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道即实业之道
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这句话是完全可以用来解读武士道的精髓——正义、廉直、侠义的。孔子曾经说过一句话：“贤者居于贫贱而不易其道”。就好比是武士英勇地奔赴战场，勇往直前那样。也可以理解为，泰然处之地去做人，就算是面对富贵也一样，这是最初的武士道精神所囊括的内容。虽然世人也难免会追求富贵，圣人也不免会这样，但他们更看重的是道义和气节。对他们来说，他们更看重道义与气节，生活的优越并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过去的那种旧的工商业者却把它本末倒置，一味地追求高水平地生活，把道义和气节弃之于地，这样做真的是太过分了。
在我看来，武士道精神不仅应该在学者或武士这些群体中流行，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工商业者也必须具备这样的精神，这是当今的立身之道！西方的工商业内的人，都相互之间有一种潜规则：就算是让自己蒙受巨大的损失也不能失去信誉。遵守这种规则的前提是，圈子内的所有人都有着牢固的道德观念。但是在我们日本，却还存在着种种旧时的陋习。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不惜失去整个国家商人们的信誉。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现象。
一般而论，有些人迷失了为人处世的本旨，或以非法手段满足私利私欲，或谄媚权势以求得富贵的，凡此种种都是违背人类行为准则的。这样得来的富贵与权势是不可能长久的，所以我们应该抱着这样一种心态面对生活：不论在哪个职位上工作，也不管职位的高低，只要勤勤恳恳地努力去做好它，坚持自己的原则。这样的生活才算有价值，现在的日本实业界就是缺乏这样一种武士道精神。如果业界内的朋友们能以此之道作为今后的行为准则，那么，不久的将来，日本的商业就会像在战争中一样，在世界上占据主导地位。
贪欲膨胀的后果
欧洲事变的走向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让我感到非常震惊。因为我一直以来都认为，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断不会出现如此暴戾之人的。原来这只是我的个人臆想罢了。
正所谓“一人贪戾，一国作乱”，现在已经上演了这一幕。所以现在最令我担忧的是，后人会不会继续重蹈覆辙呢？如果真的出现了，那就只能怪我智力有限了。难道这仅仅是由于人类的贪欲过于膨胀所造成的吗？
对于这件事的后续发展会怎样并不是我能说得清楚的。虽然我不能预测，但是猜测还是可以的。这场战争会使各大国元气大伤，最终以休战为结局？还是人们越战越勇，最后拼得鱼死网破？这终究还是无从得知。另外，有历史学家断言：百年之后，世界版图颜色区域会有巨大的改变。对于这点，我觉得我们工商业的人士更应该看到的是，工商业势力范围的改变。未来的工商业将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我们又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个形势。下面就是大家关心的问题了。
不管是哪一个国家，为了追求本国工商业的发展，或多或少都会向国外发展自己的势力，为自己的产品打开销路。人口增长了，不仅要想扩张领土，还要以各种策略以谋求增强自己的势力，这也是为什么欧洲列强雄霸五大洲的原因。他们占据了优越的地理位置，同时，也是基于这一点德国皇帝一手策划了图谋。看来皇帝对国力的生产发展和海外殖民是很在意的，如果有人稍微留意到这一点，就会发现这位皇帝对这方面的事情有多在意。就像在日俄战争后的事件一样，英法一看到日本的杂货在各地广受欢迎，于是就立刻争相模仿。总的来说，商业其实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常常与政治、军备是有联系的，国家银行也应该尽可能地为其提供方便。由此可见，他们是如何上下齐心一致致力于国家富强的。此外，在学问上，如化学、发明、技术、精工等方面，无所不包。虽说这种扩张的本意是贪婪的，但是他们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共谋富强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再来看看我们国家工商业发展的情况，大多数是分散的、混乱的，没有一个有系统有秩序的市场。尤其是受战乱的影响，生丝的价格下落，棉纱、棉布的销路不畅。所有的交易萎靡不振，一片萧条。有价证券价格直线下跌，各种准备着手的新事业无从下手。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些困难只是暂时的，即便是这样也够令人难以忍受了。当前最重要的是从业者们能鼓起勇气，重新振作起来。我认为，我们应该抓住机遇，在不景气的战争时期克服怯懦的心理，找到目标，不停向前，在战争期间，进行充分的研究，以便日后能逐渐达到实际的效果。大家尤其要注意的一点是，一定要搞好与中国工商业的关系，虽然我们和欧美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一些，但是因为中日两国人地理位置的关系，人情风俗上的相似都决定了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可事实上，和其他的西方列强相比，我们日本却显得太逊色了。所以我们必须以中国地区为重点，大力开发中国的资源，促进产业的发展，以扩大销路，不断地增加通商上的利益。可是我最近从我国公民在中国经营的工商业情况来看，他们往往是分散的、个别的，相互之间没有丝毫联系。这种情况让我想到了德国的经济体制，他们国家的政治、经济机构是统一的，相互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是否应该从中借鉴呢？我们国家无论是在过去的历史中，还是人种上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因此我们更不能落后于别的国家，一定要下定不甘落后的决心。尤其是当代的年轻人们，更要承担起这份民族使命。
应以相爱忠恕之道交往
中日两国自古以来就有非常深的渊源。无论是从地理位置上、古代历史上、人民风俗上或是思想信仰上都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两国之间也互相有着特殊的感情。谈到通商合作更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可是要如何合作呢，如何合作才能收到实效呢？也不是什么特别难的事情，无外乎就是互相理解，知道双方的需求，也就是《论语》里说的以相爱忠恕之道来交往。
我一向主张的是，在商业上各取所需。而通商更要本着商业道德进行，这样才能达到目的。所以我在处理我国和中国之间商业互利往来的时候，一直都是本着忠恕观念进行的。也就是要对我国有利，同时也要对中国有利，而要做好这件事也并非难事。
可以这样说，打开中国的市场等于进入了一个天然的资源宝库，既能为国家增加收入，又能在两国之间建立良好的商业关系。所以，我提倡的是在经营方面，能由两国共同出资合办最好。不单是在商业来往上合作，在其他领域也可以多采用这种中日合作互利的模式。这样一来，中日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就会愈加紧密，进而实现两国间真正的互利合作。与我有关的中日实业公司，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发起并成立的，它的成功之道也基于这一伟大构想。
熟悉史实的人都知道，中国自夏、商以来，到后世的殷周时代都是为人所景仰的，那个时候，华夏文明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关于科学知识，我们可以通过当时的一些天文记事了解到，虽然这些文化到现在并没有被人们所认同。但是把这些拿来和今天的比，真有今不如昔的感觉。在那之后的西汉、东汉、六朝、唐、五代以至到宋、元、明、清，各朝都有二十一史的记载。历朝历代都有杰出伟大的人物涌现，例如北抗匈奴修筑长城的秦始皇，开通京杭大运河的隋炀帝。我们先不说这些浩大工程的目的何在，但看这些在千秋万代之后对人们所作出的贡献，这也是当今无法比拟的。我的商业构想正是基于这些伟大灿烂的文化。
抱着这些美好的想象，大正三年的春天（1914年），我正式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到处考察民情。但是实际看到的却令我非常失望，精致巧妙的绘画里的美人、巧夺天工的景物都让我深深地感到：期望太过高，失望的感觉也就更加强烈。更令我感到尴尬的是，作为一个日本人，我竟然在儒教的发源地——中国到处讲述《论语》，甚至都让我觉得有种班门弄斧的嫌疑。
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中国的两极分化现象。这里有上流社会群体，底层生活的人民，却很少见到人格卓越的中流社会人士。这个国家的人利己主义和个人意识太过强烈，他们没有集体观念，甚至家国意识也非常淡薄。不得不说，这是中国现今最大的弊病之一。
“命长福多”
随着人类文明的日渐进步，今天的人类依靠智慧已经拥有了足以与大自然抗衡的力量。在海上，陆地上，已经开辟了种种便利的交通，各地间的距离也缩短了，这实在是一个足以令我们自豪的成就。在中国的古代有天圆地方的说法，不仅把我们居住的大地想成是方形的，而且在本国之外，几乎不承认有他国的存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也受到了这种褊狭见解的影响，所有的认知只存在于本国以外的中国、印度等。那时候还没有世界格局的概念，更别说四大洲五大洋之类的了。想起小时候的童话：大鹏振翅而飞，长度三千里……也许是受这些的影响，我们才不曾看到世界的边涯。
既然世界这样的广大无边，那么要用我们人类的智慧是不容易穷其究竟的。然而世界的距离因为文明的发展而日趋缩小，在最近的半个世纪中这种进步让人不知不觉地产生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1867年拿破仑三世还在位的时候，曾举办过万国博览会，德川幕府派了将军的弟弟德川民部大辅亲自前往参加，当时同行的还有我。我们一行从横滨乘法国邮轮，经过印度洋和红海，到了苏伊士海峡，路过苏伊士海峡的时候，那里正在进行一场浩大工程。是法国人雷赛布经营的开凿大工程，因为还没有竣工，所以我们不得不弃船登陆。后来我们乘铁路横穿埃及，经过开罗，接着抵达亚历山大，然后再乘船在地中海航行，从横滨出发经过55天的行程终于到达了法国的马赛。
参加完了万国博览会之后，第二年冬季我们又启程回国，又途经苏伊士海峡，那边的工程还是没有竣工。直到1869年，这条运河才最终通航。由此，在欧亚海上交通上开辟了一个全新局面，两者之间的贸易，航海，军事和外交等方面，也随而迎来了新一轮的一大变革。
在这之后，各国的舰船越造越大，同时也在加快速度。大西洋就不用说了，太平洋上各国的距离在这之后也终于缩短了。而这个时候，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也竣工了，终于欧亚的交通、东西的海上联络上又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跨时代的伟大变革终于让天涯若比邻的梦想成为现实了。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美洲大陆的腹地有一条像带子一样的海峡，因为它的存在使得大西洋、太平洋始终不能相连。为了去掉这个障碍，雷赛布饱尝辛酸，不料最后还是没能成功。正当大家以为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的时候，在我国东邻的友邦展现出了他们雄伟的力量，一举完成了在巴拿马地区开凿的大工程，使得南北之水得以相通交融，东西两半球的海域完全成了比邻的相连。
中国素来有句谚语说“命长耻多”，现在我对这句话有了越来越多的感慨。
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格局的伟大变革让我有种恍若隔世的感觉，再来看看当今的太平盛世，我认为这句话应该改成命长福多。
支持国货
现在国内存在一种现象。国民偏爱舶来品，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只要是海外进口的都是好东西。这种观念已经在全国上下开始流行了，对这种现象我感到非常惋惜。由于日本文明最近的发展，非常多的元素是从欧美诸国移植过来的，所以大多数人已经完全接受了欧化主义的流行，虽说这是件好事，但也有着非常多的弊端。维新运动以来的半个世纪，日本不但成了东方新崛起的盟主、世界的一等大国，然而醉心欧美的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轻蔑本国的短见还准备延续到哪个时候？这种现象实在是令人心寒。如果一种世界闻名的名酒不去尝一口，就会被周围的人认为是乡巴佬，土包子；贴上了外国的“商标”，一块肥皂再贵也会让人抢购一空。如果再这样下去，大国尊严怎么维护？民族自豪感丢到哪里去了？日本国民们一定要好好反省一下。如果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那么从现在起，大家就要抛弃以前的观念，努力铸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民族品牌。
这和我前面所说的鼓励与外商合作并不矛盾，也绝没有鼓吹抵制别国商品的意思。我在这里只是想强调，国人应该大力支持国货的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掌握主导权。
前几年，天皇颁布了戊申诏书，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只是不合理的极端主义思想。更有人对这个法令完全否认。他们把这种奖励国产的宣传视为极端的消极主义，排外主义，不仅让发起人感到很为难，并且极有可能进一步招致国家大受损失。有无相通是数千年前就已被公认的经济上的原则，违背这一大原则，当然不能指望经济方面有所发展。举个例子来说，佐渡出金，越后产米。也就是每个地区都有它不同的特产，台湾出砂糖，日本关东产丝。我们再来看看国际上的各地知名产品，比如美国的小麦，印度的棉花等，由于各地地理环境不尽相同，所以也就有各自不同的特产。我们可以食用他们的麦粉，购买他们的棉花，同时，我们又把生丝和棉纱卖给他们。不过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点，一定要买适合我们国家的东西才行，那些用不上的就没必要去买了。
其次，我们有必要设置奖励会。奖励不能只是走形式的口号，一定要落实，否则就没有什么效果了。现在我们应该努力着手于实际的事业奖励，虽然现在只是发行了会报，除了这个还没有什么具体的奖励。
我们正在着手于根据这个规则来实施民族企业的调查研究、办产品听证会、演讲宣传会等。这件事可以说是千秋大业，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为它出力。
我打算向有关当局提出建议，把这件事纳入国家鼓励工商业的政策里。奖励制度是一定会落实的，如果这件事处理不好，也是会发生逆效果的。甚至有可能会把保护变成了干预、束缚。我呼吁，大家在对待这个事情上一定要抛弃个人私情私利，要为国家和民族振兴大业着想。不要抛弃诚实和信誉。我也知道，还是会有一些人利用日货风靡的形势，趁机粗制滥造的产品倾销，牟取暴利。要知道，这样只会让国民对我们失望，严重阻碍本国的经济发展。
提高效率的方法
一提到效率的问题，我就会感到非常惭愧，可能大家也常常有这样感觉。一件事要是处理不当的话，不但浪费了时间还达不到预期效果，这就是一种浪费。我们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通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我这里说的不仅限于职工，还包括处理普通事务的人，如果能充分利用时间的话，在有限的时间里能做出高于预期效果的成绩，并且省时省力，那就是一种效率高的体现了，只是很多人不得此法。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都是按钟表来计算的，当然在有效率的人看来，却并非如此。我们只要在一件事情上用对人，同时进行合理的调配，那么就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曾经在美国费城，受到了沃纳梅克的接待，通过他对时间的安排使用，着实让我学到了不少。我想，如果我能像他那样合理安排时间的话，就能在很少的时间内做很多的事，当天的工作当天能做完。一个叫泰勒的人，曾经详细地提到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并且池田藤四郎也在一本杂志上讲过如何提高效率。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他会和我谈一些有关工厂工人的事，但是却不是这样的，我们只是在一起待了一整天。从泰勒接待我的情形看，我也没发现什么很特别的。他对我的安排是，乘匹兹堡五点四十分的火车到达费城，一到就乘汽车，六点之前到他的商店，先不要到旅馆，而要直接去他的商店。我就按他的安排，火车一到赞城，就没有先找旅馆，而是立即乘汽车前往，六点两分或三分到达，他已在店中等我，马上陪我参观，先大略看了看商店的情况，那真是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大商店，入口处树立着很大的两国国旗，装饰有漂亮的彩灯。而且，这一天大部分的顾客还没有离开，都在那里等着，真像是偶然碰上了什么大剧院散戏的场面，聚集了一大堆人。我就在主人的陪同下一面走一面先看了看下面的陈列场，然后乘电梯上二楼，首先看到的是厨房，都打扫得十分整洁、干净，这是为贵客做菜的地方，挨着是为普通客人做菜的地方。还参观了一下厨师的情况，紧接着的一个房间，说是秘密室，是店内进行秘密商议的地方，但其大小差不多能召开四五千人会议那么大。紧接着去的是进行教育的场所，这里主要为商店里的人提供当前最需要的教育。我们参观这些地方的时间大约是一小时。等到参现结束的时候，是七点左右。我回旅馆之后得到口信，他明天早上八点四十五分会来拜会我。第二天他果真如约而至，他还问我吃早饭了没有，我说吃过了。接着我们又谈了很多，从他创办星期日学校开始，渐渐谈到了我的出身等问题，话越来越多，气氛也慢慢地变得融洽起来。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愉快，比预想的时间要长一个多小时。聊完之后他站起来说：“快到午饭时间了，我先回去了，下午两点钟我再过来。在我来之前，您最好先准备一下。”果然，刚到下午两点，他就到了，他说这次陪我去参观星期日学校的礼堂。至于这个礼堂是不是他出资修建的，我就不得而知了，不过这确实是一个很壮观的礼堂，能容纳接近两千人。而且那里已有很多的会员。他跟我开玩笑说：“一般情况下，这里都是这样的，并不是因为您要来，特意召集的。”然后牧师讲完了圣书，接着就是集体唱赞美歌。在这些结束之后，我也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接着我谈了一些对星期日学校的感想。后来他郑重地邀请我加入基督教，放弃儒教。这就使我有些为难了，一时间让我不知所措。
等到这边的事情结束后，我又立刻去了旁边的一家妇女圣书研究会。这个会所离这有一二里路远，很多人在那里研究圣书。他向工人们介绍说：“这位老人是从东方来的，千万不要失礼了。”接着四百多个人上来和我一一握手。对方都是劳动者，握手的时候都很用力，没一会儿我的手握得有些疼了。大约到了五点半左右，因为他跟别人约定六点到乡下去，所以我们一起回到旅馆前面才告别。那时，他说，以后还会有机会再见面的，祝旅途平安。他问我几号到纽约，我说30号到，滞留到下个月的4号，他说：“啊，这样的话，我2号的时候有事去纽约，到时再见一面吧。”他还说了几点到，我必须回到这里。我说，既然这样，就约定两点到三点之间，我去你在纽约的商店吧，2号的两点半快到三点的时候，我想糟了，可能有些晚了，就要耽误，所以赶紧前去。一到了那里他说：“您能来实在是太好了，这下子，实在是太令我高兴了”。我说，“我也很高兴。”他说，本来想宴请您的，可现在不行了，只好送几本书给您。”他送给我的是《林肯传记》、《格兰特传记》以及其他的书，他还简单地谈了一下两人的崇高人格，还说要去是欢迎格兰特将军的委员长，后来我们就分别了。他安排得如此紧凑、巧妙，没有丝毫浪费，话也讲得很得体，我实在敬佩。如果都能像这样合理安排时间，那么，一般的事都能很快很好地去完成，不浪费别人的时间，也不浪费他人的时间。
究其根由
很多人经常会指责明治维新的改革，说在改革之后道德不仅没有进步，还衰退了不少。我由此产生了一个疑问，那是什么使道德衰退了呢？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喜欢追究原因的人。为此，如果把以往的工商业者和现今的工商业者相比，谁的道德观念更强，谁更重视信誉呢？我敢断言，今日的工商业者远远比以往的工商业者在处理事务上的能力要强很多，但是，今日道德的进步却没有和其他事物达到共同进步的程度，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所以，我没有必要驳斥世人的说法。只是，我们处在这个世界上，要探索这种舆论产生的原因，使道德能尽快发展，达到与物质文明并驾齐驱的程度。这样，在上述的那种方法下讲求道德就成了先决问题，但是，这并不需要特别的工夫和方法，只要在日常经营中稍加注意就足够了，所以道德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的东西。
维新以来，物质文明得到了快速发展，可是道德的进步却没有与之相适应。因此，一般人对这种不相称的情况都很在意。认为是商业使道德退步了，从这一见解出发，他们认为眼下的急务无疑是加强仁义道德的修养，使之发展到同物质的进步不相上下的程度。这种想法虽然不错，但从另一方面来考察，如果只看到外国的风俗习惯，并把它直接应用到我国，这也难免可悲。国家不同，道义观念自然也各异，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要仔细地观察社会组织的特点，体会祖先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培养适合于这社会、国家的道德观念。举一个例子来说：“父召诺，君命不待驾而行”这是日本人对于君父的道德观念，也就是说，父亲有所召唤，为人子的就必须立刻应声而起；如果君王颁下了诏令，作为臣民的我们就应该立刻去做到。这是自古在日本人中自然而然养成的习惯，这个观念和西方所推崇的个人主义有着非常大的不同。西方人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承诺，以及个人信誉。
日本是个提倡忠君爱国的国家，国民都彼此重视这种观念，即使在父君面前牺牲也在所不惜。但与此同时，日本人也遭到批评，不遵守个人之间的承诺。可以说是差异使然。因此，不究其所由来的原因，就对我国所有国民一概而论，认定日本人必是商业道德败坏，毫无诚信可言，这实在是毫无道理可言的。
我虽这样说，但我并不觉得日本人现在的商业道德已经很高了，对于近来的工商业者来说，有些人的道德观念确实非常淡薄，但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因为极个别的几个人，让民族，让国家蒙羞，造成如此之大的损失，难道还不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吗？
必须摒弃功利主义
素来以日本魂、武士道而自豪的我国的工商业者被说成是缺乏道德观念，这实在是件令人可悲的事。如果探寻其由来，我觉得这是因袭教育的弊病所致。虽然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学者，更没有深远地究其根源。但在我看来，就像孔子所说的那样：“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朱子派的儒教主义，被在维新之前掌握着文教大权的林家一派的学说赋予了浓厚的色彩。他们把被统治阶级的农工商阶层人置于道德的规范之外。同时农工商阶级也觉得自己没有必要去接受道义的约束。林家学派的宗师朱子，只是一个大学者，是口说实践躬行仁义道德，而并不躬亲履行的人物，因此，林家的学风也产生了说和行的区别，即儒者是讲述圣人学说的，而俗人则是应忠实地履行的人，到头来仁义道德都是统治者们的事，百姓只需要服从就可以了。百姓只要耕种政府所给予的田地，商人只要能拨动算盘珠，就是尽到了责任。这种结果成了习惯，因此就缺乏爱国家，重道德的观念。
正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数百年所养成的坏风气，已经熏染成入厕而志其臭的地步。在这环境中，要做一个有道的君子，本来就不是件易事，加上欧美的新文明，又乘道义观念缺乏之机输入，翕然使人们趋向功利主义，更助长了这种坏风气的发展。
在欧美，伦理学很发达，修养品性的呼声也很高，不过，他们的出发点是宗教，与我国的国民性有不相同之处，所以其中最受欢迎而形成最大势力的并不是那种观念，而是在生产致富方面有立竿见影效果的科学知识，也就是有关功利的学说，富贵可以说是人类的欲望，可是对缺乏道义观念的人，一开始就教以功利的学说，就是火上浇油，煽动其欲望，其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不少人，出身于低级生产者，以惊人的毅力，立身头家，从而跃上显赫的地位，这些人果真都是一直立足于仁义道德，循正路、守公德，以俯仰天地毫无愧色至今的吗？为了使与自己有关的公司、银行等事业兴旺发达，昼夜不断地尽心尽力，作为实业家而论，的确是卓越的，对其股东来说，也不可谓不忠。但是，如果为公司、银行尽心尽力的精神，仍停留在为自己牟私利这一观念上，增加股东的红利也只是为了充实自己的金库，那么为了自己的利益，也会使公司、银行破产，使股东亏损的。孟子所说的“不夺不厌”就是指此。
另外，像那种为富豪巨商工作的人，如果单从其事迹来看，可以说是忠于职守者。但是，这种忠义的行为，完全是从自己得失的考虑出发的，原因是富了主家自己也会富。虽然说，被人看作掌柜的下手，并不光荣，但如果其实际收入而远远优于一般企业家的话，那么也可以不顾声名身份而去从事的，这时，他的忠义实际上是在于利益问题这四个字上，毫无疑问，同样是在道德准则之外的。
但是，世人把这种人物称为成功者，大加尊重和羡慕，青年后进之辈也把这当作目标，费尽心机，设法达到与之相同的地步。因此，坏风气盛行，永无止境。这样来说，好像我们商业者全都是不遵守道德的可耻之徒了。当然不这样，孟子说“人性，善也”。善恶之心人皆有之，其中也有不少君子深感商业道德的颓废，而努力去拯救的。不过因为已往数百年的积弊流传下来，形成了功利学说，再加上坏的智巧，就很难使有道君子在一朝一夕之中，能轻易地了解其所以。尽管如此，如仍放任自流的话，则等于要使无根之枝上叶繁，使无本的树上开花那样，无论是培养国本还是扩张商权，都是无可指望的。商业道德的精髓对国家乃至世界都有直接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阐扬信的威力，使我国所有的商业工作者都把信作为万事之本，理解一信能敌万事的力量，以此作为经营界的基本而加以巩固，这是紧要中的紧要事。
人们对竞争的误解
我们都知道，竞争向来都是伴随着其他东西的。其中最激烈的要算是赛马、划船。此外像早晨起来也有竞争，读书也有竞争，而且德高的人受到德低的人的尊重，这也是竞争。不过，在后面的那些竞争中成为了所谓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情形。激烈程度并不太受人重视，可是，像赛马、划船比赛，几乎是拼命也在所不惜，在增加自己的财产这点上也是这样，一旦产生了激烈竞争的念头，就会要求自己比他人有更多的财产。其极端就是把道义观念忘得一干二净，成为所谓只要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情形。也就是说，贻误同事，毁坏他人，或者大大腐败了自己。古语所说的“为富不仁”，根本上也是针对此而发。据说亚里士多德讲过“所有的商业皆罪恶”，但由于当时是人文尚未开化的时代，所以即使是大哲学家讲的，也没有被人们真正理解。孟子说的“为富不仁，为仁不富”也是相同意义的话。
我认为，造成这种误解的原因，不能不说是由于一般的习惯所造成的结果。元和元年（1615年），大阪的丰臣氏灭亡，德川家康统一了天下，偃武息兵。从此以后，政治方针似乎都出自孔子之教。在此之前。日本同中国或者西方国家虽有一定的接触，但日本人当时对耶稣会教徒似乎抱有一种怕他们加害自己的恐惧心理，可能是因为从荷兰方面有信来说，有人想利用宗教来征服日本国。所以，当时对外面的接触是完全断绝的，仅允许在长崎这一局部贸易地区来往。至于对内，则完全用武力以治，以武力治国者，他们所遵奉的就是孔教。因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这种治国的原则就成了幕府的方针。所以，当武士的必须修习所谓仁义之道。他们是以仁义道德治理人的人，则同生产谋利不发生关系。也就是根据“为仁不富，为富不仁”，而使之见诸于实际。治人者一方是消费者，不从事生产，而从事生产致富的则与治人、教人者的身份相反。由此出发，一般认为，武士必须保持有不饮盗泉之水的高风，治人者被人所养。所以，食他人之食者为他人而死，乐他人之乐者也忧他人之忧，这就是他们的本分。由于生产谋利被认为是与仁义道德无关系的人所承担的，所以，结果恰恰就成了与过去“所有的商业皆罪恶”那种相同的状态。这几乎成了300年间的风气。这在开始时用简单的方法，还可以扭转，但以后知识逐渐落后，活力衰退，形式繁多，最终武士的精神颓废了，商人卑屈，社会上虚伪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