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在元史研究上的卓越成就
洪钧、柯劭忞、屠寄诸家的元史研究固然比前人进了一大步，但他们受时代和自身条件的局限，语言工具和研究方法都有很大缺陷，与当时外国东方学家的蒙元史研究相比，显然落后了一段距离。其著述的内容和形式仍未能跳出旧史学的窠臼。民国初年以来，在西方汉学的影响下，研究元史的学者遂另辟蹊径，采用新方法进行专题的深入研究，突破了数百年来补缀或重修《元史》的老路。开辟新路径的是史学大师王国维（1877—1927）、陈垣（1880—1971）和陈寅恪（1890—1969）。他们都通晓外文，兼精中西之学；他们在蒙元史研究方面的卓越成就，标志着我国这一学科的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时期。王国维1898至1900年在沪工作期间入东文学社攻习英、日文和哲学等科，是为“治新学之始”。1901年以老师藤田丰八和罗振玉之介助赴日留学，旋因病归。他初治西洋哲学，1906年后改治文学史，尤倾心于古典戏曲研究。其名著《宋元戏曲考》（1912）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书中对元杂剧和南戏的渊源、时代与作者、结构、文采等诸方面作了精辟的考述，也可以说是他有关元史的第一部论著。1911年他随罗振玉流亡日本（1916年回国），自此转向经史和古文字研究。承晚清西北舆地之学的余绪，王国维也十分重视西北史地和民族史研究，而善于利用考古发现新资料，借鉴外国东方学家成果，运用严密的科学方法，使他的成就大大超过了前辈。他还将徐松、文廷式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元《经世大典》遗文《大元马政记》等六种（各一卷）以及出自元刊本的元《秘书监志》（11卷）抄本编刊入《广仓学宭丛书》（1916）。1925年王国维受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后，专注于蒙元史研究，短短两年多，出了大量卓越成果。论文有《鞑靼考》、《萌古考》、《南宋人所传蒙古史料考》、《黑东子室韦考》、《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金界壕考》、《蒙古札记》等，还撰有《耶律文正公年谱》以及多种元代史籍的序跋。其《鞑靼考》依据对宋辽金和蒙古史籍记载的对比分析与地理考证，精辟地论证了辽金史所载之“阻卜”即是鞑靼。《萌古考》一文广泛搜集汉、蒙文和域外史料，对唐代至成吉思汗建国前蒙古部落晦暗不明的历史活动作了考述，指出蒙古部（唐蒙兀室韦）早先所居之地望建河即额尔古纳河，《金史》于用兵蒙古事多所忌讳，而所征之广吉剌、合底忻、山只昆实皆蒙古部落（弘吉剌、合答斤、散只兀）。《黑车子室韦考》论证此为室韦一部之名，即唐之和解室韦，并考述了此部于唐末叶南迁的史实。金朝为防御北方诸游牧属部而修筑的界壕边堡曾在蒙金关系和蒙古兴起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蒙古地区的重要历史遗迹。《金界壕考》最早全面研究了其修筑过程、各段走向以及沿线边堡军镇和部族的地理方位，为后来的考古和历史地理研究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文献。《元朝秘史之主因亦儿坚考》考证此名应即金朝的乣军，列举大量资料对金元之际乣军的情况和“乣”字的读音作了缜密的分析，把这个问题的研究大大推进了一步。
王国维早先就十分注意搜集整理蒙元史史料，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用很多精力从事校勘、注释，完成了《蒙鞑备录笺证》、《黑鞑事略笺证》、《圣武亲征录校注》、《长春真人西游记校注》、《刘祁北使记注》、《刘郁西使记校注》等多种，不仅为后学者提供了这些重要史料的完善校本，而且对诸书所载人物、地理、史事、年代、制度、风俗等都有精辟的考释。如考定《蒙鞑备录》作者应为赵珙而非原题之孟珙，《亲征录》载西征事系年皆晚一年，辨明屠寄以《西游记》所载宣差阿里鲜即札八儿火者之误，考证鱼儿滦即达里泊，浑独剌河（土拉河）西之契丹故城（在喀鲁哈河东）应即辽代之镇州可敦城，以及关于窝鲁朵城（古回鹘城，即哈剌八剌哈孙）、鳖思马（别失八里）城及其东之三小城、西辽都城虎思斡耳朵（即《西游记》之大石林牙）的考证等等，精采之处不一而足。这些史籍校注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与上述论文同为对元史研究的重大贡献。此外，他还有二十多种有关蒙元史的未完成遗稿和古籍校、批。若不是昆明湖水过早淹没了这位旷世学术巨子，其嘉惠于后学者必将更多。1陈垣早年就具有深厚的史学根柢，1913年入京从政后，利用北京藏书丰富的条件，阅读益广，且见政局日益混乱，乃渐潜心于治学和任教，自1922年出任北大研究所国学导师和京师图书馆馆长后，一直在北京著名大学工作。1917年，他准备撰著一部中国基督教史，首先研究的课题便是当时国人还不甚明了的元代也里可温1，完成了第一篇史学论文《元也里可温教考》。此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更广泛搜集有关汉文资料，分15章作了全面的考述，正确指出也里可温是“元时基督教之通称”。文章发表后，当即受到中外学界的重视。此后，他在宗教史、元史、历史年代学、校勘学等方面连续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元史方面的主要论著有1924年完成的《元西域人华化考》，1931年完成的《沈刻元典章校补》和《校补释例》，1933年完成的《元秘史译音用字考》，以及《十四世纪南俄人之汉文学》（1927）、《耶律楚材父子信仰之异趣》（1929）、《马定先生在内蒙发见之残碑》（英文，1938）等。长达十万言的《华化考》，对这一元史上极重要而前人未曾留意的课题作了充分研究，旁搜博引正史、文集、笔记、碑刻等书近200种，“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二者俱极其工力”（陈寅恪序中语），至今仍是元史研究者必读的参考书。《元秘史译音用字考》考察了《秘史》的版本源流和汉字音写及汉译年代，以细密的方法分析了其译音用字规律，是《秘史》1参见余大钧：《从王国维的蒙古史研究论王国维学术研究的基本特点》，《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
1国外学者卡法罗夫（巴拉弟神甫）、伯希和、穆勒对此也先后作过一些研究。研究的重要文献。他以1925年从清宫发现的元刻本《元典章》校补错漏甚多的沈家本刻本（1908）计达一万二千多条，其校勘极为精细，为研究者提供了这部重要史料的较完善本子。他的另一部名著《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利用大量文献、碑刻资料，对金元之际北方全真、大道、太一三派道教作了全面考察，揭示了其思想、宗旨和在当时的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影响。
陈寅恪自幼就接受中、西学教育（其祖父是清季以推行新政、新学著称的陈宝箴），1910年起留学柏林大学、苏黎世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哈佛大学等欧美著名学府达十余年，专攻比较语言学和佛学；1925年起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文史哲三系教授，并曾兼职于北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解放后一直执教于中山大学。他通晓梵文、中亚古文字和多种东西方语文，在隋唐史、宗教史、西北民族史、敦煌学、古代语言与文学等许多领域都有重大贡献。其研究《蒙古源流》的四篇论文作于1930至1931年，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以蒙、满、汉文诸本对校，旁征博引大量汉、藏、蒙文资料相考证，纯熟运用审音勘同方法考释，甚多发明。其中《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考定蒙文名turmegei即灵州，temegetu为榆林，irghai为宁夏（今银川），订正了前人的误说；《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考察了蒙古先世历史传说的演变及其来源，揭示出其“逐层向上增建之历史”的实质。此外，他的《元代汉人译名考》（1929）一文，根据《至元译语》所载，并取波斯文《史集》、蒙文《秘史》和其他汉文资料为证，充分证明元代蒙古人称汉人为“札忽歹”。陈寅恪的蒙元史著述虽少，但已足以作为我国蒙元史研究开始进入以直接利用多种文字史料和运用新方法为特征的新时期的标志。
同时代学者张星烺（1888—1951）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专家。他曾留学美国、德国。1913年开始翻译玉尔的英文译注本《马可波罗行记》，1923年发表了《导言》部分，1929年出版了译本第一册（原书第一卷的大半），但此后未再续出；1937年又出版了他据benedetto意文本的英译本重译的行记全文（书名《马哥孛罗游记》）。还撰有《中国史书上关于马黎诺里使节的记载》（载《燕京学报》，1928）。他最重要的著作是《中西交通史料汇编》6册（1930），分载历代中国与欧洲、非洲、阿拉伯、亚美尼亚、犹太、伊朗、中亚、印度之交往，其中元代部分占有较大比例。此书汉文资料搜罗甚广，外国资料则主要取材于玉尔的《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1918年戈狄埃增订本）等书，玉尔书中所辑资料及其考释大部分都被译出编入，甚便读者，唯考证颇多失当。岑仲勉（1886—1961）受晚清西北史地之学的影响，从事这方面研究，著述甚富。其涉及蒙元史者有《蒙古史札记》、《再谈钦察》、《耶律希亮神道碑之地理人事》、《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等多篇。冯承钧（1887—1946）从二十年代起致力于法国汉学家著作的翻译和中西交通史、蒙元史研究，二十多年中所译名家专著、论文近百种（其中尤以伯希和的著述为多），多是学术价值很高、专业性极强的研究文献。其译名和考证文字的准确译述需要有多方面丰富的专业知识，决非译书匠所能办到。可以说，他的译著（还加有不少补充、订正）本身就是一种专门家的研究工作，对我国学术的进步贡献甚大。他在蒙元史方面的译著有《多桑蒙古史》（1936年）、沙海昂译注本《马可波罗行记》（1936），伯希和的多篇文章以及格鲁赛《极东史》中的蒙古部分（译本名《蒙古史略》）、布哇的《帖木儿帝国》等。此外还翻译了伯希和的名著《蒙古与教廷》。他自己编著的蒙元史书有《元代白话碑》和《成吉思汗传》，并发表有《辽金北边部族考》、《元代的几个南家台》、《评元秘史译字用音考》等论文。所译论文后汇编为《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九册，1957年又出版了他的论文集《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
第二节 姚从吾、韩儒林、翁独健、邵循正等在元史研究上的贡献
王国维、陈垣、陈寅恪三位大师的研究范围都很广，蒙元史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而且从事的时间都不长。在他们奠定的基础上，三十年代崛起的一批以蒙元史为主要研究领域的杰出学者，把我国的蒙元史学科推进到新的高度。其中最著名、对以后的蒙元史学界影响最大者有姚从吾（1894—1970）、韩儒林（1903—1983）、翁独健（1906—1986）和邵循正（1909—1972）等。姚从吾于1922至1934年留德期间（除1929至1931年在波恩大学工作外，均在柏林大学），曾从汉学家傅朗克、蒙古学家海尼士等学习，并钻研名史家兰克等人的著作，深受兰克治史方法的影响。此时他就开始了蒙元史研究，译出柯劳斯的《蒙古史发凡》（载《辅仁学志》，1929），撰《金元两代史源的研究》（载asiamajor，1933）。归国后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1949年后执教于台湾大学，并创办辽金元史研究室，开创了台湾地区的蒙元史研究，造就了不少人才，贡献甚大。他毕生锲而不舍地在辽金元史的广阔领域中耕耘，著述宏富。其蒙元史著述有《辽金元史讲义·元朝史》（《全集》第四集）及专题论文数十篇（收入1959年自编之《东北史论丛》及后来门人所编《全集》第五、六、七集）。专题论文研究的课题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蒙古人的政治制度与文化，如《成吉思汗时代的沙曼教》，《成吉思汗窝阔台汗时代蒙古人的军事组织与游猎文化》，《说元朝秘史中的篾儿干》，《旧元史中达鲁花赤初期本义为“宣差”说》，《说蒙古秘史中的推选可汗与选立太子》等多篇；一类是蒙古统治中原的政策演变和汉人的因应态度，如《金元全真教的民族思想与救世思想》，《忽必烈对于汉化态度的分析》，《成吉思汗信任丘处机及此事对保全中原传统文化的贡献》，《忽必烈汗与蒙哥汗治理汉地的歧见》，《元世祖崇行孔学的成功与所遭遇的困难》，《元好问上耶律楚材书与其中五十四人行事考》等多篇。蒙元史料的整理与研究方面，最重要的贡献是他与札奇斯钦合作完成的《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这是第一部我国学者据汉字音写蒙文译成汉文的全译本，在《秘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此外还出版了《耶律楚材西游录足本校注》和《张德辉岭北纪行足本校注》（并收入《全集》）。无论《讲义》或专题论文，都贯穿着他重视史料批判的治学方法，从文献资料的分析入手，与史事的考述紧密结合起来，列举多证以阐明一事一理，头绪清楚。他对历史上中原汉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的文汇融合有独到见解，提出“国史扩大绵延观”1，这与他兼治辽金元三史显然有很大关系。
韩儒林在北京大学就读时，得到陈垣、陈寅恪教授的指点，开始研读外1参见萧启庆：《姚从吾教授对辽金元史研究的贡献》，《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
国东方学家的著作，深为他们用比较语言方法考释西北史地的成就所吸引。1933年赴欧留学，先后就读于比利时鲁文大学、巴黎大学和柏林大学，从伯希和、海尼士等进修蒙古史、中亚史，并学习拉丁、波斯、蒙、藏、突厥等各种语言文字。其间，他着重研究唐代突厥文诸碑，相继完成了《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的译释和《暾欲谷碑》的翻译。1936年回国，先后任教于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华西大学、中央大学（1949年改南京大学）。1940至1943年间，在抗战后方的艰难条件下，发表学术论文达二十多篇，多半是蒙元史中名物制度的考证文章。他在1940年写的《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指出，元史史料中，人、地、部族、制度等名称有待考证者甚多。洪钧、柯劭忞、屠寄诸家虽然融合中西史料改编元史，使元史学面目一新，但他们所用的域外史料都是假手他人从西方学者的译文和著述中转译而来。重要的域外元史史料多为波斯、阿拉伯文，字形与音点最易讹错，如果不用其他史料（主要是汉文史料）与之比勘，则各类名称很难定其写读。西人译文中未经考订随意译写的错误很多，依赖重译必然跟着出错（还加上原译不误而译人不懂专业致误者）。因此他主张“必须阅读史料所在之原文，与汉文史料作比较之研究”，相互订正、发明，始可扫除洪钧以来元史著述中的大量谬误。他的《成吉思汗十三翼考》、《蒙古氏族札记二则》（《辍耕录》蒙古七十二种，雪尼惕与合卜秃儿合思的译名）等篇就是采用《史集》波斯原文与汉文史料“直接互校”的方法，从历史学和语言学两方面进行考释，订正了中外史料和前人著述中的许多讹误。关于十三翼组成及蒙古氏族，《史集》的记载远详于汉文史料，但贝勒津、哀德蛮之刊、译本中部名、人名每有舛误，洪钧重译舛误更多，韩文据波、汉、蒙文史料一一勘同。《蒙古答剌罕考》一文追溯此号源于柔然而为突厥人袭用，考证蒙古答剌罕之号最初系授予对大汗及其子孙有救命之恩者，并考察了其享有的种种特权，以及元、明、清时期的演变。《蒙古的名称》一文将唐代以来此名的二十多种异译分为五组，分析了不同译写的音值及其语言来源，指出“蒙古”一名是根据女真语译写来的。《爱薛之再探讨》一文主要利用前人未能辨认而被忽视的《牧庵集》中爱薛一家追封制，将四库馆臣改译的名字一一复原，据以考证其世系行实，发覆补缺者甚多。其名物制度考证之精当多类此。五十年代以后，韩儒林以大量精力从事教学行政、培养人才和科研组织工作，1956年创立了南京大学元史研究室，并开始招收研究生，1977年创办了《元史与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0年发起组织了中国元史研究会，并任会长。期间仍著述不辍，先后撰有《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关于西北民族史中的审音勘同》多篇论文，主持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蒙古地区图幅的编绘和两卷本《元朝史》的编纂。1982年出版了自编论文集《穹庐集》；1988年出版了由其门人整理的《韩儒林文集》。
翁独健在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时即受洪业、陈垣教授的影响开始研究元史，1932年完成学士论文《元田制考》；继入同校研究院，1935年提交毕业论文《元代政府统治各教僧侣官司和法律考》，对前代著述中的疏误补正甚多；同年赴哈佛大学留学，1938年以《爱薛传研究》获哈佛博士学位。此文充分利用中外史料，周密地研究了爱薛的家世、生平，其在蒙元朝廷的地位和影响，以及当时的社会背景。此后他转到巴黎大学，就教于伯希和，进一步学习了从事蒙元史研究必须的各种语言文字和方法。1939年回国，先后任教于云南大学、燕京大学。这期间，他发表的重要论文有：《新元史、蒙兀儿史记爱薛传订误》，通过缜密的考证，订正柯劭忞、屠寄二书谬误达十余处；《斡脱杂考》，对元代史料中所见“斡脱”一词的用法作了全面研究，指出除少数情况下用于译写ordu（斡耳朵）和otok（又译月脱，意为进酒，元代汉译“喝盏”）外，斡脱系指元代的官商，此词源于突厥语ortaq（意为合伙），所谓“斡脱钱”即斡脱们营运的官本钱债，从而纠正了洪钧以来诸家以斡脱为犹太的误解；《元典章译语集释》，列举职官制度译名33个，考释了达鲁花赤、札鲁忽赤、怯里马赤、必阇赤、怯薛等名称；《蒙元时代的法典编纂》，考察了从成吉思汗建国至元朝灭亡的法典编纂和颁行过程及其历史背景。解放后，他出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历史系领导工作，晚年发起成立中国蒙古史学会和元史研究会，并被选为会长、副会长，为培养人才、组织和指导我国民族史、蒙元史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由他主持并亲自参与的重要研究成果有多种，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推《元史》的点校、《蒙古族简史》的编写和波斯史料的汉译。
邵循正在清华大学研究院攻读近代史时，受陈寅恪指教和影响开始钻研蒙元史。1934年赴欧留学，先在巴黎法兰西学院、东方语言学院从伯希和专攻蒙古史，并学习波斯文及其他东方语文，继转入柏林大学继续研究。1936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留学期间，他就着手搜集和研读波斯文蒙古史料，回国后不久即发表了《元史、拉施特集史蒙古帝室世系所记世祖后妃考》，直接用《史集》（blochet刊本）、《贵显世系》（写本）原文与《元史》比勘，互证互补，是为继陈寅恪之后我国学者直接利用波斯文史料研究元史的第一篇重要论文。另一篇论文《有明初叶与帖木儿帝国之关系》也是用波斯文与汉文史料比较研究的方法写成。其后他从事于《史集》第二卷波斯原文（据blochet刊本）的翻译和注释，1947年在《清华学报》发表了《剌失德集史忽必烈汗纪译释》（上）；其余《蒙哥汗纪》、《忽必烈汗纪》（下）和《铁木耳合罕本纪》的译释生前未曾刊布，后由其门人整理这部分残稿收入《邵循正历史论文集》。《译释》诸篇以汉文和其他文字史料与波斯原文对勘，订正了原文中许多译名的讹误，使得各种文字史料得以互证互补；并旁征博引阐释涉及的种种名物制度，多有卓见，表现了深厚的历史学和语言学功底。此外，他在多年从事蒙元史教学和研究中还有不少创见，惜多未成文。1982年《元史论丛》第一辑收集到他四十年代前期所写的四篇论文一并发表，其中《元代的文学与社会》和《蒙古的名称与渊源》曾在报刊上登载过，《语言与历史：附论马可波罗游记的史料价值》和《释natigainacigai》是未刊手稿。在这些文章中，他以丰富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知识对许多译名作了精当考释。五十年代以后他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但也讲授蒙元史并指导这方面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晚年参与并指导《元史》的点校，作出了贡献。韩、翁、邵三位学者有许多共同点：都是在陈垣、陈寅恪等先生影响下走上蒙元史研究道路，都在三十年代出国深造，而且均曾受业于伯希和；都通晓多种东西方语言文字，善于借鉴国外东西方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特别是历史语言比较方法）；研究的基本路子都是利用各种文字史料进行比勘，着重名物制度的考证，纠正洪钧、柯劭忞、屠寄元史著作中的谬误。他们的研究代表了三十年代以后我国蒙元史学科发展的主导倾向。同时代的另一些学者则注意于元代政治、社会和经济史的研究，也有不少重要成果。
第三节 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
蒙思明于1936年发表《元代的阶级制度》一文，1938年以《元代社会阶级制度》为题作为《燕京学报专号》刊行。这是我国学者详细研究元代社会结构和社会矛盾的第一部著作，资料之丰富，论析之全面，都远超过箭内亘的《元代社会三阶级》。作者利用的各类史籍达二百多种，其中仅文集就有六七十部，就一项专题研究而言，搜集之广，为前所未见。全书分五部分，分别论述了宋、金社会原有之阶级（作者将地主与贫民称为“经济阶级”），元代的种族四等制（作者将此称为“种族阶级”），两种阶级系统之冲突及其混合，混合后元代社会阶级之实况，元末革命及元代阶级制度之崩溃。作者认为阶级形态之决定力实为经济关系，故元代之种族阶级制日渐被经济势力“潜移”，但终未能根本破坏。虽然所用“种族阶级”、“经济阶级”二名未必妥当，但建立这一观点的论述是有说服力的。《实况》是本书主体部分，分为贵族官僚僧侣地主富商联合组成之上层阶级、各种户计之中间阶级、奴隶与佃户组成之下层阶级三类。1962年作者在此书重版的前言中对这种划分方法作了自我批判，不过此书是以例证资料丰富见长，分析欠当并不影响它的参考价值。这篇前言还对元史上的一些问题发表了新的看法，如认为元代阶级的矛盾与民族矛盾基本一致，不能说那一种是主要矛盾。
吴晗主要以明史研究的卓著成就享有盛誉，其有关元史的著述都是与明朝的兴起相联系的元末农民起义及其历史背景——元代社会、政治状况和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研究。1936年他连续发表了《元代之社会》、《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元明两代之匠户》三文，1939年发表《投下考》。1941年发表的《明教与大明帝国》，提出大明国号出于明教（摩尼教）之说。他认为元末红军宣传的“明王出世”，典出明教的《大小明王出世经》，韩林儿既称小明王，则韩山童必自称大明王，其徒众亦为明教徒；朱元璋本小明王部下，其部曲多红军，为迎合民心，故用“明”为国号。此说曾长期为史学界所采纳，影响颇大，近年才受到质疑。1946年，又发表《元史·食货志·钞法补》。以上诸文皆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二卷（1986）。其名著《朱元璋传》对元末社会与农民起义也有详细论述。
其他不同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也撰写了许多有价值的蒙元史论文。唐长孺著有《巴而术阿而的惕斤传译证》、《蔑儿乞破灭年次考证》、《蒙古前期汉文人进用之途径及其中枢组织》等，后文对前四汗时期中书省和燕京行尚书省的职掌、官称作了考证，指出太宗时的所谓中书省、尚书省“实为汉人习惯上之称谓。中书为治汉回文书之机构，其省官正称应是必阇赤；尚书省为治汉地财赋及刑政之机构，其省官正称应是札鲁火赤”。这无疑是确切不易之论。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著有《元福建行省建置沿革考》、《元陕西四川行省沿革考》。元初行省因事而设，置罢分合无常，治所屡易，名称多歧，《元史》地理、百官二志均有误。谭文搜集纪传及其他资料加以考定，理清了两省建置变易的年代和名称。其晚年所撰《元代的水达达路和开元路》，订正了《元史》所载“合兰府水达达路”之误，考述了两路的设置年代的辖境。三十年代，社会史、经济史的研究受到重视，这与当时进行的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有关。除上述蒙思明、吴晗的著作外，陶希圣撰有《元代江南的大地主》、《元代西域及犹太人的高利贷与头口搜索》（按：作者误以“斡脱”为犹太）、《元代佛寺田园及商店》、《元代弥勒白莲教会的暴动》等文，鞠清远撰有《元代的寺产》、《元代系官匠户研究》及补篇等。全汉升所撰《元代的纸币》一文，以丰富的资料论析了钞法的演变和崩坏，有较高参考价值。
杨志玖于三十年代末开始从事元史研究。其时他先后入中央研究院和北大当研究生，师从向达、姚从吾，选择了元代回回人作为研究课题，写成论文《元世祖时代汉法与回回法之冲突》（未刊），并相继发表《回回一词的起源和演变》、《赛典赤赡思丁生年问题》、《元代回汉通婚常例》等文。据他分析，回回一名初出于民间对回鹘的谐音俗称，十三世纪前期的汉文文献里，它与回鹘（回纥）同被用于泛称西域民族，这是因为回鹘西迁的地域很广，而且在人种、语言上与中亚其他突厥人基本相同，不易辨别。随着西域各地人大量东来，人们知道了回鹘人与其西面信奉伊斯兰教的各族人不同，必须加以分别，于是至迟在元世祖时期的公文诏令中，就很明确地用回回专称伊斯兰教徒，而称回鹘人则用新译名（畏兀儿或畏吾儿）取代这一唐时的旧译，从此确定下来。不过文人笔下仍常混用旧名，所以《元史》中还能见到称回回人为回鹘（回纥）的情况。在搜集回回人资料时，他发现了《经世大典·站赤》著录的一个文件，记载遣三使者由海道前往阿鲁浑大王处事，三人的名字与《马可波罗行记》所述同行西还的阿鲁浑汗三使者完全一样；同时，波斯史料中也有阿鲁浑遣使来元求婚于故妃亲族，使者带回阔阔真公主及大汗礼物的记载。他将新发现的史料与西方史料相参证，推断马可波罗离华时间应为1291年初，撰写了《关于马可波罗离华的一段汉文记载》，发表在1941年的《文史杂志》上。此文的意义不仅在于上述准确的考证，更在于证明了马可波罗的记载及其经历的真实性。四十年代他发表的重要论文还有《新元史阿剌浅传证误》。五十年代以来，他主要在元回回人问题、马可波罗问题、探马赤军问题三个方面作了研究，发表论文二三十篇（大部分收入其论文集《元史三论》，1985）。
三十至四十年代，还有一些学者从不同的侧面对元史上的若干问题作了研究，如王崇武关于朱元璋和元末红巾军的几篇论文，刘铭恕关于色目人的起源、户口青册等问题的论文，以及文献学家、科技史家、文学史家所写的各方面专题论文，都有一定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