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尔顿

约翰·弥尔顿（1608―1674）的传记种类繁多。经过细致的研究，我应有些满意，此文不但能为芬顿先生那本文雅的传记汇编节选本增加一些注释，而且这个新叙述被认为很有必要，能与这部《弥尔顿诗集》协调。

约翰出身贵族家庭，祖上为牛津区的泰晤弥尔顿家族。在约克和兰开斯特的年代，有些家族失去祖业，至于哪个分支，我不清楚。他们的后代没有继承约克的“白玫瑰”荣光。

他祖父名约翰，是肖特夫区的森林管理员、热情的天主教徒。因为他儿子放弃宗教，他被剥夺其继承权。

弥尔顿父亲名约翰，失去家业继承权，依靠“代写文书”为生。他还有杰出的音乐技能。其创作的许多曲子仍可看到。因职业上有声望而变得富有，退休后成为领地主。也许有着非同寻常的文学才能―他儿子写过最精美的拉丁文诗歌，题献给他。他与一位来自韦尔什区的卡斯通姓氏的贵族女子结婚，他们有两个儿子：约翰是诗人，克里斯托弗学习法律。 ……

诗人约翰，1608年12月9日早上约六七点，出生在其父位于布里德街斯普雷伊格的住地。他父亲显然十分关心其教育。起初由汤姆斯·杨格任他的私塾老师。杨格后来成为汉伯格英国商界的牧师。我们有理由相信他很出色，因为他的学生认为，值得写一篇书信体挽歌怀念他。

弥尔顿被送到圣保罗学校，接受格利先生教育，十六岁后，到剑桥基督学院。1624年2月12日，他成为那儿的一名公费生。

这时他已有非常杰出的拉丁文语言能力。从首次写作标明的日期看，他自诩熟悉大诗人波利特便是一个例子。这也是他受到后世关注的早年文学创作才能的崭露头角。不过，他这些青春果实早被许多诗人超越，特别是与他同时代的考利。思想的力量不容易低估。许多人早年的写作虽超越弥尔顿，却从未有达到如他《失乐园》那样高度的作品。

从十五岁起到十六岁，他把两首拉丁文“颂诗”译为英韵文。他虽认为值得大众关注，却未得到很大的反响。这些作品在任何众多的学校里都能得到赞扬，却没能刺激好奇者。

许多挽歌写于他十八岁时。这些挽歌表明他阅读罗马作家作品时，有精致的判断力。汉普登先生―一位希腊史学家波利比乌斯著作的翻译者―告诉过我，在散文书信体复兴后，弥尔顿是第一位以古典文雅的拉丁文写诗歌的英国作家。即使有些例外诗作，它们也是凤毛麟角。哈登和阿希玛是伊丽莎白时代的骄傲。他们也许在散文上有所成就，可在写诗上的所有尝试很快就引起嘲笑。如果说在弥尔顿之前，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诗作，那也许是威廉姆·阿拉巴斯特的《罗克珊》1 。

那些根据大学规定写就的习作，有些在他成年后出版，自然引起赞赏，因为仅有少数人能展现出这样的才华。然而，有理由怀疑，他对自己的大学生活没有特别的迷恋。他没有得到奖学金，这件事已确定。他被不友好对待不仅仅是个负面影响而已。提及这些我虽内疚，可我担心是真的，弥尔顿在大学受到肉体处罚和公开羞辱，成为最后这类学生中的一个。

正是有争议的敌对暴力，他受到人们反对，被大学开除。这件事，他本人一直否认。确实，证据不足。……

他正常取得学位。1628年，取得文学学士；1632年，取得硕士学位。他离开母校，对其没有好感并疏远―也许因为受他导师严厉的伤害，也许因为他反复无常的挑剔。真实原因无法获知，可这个校园影响终反映在其作品里。……

离开大学后，他回到父亲身边，住在白金汉郡霍尔顿，在那里度过五年。在这期间，据说他读遍希腊文和拉丁文作家的作品。谁能告诉我们，这个对世界的广泛阅读理解会有什么局限性呢？……

1638年，他离开英格兰，首先来到巴黎。在斯丘达莫尔领主的帮助下，他有机会拜访格罗蒂乌斯。作为来自瑞典的基督教大使，他寓居法国宫廷。紧接着他从巴黎匆忙到了意大利，以特别勤奋的精神学习语言和文学。尽管有计划赶快游遍这个国家，他却在佛罗伦萨居住了两个月。他在那儿加入研究院，写出受到称赞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展示了其高尚的思想，还证实其所希望：“通过创作和集中学习思考，我要在生活中占据一个位置，以强烈的自然倾向参与其中。”他“也许要写的东西暂留到以后，却不愿让作品无声息沉寂”……

他由一位隐士陪同，从罗马前往那不勒斯。虽对这位同伴没有多大期待，但通过其介绍，他认识了维拉侯爵曼索。曼索过去一直是塔索的赞助人。曼索很高兴以抱歉措辞来恭维他的创作成就，除宗教外，称道他的一切。弥尔顿以拉丁文诗歌回敬他。这首诗必定引起人们对英国文学精美绝伦的高度评价。

他计划去西西里岛和希腊。当听说国王与国会主教间发生冲突时，他认为，在这个他的同胞们正为权力斗争的期间，应赶紧回国而不是在外国游乐中度过时光。……

我们虽敬仰弥尔顿，却不应限制我们的观察，应以某种欢欣审视他伟大的许诺和卑微的工作。他匆忙回家，因为全国同胞正为自由斗争。在置身其中后，他的爱国热情便在一间私校里蒸发了。对他这段生活时期，几乎所有传记作家都不愿着墨渲染。他们不愿意看到弥尔顿被降格为一位小学老师。确实，不可否认，他这时在教孩子们读书。有人发现，他什么也没教；有人揣测，他的动机是热心宣传知识和美德。所有人都会说自己不知道真实的情况，却原谅他的做法。没有智者会认为他这样做是可耻的。他父亲此时虽还活着，得到的补贴却很少。为弥补不足，他靠诚实和有用的工作来维持生活。……

在四十七岁那年，意识到自己对外部的干扰束手无策，他似乎唤起从前的愿望，开始恢复他先前计划的未来工作，写三部大书：一部史诗，一部他国家的历史，一部拉丁文词典。

处于眼盲状态2 中，编纂词典成为他所有写作中最不切实际的一项，因为这要依靠持久和耐心的查验以及材料收集。虽失明后，他不可能着手，可这之前他总是在准备。菲利普斯说：“几乎到他去世。草稿如此分散和不完整，不适合出版。”拉丁文词典最终在剑桥出版，编辑本使用过他收藏的三大本集子。其后命运如何，已不可知。

编一部历史书，要参考各类作者，他只能靠其他人的眼睛来咨询。这既不容易也不太可能。除要借助比通常所能获得的更多技术和集中汇编的帮助外，依然存在参考和比较的困难。这些困难阻止了弥尔顿的叙述。在此时期，这件事虽非十分复杂，却没有很多作者要参与其中。

对于史诗创作的主题，经过更多的思考、“长期的选择，迟来的开始”，他定格于“失乐园”上。一个如此全面的设计，只有成功才能做出公正判断。他考虑以诗赞颂亚瑟国王，曾在诗文中向曼索暗示过。不过据芬顿说，亚瑟已被安排另一个命运。……

弥尔顿的文学才能无疑是伟大的。他读几乎所有语言的文字，无论是高雅的还是粗俗的。他不但熟读希伯来语的两种方言，还精通希腊文、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和西班牙文。在拉丁文领域，他名列一流文学家和批评家之中，并非常勤奋地获得意大利文化知识。

他最喜爱的书籍，通常是女儿读给他听。他几乎能背诵全部的《荷马史诗》，其次是奥维德的《变形记》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他的一本《欧里庇得斯文集》，为克拉多克先生友好赠送，现在我手上。在书页边缘空白，虽有些他写的边注眉批，我却未见其特别处。

英国最伟大的诗人，他认为是斯宾塞、莎士比亚和考利。斯宾塞显然是他的最爱。莎士比亚我们很容易知道他会喜爱，就像其他读者一样。我没想到，考利这样一个对卓越之见与其迥然不同的人，会得到他更多的赞许。德莱顿有时拜访他，而在弥尔顿心目中，他虽是优秀的韵律者，却不是诗人。

他的宗教思想据说来自加尔文教派。也许在他开始憎恨长老会教徒后，他试图接近阿米纽教派。在神学与统治关系上，他从不认为，自己可以远离天主教或基督教。然而，鲍迪乌斯3 对伊拉斯莫斯4 的评语可适用于他―“他在奔跑而非跟随”。他重在谴责而非认同。他与新教徒的名堂没有任何联系。人们所了解的弥尔顿，知其不是什么而非他是什么。他既不是罗马教堂的教徒，也不是英国教堂的信众。

不到教堂做礼拜是危险的。宗教，得其奖赏很遥远，而得其活力则靠信仰和意愿。信仰会在某种程度上轻易地从我们头脑中闪过离去。保持宗教，需要外在仪式，使其充满活力和感染力，要明确的礼拜，同时需要榜样教益的影响。弥尔顿显然有对基督真实的看法，有对《圣经》最为深刻的敬仰，不受任何异端邪说影响玷污。他的一生证实其有天国直接或偶然代理人的信仰。只是一直到老，他也没有进行任何可见的宗教礼拜仪式。在打发的时光里，他没有一小时做祈祷，不管是单独的还是与家人的礼拜。他不仅忽略公众场合的祈祷，还忽视一切祷告。

寻求他忽视的理由实无必要。一个人应生活在他自己的喜好下，根据自身去判断他的行为。祈祷肯定不会被他认为是多余的。说他生活中无祈祷，难以证实，因为他学习《圣经》，沉思默想本身就是一个习惯性祈祷。在其家庭中，忽视祈祷也许是一个错误，他为此过错责备过自己，试图纠正。

他的政治观代表那些尖酸刻薄的共和党人的看法。为此，他不知道是否给出比这个更好的理由，即“人民政府最清廉；只要推翻君主制，就能建立普通联邦政府”。这是个非常狭隘的政策，仅支持钱是最好的东西。即便在这方面，也没有去考虑，法庭的建立和开销，其最大部分，仅是一种特殊的运转。钱经此运转后，并没有对民族发展有任何改进。

我担心，弥尔顿的共和主义是建立在对伟大的嫉恨和对独立的愤懑渴望之上，建立在不耐烦控制的暴躁和不屑于优越感的骄傲之中。他憎恨国家的君主和教堂的主教。他恨所有要求他服从的人。值得怀疑的是，他占主导思想的渴望是要毁灭而非建设。他像是厌恶权威，而非更多地热爱自由。

据观察，呼喊自由声调最高的人，并不轻易给予人自由。我们所知弥尔顿在家庭关系上的个性，十分严厉并独断专行。他的家庭多由女人们构成。在其书中，有像土耳其人那样蔑视女人，把她们视为顺从者和低等人的。这方面他对自己女儿也未能破除不平等的等级。他让她们缺乏基本教育而承受沮丧无助的苦恼。他认为，女人一生仅是屈从，而男人是反叛。……

在检验弥尔顿的诗作时，我应在一定程度上对他少年时代的作品给予重视。在他早年作品中，便有一种不值得称颂的喜好：他把已经写的诗作，决心保存起来，给大众一个未完成的诗作。他中止继续写下去，因为“他不满意他所写的”，假设他的读者比他自己还苛刻。这些揭开他未来意大利文、拉丁文和英文创作的序幕。我不能假装自己是一个意大利语批评家，可我听到过一个有这方面资质的人对他这方面的价值做出的判断。拉丁诗文虽甜美优雅，他所提供的欢悦却不过是对古代作家的精湛模仿，其措辞的纯洁和韵律的和谐，胜于任何人的创新能力和情绪的活力。无人与之有等同的价值。挽歌胜于颂歌，而有些火药味的叛国的作品，也许是多余的。

而其早年的英语诗歌，尽管尚未达到《失乐园》的高度，却已有证据显示其杰出。它们都是原创，不模仿，特性尚不突出。若论与其他诗歌的不同，它们之间分歧更大，常以过于强烈的排斥性而突出。词语的组合是新的，可不能使人愉悦。韵律和用词是那么特意组织，强力安排。

这些弥尔顿所写早年生活的作品，从其手稿可见，它们精心构思，幸运地保存在剑桥大学。在这些手稿里，有不少小诗是他早年之作，随后加工修订。这些遗存表明卓越成就是如何获得的。人们希望诗文写得行云流水，先要学习他如何勤勉推敲。

出于对这位伟大诗人的美丽诗篇的敬佩，有人有时迫使自己对他的小诗做出虚假的肯定，让自己先想到这个敬佩是独一无二的。所有短篇诗作，通常所能得到的是精巧和文雅。弥尔顿从不学习以优雅方式作小诗的艺术。他忽视柔和舒适这类中庸的优秀。他是一头“狮子”，对走来走去的“小家伙”无计可施。……

批评家通常认为，写史诗的作家最有才华，最值得人们称赞。因为它要求组合安排所有的能力，而仅其中一种能力，就足以充分地写好其他类别的诗作。诗歌是娱乐与真实结合的艺术，以形象辅助理性。史诗通过最愉悦人的概念，教导人们最重要的真实，因而以最感人的方式，叙述某些重大事件。历史提供给作家叙述的线索，而他要以高尚的艺术来改进和升华，以戏剧性能力赋予活力，以反省和预言方式表达多样化。道德家教他邪恶与美德的确切范围和不同差别。从处世原则和生活实践中，诗人必须学习区别人物个性和情绪倾向，不管是单一还是复合的人格。医学、生理学给他提供人心解释和躯体影像。把所有这些学科放入诗歌创作，被要求有描绘自然和完成虚构的想象力。此时他还不是诗人，还要获得完整的语言运用能力，在所有短语的精巧上、在所有语词的色彩上出类拔萃，还有学会把不同的韵律调出不同的声响。做到这一切，他才是个合格的诗人。

波索5 有这样的看法，诗人的首要任务是发现一个道德主旨，然后以传奇人物的故事解释并证实。这个过程似乎仅是弥尔顿一人所为。其他诗人的道德观是偶然结果，而弥尔顿则是根本和固有的。其最有用最艰巨的目的是“向人类表明上帝的公正”，表明宗教合理性和服从神圣法则的必要性。

要传递这个道德，需要一个传奇故事，一个由技巧构造的叙述，以便刺激好奇者，惊醒期盼者。在其长诗部分，弥尔顿被认为可媲美其他任何诗人。他随事件展开，叙述人的败落和那些附庸之流。他把整个神学系统交织在一起，十分恰当，以至于每个部分看起来都很有必要。几乎无人希望，仅为人的快速行动过程而有必要将诗人的任何叙述缩短。

史诗的主题自然与重要“伟大”的事件关联。弥尔顿不是要毁灭一个城市、规划一个殖民地或建立一个帝国。他的主旨是世界的命运、天堂的革命和人间的改革。根据上帝最高指令，抗拒反叛霸道的国王，推翻他们的霸权，惩罚他们的罪恶，创造一个合理生存的全新人类。他们有初始的幸福和纯真，他们丧失了永生，他们恢复了希望和平静。

伟大的事件仅能被一个高尚尊严的人快速地完成或被其阻碍。在弥尔顿的诗展示出的伟大面前，所有其他伟大都变得渺小。他最虚弱的代理人，却是人类最高贵最雄伟的代表、人类原始的祖先。他的理论受到人类行动的认同。在这些原理中，意愿的正直或偏差，不仅决定了地面自然的状况，还有所有未来全球居民生存的条件。

诗歌的其他代理人，主要人物若是轻描淡写，会很不敬重。其他的角色仅有微弱的能力。

最微弱者挥舞这些能力，

用整个领地的力量武装自己。

全能上帝所控制的能力，可以限制他们夷为平地的废墟，填补毁灭和迷乱造成的巨大延伸的空间。他要展现人类如此超能的动机和行为，以至人类理性能检验它们或人类想象能表现它们。这个任务，这位伟大诗人已进行并顺利完成。

在检验史诗时，更多的关注通常集中在人物的个性上。要检验《失乐园》，有个性的是那些天使和人类。天使有善良和邪恶，人类有无辜和原罪。

在天使中，拉斐尔极具美德，温和沉着、平易谦虚和自由交流，迈克尔则庄严和高傲。许多人视他为只关注个性尊严的天使。神仆阿布迪尔和加百列，显然偶尔以每个事件要求的身份出场。阿布迪尔的孤独忠诚，也被描写得非常亲切可爱。

邪恶天使的个性，在诗中最多样化。据艾迪生观察，撒旦的情绪被给予“最高尚和最卑鄙的人性”。克拉克谴责弥尔顿的不虔诚，有时借撒旦之口说出。对这类思想，如他公正指出的，只有根据人物个性的观察，才能做出判断，因为没有好人愿意允许坏人经过自己的口说出想法，哪怕仅持续片刻。让撒旦以反叛者身份说话，而任何这类表达又不玷污读者的想象，这确实是弥尔顿创作的最大困难之一。我只能说，他以极大的幸运使自己解脱。撒旦的演讲，很少能给一个敬畏神的耳朵以痛苦之声。反叛的语言，不会与不屈服的语言同类。撒旦的狠毒在傲慢和固执中冒起泡沫。他的演讲表现很一般，除他们的邪恶之外，尚无其他的冒犯。

天国反叛者的其他首领人物，在卷一卷二诗中被清晰地区别。魔罗的凶猛个性，无论出现在战场还是议会上，都保持确切的连贯一致。

亚当和夏娃在他们天真无辜时被赋予的情绪，是无辜者才能具有和呈现出来的。他们的爱纯洁仁慈、相互尊重，他们的饮食毫不奢华，他们勤勉无须辛劳。他们祷告上帝，充满更多敬仰和感激的声音。他们有留下的果实，无须索取什么；他们纯洁天真，没有什么可惧怕的。

伴随愧疚，他们才有怀疑和不安，才有相互的指责和固执的自我防卫。他们以疏远的思想彼此相待。他们敬畏他们的上帝，把他看作他们犯下罪恶的复仇者。最终他们在他的仁慈下得到庇护，服软悔改，化解仇恨于恳求。在其倒下之前，亚当的优势一直得到特意保持。

“可能性”和“奇异性”是普通史诗的两个部分，批评者对此常给以深思熟虑。《失乐园》几乎无须特别地评说。它包含神迹的历史、创世和救赎的历史。它展示至高无上的力量和宽悯。这种“可能性”很快转为“奇异性”，“奇异性”就是“可能性”。叙述的本质是真实。因为真实不允许选择，就像必要性，真实优先于规则。对意外或偶然的情况而言，诗歌里这些人类的事，有些例外可以允许，可是，支持真实的主要结构是不可改变的。

艾迪生公正地评价，称这首诗主题的性质，使它优于其他所有诗人，它有普遍和持久的趣味性。所有人，经历过所有世纪，都会有亚当和夏娃那样的感受，必须分享那延及自身的善与恶。

“结构”，亚里士多德所称的术语，意味着超能力的偶然介入。这是另一个批评家评论的丰富题目，这里却无讨论的空间，因为每件事都在天国的明示下立即办成。规则迄今被遵从，没有行动能用任何其他方式去完成。

“插曲”，我认为仅有两种，一种包含在拉斐尔关于天国战争的看法中，一种是迈克尔预示这个世界发生变化的叙说。两个插曲都与伟大行动紧密联系。一个对亚当是必要的警告，另一个是对他的慰藉。

诗歌“全面性”或“完整性”的设计，没有什么问题可提出来加以反对。这首诗非常清晰地呈现了亚里士多德所要求的“开头、中间和结尾”。也许没有同等长度的诗歌，在被裁短一些后，不会导致其没有明显的损害。这里没有墓地葬礼的游戏，也没有对一个盾牌的冗长叙述。简短的偏题出现在卷三、卷七和卷九的开头，无疑有些多余，可谁会把这些美丽的多余剔除呢？谁不希望《伊利亚特》作者多说点自己来满足未来时代的读者呢？也许没有什么能比那些外在多余的文字段落更经常受到阅读或关注。由于诗歌的目的是愉悦，让所有人都感到愉快的诗歌，不会没有诗性。

无论诗的行动是否应被严格限制在一个主旨方面，这类诗是否可以被适当地界定为英雄史诗，问题的关键是，读者会提出谁是英雄的质疑。因为他们的判断原则，来自书本而非理性。弥尔顿仅以《失乐园》为题写诗，却称之为“英雄的颂歌”。德莱顿有些任性和草率地否认亚当是英雄，因为他被战败。可是，除了建功立业外，没有什么理由认为英雄不应该是倒霉的。因为成功和美德不会必然地结合在一起。“卡图”是卢坎诗歌的英雄，可卢坎的权威不会因昆体良6 的评判而遭到打击。无论如何，如果成功是必要的，亚当受的欺诈最后会被粉碎。亚当还原复生受到造物主的宠信，因而能确保他回归与人类为伍。

讨论诗的“计划”和“结构”之后，应当检验它的构成部分―“情绪”和“措词”。

在“情绪”以人类方式或适合其人物个性的方式表达出来时，大部分是合理的、无可置疑的。

那些包含道德教训和谨慎原则的精彩段落很罕见。此诗的原始结构是，亚当、夏娃“堕落”之前，没有人类的方式能给人类的行为任何帮助。它的目的是提升思想，超越人间的关怀喜爱，赞扬不屈不挠。亚必迭以此坚持他特有的美德，反对大众的嘲讽。这些美德能适用于所有的时代。拉斐尔对亚当在行星运转之后的好奇的责备以及亚当的回答，也许信心十足地反对所有诗人要传递的任何生活规则。

思考常在情景进展中出现。这些思考只能由在最高程度的热心行动中的想象而产生。这些素材要靠不断学习和无穷的好奇心去提供。弥尔顿的思想热度使他的学问升华，使他随手把其知识和精神写进诗里，与粗俗部分划清界限。

弥尔顿从整体范围考虑创世纪，因而他的描写有渊博的学识。他习惯于不受限制的放任想象，因而他的观念是宽泛的，他的诗性品质是崇高的。他有时醉心于优雅，可他的基本能力是描写伟大。他有时精心掩饰，可他的自然港湾是崇高巨大。他能在读者要求欢愉时提供欢愉，但让读者惊讶才是他的特殊本事。

他似乎对自己的天赋非常了解，知道什么是自然赋予他的比其他人更多的慷慨。他有展现巨大、光辉耀眼、忧郁深沉、恐慌的种种能力，因而，他选择的主旨太大，难以言尽。在这个主题上，他的幻想也许被厌恶，可他的夸饰炫耀却不受责怪。

自然的状态和生活的发展，不能满足他的伟大的奢求。画一个物体，要求细心观察，用记忆而非想象。弥尔顿的喜悦，是在尽可能宽广的地区游戏。现实对他的思想来说是太狭窄的场景。他要让自己的能力去发现、进入一个仅有想象才能旅行的世界。他开心地构造一个全新的存在方式，给超人神灵提供情绪和行动，追溯地狱的忠告，陪伴天国的合唱。……

如同任何人的作品都有错误和缺陷，发现《失乐园》的缺陷和错误，是公正批评家的任务。在展现弥尔顿的美丽杰出时，我没有做大段长篇的摘引，因为要选择优美段落会没有尽头。同样我也应以一般方式提到那些看起来值得批评的诗句的失误。如果会有损弥尔顿的名誉，在某种程度上贬低我们国家的声望，有哪个英国人会高兴看到这些摘录的段落句子呢。

我的批评原则不放过那些频繁出现的用语的不准确。贝特利7 也许比诗人有更好的语法规则能力，他常发现这些不准确，有时也会忽视不见。他将之归咎于修订者的蓄意所为，因为弥尔顿的失明迫使其雇用修订者。如果他认为这是真的，这个假设是草率而无根据的。据说他私下里允许其用语不当虚假，这是卑鄙而有害的。

《失乐园》的构思有它的缺陷。其构成既不是人类的行动，也不是人类的方式。其男人和女人的行为和苦难的状况，是人间其他男人和女人所根本不了解的。读者既看不到能与他进行的交流，也不能关注他通过想象的努力来安置自己的条件，因而，他的人物很少有自然的好奇心和同情心。

确实，我们都能感觉到亚当的不服从，我们都有像亚当那样的原罪，都有像他一样，被冒犯后必有的悲伤痛楚。在天使落败之后，我们有不安分和阴险狡诈的敌人；在祷告的精神下，我们有监护人和朋友；在人类的救赎中，我们希望自己被包括在其中；在天堂和地狱的描述中，当我们都寓居在这个不是恐怖就是福祉的区块时，这些肯定能够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

可是，这些真实太重要，难以称之为新颖。有人在我们婴幼儿时已教给我们，有人把我们孤独的思想与人间常见的谈话混合在一起，习惯性地把它们交织于整个生活组织结构。由于不是新的，人们心中不会引起不习惯的情绪：我们所知新的东西，常是在未学习它们之前，而那些什么都不新奇的东西，不会让我们惊讶。

这些恐怖场面所暗示的观念，有些方面我们敬而回避，除非规定的时间要求与它们进行联系。从其他方面，我们畏缩恐惧，承认它们，仅是看作有益的行为，平衡一些我们的兴趣和热情。这类恐惧形象阻止幻想的事业而非激励它们。

愉悦和恐惧确实是诗歌天才的资源。诗的愉悦至少要人类的想象才能构思和接受，而诗性的恐惧，只有人类的力量和韧性才能抵制。永恒的善良和邪恶，对智慧之翅膀太沉重。思想下沉到它们之下，被动无助，满足于平静的信仰和谦卑的爱慕。

了解真实要采取不同的形式，通过一些新的中间形象来传达思想。这个弥尔顿已经尝试，特别是以其丰富和生动的思想来表现。无论谁考虑到，《圣经》提供给他的仅是极少的激进方式，他肯定会被作者构想的巨大行为所惊叹。诗人扩展行动到如此广大的范围，让它们分叉成如此多样，仅是敬畏宗教，才限制其想象的放纵。

这部诗充分体现了学习和天赋结合的力量。大量积累的材料，经过了判断的消化与幻想，被艺术地结合在一起。弥尔顿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这些选择不是来自自然就是来自故事，不是来自古代传奇就是现代知识。无论什么他都能用来解释和修饰其思想。通过学习的提炼，通过想象的高飞，积累的知识已植入他的大脑中。

据说，他的陪伴者之一并不过分地夸耀他：我们读《失乐园》，就像在读一本宇宙知识的大书。

其原本的缺陷不能避免，而其缺少人间的趣味，总是能被人感到。《失乐园》是这样一部书，读者敬佩之后放下，便忘记要拿起来再读它。没有人希望它比实际长度还要长。阅读它是一种责任而非愉悦。我们捧读弥尔顿为教益，离手后颇感疲惫和沉重，要找其他令人愉快的事物。我们离开这位导师，寻找同伴。

译者补充：这篇传记写于1779年1月，六周后完成。约翰生曾对马龙编辑提到，已有太多过于甜腻的《弥尔顿传》，他这篇传记会有些不同的特性。这导致考珀认为，约翰生对弥尔顿太“不仁慈”。帕蒂森干脆称约翰生为“文学土匪”，合谋“扫荡弥尔顿的名望”。兰顿却辩护，说未见约翰生对弥尔顿有“任何抱怨不公”。 当年弥尔顿如日中天难有阴影，情形如“文革”中对鲁迅批评不得，借以联想其古今中外相见相通相同之人文世故。

1 alabaster’s roxana，1632年出版。

2 弥尔顿36岁开始逐渐失明，44岁完全失明。

3 鲍迪乌斯（baudius），法国拉丁文学者。

4 伊拉斯莫斯（erasmus），荷兰学者。

5 波索（rené le bossu，1631—1680），法国批评家。

6 昆体良（quintilian，35—100），古罗马修辞家。

7 贝特利（richard bentley，1662—1742），英国哲学家和古典学者，《失乐园》编辑者。

考利

亚伯拉罕·考利的生平，尽管在英文传记里比较少见，但还是由斯普拉特博士写过。这位作者想象之丰富和语言之优雅，理当享有较高的文学地位，可他却凭着友谊的热情或雄辩的志向，写出了一篇葬礼的致辞而非一部历史。他虽展示出考利的个性，却不是考利的一生。由于他的写作没有提供多少细节，以致任何事都难以让人清晰明了。因为在颂词这片薄雾之下，一切都显得困惑和零散。

考利出生在1618年。他的父亲是一位批发商。关于他的情况，斯普拉特博士只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叙说。也许是要特意地隐瞒，把他在圣邓斯坦教区注册的名字删去。这让人有理由怀疑，他是一位新教徒。无论其父如何，他在孩子考利出生前就死了。其后考利由母亲抚养。伍德描述过他母亲如何真挚地努力让他接受教育。她活到八十岁，看到她儿子成名，得到付出的回报。我希望，她看到他的幸福，分享他的富有。我们至少从斯普拉特的传记里了解到，他总是提到母亲的关怀，恰当地表达自己对母亲应有的孝顺和感恩。

在他母亲公寓的窗台前，放着斯宾塞的《仙后》。他一直受到诗的魅力的感染，很早就有读它的兴趣。如他所说，他无可避免地成为一名诗人。这样的巧合，有时能记在心里，有时也许就全忘了。若导致思想的偏向，从而专注于某个种类的研究或工作，通常称这类心无旁骛者为天才。真正的天才，其思想有极大的普遍能力，在偶然中就确定了某些特定的方位。当代伟大的画家乔舒亚·雷诺兹爵士，最早偏爱艺术的倾向，就是因为熟读理查德斯的文论并受其激发而形成的。……

如同其他用狭隘视角写作的诗人一样，考利不是在人类的心灵里显示智力的愉悦，而是致力于向暂时的偏见献殷勤，这导致他在一个时期得到过太多的赞美，而在另一个时期又受到太多的忽视。

才智如同其他事物，受到人们选择它的本性支配，有它的流行趋势，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形式。大约在17世纪初，出现了一类作家，可以用术语称之为“玄学派诗人”。在对考利作品的评论里，给这类诗人的一些评价并没有不恰当的。

玄学派诗人是一些有学问的人，要表现他们的学问是这些人的全部努力。然而，不幸的是，他们决意要用韵律去表现它们。他们不是在写诗而仅是在写韵诗，这样的韵诗常常经得起数手指头的句读却经不起耳朵的聆听。因为其韵律语调太不完美，唯有靠计数音节才能把它们看成韵诗。

如果批评之父1 命名诗歌为“模仿的艺术”是恰当的，那这些作家恐怕要失去诗人之名了，因为他们不能说自己模仿过任何事物。他们既不模仿自然，也不复制生活，既不描绘事物的形状，也不表现智力的活动。

然而，否认他们是诗人的人，却承认他们有才智。德莱顿坦承他自己和他同时代的人，在才智上落后于多恩，可坚持他们在诗歌上超越了他。

如果才智由蒲柏做了适当的表达，它就是“一直在思考而从未被充分地表达出来的东西”。他们肯定从不能得到它，也不会寻找它，因为他们热衷的是他们思想的独一无二，却忽略了他们的措辞。蒲柏对才智的看法无疑是有误的。他不但打压了才智的自然尊严，还把它从思想的力度降低到语言表达的愉悦。

如果用更崇高和更适当的概念，才智应被视为“自然和新颖”，尽管它们不很明显，可第一次出现时，对其认可却是公正的。如果才智就是这个样子，那它虽然从不能找到，却也让人惊讶它怎么会消失。诸如此类的才智，玄学派诗人很少升华。他们的思想通常“新颖”，可很少“自然”。若他们这些表现不太明显，就会有不恰当。读者远非奇怪自己会错过他们，更常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努力违背常情。

才智，把它对听者的影响抽象出来，可以更严肃和更具哲理地考虑它是一种“不一致的和谐”2 ，一个相异的意象的组合，或一个在明显不同的事物中隐藏着相似点的发现。这样去定义才智，已完全足够了。最异类的思想被粗暴地连接在一起。穷尽自然和艺术只是为了例证、比较和暗示，让它们的学问得以展示，使它们的微妙令人惊奇。可是，读者通常认为自己的进步是昂贵的代价换来的，虽然有时会钦佩，却很少有愉悦。

从这个关于他们创作的叙述中，很容易推断出他们在表现和渲染情绪上不成功。由于他们全部专注于意外和惊奇的事物，他们不重视情绪一致。这情绪相同，才能使我们形成并刺激其他心灵的痛苦和愉快。他们在任何机遇下都从不会探究他们应说和应做些什么。比起人类自然的参与者来说，他们只是写作的旁观者。他们作为只看到善良和丑恶的人，冷漠且从容。他们作为享乐主义之神的信奉者，对人类的行为和生活的波折起伏，不涉利益不带感情地做出评论。他们的求爱是空虚的爱好，他们的悲哀是无用的悲痛。他们的愿望仅是说出那些他们希望以前从未有人说过的东西。

比起悲悯，崇高也从不在他们要达到的范围之内，因为他们从不尝试理解和扩展思想。这些思想一旦充满心灵，所引起的最初效果是突然的惊奇，其次是理性赞美。崇高因累积而达到，卑微因分散而形成。伟大的思想总是普遍的，它们所构成的看法不受例外的限制，所呈现的描述也不会递减至微小。微妙原本的意思是指很纤细的粒子，把它作为比喻，指细小的差别。这样说微妙是极为恰当的。对那些着眼于新奇的作家来说，他们中很少人有伟大的希望。因为伟大的事物绝不可能逃脱前人的观察。他们总是尝试解析，把每个形象打破成碎片。他们用微妙的奇思妙想和谨慎的细节描写，如同那些用棱镜分析阳光的人，虽展示夏季午后的无限光辉，却不能更多地表现自然的景观和生活的场面。

然而，对于所要的崇高，他们尽力用修辞夸张法去支撑。他们的夸大是没有限制的。他们不仅把理性，而且把幻想也抛诸脑后。其所产生的令人困惑的富丽堂皇的组合物，不仅不可信还令人无法想象。

伟大能力指导下的宏伟创作是从不会完全丧失其意义的。如果他们经常把才智扔到虚假的概念上，同样，他们有时也会敲打出未预料到的真实。尽管他们的奇思妙想难以触及，却也常值得去把它搬运回来。要根据他们的计划写作，至少读书和思考是必备的。没有人天生就能成为玄学派诗人。靠从描述中复制来的描述、从模仿中借来的模仿，或是传统的形象、世袭的明喻、现成的韵律、流利的音节，都不能得到作家的尊严。

在细读这类作家的作品后，思想会被回忆和质问激发，有些学习过的知识会被重新找回，有些新的东西会进一步得到查证。他们很少能增加“伟大”，他们的“敏锐”却常让人惊叹。如果想象力不总是能够得到满足，至少反思和比较的能力是要派上用场的。在大量的材料中，机巧的荒谬被扔到一起；真实的才智和有用的知识，有时能从被掩埋在粗疏的表现中找到，也许只是对那些知道他们价值的人有用。在这样的思想下，当他们的描述变得清晰、文字磨炼得更雅致时，他们能给那些更得体的作品以光彩，虽然很少有丰富的情绪。

我认为，这类写作借鉴于马里奥和他的追随者，以多恩和本·琼森为例，受到推崇。多恩知识渊博，而本·琼森的创作方式与多恩在他的诗行的粗野方面类似，而不是在他表达情绪的形式上。

当他们的名声高涨时，他们无疑有更多的效仿者，其数量远比后世留名的要多得多。他们的直接继承人，任何回忆起来都能记得的作者，有萨克林、沃勒、德纳姆、考利、克利夫兰和弥尔顿。德纳姆和沃勒以改进我们韵律的和谐去寻求另一种方式出名。弥尔顿只在他写“驿站老板霍布森”的诗行里进行玄学诗风格的实验。考利比弥尔顿改进了更多，使其有更多的情绪和音乐感。萨克林既没有改进诗律，也没有充满奇思巧喻。时尚的风格主要由考利来保持，萨克林不能达到它，弥尔顿鄙视它。

关于批评的看法，没有例句是不容易理解的。因此，我收集了这类诗人写作范式的例子。这些被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崇拜者所称赞的诗人及其作品，自有其显著的特色。

由于这类诗人也许更希望被崇敬而不是被理解，他们有时从学问的深奥处提取他们的奇思妙想，曲高和寡，普通诗歌读者不会经常碰到。（《考利评传》全文详见《传记奇葩》一书）

1 指亚里士多德。

2 discordia concors，拉丁文“与不和谐和谐”，中文“和而不同”。

德莱顿

约翰·德莱顿（1631―1700）也许可以恰当地被看作英国文学批评之父，因为他是教我们依据规则去判断文学价值的第一位作家。在我们以前的诗人中，有位伟大的戏剧家1 。他没有什么规则，仅依据生活和自然写作。他的天才罕会误导人，也罕会被人抛弃。其他诗人虽懂得遵从适当的法则，却忽视了传道授业。

在伊丽莎白时代，韦伯和普特翰各自写过《英国诗人的艺术》。人们不但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这类规则，还可以从本·琼森和考利的暗示中得到一些。然而，德莱顿的《论戏剧诗》是第一部论写作技巧的系统、有价值的著作。

一个人在对当前时代的英国文学形成自己的看法后，他返回头来细读德莱顿这个对话，不可能发现太多的知识和太多的教益新奇，可他能记住，批评的原则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汇总的这些规则，部分来自古代，部分来自意大利和法国。戏剧诗的结构，通常不为人所了解。观众欢呼鼓掌靠直觉，而诗人受欢迎靠机遇。

一个实现他完整目的的作家，会在光芒中失去自己。这个看法不必再引起怀疑，证据也无须再去检验。对于一种普遍实践的艺术，它的第一位老师已被遗忘。学问一旦流行普及，便不再是学问。当露珠从清新的田野里呈现时，我们显然能得到一些特别的外观形象。

要公正评价一位作家，我们要设身处地于他的时代，检验什么是他同时代人缺少的，什么是他能提供给他们的方式。这在现今极为容易，而在过去却十分困难。德莱顿至少输入他的知识，供给他国家之前所缺乏的，或者说，他仅输入材料，用其技巧加工制造。

《关于诗剧的对话》，是他最早的一篇评论。写作时，他是一个胆小地追求名誉的候选人，因而，他相当勤奋，努力得到回报。当出名有地位后，他对公众的敬畏度降低了―部分因为习俗，部分因为成功。在我们所有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字中，很难找到一个论说，能如此技巧多样地持续表现出彼此对立看法的可能性，如此充满活力的形象，如此充满光辉的解说。他以极大的精神和勤奋去锻造英国戏剧家的形象。他对莎士比亚的评价，确立了作为热情批评家的永恒范式，既无琐细的精确，又没夸耀的辉煌。朗吉弩斯对德摩斯梯尼关于马拉松英雄的证词予以奢华赞美，可是，这些赞美在德莱顿的评论前都已褪色，不再散发光芒。仅用少数几行，德莱顿便展示出一个人物的个性。其理解力是如此广博，其对极限如此好奇，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添加、裁剪和重塑的。在所有争相赞颂莎士比亚的文字中，莎士比亚的编辑者和敬仰者也未见有什么更值得夸奖的论述，他们只不过是对这个优秀“对话”进行扩大和改写，把德莱顿的金块改换为便宜金属，虽然它更大块，价值却很低。

在这方面，在所有其他同样主题的文章里，德莱顿的批评是以一个诗人眼光进行的批评。它不是一个呆板的理论合集，也不是一个粗陋的错误检查器，即便严格审查也不可能做到。它是一篇愉快而有生气的评论，愉悦与教益结合，作者以他的创造能力去证实他判断的正确。……

散文是德莱顿偶尔创作的作品，仅得到中等的评价。他的名字被每个英语文学的培育者熟知而敬仰，因为他在精炼诗歌语言、改善精细情绪和调谐英国诗歌的韵律方面达到优秀。

在经历大半个世纪的强迫思索和韵律参差后，沃勒和德纳姆已让诗歌在接近自然与和谐方面有些进步。他们表明，当语句被分解为对偶句时，即使长篇诗的韵律也能让人愉悦。诗歌不仅要韵律，还要安排音节。

尽管他们做的不少，可谁能否认他们还是留下了许多未竟之业呢？他们的作品不多，他们思想的丰富理解力也不多。为建立规则、恰当地介绍词语和思想，需要创作更多范式和更多样板。

每个博学的民族，有必要把其语言划分为学究语和通俗语，有庄重和平易、文雅和粗鲁之分。相当大部分的俏丽风格，是从这个细致的区别中产生的。我们仅有少数诗人有思想，赞同自然，而且他们原始正确的自然观都在规则之内，可是，我们的作家们几乎不知这些选择的精致。我们的语言表达方式，在他们面前呈现为一团困惑。每个诗人仅采取那些偶然机会所能提供给他的用语，满足其表达目的。

在德莱顿时代之前，没有诗歌的用词法，没有一个体系，把日常用的俗语加以提炼，避免那些适合特别艺术的生硬术语。这些过于粗俗和生疏的词语，挫败了诗人构思的用意。对那些在小场合或喧闹中听到的声音，我们不容易接受其强烈的印象和欢愉的意象。对那些几乎陌生的词，无论它们如何出现，若要引起人们对其关注，它们应能够清晰地表达事物。

那些能和谐组合的语词，很少有人尝试把它们从散文与诗歌中清晰地区别开来。我们过去几乎没有文雅用词，或者说，没有说话的花朵，如同玫瑰还没有从荆棘中被采摘下来，又如不同的色彩尚未加入生动的描写场景中。

值得怀疑，沃勒和德纳姆的偏见是否过分且长期流行，而这些在考利的捍卫下得到庇护。新的韵律学，一如所称的，其建立要归功于德莱顿。从他的时代开始，英国诗歌显然没有复归到从前野蛮的倾向。

我们语言的影响和理解力，出色地体现在我们对古代作家诗歌的翻译上。法文的译著似乎在绝望中放弃，因为我们一直不能以灵巧手法来翻译。本·琼森认为，有必要“词对词”地直接译出贺拉斯的诗歌。他同时代的对手费尔姆却说，以“行对行”翻译，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据说德莱顿称桑迪斯2 为上个世纪把散文改为韵文的最好译者，因为他曾十分努力以原作同样的诗歌韵律，来组编他英译版《变形记》的每一卷。霍利丹没有其他评价，仅表明他了解原著作者，很少关注用词的堂皇富丽或韵律的肆意发挥。他翻译的这些韵诗难以被称为诗歌。不会有人出于自愿去读，也不会有人通过理解分析它们可以得到满足。考利说，这类“复制者是奴性的种族”。他声称，坚持他的自由，如此冒失地伸展他的翅膀，以便远离他的原作者3 。德莱顿这种要保留并规定对诗歌自由翻译的限制的看法，给我们翻译提供了合理规则和典范。

当语言被不同原则形成时，同样的表达模式不可能在双语中总是达到同等的精准典雅。当它们并列在一起时，最贴切的翻译被认为是最好的。当它们有分歧时，应取其自然的轨道。当交流不可沟通时，应有必要满意于那些相似对等的存在。因此，德莱顿说：“翻译不应该如‘意译’(paraphrase)那样松散无形，也不应该如‘直译’ (metaphrase)那样死板。”

所有提炼的文字自会有它们不同的风格：或简洁，或冗长；或高雅，或粗俗。在适当选择风格时，应注重其构成的相似。德莱顿原则上要求译者保持相似性。译者要以作者修饰语词的方式来显示作者的想法，如同作者使用的是英语一般：粗犷雄伟处不应用词柔软，夸张的表象不应被降低遮掩，感性情感也不应表现出十分迟钝。总之，一个译者应该像他的作者，超越作者不是译者的任务。

这些翻译规则的合理性，似乎得到充分的证实。观察它们所产生的有效性是令人欣喜的。我不知是否它们被反对过，除了爱德华·舍伯恩爵士4 外。这个人的学问比他诗歌上的能力大，更适合传递其内容而不是塞涅卡5 的精神，以介绍他的三部悲剧译本来为“直译”辩护。贺拉斯的译著权威6 ，新译者会引用他来捍卫他们的翻译。爱德华爵士通过合理解释，已从他们那里吸取到一些技巧，可支持它的理由不是作者贺拉斯本人。……

据说蒲柏评价德莱顿的作品，“比起任何其他英语作家所能提供的范例，他能从其作品中选出每种诗歌的最好范本”。也许没有一个民族能产生这样一个作家，他以各种范式来丰富我们的语言。我们感激他，不仅是我们在改进措辞，也许还因为我们完善诗律，精炼用语，更多是因为我们能细腻地表达情绪。我们依靠他，学会自然地思考，强烈地表达。尽管戴维斯对在他之前的押韵诗有猜测，却坚持德莱顿是参与争辩诗歌原则的第一人。他向我们表明一个译者自由的真实界限。关于罗马帝国的一个说法，这个被奥古斯都确认的一句简洁比喻，可用来比作由德莱顿最初想让英国诗歌更精美的前景：他以小砖块建立起地基，却留下了大理石建筑。

1 指莎士比亚。

2 桑迪斯（george sandys），奥维德《变形记》译者。

3 考利译品达的《颂诗》，以“模拟（imitation）”译法自由发挥。

4 爱德华·舍伯恩爵士（sir edward sherburne），英国诗人，塞涅卡作品译者。

5 塞涅卡（seneca），古罗马悲剧作家。

6 指本·琼森，提倡直译。

艾迪生

约瑟夫·艾迪生于1672年5月1日生在米尔斯顿。他的父亲兰斯洛特·艾迪生，当时在威尔特郡附近安布罗斯本教区任主教。他出生时体质虚弱，几乎不可能生存，当天就接受了基督洗礼。在接受通常的家庭教育之后，他先是在安布罗斯本受到奈什先生的指教，后来在索尔兹伯里得到泰勒先生的关怀。在早年教育中，他父亲的个性也给他虔诚方面留下强烈印象。这种假设是合情理的。

对一位著名文学家，不提到他的学校或老师是一种历史的错误，这个错误会令人惋惜地抹杀掉真实的名誉。因此，我要追溯他受教育的全过程。在1683年，他刚满十二岁。他父亲成为利奇菲尔德（约翰生的家乡）的主教，全家随父亲自然都搬迁到了新地区。我认为，有段时期，可能不很长，他从学于萧先生，也就是当时利奇菲尔德学校的校长，已故彼得·萧博士的父亲。关于他的传记没有提到这段间隔期，我仅是从一个“把门”的故事中得知的。当我还是孩子时，什罗普郡的安德鲁·科贝特告诉了我这个故事。他又是从他叔叔皮戈特先生那儿听说的。

“把门”是很荒诞的行为。许多学校都有这种习惯，直到上个世纪才取消。男孩子们在学期快结束的放假前，显得无拘无束，多了些使坏的性情。有些天，在正常下课时，他们会占据学校，守住学校的大门，从窗口向他们的老师发布挑战。在这种情况下，老师们只会一笑了之。如果传统习俗可靠的话，老师常会尽力压制或袭击这种调皮捣蛋的守卫部队。当皮戈特是学生时，老师被阻拦在校门外。他说，整个恶作剧是由艾迪生一手计划和操纵的。

为了更好地判断这个故事的可靠性，我已了解到他是什么时候进入查特学校的。由于他并不在那些对建校有贡献的人之中，所以注册记录没有收录他的名字。他可能是从索尔兹伯里或利奇菲尔德转到查特学校的。青少年时期，他在埃利斯博士的指导下进行学习。理查德·斯蒂尔伯爵在与艾迪生创办《旁观者》时建立亲密友情，他们一起合作，合作成果也有很完整的记录。

这个值得特别赞美的友谊应归功于斯蒂尔。爱一个对自己无威胁的人并不困难。艾迪生从不把斯蒂尔作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可斯蒂尔承认，他习惯于生活在艾迪生这位天才的支配下，总是极为尊重地提到他，卑恭地奉承他。

艾迪生知道自己的名誉，并不总是克制自己，有时向他的崇拜者表现自己，可他不会有遭到反驳的危险。他的嘲笑能让人容忍，没人加以抵制或怨恨。

这类打趣讥笑还不是最糟糕的。斯蒂尔慷慨轻率，十分虚荣，总是不能摆脱贫困。他常在十分紧急且最倒霉的一刻向朋友借一百英镑，也许根本没有还钱的打算。可是，艾迪生似乎对这一百英镑另有想法，为拖欠感到急躁不安，会通过法律效力追回他的欠款。斯蒂尔敏锐地感觉到他债主的冷酷无情，但他的情绪是懊恼而不是愤怒。

1687年，艾迪生进入牛津女王学院学习。1689年，他偶然熟读一些拉丁文诗歌，得到兰开斯特博士的赏识赞助。兰开斯特博士后来成为牛津女王学院的院长。通过学院的推荐，艾迪生被选为莫德林学院拿津贴的学生。这是当时社会对那些在其他地方被称为学者的一类人的命名：年轻人享有建校者的恩惠，以便能成功地继承那些退休前辈的空缺位置。

在那里，他继续学习诗歌和文学批评，首先在拉丁创作中渐露头角。这方面确实值得特别赞扬。他没有限制自己去模仿任何古代的作家，而是从一般的语言中形成自己的风格，例如，认真地细读那些偶然得到的不同时代的作品。

他的拉丁文创作似乎在很多方面都表现出他的个人喜好。他出版了一个两卷本的《拉丁文诗歌选》。也许是为了方便，他把自己所有的拉丁文诗歌都放了进去，《和平的诗》排放在首位。他后来把诗歌集献给布瓦洛。据蒂克尔说，布瓦洛“当时正为英国诗歌天才构思一种概念”。最为人熟知的是布瓦洛曾浅薄粗暴地攻击现代拉丁文。因此，人们对布瓦洛的职业成就肯定，与其说是认可他，不如说肯定他这些行为方式的影响。

艾迪生有三首拉丁文诗：《矮人和起重机的搏斗》《气压计》《保龄绿》。就主题而言，他也许不敢用自己的语言1 来写。当事情很微小或一种死去的语言很贫乏时，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是平庸的，因为没有什么是熟悉的，用拉丁文写作却能提供极大的方便。借助于罗马人那些醒目崇高的音节，作家常常对读者，也对自己隐瞒了贫乏的思想和创新的缺陷。

在二十二岁那年，他向德莱顿献出几首诗，第一次表明他英语诗歌的创作能力。后来，他把《第四田园诗：蜜蜂》的绝大部分翻译出版。在这之后，德莱顿说：“我后来的蜂巢难以成为蜂房了。”

与此同时，他为德莱顿所译的维吉尔的几部书作了有争议的序言，写了《论田园诗》。这些文字幼稚、肤浅、无教益，既无学者的智慧，也无批评家的深刻。

他接下来创作的诗歌富有英国诗人的重要个性，题献给亨利·萨谢弗雷尔。艾迪生此时如果不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写韵文的作者，正如他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他在《杂记》上发表了关于维吉尔的田园诗的部分评论，和关于女王玛丽的拉丁文赞颂词。这些诗文反映了对所有友谊的赞美，可后来这些友谊，在一个方面或另一个方面，因为集团派系斗争，显得相当脆弱。

他的诗歌反映出一种很自信和很有特色的斯宾塞风格，可他从未读过斯宾塞的作品。因此，批评家的判断有时对他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有必要让读者知道的是，这时康格里夫把他介绍给蒙塔古―一个财政部的大臣，艾迪生开始学习官场术，把蒙塔古作为诗人列入考利和德莱顿的名单中。

根据蒂克尔说法，受蒙塔古先生的影响，同时结合他自己自然中庸的本性，艾迪生改变了最初进入神职工作的自我打算。蒙塔古认为，从事公民服务业的人腐化堕落，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开明教育。蒙塔古还宣称，尽管他是教会的一个敌人，但除了制止艾迪生加入，他不会做任何损害教会的事。

不久之后，1695年，艾迪生写了一首诗献给威廉国王，同时用韵诗向萨默斯伯爵做了介绍。威廉国王对典雅文字或文学不感兴趣，他关心的只是战争。然而因大臣们的推举―这些大臣的偏爱与他很不同，国王在没任何其他意图之下表现出自己对诗歌的慷慨赞助，艾迪生同时得到了萨默斯和蒙塔古的关照。

1697年，他的拉丁文诗歌，出现在《里斯维克条约》签署的和平时期，他将之题献给蒙塔古。史密斯后来称之为“自《艾尼德》2 以来最好的拉丁文诗歌”。对这个称颂虽不必严格地去检查，可它活泼有力和典雅精致的出色表现却是不能否认的。

由于没有在公共部门任职，他在1699年得到了每年三百镑的津贴。因此，他有能力并有机会去旅行。他在布卢瓦居住了一年，也许为了学习法语。他之后又继续到意大利，用诗人的眼光观察那里的一切。

他以轻松的方式旅行时并不算偷懒。他不仅收集对这个民族观察的资料，而且抽空写了《勋章的对话》和《卡图》的前四幕。至少，据蒂克尔所说是如此。或许，他只是收集材料，构思他的计划。

无论他在意大利做了其他什么事情，他给哈利法克斯伯爵写了一封信。这封信被认为在他诗意的创作里，如果不是最崇高也是最文雅的作品。两年之后，他发现有必要赶紧回家。如斯威夫特告诉我们的，他当时因为没有收到汇寄来的津贴，穷困潦倒，被迫成为一个旅游团的导游。

艾迪生返回后，出版了他的《旅行记》，把它题献给萨默斯伯爵。由于他停留在国外的时间很短，他的观察仅是根据匆忙的巡视，主要是把国家目前表面的现象与罗马诗人的描写做一比较。从罗马诗人那儿，他做了事先收集的准备。如果他知道这类集子早已被意大利作家出版过两次，他便能排除这些写作困难。

在他书里，最引人注目的篇章是关于圣马力诺共和国的详细描写。许多章节，说起来没有提出非常严厉的批评，也许是回国后才写的。他以语言的文雅和散文诗歌的多样性赢得了读者。他的书尽管有一阵被忽视，却适时地受到公众的喜爱。在它重印以前，原书价升了五倍。

他在1702年返回英格兰，开始表现出吝啬，证实了他那已减轻的生活困难依然存在。因为他发现，他的老赞助人已失去了权力。他因此有一段时间完全自由自在，酝酿自己的思考。一个人的思想如此活跃，给人理由相信，他没有损失任何时间。

他受到忽视或无所事事的时间不算太长。布伦海姆的胜利（1704）把喜讯和自信传遍了全国。戈多尔芬伯爵责备哈利法克斯伯爵，这场胜利还未用其他方式进行同等的庆贺，希望他找最好的诗人去写作。哈利法克斯伯爵答复他，说国家确实没有对天才给予鼓励，公共的钱支持了一些无用人的无价值作品，没有做任何努力去寻找或雇佣那些显然能为国家增添荣耀的人。为此，戈多尔芬伯爵做出保证，这样的滥用行为应及时加以纠正。如果能找到适合这项任务的人，请提出来，他不会吝啬付最高的酬谢。之后，哈利法克斯伯爵提名艾迪生，要求财政部部长把他申请为自己的工作人员。戈多尔芬伯爵通过博伊尔先生送出信息，后来传给卡尔顿伯爵。艾迪生接受了工作，与财政部部长取得联系，同时提前完成了《天使的明喻》，立即受到继位的仲裁委员会的洛克先生的嘉奖。

第二年他到汉诺威，与哈利法克斯伯爵一起工作。之后，他成为国务秘书长助理，先服务于查尔斯•赫奇斯爵士，几个月后，转向森德兰伯爵。

大约这个时期，受到流行的意大利歌剧的影响，他试图用自己的语言去写音乐剧，试探它会产生什么影响。他写了歌剧《罗莎蒙》，在舞台演出后，或是出现轻蔑的嘘声，或是被忽略，可他仍相信，如果出版它，读者能给予他更公正的判断。他将之题献给马尔巴勒公爵夫人。这位夫人在诗歌或文学上既无技巧也无炫耀处。他的题词是一个卑躬屈膝的荒谬例子，只有乔舒亚·巴恩斯题献希腊剧《阿纳克里翁》给公爵才能与之相比。

他的名望在某些方面因为《温柔的丈夫》有所增加。这是斯蒂尔题献给他的一部喜剧，并向艾迪生承认，在几个最成功场景方面得到他的帮助。为这个戏的演出，艾迪生作了序。

当沃顿侯爵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后，艾迪生跟随他做秘书。他也得到伯明翰城堡档案记录员的工作，每年工资三百英镑。工作只是象征性的，所要求的工资是为了支付他的住宿费用。

利益和派系很难允许人们表达特别倾向或个人意见。沃顿与艾迪生个性相反，加上他们本来意见不同，更不容易走到一起。沃顿无信仰，放荡不羁，不知羞耻，不在乎或根本没有对错观念。无论怎么说，他的对立面便是艾迪生。可是，作为同一个党的代表，两个人必须联合在一起。他们怎么处理其他情理问题，我们不知道。

然而，人们对艾迪生不应匆忙地加以谴责。没必要拒绝一个坏人给予人们的好处，只要这种接受没有暗示要认可这坏人的犯罪行为。除非他受到邪恶的指使，下级官员也没有义务，去检查舆论或检查他根据上级指示做出的行为。人们合理地假设，艾迪生对总督的恶劣和破坏性的影响，尽其可能地做了抵制。至少由于他的干预，做了一些好事，阻止了一些错误。

他在任公职期间给自己做出规定，如斯威夫特所说，他绝不以回礼方式，把自己正常的经费支出寄给他的朋友。他说：“我也许有一百个朋友。如果我的经费是两个基尼，我在离任后会失去两百个基尼。没有朋友能从我那得到两个以上的基尼。因此，在好的赠予和坏的忍受之间没有适当比例。”

当艾迪生在爱尔兰时，斯蒂尔没有任何关于他工作计划的通信交流，便开始出版《闲谈者》。斯蒂尔没过多久就被人知道了。因为通过发表艾迪生给他的关于维吉尔的评论，他暴露了自己。确实，任何写作或叙述普通生活的人，不容易使自己不为那些他很容易就与之交流的人所熟悉，因为这些人了解他的系列研究、他喜欢的题目、他特别的关注和习惯的语言。

斯蒂尔渴望这样秘密地写作下去，然而他不幸地在一个月后就被人发现了。斯蒂尔《闲谈者》的第一篇出版于1709年4月22日，而艾迪生的文章出版在5月26日。蒂克尔做出这样的评论：《闲谈者》从创办到结束都没有与艾迪生合作。无疑，这在字面上说是真的。尽管这些写作没有因为创办时的无意识或在停刊时他不在场而受太多影响，可是，艾迪生一直给予帮助，直到12月23日。《闲谈者》在1711年1月2日停办。艾迪生写的作品不能通过任何签名来区分。我不知道当这些文章汇集出版后，他的名字是否就不再是秘密。

在《闲谈者》停刊两个月后，《旁观者》3 成功接替出版，发表同类的系列文章，但写作上比较沉闷，按条条框框来计划，属日报性质。这样的安排，表明作家并非不信任自己丰富的材料或创作的敏捷。他们的写作足以证明他们的自信。然而，他们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发现许多都是附加的辅助性文章，写单篇文章并不是厌倦可怕的劳动。他们邀请许多撰稿，也接受许多投稿。

艾迪生有十足的党派热情，而斯蒂尔在当时却对此几乎全无兴趣。《旁观者》最早的一些文章表明作者的政治原则，但很快就做出改变的决定，采用普遍的话题和主题，如文学、道德和日常生活，这样党派就不能煽动分歧的情绪。为这个要求，他们坚持不懈，很少有分歧。斯蒂尔为赞扬马尔巴勒曾爆发出强烈情绪。当弗利特伍德博士在布道词前言中加上他带有辉格党主义的看法时，这个看法也许女王安妮读过，《旁观者》也给予转载。

最早介绍了卡萨的《礼节》，后来是卡斯提利尔的《奉承者》，去试图教育人注意细微礼节，执行谦卑的义务，管束日常的谈话，纠正相当激进而不是犯罪的堕落，排除那些不是持久灾难所引起的时刻忧虑的悲痛。这两本意大利文写作的书，都因为它的纯洁和文雅受到赞扬。如果现在人们很少去读它们，这种被忽略仅是因为它们的作用，因为作者意图表明的改革和它们的规则都不再被需要了。它们的创作有益于时代，可以从翻译作品中得到证明。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在急切地盼望获得它们。

这类教诲书继续出版，也许在法国作者中发扬光大。其中，布鲁的《时代的礼节》，尽管被布瓦洛评论说它的写作不连贯，但在描写生动和观察恰当方面确实值得大力赞扬。

在《闲谈者》《旁观者》之前，如果排除那些写戏剧的作家，英格兰没有写普通生活的大师。在无知的野蛮或文明的鲁莽方面，没有作家要进行改革。没有人表明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沉默，如何去拒绝或怎样去适应。我们有许多书教导我们更重要的责任，让我们在哲学或政治上明确观念，可我们缺少区分雅俗和中庸处事的书。人们应了解每天的生活对话，摆脱棘手问题的约束。这些棘手问题会戏弄过客，尽管不一定伤害他。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没有什么比经常发表短的文章更为恰当了。人们读它，不是为了研究而是为了娱乐。如果题目很轻松，论述也同样简短，就能让忙的人有时间看，懒的人也有耐心读。

这类传达通俗简单文化知识的文体，源于“国内战争”期间（1642―1651），特别是这个时期党派双方都有极大兴趣，提倡和强化人民的偏见。在当时，出现了《宫廷信使》《乡村信使》《公民信使》等几种刊物。据说，任何好题目开始流行，就会有对手剽窃。借这种策略，对手把它的观念灌输给那些没有读到的人，如果表面上不会使朋友厌恶的话。在那些动乱的不幸日子里，所有人都很少有空闲去珍惜这些即兴的创作。它们几乎被遗忘，以至任何地方也无法找到一部汇编的全集。

这类“信使”刊物，后来由埃斯特的《观察家》（1681―1687）和莱斯利的《试演》所接替，也许还有其他杂志。后来，这类开放的形式不能给人民传递任何信息，只宣传教会或国家有争议的问题。他们教许多人去说服一些人，而他们都不能教自己如何去判断教会或国家的问题。

有人认为，英国皇家学会是在“王朝复辟”(1660)不久后建立的，目的是转移人们公开的不满。《闲谈者》《旁观者》有同样的倾向。它们出版的时候，两个党都在吵闹、不安和搞暴力，每方都发表似是而非的宣言，也许双方都没有任何明确的观点，却煽动民族情绪。他们想用政治斗争来使发热的头脑清醒，越如此，越反映出适得其反的效果。据艾迪生说，后来的文章对当时的谈话问题产生过显而易见的影响，教那些嬉闹和快活者注意把善良和嬉笑结合在一起。这种效果是他们绝不会完全失去的，而他们继续要成为这其中的第一本书。这些书最早由男女两性用文雅的笔调写作。

《闲谈者》《旁观者》，如同作家卡萨一样，用适当和文雅的方式调整了日常交往的礼节，如拉布吕耶尔4 在《品格论》中所展现的那样。这些文章介绍的人物不仅仅是想象的，而且都是当时有名且地位显著的人。斯蒂尔在他《闲谈者》最后一篇文章中强调这一点，巴杰尔在《旁观者》发表《提奥夫拉斯图斯5 》序言时也持有同样看法―艾迪生曾推荐过这部书。有人怀疑，即使他没有参与写作，至少也修订过它。这些文章中的描写，我们假设有时修饰得体，有时令人恼火。现在它的原作有些部分被人记得，有些部分已被忘却。

除了一小部分文章使他们赢得了赞扬外，他们的刊物还团结了两三个杰出作家。他们强调了文学和批评，有时远远超过他们的前辈。他们用雄辩的正义争论和高雅的语言，教给人们最重要的责任和最崇高的真实。

所有这些文章以各种雅致的虚构、精炼的寓言和轻松的表现，用不同的风格和创作的技巧，加以阐明。

据巴尔杰的回忆，在《旁观者》中，正是罗杰·得·科弗利爵士，这个艾迪生虚构的人物，最为艾迪生推崇。艾迪生借助罗杰爵士的形象，形成了某些细微和特别的观念。他不愿让这种观念受到亵渎，因此，当斯蒂尔叙说罗杰在坦普尔地区无辜地携带一女子到小酒馆后，艾迪生表示非常同情他朋友的愤怒，以致他被迫去安慰自己，承诺要限制罗杰爵士的出现。

那些劝说塞万提斯把其英雄主角带到坟墓的理由―“堂吉诃德只是为我而生，我也为他而生”，让艾迪生以不适当的热烈情绪宣布，他会杀死罗杰爵士。他的理由是他们生来为了彼此，其他任何人插手都会委屈他。

令人怀疑的是，艾迪生是否充分完成了他最初的构思。他用有些扭曲的想象去描写他的骑士，可他没有发挥这种曲解作用。罗杰爵士的无规则行为，与其说是由于某种压倒性思想的长期压抑，使他的思想偏离了生活轨道，不如说是来自习惯性的质朴，以及独处时自然产生的那种疏忽。

思想遭受气象风云变化的影响，起初疯狂会飞天蒸发。这些时不时被云雾笼罩着的理性，从不黯然失色。艾迪生似乎被阻止去实践他自己的设想。情形是否如此，需要我们确切地加以分析。

作为一个乡村绅士，罗杰爵士显然是托利党人，或根据一般的表现，他拥护土地主的利益，与安德鲁·弗里波特爵士是敌对的。安德鲁是新生代富裕商人，热心金钱利益，是一个辉格党人。当报纸不去考虑党的利益而做出决定时，这些观念的对立，与它们可能产生的结果相比，可能它们最初的意图显得更重要。安德鲁爵士虽做了一些事但很有限，可这些有限的事，似乎没有让艾迪生高兴。当把他从俱乐部解雇后，艾迪生改变了他的看法。在真实无情的商业精神下，斯蒂尔让安德鲁爵士宣布，他“不会为懒人建医院”。可最后，他买了土地在农村置业，不是建工厂，而是为十二个农夫建了一所医院，虽然作为一个商人，他与这些人几乎不认识，平时也很少关心他们。

这类如此文雅、如此有教益、如此广泛传播的文章，很自然地假设它们得到大众认可，销量很大。我曾听人评论说，销量根据税收多少来计算。在期刊的最后时期，一周交税超过二十多英镑，因此，就按二十一英镑来算，即每天三英镑十先令，根据一份刊物征收半个便士，每天发行量大约应为一千六百八十份。

这个销量不算很大，如果斯威夫特说的可信，这可能还是个减少之后的数字。因为他声明，《旁观者》在他退出之前已经让读者厌倦了。他曾无数次奚落这个刊物的“公正性”。

第二年（1713），《卡图》出现在舞台上，是艾迪生声望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据说，正当政治家卡图去世这段时间，他在旅途中就计划写这出悲剧。几年后才完成了前四幕，这部分已经表明有可能受到人们的赞扬。蒲柏和西伯都读过。西伯提到，当取回剧本时，斯蒂尔以适当的虚伪之言对他提到，无论他朋友的精神如何表现在作品里，他仍怀疑艾迪生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暴露现实，让英格兰观众进行谴责。

然而，这样的时机到来了。一些想到自由会导致危险效应的人，同样认为舞台剧能保护自由。艾迪生被强求以神圣大不列颠保护人的名誉完成他的创作，表明他的勇气和热情。

重写他的剧本，他似乎有固执和难言的不情愿。有人要求休斯先生增写第五幕。他希望这样的要求被拒绝。可休斯很认真地支持他，几天后，写出增写部分，并带给他看；而他此时也在独自写作，写出一半，后来完成全部。这一半很简短，与以前的部分不成比例，就像不情愿地干一件事情，匆忙弄出个结果交差。

《卡图》在与公众见面前，是否根据作者意图做出任何修改令人怀疑。批评家丹尼责备他有偏见，用事先假定的批评原则支持自己的喜好，违背《旁观者》所建立起的诗的公正性的规则，“毒害全城”。原因是他的英雄主角和所有美德都屈服于暴君。事实如此，动机却需要我们去猜测。

我认为，艾迪生做出充分安排，让所有道路都来制止发生危险。蒲柏为他写前言，切合剧本的实际，有这样一句话：“大不列颠，站起来，这样的行为是值得肯定的。”它所要表示的意义不过是，大不列颠，站起来，尽自己能力认可公众美德。艾迪生有些害怕，为避免被人想到是起义的煽动者，改换这一句为“大不列颠，请注意”。

现在，“浓黑的乌云出现在这天，这是伟大而重要的一天”。6 艾迪生经受了剧场的风险。然而，这风险可能只是出现在演出的第一夜，后来几乎完全没有争议。斯蒂尔作为一个观众看了演出后提到这点。蒲柏说，这个效果已首次出现在支持斯蒂尔的《忧伤的母亲》中，现在更有效地表现在《卡图》的演出里。

危险期很快就结束了。当时整个民族各党派争论火爆。辉格党赞扬每一行中提到自由的字眼，把它作为对托利党的讽刺，而托利党以掌声回应，表明这类讽刺不存在。博林布鲁克说过一个故事为人熟悉。他叫售票员到他包厢去，给他五十基尼去为自由事业叫好，更好地反对永久的独裁者。蒲柏说，辉格党设计出支持的方式，即只要出现好句子时就鼓掌。

剧本受到互相竞争的党派这样争相赞扬和支持，每晚都上演。我认为，其持续时间之长，超出公众以前所允许的任何戏剧，如演员波特女士后来提到，在演出期间，作者在幕后徘徊，兴奋得无法平静。

有人建议，如果将印发出版的剧本题献给女王，女王会很高兴，可正如蒂克尔说：“艾迪生心中自有其他想法，一方面是他自己的义务，一方面是他的荣誉，他觉得自己有必要把它奉献给世界，而不必给任何人题词。”……

艾迪生这光辉的一生行将结束。他多年来深受气喘病痛的折磨，之后因水肿加剧。感知自己生命垂危的迫近，他要依据自己的戒律和本分准备安逸地死去。

在这缓慢消失的衰弱时期，蒲柏告诉我们，他通过沃里克伯爵7 给盖伊先生传话，渴望见他一面。盖伊8 已有些时间未见他，立即应召前往，受到他的热情接待。访问的目的被探究后发现―艾迪生说，他伤害过盖伊。若身体康复，愿给予补偿。什么伤害他未解释，盖伊也从不清楚，也许是因为盖伊有些升迁的机会因艾迪生的干预被阻拦了。

沃里克伯爵是个没有什么生活规律的年轻人，甚至有些不着边际的思想。艾迪生并不缺少他的尊敬，尽力教导他谨慎行事。然而，他的争执和抗议都不起任何作用。有件事仍须实践。艾迪生知道生命将终结，把年轻伯爵叫到身旁，以宽厚温柔之心，渴望他听到最后的告诫，亲自对他说：“我派人叫你来，是让你看一个基督徒如何死亡。”这个恐惧场面对伯爵有何影响我不知道，只是伯爵在不久后也去世了。

蒂克尔为他朋友所写的一篇杰出墓志铭有这几行：

他教我们如何去生。哎！

付出太高代价的知识，

教我们如何去死。

在这些诗行中，他告诉过扬格博士，暗示出这次感人的访问。

在病床前，他直接指示蒂克尔先生出版他的全集，并题献给他朋友克拉格先生。他于1719年6月17日在柯兰房舍逝世，仅留下一个女儿。

关于他的美德，充满怨恨的党派人也没有指控他任何罪行，这就是充分的证据。他不属于那类只有死后才得到称赞的人，因为他的才能早已广为人知。斯威夫特曾注意到，他在选举中无须竞争便获得成功，又补充说，要是他能提议自己为国王，恐怕不会遭到任何拒绝。

他热心于自己的辉格党派，却不抑制自己对有思想价值的对立派党人的友好，如他在爱尔兰任秘书长期间，便拒绝中断与斯威夫特的联系。

他的习惯和外在的方式，常被人称为小心翼翼或阴郁寡言。他的朋友用了一个比较温和的说法，称其谦卑。斯蒂尔以极温情的态度称他“相当羞怯，是个藏裹着珠宝的‘披风’”，他还告诉我们，“他的能力仅是被其谦卑所遮掩，一旦暴露更倍增其美，所有深藏不露的信誉和尊严都格外注目”。切斯特菲尔德证实，“艾迪生是他所见最怯懦最怪异的人”。艾迪生曾说到自己谈话的缺陷，可是若涉及智力财富，他说“尽管口袋里一个基尼也没有，他却能开出一千英镑的支票”。

他需要钱作为每天的生活支出。因为缺钱常受到困惑和压抑。他被不适当和不能带来名誉的怯懦所压迫，每个证词都能得到确认，仅是切斯特菲尔德的说法无疑过于夸张了。他这个人，没有好运气和同盟，仅靠自己的有用和巧智成为国家秘书，凭此便不能假设其在每个谈论问题和生活实践中非常不在行。他死时才四十七岁，不仅长期在文学智慧上占据最高地位，还填补了国家外交大臣这个最重要职位的空缺。

他所生活的时代，人们有理由痛惜他的沉默固执，如斯蒂尔所说，“因为他是在所有称之为幽默天才的人之上，我常思考人们欣赏他是因为他如此完美。在一个晚上，与他在一起，远离所有世界的尘嚣，我似乎与这位罗马诗人特伦斯、卡图卢斯的密友，进行一段愉快的谈话。艾迪生有他们所有的智慧和天性，并表现出其拥有更精致和欢愉的幽默”。这是一个朋友的喜爱之言，让我们听一下他的竞争对手是如何告诉我们的。蒲柏说：“艾迪生的谈话，有些更迷人的魅力，是我难以在其他人那里见到的，这仅是当他在熟人面前时。在许多生人或单个陌生人面前，他以严肃的沉默保持其尊严。”

这种卑谦绝不意味与对他的价值有很高评价的看法不一致。他在现代智者中是第一个被强烈需要的名字。他与斯蒂尔一起响应，常贬低德莱顿，而蒲柏和康格里夫为德莱顿辩护，反对他们。不需理由去质疑，他因蒲柏的诗歌流行承受了太多痛苦，也没有强有力的理由怀疑，靠一些不坦率的举止，他尽力去诋毁蒲柏。蒲柏不是他唯一要暗中伤害的，却是他唯一会惧怕的。

他的才能可能伴随思想意识特异而使其自我满意。他的广博学问，确实没有得到确认。他似乎对科学所知不多。除拉丁文和法文外，所读不多。他的“勋章对话”，表明其以极大的勤奋和技巧精读作家著作。他思想的丰富，使他无须借助冒险的情绪。他的智慧总是为其应对急需的写作场景。他以批判的眼光读人类生活的重要卷册，从用计的深处到伪装至外表的人类心灵。

凡其所知，他都能轻松自如地交流。斯蒂尔说：“这是他作为一位作家的特别之处。当为其所写的书拟订方案或制订计划后，他在一个房间里走动，把思考口述出来，如同任何一位写作人那样轻松自主地写下，并注意连贯性和他所加强的语法。”

蒲柏很少怀疑自己值得夸耀的记忆力，却声称他虽写得流畅，可在修改上十分缓慢和犹豫不决。艾迪生在《旁观者》中的许多文章却写得非常快，写后立即送给出版社，看起来他也有这个无须时间去做过多修改的特长。

蒲柏说：“在出版前，为取悦朋友，艾迪生会做任何修改，可一经出版之后，便不再碰触。我相信，《卡图》没有任何一句话，我做出反对后，其能再立足。”

这《卡图》最后一行是蒲柏的，原始诗句是这样写的：“啊！正是这个才结束卡图的生命。”

这结尾的六行诗句蒲柏可做出更多反对。在第一联对句“因此之故”两词不恰当，第二联对句取自德莱顿的“维吉尔用语”。接下一个对句，第一行已包括在第二对句里，因而，它没有什么作用。第三联对句的“不和谐”导致了“冲突”。

艾迪生在结婚前的平常日子，蒲柏已有详细的叙说。他有个房间，与巴杰尔，也许还有菲利普斯住在一起。他主要的同伴是斯蒂尔、巴杰尔、菲利普斯、凯里、达文纳、布雷特上校。他总是与他们其中一人吃早餐。他整个上午都在学习，到小酒馆吃饭，之后回到巴顿的咖啡店。

巴顿曾是沃里克女伯爵家里的一个仆人。在艾迪生的赞助下，他在拉塞尔大街南边开了一家咖啡店，离考文特花园有两门之隔。这里曾是智者的聚会地。据说，当艾迪生受女伯爵9 恼怒的伤害后，他领同伴一起离开巴顿的咖啡店。

他从咖啡店又回到小酒馆。在这里，他常酗酒到大半夜。从酒瓶中，不满的心情得到安慰，怯懦的心思获得勇气，羞涩的心绪得到自信。这很有可能。艾迪生一经解脱就被诱惑到不能节制自己，摆脱他酒醒时刻那些卑躬屈膝的胆怯。他感受到一种来自他眼前人的压力，知道自己优越于这些人，而他们渴望他的谈话能力肆无忌惮，他却求助酒神巴克斯之力：怎能免于被其低等之人支配呢？

在这些朋友中，艾迪生显示出他口语能力的精致。这很容易假设，蒲柏能代表他们与之抗衡。与艾迪生相伴过一个晚上的曼德维尔评论说，他所穿虽非神职人员的服饰，却几乎无法损害其名誉。他总是对陌生人很拘谨，不会被如曼德维尔那样有个性的人激起反常的滥情。

对他了解的任何方式及其细节个性，因距离他过世已有六十年之久，让我们对他很陌生。斯蒂尔曾答应康格里夫，出版一本完整描写他个性的书。可作者的承诺如同情人的誓言一般，斯蒂尔从未多想他的计划，或常想到便忧虑，最后感到厌烦，结果把他这位朋友交到了蒂克尔手里。

斯威夫特已保留他个性的微小轮廓。这是艾迪生的一个做法，当他发现任何人有难以避免的错，他顺从其错来奉承，同时让他自己陷入最低下的荒唐行为。这种恶作剧手法，为斯特拉女士所敬仰。斯威夫特似乎认可她的敬佩。

他的著作可提供有用知识。这些来自他了解世界的各种画面，归因于他能与各阶层的大量杰出人士交谈，勤奋不懈地观察他们，极为敏锐地做出有效的判断。他是这样一个人，没有任何可产生危害的事物能逃脱其谴责。他迅速地发现什么是错误或荒谬，毫不犹豫地暴露它们。斯蒂尔说：“在其作品中，他对这个时代一些文坛巨擘有旁敲侧击。”他的愉悦更多激起的是欢愉而非憎恨，他发现的是愚昧而非罪恶。

如果根据他的著述，对其做出道德个性的判断，人们除了发现他的纯洁和优秀外，别无他言。确实，很少有人能像艾迪生那样贡献巨大的人类知识。这表明成为作家是一件事，而生活是另一件事，两者非常不同。许多称赞美德的人，不会在称赞之外做更多。这应是一个合理的看法：艾迪生的文学创作与实际生活没有很大的不同。在派系的风暴中，他度过了大半生。尽管这个状态，使他引人注目；他的活跃，也令人钦佩。他的朋友描述其个性，却从不与其对手的看法相悖。他不仅受到那些与他兴趣和观点相同的人的尊敬，而且友好待之。对于那些受对立倾向影响，反对他的人，尽管他也许会失去他们的敬爱，却留下他们的尊重。

蒂克尔公正地评价说，艾迪生在美德和宗教方面善用才智。他不仅适当运用智慧，而且传授给其他人。自他的时代以来，人们已对理性和真实的原因普遍地顺从。他已消除那长期以来的偏见，即误认为欢愉必与邪恶相连，舒适方式必与松弛的原则有关。他恢复了美德的尊严，教天真者不要以纯洁为耻。这是一种文人品质的提升，“超越古希腊古罗马一切美名”。没有伟大的喜悦能真正得到，除了纯洁智力的愉悦。欢笑远离猥亵，智慧脱离淫荡，除非教导一个成功的作家，带着精致和快乐去帮助善行。如果我可以用一个更显敬畏的词表达，他让许多人成为“正直的人”。

1 指英语。

2 维吉尔创作的史诗。

3 艾迪生与斯蒂尔1711年3月共同创办。

4 法国作家、哲学家，主要作品为《品格论》。

5 希腊植物学奠基人，人的类型描写大家。

6 语出《卡图》。

7 艾迪生的妻子与前夫所生的孩子。

8 盖伊（john gay，1685—1732），英国剧作家和诗人。

9 艾迪生1716年娶女伯爵为妻。

蒲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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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蒲柏1688年5月22日出生于伦敦。他父母的地位或家史从来就模糊不清，只知道他们有“贵族血统”。他父亲的家族以唐纳伯爵为首领。他母亲是威廉·特纳的女儿。这位约克区的特纳绅士还有三个儿子，一个被杀害后得到名誉，一个在为查尔斯一世服务时病死，一个成为西班牙的官员。

蒲柏唯一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些点滴。我已听人评论，与其说他父亲是怎样一个人，他更愿意表明他父亲不是这样的人。人们了解到他父亲通过经商变得富有，可到底是经营一个店还是交易所却一点不清楚。直到后来，泰尔先生根据拉克特太太的话告诉我们，蒲柏的父亲是斯特兰德区的布料商，他和妻子都是天主教徒。

蒲柏出生后有柔弱并敏感的体质。据说他小时候非常懂礼貌，令人喜爱。他身体虚弱，持续终生，而他思想的温和也许童年后就结束了。他小时候声音很甜美，人们喜欢叫他“小夜莺”。

由于没有很早送他到学校，姑妈就教他读书。七八岁以后，他就成了书本嗜好者。他最初靠模仿印刷书体学写字。他一生都很擅长一种特别书法，尽管他的普通书写很一般。

大约八岁时，在天主教牧师塔弗尔的监护下，蒲柏到了汉普郡。牧师用一种罕见的方法，教他希腊文和拉丁文基础知识。他首先经常精读奥格比翻译的《荷马史诗》和桑迪斯的奥维德译作。他从未对奥格比的帮助表达过任何感激，可对桑迪斯，他在《伊利亚特》的笔记中写道：目前英国诗歌的美，在很多方面要归功于桑迪的译著。桑迪斯很少写原创作品。

在塔弗尔的关心下，蒲柏的进步很明显。他转到温切斯特附近的特怀福德学校，后来又到海德公园街角的一家学校。在这里，他常常漫步到剧场，喜欢上戏剧表演。于是，他借鉴奥格比的《伊利亚特》写出一个剧本，加上自己的一些韵诗。他劝同学们一起表演，还叫上他老师的一个园艺工扮演大埃阿斯。

在这两所学校，他丢弃了塔弗尔所教的部分知识。在特怀福德，他写过讽刺他导师的诗文。然而，在这些导师的指导下，他翻译长诗《变形记》超过四分之一的篇幅。

他在诗中说“他说不清数字”。他经常说，他写诗时容易忘记时间。人们可以说，他具有品达2 的想象风格。当蒲柏还躺在他的摇篮里时，“蜜蜂云集于他口中”。

大约在革命时期，蒲柏的父亲对繁荣昌盛的天主教皇制度突然衰败这件事感到很失望，于是中止了他的商业活动，携带着两万多英镑，退休回到温莎林的宾菲尔德，决定不再信任任何政府。他发现钱最好还是锁在柜里，用时才取出所需要的部分。这笔钱的一部分便足够维持他们的生活，直到他儿子继承遗产。

蒲柏大约十二岁时，他父亲常叫他“宾菲尔德”。蒲柏在那个地方待了几个月，受到另一个牧师迪恩的指导，向牧师学习分析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的《论义务》的方法。迪恩先生如何与一个翻译了奥维德不少作品的学生在一起，如何花几个月时间读一小部分《论义务》，现在已无法了解清楚。

对于一个年轻人是怎么获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和成功，人们自然渴望得到一个细致的观察记录。可这类好奇心的满足也会让人困惑，感到不完美，甚至感到这是一种难以置信的聪明才智。当蒲柏觉得不再能从外界得到多少有利的帮助时，决心走自己的路。在十二岁时，他制定出自己的学习计划。他不靠其他刺激，仅是渴望优秀的念头便使他完成了任务。

蒲柏起初的梦想便是成为一个诗人。他父亲偶然想到，提出这个建议，责成他多次修正他的诗作，这位老绅士会在自己满意后说：“这是好韵诗。”

精读英国诗人诗歌后，蒲柏很快就能区分德莱顿的诗律，把他作为学习的样板，并十分敬重这位导师。他请一些朋友带他到德莱顿经常去的咖啡店，为见到这位诗人感到十分喜悦。

德莱顿在1701年5月1日去世，当时蒲柏不到十三岁。因此可以说，他很早就感觉到协调的力量和天才的热情。德莱顿早就知道蒲柏对其敬意的价值―谁不希望预见到这位年轻崇拜者的伟大？

蒲柏最早的诗作是《孤独颂》，写于他十二岁以前。这首诗作并没有比其他孩童创作所取得的成就更出色，也不能等同于考利同年龄时写下的诗歌。

他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读书和写作上。他读古典作品，并翻译它们来娱乐自己。在十四岁时，他翻译了拉丁文的希腊诗歌《底比斯战纪》的第一本书，做了一些修改。书后来得以出版。

蒲柏试图用自己的技巧，给诗人乔叟刻画出一个更现代的面貌。他把现代英语放进《一月和五月》《巴思妻子的序言》中。同时他译完了奥维德的《莎孚的书信》，为一些不完整的章节补写一些段落，后来也印刷出版。

蒲柏有时模仿英国诗人。他承认在十四岁时，继罗奇的《无有》之后，写了《沉默》。此时他形成了自己的诗律风格，很多轻松愉快的韵诗超过了他早期的作品，可对他的赞扬远非如此。对于人类生活和公众事务两方面，他表现出如此深刻的了解。很难设想，一个在温莎林生活的十四岁孩子能够做到这些。

第二年，他渴望自己去寻找新的知识源泉，让自己熟悉现代语言。有一段时间他到伦敦居住，学习法语和意大利语。他只求能读懂这两门语言，而这勤奋的计划很快就被中断。他的意大利文在他后来的生涯中显然没有派上多大用场。

他返回宾菲尔德，陶醉于自己的诗歌创作。他尝试各种风格、各类题材。他不但写喜剧、悲剧和史诗，而且附上颂词献给欧洲所有的王子。他承认，“曾想过自己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天才”。自信是进行伟大事业的第一步。确实，他独自形成了自己的见解，不知道还有其他权威的意见。 这种过失他得自己负责，可正是蒲柏评价自己的恰当方式，表现出了他真正的价值。

他最不成熟的作品要算《阿尔坎德》。他后来根据自己成熟的判断把它剔除。

专注于自己研究的同时，他翻译了西塞罗的《论老年》。除了西塞罗的诗歌和批评著作外，他还读了坦普尔的《论文集》和洛克的《论人类的理解力》。尽管我们不知道他最喜爱的作者是谁，但他的阅读却已充分显示出广泛性和多样性。从早年的创作表现出他具有丰富的书本知识。

他对自己拥有的丰富的想象力很满意。这种想象力也使他能让其他人满意。维廉·特鲁博爵士曾是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国务大臣，他退休后定居在靠近宾菲尔德边界的地区。蒲柏当时还不到十六岁，被人介绍认识了这位六十岁的政治家。蒲柏在他们友好的交谈和通讯中展示出自己的优秀。蒲柏整个一生，都有认识光辉人物的愿望，可他似乎并不需要靠特意或成功来吸引伟大人物的注意，因为他很早便进入这个世界，并被那些有地位或身份显著的人物所熟悉和承认。

蒲柏的作家生活从十六岁起，可作为一个恰当的开始时期。他这时写了《田园组诗》，为当时的诗人和批评家展现出他的文采。人们崇敬地阅读它们，许多人赞扬这些诗和前言，因为它们表现出很高程度的精美和智慧。然而，它们在五年后才正式出版。

考利、弥尔顿和蒲柏都因他们早年才华出众而在英国诗人中享有盛名，可是，仅有考利的作品是在其童年就出版的，因此，人们确定，考利那些孩子气的作品在其成年后的学习中并没有得到改进。

在这个时期，蒲柏认识了威彻利。威彻利似乎在他同时代的人中享有盛誉，是个缺少美德却受人尊敬、缺乏幽默却受人爱戴的人。蒲柏很自豪能得到他的赞誉。威彻利写了赞扬诗，丹尼批评他是自我吹捧。威彻利和蒲柏有一段时间都愿意互相奉承。蒲柏很快就熟悉了这个作者的行话，尽管还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但已开始用蔑视的态度对待他。

威彻利的喜好太强烈却难以持久。出于对蒲柏的尊敬，他拿出一些诗歌请他修正。也许是过于骄傲，蒲柏大胆地加以批评，毫无顾忌地进行改稿，使这位老文人因为看到自己的文稿被涂抹太多而愤怒。被发现错误的痛苦多于被纠正错误的愉快，两人从此分手。但蒲柏一直友好地对待他，在他临死前不久还去看望过他。

另一位蒲柏早年联系的人，是克伦威尔先生。我对他不是特别了解，只知道他经常戴假发骑马打猎。出于虚荣心，他有时很喜欢用诗歌和评论来娱乐自己，有时他会送他的诗作给蒲柏。蒲柏没有耐心去评论那些在当时或现在都不受欢迎的作品。相反，他把自己年轻时写的诗歌《斯塔提乌斯》交给克伦威尔修改。

他们的联系为读者展现了蒲柏写书信的文字功底。他的书信由克伦威尔交给托马斯太太，几年后，她卖给柯尔，柯尔把它们都收入到自己的《杂记》里。

沃尔什在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中，是最早给予蒲柏鼓励的。在蒲柏写《田园组诗》获得赞誉后，沃尔什提过意见，蒲柏接受并据此规范自己的学习。沃尔什对他说，英国诗人迄今都被忽视，他应为写田园诗歌而自豪，并推荐他写一部田园喜剧，如那些在意大利大受欢迎的剧本。对这个建议蒲柏可能没有认同，随后也没有去写。

蒲柏此时自称诗人，认为自己有资格进行诗歌的对话。在十七岁时，他经常去威尔―一个位于考文特花园拉塞尔街北边的咖啡店。那是一个体现时代智慧的地方，德莱顿在世的时候一直在那里主持谈话活动。

在这段时期，蒲柏勤奋用功，好奇心永不满足。人们求健康，是为了狂欢的力量；要金钱，是为了奢侈的快乐。他在某种特别的刺激下，强烈地渴望自己成为智慧大师。他花很多时间在书上，表现出不加区别的贪婪和急于求知而不求完美的特点。然而，在这样的头脑中，所有能力都会不自觉地得到改进。他读许多书，一定会把一种意见或风格与其他的做比较。比较时，他必然有区别，有反对，有喜欢。根据蒲柏对自己学习的叙述，从十四岁到二十岁，他读书只为娱乐；从二十岁到二十七岁，则是为了求得改进和获得教益。在第一阶段，他只渴望求知；在第二阶段，他尽力去判断。

《田园组诗》有个时期在诗人和批评家中流传，最后于1709年在汤森的《杂记》上正式排印出版。这部诗集的首篇是菲利普的《田园诗》，最后是蒲柏的诗。

在同一年，他写了《批评论》。这部作品展示了他广泛的理解力和准确的判断力，以及对古代和现代知识的了解，这即使是那些最年长和生活经历最丰富的人也无法做到。两年之后，它正式出版。

蒲柏有一个不十分完美的形体。在其《小俱乐部》的叙述里，他把自己比作“小蜘蛛”。据说他婴孩时很英俊，可他自幼虚弱多病。柔软的骨架因压力容易畸形，这可能影响了他整个体形。他身材矮小，坐到普通的台桌上，要垫高座椅。他的脸上微有笑容，眼睛却炯炯有神。

自然的损伤或意外的畸形，影响他身体的重要功能，让他的生活“长期受病痛”折磨。他最致命的病症是头疼。为此，他要靠吸收咖啡的热气来缓解，常要有咖啡机在身边。

牛津伯爵的仆人讲述了许多关于蒲柏的怪癖。她认识蒲柏是在他中年之后。蒲柏身体孱弱，要站起来时几乎离不开女仆的搀扶。他敏感怕冷，穿双层皮衣，内有温暖的粗布长袖衬衣。当站起来时，他披上上衣，因随时担心站不稳，要用带子绑紧。他还穿法兰绒马甲，仅有一边被系紧。他双脚纤细，要穿三双袜子来使其粗大一些，穿上脱下都要仆人帮助。没有人帮忙，他不能穿衣脱衣，也不能上床下床。虚弱的体质使他连清洗身体保持卫生亦十分困难。

他的头发几乎脱光，散落一地。他有时与牛津伯爵吃饭，私下里戴一顶天鹅绒帽。他的礼服正装是一身黑色，戴飘带和假发，配一把小剑。

他的疾病所导致的放纵和拘谨，都是体弱者常见的忧郁和孤僻。他期待每件事都能让他放松和幽默。就像对孩子一样，当父母不想听他哭喊时，就会在护理上施加无法抗拒的管制权。

当困倦时，他会“在同伴面前打瞌睡”。有一次，威尔士王子在谈论诗歌时，他竟然在桌前呼呼大睡。

他喜欢交友，而且因为名声大振，常接到很多邀请。可他是个给主人添麻烦的朋友。因为他不带仆人，所需要的关照甚多，人少的话便难以照顾周全。主人全家都要为他忙碌。他差使人太频繁和任意，以致男仆故意回避和忽视他。牛津伯爵曾解雇了一些仆人，理由是他们坚决拒绝蒲柏的指令。女仆们玩忽职守时，会借口说她们在为蒲柏做事。他最常提的要求是，夜间给他煮咖啡。

他还有其他怪癖，如那些受病痛折磨的人一样，他享受着无论想要什么都能得到的愉悦。他太放纵自己的食欲，喜爱吃重口味的肉食。在饭桌上菜的间隔期，他喜欢吃饼干和其他干果，悠然自得。每次坐下后，面对丰盛的菜肴，他会硬塞进胃里，吃个死撑。如果仅给他一些威士忌，他看起来很生气，却依然不会克制自己，照常喝下。他的朋友知道哪些方式合他心意，用奢侈礼品来惯坏他，而他不会有忍受站立被人忽视之苦。伟人之死不总是与他们的生命辉煌成正比的。蒲柏的死归咎于他的一些朋友给他的银器皿，他常喜欢用此来加热罐装七鳃鳗。

他过于嗜好美食是确定无疑的。但要说因为他感官的享受而使他的生命缩短，也不应匆忙下此结论。不应忘记，尽管勤于学习和思考，一个身体如此畸形的人还是活到了六十五岁。

在他与人交往时，他对伎俩有很大的兴趣―“若不讲点技巧，他几乎不喝茶”。如果在一个朋友家，他不会用直截了当的语言去要求任何事，而会以生僻词语提到它是个什么方便的东西。他缠住奥利伯爵，直到得到一个屏风。他在这类场合玩这类小技巧，博林布鲁克夫人常用一个法语短语说，“他就大白菜和小圆红萝卜向政治家唠叨个没完”。

关于他社交能力的看法，人们如果只从他的书信中便做出评价，不容易恰如其分。书信反映出他在仁慈和特殊喜好方面的永久和明亮的光辉，除了慷慨、感激、忠诚和仁爱外，别无其他。长久以来，人们一直都相信，一个人的真实性格能从他的书信中发现，因为给朋友写信总是敞开心扉的。然而，事实上，这只是过去“黄金时代”的简朴友谊，是孩子才有的友谊。在当下，已很少有人敢于把心灵敞开，也很少有人无论在哪种情境下都不隐瞒自己清晰和固有的看法。确实，我们自己要隐瞒的事是不会告诉朋友的。比起书信体的交流，的确不存在其他有效的交换方式更能诱发谬论和诡辩。在热情的谈话中，情绪会先于思考而率先表达。在生意的争夺中，利益和感情会产生真正的效果。可是，那些友好的信件通常是处在冷静的安逸、孤独的宁静中，很沉着并有所准备后才写出来的。显然，没有人特意坐下来写信贬低他自己的人格。

友谊并不能确保诚实。人们会问，一个人靠友谊被认可，比靠仁慈更好吗？面向世界的写作很少有局限，作者不与他的读者发生直接的利害冲突，因此，在不同倾向的人中，他能得到认同的机会。可是，一封写给熟人的信，如果必须令人满意，即使不去赞美也应克制自己对他人的偏见和偏爱的批评。

批评那些受到赞扬的人或事，私下总比公开承认的要更尖锐。因为人们在公开场合，通常都怀着虚假的内疚发表自己的意见。作家往往都是自信的。每个人的思想，就其普遍性来说，几乎都是正确的。大多数的心灵，脱离诱惑后都是纯洁的，私下里很容易被唤醒丰富的情绪，就像没有危险时去蔑视死亡，没有东西施舍时去表现仁慈。当这类思想形成并被感受到时，美德的光芒便只是幻想的流星。

如果蒲柏的书信仅仅被认为是一种“创作”的话，它们似乎是有预谋的。一方面想写一件事，因为脑海里总想解决这件事；另一方面想获得想象力，出于礼仪或虚荣心，都要求作家能写出一些东西。蒲柏承认，他早年的书信因为“做作和野心”而使真实受损。要知道，他是否能从这些变形的书信中显示真我，他的书和他的生活是否完整一致，我们必须在比较中才能做出判断。

蒲柏最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是，他蔑视自己的诗歌。如果确实如此，他就不值得人们去评论了。在这个方面，他确实不够诚实。他一向自诩，早已为人所知。除了诗歌外，他还有什么能引以为荣呢？他说，他写诗，因为“没其他事可做”。可是，斯威夫特常抱怨他没空闲谈话，因为他“脑子里总是想着写诗的计划”。他起床前，写作用的文具必须摆放在床前几乎已成了刻板的要求。牛津伯爵的仆人谈起，在40年代一个寒冷的冬天，她一个晚上有四次被叫起来拿纸给他，以免他失去灵感。

对指责和批评，他装作若无其事，可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每个小评论都让他内心不安。他特别急躁，暴露出他难以消除的苦恼，可他总想自己能够蔑视批评，因此，他确实希望自己能做到蔑视它们。

不巧的是，他生活的两个朝代，王室都几乎不关心诗歌。为此，他内心萌发出对国王的愚蠢蔑视，声称“他自己从未到过宫廷”。然而，威尔士王子对他稍加尊重，就融化了他冷酷的心。当皇室家族成员问起“他不喜欢国王怎么会喜欢王子”时，他无言以对。

他经常说，他讨厌这个世界，表达自己对人世的旁观态度。有时他表现出冷漠的放肆，如对小丘下的蚁群般不屑一顾。有时他郁闷愤怒，如对巨大怪物般憎恨而不是怜悯。这些显然是一种虚伪的性情。他怎么能蔑视给他生活带来快乐的人？怎么能蔑视那些已经认可他自尊的人？他为什么要憎恨那些他应感激并支持他给他荣耀和安慰的人？世界会对那些在人类生活中终止的事做出恰当的判断。如果它是可能发生的，蔑视它存在就不公正；反之，如果它是公正的，就不可能蔑视它。蒲柏本人完全没有这种不合情理的脾气。他完全是一个“有名的傻瓜”。他错在假装忽视。他的欢乐和郁闷只表现在书信文字里，而在现实生活中，他有时忧虑，有时欢乐，与一个有自然情感的普通人没两样。

关于他嘲讽伟人的事，由于重复得太多，难以称为真实。没人会过多地想到他在这方面的蔑视。

事实上，他思想里有最明显的傲慢自负。他害怕写信，担心邮局的工作人员发现他的秘密。他树敌很多，并认为自己受到嫉妒的包围。他说：“在许多人死亡和许多人离别之后，我们中的两三人，如果高兴，会始终聚在一起，不是密谋，而是娱乐自己，娱乐世人。”他还说，他们能生活在一起，“尽管人人在这世界上很愚蠢，可朋友却表明他们多么聪明智慧”。所有这些都不是事实：邮局的人可能根本不认得他的书写体，如他这样一个要尽力表现自己的公众人物，他肯定没有很多对手，至于智者们要在何种程度的友谊下才能生活，很少有人会愚蠢地这样质问。

他有一部分的假装不满是从斯威夫特那儿学来的。我认为，他与斯威夫特的通信经常表现这方面的情形。斯威夫特的怨恨虽无道理，却是真诚的。蒲柏仅是模仿他的朋友。这部分虚假，在他还未形成自己个性前就开始了。他刚满二十五岁时就说，“过分的学习和隐居把他抛到社会”，同样存在另一种危险，“物质丰富的世界把他抛回学习和隐居中”。鉴于此，斯威夫特做出极恰当的回答：蒲柏在这世界上，既没有任何行为也没有任何受苦使他变得厌倦。确实，一定要有很强的理由才能让他回到孤独，因为他一直是非常喜欢愉快的社交生活的。

在斯威夫特和蒲柏的通信里，显然有一种狭隘的思想，让他们对那些与自己没有密切联系的任何优秀事物都表示出冷漠。他们所尊重和认可的人及事物在数量上很有限。任何人要从他们体现的时代里形成自己的看法，应先假设，自己生活在无知和野蛮之中，非但不能从他们的同时代人中发现美德和智慧，而且还会遭到那些不理解他们的人的迫害。

当蒲柏埋怨世界，公开蔑视名望，用满不在乎的冷漠，大谈富有和贫困、成功和失望时，他肯定没有表现他本身习惯和固有的情绪，仅是任意地把自己的个性伪装起来，或者，很有可能用临时表现出的性情来遮蔽掩盖，说些带着目前状态色彩的俏皮话。无论是他的希望和恐惧，还是他的欢乐和悲痛，都从他的思想中强烈地反映出来。如果他要与众不同，他要精心策划。他脾气火爆易怒，如他对菲利普的恶意攻击，起先对他嘲笑，后来愤怒，甚至憎恨，持续了很长时间。他想让本特利声名狼藉却白费心机。我从未听说过其有任何充分的理由。他有时放肆攻击，可在钱多斯、沃利女士和希尔面前，他的退却又是很卑鄙的。

友谊的慷慨和忠诚，似乎是他最偏爱的美德。在这些美德面前，并不能反映出他有别于自己描述过的另一类人。他的财富不会让他的慈善事业十分辉煌和引人注目，可他帮助多斯利，给他几百英镑，足以让他开个店铺。他为萨维奇每年募捐四十英镑，其中有他自己捐出的二十英镑。人们谴责他爱钱，可他爱的是热心获利，而不是寻求储蓄。

他热心和持久地维持和朋友之间的友谊。他思想早熟，经常与那些比他年龄大的人保持联系，因此，无须多么长寿，他便看到年轻时结交的很多同伴已作古。显然，他没有因为冷酷或伤害失去一个朋友。那些爱他的人，仍继续维持同他的友谊。在遗嘱里，他虽不友好地提到艾伦，但这也是他要保持一贯友谊的结果。因为他认识艾伦已很长时间，并且自然地对他有十分敬爱的心情。他背弃与博林布鲁克建立的信任关系，与他最热烈的爱没有矛盾的动机。要么他心想，这样的行为几乎无关紧要，他给忘了；要么，他这样做值得称赞，期待朋友给予赞同。

据说，有个可靠到几乎迫使人相信的看法：在给遗嘱执行人的书上，有一份关于《斯威夫特传》的诽谤书。他准备好报复性文字，万一发生任何挑衅就用它来对付。我为此事问过马奇门伯爵。他向我保证，蒲柏的遗物中没有这份东西。

他愿为之生为之死的宗教是罗马天主教。在与拉辛的通信中，他承认自己是个真诚的信仰者。他在这方面有一段不太谨慎和虔诚的生活经历，可以从他引用《圣经》里许多无聊的句子中看得出来。在他快乐的方式中，好人恐惧他亵渎，而智者蔑视他的轻佻和粗俗。可无论他表现出何等程度的轻浮，他的原则看来没有堕落，或者，他没有失去对上帝的信仰。他似乎不了解自己从博林布鲁克那儿转变后的立场，却为一些解释感到欣喜。这些解释使他们保守，维护正统。

一个如此夸耀自己优越又很少注意举止适当的人，自然使他所有的错误和坏毛病都被人注视和加重。那些不否认他是如此优秀的人会高兴地指出，他并非完美无缺。

也许这能归咎于一种不情愿。在这种不情愿下，同样一个人可以拥有许多优势，而他的学问会因此受到轻视。一个人对文字有浓厚的兴趣，肯定是在他早年的生活时期形成的。蒲柏如此年少便写出《批评论》3 ，表明他已广泛阅读了各类书籍。当他进入活生生的世界时，似乎他也如许多人那样，很少关心已经死去的大师。他在帕拉西拉斯研究院学习，把人间作为他喜爱的画卷。他从现实中吸取新鲜的概念。他不从其他作家作品中抄袭，而是得益于自然的创意。即使如此，人们无理由认为，他失去了对文学的热爱。他总是承认自己喜欢阅读。多布森翻译他的《人论》，有段时间住在蒲柏家里。我问多布森，他发现蒲柏拥有什么知识。他回答说“超出他的期待”。蒲柏经常参考历史书，引用各种知识，观察思想的形成和生活的方式，选用来自艺术和自然的形象，表现自己如展翅飞翔般的智慧。他漫不经心、生机勃勃、勤劳不倦、热切地追求知识，并专心记住它们。

对知识的好奇使他渴望旅行。他在赠杰维斯的诗文中提到这个愿望。尽管他从未有机会真正满足这个要求，却始终不忘，直到身体衰竭。

他的智慧个性表现其具有“判断力强”这一重要和基本的天性。他敏捷和本能地感知韵律和音以及它是否恰当。他很快就能确定自己的看法，什么应该选择，什么应该放弃。同时，他很快就能从其他作品看出，什么应该避免，什么应该借用。

“判断力强”本身具有沉稳和确定的特质。它能控制好拥有的知识，却不能增加它们。它能为写作收集材料并安全地贮藏起来，却不能达到最高境界。蒲柏有同样的天才：他思想活跃，野心勃勃，敢于创新，总是在探索，总是热忱不减。在他最广泛的寻找中，总是渴望继续向前。在他高飞时，总是希望飞得再高些，总是想象比已知的东西更大的事物，总是要尽力超出他能做的范围。

据说蒲柏有很准确的记忆力，助其发挥创作才能。他能记住所听或所读的东西，过目不忘。他不仅表达出自己的沉思默想，而且还引用其他作家说明自己的目的。

他一直不疲倦地勤奋努力，对这些自然的天赋加以促进。他求助于任何智慧的资源，不失去得到信息的机会，他不论生者或死者都加以请教。他为朋友读他的作品，若能达到优秀，他便从不满足于平庸。他把诗歌作为自己生命的事业。尽管他可能会悲叹这个职业，却坚定不移地做下去。写诗是他最初的劳动，修改它们是他最后的努力。

他从未转移过对诗歌的注意力。如果从谈话中能得到有助于改进诗性的任何想法，他会写在纸上。如果一个观念或一个表达，比一般的说法更令人愉快，能引起他的注意，他会认真地记下来。对于一个单独的句子，他保留它并找机会插入使用。有些零散的小片段，含有有用的诗行或部分诗行，他会在其他时间里给予加工精炼。

他是那些把修改过程视为娱乐的少数人之一。他从不恃才傲物，也从不为急躁情绪而厌烦。他既不因忽视不加修改而留下错误，也不因丧失信心而放弃努力。他努力写他的作品，开始是要得到名誉，以后却要保持它们。

世上有不同的创作方式。有些人一旦有印象，产生构思后，几乎不用借助于媒介的笔纸，继续思考，不断构思和推敲，直到他们用自己的观念完成思考后，才动笔写出它们来。维吉尔就属于这类人。他习惯在早上构思出很多段诗行，然后在删除多余和改正错误中度过余日。蒲柏的方法可以从他的翻译中看出，他最初想到一点写一点，之后慢慢地扩充、修饰、改正和精炼它们。

有如此的能力和个性，使他在“诗性的审慎”方面比其他作家都出色。他用这种方式写，也许会让他少些冒险，因为他几乎总是运用韵诗的相同结构进行创作。确实，他在其他形式方面写得很少，不能扩大其声誉。这些专注于一致性的创作所导致的某些结果，必是诗性的流畅自然和灵巧活脱。由于坚持不懈地写作，语言在他脑海里有一种系统一般的排列组合。由于总是用同样的语词，他选用和结合的词组，能随时听任他安排。这个能力的增强，能从其翻译的进步中看到。

可是，还有更重要的方面，他总是流露出自然的情感，总是自己做出题材的选择。他的特立独行确保他避免为一个任务做苦工，在一个无聊的题目上花时间。他从不为钱而交换赞誉，也不开写吊唁同情或庆贺恭喜的文书生意店。因此，他的诗歌很少有即兴的。他不出席加冕仪式和皇家婚礼，甘心忍受不为他们写诗歌带来的冷漠。他既不从当前事件中谋取机会，也不从他的读者偶然的情绪中迎合趋附。他从不屈从于自己，为一个生日恳求太阳闪耀，为一个婚礼呼唤优美和美德，或说那些大众在他面前说过的话。若没有新意可写，他会自然沉默。

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从不匆忙出版作品。据说，他要把稿件留两年后做出修订才出版。至少这确实是真的，没有细致审核，他不会贸然拿出。他经历过从想象力的混乱到衰退，从创新的新奇到陈旧的痛苦。他知道，人的思想总会迷恋于自己的作品，因而他不信任自己最初的印象。他咨询朋友，极为虔诚地听取批评意见。更重要的是，他拷问自己，决不放过违背自己判断的问题。

他承认，他向德莱顿学习诗歌，只要一有机会就请教。他整个一生中，持久不变、慷慨大方地赞扬德莱顿。如果把他与他的导师做一比较，也许能解释蒲柏的一些个性。

就拥有理解的全面和辨别的细腻而言，德莱顿这些能力不比蒲柏少。德莱顿思想的正直，可从他敢于否定自己诗歌的偏见，反对不自然的观念和粗糙的韵律方面充分地反映出来。可德莱顿从不渴望运用其所有的价值判断。他承认，他写作仅仅是为大众。只要能娱乐他人，他就很满意。他根本不考虑花时间，尽力去发挥潜在的能力。对已经足够好的作品，他不再试图让它更好。即使知道他也不经常修订其文字的错讹。如他告诉我们的那样，他写作时很少深思熟虑。只在偶然或必要写作时，他抓住那些当前发生的事一吐为快。一旦发表或出版后，便弃置不顾。因为出版过后，再无金钱利益考虑，他不再为之顾虑劳神。

蒲柏即使满足也不满意。他渴望优秀，因此总是尽力做到最好。他不追求公正，却敢于挑战读者的判断。他不指望其他人迁就，而是因此封闭自己。他一丝不苟地检查每一行诗每一个词语，用不知疲倦的努力再三推敲每个部分，直到完全没有遗憾为止。

因为这样，他把文稿长时间地留在手里，以便再三检查它们。只有两首讽刺诗，可能是在出版社的催促下，因为时间紧迫而匆忙写出来的。多斯利告诉我，蒲柏把这些诗歌交给他时，是相当整洁的抄写稿。他说：“几乎每一行都改写了。我把誊清的稿交给他，几天后，他又送给我出版。这些稿几乎每一行又再次改写过。”

他声明，作品出版后他就不再关心了。严格地说，这不真实。他如慈爱的父母那样从未放弃对文稿的关心。在初版书里他若发现错误，在再版书时，他会默默地加以改正。他显然修订了《伊里亚特》，免除了一些瑕疵。《批评论》出第一版之后，他做了许多修订。人们经常看到，他所做的修改都会使作品增加清晰、文雅和生动。蒲柏也许有德莱顿的判断能力，但德莱顿肯定缺少蒲柏的刻苦勤奋。

在获得知识方面，必须承认德莱顿是优秀的。他受到的教育远不止在学院方面。在成为作家之前他有很多时间读书，得到超过一般程度的知识。他思想开阔，从更广泛的知识领域获得他的形象和例子。德莱顿对人类的普遍特性知道得更多，而蒲柏则了解当地民俗。德莱顿从理解思考中形成观念，而蒲柏靠细致观察。德莱顿的学识更多地显示价值，而蒲柏更多表现精确。

诗歌不是他们两人唯一得到赞扬的方面，他们的散文创作同样杰出。蒲柏写散文从不借用前人的东西。德莱顿的风格反复无常、变化多姿，而蒲柏谨小慎微、始终如一。德莱顿顺从他思想的情感，而蒲柏规范他的思想，服从他自己写作的规则。德莱顿有时激烈和草率，蒲柏却总是轻松、均衡和柔和。德莱顿的文章是自然的田野，高低不平，散布着各类丰富茂盛的植物；而蒲柏的文章是天鹅绒的草地，像用镰刀割过那样整齐，用磙子碾过那样平顺。

创作诗歌需要天才的能力和品质，没有它们，判断就会失去知觉，知识会变得迟钝。要变得优秀必须具备的搜集、综合、发挥和生气勃勃的能量，以及伴随着的犹豫不决，这些都为德莱顿所具备。但不能就此推论，因为德莱顿表现出很多诗性的气质，蒲柏就贫乏可怜。要知道，自弥尔顿之后，所有作家都要给蒲柏让位。即使对德莱顿，人们也必须说，虽然他有光辉段落，却无美好完整的诗歌。或者受一些外界影响，或者因生活必需品的逼迫，德莱顿的创作总是急就的。他没有过多思考就下笔，不做什么修改就出版。在写作有需要时，那些在他脑里浮现的事，或者一次旅行所能收集的物，就几乎全是他所寻求的和他所能给予的。沉着谨慎的蒲柏，能够精炼他的情绪，扩充他的形象，累积所有学习可能导致的结果或所有可能得到的机会。如果德莱顿达到的高度因此比较高，那蒲柏则靠双翅飞得更高更远。如果德莱顿的火焰四散，那蒲柏的巨大热量则更稳定更持久。德莱顿经常超出人们的期待，蒲柏从不会降低自己的期待。德莱顿的作品经常令读者惊讶，蒲柏则永远让读者心旷神怡。

我希望，这些经过周密思考的平行比较是公正的。如果读者怀疑我对德莱顿有某些偏向，如同我怀疑自己一样，那就请他不要草率地批评我。也许进一步思考和探索之后，可见我的判断是恰当合理的。

现在我要对蒲柏的作品一一进行清晰的检验，不注重微小的失误或细小的美丽，而注意每个作品所表现出的一般特色和效果。

一个年轻诗人从写田园诗开始，看起来是很自然的。写田园诗，不必公开声称模仿真实的生活，不需要经验，仅是展现单一的纯洁的热情，表现非微妙的理性或非深刻的探索。然而，蒲柏的《田园组诗》，是经过细致思考写出来的。它们与每天的时间、全年的季节和人类生活的时期都密切相关。诗歌最后把注意力转到老年和死亡，这是作者的钟爱。叙说失望和不幸，加重未来黑暗的色彩，让不确定的迷宫更加困惑，这一直是诗人乐此不疲的任务。他的偏好也许是公正的。然而，我希望，他的溺爱不会使他忽视每一行带着“沉默悲哀”的“西风”。

批评这些《田园组诗》缺乏创造性，是强求作者写他从未打算写的东西。他经常雄心勃勃地表现模仿，以致作者明显是为了表现他的文采而不是智慧。这已经不能再好了，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作者，不仅能够复制古代的诗歌并给予明智的选择，而且还掌握充分的语言能力和韵律技巧，从而把一系列的诗律表达完美。这在英国诗人中没有先例，之后也没有人能模仿。

1 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英国18世纪最伟大的古典主义诗人。

2 品达（pindar），希腊抒情诗人。

3 蒲柏二十三岁时的成名作。

萨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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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观察，在所有的时代，无论是天生的优越还是幸运的得意，对增进幸福感几乎微乎其微。那些地位荣耀或能力超凡的人，虽处在人类生活的顶峰，却常常不能给予恰当的机会，去羡慕那些仰望他们的下层人士。无论那明显强大的优势能否促成伟大的计划，而这些伟大计划易于遭受致命的失败。也无论如何说大多数人是普遍不幸的，而只有那些自身卓越且备受瞩目的杰出人物的不幸，才会被关切地记录下来。这是因为他们的不幸虽不会比其他人来得更经常或更严重，在实际上却会更引人注目。

财富和权力，外在和偶然，这些易于从那些拥有它们的人中区分开来的优势，常常使人自鸣得意，心中充满预期的快乐。这应是很合理的期许：智力出众的人，应能创造最优秀的成果；头脑里计划好得到巨大财富的人，应尽力让自己先受益；而那些最能教人幸福之道的人，应该最能顺其道而行。

然而，这种期待不论貌似多么合理，却往往让人失望。文学中的英雄和文明的历史记录，经常让人们特别关注英雄伟人所经历的苦难，更甚于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大量的书本文字，也只写智慧者的不幸，谈论他们的命运多舛和死于非命。

在这些悲剧性的叙述中，我要把理查德·萨维奇添加进去。这个人的创作足以为他赢得文学上的杰出地位，而他的不幸也应得到某种程度的同情。这种同情并非出于这种不幸本身，因为他的不幸常常是他人的罪恶所致，而不是他自己的原因。

1697年，麦克莱斯弗伯爵夫人安妮，有一段时间与她的丈夫关系不和谐，于是她想到公开承认通奸这个最常见的权宜之计，以便获得她的人身自由。为此，她宣布腹中孩子的父亲是里弗斯伯爵。这个结果，就如人们所想象的，她的丈夫急于分开的愿望与她一样强烈，于是他采取了最有效的行动，不是上教会法庭申请离婚，而是到议会要求设立一个法案。他凭借这个法案解除婚姻，废除婚约，把他妻子所生的孩子判为私生子。尽管有些人认为婚姻应由教会法庭来审理而加以反对，经过常规的商议程序后，这个法案还是通过了。在次年3月3日，他正式与妻子分开。他们的财产很多，伯爵夫人得到赔偿。她和她丈夫都有另觅良缘的自由，她很快就与陆军上校布雷特结婚了。

正当麦克莱斯弗伯爵将此事诉至议会时，其妻在1607年―1608年2 1月10日生了一个儿子。里弗斯伯爵显然视之如己出，使人对孩子母亲宣称通奸一事深信不疑。又因为他是孩子的教父，里弗斯伯爵给他取了个自己的名字，并要求把名字写进霍尔本的圣安德鲁教区注册档案里。不幸的是，他把孩子留给他的母亲照顾，而此时他的母亲已与丈夫分开并获得了自由。里弗斯伯爵可能认为，母亲会无微不至地照顾这个孩子，正因为这样，她才在离婚一事上十分高兴。确实，是什么动机让一位母亲的自然亲情失去平衡，或说她这样忽视或残酷地对待孩子有什么好处，这是难以了解的。那些对羞辱或贫穷的恐惧感，导致一些可怜人因一时冲动遗弃或杀害自己的孩子，对这位母亲不应有什么影响，因为她已公然宣布了她的罪过并恳求责备。对她来说，立法机构已经异常宽大地给予了她大笔财产，而她需要负担照顾孩子的开销，不会让她这些财产有任何明显减损。因此，她不可能在没有诱惑下变得如此邪恶。可孩子一出生，她便带着某种怨怒和憎恨来对待这个孩子，不仅不给予抚养、帮助和保护，反而乐见孩子在痛苦中挣扎，或者利用一切机会加重他的不幸，切断他的财源，继续她对孩子从一出生到生命最后的无休止的残酷迫害。

然而，无论她的动机如何，在孩子出生前，她就找到了与他断绝关系的办法。她很快就让这个孩子从自己眼前消失，把他交给一个贫穷的妇人抚养。她指示这妇女，把他当作她自己的孩子来教育，责令绝不能告诉他真实的父母是谁。

这就是理查德·萨维奇生活的开始。他出生于一个从法律上说荣耀和富有的家庭，可两个月后就被议会宣布为私生子，遭到他母亲的遗弃，注定了贫困和平庸，抛向也许只能被流沙吞噬或被岩石撞死的汪洋大海般的生活中。

事实上，萨维奇母亲不可能让其他人同她一样残忍。由于无法逃避家人们对她这个孩子的好奇和关切的询问，她被迫透露了安置孩子的一些措施。她的母亲梅森夫人，不管是在她女儿计划的许可下，还是要防止罪恶进一步发展，为孩子找了一个养母，商谈付钱让她去照顾，并监督萨维奇的教育。

在这仁慈的帮助下，孩子的教母劳埃德夫人伸出了援手。劳埃德夫人总是亲切慈爱地关心萨维奇。他母亲的暴行使这种慈爱更显得弥足珍贵，可在他十岁那年，这位教母去世。这是他童年的又一个不幸。尽管她慷慨地要给他三百镑遗产来试图减轻他的痛苦，可是他无法去申领这笔财产使自己免于压迫，也得不到法律的正义支持。她的遗嘱被执行人回绝，结果他什么也没有得到。

然而，萨维奇还没有完全被抛弃。梅森夫人继续关照他，把他送到靠近圣奥尔本地区的一所小学。在那儿人们按他养母的姓叫他，没有任何线索暗示他还有其他身份。

在那儿他开始学习文学。他上过几个年级，进步多大或怎样受到称赞，我们现在已无法知道。他总是尊重地谈起他的老师。很可能，当时卑微的身份并没有妨碍他成为杰出的天才，也没有阻止他因勤奋用功而受到奖励。在如此卑微的状况下，若非靠他的天赋和勤奋，他不会那样出类拔萃，获得嘉奖。

这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推测：他的表现与他的能力相当，因为从比例上说，他的进步比他享有的机遇更大。这也不容怀疑：如果他早年的作品能够保存下来，如那些幸福快乐的学生一样，我们很可能在部分作品中发现那使《出租作者》与众不同的轻松幽默，而在其他作品中发现他描写《流浪汉》中严肃场面时所使用的敏锐的想象力。

正当他磨炼自己的才干时，他的父亲里弗斯伯爵得了犬热病，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曾打听他儿子的下落，对那些不合逻辑和闪烁其词的答复十分困惑。可到了临终时刻，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将他像其他亲生孩子一样抚养。因此，他一再要求孩子的母亲告知孩子的真实情况，坚决不允许她顾左右而言他或否认实情。他的母亲，无法再拒绝这个问题，决定至少提供一个答案，让萨维奇彻底失去继承权及其所提供的幸福感。于是她宣布萨维奇早已死掉。也许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一个母亲制造谎言来剥夺她儿子继承他人特意给予的财产的权利。尽管萨维奇可能失去这些财产，可她自己也得不到。

因此，这是一种不会被识破的邪恶行为，因为不会令人起疑心。连那个伯爵也无法想象，人间竟存在着这样一位损人不利己的母亲，即使在不会令自己得益的情况下，也不惜全力去毁掉自己的儿子。伯爵最后把遗嘱中留给萨维奇的六千英镑赠予了其他人。

这种促使她母亲从中作梗使他应得遗产落空的残忍，让这位母亲很快地投入另外一项颇费周章的计划。她处心积虑地暗中谋划，要把他送去美国的种植园。

这个阴谋因谁的仁慈而受阻，或者说何人的介入导致她放弃这一计划，我无从得知。有可能是梅森夫人劝说或者强迫她终止计划，也有可能是她很难找到志同道合的帮凶，邪恶到可以和她狼狈为奸进行如此残忍的一个行动。可以想象，即使是那些长年陷于罪恶泥潭中而变得心肠坚硬、对普遍的恶行无动于衷的人，对这位母亲无利益驱使、无嫉恨愤怒却让儿子遭受奴役或贫穷的计划，也会感到震惊。也许这一次，萨维奇会从长年在罪恶泥沼中打滚、从未萌生恻隐之心的人们中，找到靠山和支持者。

无论受何种因素影响，把萨维奇流放到国外的计划受阻。他母亲很快又酝酿了另一个阴谋，要把他埋没在贫困和卑微中。于是，她命人把他送去霍尔本区一个鞋匠家。在那儿经过一段试用期，他成了鞋匠的学徒。

据说，这个计划在一段时期内很成功。萨维奇在皮革锥子上工作的时间，比他愿意承认的还长。他从这个劳作中也得不到任何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条件。最终是一个意料之外的发现，让他决定放弃这个职业。

大约这个时候，那位总是把他当作自己儿子照顾的养母死了。对他来说，他自然要去处理养母辞世后将由他继承的东西。于是，他进入了她的房间，打开各个箱子，检阅信件，发现其中有些信是梅森夫人写给这位养母的。他从中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以及身世一直被隐匿的缘由。

他现在已不再满意那份指派给他的工作了，而是想他有权分享他母亲的财富，因此，萨维奇毫不犹豫地要向她表明自己是她的儿子。他试图用所有技巧唤醒她的亲情，引起她的关心，可是，不管是他的书信，还是因其优秀或痛苦赢得同情的朋友们的介入，一切都无济于事。尽管她不能再否认他，却始终断然疏远他。

他经常恳求她允许自己去看望她，却毫无效果。她总是保持高度警惕地回避他，命令手下，无论是谁引荐他，也不论他给出什么理由要求进入，都要驱赶他离开她的住宅。

与此同时，萨维奇为得知自己的身世而激动不已，以至于在深夜他常徘徊在母亲的大门外，长达几个小时。希望她偶然走到窗前或手拿蜡烛穿过房间时，他或许能远远见她一面。

他所有的坚持不懈和柔情都不起作用，因为他既不能使她的心柔软，也不能令她伸出手。当他尽力唤醒一个母亲的慈爱时，他因穷困潦倒而陷入极度的愁苦中。因此，他被迫寻找其他维持生活的方式。由于没有其他技能，他成了一位作家。

1 萨维奇(richard savage，1697—1743)，英国诗人，剧作家。

2 原文如此，应为1697或1698。

格雷

1

托马斯·格雷于1716年11月26日生于科尼希。父亲菲利普·格雷在伦敦任专职抄写员。在伊顿，他在舅舅安特·罗伯斯先生的指教下接受语文教育，得到乔治博士的协助。1734年，他离开学校后，以跟班身份进入剑桥彼得学院。

对大多数年轻学子来说，从中学进入大学的转变时期，是一个标志着成年、自由和幸福的时期，可格雷似乎对这种学术的满足没有多少愉悦。他喜欢剑桥，既不是因为它的生活模式，也不是因为它的学习风气。当不必要求再去听课后，他郁闷不快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他打算学习法学判例法，却没有得到文凭。

他在剑桥的五年，霍勒斯·沃波尔先生邀请他作为伴侣去旅行。他和沃波尔从前在伊顿已结下友谊。他们的旅程经法国到意大利。格雷的信件表明他们大部分的行程都很愉快。可是，不平等的友谊很容易破裂。在佛罗伦萨，他们两人争吵后分手。说起来，沃波尔先生现在很得意这是他的错。无论如何，我们在这个世上如果不带偏见就能发现，那些意识到自己价值的人，会超越顺从的奴颜婢膝，倾向于用自豪的态度看待自己名誉；他们受到讨厌和谨小慎微的人的嫉妒，热衷于独立自主，要求一种他们自己都不会给予的关注。不管争论什么，他们确实分开了。他们后来的旅途，无疑双方都不尽愉快。格雷用适合他自己小经费开支的方式继续旅行，只有一个临时的仆人伴随。

1741年9月，他回到英格兰。大约两个月后，他埋葬了父亲。他父亲不明智地把钱浪费在一间新房上，造成大量的钱财损失。格雷想到自己太穷，难以学习法律。他因此回到剑桥，在那儿很快就得到了公民法方面的文凭。他并不喜欢这个地方或喜欢作为居民住在这里，或者说，他不公开承认喜欢它们。可除了短暂住在伦敦一段时间外，他生命中的其他时光都在这里度过。

大约这段时间，他失去了韦斯特先生这个朋友，一个爱尔兰大臣的儿子。格雷显然对这位朋友表示极高的景仰。这反映在梅森先生保留的他的信和《五月颂》中，以及他送给他一部分《阿格里帕拉》稿件的致谢词中。这是格雷刚开始从事写作的一部悲剧。韦斯特先生给他提出意见，也许阻止了写作进展。每个读者都能对它做出肯定的判断。这当然不是英国舞台的损失，因为《阿格里帕拉》从未完成。

这一年（1742），格雷似乎第一次让自己严肃地考虑诗歌创作，因为这年他写了《春天颂》《伊顿的美景》《逆境颂》。他同时写了拉丁文诗歌《思考的原则》。

根据梅森先生的回忆，格雷最早的抱负是精通拉丁文诗歌。也许这是合理的希望，他已实现了他的设想。尽管他的用词当时看来有些困窘，抒情诗有些粗糙，可他语言的丰富是很少人能拥有的。他的诗行即使不完美，人们也能发现，这位作家的实践很快就能使它们变得技巧成熟。

他此时住在彼得，很少热心于其他人怎么做或怎么想。他培养自己的思想，开阔自己的视野，没有任何其他目的，只是为了改进和娱乐自己。当梅森被选为彭布罗克会堂的理事后，把一个同事介绍给他，那人后来成为他作品的编辑者。编辑的喜好和忠诚激发起他对格雷敬佩的热情。这种热情若从一个陌生人的中立态度，从一个批评家的冷酷严峻中，是无法合理期待得到的。

他隐居后，于1747年写了一首关于《宠猫挽歌》2 的颂诗。一年后，试图写一首更为重要的关于政府和教育的诗歌。尽管这首诗留下未完成的片段，却有许多诗行表现很优秀。

他接下来的作品是声名远扬的《墓园挽歌》，它最初是在杂志上发表的。我认为，这部作品让他为大众熟知。

这时应科布韩女士邀请，他偶然写了一首即兴的诗《一个长篇故事》，为他的风格增添了一些色彩。

1753年，他的几首诗歌附上插图，由本特利先生出版。这些诗按理说能以一种或其他多种形式出版成为一本书，可还是印成单页出版。我认为，诗歌和插图互相映衬得很好。所有印刷品很快就销售一空。这一年他失去了母亲。

自1756年后，学院里有些年轻人住得离他很近，为娱乐自己经常搞出令人讨厌的声音，干扰了他的平静。据称，这是一种带有冒犯和侮辱性质的恶作剧。这样的傲慢无礼，他忍了一段时间，把它反映给协会的董事。也许在协会里他没有朋友，知道自己的抱怨无济于事，于是搬迁到了彭布罗克会堂。

他于1757年出版了《诗歌的进程》和《吟游诗人》。诗歌读者对这两首诗，开始只是沉默惊愕，满足于注视着它们的出现。有些人试图读下去，承认自己没能力去理解它们，尽管沃伯顿说过，了解它们以及弥尔顿和莎士比亚的作品都是一种时髦的尊重。加里克写了几行诗赞美它们。有些勇敢的支持者要挽救它们被忽视的命运。在一个短暂时期，许多人因被指出它们的美妙而满意，而他们自己却看不出来这种美妙。

格雷此时名望很高，以致在西伯死后，他因为拒绝接受诗人桂冠一事而享盛誉。这个桂冠后来给了怀特黑德先生。

离开剑桥后，他很快就寄宿于一个靠近博物馆的地方，在那里居住了三年，从事读书和抄写工作。目前人们发现，他的《淹没》和《隐匿》两首颂诗，几乎很少受此时影响。在这些颂诗里，他的抒情诗因为表现出更多的轻蔑和灵活性而受到嘲弄。

当剑桥现代历史教授去世后，他“如斗鸡者，精神为之一振”，恳求巴特伯爵为他谋此职，伯爵客气地回绝了他。这个职位给了布罗克先生，他是詹姆斯·劳瑟爵士的助教。

他身体虚弱。据称，靠多锻炼和换地方住，他增强了体质。他在1765年去了一趟苏格兰旅行。根据他的记录，对他来说这是最远的一次旅行，他感觉到新奇和美丽，因为他的理解力十分丰富，他的好奇心延伸到所有的艺术作品中，所有自然的风貌上和所有过去事件的遗迹里。他与贝蒂博士自然地结交为朋友。格雷认为，他是个诗人、哲学家和善良的人。在阿伯德，曼斯查学院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由于疏忽没有把它交给剑桥大学，他认为拒绝接受它是恰当的。

他从前白费心机所恳求的职位，最后还是不必争取就给了他。当历史教授的职位又一次有了空缺时，他从格拉夫顿公爵那儿接受了这个职位（1768）。任职后，他保持这一工作直到去世。他总是设计演讲，却从不念稿，他对自己职责的疏忽感到不安，想用他设计的改革来减轻内疚。他下决心十分果断，如果他发现自己不能解雇人，也相信自己已经事实上把人给辞退了。

由于身体不好，他又进行了一次必要的旅行，参观了威斯特摩兰和坎伯兰（1769）。那些读他的书信体描写希望去旅行和讲述他旅行故事的人，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可是，通过在家学习研究，我们也能得到旅行中的智慧和进步的能力。

他的旅行和学习现在都接近了尾声。他受痛风折磨，一直很虚弱，疾病又进入他的肠胃，导致强烈痉挛，无药可治，于是他在1771年7月30日结束了一生。

格雷的个性，我愿引用梅森先生的话加以说明，它来自牧师坦普尔先生写给我朋友鲍斯威尔的一封信。坦普尔在康沃尔的圣格鲁斯任教区长，我也像他一样真诚地希望这个说法是真实的。

“他也许是欧洲最有学问的人。他同样熟悉一部分精确和严谨的科学，不仅仅浮于表面，而是深入其中。他知道每条历史分支、自然或文明的历史，他读过英格兰、法国和意大利所有历史学家的原著，是个伟大的古文物研究者。文学批评、形而上学、道德、政治是他重要的研究对象。各类航海旅行是他喜欢的娱乐活动。他在绘画、印刷、建筑和园林方面有很高的鉴赏能力。因为有着如此丰富的知识，他的谈话同样令人受益和愉快。他也是个善良的人，具有美德和人道主义。凡人都会有缺点，不完美。我认为，他最大的缺点是精致的伪装，或相当女人气，在学问见解上反映出一种可见的刻板、藐视和轻蔑的弱点。他在某些方面也有偏见，这种偏见就像康格里夫先生排斥伏尔泰一样。尽管他似乎主要根据取得知识进步来评价一个人，可他却无法接受自己仅是个文人的评价。尽管没有高贵出身、财富和爵位，他渴望被人看作是个缄默独立的绅士。这些人常为娱乐而读书。也许应该这样问，当知识所创造的东西甚微时，如此多的知识又有何用？除了少数几首诗，什么诗歌值得付出如此多的痛苦代价而不被人记住？格雷先生至少是以纯真态度进行诗歌创作的，对他而言，知识肯定使他受益。他的时光过得很愉快，他每天都获得新知识。他思想开放，心地善良。他的美德很有力量。世界和人类在他面前表露出真实的面貌。他被教导去考虑每件事都不重要，不值得一个聪明人去关心，除非追求知识和实践美德，这是上帝交给我们的任务。”

对他个性的评价，梅森先生还特别强调了格雷在动物学方面的才能。他评论说，格雷的女性气质影响那些“他并不希望取悦的人”。当他不对那些他不相信是善良的人给予尊敬时，人们不公正地指责他以个人喜好的理由做判断。

我进行这项评论工作时，初步阅读了他的书籍信件，感到他有很强的思想理解力、无止境的好奇心、良好的判断能力。他是这样一个尽可能热爱一切的人，可又是一个很挑剔难以被取悦的人。我希望这将会得到证实―他蔑视怀疑主义，憎恨虚伪。我这里介绍他关于沙夫茨伯里的短评。

“你说你不理解沙夫茨伯里伯爵如何成为一个时髦的哲学家，我能告诉你。首先，他是个伯爵；其次，他如同任何一个他的读者那样自负；第三，男人总是倾向于相信那些他们不理解的事情；第四，假如他们在无义务去相信一件事的情况下，那么他们对任何事都会相信无疑；第五，他们喜欢走新路，即使是条死路；第六，一旦确认他是优秀作家，就意味着他能说很多言外之意。你还有别的更多的理由吗？一个四十多年的间隔期，已能很好地摧毁其迷人的魅力。一个死去的伯爵与平民一样，虚荣不再值得注意，因为新路已成为一条旧道了。”

梅森先生根据他的了解补充说，尽管格雷贫穷，他却不热衷于钱。他若有点钱，便非常愿意帮助有需求的人。

作为一个作家，他有自己的个性。尽管他从不潦草地写下第一稿，然后再做改正，可在有很多文章要写的情况下，他还是会对每一行进行认真修改。 他有自己的一个不算很特别的想法：除非在特定的时间或很愉快的时刻，他才会拿笔写作。这是个古怪习气。在这种怪癖下，我友好地对待这位既有学问又有美德的人，希望他是优秀的人。

格雷的诗歌现在受到重视。如果我指出，他的作品之文采不如他的个人生活有趣多彩，希望这个看法不会被看作是对他名字的敌视。……

说他的诗歌不美丽是不公正的。一个如他那样学问渊博和极为勤勉的人，不可能不写出些有价值的作品。当他的诗歌几乎不能愉悦人时，只能说好的构思被编写破坏了。

他翻译的北部和威尔士诗歌值得称赞，形象不但保留，还有所改进，只是不像其他诗人的语言。

对他的挽歌，我与普通读者有同样的欣喜。读者的常识未被文学偏见腐蚀，在考虑所有精巧的锤炼和学问的执着之后，他能符合所有作者声称的诗歌荣誉。《墓园挽歌》充满影像：每个心灵都如明镜高悬，充满情绪；每个胸襟都有它的婉转回声。由“即使这些骨骼”开始的四个诗节，在我看来是原创的。我从未在其他任何地方见过这个概念。然而，读到它们的人总会告诉自己，他能感觉到蕴含在它们之中的情绪。

译者补充：这篇写于1781年，仅在格雷去世十年后，格雷尚有许多朋友粉丝健在。因以不同态度对待格雷的诗歌，立即在诗坛引起强烈抗议。麦克·亚当和米尔恩在其主编的文选《约翰生读者》（1966）中指出，《宠猫挽歌》是英语文学最优秀的自我嘲讽诗歌，约翰生与之失之交臂。同时，他也有失误，如评论《吟游诗人》和《致命的姐妹》，他仅认可旧歌谣的复兴，却认为这类取材对现代诗歌来说是滑稽可笑的。

1 格雷（thomas gray，1716—1771），英国18世纪抒情诗人。

2 the death of mr. walpole’s cat，直译为《沃波尔先生猫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