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二月的几天
1848年2月23日
1848年2月23日15时，我到上议院时，保罗·马里·拉帕特尔将军从衣帽间出来并说：“会议结束了。”
我去了下议院会议厅。当我租的马车驶入里尔街时，我看到望不到头的、密密麻麻的一队人从柏歇斯街阔步走出，向下议院会议厅方向走去。他们身穿工装，头戴帽子，手挽着手，三三两两并行，昂首阔步地沿街游行。我看到街道另一端被一排排步兵挡住了，步兵们手里端着步枪。我的马车驶在穿工装的男人们的前面。那些男人和许多女人混在一起，大声喊道：“改革万岁！”“划界万岁！”“打倒弗朗索瓦·基佐！”他们到步兵步枪射击范围内时，停了下来。士兵们有说有笑，他们让开一条路，让我过去。一个年轻人耸了耸肩，看起来无可奈何。
我走进大厅，没有去会议室。一群热闹忙碌又躁动不安的人挤满大厅。阿道夫·梯也尔、夏尔·弗朗索瓦·德·雷米萨、维维安和梅鲁乌在大厅的一个角落。埃米尔·德·吉拉尔丹、埃德蒙·德·阿尔顿-希、布瓦西侯爵、弗兰克-卡雷、弗兰克·德·乌德托和德·拉格勒内在另一个角落。阿尔芒·马拉斯特在一边和埃德蒙·德·阿尔顿-希谈话。埃米尔·德·吉拉尔丹拦住了我。然后，弗兰克·德·乌德托和德·拉格勒内也拦住我。接着，弗兰克-卡雷和维尼耶加入我们。我对他们说：“内阁是罪魁祸首，因为它忘记了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左右都是悬崖峭壁，管理太严格或者太松散都行不通。内阁成员心里想着：‘这只是场暴动。’甚至对此欢欣鼓舞。内阁相信暴动可以给予自己更强大的力量。暴动被镇压下去，明天又会起来！不过，首先，谁能预测暴动会导致什么后果呢？暴动的确加强了内阁的力量，但革命推翻了很多王朝。这是个多么轻率的游戏。一个王朝为了拯救内阁而冒险！局势的紧张使这个问题的结打得更紧，现在已经不可能解开。一旦割断绳结，一切会迎刃而解。左派鲁莽地操纵着内阁，疯狂地摆布内阁。双方都有责任。不过，内阁把治安问题与自由问题混为一谈，用欺诈精神对抗革命精神。这多么疯狂呀！就像把带着公文纸的递送员送去喂狮子。这就是埃贝尔在暴动中模棱两可的话。这些最终会带来什么后果呢？”
我说话时，一个代表路过我们并说：“海军部已被占领。”
弗兰克·德·乌德托对我说：“我们去看看吧！”
我们走出会议厅，穿过一支正守护协和桥桥头的步兵团。另一个兵团守卫桥的另一头。在路易十五广场上，骑兵们正在冲向神情黯然、岿然不动的人们。那些人在士兵们快冲到面前时，像一群蜜蜂一样逃走了。桥上只有一个身穿制服的将军，他骑在马上，脖子上挂着指挥官的荣誉军团十字勋章—那是布雷沃将军。他骑马从我们身边疾驰而过时喊道：“他们在进攻！”
我们走到守在大桥另一端的部队时，看到一个陆军少校骑在马上。他披着金色条纹的长披风，身体强壮，面相和蔼，非常勇敢。他向弗兰克·德·乌德托致敬。
弗兰克·德·乌德托问道：“出了什么事吗？”
陆军少校答道：“还好我及时赶到！”
1848年2月23日6时，暴徒入侵下议院，就是他把暴徒赶了出去。
我们走到广场，执勤的骑兵将我们护住。在桥一角，一个骑兵举起剑向一个穿工装的男人刺去。我想他没有刺中对方。此外，海军部没有被“占领”。一帮人向一扇窗户扔石头，砸碎了窗户，还打伤了一个往外看的人。此外，一切正常。
聚集在巴黎的暴徒
我们可以看到许多马车在圆形广场上，像香榭丽舍宽阔大道上的街垒一样排列着。
弗兰克·德·乌德托说：“部队在那里开火了，你看见炮烟了吗？”
我回答：“得了吧！是喷泉的雾，所谓的火是水雾。”
我们突然大笑起来。
然而，部队和游行的人群正在交战。人们用椅子摆了三道路障。结果，香榭丽舍大道主广场的守卫推开路障。人们投掷石头，逼着士兵们返回警卫室。布雷沃将军派了一队市政警卫去解救士兵。结果这支队伍被包围了，被迫与其他人一起退回警卫室寻求庇护。那帮人挤进警卫室。其中一个人搬了把梯子，爬上屋顶，拉下旗帜并撕碎，扔给聚集的人们。很快，一个营赶来营救卫兵。
革命期间混乱的巴黎街头
弗兰克·德·乌德托将军对给我们讲这件事的布雷沃将军说：“哎！旗帜被扯下来了！”
布雷沃将军迅速回应道：“被扯下？不！是被偷了！”
佩德尔·拉卡兹与拿破仑·迪沙泰尔走来。两人兴高采烈，点着弗兰克·德·乌德托给的雪茄，然后说：“你知道吗？安托万·尤金·德·热努德咎由自取，他遭到弹劾。他们不会允许他签署左派的弹劾书，他也不会承认失败。现在，内阁左右为难，左边是整个左派，右边是安托万·尤金·德·热努德。”
拿破仑·迪沙泰尔补充道：“有人说，迪韦吉耶·德·奥拉纳已经被这帮人抬着到处庆祝胜利了。”
我们回到桥上。维维安正从桥那头向我们走来，他戴着一顶硕大的旧宽帽檐，穿着扣到领结处的大衣。这个前任司法部部长看上去像名警察。
他问我：“你要去哪里？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
这时，人们感到整个君主立宪制摇摇欲坠，不再稳稳地立于地面上，而是开始倾斜。人们可以听到它开裂的声音。
整个欧洲的动荡局势使危机变得复杂起来。
然而，路易·腓力一世非常平静，甚至有点开心。不过，这个游戏不能玩得过火，每一次摩擦都会积存。维维安对我们说，路易·腓力一世把一部选举改革法案扔进抽屉并说：“那是给我的继任者用的！”维维安接着说：“那是路易十五的‘妙语’，认为改革终会是一场暴风雨。”
看来，萨兰德鲁泽正把“进步主义者”的种种申述放到路易·腓力一世面前，路易·腓力一世阻止了他并生硬地问他：“你们卖了很多地毯吗？”
在同一场接待进步主义者们的会上，路易·腓力一世看到了路易·奥古斯特·布兰基。他亲切地走过去，问道：“人们在谈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路易·奥古斯特·布兰基回答：“我应该告诉您，在各个地区，特别是在波尔多市，人们在聚众闹事。”
路易·奥古斯特·布兰基
“啊！聚众闹事！”路易·腓力一世打断了路易·奥古斯特·布兰基的话，然后转过身去。
我们谈话时，维维安大声喊道：“听着！我好像听到开火的声音了！”
一个年轻的参谋微笑着问弗兰克·德·乌德托将军：“我们会在这里待很久吗？”
弗兰克·德·乌德托问道：“待在这里不好吗？”
军官说：“好啊。不过，有人邀我出去吃饭。”
这时，一群穿黑衣的妇女和孩子们一路哭着沿桥另一边的人行道匆匆走过。一个男人牵着最大的孩子的手。我看了看他，认出他是德·蒙泰贝洛公爵。
弗兰克·德·乌德托惊叫道：“您好！海军部部长！”他跑过去和德·蒙泰贝洛公爵交谈了一会儿，而德·蒙泰贝洛公爵的夫人吓坏了。他们全家都在河的左岸上避难。
我和维维安返回下议院。弗兰克·德·乌德托离开了我们。我们马上被团团围住。布瓦西侯爵对我说：“你当时不在卢森堡吧？我想谈谈巴黎的局势，但议长打断了我。他特意赶来告诉大家‘首都危急’。你知道古尔戈将军对我说什么吗？他说：‘布瓦西侯爵，我有六十支装满霰弹的大炮，这些都是我亲自装满的。’我回答：‘我很高兴知道国王对局势的真实看法。’”
这时，迪韦吉耶·德·奥兰纳路过。他停下来和我握手。他没戴帽子，头发乱糟糟的，面色苍白，但看着很高兴。
古尔戈将军
我和迪韦吉耶·德·奥兰纳告别，然后走进会议厅。会议厅中正在讨论一部有关波尔多银行特权的法案。当时，一个鼻音很重的人在发言，索泽正静静地读法案条款。德·贝莱梅正往外走，他跟我握了握手，惊叫一声：“哎呀！”
几个代表朝我走来，其中有马里、罗歇、夏尔·弗朗索瓦·德·雷米萨和尚博勒。我给他们讲了旗帜被撕下的事。那是明目张胆地攻击，是很严重的事。
其中一人说：“更严重的是，这背后发生了非常糟糕的事。1848年2月22日晚，超过十五栋房子的大门上都有叉形标记，其中包括在圣弗洛朗坦路的利埃旺公主家的大门和德塔霍特夫人家的大门。”
我问：“您确定吗？”
他答道：“我亲眼看见了利埃旺公主家门口的叉字标记。”
1848年2月23日清晨，弗兰克-卡雷议长遇见迪沙特，他问：“近况如何？”
迪沙特
艾蒂安·阿拉戈
迪沙特答道：“一切都很好。”
“你打算怎么处理暴乱？”
“我打算听任暴徒在安排的会合地点待着。暴徒能在路易十五广场做什么呢？能在香榭丽舍做什么呢？天在下雨，他们整天都在闲逛。到晚上，他们会累得疲惫不堪，就会回家睡觉。”
这时，艾蒂安·阿拉戈匆忙走来。他说：“已经有七人受伤，两人死亡。波堡街和圣阿瓦街建起了路障。”
会议休息期间，弗朗索瓦·基佐到了。他登上发言坛，宣布路易·腓力一世已经命路易-马蒂厄·莫尔负责组建了新内阁。
反对派发出胜利的呼喊，而大多数人发出愤怒的咆哮。
会议在一场无法形容的骚乱声中结束。
我和代表们一起出去，从码头回家。
在协和广场，骑兵继续冲击暴乱者，圣奥诺雷大道上已经尝试建了两道街垒，圣奥诺雷百货大楼的铺路石被毁掉，被推翻的公共马车被士兵扶起并建成街垒。在圣奥诺雷大街上，暴乱者让巡逻队走过，然后在后面向他们扔石子。一大群人像愤怒的蚂蚁一样聚集在码头上。一个戴着绿色天鹅绒帽子、披着大羊绒披风的漂亮女子，从一群穿着工装、裸露手臂的男子中走过。她把裙子提得很高，因为地上泥泞，而且一直在下雨，她的身上溅了很多泥。杜伊勒里宫的大门紧闭。在卡鲁塞尔各个大门口，这帮人停下并透过拱廊注视着宫殿前严阵以待的骑兵们。
在卡鲁塞尔桥附近，我遇见了朱尔斯·桑多。他问道：“您对发生的一切怎么看？”
朱尔斯·桑多
安托万·图雷
“这场暴乱将会被镇压。不过，这次革命将取得胜利。”
在费拉耶码头，我碰巧遇见一个熟人。他满身泥泞，领带垂吊着，戴着一顶破帽子。我认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安托万·图雷。他是一个热忱的共和党人，一大早就到各处演讲，从一个区走到另一个区，从一群人走向另一群人。他不停地演讲。
我说：“告诉我，你现在到底想要什么？共和国吗？”
他回答：“哦！不，这次不行，时机还不成熟。我们要的是改革—不要折中办法。哦！折中根本不行。我们想要彻底改革。您明白了吗？为什么不实行普选？”
我握住安托万·图雷的手说：“那就对了！”
巡逻队成员在码头上走来走去，聚集的人们喊道：“划界万岁！”商店关门了，各家的窗户都打开了。
在沙特莱广场，我听到一个人对一群人说：
“1830年的暴乱卷土重来了！”
我经过巴黎市政厅，沿圣阿瓦街往前走。巴黎市政厅很安静，两名国民卫队队员在大门前走来走去。圣阿瓦街没有设置街垒。在朗比托路，几个穿制服的国民卫队队员带着武器，来回巡逻。在坦普尔区，国民卫队在击鼓备战。
迄今为止，掌握实权的人已经表示没有国民卫队也要采取行动，这或许是谨慎的做法。国民卫队的一支部队本应起到作用。1848年2月23日清晨，在下议院值班的国民卫队成员拒绝服从命令。据说，第七军团的一名国民卫队队员刚在调停人民和军队的冲突中被击毙。
莫尔内阁肯定不支持改革，但弗朗索瓦·基佐内阁长期阻碍改革，因为阻碍的时间太久，所以已经失去抵抗力。这足以安抚宽宏大量的人民孩子般的心。傍晚，巴黎人民沉浸在狂欢中。居民们涌向街道，到处重复唱着“小油灯”“小油灯”！一眨眼的工夫，城镇上灯火通明，大家好像在庆祝节日。
在皇家广场，离我家房子几码远的市政厅门前，一群人聚在那里，人数一直在增加而且周围越来越吵。军官和警卫室的国民卫队成员为了让人们离开市政厅，大声喊道：“去巴士底广场！”他们手挽着手走到前头，排成长队的人们高兴地跟在他们后面。人们大声喊道：“去巴士底广场！”游行的人手里拿着帽子，围着七月柱游行，一路喊着“改革万岁”！广场上的人们敬礼，喊着“划界万岁”！然后，人们沿圣安托万郊区离开。一小时后，游行队伍又回来了，而且壮大不少。人们举着火把和旗帜，向林荫大道走去，打算从码头回家，以便全镇的人都能感受到胜利的喜悦。
午夜的钟声敲响，街道的场景已经变化，马雷区死气沉沉，我刚从那里回来。布尔登大道的街灯因被打碎而熄灭，成了名副其实的“黑暗大道”。1848年2月23日晚，唯一开业的商店是位于圣安托万路的商店，博马舍剧院关门了，广场被保护起来，用来存放武器。军队埋伏在有拱廊的街道上。在圣路易路，一个军团的士兵悄悄地贴着阴影处的城墙。
钟声敲响时，我们走到阳台上，听着钟声说：“敲的是警钟！”
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于是，我在客厅里待了一夜，写作、思考、侧听。我不时走到阳台上，努力地听，然后走进房间，踱来踱去，或倒在扶手椅上打盹，但焦躁不安的梦搅乱了我的睡眠。我梦见自己听到愤怒的人们的低声抱怨，听到远处开火的声音，听到警钟正从教堂钟楼上传来。当我醒来时，我发现确实敲响了警钟。
柱月七
现实比梦境更可怕。
之前，我看到游行的人在林荫大道上欢快地走着、唱着，起初一直是毫无阻碍地走着。步兵团、炮兵和突击队员们闪开，让他们通过。不过，在嘉布遣大道上，军队—步兵和骑兵—封锁了通道，守卫着外交部及不受欢迎的部长弗朗索瓦·基佐。在无法逾越的障碍前面，游行队伍前面的人想停下转身，不过，后面的人如浪般推着前面的人向前走。这时，不知从哪里发出一声枪响。接着，人们开始恐慌，随后，出现一阵射击，八十人倒下了，他们或死或伤。然后，到处是慌乱和愤怒的呼喊：“报仇！”受害者的尸体被放在一个点着火把的双轮运货车上。在不安中，人们转过身，重新开始游行。现在，队伍已经变成送葬队伍。几小时后，巴黎各处都设置了街垒。
冲突中的遇难者
1848年2月24日
黎明时，我从阳台上看到嘈杂的人们，其中许多人是国民卫队队员。暴民在由近三十名市政警卫守卫的市政厅前停下来，大声喊着要夺守卫的武器。市政警卫直截了当地拒绝并用武器威胁喧嚣的人们。两名国民卫队官员出面调停说：“继续流血有什么用？抵抗是没有用的。”然后，市政警卫放下步枪和弹药，安全撤离了。
巴黎第八行政区区长埃内斯特·莫罗要求我到市政厅。他告诉我发生在嘉布遣大道的骇人听闻的屠杀。每隔一会儿，就有更糟的消息传来。国民卫队成员肯定会反对政府，他们正在高呼：“改革万岁！”士兵对之前的所作所为感到害怕，似乎决心不再在内乱中采取进一步行动。在布列塔尼圣十字街，面对国民卫队，军队已经略微退后。我们获悉，在毗邻的第九行政区的行政大楼，士兵们正与国民卫队成员一起巡逻。另外两名身着衬衫的信使几乎同时到达行政大楼，他们说：“勒伊利兵营已经被占领了。”“米尼姆兵营已经投降。”
埃内斯特·莫罗说：“我既没有收到政府的指示，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什么政府，如果真有政府，那是政府吗？莫尔内阁还存在吗？我们该怎么办？”
总理事会的成员佩雷建议道：“去塞纳区政府吧，那里离市政厅不远。”
“好吧，我们走。”
埃内斯特·莫罗和佩雷走了。我在广场周边观察。广场的人们骚动不安，忧心忡忡，似乎在期待着什么。到处都在积极加固已经很牢固的路障。这次不仅仅是骚乱，而是叛乱。然后，我回家了。在广场入口值勤的一个外围士兵正友好地和距自己二十步远的守卫路障的士兵聊天。
1848年2月24日8时15分，埃内斯特·莫罗从市政厅回来了。他见了克劳德-菲利贝尔·贝特洛·德·朗比托伯爵并带来了稍微好一点的消息。路易·腓力一世把组建内阁的事委托给阿道夫·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阿道夫·梯也尔不怎么受欢迎，但罗迪隆·巴罗有意改革。不幸的是，这个让步有个威胁—托马斯·罗伯特·比若元帅任国民卫队和陆军的总指挥。罗迪隆·巴罗主张改革，而托马斯·罗伯特·比若元帅主张镇压。路易·腓力一世伸出右手表示和平，同时左手握拳准备镇压。
执法官要求埃内斯特·莫罗在辖区和圣安托万郊区宣布这则消息。
托马斯·罗伯特·比若元帅
埃内斯特·莫罗区长说：“我正要去宣布这则消息。”
我说道：“很好，不过，听我说，您最好宣布阿道夫·梯也尔-巴罗政府，不要提托马斯·罗伯特·比若元帅的事。”
“您说得对。”
埃内斯特·莫罗区长征用了一支国民卫队，带着两个副手和出席议会的区议员来到皇家广场，广场上的鼓声吸引了人们。埃内斯特·莫罗区长宣布新内阁成立。人们鼓掌欢呼，反复欢呼：“改革万岁！”他又说了几句建议和平相处和维护秩序的话，也得到了民众的响应。
埃内斯特·莫罗区长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局势有救了！”
我回答：“是的，但条件是托马斯·罗伯特·比若元帅愿意放弃成为救世主的想法。”
埃内斯特·莫罗在国民卫队成员的陪同下出发，去巴士底广场和近郊重复这则消息。我回家让家人放心。
半小时后，埃内斯特·莫罗区长和随从惊慌失措地返回了市政厅。下面是发生的事：
巴士底广场的两端被军队占领，士兵们带着步枪，人们在两支部队之间自由地走动。埃内斯特·莫罗区长来到七月柱下发表了声明，人们再次热烈鼓掌。埃内斯特·莫罗先生开始朝圣安托万郊区走去。这时，很多工人和蔼地向士兵们打招呼并说：“放下你的武器。”士兵们服从上尉的严格命令，拒绝放下武器。突然，传来一声枪响，接着，枪声再次响起。之前可怕的恐慌也许就要重新开始了。埃内斯特·莫罗和随从被挤来挤去，最后被推倒了。双方的射击持续了一分钟。死伤人数有五六人。
巴士底广场
幸运的是，聚众闹事发生在光天化日下。一看到民众的鲜血，士兵们就惊恐不安。在一阵震惊和恐惧后，士兵们被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激起，举起步枪的枪托喊道：“国民卫队万岁！”指挥官无力控制手下，便从码头奔向万塞讷。人民仍控制着巴士底广场和近郊。
埃内斯特·莫罗先生说：“这就是本来可能付出更惨重代价的结果，尤其是对我而言。”然后，他让我们看了自己被一颗子弹打穿的帽子，笑着说：“这本是一顶崭新的帽子。”
1848年2月24日10时30分，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三名学生来到了市政厅。他们说，学生们已经跟着人群冲出学校，到达指定位置。这样一来，巴黎的各个市政厅都有一些学生。
暴乱不断蔓延。现在，人们要求换掉托马斯·罗伯特·比若元帅，解散上议院。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们更激进，他们正在讨论国王退位问题。
杜伊勒里宫的情况现在如何？内阁没有发出消息，总参谋部也没有发出命令。我决定借道市政厅去国民议会。埃内斯特·莫罗很贴心，愿意陪我前往。
加入革命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学生
我们看到圣安托万路上布满了街垒。我们自报姓名后，暴乱分子帮我们爬过一堆堆铺路石。我们走近市政厅时，听到里面一群人的咆哮声。我们穿过某个正施工的建筑工地时，看到塞纳地方长官克劳德-菲利贝尔·贝特洛·德·朗比托伯爵正快步朝我们走来。
我喊道：“喂！地方长官，什么风把您吹来了？”
克劳德-菲利贝尔·贝特洛·德·朗比托伯爵粗暴地回答：“地方长官！我都不知道自己还是不是地方长官呢。”
一帮凶巴巴的人已经聚集。埃内斯特·莫罗看到一栋要出租的房子，于是，我们走进房子。克劳德-菲利贝尔·贝特洛·德·朗比托伯爵给我们讲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
他说：“当时，我和两三个区议员在办公室里。这时，我们听到走廊里一声巨响，办公室的门被猛然推开。一个身材魁梧的国民卫队上尉向我走来，身后是一群情绪激愤的士兵。
“他说：‘你必须离开这里。’
“‘你说什么，先生。这里是市政厅，我掌管这里，我应该留在这里。’
“‘昨天，市政厅也许是你掌管，不过，今天由我们来掌管。’
“‘啊！但—’
“‘到窗前往广场上看看吧。’
“广场上挤满了嘈杂的人。工人们、国民卫队成员和士兵们混在一起，士兵的步枪握在人民手中。我转过身对闯入者说：
“‘你说得对。你们是这里的主人。’
“他说：‘对，那么，命你的雇员服从我的领导。’
“那太过分了。我回答：‘你把我当什么？’我收集了几份文件，下达了几个命令。然后，我来到这里。既然你们要去国民议会，就告诉内政部部长，如果议会还存在，那么市政厅不再有市长或区长了。”
我们费了很大周折才穿过人海，人们暴风雨般的嘈杂声覆盖着整个市政厅广场。巴黎梅吉瑟里码头有道坚不可摧的街垒，多亏我的同伴出示区长肩带，我们才被允许翻过街垒。此外，码头上几乎空无一人，我们从河左岸到了国民议会。
波旁宫里挤满了喧嚣的代表、贵族和高级职员。从人群中传来阿道夫·梯也尔刺耳的声音：“啊！维克多·雨果来了！”他来到我们面前，询问圣安托万郊区的相关消息。我们告诉他市政厅的相关消息。阿道夫·梯也尔沮丧地摇摇头。
我问道：“这里的情况怎么样？首先，您还是内政部部长吗？”
“我？哦！我是平民！罗迪隆·巴罗是理事会主席兼任内政部部长。”
“那么，托马斯·罗伯特·比若元帅呢？”
“热拉尔将军取代了托马斯·罗伯特·比若，但这算不了什么。上议院已经解散，路易·腓力一世已经退位，正在去圣克卢的路上，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啊！这种趋势一直在发展、扩展、再扩展！”
阿道夫·梯也尔建议我和埃内斯特·莫罗与罗迪隆·巴罗达成共识。在我们这个区采取的行动非常重要，能派上大用场，因此，我们出发去内政部。
人们已经入侵内政部，把内政部人员挤到部长办公室。在部长办公室，一群人肆无忌惮地来来往往。部长办公室中间有一张大桌子，秘书们正趴在桌边写东西。罗迪隆·巴罗脸色发红，嘴唇紧闭，背着手，倚着壁炉台。
看到我们时，罗迪隆·巴罗说：“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对不对？路易·腓力一世退位了，而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
一个路过的穿工装的男人说：“人们是否愿意接受那样的安排。”
罗迪隆·巴罗把我们带到一扇窗户的窗壁凹处，边走边不安地四处打量。
我问道：“您打算怎么办？您在做什么？”
“我正在给各部发电报。”
“很紧急吗？”
“必须让整个法兰西了解情况。”
“对，但巴黎正在制造事端。唉！还没结束吗？摄政很好，但必须得到批准。”
“是的，是要得到国民议会的批准。奥尔良公爵夫人应该把巴黎伯爵腓力亲王带到国民议会去。”
“不，国民议会已经解散了。如果奥尔良公爵夫人要去，就去市政厅。”
“你怎么能这么想！如果有危险怎么办？”
“没有危险，一个母亲和一个孩子！我将代表人民做出承诺，他们会尊重她。”
“那好，去杜伊勒里宫见奥尔良公爵夫人，去给她提建议。”
“您为什么不自己去呢？”
“我刚从那里来，没人知道奥尔良公爵夫人在哪里。我无法接近她，不过，如果您看到她，告诉她我随时听从她的调遣，我在等她的命令。啊！维克多·雨果先生，我愿意为她和那个孩子献出我的生命！”
罗迪隆·巴罗是世界上最诚实、最忠实的人，不过，他行动力不强。他说话的语气、表情，甚至从他身上，都能让人感受到他的忧虑和犹豫。
罗迪隆·巴罗接着说：“听着，当务之急是让人民了解这些重要的变化—退位和摄政。答应我，您会在自己所在的区政府、郊区及任何可能的地方去宣布这个消息。”
“我保证。”
我和埃内斯特·莫罗朝杜伊勒里宫出发。
在柏歇斯街上，一支马队在飞奔。一队骑兵一闪而过，似乎正逃避一个光膀子的男人，他挥着剑在后面追赶他们。
杜伊勒里宫仍有部队保护。区长出示了区长腰带，卫队人员让我们通过。在大门口，我告诉门房我的身份。他告诉我们，奥尔良公爵夫人在内穆尔公爵路易亲王的陪同下，刚带着巴黎伯爵腓力亲王离开。毫无疑问，她去了国民议会。因此，我们无计可施，只能继续上路。
在卡鲁塞尔大桥的入口处，子弹在我们耳边呼啸而过，卡鲁索广场的暴乱分子正向离开马厩的宫廷马车射击，一个车夫被打死在座位上。
埃内斯特·莫罗说：“我们在这里不采取任何行动并等着被杀，这真是太愚蠢了，我们还是到桥那头吧。”
在新桥，我们路过一群手持长矛、斧头和步枪的人。带头的人挥着一把军刀，穿着国王侍从的外套。他带着一名鼓手，穿的外套是刚在卢浮宫圣托马斯街被杀的车夫的外套。我们绕开法兰西学院和莫奈埃码头。
我和埃内斯特·莫罗到达皇家广场，发现广场上聚集了一群焦躁的人。这群人立即围着我们询问。我们费了不少周折才到达市政厅。广场上的人太密集，人数太多，导致我们没法讲话。我和区长、几个国民卫队军官和两个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学生一起登上市政厅的阳台。我举起手，人们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突然沉默。然后，我说：
“朋友们，你们在等消息。我告诉你们我们知道的消息—阿道夫·梯也尔不再是内阁大臣，托马斯·罗伯特·比若元帅也不再是总指挥 ，取代他们的是热拉尔将军和罗迪隆·巴罗 。上议院已经解散，路易·腓力一世退位了 ，奥尔良公爵夫人摄政。”
我继续说：
“罗迪隆·巴罗的名字是向全国人民做出的最广泛、最公开呼吁的保证，你们将拥有一个不折不扣的代议制政府。”
我的讲话获得了稀稀拉拉的掌声，但很显然，大多数人并不确定自己应该对局势采取什么态度，他们对时局并不满意。
我们重新回到市政厅大厅。
我对埃内斯特·莫罗说：“现在，我必须到巴士底广场去宣布这个消息。”
不过，埃内斯特·莫罗区长泄气了。
埃内斯特·莫罗伤心地说：“您很清楚，我们这么做毫无用处，人们不会接受摄政统治。您可以在这里宣布摄政消息，因为各地区的人们认识您、爱戴您，而在巴士底广场，您的听众都是近郊的革命人民，他们可能会伤害您。”
我说：“我一定得去，我答应过罗迪隆·巴罗。”
埃内斯特·莫罗区长继续说：“我换了顶帽子，不过，别忘了我早上戴的那顶帽子。”
“士兵和人民对峙，随时可能发生冲突。不过，现在，只有人民，他们是主人。”
“主人—满怀敌意的主人，小心啊！”
“无论如何，我已经答应了，我会遵守诺言。”
我对埃内斯特·莫罗区长说，他应该在市政厅。不过，几个国民卫队军官主动提出陪我一起去，其中包括护送过我的上尉—英勇的劳纳伊先生。我接受了他们的善意。我们排成一队，经过帕斯德拉穆勒街和博马舍大道朝巴士底广场走去。
途中，我们遇到一群情绪激昂的、急切的人，他们大部分是工人，许多人带着从兵营里夺取的步枪或士兵们交给自己的步枪。他们高唱吉伦特派的歌—《为祖国献身！》。无数人激烈地争论着，他们转过身看着我们并盘问我们：“有什么消息吗？发生了什么事？”然后，他们跟着我们。我听到人们带着不同情绪提到我的名字：“维克多·雨果，是维克多·雨果！”有几个人向我敬礼。我们到达七月柱时，人们围住了我们。为了让听众听见我说话，我爬上七月柱的底座。
我只重复躁动不安的听众能听到的话。我与其说是在演讲，不如说是在与他们对话，是一个人与十个、二十个、上百个带着敌意的人对话。
参与革命的工人阶级
我立即宣布路易·腓力一世退位的消息。接着，就像在皇家广场上的情况一样，所有人不约而同地为这个消息鼓掌。然而，有人喊道：“不！不是退位，是废黜！废黜！”毫无疑问，我会因解释忙得不可开交。
摄政的消息引起了强烈抗议：
“不！不！不要摄政！打倒波旁王朝！既不要国王，也不要女王！不要主人！”
我重复道：“没有主人！我和你们一样不想要他们，我一生都在捍卫自由。”
“那您为什么要宣告摄政呢？”
“因为摄政王不是当主人，此外，我无权宣告摄政，我只是通知这个消息。”
“不！不！不要摄政！”
一个穿着工装的男人喊道：“让法兰西贵族闭嘴，打倒法兰西贵族！”他把步枪对准了我。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提高声音以使听众安静：“是的，我是法兰西贵族。我作为法兰西贵族在这里说话，我发誓，我并不忠于君主，而是忠于君主立宪制，只要不成立其他政府，我的责任就是忠于这个政府，而且我一直认为人民会认可一个尽职尽责的人，无论这个人的职责是什么。”
“好吧，我不愿受女人管理，也不愿受男人支配。因为路易·腓力一世想统治管理，所以他的退位是必然的，也是公正的。不过，一个女人以孩子的名义统治国家，这难道不是保证国家管理不受任何个人思想控制的政府的方法吗？看看英格兰的维多利亚女王—”
几个人喊道：“我们是法兰西人，我们是法兰西人！不要摄政！”
“不要摄政吗？那要什么？什么都没有准备好，什么也没有！这意味着彻底改变、彻底毁灭、痛苦、内战，无论如何，一切都是未知的。”
只有一个人喊道：“共和国万岁！”
其他人没有回应。可怜的人民，他们不负责任，还盲目做事！他们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不过，他们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从那刻起，嘈杂、喊叫、威胁不绝于耳，我不再努力让别人听到我的声音。勇敢的劳纳伊说：“您已经做了自己想做的和自己答应要做的。现在，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撤退。”
人们为我们让出一条路。他们充满好奇，但没有恶意。不过，离我们二十步远的地方，用步枪威胁过我的人来到我们身边，并且用武器对准我喊道：“打倒法兰西贵族！”一个年轻的工人喊道：“不，尊敬这个伟人！”他迅速把对方的步枪按下。我挥了挥手，感谢这个陌生的朋友，然后继续往前走。
在市政厅，似乎一直很担心我们的埃内斯特·莫罗非常高兴地接待我们并亲切地表示祝贺。但我知道，即使人民的情绪已经被激起，人民也是正义的。我起到了不少作用，因此感到非常不安。
巴士底广场发生这些事时，波旁宫内发生了如下事情：
一个众人皆知、众人皆想的人出现了，他就是阿尔方斯·德·拉马丁。他的《吉伦特派史》第一次把革命思想传播给法兰西人。之前，他只是个优秀的人，但现在，他很受欢迎，可以说，巴黎掌握在他的手中。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
在混乱中，阿尔方斯·德·拉马丁可能有决定性的影响力，这就是当时波旁宫各个部门的想法。他们曾考虑过建立共和国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也草拟了建立临时政府的计划。不过，他们的计划没有把阿尔方斯·德·拉马丁考虑在内。1842年，就最后选择内穆尔公爵路易亲王摄政的问题进行讨论时，阿尔方斯·德·拉马丁曾热情地为奥尔良公爵夫人辩护。他现在也这样想吗？他想做什么？他会怎么做？这必须要查明。《国民报》总编辑阿尔芒·马拉斯特带着三个臭名昭著的共和党人走了。那三个人分别是巴斯蒂德、出版商皮埃尔·朱尔斯·埃策尔，以及在《玛丽昂·德·洛尔姆》中扮演迪迪埃的著名喜剧演员博卡热。他们去了国民议会会议室，找到了阿尔方斯·德·拉马丁，在一间办公室里和他会谈。
阿尔芒·马拉斯特等四人轮流发言，表达了自己的信念和希望。一想到阿尔方斯·德·拉马丁会支持自己立即建立共和国，他们就很高兴。然而，如果阿尔方斯·德·拉马丁认为有必要进行摄政过渡，他们会要求他至少帮自己得到正式保证—不会有任何倒退。他们怀着激动的心情等着阿尔方斯·德·拉马丁在这件大事上做出决定。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默默地听他们陈述理由，然后要求他们给自己几分钟进行思考。他坐在远离他们的一张桌子旁，手托着腮帮思考着。四个来访者一言不发地站着，恭敬地凝视着他。这是个庄严的时刻。博卡热对我说：“在历史的车轮面前，我们无能为力。”
最后，阿尔方斯·德·拉马丁抬起头说：“我反对摄政。”
十五分钟后，奥尔良公爵夫人带着两个儿子—巴黎伯爵腓力亲王和沙特尔公爵罗伯特亲王—来到国民议会。罗迪隆·巴罗没有和她一起来，内穆尔公爵路易亲王陪着她。
国民议会代表们拥戴奥尔良公爵夫人。不过，下议院已经被解散，还会有代表吗？
阿道夫·克雷米厄登上讲坛，直截了当地提议成立临时政府。被从内政部接来的罗迪隆·巴罗终于出面为摄政辩护。不过，他的辩护没有得到掌声，也没有影响力。突然，一群人与带着武器和旗帜的国民卫队成员闯进了下议院。奥尔良公爵夫人听从朋友们的建议，带着孩子们撤退了。
奥尔良公爵夫人
沙特尔公爵罗伯特亲王
随后，下议院被解散，取而代之的是革命大会。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大声谴责这群人。阿尔方斯·德·拉马丁在人们的期待和欢呼中来到现场。和承诺的一样，他反对摄政。
问题已经解决。大会提出临时政府的候选人名单，让人民来决定。用喊“是”或“否”的方式，大家依次选出成员。全票通过的是阿尔方斯·德·拉马丁、雅克-夏尔·杜邦·德·拉厄尔、艾蒂安·阿拉戈、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多数票当选的有阿道夫·克雷米厄、艾蒂安·约瑟夫·路易·加尼耶-帕热斯和马里。
新当选的部长们立即出发前往市政厅。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
在国民大会上，演讲者在任何演讲中都没提过“共和国”，甚至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也没有在演讲中提过。不过，现在，在外面，在街上，当选的人听到了这句话。人们到处叫着“共和国”。“共和国”口口相传，弥漫在巴黎的空气中。
在非常重要的日子里，七个当选的临时政府成员掌握着法兰西的命运。他们成了暴民的工具和玩物。这种情况不是人们决定的，也不是上天设定的，而是偶然产生的。在群众施压下，在令他们感到眼花缭乱的胜利的迷茫和恐惧中，临时政府成员没有时间思考正在做的事多么重要，颁布了成立共和国的命令。
因为人们的推挤，临时政府当选人员被冲散。等他们再次找到对方时，或者说躲在市政厅的一个房间里时，他们拿走半张纸，纸头上印有“塞纳郡郡长办公室”。克劳德-菲利贝尔·贝特洛·德·朗比托伯爵也许就在那天早上用那张纸的另一半给他称为“小资产阶级”的人写了封拉近关系的信。
在外面可怕的喊叫声中，阿尔方斯·德·拉马丁隐约听到下面这句话：
“临时政府宣布法兰西临时政府为共和制政府并立即呼吁全国人民认可临时政府和巴黎人民的决定。”
我手里拿着这张纸。这张纸刚盖过印戳，可以说，这一刻的狂热还在震颤着这张纸。纸上胡乱画了几个字，而且“appelée”被写成“appellée”。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写到第六行，就把纸交给了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大声朗诵：“临时政府宣布法兰西临时政府是共和制政府—”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评论道：“‘临时’出现了两次。”
其他人附和道：“对，是出现了两次。”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补充道：“至少要去掉一个。”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明白了这句话蕴藏的重大意义—这是场政治革命。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大声说：“但我们必须等法兰西人民的正式认可。如果巴黎市民认可，我同意可以不经过所有法兰西人的认可。”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说：“巴黎人民的认可。不过，谁知道现在法兰西人怎么想呢？”大家沉默了一会儿。人们的吵闹声听起来像大海的喃喃低语。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接着说：“人民想要的是立刻成立共和国，无须等待的共和国。”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说：“立即实行共和制吗？”他对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的解释有异议。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答道：“我们这些临时代表是临时的，但共和国不是临时的！”
阿道夫·克雷米厄从阿尔方斯·德·拉马丁手里夺走了笔，在第三行结尾处划掉“临时”并在旁边写上“实质性的”。
“实质性的政府？很好！”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轻轻耸了耸肩。
巴黎的印章在桌子上。自1830年起，这个印章的图案一直是在鸢尾点缀的天空下航行的“克雷利乌斯·阿斯特里斯”号驱逐舰，现在，印章上已经看不到这个图案了。印章只剩下一个圆圈，中间有“巴黎市”字样。阿道夫·克雷米厄拿着印章，匆匆在纸上盖章，结果把印章上的字盖颠倒了。
但临时政府成员没有签署这个草案，有人发现了他们。人们挤在他们躲藏的办公室门口喊着，命他们去市政厅会议厅。
在市政厅会议厅，他们听到人们大声地呼喊：“共和国！共和国万岁！宣告成立共和国！”阿尔方斯·德·拉马丁起初被喊叫声打断了，最后，用洪亮的声音平息了狂热的喊叫。
临时政府成员回到屋内继续开会并进行激烈讨论。激进的人希望在文件上写“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温和派则提议：“临时政府希望成立共和国。”双方就阿道夫·克雷米厄的提议达成共识。最后，文件中写的是：“临时政府‘赞成’建立共和国”，后面加了一句话：“即将征求人民的意见，据人民的认可情况而定。”
临时政府成员立刻向会议大厅和广场上的人们宣布了讨论结果。然而，人们除了愿意听“共和国”，别的什么也不听，听到“共和国”时，他们欢呼致敬。
共和国成立了，就像阿尔方斯·德·拉马丁后来的评论，已成定局。
1848年2月25日
1848年2月25日早上，巴黎第八行政区市政厅及周边非常平静。1848年2月24日，埃内斯特·莫罗批准采取维持秩序的措施似乎保证了该区的安全 。我原本可以离开皇家广场，和儿子维克多 一起去市中心。革命后，一个民族—巴黎人民组成的民族的躁动和焦虑，对我有种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当时，雨已经停了，虽然是阴天，但比较暖和。街上挤满了喧闹的、欢乐的人。人们继续以狂热的热情去加固已经修建好的街垒，甚至建新的街垒。他们的乐队旗帜在飘扬，鼓声隆隆，高喊“共和国万岁”！他们到处游行，唱着《马赛曲》和《为祖国献身！》。咖啡馆被挤得水泄不通，许多商店都关门了，就像在节假日一样。实际上，巴黎看上去像是在过节。
我沿码头走到新桥。在新桥贴的一份布告的底部，我看到阿尔方斯·德·拉马丁的名字。看到那里的人们后，我非常想见好朋友。因此，我和维克多一起转身回到市政厅。
和1848年2月24日一样，市政厅大楼前的广场上挤满了人，广场被挤得水泄不通，我们不可能走近前门入口处的台阶。在几次试图靠近台阶未果后，我要从人群中挤出来。这时，艺术家和金器商—我年轻朋友保罗·默里斯的兄弟弗朗索瓦-德西雷·夫劳门特-默里斯认出了我。他是国民卫队的少校，在市政厅前带着营队执勤。他命令式地喊道：“让路！为维克多·雨果让路！”接着，人墙分开了，我不知道这是如何做到的。
一进大门，弗朗索瓦-德西雷·夫劳门特-默里斯就领我们爬上台阶，穿过挤满人的走廊和房间。我们碰到一个人，他从一群人中走出来，站在我面前说：“公民维克多·雨果，高呼‘共和国万岁！’。”
我说：“我不会因服从命令呼喊什么，你明白自由是什么吗？对我来说，我是自由的践行者。我今天要高呼‘人民万岁！’。因为我喜欢这样做。我高呼‘共和国万岁！’只会是因为我想高呼。”
几个人低声说：“同意！他说得对。”
我们继续往前走。
绕了很多路后，弗朗索瓦-德西雷·夫劳门特-默里斯把我们领进一个小房间。他让我们待在那里，接着通知阿尔方斯·德·拉马丁我很想见他。
房间的玻璃门通往一个长廊，我看到我的朋友大卫·德昂热正从长廊走来。大卫·德昂热以前是共和党人，他满脸欢欣。我喊他过来，他惊呼道：“啊！我的朋友，多么美好的一天啊！”他告诉我临时政府已经任命我为第十一区区长。大卫·德昂热说：“我猜，临时政府派人为这件事去找您了。”我回答：“没有，临时政府没有派人找我，我是自己来的，只是为了和阿尔方斯·德·拉马丁握个手，见个面。”
大卫·德昂热
弗朗索瓦-德西雷·夫劳门特-默里斯回来了，他说阿尔方斯·德·拉马丁正等着我。我把维克多留在房间里，告诉他在那里等我回来，然后跟着热心的向导穿过走廊。走廊通向一个挤满人的前厅。
弗朗索瓦-德西雷·夫劳门特-默里斯解释说：“他们都是找工作的！”临时政府成员正在隔壁房间开会。门口由国民卫队的两名全副武装的精锐守卫，他们对人们的恳求和威胁置若罔闻，我不得不强行穿过人群。一个士兵看着我，把门打开一条缝以便让我进去。人们立即冲过去，试图推开哨兵，然而，在弗朗索瓦-德西雷·夫劳门特-默里斯的帮助下，哨兵迫使人们退后，关上了我身后的门。
我来到一个宽敞的大厅。大厅在市政厅大楼的一角，两边都是透光的长窗。我本想单独找阿尔方斯·德·拉尔马丁，不过，他和三四个临时政府的同事在房间里。他们和朋友或聊天，或写作。他的同事有艾蒂安·阿拉戈、马里和阿尔芒·马拉斯特。我进来时，阿尔方斯·德·拉马丁起身。他穿着一件紧身上衣，像往常一样扣着所有扣子，肩上斜挎着宽大的三色肩带。他迎上来，伸出手，惊呼道：“啊！您到我们这里来了！维克多·雨果是共和国强有力的新成员。”
我笑着说：“不要那么着急，我的朋友，我只是来见见朋友阿尔方斯·德·拉马丁。也许您不知道，昨天您在下议院上反对摄政时，我正在巴士底广场为摄政辩护。”
“没关系，那是昨天。不过，今天呢？现在既没有摄政，也没有王权，维克多·雨果内心不可能不拥护共和政体。”
“原则上讲，我内心深处拥护共和政体。在我看来，共和政体是唯一合理的政府组建形式，是唯一值得各国效仿的政府。在制度进步的自然进程中，不可避免，全世界都将采取共和制。但共和国时代的钟声已经在法兰西敲响了吗？我希望共和国是持久的和最完整可靠的。您打算征求这个国家人民的意见，是不是？—争取全国人民的意见？”
“所有法兰西人，当然是全国公民，我们临时政府完全支持普选。”
这时，艾蒂安·阿拉戈和阿尔芒·马拉斯特朝我们走过来，阿尔芒·马拉斯特手里拿着一张折起来的纸。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说：“我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今天早上我们选您当你所在区的区长吗？”
阿尔芒·马拉斯特说：“这是大家共同签署的文件。”
我说：“很感谢你们，不过，我不能接受这个职位。”
艾蒂安·阿拉戈接着说：“为什么？这些都是非政治性的，纯粹是公益服务。”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补充说：“我们刚得知拉福尔斯监狱的叛乱未遂，您做得很好。您没有进行镇压，而是在叛乱发生前就阻止了它。在您的区内，人们爱戴您，尊重您。”
我回答：“我的威信完全是道义上的，但要成为官方的正式成员，我的威信就会失去意义。此外，我决不会赶走埃内斯特·莫罗。在暴乱中，他始终忠心且勇敢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和艾蒂安·阿拉戈坚持说：“不要拒绝我们给您的名誉。”
我说：“那好吧，为了大家的亲笔签名，我会接受，但我只把文件好好保存起来。”
阿尔芒·马拉斯特笑着说：“好的，留下吧。这样一来，您就可以说，自己昨天还是贵族，今天就成了区长。”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把我带到一个窗壁凹处。
“我希望您担任的不是区长，而是部长。维克多·雨果—共和国的教育部部长！来吧，既然您说自己是共和党人！”
“我大体上是共和党人，但实际上，昨天我是法兰西的贵族，支持摄政并认为建立共和国为时过早。今天我也应支持摄政。”
“国家高于王朝，我也一直是个保王党人。”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继续说：“是的，但您是国民大会代表，由全国人民选出。我是个贵族，由国王任命。”
“国王在选择您时，是根据宪法条款规定，从贵族选出的人中选择您。这是为尊重贵族，也是为自己增光添彩。”
我说：“谢谢您，不过，您站在局外看局势，而我用心考虑局势。”
广场上突然传来猛烈的射击声，并且持续了很长时间。我们的谈话被打断了，一颗子弹打碎了我们头顶的窗玻璃。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忧心忡忡地惊呼：“出什么事了？”
阿尔芒·马拉斯特和马里出去看发生了什么。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接着说：“啊！我的朋友，这场革命的力量多大啊！一个人必须在自己的良心和历史面前承担突如其来的重任！我不知道自己在过去十天是怎么熬过来的。昨天，我只有几根白发，但到明天，我的头发会全部变白。”
我说：“是的，但您有才能，您在光荣地履行自己的责任。”
几分钟后，阿尔芒·马拉斯特回来了。
他说：“枪声并非针对我们，不过，他们无法解释这场暴乱是如何发生的。发生了武装冲突，有人开了枪，这是为什么？这是误会吗？是社会主义者和共和党人的争端吗？没人知道。”
“有人受伤吗？”
“嗯，还有人身亡。”
接着，大家沉默了。我站起身，问道：“您会采取一些措施吗？”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回答：“什么措施？今天早上，我们决定颁布措施：组织公民国民卫队—每个法兰西人既是士兵也是选民。不过，我们缺少时间。”他指着外面广场上波涛般攒动的人头说：“看，像大海一样不计其数的选民！”
一个戴围裙的男孩走进来，低声跟他说了些什么。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说：“啊！很好！我的午餐备好了。您愿意和我共进午餐吗？”
“谢谢，我已经吃过了。”
“我还没有吃呢。我快饿死了，至少来看看我吃的什么，然后我就放您走。”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把我带到一个朝内庭院子的房间里。一个年轻人正坐在一张桌子旁写东西，他面色温和，正打算离开。他是路易·勃朗派到临时政府工作的年轻职员。
路易·勃朗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说：“不用离开，阿尔贝。我和维克多·雨果没有什么私密的事要谈。”
我和阿尔贝相互问候。
小侍者把阿尔方斯·德·拉马丁带到一张桌子前。桌子上放着一个陶盘，盘子里有一些烤羊排，还有一些面包、一瓶酒和一个酒杯。这都是从附近一家葡萄酒店买来的。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大声说：“不错，你拿一副刀叉好吗？”
男孩回答：“我原以为这里有刀叉。我把午餐带来已经够麻烦了，如果必须得去拿刀叉的话—”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说：“嗨！还是凑合一下吧！”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掰开面包，拿起一块羊骨头，用牙齿撕肉。他撕碎羊肉后，把骨头扔进壁炉里。他就这样吃了三块羊排，喝了两杯酒。他说：“您不会说我是原始就餐方式吧！但比起昨晚我们吃的饭，这顿好多了。昨晚，我们只有面包和奶酪，而且用同一个有裂口的糖盅喝水。但这好像没有阻止报纸在今天早晨谴责临时政府成员豪饮狂吃！”
我在维克多应该等我的房间里找不到他，我想他定是等得不耐烦独自回家了。
我往格里夫广场走去时，发现那里的人们依然紧张不安。他们对一小时前发生的莫名其妙的冲突感到惊慌失措，一个伤员刚逝世，他的尸体从我身边被抬过去。他们说这是第五具尸体，和之前抬走的尸体一样，这具尸体被送到圣约翰堂。据说，在圣约翰堂，前一天的死者已经达到一百多人。
回到皇家广场前，我转了一圈借以参观警卫室。在米尼姆兵营外，一个十五岁左右的男孩佩着前线士兵的步枪，正自豪地站岗。我好像在早上或昨天就在这里见过他。
我说：“怎么回事！你又在执勤吗？”
“不，不是‘又’，我还没换岗呢。”
“怎么能这样！你在这里多久了？”
“近十七个小时！”
“什么！你没睡过吗？你没吃过饭吗？”
“不，我吃过了。”
“敢情你去拿吃的了吗？”
“不，我没有去，因为哨兵不离岗哨！今天早上，我喊对面商店里的人，说我饿了，他们给我带来些面包。”
我赶紧让他换了岗。
我一到皇家广场就询问维克多的下落。维克多还没有回来，我吓得浑身发抖。不知道为什么，被送到圣约翰堂的死者的样子一直在我脑海里浮现。要是我的维克多卷入血腥的聚众闹事怎么办？我找了个借口再次出去。奥古斯特·瓦克里在广场上，我悄悄地告诉他，我非常担心，因此，他主动提出陪我一起出去。
奥古斯特·瓦克里
我们先去弗朗索瓦-德西雷·夫劳门特-默里斯那里。他住在罗堡街，紧挨着市政厅。我请他帮忙让我进入圣约翰堂。起初，弗朗索瓦-德西雷·夫劳门特-默里斯想劝我不要去看那可怕的景象。他前一天已经看过，现在还感到恐惧。我想他的劝阻不是好兆头，他可能想对我隐瞒什么。因此，我坚持要去圣约翰堂。于是，我们进入了圣约翰堂。
在巨大的圣约翰堂里，摆成长列的行军床上安置着尸体。这个地方已经变成一个巨大的停尸房。大部分尸体已经无法辨认。我看到一个年轻且身材单薄，有着一头栗色头发的死者时，不由地紧紧抓住那份骇人的死亡报告并吓得浑身发抖。的确，这个可怜的、血迹斑斑的死者的样子真是太可怕了！但我无法描述它，我看到的每个尸体都不是我的孩子。最终，我看完所有的尸体后松了一口气。
我从令人悲伤的地方出来时，看见了维克多正活蹦乱跳地朝我跑来。原来，他听到枪声时，离开了等我的房间。他因为没法回到那个房间，所以就去看望一个朋友了。
第2节
驱逐和逃亡
1848年5月3日
实际上，1848年2月24日，迪卡泽斯和格拉克斯堡的公爵埃利-路易和公爵夫人是从卢森堡被驱逐的。那么，是谁驱逐他们呢？正是宫内的人们—由全民投票任命的全部上议院议员。在卢森堡，有谣言说上议院会在夜间采取某种反革命行动，发表公告等。整个圣雅克近郊都准备向卢森堡进军，因此，巨大的恐怖笼罩着圣雅克近郊。上议院议员们对迪卡泽斯和格拉克斯堡的公爵埃利-路易和公爵夫人先是央求，再是施压，然后强迫。最终，迪卡泽斯和格拉克斯堡的公爵埃利-路易和公爵夫人离开了宫殿。
迪卡泽斯和格拉克斯堡的公爵埃利-路易和夫人说：“我们明天动身。我们不知道该去哪里，让我们在这里过夜吧。”
迪卡泽斯和格拉克斯堡的公爵埃利-路易和夫人被驱除了。
迪卡泽斯和格拉克斯堡的公爵埃利-路易和夫人在一个家庭旅馆过夜。第二天，他们在维诺尼尔街九号安顿下来。
埃利-路易病得很厉害，他在一个星期前刚动了手术。他的夫人勇敢乐观地忍受着一切。这是女人在男人因愚蠢招致的令人难堪的局面中常常表现出的性格特点。
大臣们都逃走了，但费了很大周折，尤其是迪沙特。在逃走时，他吓得要命。
1848年2月24日，弗朗索瓦·基佐退出卡普辛官邸，在内政部安置下来。他和迪沙特像一家人一样住在那里。
1848年2月24日，迪沙特和弗朗索瓦·基佐正坐着吃午饭。这时，一个门房满脸惊恐地冲进来。一队暴徒的领导者正从勃艮第大道出发，一路游行到内政部。两个部长立即离开餐桌，设法穿过花园逃走。他们的家人—迪沙特的年轻妻子和弗朗索瓦·基佐的老母亲与孩子们—跟在身后。
在逃跑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是弗朗索瓦·基佐的午餐成为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的晚餐。这已经不是共和国成员第一次吃王室要员的饭菜了。
同时，弗朗索瓦·基佐等逃亡者已经来到柏歇斯街。弗朗索瓦·基佐走在前头，迪沙特的夫人挽着他的胳膊。弗朗索瓦·基佐的大衣扣得很严实，帽子像往常一样卡在后脑勺上，他很容易被人认出。在希勒林-贝尔坦路上，迪沙特的夫人注意到一些穿着工装的男人以奇怪的眼神注视着弗朗索瓦·基佐。因此，她把弗朗索瓦·基佐带到一个门道里，碰巧她认识守门人。他们把弗朗索瓦·基佐藏在五层的一个空房间里。
在那里，弗朗索瓦·基佐待了一天，但他不能一直待在那里。他的一个朋友记得有个书商非常敬仰他。在过去的安定日子里，书商常说自己将忠诚于他，而且愿意为被自己称为“伟人”的人献出生命。书商希望能有机会这样做。弗朗索瓦·基佐的朋友拜访书商并提醒书商他说过的话，还告诉书商奉献的机会已经来临。
勇敢的书商没有让弗朗索瓦·基佐失望，他把房子交由弗朗索瓦·基佐安排。在书商家里，弗朗索瓦·基佐待了整整十天。最后，弗朗索瓦·基佐离开时，北方铁路公司一列火车车厢里一个隔间的八个座位都被租用。弗朗索瓦·基佐趁夜色向车站走去。帮助他逃跑的七个人和他一起进入车厢。他们先到达里尔 ，然后抵达奥斯坦德。从奥斯坦德，弗朗索瓦·基佐先生渡过英吉利海峡前往英格兰。
迪沙特的逃亡过程更复杂。
迪沙特设法弄到一个共和国驻外使者的护照。他染了眉毛，戴上蓝色眼镜。乔装打扮后，他乘一辆驿站马车离开巴黎，逃过了镇上国民卫队的两次阻拦。迪沙特大胆地宣称，自己将以共和国的名义追究拖延自己出使的人的责任。“共和国”起到了作用，国民卫队放过了他，“共和国”拯救了迪沙特。
就这样，迪沙特到达一个海港—可能是布伦港。他一直认为自己正被紧追不舍，一路上感到非常紧张。一艘海峡渡船正开往英格兰。当晚，迪沙特登上了这艘船。迪沙特正安顿下来准备出发时，得知渡船当晚不出航。他认为自己被发现了，感到惊慌失措。事实上，这艘渡船被英格兰领事扣留了，很可能是为了协助路易·腓力一世逃亡。迪沙特重新上岸，在忠于自己的一个女画家的画室里待了一天一夜。
路易·腓力一世逃离巴黎
后来，迪沙特登上另一艘渡船。他立刻走下甲板，尽可能藏起来，等船出航。迪沙特几乎不敢呼吸，担心随时被认出并被抓捕。最后，渡船起航了。
然而，桨轮刚开始转动，就听到码头上和小船上有人喊“停船！停船！”，桨轮停止转动。这次，可怜的迪沙特认为自己完蛋了，其实这场骚乱是由一名国民卫队军官引起的。他告别朋友时，在甲板上逗留了太久，也不想违背自己的意愿被带到英格兰。当国民卫队军官发现船已经起锚时，便大喊“停船！”，他在码头上的家人也跟着喊起来。船停了，军官被送回岸上，船终于出发了。
这就是迪沙特离开法兰西到达英格兰的经过。
第3节
流亡期间的路易·腓力一世
1848年5月3日
生活在英格兰的奥尔良一家真的很穷。他们家有二十二个人要吃饭，食物常常是清汤寡水，这丝毫没有夸张。他们的生活费只有四万法郎左右，收入包括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的玛利亚·阿玛莉亚每年从那不勒斯的献贡—二万四千法郎和路易·腓力一世已经忘记的几笔共计三十四万法郎存款的利息。1844年10月，路易·腓力一世与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德·奥尔良最后一次凯旋时，在伦敦的一个银行存了五十万法郎。关于这笔钱，路易·腓力一世只花了十六万法郎。路易·腓力一世到达伦敦时，发现仍有五十万法郎由他支配。他感到非常惊讶，也很欣慰。
让·瓦图和路易·腓力一世一家在一起。路易·腓力一世全家有三个仆人，只有一个仆人从杜伊勒里宫陪着他们一路到英格兰。在艰难的处境下，他们要求巴黎归还在法兰西的、属于他们的财产，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了。尽管他们一再要求，但没有得到财产，原因有很多。临时政府的解释之一是王室专款的债务达到三千万法郎。各种关于路易·腓力一世的奇怪想法成了人们的笑料。路易·腓力一世可能贪心，不过，他并不吝啬。路易·腓力一世是最挥霍无度、最奢侈浪费、最不细心的人，他在各处都有借钱、赊账和欠账。路易·腓力一世欠了一个橱柜制造商七十万法郎，还因买黄油欠了蔬果园经营者七万法郎。
因此，路易·腓力一世王室财产上的封条一张也无法揭掉，所有东西都被扣押用来保护债权人。这些东西甚至包括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德·奥尔良和王妃的私人财产、年金、钻石等，以及属于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十九万八千法郎。
王室成员只能索回自己的衣服和个人物品，或者更确切地说，能找到的只有这些东西。杜伊勒里宫的露天剧场里摆了三张长桌子，桌子上摆着二月革命的革命党人转交给杜伊勒里宫管家杜兰·圣-阿芒先生的所有东西。这些东西乱七八糟地堆在一起，包括宫廷服装、污损的在泥泞中拖过的荣誉军团的绶带、外交方面的荣誉之星、宝剑、钻石王冠、珍珠项链和金羊毛骑士勋章等。亲王们的法定代理人、随从或文书，拿走了自己认识的东西。总体来看，王室几乎没有要回什么东西。内穆尔公爵路易亲王只要一些亚麻织品，尤其是厚底鞋。
茹安维尔亲王弗朗索瓦·德·奥尔良见到蒙庞西耶公爵安托万时，向他打招呼：“啊！你在这里，先生。你没有被杀。你运气真差！”
去英格兰的海景画家西奥多·居丹拜见了路易·腓力一世。路易·腓力一世非常沮丧，对西奥多·居丹说：“我不明白，巴黎发生了什么？我根本不明白巴黎人是怎么想的？总有一天他们会认识到我没做错一件事。”他确实不是做错了一件事，而是做错了所有事！
事实上，路易·腓力一世乐观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他相信自己比路易十四更像国王，比拿破仑·波拿巴更具皇帝才能。1848年5月22日，路易·腓力一世兴高采烈，仍然只忙自己的事，但他忙的都是些最微不足道的事。1848年5月22日14时，有人开枪。当时，路易·腓力一世正与律师和业务代理人—德·杰兰特、斯克里布和德诺尔芒迪开会，协商如何处理好阿代拉伊德·德·奥尔良的遗嘱。1848年5月23日13时，当国民卫队宣布反对政府，即意味着革命时，路易·腓力一世派人去找路易·埃尔桑为自己画画像。
查理十世的画像像一只山猫。
路易·埃尔桑
然而，令人敬佩的是，路易·腓力一世在英格兰的困境中表现得很坚强。英格兰贵族勇敢地出面相助，有八个或者十个富有的贵族写信给路易·腓力一世，向他提供城堡和钱。路易·腓力一世回答：“我只接受并保存你们的信。”
奥尔良公爵夫人的处境也很艰难。她与奥尔良家族关系不好，与梅克伦堡家族关系也不好。一方面，奥尔良公爵夫人收不到什么；另一方面，她也不指望得到什么。
1848年5月，写上述内容时，杜伊勒里宫已经修好了。1848年5月3日清晨，阿道夫-西蒙尼·昂皮对我说：“他们打算把宫殿收拾干净，这样被损坏的部分就不那么明显了。”然而，讷伊宫和巴黎皇家宫殿已经遭到破坏。顺便提一下，巴黎皇家宫殿的美术馆馆藏被彻底破坏，只有一幅画—腓力·埃加利特 的画像—完好无损。这幅画得以保存是暴乱分子以示尊重，还是一种偶然的讽刺？当时，国民卫队的成员剪没有完全被火烧毁的、自己喜欢的画布取乐。现在，他们仍这样取乐。
腓力·埃加利特
第4节
热罗姆一世
1848年3月的一天早晨，一个中等身材，六十五六岁的男子走进我的客厅。他身穿黑色衣服，纽扣孔里系着红蓝丝带，穿着黑漆皮靴子，戴着白色手套。他就是原威斯特伐利亚国王热罗姆一世 。
热罗姆一世
热罗姆一世的声音很温柔，微笑中带着胆怯，但很迷人。他的直发已经变灰，从侧面看有点像拿破仑·波拿巴。
热罗姆一世来感谢我，他被允许返回法兰西。他把这件事归功于我，恳求我让临时政府任命他为荣军院院长。热罗姆一世告诉我，前一天，阿道夫·克雷米厄—临时政府成员—对他说：“如果维克多·雨果要求阿尔方斯·德·拉马丁那样做，就没有问题。以前，一切都取决于两个君主的会谈。现在，一切都取决于两个诗人的会谈。”
我微笑着回答热罗姆一世：“您告诉阿道夫·克雷米厄，他才是那个诗人。”
1848年11月，热罗姆一世住在阿尔格大街三号二楼。这是个配有红木家具和羊毛丝绒装潢的小公寓。
小公寓客厅的墙纸是灰色的，房间里点着两盏灯，摆着法兰西第一帝国风格的大钟表，还有两幅不太像是真迹的画，尽管其中一幅画框上写着“提香”，另一幅画框上写着“伦勃朗”。壁炉台上有个拿破仑·波拿巴的半身铜像，这是法兰西第一帝国留给我们的常见半身像之一。
拿破仑·波拿巴在皇宫留给热罗姆一世的只有自己用过的银器和餐具，上面装饰着雕刻精美的镀金皇冠。
热罗姆一世只有六十四岁，看起来不像那个年龄的人。他双眼炯炯有神，笑容慈祥迷人，双手小而匀称。他习惯穿黑色衣服，纽扣孔上戴着一条金链，上面挂着三个十字架：荣誉军团勋章、铁皇冠，还有他模仿铁皇冠创建的威斯特伐利亚勋章。
热罗姆一世善于交谈，说话时一直很优雅，诙谐机智。他回忆拿破仑·波拿巴时满怀尊敬和热爱。虽然可以说他有点虚荣，但我更倾向说他是骄傲和自豪。
此外，热罗姆一世毫无怨言地接受了因自己不再是国王、不再被禁锢，也不是公民的奇怪地位带给他的各种限制。每个人都随意称呼热罗姆一世，路易·腓力一世叫他“殿下”，亨利·乔治·布莱·德·拉·莫瑞称他“陛下”，亚历山大·大仲马称他“大人”，我称他为“王子”，我妻子称他为“先生”。他的名片上写着“波拿巴将军”。如果换作是我，我能理解他的感受—要么是国王，要么什么都不是。
亨利·乔治·布莱·德·拉·莫瑞
亚历山大·大仲马
热罗姆一世在流亡途中被召回到巴黎的第二天晚上，没有等到自己的秘书。他感到无聊、孤独，就出去了。那是1847年夏末，当时，他住在玛蒂尔德·波拿巴·德米多夫公主的家里。那里离香榭丽舍宫不远。
热罗姆一世穿过协和广场，环顾四周，望着那些雕像、方尖碑和喷泉。对这个多年来不曾见过巴黎的流亡者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他沿杜伊勒里码头继续往前走，我不知道他产生了怎样的幻想。他到了弗洛尔殿，走进大门，向左拐，开始走上宫门下的一段台阶。他走了两三步，突然感到自己的手臂被紧紧抓住，原来是追着他跑来的看门人。
玛蒂尔德·波拿巴·德米多夫公主
弗洛尔殿
“喂！先生，先生！你要去哪里？”
热罗姆一世震惊地看着他，回答：“呦，当然是去我的住处！”
然而，热罗姆一世话刚出口，就从梦游中醒来，往昔让他魂迷魄荡。在讲到这件事时，他对我说：“我羞愧地走开并向看门的人道歉。”
第5节
1848年6月的几天
随笔
1848年6月的暴乱从一开始就很奇怪 。暴乱发生得很突然，简直骇人听闻，让社会感到不安。
1848年6月23日清晨，圣丹尼门建成第一道街垒。街垒随即遭到攻击，国民卫队成员坚定地向街垒走来。第一军团和第二军团协同作战进行进攻。进攻者经林荫大道到街垒，进入射程范围时，从街垒后面射出子弹，场面很可怕。国民卫队随即损失了一部分兵力。进攻者非但没有被吓住，反倒更恼火，向街垒发动进攻。
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个女人出现在街垒上。她是个年轻、俊俏的女人，她头发凌乱，非常可怕。她曾是名妓女。她把衣服撩到腰间，用妓院的可怕语言对进攻者们尖叫：“胆小鬼！开火啊！只要你敢开火，就对着一个女人的肚子开火吧！”这时，局势发展到骇人地步。国民卫队成员毫不犹豫。这个可怜的女子被子弹打倒。她尖叫着从街垒上摔了下来。围攻者和被围攻者顿时陷入可怕的沉默。
突然，另一个女人出现了。她更年轻，更漂亮，几乎还没有成年，仅十七岁。哦！太可惜了！她也是个妓女。她像那个女人一样，撩起裙子，露出腹部，尖叫着：“开火吧，强盗们！”国民卫队成员再次开枪。她全身中弹，倒在前一个妓女的尸体上。
战争拉开了序幕。
再没有比这更令人感到恐惧，令人伤心的事了。在卑鄙的英勇行为中，一切弱点瞬间迸发出来。文明受到愤世嫉俗者的攻击并用野蛮的方式自卫，这真的非常可怕。一方面是人民的绝望，另一方面是社会的绝望。
1848年6月24日4时，我作为人民代表，躲在由军队保卫的波多耶广场的街垒里。
波多耶广场的街垒很低，另一段街垒又窄又高，在街道上保护这段街垒。太阳照亮了烟囱顶。在我们面前蜿蜒延伸的是危机四伏的圣安托万路。
士兵们待在三英尺多高的街垒上，他们的步枪架在突出的铺路石间，就像放在架子上一样。子弹不时地在他们头顶呼啸而过，打在我们周围房子的墙壁上，石头和墙灰纷纷落下。在街道拐角，有时会出现一件工装，有时会出现一顶帽子。士兵们只要看到，就立即瞄准开火。他们击中目标时，鼓掌喊道：“好！瞄得真准！棒极了！”
士兵们开心地笑着聊天。每隔一段时间，就传来一阵咔嗒咔嗒和子弹呼啸而过的声音。接着，一阵弹雨从屋顶和窗户发射到街垒上。一个蓄着灰色胡须的身强力壮的上尉站在街垒中央，半个身子露在街垒外，像靶子一样，子弹在他周围乱飞。不过，上尉岿然不动，非常镇静地对部下说：
“瞧，孩子们，他们在开火。卧倒！当心，拉里波德，你的头露出来了，再装子弹！”
突然，一个女子拐过街角，从容不迫地往街垒走来。士兵们咒骂着，朝她喊着并让她走开：
“啊！这个泼妇！请你走开，否则就—快点！该死！她要来侦察。她是个间谍！打倒她！打掉告密者！”
上尉制止了士兵们：
“不要开枪！她是个女子。”
那个看上去确实在观察我们的女子走了二十步左右后，进了一扇低矮的门。她一进去，门就关上了。
这个女子躲过了一劫。
1848年6月24日11时，我从波多耶广场的街垒返回，坐在我在下议院开会时常坐的地方。一个我不认识的代表—后来我了解到他住在图尼尔街—工程师贝莱坐在我旁边，说：“维克多·雨果先生，皇家广场被烧毁了。他们放火烧了您的房子。叛乱分子通过在古埃梅涅胡同里的小门到您家。”
我询问道：“我的家人情况如何？”
“他们都很安全。”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刚从那里来。因为没人认识我，所以我能越过路障一路来到这里。您的家人先是躲进了市政厅。当时，我也在那里。看到危险过去，我建议您的夫人躲到其他地方。她和孩子们躲在一个叫马尔蒂尼翁的烟囱清洁工的家里。马尔蒂尼翁的家就在您家附近，在连拱廊下面。”
我认识值得信赖的马尔蒂尼翁一家。这样一来，我就放心了。
我问：“那暴乱情况如何？”
贝莱回答：“这是场革命！现在，叛乱分子控制了巴黎。”
我离开贝莱，匆匆穿过隔开我们举行会议的大厅和执行委员会占用的办公室的几个房间，去执行委员会办公室。
执行委员会办公室是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小客厅，与两个更小的房间相连。办公室里挤满了喧闹的军官和国民卫队成员，他们没有试图阻止任何人进去。
我推开执行委员会办公室的门。满脸通红的勒德吕·罗兰斜坐在桌子上。面色苍白的戛涅·帕热斯坐在勒德吕·罗兰对面，斜躺在一把扶手椅上。他们二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戛涅·帕热斯瘦弱，头发浓密；勒德吕·罗兰则强壮，头发很短。两三个上校—其中有代表沙尔拉的上校—在一个角落里谈话。我只模糊地记得其中有艾蒂安·阿拉戈，不记得马里是否在场。当时，阳光明媚。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站在左边窗台边，正和一个身着全套制服的将军谈话。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那个将军，他是弗朗索瓦·内格里耶。1848年6月24日晚，弗朗索瓦·内格里耶在一堵街垒前被杀。
我匆忙走向阿尔方斯·德·拉马丁。他朝我走来，面色苍白，情绪激动，胡须很长，衣服上满是尘土。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伸手向我打招呼：“啊！早上好，雨果！”
这是我们的谈话。迄今为止，我对每个字都记忆犹新：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局势如何？”
“我们完了！”
“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十五分钟后，国民大会会议厅将被占领。”
当时，一队暴乱分子正沿里尔街走去，骑兵及时出击并驱散了他们。
“胡说！军队呢？”
“没有军队！”
“但您在周三说过，而且昨天重申，说自己可以调遣六万兵力。”
“我原以为可以调遣六万兵力。”
“好吧。不过，您不能放弃。这不仅关系到你们的处境，也关系到国民大会，还关系到法兰西，更关系到整个文明。为什么您昨天不下令把离这里四十里格的城镇守备军调到巴黎？这样一来，您立刻就有三万兵力可供调遣。”
“我们下令了—”
“结果呢？”
“部队还没有来！”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拉住我的手说：
“我不是战争部部长！”
这时，几个代表闹哄哄地走进来。国民大会刚投票表决戒严。他们简单告诉勒德吕·罗兰和戛涅·帕热斯关于戒严的决议。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侧过身对他们低声说：
“戒严状态！戒严状态！好吧，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的话，那就宣布吧。我没什么可说的！”
他跌坐在椅子上，重复着：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既不同意，也不反对。你们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弗朗索瓦·内格里耶将军向我走来。
他说：“维克多·雨果先生，我来使你安心，我得到了皇家广场的消息。”
“情况怎么样？将军。”
“您的家人平安无事。”
“谢谢！我刚得到了消息。”
“不过，您的房子被烧了。”
我说：“那有什么要紧呢？”
弗朗索瓦·内格里耶激动地拉住我的胳膊说：
“我理解您，让我们只考虑一件事，让我们拯救这个国家！”
我正要离开时，阿尔方斯·德·拉马丁从一群人中抽身并朝我走来。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说：“再见！但不要忘记，不要过于仓促地评判我。我不是战争部部长。”
1848年6月23日17时，暴乱正在扩张时，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采取了几项防护措施后，对阿尔方斯·德·拉马丁说：
“今天就到这里吧！”
阿尔方斯·德·拉马丁叫道：“什么！离天黑还有四个小时呢！暴乱会利用四个小时扩张，而我们失去了四个小时！”
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没有任何反应，只说：
“今天就到这里！”
1848年6月24日15时左右，在千钧一发时，一个人民代表风风火火地来到位于巴黎歌剧院后面的肖夏街的第二区市政厅。有人认出来他是弗雷德里克·德·拉格朗日。
国民卫队员瞬间围住弗雷德里克·德·拉格朗日，他们气势汹汹地责问：
“你就是弗雷德里克·德·拉格朗日！你就是开枪的人 ！你来这里干什么？你个胆小鬼！你到街垒后面去，那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的朋友们在那里，你不要和我们待一起！他们会承认你是他们的首脑，快去！毕竟他们都很勇敢！他们在为你的愚蠢付出血的代价，你却害怕了！你要履行自己的职责，至少要尽职！走开！滚蛋！”
弗雷德里克·德·拉格朗日想要解释，但喊声淹没了他的声音。
这就是这些疯子对待弗雷德里克·德·拉格朗日，这个诚实的人的方式。不过，他在为人民而战后，希望冒生命危险为社会而战。
1848年6月25日
叛乱分子在整条博马舍大道的新房子顶部开枪射击。有几个人早就埋伏在加利奥特对面正在建造的大房子里了。他们在窗户上粘了假人—一捆捆穿着工装，戴着帽子的稻草人。
我清楚地看到一个人躲在面朝白菜桥街房子四楼阳台角落的一堆砖头后，他瞄得很准，杀了很多人。
1848年6月25日15时，部队和机动部队在圣殿大道 屋顶上射击以反攻暴乱者。一门大炮刚在蒙帕纳斯喜剧剧院前摆好，用来炸掉加利奥特的房子，扫除整个林荫大道的暴乱者。
我想，如果可能的话，我应该努力制止流血事件的发生。因此，我走向昂古莱姆路拐角。当我到白菜桥街附近的小炮塔时，迎接我的是一阵射击。子弹啪啪地落在我身后的炮塔上，翻起了遮盖炮塔的戏单海报。我拆下一长条作纪念。我拆下的那张海报上宣传的是周日在弗洛城堡举行的一场挂着“千盏灯”的灯会。
巴黎街头的死难者
四个月来，我们一直生活在熔炉中，经历着严峻的考验。令我欣慰的是，熔炉的烈火会锻造出未来的雕像，熔炉是熔化坚硬青铜的最佳办法。
第6节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
1848年7月5日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离世，19世纪辉煌的一幕已经逝去。
据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估计，1848年，他七十九岁。据他的老朋友爱德华·贝尔坦的计算，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已经八十岁。爱德华·贝尔坦说，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有一个缺点，他坚持说自己不是1768年出生的，而是1769年出生的，因为拿破仑·波拿巴出生于1769年。
爱德华·贝尔坦
1848年7月4日8时，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去世。五六个月以来，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一直处于瘫痪状态，他的智力因此被毁。五天来，因为肺部发炎，他的生命之火熄灭了。
让-雅克·安培在法兰西学术院宣布了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辞世的消息。法兰西学术院决定休会。
国民议会正提名接替1848年6月被杀的弗朗索瓦·内格里耶将军的人选。我离开并去了巴克街一百一十号，这是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的住处。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的侄女婿德·普雷耶接待了我。我走进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的房间。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躺在床上。那是一张小铁床架，周围挂着白色的布帘，上面挂着一圈有点奇怪的铁质窗帘环。他的脸完全露在外面，眉毛、鼻子、闭着的眼睛都显出一种高贵气质。他的一生一直如此，死亡的庄严使他的高贵气质更甚。一块细布手绢遮住了他的嘴巴和下巴，他头上戴着一顶白棉布睡帽，露出鬓角的白发，一条白色领巾围到他耳根，在白色的映衬下，他黄褐色的脸显得更严肃了。他在被单下的瘦长干瘪的胸膛和纤细的腿清晰可见。
面朝花园的百叶窗已经被关上，一点光通过客厅半开的门透进来。床边的桌角上燃烧的四只细蜡烛照着房间和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的脸。桌上有一个银十字架、一个装满圣水的花瓶和一个洒水器，旁边有个牧师在为他祈祷。
在牧师身后，一个棕色的大屏风遮住了壁炉。壁炉上方的玻璃、几张礼拜堂和主教座堂的版画清晰可见。
在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的脚边，床顶着房间的墙，墙角放着两个叠放的木箱子。德·普雷耶告诉我，最大的箱子里放的是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的回忆录的全部手稿，共四十八本。他写完最后一本时，房子里乱七八糟。1848年7月4日清晨，德·普雷耶在一个又黑又脏的、用来清洗灯的储藏室里发现了其中一本手稿。
房间里杂乱地放着几张桌子、一个衣橱和几个蓝色和绿色的扶手椅。这些东西与其说是家具，不如说是杂物。
这个房间的隔壁客厅的家具上盖着一块未漂白的布。客厅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除了壁炉台上的亨利五世的大理石半身雕像和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的全身小雕像，还有摆放在一扇窗户两侧的让·德·贝里夫人和她的婴儿的石膏半身雕像。
在接近生命终点时，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几乎来到第二个童年。他一天只清醒两三个小时，至少他以前的秘书皮洛尔热是这么跟我说的。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于1848年2月得知宣布成立共和国时，只说了句：“成立了共和国，你会更高兴吗？”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去世时，他参加了葬礼。回来的路上，他笑得很开心。皮洛尔热说，这证明他的精神有点失常。爱德华·贝尔坦却断言道：“这证明他精神正常！”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的仁慈只表现在公共场合，她在家里是个泼妇。她创办了一个收容所—玛丽·特蕾莎收容所，旨在照顾穷人、救助病人、监管孤儿院、施舍和祈祷。不过，她对丈夫、亲戚、朋友和用人很严厉。她脾气暴躁，要求苛刻，还在背后诽谤他们。上帝会看到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做的事。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夫人是圣马洛的一个船主的女儿，她长得很丑，满脸麻子，大嘴巴，小眼睛。她虽然其貌不扬，但举止像个贵妇。她更像是一个大人物的妻子，而非大贵族的妻子。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害怕且憎恶她，又不得不哄着她。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知道丈夫害怕自己，因此，她猖狂不驯。我从未见过比她更难接近，让来访者望而却步的女主人。在年轻时，我有一次去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的家。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对我很不友好，或者更确切地说，她根本没有搭理我。我走去对她鞠躬问候，但她完全无视我。当时，我被吓得六神无主。这些不愉快经历后来成为我去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家的噩梦。在每次去他家前十五天，都会感到压力倍增。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夫人讨厌看到丈夫接待客人，但她邀请的客人例外。我去拜访时，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没有把我介绍给她。因此，她讨厌我。她绝对非常讨厌我，而且非常露骨地表现了出来。
我与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夫人一生只接触过一次。当时，她亲切地接待了我。有一天，我像个可怜的小冒失鬼一样去拜访她。像往常一样，我非常不开心，就像受惩罚的小学生，手里拿着帽子，翻来覆去地拧着。当时，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还住在圣多米尼克街二十七号。
我害怕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家里的一切，甚至害怕门房。唉，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我踏进他家门，看见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在丈夫书房旁边的客厅里。一缕阳光照在地板上，而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夫人脸上的一抹微笑比这缕阳光更让人眼花缭乱、惊奇不已。她问道：“你是维克多·雨果先生吗？”当时，我以为自己在《天方夜谭》的一个梦中—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夫人在微笑！她知道我的名字，还直呼我的名字！这是她第一次屈尊注意我的存在。我向她深深地鞠躬，头几乎要碰到地板上。她接着说：“很高兴见到你。”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还说：“我一直在等你。你很久没有来我家了。”当时，我认为一定是她或者自己哪里出了问题。然而，她指着放在一张小桌子上的一个很大的东西说：“这是我留给你的，我确信你想要。你知道是什么吗？”原来，这是一个天主教机构制作的小包巧克力。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夫人负责推销巧克力，把卖巧克力的钱用来做慈善。我买下了那包巧克力。当时，我十五个月的生活费只有八百法郎，却为那包巧克力和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夫人的微笑支付了十五法郎，也就是我两星期的伙食费。当时，对我来说，十五法郎等于现在的一千五百法郎。
这是一个女人卖给我的最昂贵的微笑。
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18 47年年初瘫痪。当时，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夫人也失明了。从此，每天15时，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就会被抬到夫人的床边。这情景令人既感动又伤心。再也看不见的女人伸出手摸索着那个再也感觉不到的男人，他们的手相遇了。赞美上帝！生命在消逝，但爱一直存在。
第7节
国民大会对6月那几天的辩论
1848年11月25日的会议
国民大会和国家必须确定要让谁为六月令人痛苦的日子负责。当时，执行委员会掌权。难道执行委员会成员不应该预见并防止暴动吗？下议院赋予了战争部部长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将军决断的权力，他已经独自发布命令。
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将军及时发布命令了吗？难道他不能把最初的骚乱消灭在萌芽中，从而避免骚乱不断扩大、扩散并发展成暴乱吗？最后，胜利后采取的镇压即使没有到残酷无情的程度，难道不是多余的流血吗？
对六月发生的事进行说明的日期在一天天逼近，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思虑重重，甚至偶尔在会议上发脾气。
有一天，阿道夫·克雷米厄坐在内政部部长席上，不时对在台上发言的人发出“说得对！说得对”的赞许，而演讲者恰巧是反对派。
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说：“阿道夫·克雷米厄先生，你太吵了。”
阿道夫·克雷米厄反驳：“跟你有关系吗？”
“跟你坐在内政部部长席上有关系。”
“你想让我离开这个位置吗？”
“那么—”
阿道夫·克雷米厄起身离开，他边走边说：
“将军，你强迫我离开内阁，不要忘了你是因为我才进的内阁。”
的确，阿道夫·克雷米厄是临时政府的一员，他曾向临时政府提出任命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为战争部部长。
关于谁应为1848年6月那几天发生的事负责的讨论时间定在1848年11月25日。不过，前三天里，内阁成员们都非常紧张。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的朋友们暗自发抖，试图让别人也跟着发抖。他们说：“你会明白的！”他们影响了人们的信心。当朱尔斯·法夫尔在讲坛中提到要进行“重大、隆重、严肃的讨论”时，他们突然大笑起来。夏尔·科克雷尔是个新教牧师，他在大厅里碰巧遇到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他说：“将军，要控制局面！”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满眼怒火，气冲冲地说：“十五分钟后，我会把这些恶棍清理干净，我会把他们全赶走！”这些恶棍是指阿尔方斯·德·拉马丁、艾蒂安·约瑟夫·路易·加尼耶-帕热斯和艾蒂安·阿拉戈。然而，艾蒂安·阿拉戈是否和他们是一伙尚存疑问。据说，他在召集人支持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同时，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把荣誉军团的十字勋章授予勒格拉夫兰修道院院长坎佩尔主教，而且坎佩尔主教已经接受。
朱尔斯·法夫尔
内阁的评论是“用一个十字勋章换一张选票”。一个将军给一个主教颁发十字勋章，角色颠倒的做法引人发笑。
事实上，我们正为候选人争论不休，候选人挥舞着拳头争执不下。在国民大会上，嘲骂声、咆哮声、抱怨声、跺脚声响成一片。他们压倒一个候选人，然后为另一个鼓掌祝贺。
可怜的国民大会像是一个军妓。眼下这个士兵是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
那么，明天又会是谁呢？
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将军证明了自己不仅聪明，有时还很善辩。他的辩护更多地表现出进攻性。他常对我表现得很真诚，因为很久前，我对他产生了怀疑。国民大会成员全神贯注听了他近三个小时的演讲，他从头到尾都显得很有信心。国民大会成员时刻表现出对他的同情，有时还表现出对他的爱。
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身材高大，行动灵活，穿着短大衣，戴着军队领章。他有弯弯的眉毛，蓄着浓密的胡须，说话语气生硬、不连贯，总插入其他内容。他有时像士兵一样凶猛，有时又像民众领袖一样充满激情。说到一半时，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开始鼓吹。据我所知，这些话毁了他。长篇大论的演说成了辩护人的说辞。但在演讲结束时，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因真正愤怒变得再次慷慨激昂，他用拳头猛击桌子，把桌上的水打翻了。引座员都吓坏了。最后，他说：“我一直在说话。我不知道自己说了多久。如果有必要的话，我还会讲一晚上，会讲明天一整天。我不再是鼓吹者，而是一个士兵。你们会愿意听我说的！”
全体国民大会成员为他热烈鼓掌。
反驳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的朱尔斯·巴泰勒米-圣伊莱尔是个冷酷、生硬、有点枯燥的演说家。他绝不适合做辩护演讲，因为他的愤怒不激烈，仇恨也不深刻。刚开始，朱尔斯·巴泰勒米-圣伊莱尔朗诵了一段回忆录，这总让议员们感到厌恶。下议院成员心里对他很不友好，他们很生气，急于把他赶下讲坛，只是缺少合适的借口。但他正好提供了这个借口。朱尔斯·巴泰勒米-圣伊莱尔指控的重点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因此，演讲内容的失误使他的整个演讲结构出现偏差。这个面色苍白的小个子男人不断朝后抬着一条腿，两只手靠在讲坛边缘，好像在向下凝视一口井，令没有喝倒彩的人发笑。在国民大会的喧嚣声中，朱尔斯·巴泰勒米-圣伊莱尔装腔作势地在抄写本上写了一段很长的文字，把吸墨粉洒在上面吸干墨水，思考了一会儿后，他把吸墨粉倒回粉盒，以此设法压制不断抬高的喧闹声。朱尔斯·巴泰勒米-圣伊莱尔从讲坛上下来时，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已经受到反驳。朱尔斯·巴泰勒米-圣伊莱尔还没有反驳，因为对方免除了他的责任。
加尼耶-帕热斯是个久经考验的共和党人。他为人诚实可靠，却出于虚荣心登上了讲坛。国民大会成员试图把他赶下讲坛，但他不顾众人反对，再次发表自己的意见。加尼耶-帕热斯提到自己的过去，并且勾起人们对萨莱·瓦赞的种种回忆。他把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的党羽比作弗朗西斯·基佐的党羽，表示要“勇敢地面对共和国的惨痛遭遇”。他的反驳实例太少，但言语太多。他强烈反驳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不过，他忘了《圣经》里的建议：面对问题，不要绕弯子。
加尼耶-帕热斯扳回了几乎被驳倒的指控。他不断在反驳中使用人称代词，但他的行为欠妥。因为这场辩论的严肃性和整个国家公民的愿望，每个人都应该抹去自己的个性。加尼耶-帕热斯沮丧地、愤怒地向四面八方求援，呼吁艾蒂安·阿拉戈出面干预，让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发言，让阿尔方斯·德·拉马丁解释。而这三个人沉默不语，他们没有担负起责任，也没能把握好时机。
国民大会成员们喝倒彩，想将加尼耶-帕热斯赶下台。加尼耶-帕热斯对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说“你本想把我们打倒”时，国民大会成员们爆发出一阵笑声，嘲笑他表达的感情和方式。加尼耶-帕热斯满脸绝望，凝视着一屋子爆笑的人。
国民大会会议厅四处传来喊声：“暂停辩论！”
国民大会成员已经不愿意听，也听不进去意见。
这时，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先生登上讲坛。
国民大会所有成员大声说：“终于来了！”
接着就是一片沉默。
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的演讲可以说有实质性效果。他的话很粗糙，但很有力。加尼耶-帕热斯已指出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将军的政治缺点。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则指出了他的军事缺点。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把辩护者所有的技巧与讲坛的激情混在一起。演讲结束时，他呼吁宽恕罪犯。他的演讲动摇了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的立场。
当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回到皮埃尔·勒鲁和乌格斯·费利西泰·罗伯特·德·拉梅内中间的位置时，一个留着灰色长发、穿着白色大衣的男人穿过会议厅，来和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握手。他是弗雷德里克·德·拉格朗日。
1848年11月25日22时30分，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第四次登上讲坛。人们可以听见人群中的嘈杂声和协和广场上骑兵的情况。国民大会的形势变得越发严峻。
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累了，决定采取傲慢的态度。他轻蔑地对这群人说话，在多数派和反动派的欢呼中向山岳党宣布，他一直喜欢“他们的辱骂胜过他们的赞美”。这似乎显得狂傲不羁，但很明智。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失去了代表社会党的泰部街的支持，却赢得了代表保守党的普瓦提埃街的支持。
皮埃尔·勒鲁
突然说出这句直白的话后，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一动不动地待了几分钟，然后用手划了一下眉毛。
国民大会成员对他喊道：
“够了！够了！”
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转向亚历山大·奥古斯特·德鲁-罗兰并惊呼道：
“你说你与我断绝来往，与我毫不相干。与你断绝关系的是我。你说：‘暂时断绝来往。’我要对你说：‘永远断绝来往！’”
一切都结束了。国民大会希望结束这场辩论。
弗雷德里克·德·拉格朗日登上讲坛。在嘲骂和喝倒彩声中，他向代表们表示敬意。弗雷德里克·德·拉格朗日立刻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彬彬有礼的演说者。他不情愿的语气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感情。
弗雷德里克·德·拉格朗日说：“代表们，一切让你们感到有趣，好吧，但我觉得并不好玩！”
代表们哄堂大笑。在他接下来的演讲中，哄笑声不断。弗雷德里克·德·拉格朗日把“德林”说成“弗朗德林”，哄笑声变得更疯狂。
我就是被这种欢乐弄得心情沉重的人之一，因为我似乎听到了人民在爆发的欢乐中发出的哭泣声。
在哄闹中，座位间传递着一张名单，上面写满了签名，单子上是雅克-夏尔·杜邦·德·勒尔对今天议事日程的建议。
雅克-夏尔·杜邦·德·勒尔已经八十岁。他腰弯背驼、步履蹒跚。他凭借老人的权威，登上讲坛，趁着一波波欢呼声之间的安静，宣读自己拟定的会议议事日程。
议事日程只是重申1848年6月28日的宣言：“卡韦尼亚克将军理应是国家的功臣。”他以五百零三张赞成票和三十四张反对票得以通过。
我是三十四个反对者之一。在计选票时，热罗姆一世的儿子走到我面前说：
“我想您弃权了吧？”
我回答：“从发言上看，我弃权了，但从投票上看，我并未弃权。”
他接着说：“啊！我们放弃了投票，普瓦提埃街代表也放弃了投票。”
我握住他的手说：“您可以随心去做，但我不能弃权。我在评判路易-尤金·卡韦尼亚克时，法兰西也在评判我。我希望自己的行动是最好的证明，投票就是我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