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2月14日
我们0时10分离开，在13时15分到达埃唐普。其间，我们等了两个小时并吃了午饭。
午饭后，我们回到客车车厢。一群人围着车厢，一队普鲁士士兵挡住了人群。人们认出了我，高呼：“维克多·雨果万岁！”我把手伸出窗外并朝他们挥手，摘帽高呼：“法兰西万岁！”然后，一个蓄着白胡子的人—有人说他是埃唐普的普鲁士司令—摆着威胁的架势向我走来，用德语跟我说了些话。他肯定是想吓唬我。我一会儿盯着这个普鲁士人，一会儿看着人群。我提高声音重复高呼：“法兰西万岁！”因此，所有人满怀热情地高呼：“法兰西万岁！”普鲁士司令看上去很生气，但什么也没说，普鲁士士兵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这段路崎岖不平，旅途漫长且令人疲惫。客车车厢的灯光很暗，也没有暖气。在糟糕的环境中，人们能感觉到法兰西的破败。在维耶尔宗，我们买了一只野鸡、一只家鸡和两瓶酒作晚餐。然后，我们把自己裹在毯子和披风里，睡在座位上。
13时30分，我们到达波尔多，然后去寻找住所。我们租了辆马车挨个找旅馆。不过，旅馆都没有空房。我去了市政厅，询问相关住宿情况。有人告诉我，公共花园附近的圣莫尔街十三号，有个公寓要出租。我们去了圣莫尔街十三号，夏尔·雨果租了一个公寓，月租金为六百法郎，我们付了半个月的房租。接着，我们去找当晚的住处，但没有找到。19时，我们回到车站拿行李，却不知道应该在哪里过夜。我们回到了圣莫尔街。夏尔·雨果在那里和房东及房东的兄弟商量。房东的兄弟在附近的竞赛路三十七号有几间房，最后临时安排我们在那里过夜。
爱丽丝说：“数字十三紧贴着我们，一月里每周周四我们都有十三个人一起吃饭。我们2月13日离开巴黎，有十三个人乘火车，包括路易·勃朗、贝切特和两个孩子。我们现在住在圣莫尔街的十三号！”
1871年2月15日
14时，我去参加下议院会议。出来时，我发现广场上有一大群人等我。人们和站在大楼各个入口处的国民卫队士兵高喊着：“维克多·雨果万岁！”我回应说：“共和国万岁！法兰西万岁！”他们不断高呼口号。随后，这种热情变得疯狂。这是我到巴黎时遇到的热烈欢迎的场景重现，我感动得流下眼泪。我躲进了广场拐角处的一家咖啡馆里，躲开了欢呼。演讲时，我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对人们讲话，并且乘着马车逃跑了。我用的就是这个词—逃跑。
满腔热情的人们高呼“共和国万岁！”。下议院代表们无动于衷，甚至带着愤怒走了出来。他们个个戴着帽子，而我周围的人们挥舞着脱下的帽子。
阿道夫·勒·弗洛、亨利·罗什福尔、爱德华·洛克鲁瓦a、阿尔弗雷德·约瑟夫·纳凯、埃马纽埃尔·阿拉戈、雷塞吉耶、夏尔·托马斯·弗洛科、尤金·佩尔坦和诺埃尔·帕尔费等代表来拜访我。
我在竞赛路三十七号的新住所休息。
1871年2月16日
今天，大会宣布了巴黎选举的结果。路易·勃朗以二十一万六千张选票排在第一当选，我以二十一万四千张选票当选，朱塞佩·加里波第以二十万张选票当选。
昨天，人们对我的热烈欢迎被多数派视为侮辱。因此，多数派在外边广场上进行了军事力量大展示，包括陆军、国民卫队、骑兵队。我到达前，发生了一件小事，右派的人要求保护下议院。防备谁？防备我吗？左派的人高喊着回应：“共和国万岁！”
我正要离开时，得知广场上的人群在等我。为了避开热烈的欢迎，我从侧门出来。然而，人们看见了我，我立刻被一大群人围住，他们喊道：“维克多·雨果万岁！”我回答：“共和国万岁！”每个人，包括排成队列的国民卫队士兵们，都跟着喊了起来。我坐着马车离开，人们跟着马车走。
今天，下议院选出了各个委员会。朱尔斯·阿尔芒·迪福尔提出由阿道夫·梯也尔担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行政首脑。
我们第一次在家里吃饭。我邀请了路易·勃朗、维克多·舍尔歇、亨利·罗什福尔和爱德华·洛克鲁瓦。亨利·罗什福尔不能来。晚饭后，我们去沙尔特龙码头的饭店参加一个左派会议。我的儿子们陪着我。会议讨论关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行政首脑的问题。我在规定中增加了如下内容—由下议院任命并由下议院撤职。
早上，卡米耶·克勒梅将军给我们讲了军队的部署。
1871年2月17日
在下议院会议上，莱昂·甘贝塔走过来对我说：“先生，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拜访你？我有很多事要向你解释。”
阿道夫·梯也尔被任命为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行政首脑，今晚他将前往普鲁士司令部驻扎地凡尔赛。
1871年2月18日
拉法里-蒙巴顿大街召开了左派会议，会议选我担任主席。发言者有路易·勃朗、维克多·舍尔歇、伊波利特·朗格卢瓦上校 、尤金·亨利·布里松、爱德华·洛克鲁瓦、米利埃、乔治·克莱蒙梭、马丁·伯纳德和皮埃尔·茹瓦尼奥b。最后，我对讨论进行总结。有人提出了一些沉重的问题—奥托·冯·俾斯麦与阿道夫·梯也尔签订的条约、和平、战争、对国民议会的不容忍及内阁辞职的情况等。
1871年2月19日
波尔多国家俱乐部主席邀请我主持他的沙龙。
我的房东波特夫人非常漂亮，她送给我一束花。
阿道夫·梯也尔任命了自己的部长们，接受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行政首脑”这个含糊其词又让人无法理解的头衔，大会将休会。下次开会时，我们会在自己的住处收到通知。
1871年2月20日
我走出下议院时，人们再次向我欢呼。人群瞬间壮大，我被迫躲在马丁·伯纳德邻近下议院一条街道上的住处。
我在第十一委员会，地方行政官职的问题出乎意料地出现了。他请我们不要反对。我讲得很好，令第十一委员会成员们感到害怕。
小让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可爱。现在，她根本不想离开我。
1871年2月21日
我在竞赛路的女主人波特夫人每天早上让自己的小女儿送我一束花。
我只要有时间，就会带小乔治和小让娜出去玩。我很可能被称为“维克多·雨果，人民的代表和保姆”。
晚上，我主持了激进左派会议。
1871年2月25日
晚上，在雅克·贝尔路的学术院大厅里，举行了激进左派和政治左派的会议。发言人分别是路易·勃朗、埃马纽埃尔·阿拉戈、艾蒂安·瓦舍罗、让·布吕内、贝特蒙、拿破仑·佩拉 、尤金·亨利·布里松、莱昂·甘贝塔和我。我怀疑，让激进左派和政治左派合为一体或者至少达成“友好协定”的概率不大。维克多·舍尔歇、埃德蒙·亚当和我一起走回家。
艾蒂安·瓦舍罗
1871年2月26日
我六十九岁了。
我主持了一次左派会议。
1871年2月27日
我已经辞去激进左派主席的职务，以便让会议完全独立自主。
1871年2月28日
今天，阿道夫·梯也尔在讲坛上读了奥托·冯·俾斯麦与阿道夫·梯也尔签订的条约。条约太可怕了。明天我要发言，我的名字在名单上排第七位。不过，朱尔斯·格雷维对我说：“你只要想发言，就去发言，议员们会听取你的意见。”
晚上，下议院委员会在开会。我在第十一组，并且发了言。
1871年3月1日
今天，有一个令人感到悲哀的会议。法兰西第二帝国、法兰西这个国家都不复存在了。奥托·冯·俾斯麦与阿道夫·梯也尔签订的条约得以通过。我发了言。
路易·勃朗在我之后发了言，他的发言很精彩。
我邀请了路易·勃朗和夏尔·勃朗共进晚餐。
晚上，我不再主持在拉法里-蒙巴顿路举行的会议。这次会议由维克多·舍尔歇主持。我在会上发言并对自己的发言感到满意。
1871年3月2日
夏尔·雨果回来了。今天没有开会，和平条约的签订已经打开了普鲁士这张网。我收到了一包来自巴黎的信和报纸，里面有两张《勒拉佩尔报》。
我们一家五口人一起吃饭。饭后，我去开会了。
鉴于法兰西四分五裂，下议院应被取缔。下议院造成了伤害，却无力弥补。那么，就建立一个新的下议院取代它吧。我想辞职。不过，路易·勃朗不想辞职。莱昂·甘贝塔和亨利·罗什福尔与我的想法一致。我们进行了辩论。
1871年3月3日
早上，因悲痛去世的斯特拉斯堡市长下葬。
路易·勃朗在三个代表尤金·亨利·布里松、夏尔·弗洛凯和库尔内的陪同下来拜访我。他们向我请教辞职方面的问题该怎么办。亨利·罗什福尔、菲利克斯·皮亚和其他三个人打算辞职。我赞成辞职，不过，路易·勃朗不赞成辞职。剩下的左派成员似乎都不赞成辞职。
左派开会。
朱尔斯·格雷维
菲利克斯·皮亚
当我爬上楼梯时，听到一个右派人士对另一个我只看得到背部的人说：“路易·勃朗很可恶，但维克多·雨果更糟糕。”
我们和夏尔·雨果一起吃饭。夏尔·雨果邀请了路易·勃朗、朱斯坦-安德烈·拉凡屠容和亚历克西斯·布维耶。
后来，我们去参加了拉法里-蒙巴顿街举行的会议。下议院议长向阿尔萨斯和洛林即将退休的成员发表告别演说。我提议无期限保留他们的席位，这个提议得到一致赞成。席位问题得以解决，然而，会上的人似乎还抓着这个问题。我们会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朱斯坦-安德烈·拉凡屠容
1871年3月4日
左派举行会议，米利埃提出了一项弹劾国防政府的动议。路易·夏尔·德莱克吕兹提出同样的动议。最后，米利埃说，不支持推进这个动议的人“要么是受骗者，要么是同谋”。
维克多·舍尔歇站起来说：
“既不是受骗者，也不是共犯。你撒谎！”
1871年3月5日
召开了下议院会议。
会议在傍晚举行，路易·勃朗没有对巴黎前政府进行正式弹劾，而是要求进行调查。我同意他的意见，我们都签了字。
左派召开会议，他们说巴黎发生了大规模的骚乱。政府通常每天收到来自巴黎的至少十五份电报，而到今天22时为止没收到任何电报，发给朱尔斯·法夫尔的六封电报也没有任何回应。我们决定，如果还是目前这种令人焦虑的情况，并且我们无法了解当前局势，那么路易·勃朗或我将直接向政府询问巴黎的局势。
阿尔萨斯和洛林的本地人组成的一个代表团来感谢我们。
1871年3月6日
中午，我们在夏尔·雨果家里吃午餐。我带着两个女士去参加下议院会议。会上谈论将下议院转移到凡尔赛或枫丹白露。议员们不敢去巴黎。我在第十一委员会会议上发言，我差点被选为理事。我得到十八票，但一个叫吕西安·布兰的先生得了十九票。
1871年3月8日
我已经递交了辞去代表职务的辞呈。
会议在拉法里街举行。我提议，我们应拒绝讨论巴黎的局势，并且应该起草一份宣言，由大家签字，宣布如果下议院设在巴黎以外的地方，我们就会辞职。我的计划没有被采纳。会议催促我明天发言，我拒绝了。路易·勃朗会在会上发言。
会上讨论了朱塞佩·加里波第的问题。朱塞佩·加里波第是在阿尔及利亚当选的。有人提议他的当选无效，我要求发言。我发言时，右派开始骚动。他们喊道：“肃静！秩序！”面对这样的愤怒，我做了个手势并说：“三星期前，你们拒绝听朱塞佩·加里波第发言。现在，你们拒绝听我发言，够了，我会辞职的。”
这是我最后一次去参加左派的会议。
1871年3月9日
上午，在法兰西学术院大厅见面的温和左派的三名成员代表自己的党派来拜访我。二百二十名成员一致恳求我撤回辞职申请。保罗·贝斯蒙担任发言人。我感谢他们，但婉言谢绝了。
保罗·贝斯蒙
然后，另一个会议的代表们也来了，他们恳求我撤回辞职申请。豪森维尔伯爵加布里埃尔·保罗·德·克莱伦和夏尔·弗朗索瓦·德·雷米萨所属的中左派会议成员一致要求我撤回辞职申请。塔尔热担任发言人。我感谢他们，但婉言谢绝了。
路易·勃朗登上了下议院的讲坛，庄严又郑重地为我致告别辞。
1871年3月10日
两天内，路易·勃朗进行了发言—昨天是关于我辞职的问题，今天是关于巴黎问题。他的发言郑重而庄严。
1871年3月11日
我们为离开这里做准备。
1871年3月12日
许多人拜访我，我的公寓里水泄不通。米歇尔·莱维来找我要本书，奥登剧院的副导演费利克斯·亨利·迪凯内尔来找我要《吕·布拉斯》。
我们可能明天就要走了。
夏尔·雨果、爱丽丝和维克多去了趟阿卡雄，晚饭前回来。
小乔治一直身体不适，但现在好多了。
路易·勃朗和我一起吃饭，他打算去巴黎。
1871年3月13日
昨晚，我一夜未眠。我像毕达哥拉斯一样思考数字问题，想起了从1871年1月1日起，“13”就与我们的行动奇妙地联系在一起。我还想到我13日将离开这座房子。这时，屋子里响起了我之前在夜间听过两次的敲门声—敲三下，好像是锤子敲在木板上的声音。
我们和路易·勃朗在夏尔·雨果家吃午饭。
然后，我去看亨利·罗什福尔，他住在朱代克街八十号。他中过丹毒，当时情况很糟，现在正在康复。和他在一起的有亚历克西斯·布维耶和穆罗。我邀请他们一起吃饭，也要求他们把我的请柬发给朱尔斯·克拉勒蒂、吉耶莫和热尔曼·卡斯。我离开前，我想和他们握手告别。
热尔曼·卡斯
离开了亨利·罗什福尔的家，我在波尔多随处溜达。这里的教堂很美，部分设计是罗马风格，还有饰有花纹的塔。杜科利斯街的罗马建筑壮美华丽，被称为“加连宫”。
维克多来和我拥抱告别。18时，他和路易·勃朗一起出发去巴黎。
18时30分，我去了朗塔饭店。亚历克西斯·布维耶、穆罗和热尔曼·卡斯到了，随后，爱丽丝也到了。在那里，我们等着夏尔·雨果。
19时，夏尔·雨果去世了。
朗塔饭店为我们服务的侍者进来告诉我有人想见我。在前厅里，我看到了波特—夏尔·雨果租住的莫尔街十三号公寓的房东。波特低声对我说，让跟在我身后的爱丽丝离开。爱丽丝回到了前厅，波特对我说：
“您要坚强，夏尔·雨果先生—”
“他出什么事了？”
“他死了！”
死了！我简直无法相信。夏尔·雨果！我靠在墙上。
波特告诉我夏尔·雨果乘马车去了朗塔饭店，不过，他告诉车夫先到波尔多咖啡馆。到了波尔多咖啡馆，车夫一打开车门，就发现夏尔·雨果死了。他中风了，血管多处破裂，血从他的鼻子和嘴巴里流出，流得浑身都是。叫来的医生说夏尔·雨果已经断气。
我无法相信，我说：“他是在昏睡。”我仍然抱着希望，回到客厅，告诉爱丽丝我要出去一趟，很快就会回来。然后，我跑向圣莫尔街。我刚到那里，他们就把夏尔·雨果带来了。
天啊！我亲爱的夏尔·雨果！他死了……
我去接爱丽丝，我悲痛欲绝！
两个孩子正熟睡着。
1871年3月14日
我又读了13日早晨我在前一天晚上听到敲门声时写下的话。
夏尔·雨果被放在圣莫尔街一栋房子的一楼客厅里。他躺在一张床上，房子里的女人们在床单上洒满鲜花。两个邻居—爱戴我的工人—请求为遗体彻夜守灵。法医一看到遗体，就哭了起来。
我给保罗·默里斯发了一份电报，内容如下：
保罗·默里斯，瓦卢瓦街18号—
有一个不幸的消息—夏尔·雨果于3月13日突发中风去世。请你告诉维克多，让他马上回来。
地方长官通过官方线路发了这封电报。
我们将带夏尔·雨果离开。离开前，他被安置在停尸房。
亚历克西斯·布维耶和热尔曼·卡斯正帮我做这些令人心碎的准备工作。
16时，夏尔·雨果的遗体被放进棺材。我阻止他们去接爱丽丝。我吻了心爱的儿子的额头，然后，防腐蚀铅片被焊接起来。接着，他们盖上了棺材的橡木盖，用螺丝拧紧。这样一来，我再也见不到夏尔·雨果了。不过，他的灵魂还在。我如果不相信灵魂存在，就无法活下去。
我和孙辈们—小乔治和小让娜一起吃饭。
我安慰了爱丽丝，和她一起哭了。我第一次用“你”称呼她。
1871年3月15日
我已经两个晚上彻夜难眠。昨晚，我依旧难以入睡。
昨晚，埃德加·基内来看我。他一看见客厅里夏尔·雨果的棺材，就说：“我向你告别，伟大的心灵、杰出的才华、纯洁的灵魂、美丽的脸庞、善良的心灵—维克多·雨果的儿子！”
我们一起谈论这个已经逝去的伟大灵魂。我们很平静。守夜人一边听我们谈论，一边哭泣。
吉伦特省的地方长官来拜访我，我没有接待他。
10时，我去了圣莫尔街十三号，夏尔·雨果的灵车在那里。亚历克西斯·布维耶和穆罗在等我。我走进客厅，吻了夏尔·雨果的棺材。然后，棺材就被带走了。一辆马车载着我和这些先生。到达墓地时，棺材从灵车中取出，六个人抬着棺材。我和亚历克西斯·布维耶、穆罗摘帽并紧跟棺材。大雨滂沱，我们紧跟着棺材往前走。
在一条长长的长满梧桐树的深巷子尽头，我们找到了停尸房。这是一个只有门口有亮光的地下室，往下走五六步就到了停尸处。门口排着几口棺材，夏尔·雨果的也排在门口等着。抬棺材的人进去了，我要跟着进去时，保管员对我说：“不许任何人进去。”我明白，我尊重死者的独处地。亚历克西斯·布维耶和穆罗带我回到圣莫尔街十三号。
爱丽丝昏倒了，我给她闻醋并拍打她的手。她醒了过来，说：“夏尔，你在哪里？”
我痛不欲生。
1871年3月16日
中午，维克多·巴尔比厄和路易·米一起到了，我们默默地抱着哭泣。维克多·巴尔比厄递给我一封保罗·默里斯和奥古斯特·瓦克里写的信。
我们决定把夏尔·雨果葬在拉雪兹神父公墓，他会和我父亲葬在一起。那是我为自己留的地方。我写信给保罗·默里斯和奥古斯特·瓦克里，告诉他们我明天将带着棺材离开并于后天到达巴黎，维克多·巴尔比厄会在今晚离开并把信带给他们。
1871年3月17日
我们预计18时和夏尔·雨果离开波尔多。
我和维克多、路易·米去领夏尔·雨果的遗体，把遗体带到火车站。
1871年3月18日
我们昨天18时30分离开波尔多，今天10时30分到达巴黎。
报纸报道了我们中午到达的消息，我们被安排在火车站的一个候车厅里，朋友和其他人前来迎接我们。
中午，我们前往拉雪兹神父公墓。我摘帽跟着灵车，维克多陪着我。我的朋友都跟着我，人们也跟着我。游行队伍经过时，有人喊：“脱帽！”
在巴士底广场，国民卫队士兵自发地在灵车周围形成了一支仪仗队。他们交叉双臂。国民卫队成员列队到墓地。他们举着枪，向国旗敬礼。鼓声隆隆，号角响起。等到我走过去后，人们高呼：“共和国万岁！”
到处都是街垒，因此，我们绕了很远。墓地附近聚了很多人，在人群中，我认出了罗斯坦和米利埃。他们面色苍白，非常伤心。他们走过来安慰我。在两座坟墓之间，一个人向我伸手并大声说：“我是古斯塔夫·库尔贝。”我看到一张充满活力、热情洋溢的脸。他眼含热泪，朝我微笑致意。我热情地握了握他的手，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古斯塔夫·库尔贝。
棺材从灵车上取下来，在被放进墓室前，我跪下来亲吻棺材。墓穴大开，一块石头被抬起，我凝视着父亲的墓。自从我被放逐后，再也没见到父亲的墓。父亲的纪念碑已经变黑了。洞口太窄了，只好锉锉那块石头。锉石头用了半个小时。其间，我凝视着父亲的墓和儿子的棺材。最后，可以放下棺材了。夏尔·雨果和我的父母还有兄弟们待在一起。
保罗·默里斯夫人带来一束白色的丁香花，将其放在夏尔·雨果的棺材上。奥古斯特·瓦克里发表了一篇优美又庄严的哀悼辞，路易·米还向夏尔·雨果致以感人的告别辞。鲜花被撒在坟墓上，人们围住了我。他们抓着我的手，人们是多么爱我，我又多么爱他们！贝尔维尔俱乐部递给我一份签有“俱乐部主席米利埃”和“秘书阿夫里”字样的吊唁函。
我们和保罗·默里斯还有奥古斯特·瓦克里坐着马车回家。我既悲伤又疲倦，整个人崩溃了。天佑我的夏尔·雨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