刻的变化。

在北方的封建统治秩序渐趋稳定的同时，攻取南宋逐渐被提上元朝政权的议事日程。

2《元史》卷六《世祖纪》三。又据《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最初议定“禄科之制”，事在中统元年、二年。

1袁桷：《华严寺碑》，《清容居士集》卷二五。

第三节　南宋的灭亡与江南的统一

1259年末，忽必烈与贾似道在鄂州订立城下之盟，蒙古退兵。贾似道向宋廷隐瞒了议和、纳币之事，以所杀获俘卒上功，谎称“诸路大捷”、“江汉肃清”。之后，长期甘弱幸安的宋廷对来自北边的严重威胁置若罔闻，“从容如常时”2，仍然沉溺于穷奢极欲之中，南宋政权的腐败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贾似道擅权无上，集百官议事时居然厉声斥问他们：“诸君非似道拔擢，安得至此？”时人至有“辇毂谁知有赵皇，宫廷也只说平章”之讥3。被誉为“真将才”的刘整受统帅吕文德、俞兴忌恶构陷，被迫北降，“蒙古由是尽得国事虚实”。甚至当襄阳已下，元军“旦暮斧斤不绝，整兵练众，意在渡江”之时，宋朝的方面大员中仍有人认定“渔舟如叶，江涛渺然”，北兵自然攻不破“长江天堑”4。朝廷大权掌握在这样一班将相手中，遂使宋朝爱国军民一城一地的英勇抗战终于不能挽回亡国的命运。

刘整降蒙后向忽必烈建议：“攻宋方略宜先从襄阳。”至元五年，忽必烈命阿术、刘整督军，攻宋军重镇襄阳，“张平宋本”。元军于汉水东岩的鹿门山和白河口等筑堡，以逼襄樊。由于守城之战素为宋所擅长，元军意在以长围久困克复之，故于同年立河南行省，经理屯田，就便供给襄樊前线。六年，命史天泽至前线经画。史天泽用张弘范建言，“城万山以断其西，栅灌子滩以绝其东”（《元史·张弘范传》）。七年，又筑实心台于汉水中流，置弩炮于其上，与夹江堡相应；继而复筑围城，完全切断了救援襄阳的陆路。同时，由刘整选卒七万，日练水军，以济己之短。宋人援襄之兵多次失败。八年，宋将范文虎率舟师十万来援，至鹿门山大败，船舰百余及辎重全部落入元军之手。九年，宋将李庭芝又遣民兵都统张顺、张贵自襄阳西北清泯河乘舟突入重围，接应襄阳。张顺、张贵先后战死，襄樊之围仍不得解。是年，元军对樊城实施攻坚战。

襄阳和樊城隔汉水南北相望。宋人列木植江中，贯以铁索，上造浮桥，互相应援。冬，元军断木沉索，焚毁浮桥，绝两城间的联络，并用回回炮猛击樊城。至元十年正月，樊城破。襄阳守将吕文焕见大势已去，即向元军投降。到这时为止，宋军苦守襄阳首尾达六年。时论对吕文焕出降虽有“须知李陵生，何若张巡死”的批评，但对他兵尽力竭，不得已而出此之举仍寄于同情之心。汪元量在《湖山类稿》的《醉歌》中唱道：“吕将军在守襄阳，襄阳十年铁脊梁。望断援兵无消息，声声骂杀贾平章。”

攻克襄樊之后，阿术奉命移军略淮东，游弋扬州城下。直到这时候，忽必烈仍未最后下定一举灭宋的决心。十一年元月，阿术入觐，坚请兴师平江2语见王应麟向朝廷的上言，见《宋史》卷四三八本传。

3《宋史》卷四二四《李伯玉传》；刘壎：《贾似道》，《水云村泯稿》卷四。4吴莱：《张定传》，《吴渊颖集》卷七。

南。诏令相臣会议，史天泽也力主平宋。在几经犹豫以后，忽必烈终于接纳了阿术、刘整等人的建言。他遣使潜入宋境，到信州（治今江西上饶）龙虎山问天命于张天师，当即在此前后1。

至元十一年三月，元廷调兵数十万，以伯颜、史天泽（寻以疾还）、阿术、吕文焕行省荆湖，由江汉图宋；以合答、刘整、董文炳等行省淮西（八月改为行枢密院），驻扎正阳，“南逼江，断其东西冲”；以淮东地区地元军授大将察罕统一节度，配合攻宋，构成三路进兵态势，而以伯颜一军为主攻。七月，伯颜等将领陛辞，忽必烈叮嘱他要效法曹彬，“不杀”而取江南。九月，伯颜亲自领军，自襄阳沿汉水趋郢（今湖北钟祥），揭开大举灭宋的战幕。

时宋军在郢州聚重兵十万，夹汉水而城，铁索横江，阻遏元军水师。伯颜弃城不攻，由藤湖绕过郢州，复舟行汉水，长趋直入，于十二月抵达汉口。宋淮西制置使夏贵以战船万艘列置江中，戍重兵于江北重镇汉阳军、阳逻堡，与江南鄂州互为应援，力图阻拦元军从这里入江东下。伯颜麾军佯攻汉阳，扬言将由汉口入江，同时暗遣别骑倍道袭取沙芜，计成。元军遂从汉水下游开坝导水，接通沦河下游水域，使舟师得以由此进入大江。而后又佯攻阳逻堡，别遣精兵溯流西，屯于青山矶对岸；至夜，抢渡大江，占青山矶，起浮桥引大军绝江而南。夏贵闻元军渡江，大惊，引麾下三百艘遁还庐州（今安徽合肥）。元军克阳逻堡，南宋江汉守军士气瓦解，汉阳、鄂州、德安（治今湖北安陆）相继投降。

是年底，伯颜留阿里海牙兵四万于鄂，以规取荆湖，自己与阿术领兵沿江东下。次年三月，阿里海牙于洞庭湖口击溃宋高世杰军；四月，攻取江陵，荆湖北部州县多降。阿里海牙的这一胜利，完全解除了伯颜“上流一动，则鄂非我有”1的后顾之忧。忽必烈对攻宋能否成功信心不足，伯颜南征后“使久不至”，竟命杨恭懿入殿卜吉凶；济江下鄂之捷闻，仍未完全消释其疑虑。他夜召姚枢入内，说道：“朕昔济江而家难作，天不终此大惠而归。今伯颜虽济江，无能终此与否，犹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未在吾家，先在于彼。勿易视之。”直至阿里海牙下江陵，他才放心地说：“东南之势定矣”2，乃敢在京师排宴志庆。

伯颜与阿术自鄂州顺流而东，仍以吕文焕为前军。宋沿江将帅多为吕氏旧部、门生，每不战而降。十二年二月初，元军进至安庆，在这里与从正阳南下的董文炳会师，又进至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南宋自鄂州失守，阖朝震惊。贾似道迫于太学生及群臣的舆论压力，只好亲自都督诸路军马，集诸1危素：《送程南溟序》，《危太朴文续集》卷一。又据郑元祐《遂昌杂录》，潜往龙虎山者，为“伯颜丞相先锋”尤宣抚，其人“谍江南凡八年，至以龙虎山张天师符录取信于世祖皇帝云”。1姚燧：《阿里海牙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三。

2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欧阳玄：《阿里海牙新庙碑》，《圭斋集》卷九。路军十三万，上表出师。他与夏贵会师江上，复进至芜湖。这时候，他还想以岁纳币与元军议和，遭到伯颜拒绝。至元十二年二月，伯颜自池州向东推进，与宋军遇于丁家洲。伯颜部骑兵沿大江两岸掩杀，举巨炮猛轰宋军，阿术则驱船舰突入宋水师。宋前军孙虎臣战线动摇。夏贵见状不战而走，以扁舟掠贾似道船，对他喊道：“彼众我寡，势不支矣！”贾似道惊慌失措，下令退师。宋军全线溃败，军资器械全为元军所获。伯颜军进至建康（今南京），不战而降镇江，时近暑夏，遂遵旨驻兵建康、镇江休整。五月，伯颜奉召赴阙议事，攻宋战争稍有间歇。

入秋，宋沿江制置使赵晋、枢密都承旨张世杰等陈舟师于镇江水面，邀元军会战。宋水师“舳舻连接，旌旗蔽江”，每十船为一舫，连以铁锁，以示必死。时伯颜北觐未归，元军由阿术指挥，分兵逆战。元军以火延烧宋师篷樯，宋军大溃，董文炳军追张世杰至海。自此战后，宋人基本上失去与元军正面交战的能力。江北扬、泰等州，江南常州等地虽都婴城固拒达数月，却已无法阻止元军南进的破竹之势。

八月，伯颜还军前。十一月，伯颜以阿术驻瓜洲绝扬州之援，余部分军三道发动总攻。右路以步骑自建康趋广德军四安镇，由独松关（在今浙江旧余杭西北九十里）包抄临安；左路以董文炳、范文虎率水军从京口循大江蹈海，绕行入杭州湾；伯颜自率中路水陆诸军，沿运河，历常州、无锡、平江（治今江苏苏州）、嘉兴，趋临安。无军强克常州后实行屠城，“城内外积骸万数，至不可计。井池沟堑，无不充满。仅余妇女婴儿四百而已”1。自元军下建康，宋廷“举朝相顾失色”，“台谏哭声震天”2。大臣们相率“接踵宵遁”，以至“朝中为之萧然”。贾似道被罢黜后，宋廷以王瀹、陈宜中为相，并都督诸路军马。寻复以二相论事不合，免王瀹相位，改任留梦炎与陈宜中。陈宜中当危难之秋，竟“以王师务宜持重”为辞，拒绝文天祥、张世杰以勤王之师与敌决战的建言，一意向元朝求和，甚至不惜晋用降元将领吕文焕的侄子吕师孟（吕文德子）为兵部侍郎，以求和议。这时候，陈宜中主持下的宋廷，几度遣使至日益逼近宋都的伯颜军前，乞求罢兵，表示愿意称侄，如不许，称侄孙亦可，再不许，甚至只求封一小国。但这时元军灭宋之意已决，不许和。

至元十三年正月，元三军毕会于临安府郊外。张世杰、文天祥坚请三宫入海，愿率众背城一战。陈宜中沮之，说太皇太后谢氏献传国玉玺及降表于伯颜军前。当夜，陈宜中便遁温州。张世杰眼看临安不守，亦在此时移师定海（今浙江镇海），抗命拒元。宋度宗子益王赵昰和广王赵昺在廷臣保护下潜出临安府，渡浙江（今富春江），趋婺州（治今浙江金华），经温州，由陈宜中等相拥入闽。是月，阿里海牙破潭州（治今湖南长沙），招降湖南1危素：《昭先小录序》，《危太朴集》卷七。

2王义山：《徐卿孙事状》，《稼村类稿》卷二八。

诸郡。元廷诏阿术所部李恒从逊都台趋江右，立都元帅府于江州（治今江西九江），经略江西。这样就使元军从荆湖至浙东，完全连成一片。

二月，伯颜遣官入临安视事，籍府库，收百官符印，遣散禁军。三月，伯颜入临安，依旨押送全太后与宋少帝赵北上，留阿剌罕、董文炳领行省事，忙兀台镇浙西，唆都镇浙东。谢太后因疾暂留南方，后来也被押到大都。赵先受封为瀛国公，后入吐蕃学佛，号合尊大师，一号木波讲师，英宗时被毒死；全太后则入庵为尼。

是年五月，逃到福州的陆秀夫、张世杰、陈宜中等拥益王昺为帝，进广王昺2为卫王。临安投降前使于伯颜军前遂被羁的文天祥，在北解途中逃脱，这时也辗转来投赵昰。流亡小朝廷力图凭借福建，规复两浙和赣南。江西、两浙地区闻闽廷颁诏，亦“在在起应，蜂屯蚁附”1。秋，张世杰以十万大军攻建昌（今江西南城），败绩。文天祥先开府南剑（今福建南平），至冬，遂引军西趋，次汀州（今福建长汀），遣军攻宁都、雩都（今江西于都）等地。这时候，元大军沿处州（今浙江丽水）、建宁（今福建建瓯）、邵武一线由浙东入闽，张世杰、陈宜中等却不敢组织抵抗，奉赵昰及卫王昺从福州蹈海至泉州。时宋军尚有17万人，并民兵30万、淮兵万人。宋军因征用船只与闽广招抚使蒲寿庚冲突，蒲叛宋降元，二王又从泉州逃到潮州海面飘泊。不久移至甲子门（在潮、惠二州交界处海岸）。

至元十四年正月，江西元军入闽趋汀州。文天祥退至漳州界内，移入梅州（今梅县）。五月，他逾大庚岭复入赣南，连破诸邑，势稍振；八月，文天祥被元将李恒袭破于兴国，损军20万，妻妾子女亦被元军追获；是冬，转战至南岭屯戍。元军下汀州后，进兵广东，二月，复取广州。四月，南宋小朝廷辗转移驻官富场（今深圳西南）。秋，元军一路由塔出统率，自江西再逾大庾岭入广东；一路由唆都统率，自泉州之西攻入广东，小朝廷移至广州湾内的秀山，寻又出逃到井澳（即今澳门以南诸小岛所在洋面），遇风舟败，军士死过半。继而避追兵入海至七洲洋（今海南岛以东海域），欲直航占城，由陈宜中扁舟先往联络，而大队未行。次年春，往驻洲岛（在今湛江外的洋面上）。四月，赵昰死于洲，张世杰、陆秀夫等拥八岁的卫王赵昺为帝。六月，张世杰率军收复雷州（今广东海康），失败，乃奉帝昺移师至广州湾内新会南百里洋面上的崖山，扼险自固。张世杰余部尚有士卒万人，舟八百余艘。在此前后，文天祥至州府东南海滨的乾溪山（船澳），上表自劾兵败江西之罪，再次请入朝，仍不许。他只好在潮、惠一带领残军坚持抗元。

元廷在至元十五年五月末获知赵昰死而赵昺立。六月，张弘范、李恒率水陆军二万赴闽广灭宋残部。元军由赣南出兵入广。是年冬，张弘范至潮阳，前军击溃自潮阳走海丰的文天祥军，擒文天祥。这时候元军已从宋降卒口中1姚燧：《虎益神道碑》，《牧庵集》卷十四。

确知赵昺在崖山。至元十六年正月，张弘范大军由海路自潮阳港径往崖山，途中命囚系随军的文天祥修书招张世杰，文天祥乃书《过零丁洋》诗授之，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名句。

至元十六年二月六日，张弘范、李恒两军会合后，对宋崖山水师发起总攻，激战经日，宋兵全军溃败。陆秀夫杖剑趣妻子入海，随即负幼帝昺自沉；张世杰率十六舰趁夜间突出重围，欲奔交趾再图恢复，途中遇飓风舰败，溺死于海。

临安降元后，淮东、四川许多地方仍坚持抗战。守卫扬州的李庭芝拒绝遵从太后命他归降的旨意，声言奉命守城而未闻有奉命投降者。但不久，扬、泰诸州相继失陷；四川泸州、重庆及东川诸州于至元十四年末十五年初亦被元军占领。十六年初，坚持抗战三十多年的合州也被迫投降。南宋版图至此全为元有。

第四节　西北边地的争夺与北方、东北边疆的巩固

西北边地的争夺

中统、至元初期，元朝西北边地的形势，经历了几度急剧而复杂的变化。忽必烈和阿里不哥的汗位之争，极大地便利了察合台兀鲁思势力的迅速扩张。阿里不哥在委命阿鲁忽为察合台兀鲁思汗的同时，把统辖西至阿姆河东岸的西域绿洲城邦的权力授给了阿鲁忽；原来由大汗派驻该地区的官员和军队，现在也都改属阿鲁忽。不久，当阿鲁忽改换门庭，归命于忽必烈时，后者又重申了阿鲁忽业已在手的上述既得权益1。阿鲁忽在解除了阿里不哥的威胁后，即乘术赤后王与旭烈兀之间发生战争的时机，出兵占领和劫掠阿姆河中游属于术赤后王的重镇讹打剌。接着，他又借大汗在不花剌括户的机会，残杀术赤后王在该城的五千属民，霸占了他们的财产和妻女2。这就迫使术赤后王别儿哥决定支持正在向他求援的窝阔台后王海都，与阿鲁忽相抗。海都是窝阔台子合失的儿子，或许是成吉思汗家族中唯一不喝酒（包括马奶子酒）的成员1。蒙哥汗夺得汗位的时候，窝阔台系诸王势力遭到严重的打击。他们在阿勒台山外的份地，被分割为若干小块，分授给未参与反对蒙哥的窝阔台子孙们。海都也在这时候徙封海押立（在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塔迪库尔干东北），开始暗暗地重集自己的兵力。中统末年，海都利用术赤后王与察合台兀鲁思之间的矛盾，依靠别儿哥的支持起而反抗阿鲁忽。汗位危机平息以后，忽必烈意图收回对阿勒台以西的控制权。恰在这时，海都的势力发展起来，而且与术赤后王结为联盟，这不能不引起忽必烈对西北局势的关注。至元初，忽必烈把自己相信的察合台诸王八剌派往察合台兀鲁思，企望通过他加强大汗对西北政局的控制。他还遣铁连出使钦察之地，力图离间术赤后王与海都的关系。至元三年（1266）六月，又任命皇子那木罕为北平王，至漠北镇守，增强对阿里不哥系诸王的监视弹压，同时也为从蒙古高原出兵西北边地作好了军事准备。在这个时期，忽必烈还一再诏命海都驰驿入觐。鉴于窝阔台系诸王遭受蒙哥清洗报复的教训，海都对忽必烈的朝觐之命充满疑虑，因此托辞不至。很难说他对祖父曾据有的大汗宝座有多少觊觎之心，但他坚持自己作为窝阔台后王有权控制一块相对独立的分地，声明将1参见刘迎胜：《察合台汗国史纲》，博士论文，南京，1984，页117至120。这个时期畏兀儿的归属颇不易确言，大概处于相对中立的状况，无论忽必烈和阿鲁忽、阿里不哥都未能有效地控制它。见安部健夫：《西畏兀儿国史的研究》，页70。

2见巴托尔德：《蒙古侵寇前的突厥斯坦》，页490至516，225。

1巴托尔德：《蒙古侵寇前的突厥斯坦》，页491。

在自己“所至之处”服从大汗2。忽必烈与海都在互相猜忌之中日趋敌对。至元五年，海都一部游弋东趋，入岭北，驰突蒙哥子玉龙答失所统巴邻部众3。这很可能只是偶然事件，但马上被驻扎在蒙古高原的忽必烈军队视为海都称叛的信号。于是漠北元军出兵，“逆败之于北庭，又追至阿力麻里，则又远遁二千余里，上令勿追”1。直到这时，海都似乎还力图避免与忽必烈军正面开战，因此才会从阿力麻里西撤。

海都的西奔，引起了当时的察合台兀鲁思汗八剌的疑惧。八剌深恐海都就此西渡锡尔河，夺取河中，因此急忙出兵拦截，两军在锡尔河畔相遇，发生大战。八剌先胜，海都在获得术赤后王的援兵后再度出战，大败八剌。八剌军退至河中，预备整军再战。

为了避免河中城郭地区遭到更大破坏，海都遣合丹（窝阔台子）的儿子钦察去与八剌约和。1269年春，术赤兀鲁思、察合台兀鲁思和窝阔台兀鲁思三方会盟于塔剌思河。三方议定：互结为“安答”；河中地区三分之二划归八剌，剩下三分之一属于海都和蒙哥帖木儿；诸王各自退回山地和草原，不得进入城郭地区，不在农耕地上放牧牲畜，也不向城郭居民滥行征发；农耕定居区域的管理仍由麻速忽负责；为了增加八剌的牧场、土地和军队，将由海都派兵，援助八剌西越阿姆河去侵夺伊利汗阿八哈的疆域。翌年开春，八剌便从河中西攻呼罗珊。伊利汗阿八哈在也里（今阿富汗赫拉特）附近设计大败八剌军。八剌败退河中，不久死去。察合台孙聂古伯（撒里班之子）被海都立为察合台兀鲁思的新汗，察合台兀鲁思沦为海都的附庸。海都取得对突厥斯坦和河中的支配权后，对元朝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开始了与元朝在天山南北两路直接对峙和争夺的阶段。

至元八年，忽必烈命北平王那木罕建幕庭于阿力麻里。十年，那木罕趁察合台汗聂古伯与海都不睦，往征之。聂古伯死，不花帖木儿（察合台第七子合答海之子）继位为察合台汗，寻亦死。八剌之子都哇遂立。此两汗均由海都援立。十一年，元廷置畏兀儿断事官；增斡端、鸦儿看（今新疆莎车）水驿，并“诏安慰斡端、鸦儿看、合失合儿等城”（《元史·世祖纪五》）。十二年正月，诏追拘海都、都哇金、银符凡三十四道。

拘收牌符更加激化了双方的冲突。大约十二年夏季，窝阔台系诸王禾忽（贵由子）沿塔里木沙碛南缘进至蒲昌海（即罗布诺尔，在今罗布泊西）一带，断元朝通向巴达黑伤山地的驿路1。

2《马可波罗行记》，伯希和、穆勒英译本，页447。

3《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页26。巴邻一名，英译本写作narin。

1《元史》卷六三，《西北地附录》原文作“世祖逆败之于北庭”。忽必烈亲征，于其他有关史料无征，率领这支军队的，应当是北平王那木罕。“北庭”此指岭北。

1至元十三年正月，元廷派往巴达黑伤采玉者“道经沙州，值火忽叛”，不克西行。见《元史》卷九《世祖纪》六。

都哇和他弟弟不思麻率兵围攻别失八里，应当也在这时候；他们很可能是与禾忽分道征进，即沿天山南麓、塔里木沙漠北缘东袭，然后越过天山直至别失八里城，并一度攻占此城。是后不久，畏兀儿亦都护就从残破的别失八里南徙，移治于哈剌火州（在今新疆吐鲁番以东）2。针对海都、都哇东进的形势，元廷派昔班出使海都，谕之罢兵。十二年七月，又诏安童以行中书省、枢密院事，增援阿力麻里，助那木罕镇边。海都被昔班说动，“退军置驿”；而这时安童已经率部“先克火和大王部曲，尽获其辎重”（《元史·昔班传》）。

北方的平定那木罕所部，除斡赤斤曾孙札剌忽、阔列坚孙兀鲁歹以外全部是拖雷系诸王的军队，包括对忽必烈夺取汗位心怀不满的昔里吉（蒙哥子）、药木忽儿和明理帖木儿（均为阿里不哥子）等等。至元十三年，那木罕所部脱帖木儿（拖雷孙，岁哥都子）先叛，继又诱引昔里吉、药木忽儿等实行兵变。叛王们推昔里吉为大汗，械系那木罕、阔阔出（忽必烈庶子）和安童，分别把他们送到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和海都处，并欲与二王结盟以抗元朝。可是海都除了乘元军前线大本营瓦解、叛师东移的机会夺得阿力麻里空城外，并不热心于与这位新“大汗”配合行动。昔里吉于当年冬天兴师东逾阿勒台山，回到拖雷系诸王份地所在的岭北地区。途中他们又与另一支叛王撒里蛮（蒙哥孙、玉龙答失子）的部众相合并。这以后几年里，元朝在北线的战事，主要是在岭北地区展开的。

至元十四年春，叛军从他们的吉利吉思、谦州大本营南进，结集在和林北面鄂尔浑河、土拉河一带。夏，漠南元军击溃驻牧应昌的翁吉剌贵族只儿瓦台响应昔里吉的叛乱后，绝漠增援和林地区。七月，伯颜奉诏统领岭北诸军平叛。元军在土拉河、鄂尔浑河连胜叛军。昔里吉等败退吉利吉思。至元十五年，元军在唐麓岭（今唐努山）以南巡弋，逐渐形成对吉利吉思的军事包围。十六、十七两年，双方不断交战，元军一度进至位于叛王巢穴的谦河（今叶尼塞河上源）、兀速水（今叶尼塞河上游支流乌斯河流域）一带。这2据危素《忻都公神道碑》：“亲王都瓦、不思麻□，[阿台不花]从亦都护火赤哈儿宣力靖难，已而北廷多故，我弗安，仍迁国火州。”见《陇右金石录》卷五，原文所缺，或为“叛”字。又据《元史》卷一二四《哈剌亦哈赤北鲁传》，传主之裔月儿思蛮袭独山城（今新疆奇台，在别失八里之东）都督兼达鲁花赤。“后因军帅札忽儿台据别失八里，尽室徙平凉”。柯绍忞以为札忽儿台为都哇暂据别失八里时的守帅，安部健夫是之。都哇陷别失八里的年代，正当那木罕驻军阿力麻里，都哇不大可能沿天山北麓进征，只能由南麓绕行。由高昌女僧舍蓝蓝八岁（至元十三年）时发生“海都之叛，国人南徙”，可以推知都哇东趋，与禾忽的行动大致同时。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舍蓝蓝八哈石传》；《畏吾儿国史的研究》页93至94；《新元史》卷一三六《哈剌亦哈赤北鲁传》。

时叛军已失去继续作战的能力。连叛王中最号强盛的脱帖木儿，亦“以兵屡动而弗战，士马离散，众皆怨忿”1。于是叛王之间发生了内讧。昔里吉和撒里蛮互相攻杀。至元十九年，他们先后赴阙谢罪，长达七年的昔里吉之乱遂告结束。至元十七年，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病死。翌年，脱脱蒙哥继位为金帐汗，将被拘质的那木罕遣回2。十九年，昔里吉乱平。元廷因改封北平王那木罕为北安王。看来那木罕东归以后，主要驻扎在岭北。突厥斯坦方向的经略，大约在这前后已由察合台诸王阿只吉负责3。岭北局势渐趋平静，岭西地区却又在酝酿一场新的战争。至元十五年以后，元政府不断向别失八里增兵，力图收复天山南路诸城。海都也逐步改变已恪守多年的拥兵观望立场。至元十七年，禾忽子秃古灭袭攻哈剌火州，劫掠附近地区。八年，刘恩率元军击败海都部将，进据斡端；翌年又击退前来攻城的海都系诸王。二十年，海都遣八把率众三万攻斡端，刘恩以众寡不敌，破围退师。元军虽然丢失了斡端，但从二十一年元朝的“游击军”曾进至可失哈儿一带的事实判断，至少北道的曲先（今新疆库车）这时仍被元军控制着1。

可能就是在收复斡端之后，海都再次向元廷表示愿意和解，遣回了拘禁于窝阔台兀鲁思的安童和石天麟2。二十一年三月，那木罕、安童相继回到漠南。但元朝不甘心轻易放弃天山南路。海都方面未获得预期反应。二十二年，都哇、不思麻领兵十二万，击败诸王阿只吉，进围畏兀儿亦都护所驻之哈剌火州。围城之战持续六个月。城中食尽。火赤哈儿亦都护献女求和。都哇解去3。元廷遂派伯颜西巡，取代阿只吉，负责别失八里军事。二十三年，海都以偏师袭阿勒台山地区，自率主力由阿力麻里东进，在马纳思河（今玛纳斯河）与元军交战，击溃元军，掩杀至哈密力之地。畏兀儿亦都护火赤哈儿这时屯驻于哈密力，战死。此后亦都护移治甘肃永昌。海都不久退回。元1黄溍：《刘国杰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

2据志费尼书，忙哥帖木儿于1280年7月施行刺穿喉部疮疖的手术，不久死去。他的弟弟脱脱蒙哥于1281年8月即位。他释放那木罕，当在此之后。见施普勒：《金帐汗国史》页62至63。至元十七、八年，《元史》有颁赐那木罕“所部”及“位下”的记载，应与这时尚被拘禁的那木罕无涉。3至元十八年四月，因阿只吉请，置太和岭至别失八里新驿三十。太和岭即今恒山，在山西北部，正是察合台王封地所在。是知上述驿站，是出镇突厥斯坦的阿只吉为加强自己与封地的联系而要求开设的。至元二十二年初，又请准在别失八里设驿，以便行客往来。见《元史》卷十一《世祖纪》八，卷六三《地理志》六，“西北地附录”；《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一八。

1至元十九年，诏戍别失八里的綦公直分军戍曲先。而进至可失哈尔的兀浑察“游击军”可能就是从戍曲先的部队中调拨的。见《元史》卷十二《世祖纪》九；卷一二六《綦公直传》。2据《元史》卷一五三《石天麟传》，天麟被长期拘禁在海都处，渐与其用事臣相亲，“因语以宗亲恩义及臣子逆顺祸福之现，海都闻之悔悟”。石天麟自1256年北使，被拘28年始得释，是恰在至元二十年。3见虞集：《高昌王世勋碑》，《元文类》卷二六。汉文碑传，多系此事于至元十二年。但多学者认为它应发生在二十二年，似是。

军重戍于畏兀儿之地。斡端也再度回到元朝控制下。二十四年，西北相对平静，但东北地区爆发了斡赤斤后王乃颜的叛乱。

东北边疆的巩固斡赤斤份地，位于以哈剌哈河流域为中心的蒙古高原极东地区，这就极便于斡赤斤向哈剌温山以东今松嫩流域扩展自己的势力。窝阔台时期，斡赤斤镇守辽东，反映出他的份地扩至哈剌温山东面的事实已为大汗所承认1。蒙哥死后，斡赤斤孙塔察儿以率先推戴忽必烈建功，因此获得忽必烈的恩宠。塔察儿一家在辽东的势力，日渐坐大。他甚至派人到高丽“收拾民户”2。

塔察儿孙乃颜为斡赤斤后王时，建于今通肯河支流毕剌河源以西的乃颜城（在今黑龙江拜泉县以南中兴镇东南），应为斡赤斤家族在哈剌温山以东份地的统治中心3。忽必烈开府金莲川以后，原来驻牧于开平附近的札剌亦儿、兀鲁等部被移至辽西一线4。以后五部成为从东北部护卫两都的重要力量。至元三年二月，调整辽东建制，立东京、广宁、懿州、开元、恤品、合懒、婆娑等路宣抚司。不久又设行省统辽东诸路。至元十五年，复改为宣慰司。至元后期，乃颜反状日益明显；二十三年，以宣慰司“望轻”，重建行省于辽东，先治东京（今辽宁辽阳），寻徙治威平（在今辽宁开原县）。辽东设省虽不到半年就被撤销了，仍然成为催发乃颜之乱的直接原因之一。二十四年四月，乃颜联合哈撒儿后王势都儿、合赤温系诸王哈丹秃鲁干等，举兵称乱。叛军的活动，东线从水达达地直指辽河流域，西面一度达克鲁伦、土拉二河。元朝如不能迅速控制事态发展，就很可能会形成东、西道诸王夹攻岭北、连兵南下的危险局势。因此，乃颜发难次月，忽必烈就亲自率师北征。元军偏师沿哈剌温山东侧北进；忽必烈所部由应昌（旧城在今达尔泊西南）出，缘哈剌温山西侧东北行；戍守杭海岭（今杭爱山）的土土哈则奉命1蒙古宗王的份地与宗王出镇之地并不相互等同。但宗王出镇地区，一般都是份地所在的那个地区。2《高丽史》卷二八《忠烈王世家》一。

3中央民族学院：《<中国历史地图集>东北地区资料汇编》页215。据《元史》卷九四《食货志》二五“岁赐”，至元十三年已有乃颜城。是乃颜之为斡赤斤后王，或当在此之前。4《元史》卷五八《地理志》一：“上都路，..元初为札剌部、兀鲁郡王营幕地”。木华黎孙速浑察1239年嗣位为国王，乃即上京之西阿儿查秃置营，见《元史》卷一一九本传。是处应即蒙古时期札剌亦儿驻地的中心。又木华犁曾孙硕德在忽必烈之初，“自辽西召入宿卫”（见黄溍：《别里哥帖尔神道碑》，《黄金华集》卷二五）。史文也谈到元代中叶木华黎后人“还镇辽西”（《彭群墓志铭》，《危太朴文集》续集卷一）。是知札剌儿部在中统末年已移牧于辽西。兀鲁部当如之。忙兀部的祖墓地在“檀州西北太行山”（见姚燧：《博罗欢神道碑》，《牧庵集》卷一四）。可见其早期牧地靠近札剌儿、兀鲁部，后来大概也与二部一起东徙了。

疾驰东趋，渡土拉河，逆克鲁伦河而上，肃清沿途叛军。

六月，忽必烈“至撒儿都鲁之地。乃颜党塔不带率所部六万逼行在而阵”，忽必烈贸然乘象临阵。“意其望见御驾，即就降”。但叛军强弓劲射，悉力攻象舆。忽必烈被迫下舆御马，以汉军前列步战。塔不带惧中伏引退，被元军掩杀，大败而去1。元军进至哈尔哈河，占领了乃颜的斡耳朵。这时，乃颜屯兵于今哈拉哈河与其支流诺木尔金河交汇处之东的三角地带不里古都伯塔哈（蒙语b.rgüt-tüboltagha的音译，意为有鹰的山）。元军由玉昔帖木儿率领，与乃颜决战于此，当时，“卯乌温都间，天日为昼冥。僵尸四十里，流血原野腥”2。乃颜军败出逃，被元军追获于失列河流域。忽必烈下令将他处死。玉昔帖木儿逾哈剌温山北端的蒙可山，追乃颜残部至那兀江（今嫩江），师还。乃颜败死后，哈丹秃鲁干和其他东道叛王仍不断起兵作乱，并两次进入高丽骚扰。至元二十九年，元朝完全平息乃颜余部的叛乱，中央政府对辽东地区的统治由此获得巩固。

忽必烈亲征乃颜的那年，元朝西线宁静无事。但在次年即至元二十五年，海都方面又拉开战幕。这次他们的兵锋直逼岭北。二十六年，元朝岭北驻军在皇孙甘麻剌统率下，与海都、都哇会战于杭海山，元军战败东撤。海都军跟踪追击，和林宣慰使、同知、副使等皆叛应之，海都占领和林。七月，忽必烈以七十四岁高龄亲征，从海都手中夺回和林，命伯颜镇守之。时断时续的岭北争夺战，前后进行了五年。二十九年，元将土土哈逐敌直至阿勒台山。岭北局势基本稳定下来。

元朝在西北的军事行动，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果，反而屡屡引发海都为维护西北宗王的势力范围而起兵称乱。为削弱元廷对西北的军事压力，海都一再进攻岭北。而当战火烧到岭北的时候，要同时维持远离中原根据地的西域和岭北这两个地区的战事，对忽必烈来说确实有些力不从心。岭北是“祖宗根本之地”。保住岭北对保持号令诸藩兀鲁思的大汗地位至关紧要。为了集中力量确保岭北，元廷被迫收缩它在西北方向的战线。至元二十六年，元朝撤出斡端。自此别失八里从元朝在西北地区的统治中心变为西北前沿的边城。忽必烈死后，元朝虽曾再度在曲先设置都元帅府，但不久就连同别失八里、哈剌火州一起被察合台兀鲁思占有，至是，元朝势力基本上退出中亚。从此元与西北诸藩也大体相安无事。

1《元史》卷十四《世祖纪》十一；郑元祐：《岳铉行状》，《侨吴集》卷十二。2王恽：《东征诗》，《秋涧集》卷五。卯乌温都，蒙语mau’ündür的音写，译言歹山岭。

第五节　元朝前期社会经济的恢复与统治秩序的稳定

社会经济的恢复

忽必烈时代，蒙古统治集团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战争破坏因而日益减少。“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方针获得部分实施1。在中原汉地，元政府也采取一些相应措施来扭转长期战乱所造成的残破局面。元朝社会经济由战时的衰敝状态渐臻恢复乃至一定程度的发展。这种恢复乃至发展，在全国各地区呈现出颇为明显的不平衡性。黄河中下游流域自金末以来迭经残破，中统、至元之初，山东又“中更叛乱”，因而“多旷土”。至元中，立司农司，分道设劝农使，负责在各地促进垦殖。这个地区的农业生产获得了较好的恢复和一定的发展。“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2。长江中下游流域的襄、郢、东西淮之地，是宋元长期对抗作战的地区，战争破坏相当严重，土旷民寡。元政府以免税优惠吸引鼓励百姓到那里耕植，同时在两淮地区经营屯田。时人称“屯田之利，无过两淮”3。这一地区农业经济的恢复，从此后二十余年之间地价的迅速上涨也可以看得相当清楚1。不过，在忽必烈时期，这里的生产，显然还没有恢复到黄河流域那样的水平。宋元之间长期争夺的又一地区四川，入元版图时，土著之姓十亡七八，户口凋零，生意萧条。直到中元，仍“遗墟败棘，郡县降废几半”2。其经济的恢复，与两淮、襄汉地区相比更为缓慢。

元朝对于江南的征服，不可能不伴随杀戮与破坏。阿里海牙经略两湖，留下不少残酷杀戮的记录；伯颜大军在长江下游，也一度由于“利财剽杀，是致降城四壁之外，县邑丘虚，旷土无民”3。江西闽浙一带，亦因元军“左翦左攘，数年未平”，迭经战争残破。但是总的说来，元军在灭宋过程中的破坏行动，还是受到相当程度的节制。尤其是临安降附以后，南宋朝廷下诏，亟谓“根本已拔”，“民何辜焉”，指示各地“诏书到日，其各归附，庶几生民免遭荼毒”4。于是诸多未下州郡的守令得以心安理得地望风出降。因此，在农业生产的基础原来就比较好的南方各地，当时的社会经济基本上被1语见《元史》卷八《世祖纪》五。

2王磐：《农桑辑要序》，《农桑辑要》卷首。

3《元史》卷一○○《兵志》三；卷一七三《燕公楠传》。

1“河南民疏土旷，田价至弱。虽有质鬻而契券，阔略卤莽，逮今民日生集，从蓁灌莽，尽化膏沃，价倍十百。”见孛术鲁翀：《知许州刘侯民爱铭》，《元文类》卷十七。

2揭傒斯：《彭州学记》，《揭傒斯集》卷十一；袁桷：《史母程氏传》，《清容居士集》卷三四。3姚燧：《姚枢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

4刘一清：《钱塘遗事》卷八，“京城归附”条。

维持在南宋原有水平上下，而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忽必烈时期，在江南推广棉花种植，收效甚大。所以就某些方面而言，元朝前期社会经济与南宋时期相比，也有一些进步和发展。

相对而言，边疆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元代前期表现出长足的进步，云南的农业、水利和蚕桑，这一时期都有很大的发展；南诏以来流行于该地的“儒释文化”逐渐向内地的封建汉文化靠拢。漠北地区的富实繁荣，也远较其他时代为甚。当然这种富实，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漠南支援的结果。诚如虞集所说：“朝廷岁出金缯、布币、糇粮以实之。转输之事，月日相继，犹以为未足。又捐数倍之利，募民入粟其中，亦不可胜计。由是遂为殷富”1。

统治秩序的稳定元朝前期的社会经济恢复，为元政府强化自己的统治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元王朝的统治秩序由是进一步获得确立与稳定。

元朝政治中心大都和上都所在的腹里，是元王朝立国的根本之地。这个地区是蒙古、探马赤军的镇守重点。淮河以南广大地区，主要由汉军、新附军戍守，亦掺以蒙古探马赤军，以相互制衡。其中临江沿淮之地，是联结位于北方的政治中心和南方经济重心的关键地带，因此是南方戍守的重点。元人所谓“各路设总管府以治民，万户府以治军”2。就这个地区而言，大致是不错的。军队多驻扎在城市近郊。各地城池的防御工事、城门都被拆毁，以防被人利用来扼险固守，对抗政府。大运河的贯通和海运的开辟，则从经济上使北方和南方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行政控制，至元二十年前后，元廷改变了过去以行某处省事系衔派往地方行使中书省职权的作法，将行省从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转变为最高一级的常设地方行政机构。元朝的行省，经过至元二十七年的调整，基本形成定制。中书省和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则为路、府、州、县。各地都有一些诸王勋戚的封地。除衣食租税外，封主对这些地方行政事务还拥有一定的干预权。

社会的基层行政设施，在城关为坊、隅，在农村为乡、都。在构成一乡或一都的各自然村中，还建立了“社”的组织，以劝农桑。

蒙古统治者仿效金朝在用人方面先女真、次渤海、次契丹、次汉儿的作法，分全国居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蒙古人为“国族”。色目人在当时是指唐兀人、畏兀儿人及其以西诸族出身的人们。汉人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域内的汉族、女真、契丹、渤海人，四川、云南两省人口，以及高丽人等。南人又称蛮子，指江浙、江西、湖广三省以及河南行省襄、郢、两淮等地的原南宋臣民。迄今所知，元朝政府并没为四等人的划分颁布过专门1虞集：《送苏子宁北行诗序》，《道园学古录》卷五。

2郑玉：《珊竹公遗爱碑铭》，《师山集》卷六。

的法令。但它却反映在有关他们政治、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方面的诸多不平等规定中。忽必烈在位时期，这种民族分化政策已经基本形成，其后构成元王朝统治秩序的一个很大特点。

另一个特点，是儒生在参预国家治理方面失去了宋金时那种优越的地位。直至中统、至元之初。儒学在北方，仍由于历经事变、丧乱而不甚发达，连《资治通鉴》也是很难见到的书籍1。而这时候理学在南宋已经相当盛行了。南北的统一，为儒学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儒学著作之流入北方，达到“捆载”而至的地步1。“北方贤士大夫官辙南迈者，往往嗜古绩学，考索研稽，唯恐未逮”2。但是，儒学在元代以前早成为入仕从政所需要的专业训练。对大多数人来说，读书是为了做官。而元朝统治者却选择由吏入仕的途径解决中低级官僚的来源问题；江南平服后，甚至公开拍卖官职，以至“南方郡县官属，指缺愿去者，半为贩缯屠狗之流、贪污粮糟之辈”3。这就断绝了普天下读书人由儒学进身步入仕途的希望。因此，他们当中“有去以技术鸣者，有去而买贾取赢者，有去而结绶于刀笔、辇金于纵横者”。当然也总有一些迂腐夫子，“独匡坐蓬蒿环堵之中，愦然而已”4。一部分儒生不甘寂寞，企图通过“游学”，结交名门，求得一官半职。尤其是南方读书人，“南士志于名爵者率往求乎北”5。但他们当中大多数只能失望而归。元人徐明善曾记载他与一位失意于求进的学者之间的对话说：“问其来几时，曰‘久矣’。问其谒中州名士贤大夫，曰‘遍矣’。问其遇合何如，曰‘故吾尔’。噫！岂不命也。”6儒生处在这样的境遇中，再加上元政府在赋税方面优遇儒户的规定经常不得贯彻，他们的社会地位不能不受到很大损害，以至当日戏台上竟有一官二吏、九儒十丐的谑语。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不能畅通，也是元朝吏治从建国伊始就相当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元王朝的统治秩序，仍然是在封建的社会关系基础之上建立起来。蒙古、色目贵族通过赐田、战争掠夺以及强占兼并等手段，成为占有大片田地的封建地主。汉人和南人中的官僚、军阀，也依附新朝政治势力扩大自己的封建权益。南方有许多大地主，虽经改朝移代，其经济利益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损害。也有一些人，还乘“江山易主”的机会，投机发家，成了新的富豪大户。这些地主豪强，与当地官员和军队长官结为亲戚友好，“通家往来”，1郑元祐记岳铉事迹，谓“有以《资治通鉴》示者，公见大喜，即手钞成帙，昼夜伏读”。其时当在中统、至元初叶。见《岳铉行状》，《侨吴集》卷十二。

1袁桷：《安熙墓表》，《清容居士集》卷三○。

2郑元祐：《吕氏春秋序》，《侨吴集》卷八。

3程文海：《吏治五事·取会江南士籍》，《雪楼集》卷十。

4徐明善：《耐闲说》，《芳谷集》卷三。

5陶安：《送易生序》，《陶学士集》卷十二。

6徐明善：《送黄景章序》，《芳谷集》卷一。

共同欺压贫弱人户。蒙古军和汉军军户，占有四顷免征赋税的“赡军地”。蒙古军户所占有的这部分地产，主要来自政府分给他们的荒闲无主地。他们自己并不直接从事农作，而将这些农田出租给汉族佃户，或者由依附于他们的驱户及“种田户计”耕作。大量蒙古军户由此转化为中小封建地主。不过由于不善经营，其中也有不少人很快又丧失了手中的土地。元代农业生产的直接承担者，仍然主要是小土地自耕农以及私有土地和国有土地上的佃农。元代存在着数量巨大的依附人口，称为奴婢、驱口或奴隶。在灭宋过程中，“江南大州小邑，四民子弟，无少长悉为人所俘获。流离播迁之余，可矜可哀，益不胜道”1。掠民为驱的现象发展到南方各地。元政府允许奴婢驱口的买卖，并从中抽取税收。北方城镇，多有人市，“等级其坐，贸易甚盛”2。奴婢驱口对本使有极强的人身依附的关系。使用于农业劳作的驱口，一般有自己的家庭和个体经济。另外还有许多不事生产的家内奴婢，其中一部分跟着主人享受奢侈的寄生生活。所以时人说“生子侄幸而天禀俊秀，不入于工商必入于胥吏，不入于胥吏必入为奴隶”1。

忽必烈在位三十余年，元政府已注意到必须使百姓安居乐业，才能巩固自身的统治。灭亡南宋以后，元廷又宣布免除故宋繁冗的科差；公私逋欠，一概不予追理。元朝征之于南方各地的正额赋税，较之宋代，有所减轻2。但由于吏治不清，至元中叶以后又进行对外战争，使兵役和徭役异常繁重，再加上经济重心所在的南方地区生产关系未曾因为改朝换代的动荡而获得适当的调整，以及历次“钩考”的负担最终被转嫁到社会直接生产者身上，所以，元朝前期的社会状况和阶级关系一直存在着若干紧张因素。至元中叶以后，南方相继发生了多起规模较大的起义。

至元十三年（1276）至二十年，福建有陈吊眼、畲族女豪杰许夫人及黄华先后起义，他们或与南宋残部相联合，或用南宋年号，这些斗争多少是在恢复宋朝的政治口号下开展的。至元二十年，南方各地发生的起义二百余起，其中以广东爆发的欧南喜、黎德起义规模最大。其兵众达二十万，有舰八百艘。二十四年，福建又有畲族钟明亮的举事。他拥众十万，“声摇数郡，江南、闽、广交病焉”3。起义持续五年之久，才最终失败。二十六年，江南发生的起义达四百余处。二十九年，广西僮族土官黄圣许起兵反元。这个时期发生在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许多起义，反映出元朝统治之深入边徼之地，是伴随着沉重的民族压迫和剥削而实现的。元人姚燧记述曾参与镇压这个起义的一位将领的史迹，说他自宋亡于南海之后，“与反虏剧贼战，未尝1同恕：《张彦谌墓志铭》，《榘庵集》卷九。

2郑思肖：《心史》卷下。

1胡祗遹：《送丁教授入官序》，《紫山集》卷八。

2见周良霄：《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页125。

3刘璜：《李参政平寇碑》，乾隆《南丰县志》卷三四。

岁释介胄”4。可见元朝前期各地变乱之多。这一时期江南人民起义如此之多的重要原因，是由于忽必烈连年用兵海外（关于忽必烈时期的海外侵略战争，参见本书有关中外关系章的专章），徭役异常沉重，民不能堪。不过这些起义，大多局限于较小的地域范围，互相之间也很少呼应联系，因此往往在较短的时间内就被元政府镇压下去。这时的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总的说来，并没有达到十分尖锐的程度。

4姚燧：《王守信神道碑》，《牧庵集》卷二三。

第六节　“义利”之争与厉行“汉法”派的受挫

阿合马当政与“义利”之争

蒙古国初建于漠北草原时期，部众兵牧合一，分属于大汗各支宗王领有，仅置千户、百户管领，由扎鲁忽赤分治民政和刑罚赋敛，史称“官制简古”。蒙古进入中原汉地等农耕城郭区域之后，仅仅依靠如此“简古”的官制，无法维持有效的统治。于是，在蒙古体制所未曾涉及的那些规范领域内，被征服地区的传统制度渐次恢复，并且同被保留的那一部分蒙古旧制结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一代新制。上述过程，在中原汉地，约始于十三世纪三四十年代；而中统及至元前期，正是它加速实现并臻于基本完成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中，忽必烈对以其“藩府旧臣”为主体的一批儒臣十分信任和重用。这些儒臣，就其学术风气而言，可以分为两派，即保守宋金传注及文学遗风的东平派和信奉伊洛、朱子之学的理学派。

如果说，在中统、至元前期，汉法的实行，只是填补蒙古旧制无法施行的那些方面的制度空缺，那末在“纲纪粗立、朝廷粗安”之后进一步厉行汉法，其主要内容就变为在观念层次上对控制着国家机器主要部位的蒙古统治者施行“汉化”，以及进一步改革既定体制中的不合理部分了。以忽必烈为首的蒙古统治集团对此并无迫切之感。现在国家的财政问题更吸引着他的注意力。但他与朝廷儒臣之间，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与民族防范的心理以及其他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了忽必烈对儒臣和汉人的疏远乃至猜忌排斥。

早在中统年间，由于李璮之乱牵涉到忽必烈倚信的王文统，使忽必烈极为震动，以至他对许多藩府旧臣和汉人军阀产生很大的猜忌。平灭李璮之乱后的一系列措施，既有加强中央集权的意义，同时也是出于对汉人的防范之心。王文统被杀后，忽必烈转而重用出身回回的察必皇后宫帐侍巨阿合马，把他“超擢”为中书平章政事。此后，他由制国用使而平章尚书省事，又在尚书省并入中书省时夺得中书政柄，逐步因“理财”得宠而得以控制朝政，威福肆行。

阿合马当政近二十年。他的理财措施主要是整顿和增加盐、茶、商、酒醋等课税收入；经营鼓铸，官为局卖；对各地帐籍进行“理算”，追征欺隐、逋欠财赋。他在国家多事、急需用钱的情况下，在社会经济能承受的范围内保证了国家的必要收入。盐引发售价，阿合马任前为钞十四贯，至元八年上涨三贯。十三年灭宋，因两淮、两浙盐产丰饶，盐引价复降为钞九贯。阿合马当政时期，钞币的发行也较正常，至元十二年前，中统钞年发行量从未超过四十万锭。十三年以后，因交钞发行地域扩大到原南宋版图，故有一年达到一百四十万锭；其余几年，也不过八十至一百万锭。通货膨胀在这时尚处于温和阶段1。阿合马在理财方面所取得的成效，始终与他和他的党羽贪横不法的罪恶相并行。阿合马一家“尽处要津”。凡向他献美女的，都能获得高官厚禄。灭宋后，更发展到公开贩卖南方官职，名曰“海放”。理算的对象，本当是侵吞中饱的贪官和隐产逃赋的富豪，这时则或因奉行过当，或因委任非人，往往流毒民间，招致人怨。阿合马在任期间，色目富商的权势也有很大发展。儒臣面对上述情势，竭力强调儒家学说关于“节用”与“爱人”的思想，要忽必烈“不杂小人，不营小利，不责近效，不惑浮言”2。他们在指责阿合马一系列措施的弊端和他的奸贪不法时，全然否定了当时增加国库收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甚至“讳言财利事”（《元史·卢世荣传》）。这样，他们在将“义”与“利”的对立绝对化的同时，把自己置于忽必烈增加财政收入的既定政策的对立面，迫使后者进一步倒向阿合马等理财派。至元中叶以后，随着藩府旧臣的日渐凋零和被调离忽必烈左右，朝中汉人儒臣的势力便越来越小。

由于日益受到忽必烈的疏远，一部分汉人儒臣转而依靠从小受儒学熏染的皇太子真金。真金曾在皇位继承问题上与那木罕发生矛盾3。为了实现自己行“孔子之道”的政治抱负，他与汉人儒臣紧紧地站在同一阵线中。而至元十九年阿合马被刺，正好为真金推行自己的汉法主张提供了一个机会。至元十九年三月，忽必烈动身赴上都度暑以后，益都义士王著与高和尚等人，与元廷内一批高级官僚互为呼应，以真金之名，率人进入大都，击杀奉命留守大都的阿合马。王著旋被处死。消息传出，大都城中贫民皆争相酤酒，歌饮相庆，燕京酒市三日俱空。这时在已参决朝政的皇太子真金力主下，中书省被改组，由蒙古元勋后裔和礼霍孙出任右丞相，主持朝政。真金对和礼霍孙说：“汝任中书，诚有便国利民者，毋惮更张。苟或沮挠，我当力持之。”他又对这时入朝任事的汉人儒臣们说：“汝等学孔子之道，今始得用，宜尽平生所学力行之。”（《元史·裕宗传》）

和礼霍孙的为政重点，在清除阿合马党羽，改革吏治，汰废冗官——主要是裁撤阿合马当政时增设的许多理财机构。这个阶段，真金“在中书日久，明于听断，四方州郡科征、挽漕、造作、和市，有系民休戚者，闻之即日奏罢”（《元史·裕宗传》）。但是和礼霍孙当政短短两年多，国家收入便发生了很大的问题。至元二十二、二十三年，元政府发行的交钞分别高达三百万锭。表明由于国家财政陷入崩溃，迫使政府靠多印钞票来平衡收支。二十1参见李则芬：《元史新讲》第二册，页551至552；第五册，页108—112。2《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引《岁略考》。

3拉施都丁说，忽必烈在考虑汗位继承人时，一度倾向那木罕。那木罕被海都释放回来后，对真金被定为汗位继承人的既成事实十分不满。据姚燧《白栋墓碑》，《牧庵集》卷二六，白栋曾为真金讲《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真金听完这段叙述春秋时郑庄公与共叔段争国的故事后对人说：“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可见真金、那木罕兄弟间在汗位继承上确有矛盾。

一年十一月，忽必烈罢和礼霍孙等人，以这时由北南归的安童为相，用桑哥推荐的汉人卢世荣（一名卢懋1）主持财政。

据《元史·裕宗传》，卢世荣以言利进身，“太子意深非之”。卢世荣本人曾向忽必烈诉说：“臣之行事，多为人所怨，后必有谮臣者，臣实惧焉”，并恳请丞相安童和忽必烈为他撑腰。这些迹象表明，真金集团对于卢世荣曾多有制肘之处，而安童作为蒙古大臣，对卢世荣的态度也颇为暧昧。因此，卢世荣理财不过阅四月。当他受到言臣参劾，并在追查中又进一步暴露了擅升六部品秩、擅调兵马、紊乱选法等问题后，很快被忽必烈罢职，寻被诛杀。卢世荣的失败，在于他身处尖锐的高层斗争中而没有找到真正有力的支持者。

“汉法”派受挫与桑哥理财在卢世荣罢废以后，无论是太子真金还是右丞相安童，面对通货膨胀、“百物愈贵”，依然一筹莫展。至元二十三、二十四年，是中统以来首次物价大涨的时期。

早在卢世荣在位时，御史台曾有人上书忽必烈，谓天子春秋日高，“宜禅位于皇太子”。真金听说此事后深为忌讳，授意御史台截留这份奏书未发。这件事被当时在职的阿合马党羽答即古阿散获悉，遂乘间揭露之，欲使真金失欢于忽必烈。做皇帝的人最恨的莫过于有人算计他的宝座。忽必烈闻讯，果然“怒甚，太子愈益惧”。事情虽因安童等人从中斡旋而平息下去，二十二年底，真金仍在忧惧中死去。他所网罗的一批汉人儒臣，当然也不再会得到深忌于心的忽必烈的信重。这时候，忽必烈身边，几乎已经没有受倚重的汉人儒臣了。

至元二十四年初，为挽救财政的恶化，忽必烈复置尚书省，以藏人桑哥为平章政事，主持财政，并将六部及天下行省从中书省划归尚书省统辖。桑哥执政后，发行至元钞以救钞制之混乱，开浚会通河以利漕粮北运，增加盐茶酒醋的税额，遍行钩考追征逋负偷漏。到任三年后，元政府印钞（至元钞）数量基本上被控制在每年五十万锭左右，他的理财措施在稳定国家财政方面是有收效的。桑哥时规定的总税额，此后维持数十年之久，说明没有过分超出当时社会所能承受的范围。忽必烈在重用理财之臣时，对他们的专权黩货并非无所察觉。就在桑哥上台后不久，忽必烈在对安童的谈话中，说到“朕左右复无汉人，可否皆自朕决”，辞意未免有怅然之感。不久，他就诏命南人程钜夫到江南访求“好秀才”。此后被征北上的南人儒士，大多受任于宪台或者翰苑。置汉人儒臣于风纪之司，遇有大政，使其议论之，遂成为有元1见欧阳玄：《高昌偰氏家传》，《圭斋集》卷十一。

“家法”1。

桑哥在任四年，“其奸赃贪暴著非一”，不但引起汉、南人朝臣的强烈批评，而且他的财富和权势也使一部分蒙古勋贵对他忌恶不已。至元二十八年，忽必烈不得已诛杀桑哥以慰抚天下。下诏诛死之前，忽必烈还向他问治理国政的人选2。可见，忽必烈虽杀了他，仍不无惋惜。至元二十八年桑哥被诛后，元廷废尚书省，政归中书。忽必烈中年以后因患足疾，经常卧榻办公3。此时他力不从心，已很少有二三十年前果敢进取的意志，遇事往往迟疑反复。晚年他主要凭藉政治经验和手腕，使蒙古色目大臣和汉、南人朝臣之间互为制约，保持平衡，以此维持朝政。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在大都病死，时年八十岁。他的庙号为世祖，蒙古语称作薛禅（sechen，译言贤明）合汗。

1吴澄：《送卢廉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吴文正公集》卷十四。

2见沈卫荣：《<汉藏史集>所收“桑哥传”译注》，《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9辑。3“上中岁多足疾。一日，枢密院奏军务，上卧画可。公（按指董文忠）在御榻伏枕而跽。”据传文言。他经常“日鸡一鸣而跽，烛入而出”。见姚燧：《董文忠神道碑》，《牧庵集》卷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