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蒙古文资料
蒙古文资料包括用畏兀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蒙古文写成的两类。
畏兀字蒙文资料畏兀字蒙古文创制于成吉思汗时代。据《元朝秘史》第203节载，成吉思汗建国后，任命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命他“把一切领民的分配和判断的案件都造青册写在上面”，并下令“[凡]失吉忽秃忽向我建议拟定而写在青册白纸上的，直到子孙万代不得更改”。可见青册（k.k.-debter）是蒙元前期最重要的档案文书，可惜没有保存下来。《世界征服者史》记载说，成吉思汗命蒙古人习学畏吾字，把所颁札撒（jasaq，法令）书写在卷帙上，称为札撒大全，保存在为首宗王的库藏中，每逢新汗登基、大军调动或诸王大会，就拿出这些卷帙，依照上面的话行事1。这就是汉文史料所载的“太祖金匮宝训”或“祖宗大札撒”1。《大札撒》原本今已不存，只在汉文和波斯、阿拉伯文史料中保留有其中的一些条款2。
《元朝秘史》最重要的蒙古文资料自然是始编于1228年，后又增补了续编部分的《元朝秘史》——这是明初（洪武年间）译者根据原文书首题记“忙豁伦纽察脱察安”（monggol-unni’uфatob6á’an，蒙古的秘史）转译的书题。许多学者认为其真正书名应是原文首行的“成吉思合罕纳忽札兀儿”（cinggisqaqan-uhuja’ur，成吉思汗的根源）。此书无疑是用畏兀字蒙古文写成的，原本保存在元廷档案中，后为明人所得，用汉字音译全文，逐词旁注词义，并分段（共282段）加上汉文节译。由于原本早已佚失，这部明初汉字音译本就成为此书现存唯一的完本；因其译音用字非常规范，可据以较准确地了解和恢复原文。此外，元、明间应当还有原文抄本流传在蒙古地区，但今已不存，幸有清初成书的罗卜藏丹津《黄金史》（蒙文）从某一抄本采录了全文的大约三分之二，虽有不少抄误、脱漏和改动之处，但仍是我们认识原文的最好依据。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德国学者海涅士、苏联学者柯津、日本学者白鸟库吉、法国学者伯希和、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澳大利亚学者罗依果先后发表了原文（根据汉字音译）的拉丁字音译本。1987年，我国学者亦邻真在充分研究汉字音译本和《黄金史》所抄录的原文，以1《世界征服者史》汉译本上册，页28。
1《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柯九思《宫词》注。
2参看梁赞诺夫斯基：《蒙古诸部习惯法》，1929年哈尔滨出版（英文本）；拉契涅夫斯基：《成吉思汗的札撒及某问题》，第12届国际亚洲学会报告集。
及中古蒙古语诸文献的基础上，完成了《元朝秘史》的畏兀字蒙古文复原工作（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刊行），这是本书第一部完善的复原本。本书有各种文字译本多种1。今列《元朝秘史》文献要目如下：明初翰林译员《元朝秘史》——忙豁仑纽察脱察安，汉字音写、汉文傍译及总译1866（俄）П.kaфapo6：ctapnhhoemohгoльckoeck-a3ahneoЧnhгncxahe俄文译本（据汉文总译）
1907（日）那珂通世：《成吉思汗实录》日文译注本*1935（德）b.haenisch：mangholunniucatobca’an拉丁字音写本1941（德）b.haenisch：geheimegeschiehtedermong-olen德文译注本*1941（俄）c.a.ko3nh：cokpoвehhoecka3ahne拉丁字音写及俄文译本1941（日）小林高四郎：《蒙古の秘史》日文译本1943（日）白鸟库吉：《音译蒙文元朝秘史》拉丁字音写、校注本1947（蒙）ts.damdinsuren：mongholunnihuchato-bchiyan近代蒙文译本*1949（法）p.pelliot：histoiresecretedesmongnls拉丁字音写及法译（前六卷）本*1949（土）ahmedtemir：mongllaringizlitarihi土耳其语译本1950（伊朗）：tarikh-isirri-yemoghulan波斯文译本（据pelliot法译）
1951（中）谢再善：《蒙古秘史》汉文译本1955（捷）p.poucha：tajnakronikamongolu捷克语译本1956（中）谢再善：《蒙古秘史》汉文译本（据damdinsuren）
1957（蒙）Ц.Дamдnhcyp3h：mohгoлыhhyyцto6Чoo新蒙文译本（1976年再版改订）
1960-61（中）姚从吾、札奇斯钦：汉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译并注，汉文译注本*1962（匈）l.lige■amongoloktitkost.rtenete匈牙利文译注本1963（英）a.waley：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andotherpieces英文译本（前十卷）
1970-76（日）村上正二：《モンゴル秘史——チンラス·カン物语》日文译注本*1下列诸译本据括注者外，均系据汉字音写蒙文译出。有*号者为重要文献。本表参阅了原山煌编：《元朝秘史文献目录》，日本蒙古学会，1978年。
1971（匈）l.ligeti：histoiresecretedesmongols拉丁字音写本*1971-83（澳）i.derachewiltz：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ds英文译注本*1972（澳）i.derachewitz：indextothesecrethisr-toryofthemongols（附）拉丁字音写本ンンチ1979（中）道润梯步：《新译简注蒙古秘史》汉文译注本1981（中）巴雅尔：《蒙古秘史》古蒙文复原、近代蒙文译本1982（美）f.w.cleaves：thesecrethistoryofthemongols英文译本*1987（中）亦邻真：《元朝秘史》（畏兀体蒙古文）复原本*碑铭及其他现存最早的畏兀字蒙古文资料是1225年所立的一块石刻（国外学者称之为“成吉思汗石”），文仅5行21个词，述成吉思汗西征归来，大聚会时，移相哥（成吉思汗弟合撒儿之子）射中远的。其后有1240年河南济源紫微宫碑上的三行蒙文：1246年贵由汗谕教皇信（波斯文）上所钤蒙文印玺；1257年外剌部驸马所立释迦院碑上的蒙文碑记；1259年、1261年和1268年的少林寺圣旨碑等。至元六年（1269）颁行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以后，规定凡元廷诏敕及其他官文书均用新字。但在其他场合，特别是蒙古地区和各汗国，仍继续通用畏兀字蒙古文。现存文献有碑铭、汉籍和佛经的蒙文译本、牌子、伊利汗文书等。中外学者对这些文献分别做过大量研究（详本书“元史的研究”篇）。1971年，匈牙利学者李盖提所编的《蒙古语文献汇编》（monumentalinguaemongolicaecollecta）第二部《前古典时期文献，1，13和14世纪》于布达佩斯出版，此书收集了世界各地发现的畏兀字蒙古文遗物六十多件，原文均用拉丁字音写，并说明其形状、来源、保存地和年代，附有参考文献书目。这是迄今最完全的一部蒙元时代畏兀字蒙古文文献总汇。1983年，北京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我国学者道布编辑、注释的《回鹘式蒙古文文献汇编》（蒙文）。
八思巴字蒙文资料八思巴字的正式名称是“蒙古国字”（初称蒙古新字）。忽必烈即位后，鉴于辽、金朝都制有“国字”，遂令国师八思巴制作蒙古字，以代替原先借用的畏吾字拼写蒙古语，并作为通用字母译写各民族文字。八思巴及其助手们依据藏文字母，参照蒙古语音、汉语语音并仿汉文方体字型加以改造，制成字母41个，至元六年下诏颁行，定为“国字”。此后，凡诏敕及诸王后妃令旨、懿旨，印信、牌符文字，省、部、台、院的奏章及行移文书事目等，规定都要用蒙古字书写，为此在中央置蒙古翰林院，各机关都设了蒙古必阇赤。大都设蒙古国子学（上都设分学），诸王位下、各蒙古千户及各路均设蒙古学校，用蒙古字译《通鉴节要》等典籍作为教材推广教习。用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虽比用畏兀字更准确，但因字形繁难，且各音节分开，把多音节的蒙古语词割裂了，很不便识读，故难于推广应用。至于用八思巴字拼写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就更难通行了。因此，其实际使用范围很有限。现存文物，有八思巴字蒙古文和八思巴字拼写汉语的圣旨、令旨、帝师法旨（绝大多数为碑刻，只有少数文书原件）、官印、牌子、钞币、碑额文字、崖刻、器皿题字，以及居庸关石刻、元顺帝上皇太后尊号玉册、《孝经直解》蒙译本残页等。此外，还有为译写汉字需要而编的《蒙古字韵》和《百家姓蒙古文》。
早在上世纪中叶，学术界就开始注意到八思巴字文物资料的价值并进行研究。近几十年来，我国学者韩儒林、蔡美彪、亦邻真、照那斯图，国外学者伯希和、鲍贝、阿尔托、李盖提、福赫伯、博森、小泽重男等人，都在考释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献方面作出了贡献（详本书“元史的研究”篇）。1941年出版的鲍贝著《方体字》（kвaдpathaПncьmehhoctь，mockвa；英文本改书名为《八思巴字蒙古文文献》themongolianmonumentsinhphags-pascript，wiesbaden，1957）一书，刊布并译释了十余件圣旨和牌子，研究了八思巴字蒙古文的正字法、语音学和词态学特点。1971年，李盖提所编《蒙古语文献汇编》第三部《八思巴字文献》（monumentsenecriturehphagspa，budapest）出版，此书汇集了元世祖至元顺帝时代的圣旨、令旨、懿旨12件1，牌子4件，居庸关石刻及其他文物多种（均用拉丁字译写，并有简短介绍），收罗颇富。照那斯图《八思巴字和蒙古文献》第二册《文献汇集》（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1991），收圣旨、懿旨、令旨、法旨等碑刻、文书27件，牌符4件，书籍残页2件及居庸关石刻等，是目前最完全的元代八思巴字资料汇集。我国各地现存的碑刻、文书及其他文物尚多，近年陆续有新发现，有待于专家们作进一步的研究。
1其中，1305年怀宁王海山赐给乌思藏沙鲁寺的令旨为原件（意大利藏学家图奇发现，刊布于其所著《西藏画卷》第2卷，由伯希和作考释），其余均为碑刻。
第二节 藏文资料
藏文资料有综合性通史、教法源流、世系、传记、文集，以及档案文书、金石碑刻等，相当丰富。
《红史》元代是藏族史学发展成熟时期，其代表性成就无疑首推公哥朵儿只（kun-dgahrdo-rje，1309-1364）所著《红史》（蒙古语书名hu-landeb-ther，藏语作deb-tberdman-po）。公哥朵儿只出身噶尔氏贵族，至治三年（1323）任搽里八万户（乌思藏十三万户之一，地在今拉萨东南）万户长，至正十二年（1352）让官于其弟，出家为僧。他博学多才，著述甚丰。《红史》始撰于1346年，成书于1363年。全书内容次第为：1.从世界开创至释迦牟尼诞生的传说王统、佛教的建立和传承、印度王统；2.汉地历史简述：周至唐、唐朝帝系及唐代吐蕃（据译成藏文的《资治通鉴·唐纪》及《唐书吐蕃传》摘录）、梁至南宋灭亡；3.西夏历史；4.蒙古王统——至元顺帝失国（元末部分系后人所增补）；5.吐蕃王统——至朗达磨被杀和吐蕃分裂；6.佛教在吐蕃的后期弘传、纳里速（今译阿里）王统及其地佛教的传播；7.萨斯迦世系与历任帝师、本钦、都元帅；8.吐蕃佛教的传承；9.噶当派传承；10.噶举派各派的传承——达波、加尔麻（噶玛）、伯木古鲁（帕竹）、必里公（止贡）、搽里八（蔡巴）。最后以元成宗护持吐蕃僧人诏书作结。所载吐蕃各教派历史尤详于元代，是研究元代西藏史的最重要史料；有关南宋和元朝历史部分也有一些不见于他书的珍贵资料，如宋少帝在元英宗时被害于萨斯迦，元顺帝即位前的皇位空悬期间由燕铁木儿摄政等。《红史》是藏族史学中第一部综合性的通史著作，其体裁为后来的藏文史籍所承袭。1961年，锡金甘托克出版了此书排印本；1964年，日本学者稻叶正就、佐藤长的日文译本（有校注）在京都出版。1981年北京民族出版社所出校注本，系我国学者东嘎·洛桑赤列利用北京和西藏所存九种本子校勘整理而成，根据西藏档案馆存的两种写本增补了国外刊本所缺的40页内容，并征引汉、藏文资料详加注释，是目前最完备的版本，陈庆英、周润年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即据此译出。
《佛教史大宝藏论》元代著名高僧布思端所著《佛教史大宝藏论》（亦名《善逝教法史》，bde-gshegsbstan-pai-choshbyung），记述印度和西藏佛教的历史、来藏的印度高僧和西藏译师名单及所译经典目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有郭和卿汉译本（民族出版社，1986）。
《汉藏史集》明、清时期藏族史学更加繁荣，出现了大批各种类型的著作。其中对元史研究具有特殊重要价值的是班卓儿藏卜（stag-tsha■-rdzo■-padpalhbyor-■za■-po）所著《汉藏史集》（rgya-bod-kyi-yig-tsha■）。作者为后藏达仓宗人，生平不详。此书著于1434年，但“汉地之王统”一篇，记事迄于景泰五年（1454）。其体裁与《红史》基本相同，而记述史事更为详细。特别是元朝时期，除叙述蒙元历朝皇帝外，还记载了元朝的行政制度（中央各主要机构和各行省），在吐蕃的括户和驿站的设置，乌思藏十三万户的建置及其户口数，伯颜丞相和桑哥丞相的传记等。与《红史》比较，所载萨斯迦派和伯木古鲁万户的历史以及西藏与元廷的关系，均更详尽；还增加了沙鲁万户、达那宗巴（当即《元史》所载之熬笼答剌万户）的历史和江孜法王世系等内容，也主要是记述元代史事。作者生活年代去元不远，得以利用许多重要的第一手资料，如现已大部分散失的《大元通制》、乌思藏宣慰司档案文书等，以及遗民故老口述的亲身见闻，因而所载元代史事就更为丰富、可信，且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汉藏史集》传本甚少，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据我国藏学家王尧提供的国外抄本铅印出版，有陈庆英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
《青史》、《新红史》软奴班（gzhon-nu-dpal，1391—1481）所著《青史》（deb-t-hers■on-po），成书于1478年，记事止于1476年。全书分15篇（skabs），是一部大型著作。第一篇述释迦族起源和佛教的建立、吐蕃王统（迄于朗达磨诸子）、汉地王统（周至明成化年间，包括蒙元帝系），第二、三篇述佛教在吐蕃的后期弘传和密藏的翻译，第四篇述萨斯迦派历史及历任帝师、本钦、都元帅事迹，第五篇以下述吐蕃各部教法的传承。作者为乌思（前藏）地区一寺庙住持，曾受教于各派名僧，博学多才。他利用了大量文献，包括寺庙志、高僧传记、古编年史以及《红史》、布思端《佛教史大宝藏论》等，取材宏富。此书大部分内容是各部教法传承，含有大量元代西藏高僧的传记和各派、各寺庙的历史，十分珍贵。所载史事、人物的年代，较他书更为详细、准确。《青史》著成后即付刊刻，原版于乾隆末散失了一部分，复刻新版。俄人藏学家列里赫译为英文，附有详细索引，分两册，于1949、1953年在加尔各答出版（theblueannals，royalasiaticsocietyofbengal，monographseriest.vii）。1985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铅印本。有郭和卿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锁南札思巴（bsod-nams-gras-pa，1478—1554）所著《新红史》（deb-ther-dmar-pogsar-ma），成书于1538年，体裁仿照《红史》，而叙事简要。此书主要特点在于不是按教派，而是按各地方政治势力来分别叙述，除依藏文史书体例略述印度、吐蕃、汉地、西夏、蒙元王统外，逐个记载了萨斯迦、牙不藏、加麻瓦、必里公、思答笼、伯木古鲁及琼结、仁蚌等20家地方大小势力，尤详于伯木古鲁，对我们了解元代乌思藏十三万户的情况和元末明初伯木古鲁（明译帕木竹）地方政府兴盛的历史非常有用。有图奇的英译本（罗马，1971）和黄颢的汉译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智者喜宴》、《西藏王臣记》史家巴卧·祖拉称瓦（dpah-bostsug-lagphren-ba，1504—1566）于1564年写成的大型著作《智者喜宴》（mkhas-pa■idga■-ston，民族出版社1986年原文刊本），综合叙述西藏教法史和政治史。作者充分吸收各类文献，大量抄引在注释中，因而资料尤为丰富。成书于1643年的五世达赖喇嘛的名著《西藏王臣史》（bod-kyideb-therdpyid-kyirgyal-mo■iglu-dbya■s。有郭和卿汉译本，民族出版社，1983），从历史传说起一直写到明末顾实汗入主西藏。书中分别叙述了萨斯迦派、蔡巴（搽里八）噶举派、止贡（必里公）噶举派和帕竹（伯木古鲁）噶举派的政教史，以及仁蚌巴等十余家地方贵族、大臣的世代事迹，是研究元代西藏史必须利用的资料。
其他资料元代以降，西藏各教派和各地贵族出于维护本家势力的需要，编出了大批世系宗谱和先贤传记等类著作。其中著名者如《朗氏宗谱》（rlans-kyipo-tibse-ru，详细记载伯木古鲁派和掌握此派政、教大权的朗氏家族历史）、《萨斯迦世系》（sa-skyagdun-rabs，最详细的萨斯迦派历史，且收录有元朝诏诰和萨斯迦高僧章奏、文告等档案文书）、《沙鲁世系》（zha-lugdunrabs）、《萨斯迦班智达传》、《布思端译师传》（bu-stonlo-tsa-■bahirnam-par-thar-pa）、《历辈噶玛巴简传》（chos-rjekarma-■pasku-hphrenrim-byon-hyirnam-tharmdor-bsdus）等，都是很重要的元史研究资料。此外，有两部晚出的教法史，也是不可少的参考资料：一是松巴堪布（sum-pamkhan-po，名也摄班珠尔ye-shesdpal-hbyor）的《印度、汉地、西藏、蒙古佛教史，如意宝树》（hphags-yulrgya-nagchen-pobodda■sog-yul-du■dam-pahichos-hbyun-chuldpag-bsamljon-bzan，1748年成书），搜罗资料极为丰富，书中的《方格年表》（rehu-mig），自1027年至1746年，每年皆列有史事，是研究西藏史最佳的工具书；二是1819年蒙族僧人固始噶居巴—洛桑泽培（gu-shri-dka-bcu-pablo-bzang-tshe-‘phel）所著的《蒙古佛教史》（horchos-■byun），对藏传佛教与蒙古的早期关系有详细的记载。此书同时有蒙文本，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有其抄本，1990年，陈庆英、乌力吉根据藏、蒙文本译为汉文，由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在西藏地区还保存有许多元代的档案文书，这是最珍贵的原始资料。沙鲁寺所藏十一件帝师法旨，经意大利藏学家图奇收入其所著《西藏画卷》（tibtanpaintedscrolls，罗马，1949）并译为英文，已为学界所熟知。在萨斯迦寺和其他寺庙保存的此类资料还有待于进一步发掘利用。此外，还有印章（如“白兰王印”）等各种实物资料。
第三节 回鹘（畏兀）文资料
八世纪时，七河地区的突骑施人最初用粟特文字母拼写突厥语，其后回鹘人在此基础上创制了回鹘文，主要在西迁到天山东部地区的回鹘人（元代改译为畏吾、畏吾儿或畏兀、畏兀儿）中通行，直到十五世纪，以后逐渐被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维吾尔文完全取代。
现存回鹘（畏兀）文资料，大别之可分为宗教文献和世俗文献两类。前者有佛教、摩尼教、景教的经典和宗教歌诗、故事；后者有历史、文学作品，医学、历法、语言书，碑刻，以及二百多件官私文书，包括谕令公文（主要是有关赋税徭役的）和私人间的钱物借贷契约，土地和人口的买卖、典当、租种契约，养子过继文书，货物贸易合同等等。可以确定属于十三、十四世纪蒙元时期的回鹘（畏兀）文官私文书在110件以上1，这是研究元代畏兀人历史，特别是社会经济状况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随着回鹘（畏兀）文文献的不断发现，中外学者陆续刊布文献的原文、译写和翻译，发表研究论文。重要者有俄国拉德洛夫的《回鹘语文献集》（1928），马洛夫的《古突厥文献》，德米特里耶娃等编的《亚洲民族研究所藏突厥语手稿文献概述》一、二（1965，1975），德国米勒编的《回鹘文献研究》4卷（1908—1931），班额、冯加班合编的《吐鲁番突厥语文献》6卷（1929—1934），前东德科学院编的《柏林吐鲁番文献丛刊》中的回鹘文献各册，法国出的《伯希和中亚考古丛刊》中的回鹘文文献册（1971），我国学者冯家昇与他人合撰的《回鹘斌通卖身契三种》（《考古学报》，1958），耿世民的《维吾尔族古代文化和文献概论》（1983）。冯家昇、耿世民以及俄人吉洪诺夫、基比罗夫、马寥夫金、伯恩斯坦，德人勒柯克、茨麦、冯加班，日人护雅夫、山田信夫、庄垣内正弘、梅村坦等许多学者，对各种文书分别作了深入研究，在他们的论文、著作中也刊布了多件文书的译写和译文。1961年京都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第四册刊有羽田明、山田信夫编的《龙谷大学所藏回鹘资料目录》以及多篇有关研究论文。1987年以来，新疆《喀什师院学报》连续刊载袁丁的《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选注》；李经纬的《吐鲁番回鹘文社会经济文书选注》汇集了108件文书（即将出版），是目前国内收罗最多的一部回鹘文书集。
蒙元时期的回鹘（畏兀）文碑铭，有《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在甘肃武威），《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碑》（在甘肃酒泉），《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在酒泉）。耿世民、卡哈尔、刘迎胜先后对这些碑铭作过研究介绍。
1美国学者克拉克（v.clark）所著《十三—十四世纪东突厥斯坦畏兀儿世俗文书概论》（1975）中说，在其研究的141件文书中，可断定是十三—十四世纪遗物的有110件。这还没有囊括所有已发现的文书，七十年代以来陆续又有新的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