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茶辩护

（评汉韦1 论茶的文章）

读者也许没忘记，我们在1756年11月对《八日旅途》这本书做了简单介绍，还发表了摘录。汉韦随后给我们发了一个指令，先暂停宣传他的书，直到第二版修订后出版。这个禁令太过于专横，因为作者一旦同意自己的书出版后，他便不再是书的唯一主人了。然而，他的禁令已被严格遵守，我们也不打算冒犯他。如果能通过他的书评价他的为人和个性，他是一个犯错误时完全可以因其美德而受到原谅的人。

修订版现在已发行。在这本“修订和扩编”的书中，作者反击了别人对他的批评。可他应发现我们没有恶意地攻击。我们确实希望如果还有其他的修订，他应该找语法学家检查他的书，不要让优雅的文句被一些不适当的用词干扰。在我们看来，说它好意味着它有一定的价值，然而，比起文字不纯正来，这些价值难以平衡其严重的错误。

在我们的辑录里，已收录了汉韦先生的一封信。他在信里竭力表白，认为茶的消费损害我们国家的利益。我们现在打算尽力有步骤地顺着他的观察，进而了解他对这个现代奢侈品的看法。可是，如果不事先表明我的看法，是绝不可能公正的：从摘录这本书的人身上，汉韦先生肯定无法期待得到公正的评价，因为他是个坚定的饮茶者。他二十年来唯一的爱好就是冲泡这种奇妙的植物，伴着食物一起饮用它。他的茶壶几乎从未冰冷过。他晚上用茶获得愉快，饮茶度过子夜，品茶迎接清晨。

作者一开始就对流行的说法加以否认：武夷茶和绿茶是同一树丛的叶子，只是采集的时间不同。他的看法是，这两种茶是由不同的树叶制作的。茶树的叶子在干燥的天气下被采摘，用铜锅在火上烘干卷曲。中国人只饮用很少的绿茶，认为它会妨碍消化、让人兴奋。茶为何会有这些作用我们不太容易了解。如果我们考虑到国内有许多对这些植物的流行的偏见，我们就不会过分参考中国平民的看法，况且其未得到实验的证实。

中国人喝茶时会慢慢地浸泡，只把浮在上面的部分去掉。看起来，每次要用掉很多茶。然而，作者认为―也许他因为偏见而强调―英国人和荷兰人消耗的茶的数量，比他们整个大帝国的所有居民还多。中国人的茶水不时带点酸，很少加糖，这是我们这位作者喝茶时的做法。他并没有打算在国内发现合适的方式，就向他的同胞们做了推荐。

饮茶兴起和繁盛的历史确实是令人好奇的。茶叶最早是在1666年由阿林顿伯爵2 和奥索里伯爵3 从荷兰进口到英国的，他们的夫人―那些贵族妇女―先跟着学会了喝茶。茶价当时是一磅三英镑，一直到1707年都一样。在1715年，我们开始喝绿茶，喝茶的习俗发展到民间的底层。1720年，法国通过秘密的商业渠道把茶输送到英国。从1717年到1726年，我们每年进口七十万磅茶叶。从1732年到1742年，每年进口到伦敦的茶叶是一百二十万磅，几年之后，达到三百万磅。在1755年，近四百万磅或两千吨。这些数据可能不确切，因为也许有些茶叶是走私进来的，但也接近实际情况。这样的数量确实足以让人们警惕，至少值得人们去了解，这些茶有什么品质，这样的贸易会带来什么后果。

作者继续枚举茶的危害，似乎要对他能发现的每个危害进行指责。他起初是质询人们总结的茶的功效，否认中国船员在他们航海途中因饮茶而免得坏血病的说法。关于这个报告，我也做了些调查。尽管我不敢说这些船员全都免于受到坏血病毒的感染，可是，看起来他们在任何同等长时间的航海行程中，确比其他水手少受这种病的痛苦。我把这归功于茶的作用。它虽不具任何医药的品质，可它能让人多喝水，冲淡胃里更多咸的食物，也许还能让人少喝潘趣酒和其他烈酒。

作者之后又极为悲伤地告诉小姐们，饮茶会怎样危害她们的健康，更为严重的是，饮茶会损害她们的美丽。

为了增强恐吓程度，作者还引述了一个猪尾巴受茶水烫伤的故事。对这个说法，他最终还是持保留意见。

他说的这些可怕的后果，有些是想象的，有些也许有其他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女性，比起那些曾与我们一起活在世上的女人更不美丽的原因。我们所有人都有一种倾向，认为漂亮的女人已不再微笑，尽管我们的父亲和祖父在我们之前也有同样的抱怨，可是，我们的后代仍发现具有不可抗拒力量的美丽女人。

一些常见病如紧张、颤抖、痉挛、习惯性抑郁，比从前所有时代都更普遍。这些疾病都来自松弛闲散和体质衰弱，为此，我认为，这确实是可悲的。可是，这些新类型的恶疾绝不可能靠限制饮茶来消除。这普遍的衰弱无力与通常的奢侈和懒惰有关。如果一定要在喝茶者中找原因，那是因为饮茶是人们所说的懒惰和奢侈的娱乐之一。人类整个生活方式在变化后，每种自觉的劳动、每种加强神经和强健肌肉的锻炼，都开始变得无用。市民们聚集在人口众多的城市，不需要有很多运动，每个人都容易得到他所需的物质。富人和上层人很少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只是坐在马车上得到游乐。然而，人们仍要吃喝，或者努力找吃喝，如同我们前辈的猎人和女猎人、农夫和家庭妇女一样，在床上睡十个小时，玩纸牌八个小时，其他六个小时大都花费在餐桌上。这些人却要接受喝茶会引起所有疾病的教育。其实，这些疾病在一个非自然的生命全程之中，人随时会受到感染，不足为奇。

在那些饮茶最多的人中，大部分人喝的量并不大。由于它既不能使心情兴奋，又不能刺激味觉，通常只能把它看作一种名义上的娱乐物，一种聚会闲聊、工作休息或使懒散多样化的替代品。喝一杯和喝二十杯的人，在做事时都能同样地守时。确实，尽管多数人并不太在乎，却有少数人发现，他们聚在一起不是因为茶而是因为要在茶桌上寻找陪伴。三杯是通常的饮用量，也许要慢慢地冲泡，若掺杂着“雅典铁杉4 ”，能导致微毒的效果，但远不如这些文字指责的茶的危害严重。

我们的这位作者还继续说明这些可憎叶子的其他坏品质。

作者随后还引用波林的说法，证明茶是一种“干燥剂，在四十岁以后不应饮用”。我个人早已超出这饮用许可的界线，可我很自信，所有“认茶为敌”的说法都不一定正确。按波林所说，如果茶是干燥剂，它就不会使纤维柔化，如我们作者所想象那样；如果它是呕吐剂，它会使胃口收缩而不会感到舒适。

那些使刀发出铮铮声而令人生畏的品质，与橡果、橡树皮、橡树叶，乃至每种苦涩的树皮或树叶的品质，本质上是一样的：如绿矾，加上茶后，能涂抹于刀上；墨汁可由任何含铁的物质和苦涩的植物做成，如它通常用胆汁和绿矾制成。

作者转移话题，从茶叶转而谈到酒精。这方面他倒和我们《文学杂志》没有什么分歧。为此，我们在这里几乎引用了他来信的全部，并为他增加一个陈述。从各个方面看，醉酒所导致的伤害更巨大，身体显而易见更难以忍受。这种错误同样能在伟大和渺小的人中看到。如有些人，虽身在皇宫却心里惶惶不安，注意力分散，很难忍受。这类糟糕情形还包括大多数人因醉酒或患不治之症而变得贫穷，无人可怜，这些我们都没有提到。

我不知道根据什么观察，汉韦先生对育婴堂医院主管充满信心。对这位主管我一点也不了解，可我还是恳求他多少考虑一下孩子们的思想和身体。我始终认为，不信教的危害与文章所提到的杜松酒和茶的危害是一样的，因此把信教问题提出来并非不恰当。几个月前，到医院访问时，我发现好像没有一个孩子接受过教条或戒律的教育。用信教的方式抚养这些孩子，是要提前从坟墓里挽救他们，以免他们会成为被执行绞刑的凶手。

考虑到茶对喝茶人的健康的影响，我认为，作者使他的怒火加重了炽热。在年复一年喝这种奢侈水的岁月里，我一点也感觉不到，在他对喝茶进行检验时，怎能显示出它对我们的好处。我也感觉不到，他首次计算人们花在喝茶时间上的民族损失。我并不打算吹毛求疵，因此我还是欣然地承认，茶是一种酒精，不适合底层的人，因为它不能增强劳动力或免除疾病。它虽可能使人的味觉满意，却不能给身体提供营养。这是一种不光彩的奢侈品。那些难得从自然要求去得到这个奢侈品的人，无法谨慎地使自己习惯于它们。茶的适当使用，能让懒汉快乐、放松，帮助那些不做锻炼的人消化。茶不能用来戒酒。将时光消耗在这平淡的娱乐中是一种浪费，这是不容否认的。许多时间会浪费在茶桌上的琐事里，这些时光本应更好地加以利用。可是，要从这些时间的浪费中推导出民族的损失，显然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工作是因为缺少人手而空着没做的。我们的工厂看来受到限制，不是因为工作的能力，而是因为销售的能力。

作者另一个争辩也很清楚。他断言，为了进口三百万磅的茶，每年要付十五万白银给中国。这其中两百多万磅是从邻国海岸线秘密偷运进来的。我们为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磅茶，每磅只需要支付的费用是二十便士。作者公正地推测，这样的估算应使我们警醒。因为，他说，“损害健康、浪费时间、破坏道德，这些都没有被一些人敏感地觉察出来，而这些人一谈起金钱的损失，就十分关心。”他为东印度公司辩解，这些人没有承担使自己成为政治上的计算师的义务，他们致富时也没有考虑民族会有多大的损失。我们应该肯定地说，喝茶人没有权利抱怨那些进口茶的人。如果汉韦先生的计算是对的话，应马上设刑法制止其进口和使用。

作者认可人们对茶的喜爱的一些争论，在我看来，这远不够公正。他应呼吁反对饮茶和制止其他海上贸易。他告诉我们：“为了茶叶贸易，每年要派六艘船，送五百或六百名海员到中国。同样地，它带回来三十六万英镑的收入。这些作为奢侈品的税收，可考虑对国家公益事业有极大用处。”我无法发现这个税的有用之处。对奢侈物加税不比其他的税更好，除非它能制止奢侈物消费。人们不能一边说要加关税的茶是奢侈品，一边说茶本身能同时被伟人和普通人、富人和穷人消费。事实上，失去十五万英镑，我们从中过一下手，至少得到了三十六万英镑。当然有时也会有损失，钱会落在不诚实的人手里。至于派五六百名海员到中国，有人告诉我，有时有一半的人，或者三分之一的人会在海上丧生。因此，不仅要反对航海引起的不方便，我们还要考虑每年失去的二百个重要生命，要看到，自这个世纪开始，英国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已经死掉了一万人。

如果茶是那样有害，如果它使国家贫穷，如果它是诱惑物，为非法贸易开方便之门，那么，我会把这看作我们法律失效、政府无能和官员贪污腐化的充分证据，让我们立即采取永远禁止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的财富使用在这些公共事业上，自然很理想。如果这个茶贸易计划不令人满意，那让我们首先去节省这笔钱，然后不难找到使用它们的方法。

本文发表在1757年4月15日—5月15日的《文学杂志》

1 汉韦（jonas hanway，1712—1786），商业家、旅行家和慈善家，航海协会和育婴堂医院的创办人。

2 阿林顿伯爵（1618—1685），即亨利·贝内特，英国政治家。

3 奥索里伯爵（1634—1680），即托马斯·巴特勒，爱尔兰政治家。

4 一种可提取毒药的植物。

再为中国茶辩护

据观察，勒萨日的小说《吉尔·布拉斯》中有生动描写，受激怒的作者是不容易心平气和的。因此，我几乎没有与《八日旅途》的作者达成任何和解的希望。确实，希望如此之渺茫，我一直很慎重地考虑，我是否不应在作者不高兴的时候安静地坐下，而继续用我心里预测的不太可能会成功的辩护来加剧我的不幸。慎重通常是无用的。我担心自己最终做了错误的选择。我最好放弃自己的理由，不必费时间和财物，因为通过必要地质问“为什么他要恼怒”，我会有再次冒犯的危险。

忧伤和恐惧常暴露出我们的错误，这些我们在愉快时从不会去责备自己。可是，当重新检查我和这位作者之间的事务时，我很沮丧。我不认为我在尊敬他的方面做得不够。当他的书第一次印刷出版时，他提到我在未出版前就见过了。怎么见到它的，我现在已不能确切地记得了。可是，如果我的好奇心比谨小慎微要大，如果我急忙地接触这要命的大书，如果像那个“男人”急忙地打开“潘多拉盒子”，让罪恶流放到世界，那我一定会为此受难。

无论如何，我还是拿起来检查它，因为一个作者的书再厚，也不会比我还高。我发现这些信“写出来后未出版”，更证实了我个人的看法。我断言，尽管“写出来后未出版”，可它们“出版是让人读的”，因此，我把其中一封信编进了11月最后一期杂志上。没过几天，我接到一个便条，便条中说，应等一个更准确的修订本出来后再发表。我遵从了他这个指令。在新修订本出来后，我想我有自由思想的权利―不论哪本书，即使是皇家的宣言，或是国会的一个决议，我都可以对它们表达看法。没料到，我还是感受到了蛮勇无知的倒霉！我已醒悟，可意识到时已有些太迟了。我冒犯的不是一个只有笔上力量的作者，而是一个重要组织的重要成员，如他在信里告诉我们的，他是一个能驾驭战车的人。

人们应该允许年老的争执者放弃辩论，面向古罗马第四十军团的统帅不做任何抵抗。如果我能同样尊敬一个育婴堂医院主管，那么，知道实情的人在见到赤裸裸的真实如何为他的支持者微弱地辩护，他们是会原谅我的。然而，我自己公正而问心无愧的意识，促使我一再提出问题：我是怎么惹下大祸的？

下面的三个问题，请不要怪我那不走运的笔冒犯了：饮茶者、杂志的作者和育婴堂医院。

我是怎么说茶的呢？我喝它已有二十多年了，它对我没有任何损害，因此，我认为它不是毒品。如果它能让纤维干燥，就不可能软化它们。如果它收缩，就不能伸展。尽管我对它做出恰当的怀疑，如饮茶是否会让我们男人的力量减少，让我们女人的美丽消失，又如它是否会妨碍我们棉毛或钢铁的加工业发展。可我也承认，它是可怜的奢侈品，既不是医药也不是营养品；它既不能强身，也不能使人快乐；既不能减轻疲倦，也不能转悲为喜。我还补充，没有指责或怀疑它的虚假，公布累计购买进口的总量，同时建议用法律手段永远禁止进口它。

谈起作者，我很不幸地说过，他的指令过于法律化。这是我在知道他是育婴堂医院主管以前说的，可他似乎更在乎对这个不尊敬他的失误加以惩罚。如同俄国沙皇向瑞典开战，就因为他化装经过该地时，没有得到他们充分的敬仰。然而，这种缺乏恭敬之举，是不应该不得到原谅的。有些事被人说出“意图有很好的价值”，因此新闻记者就是这类被宣布“犯错误时完全可以因其美德而受到原谅的人”。这是人类的感激能给予人的价值的最高赞美。这样的赞美会让提图斯或奥古斯都感到更多的满足，可当把它给予一个重要组织的成员时，我还是要承认，这仍很不够并有些吝啬。

当我说：“作者认为―也许他因为偏见而强调―英国人和荷兰人消耗的茶比整个中国还多。”有人问我这是讽刺一个人，还是批评一个作者。我在当时并没有考虑这两者有什么区别。我觉得作者并没有什么过人的力量，也没马上想起，这个人能驾驭战车。可我并非不加思考就随便下笔。我只知道，信仰有两种原因：“证据”和“偏爱”。这位作者有什么证据说中国人消费茶，我看不出来。他们应最清楚，为什么东印度公司的官员会被拒绝进入中国的乡村和城市。他们受到的冷遇，就同我们对待吉普赛人和游民一样，他们每晚被迫回到自己的茅屋。这类旅游者能带回什么样的情报并不重要。尽管传教士自诩能更深入地进入中国内地，可我认为，他们从未统计过中国人喝多少茶。因此，他的看法并没有依据，除了“偏爱”，我还能说些什么呢？

因为我说过“他并没有打算在国内发现合适的替代方式”，我还为此受到过更严重的指控。我认为，假定我只是巧妙地暗示，他已表明在必要还是在特别情况下都反对把时间花在“茶桌”上，每个读者都会抑制自己对这个题目所提出的问题的责难。可他却把这句话选为恶毒讽刺的例子，用给自己封上极为忠诚的颂词来加以反驳。他有勇气说，他发现许多适合国内的方式，他几乎是满腔热情地爱着他的国家。

我一点也不怀疑，他在他的国家发现许多使他愉快的事；我也不敢假设，他希望生活的任何部分都同样被逆转，好比使用茶那样。确实，喝浓茶的建议，表明一种自相矛盾的倾向。他至少有理由担心，以免后来的文字向人推荐 “皮克特人”1 的服饰或“爱斯基摩人”的烹饪。然而，无论如何我都看不到其他的创新，因此，我很希望他发现一些适合国内的事。

但是，他爱他的国家，似乎并没有完全达到满腔热情的程度，因为他在愤怒地反对茶时，他对东印度公司的道歉却很圆滑，说这些人绝不会想到自己有义务成为政治上的计算师。尽管不是一个热情的爱国者，但我坚持认为，每个人只要在社团组织的保护下做贸易、过日子，都有义务去想想他是否伤害那些保护他的人，或使这些保护他的人受益。最能使个人利益满足的是中立的交易买卖。如果这种情况存在，那么我们的国家尽管不会得到益处，可也不会受到损害。

尽管那些大人物和有权势的人，他们有兴趣或有倾向地支持茶贸易，作者还是重申他反对茶的主张。我不知道他想象中还有什么有权势的人或大人物。只有进口商人有兴趣辩护。我确信，他们不是大人物，我希望他们没有强大的力量。那些凭兴趣引导他们继续做茶叶贸易的人数不胜数。可我认为，他们的权力就同这位记者认为的那样轻蔑而无热情。当热爱我们的国家成为一种热情时，它是一种很暧昧和不确定的美德。当一个人情绪高涨时，他就会失去理性，而当一个人一旦失去理性，他除了喝浓茶外，又能做些什么呢？作为一个记者，尽管为他国家热情高涨，在对待小的事情上，应有哲人的冷淡平静的情绪。我劝他在适当范围内收敛爱国的情绪，以免有时过于高涨，充分占据了整个灵魂，留下太少热爱真实的空间。

现在还要说一说的就是我对育婴堂医院的看法。上个月我已经表明了看法，现在我还要再次声明，我发现这些孩子们似乎都没有听说过基督教义。人们问我这有什么好惊讶的？怎么看这个问题？这无疑是个很微妙的问题。我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庆幸的是，怀疑的不是我一个人。我注意到一些妇女和其他绅士，他们听说后都想协助调查，持有同样的悲叹和愤怒。我没有隐瞒自己的看法。在我的要求下，这个可耻的缺点很快就让社团里这位最享声望的人知道了。我现在明白，这件事让人难以相信。可是，由于它真实，过去的事已不是人力所能补偿的，最重要的社团组织也不能造假。可是，它为什么令人难以置信呢？因为根据医院的规则，孩子们被要求去学宗教入门知识。规则很容易制定，可并没有执行。他们说，孩子们在指定的时间受教于一个能干的教师。我发现，这位能干的教师直到最近的2月才任教。如果我没记错，我是在去年11月访问医院的。孩子们在陌生人的询问下十分怯懦。这情况确实如此，可我不记得是否因为同样的羞怯妨碍他们回答其他问题。我不理解，那些早已习惯了新客人的孩子们，为什么会表现出这么明显的羞涩。

我的反对者在文章开始就推断，我在疏忽中做出了武断的判断。对如此得体的表达，我没有反对意见。可是，当他开始热衷于自己的职业时，他的热情就开始泛滥。在他激情洋溢的后记里，他批判我的看法和我要超越他们的理由显然是愚昧和恶毒的。他的辩论变得有些激情十足，我无法全都理解，可看来也只能这样忍受了。我的影射是愚蠢或恶意的，因为我不认识这位医院的主管，而他很清楚，没有医院主管是很愚蠢或充满恶意的。

无论如何，他还是对我表示非常关心。他告诉我，谈到企业组织时，要顾及自己的安全。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不知道最重要的社团组织能做出什么会让我感到安全受威胁。我的名誉是安全的，因为我能证明说的是事实；我的宁静也是安全的，因为我的用意是好的；至于其他安全问题，我不习惯去过多地加以考虑。

我总是为任何劳而无效的言行感到遗憾，同样，对于这位作者如此关心我的安全问题，我应对他激烈的怨恨表示一些热情。自从他的恶言谩骂四处传播以来，几乎对我的看法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我一直尊重他，把他看作是个“意图有很好的价值”的人，也始终认为他是一个“犯错误时完全可以因其美德而受到原谅的人”。

本文是对《公报》1757年5月26日刊登的一篇文章的答复，载于1757年5月15日—6月15日的《文学杂志》

1 皮克特人（picts），英国古部落。

英国普通士兵的勇敢

比较英国与法国军事天才的人，会做出这样的评价：“如果士兵愿意跟随，法国军官总是带头人”，“如果军官愿意带头，英国士兵总是会跟随”。

在所有直截了当的句子中，某些准确会因它的简明而丧失。在这个比较里，我们的军官似乎失去了我们士兵所得到的荣耀。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使人假定，英国军官比法国军官不愿带头冲锋。可是，我想英国士兵更愿意跟随他们的长官，这是大家都公认的。我们的民族可以自豪地夸耀有普遍的勇敢。这种勇敢同样体现在所有不论职位高低的军人中，它超过世界上其他民族。我们有农民的英雄。这些加入武装的乡下人，他们的勇敢可以和军队里的将领一争高低。

了解平民为什么会有这些崇高品质是很有趣的。通常使一支军队令人敬畏的素质是：长期习惯的规则，严明的纪律，对将领的绝对信任。规则终归导致机械地听从指挥，服从信号，就像不正经的笛卡尔信徒，把这类错都归咎于动物性本能。纪律让思想有一种令人恐惧的烙印，即任何危险都没有比被处罚更可怕的了。对将军的智慧和幸运的信任，使士兵们盲目地服从指挥，冲到最危险的战场。

靠纪律和规则，我们可从俄罗斯帝国和普鲁士君主的军队中看出他们做出了什么业绩。我们看到，他们似乎被打败而绝不混乱，溃退也不惊慌失措。

然而，英国军队在任何方面显然都没有这些必备的品质。规则从未成为他们的特性。他们很少训练，因此，在他们身上几乎看不到群体进化的灵巧，也看不到作为个人使用武器的灵活。人们从不认为，他们会比敌人更活跃和更严格。他们自己也这样想。所以说，他们不可能从这种可以想象到的优势中获得任何勇敢。

他们分散在国家四分之一的土地上的这种方式，在和平时期自然会导致纪律松弛。他们很少看到自己的长官。当没有执行任何轻松微小的保卫任务时，他们每个人都按各自的方式去生活。

英国的平等权利、法律公正、土地享有权的自由和贸易的繁荣，让我们几乎无须去尊重权威。虽然英国军人在数小时的战斗中感激军官的精神鼓舞，却不会对军官表现出极大的尊重。当然，他们通常也不认为，长官会比自己优秀很多。一位法国伯爵在最近出版的《战争的艺术》一书中指出，战士们看到那些天生是他们将领的人，能和他们一起共同面临危险时，会怎样受到极大的鼓舞，而受鼓舞的程度与军官的不同等级有密切联系。英国士兵对这种勇敢的动机是轻视的。他们天生就没有主人，不指望任何人，不管他的官衔或地位如何。所有值得他们尊敬的东西，都有来自“大自然”的恩赐或从“大自然”那儿接受任何优越于他们的品质。

也许有些人会认为，英国人比那些独裁政府的人更能战斗，因为他有更多的东西要捍卫。可是，英国和法国军人有什么不同？如果是财产，那大家都同样一无所有。如果是自由，那对所有民族最底层的人来说，只不过是选择工作或免于饥饿而已。我认为，每个国家的人都同样有这个选择。英国士兵很少去想完整的宪法概念，或者，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从没有使一个英国人感到财产和自由受到危险的战争。

问题是，英国士兵的勇敢从哪里来？在我看来，它来自一种分散的自由独立。它迫使每个人都注重自己的个性品德。当每个人都劳动，用自己的双手供养自己时，无须任何奴性的技巧，他也能从劳动中得到报酬。比起他的雇主对他的需要来说，他很少求助于他的雇主。在他找不到其他人保护自己之后，自然要先成为能捍卫自己的人。没有什么能让他不尊敬自己，那他自然渴望别人的尊重。因此，每个出现在我们大街上的人，都是荣耀的人。他们蔑视服从，不能容忍非难，希望自己的名誉在同行中传扬。其中，勇敢是最常提到的。所以勇敢的名声是人人最热烈追求的。从他们无视服从来说，我不否认他们也许会经常遇到一些麻烦，因为法律规定的权利，不总是支持那些缺少尊严的行为，或总是要维护适当的不同等级的区别。幸运的是，这个世界总是好与坏交织出现。在和平时期，那些对平民傲慢抱怨的人不要忘记，这些人在和平时期的傲慢也正是在战争中的勇敢。

新闻记者的责任

要说美德不能从知识中产生，这是很令人沮丧的。许多人能教导人，而他们自己却从未实践过那些义务。尽管有些深奥的知识没有被实际运用，可是，如果没有知识，任何工作都不能进行。目前我们的许多报纸，不仅让人怀疑编辑是否知道自己的责任，还让人怀疑他们是否要尽力或希望去知道它。

新闻记者是一个历史学家。他们确实不属于最高阶层的人，也没有很多人要写出超过他人或让自己不朽的经典著作。然而，如同其他历史学家一样，他们要揭示一个时期的美德或丑行，把握一周的舆论，表达希望或恐惧，传达人民情绪的热情或冷静的声音。他至少应该考虑使自己服从历史的第一法则，把说真话作为自己的义务。作为记者，无论如何诚实，确实常会欺骗别人。这是因为他自己会经常被骗。在他还不完全知道真实的情况下，他有义务传达最早的情报。他传达的这些消息是变化多样的。他出版那些他知道没有作者负责的报告。人们不能期待他知道的会比人们告诉他的还更多，也不能期待他有时不应匆忙地对流行喧闹的事件加以报道。他应该做到的是周到地判断，力求避免偏见，公布真实而不是故意作假的消息，撤销那些因错误而做出的报道。

新闻作者虽不必强求自己做到精确，可他们的任务远非如此。他们有时确实因愤怒以自信的平静报道当天的事。尽管对这件事，他们自己都认为不真实，却仅仅希望博得快乐。可是，第二天，他们感到这件事不再让人有兴趣，便报道与它相反的事实，而自己却毫无羞耻，故作镇静。他们很容易就欣然接受让我们敌人出丑的报告，很急切地集中赞扬那些偶尔或突然扬名的人。经验告诉他们，不管理由多么贫乏，任何大家渴望的事，不必认真检验也是可信的。所以，除非杀敌不用上战场和征服国家不用去侵略的离谱外，他们总是不去限制那些假设的叙述。

还有其他违背真实的做法，只是为满足懒人的好奇而进行报道。这些报道的后果不仅十分有害，而且其诡计让人憎恨。他们有时公布从未发生过的强盗和谋杀事件，在人们的头脑中灌输这类想象的危险，引起公众的愤怒，以及对我们的国家政府不信任和指责。这些制造虚假警惕的涂写者，应该受到某些群体的批评和教育，让他们知道，哪些属于犯罪行为。鉴于大多数人都满足于随大流，和他们的邻居一样，他们常常要揭示的邪恶，不过是那些已经常表现出来的邪恶行为而已。

还有另一个更明显有害的做法，即如果法律能帮助穷人，他们现在是借法律处罚他们。他们为那些脱离师傅的学徒做宣传，说这些学徒经常因为残暴或饥饿被赶走。他们经常用暗示的方法，不厌其烦地描写一个在法律上构不成犯罪的人。这会让公众混淆不清。他们心里都明白，这会极大地伤害这个人。这类损害个人利益的做法，一个诚实的记者是应谨慎地避免的。记者的责任只是告诉人们普遍重要的事件或确凿的丑闻，即使为个人利益方便做广告宣传也不破坏他人的隐私。

记者应该坚持不变的道德法则，有义务远离他的竞争对手使用的方式。其他有待改进的方面是，他们的写作要让人轻松愉快和有实际内容。一个普遍现象是，一篇有内容的报道并不能让人了解它要说什么。有时说到模糊不清的地方，不能给人提供任何必要的地理和历史背景知识。报道一些按硬币或外币累计的总数，价值究竟多少，不为我们国家的人所明白。随意写出的战争和航海的术语，对那些没有参战和从事航海的人来说完全理解不了。一个记者应在一般人水平之上，应该熟悉人类最底层的人群，能够判断哪种说法是简明扼要，哪种是模糊不清的，哪里需要评论、哪里不需要解释也能被理解。他不应考虑自己只是为学生或政治家单独写作，而要能为妇女、小商人和铁匠写作。这些人虽没有多少时间接受智力的训练，却渴望能从容易理解的术语中了解世界发生了什么―谁上台了，谁下台了；谁胜利了，谁失败了。

如果记者能够按自己的计划去做，如果他认真地探究真实，谨慎地做出报道，如果他能完全拒绝写任何伤害个人名誉的事，如果他能比别人写得更清楚明白，用更便宜的价格卖出更有用的资料，他便能期待他的劳动不会被低估。这些都是他许诺尽力去做的。如果他的承诺很早就能得到人们的赞扬，那他更希望这个作为他应得的唯一赞誉能持久保持下去。

爱国者：致大不列颠的竞选人

他们以无意识的情绪大喊要自由；

他们获得真理的自由后还继续反抗；

他们为那些聪明和善良可爱的人高喊自由，

要的却是被认可的权力。

——弥尔顿

增加黄金似的机会，抓住能得到的好处，实为生活的伟大艺术。许多需要本来是可以满足的，现在却变得匮乏；许多时间在人们后悔它消失的过程中正在失去。

每隔七年，我们进入一个狂欢喧闹的季节，大不列颠的自由公民总是心情舒畅地选举自己的代表。现在这个幸福日子的到来，比法定选举日还早1 。

选举和委托那些制定法律和税收政策的代表，能够体现高尚的荣誉，表明重要的信任。每个选举人都要考虑如何能很好地维持这个荣誉，如何忠诚地履行这个信任。

在这全民的审议中，有人说，不是爱国者便不能在议会上得到席位，因为这些人不能保护我们的权利，不值得我们的信任。这个说法应该给所有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爱国者只有一个单纯的行为动机，就是热爱他的国家。而作为议会的代表，除了每件事都为了共同利益外，他不应为了自己的希望、恐惧、仁慈、怨恨，去竞选代表。

这个退化时代所能接受的五百个代表，谁能确保大多数议员都是恪守道德的人呢？然而，悲观无济于事：警惕和行动常常会比期待更能见到效果。让我们举些随处可见的“爱国者”的例子。我们不要被假象所欺骗，要区分那些显然是伪装的外表。因为一个人可能在表面上是个爱国者，而内心没有这种品德，正如假的钱币缺少分量，却常发出光亮。

有人指出，那些严厉地反对国会的人，可以列入爱国者的名单中。

这个评论绝不意味着没有错误。爱国者不一定只在反叛的人中存在。一个人也许恨国王，可也不爱他的国家。一旦被一种合理或不合理的要求拒绝后，想到自己的价值被低估，看到自己的影响力减退，他就会很快转向谈自然的平等，谈“众人合一体”的荒谬，谈原始的影响、权威的基础和平民的权利。当他忧虑政治的意识增强时，也许是因为梦想得到特权的优越，他就开始大谈独裁的危险。然而他所有雄辩的目的，不是让国家受益，而是宣泄自己的仇恨情绪。

然而，这些人是最诚实地在反对政府的。他们的爱国主义是一种疾病。他们感受到他们自己想表达出来的一些意见。可是，这些人越多，嘲笑和辱骂的人就越多。他们的询问和谴责，既不怀疑也不恐惧，更不关心公众。他们希望通过恶言谩骂得到财富。因此，他们情绪激烈，大喊大叫，只不过是要政府赶快雇佣他们，以便沉默。

一个人有时成为“爱国者”，只是为了散布不满，宣传秘密报告的影响，煽动有害的言论，主张侵犯人权和篡夺王位。

下列做法肯定不是爱国者的表现：他们的煽动超出了一般的躁动情绪。这种情绪如果不产生破坏，也只能延缓大众的幸福。在国家安宁受到不必要的打扰后，他们不爱自己的国家。他们不知道，只有很少的过失和错误需要靠反叛来解决政府问题。他们不能判断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事情，他们不能用理性来宣传自己的观点，而是如传染病那样受到一时风气的影响。

这些“爱国主义者”的荒谬还尤其表现在，当敌人已消失时，吵闹还在继续。他们继续让我们听到威尔克斯先生和密德萨斯区居民的哀悼，悲哀于一个现在已不存在的痛苦。如果所有人都选他，威尔克斯还会被选上，而他被排斥落选的先例，绝不会让任何诚实的人和任何善良的人想到自己的危险。

人们也许疑虑，对那些秘密讽刺和公开暴力的人，封他们为“爱国者”是否恰当。他们用对腐败和阴谋活动的微妙暗示来充塞报纸，公开发行《密德萨斯期刊》和《伦敦报》。这些确实是一种爱国热情，可同样使人感兴趣和怨恨。他们提出请愿却不指望得到批准。只是因为没有法律条文对傲慢加以合法惩罚，他们便要用鲁莽抗议，侮辱国王。这种抗议不需要勇气，因为没有什么危险。因为不满君主权力，他们破坏尊严，企图颠覆秩序，让邪恶在大地蔓延。这种行为不是爱国主义。

正是爱国主义的品质，才会遭到嫉妒并值得注意。爱国者发现所有的阴谋诡计，预见未来的公开危险。真正爱他的国家的人，不论他什么时候遇到了危害，都能随时说出危机并发出警告。可是，当没有敌人时，他不应恐吓别人。除非他自己受到恐吓，否则他不应恐吓自己的同胞。因此，爱国者对这类人表示怀疑是公正的。他们承认受到难以置信的事件的干扰。他们到处宣传：最后的和平要靠贿赂威尔士女王来获得；国王正掌握专断的大权，因为法国在新占领区实施自己的法律，要在他们的法庭废除英国陪审团的制度。

真正的爱国者，从来不传播他明知是虚假的观念。爱他国家的人，没有人会大喊大叫地抱怨：新教处在危险之中，因为“天主教徒在魁北克广泛地建立了教会”。这类不真实的说法公开而不知羞耻，以致在一些人中这是无须辩驳的，因为他们知道，对那些最无知的狂热者来说，几乎是不可能不了解下面的事实的：

魁北克在大西洋的另一边。因为这遥远的距离，它很难对欧洲世界起到良好或恶劣的影响。

他们的居民属于法国，一直是天主教徒。把他们作为敌人比隶属的公民更危险。

尽管这个省的土地辽阔，可居民稀少，也许还不如英国一个郡区里的人多。

比起天主教，新教徒更不会主张迫害是美德。我们责备路易十四的武力和舰队，可是，当我们掌握权力后，应当极公平地使用它。

在加拿大和它的公民屈从后，自由信教得到保证。威廉国王统治的一个条件是，不宣传天主教。他为里莫克城区周围的投降者树立了样例。

在这样一个时代，那里的人们到处都说“思想自由”。这也表明，有些人能公正地对待天主教的信仰。天主教徒同其他人一样，能假设自己信教是安全的。至少那些喜欢容忍的人，不应该在我们的新教里排斥天主教。

如果思想自由是一种自然的权利，那我们没有权利去制止它。如果它是一种嗜好，只要不排斥其他教派，也应该允许其存在。

爱国者必须永远爱人民。可这个结论有时会使我们受骗。

“人民”是个很特别的概念。它把富人和穷人、聪明人和愚蠢人、好人和坏人都混在一起。在我们给一个热爱人民的人冠以爱国者荣誉时，必须检验他关心热爱的是哪一类人。谚语说，“一个人能被他所交结的朋友认识”。如果一个爱国的竞选人，竭力把正确观念灌输给高职位的人，那么通过这些人的影响，便能管理低层的人民。如果他能集智慧、和谐、规则和美德于一身，可以说，他爱人民的行为是理性的、诚实的。然而，如果缺乏重要原则，那他总是会脾气暴躁；如果很虚弱，他自然多疑；如果很无知，他便容易被人误导；如果很不检点，他便无希望，只有危险和混乱。让这些所谓爱人民的人，不要再吹嘘自己了。有理性的人不会认为，一个爱国者会去“烤一头牛”或“烧毁一双长筒靴”2 ，或到“迈尔参加一个会议”，或“在拉布军俱乐部注册自己的名字 ”3 。除此之外，在醉汉中，他是“亲切的伙伴”；在冷静的手工艺人中，他是“自由发表意见的绅士”。尽管如此，他还应有某些更突出的品德，才能成为一个爱国者。

一个爱国者总是随时支持正义的主张，鼓舞人民合理的希望，经常提醒他们拥有的权利，鼓励他们仇恨侵略者，但要确保安全。

就算有些人在表面上都能做到这些，内心却未必真有爱国精神。若制造虚假希望来为目前的现实服务，他只能走入令人失望和不满的地步。若承诺他知道尽他努力不能产生有效的益处，他只能靠这空喊而无效果的热情来迷惑其跟随者。

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不是一个滥用许诺的人，他的任务不是削弱国会力量、抵制法律、改变先前留下来的代表制的模式。他明白，他没有权利把握未来，毕竟所有世代都同样地不认同变化。

在服从选举人的指令上，他很少做出不确定的许诺。他知道党派的偏见和多数人的反复无常。他会首先考虑如何接受其选举人的看法。那些流行的宣传，通常在激烈和鲁莽而不是明智和稳定下起作用。那些为直选代表召开的会议，除懒散者和放荡者外，其他人很少参加。他不是没有怀疑，他的竞选人如同其他的民众一样，只有少数人是明智者。

他把自己作为大众利益的促进者，和其他地区的同胞一起，保护他的选举人，不但使他的同乡人免于被别人伤害，也使同乡人之间免于相互伤害。

我们对上述爱国者的共同特点已做了观察，还表明有些爱国者可能有伪造的技巧，或者愚蠢地滥用爱国情怀。因此，从一些有特性的讲话或行为模式中，就能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爱国者，这应该是恰当的。

在这个质问爱国者的过程中，也许能发现明显的证据，被有力地说服。因为通常知道什么是错的，比知道什么是对的要容易；知道有什么要避免，比知道有什么要追求更简单。

战争是国家最严重的罪恶之一，因为灾难涉及各个方面的不幸。因为战争，建立一般的安全措施，防止危机，延缓商务，避免国家被摧毁。因为战争，大量的人面临困难、危险、被俘虏和死亡。那些渴望全面繁荣发展的人，不会让小伤口加重或强迫争论无关紧要的事，来煽动普遍的怨恨情绪。

也许我们可以准确无误地说这些人不是爱国者：当西班牙人把殖民地称为自己的领土，而民族的荣誉需要维护的时候，他们却退缩到一边，同时否认入侵者的企图，对其提出的要求妥协，一面又鼓动我们在麦哲伦海峡为荒凉和贫瘠的土地战斗。这些地方毫无用处，除非它能作为伪爱国者的流放地。

我们不要忘记，当爱国热情爆发时，整个国家有时会进入一个疯狂的时期。如果我们的竞争者不比我们聪明，我们现在还在为暴风雨的天空下的一块贫瘠岩石继续战斗和流血牺牲。当计算各类技巧得失时，那些现在争吵着宣传公民精神，求助于人民支持的人，明知有成千人在战场被残杀，也有一支海军被有毒的空气和腐烂的食物所灭，他们还是内心充满“爱国情绪”的愉快。

一个希望看到其国家被剥夺主权的人，他不是一个爱国者。

因此，一个把美国侵略的荒诞要求视为合理的人，不是一个爱国者。一个极力否认英国是自然和合法地统治它自己殖民地的人，不是爱国者。因为这些殖民地受到英国的保护而建立，以英国宪章立法，得到英军的护卫。

有人说，放任一个殖民地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当移民者通过努力和齐心协力变得富有，他们不应再为国防贡献力量而应追求自己的幸福。他们如同上百万的同胞一样，不应被包括在一般的代表选举制内，因为这种代表制涉及各类荒唐事，除了只表明用爱国者来掩饰自己外，什么作用也没有。

那些接受保护的人，应确保顺从。我们总是保护美国人，因此，我们应让他们接受统治。

小包含着大。能夺取生命的权利，也能占领土地。英国议会应为美国立一部死刑法。因此，也可建立一个按比例交税的税收制度。

有些人为波士顿的落后制度悲伤，因为不是所有人都去支持反叛法，可是，所有人都因此受到强加于他们的法律处罚。他们说，谴责那些承受罪恶痛苦的无辜者，显然违背公正的第一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平等和人道主义原则似乎都已被明确规定。然而，由于愚昧无知，那些背叛人民的国家和管理体制的行为，必会遭到蔑视。把无辜者和罪恶者混淆在一起，无疑是一种罪恶，可这种罪恶是任何关心和警惕都难以阻止的。民族的大罪要求全民族来受罚。许多没有个人犯罪行为的人，都会参与到这种处罚中。这好比，如果反叛者占领一个城市，炮火便会使无辜的公民和有罪的军队同样受到伤害。

在某些情况下，最痛苦的是那些我们最不愿让其受到伤害的人。如果法国在最近的战争中夺得一个英国城市，允许土著人保留他们的房产，但除了靠杀害我们的朋友，他们还能通过什么方式收复土地呢？一场轰炸能炸死英国人，也能炸死法国人。我们也知道，一场饥荒中所有居民都会首先饿死。

这类不分罪恶的处罚，让人感到悲伤，却不会受到谴责。合法政府的权力应该维持。反叛行为导致的悲惨只能找反叛者清算。

这类人同样不是爱国者―若他否认其政府应得到的赞扬，向人们隐瞒他们得到的好处。因此，那些归咎于最近国会缺少公民精神的人，不能得到这一杰出的称号。作为议会的代表，尽管有些人摇摆不定，有些人软弱无力，国家却总是感激地记住他们，感谢他们为了《辞职保护法》做出很大让步，感谢他们在司法上为改良宪法做出明智和诚实的努力，制定新选举法。

提出受保护的权利法确实很有必要。当最初提出来时，受保护的权利与封地所有权所主张的自由豁免权一致。从自然本性上说，它很容易受到曲解，在实际中有时会被滥用，以致其回避法律，使公正遭到破坏。罪恶也许没有充分暴露，但很可能这个特权的优越还比不上它的恶果，是否真是如此我们还不能肯定。无论他们是否给大众带来利益，他们很明显会使自己受到损失。他们要放下尊严的架子，表明自己比前人更愿意和他的同胞们站在同一地平线上。

新的选举制模式如果是有效的，就能把预想的效果推及更大的范围。我认为，一般人能想到的是，它只对那些要得到国会席位的人有利。可是如果选举代表是英国人最神圣的权利，每个选民都必须考虑这个制度能给他们带来怎样的幸福，以让他的投票更有效，若选举被其他势力控制，选举作用便会失效。

以前的国会如此专横地蔑视权利，如此大胆地任意使用职权，对选举结果的争议加以判定。它与现在的国会已无必然的联系。据说，即使在表面上，一个竞选人的主张和选举人的权利也很少提到道德良心。竞选人当选，唯有靠政党、热情、偏见和嬉闹来决定。虽有朋友们在自治的选区，可如果他无国会朋友，便一点帮助也没有。人们很容易看清，议会以某些借口侵犯多数人的民意，议员席位最终不是由他的选民而是由他的议员同伴来决定的。

这样可笑的选举使国家受到侮辱：国会到处是欺骗人的伪代表；其中英国人最倚重的申诉权、皇家最高政务会的合法裁决权却在辩论中受到讥笑，因此没有人会相信公正的理由可以获得成功。

现在人们对有争议的竞选人，和对其他竞选人一样，给予他们同样谨慎和严肃的对待。受到邻居尊重的竞选人，现在很高兴看到他们被认可的结果。那些能诚实地把票投给他确认过有价值的选举人，相信他的选票不会白投。

现在国会的情形是：那些有抱负要入选的人在一边；他们教那些反叛的乌合之众去想，国会里净是些有着违法行为习惯的人、无价值的东西、贪污者、嫖妓者、宫廷的奴隶和人民的暴君。

下一届国会如能根据前任国会的原则来行动，更加坚定不移和充满活力，那么一定会符合所有希望公共事业更好的人的愿望。确实，人们并非期望太高，因为在普遍憎恶中，人们能从幻觉中醒悟并团结起来，识破这些人：他们用虚构的危害欺骗轻信者，用厚颜无耻的假话压制弱者；他们寻求无知的判断，奉承卑鄙者的虚荣；他们诽谤诚实者，侮辱尊严。他们把这个国家里的那些能支持他们的卑鄙下流者和放荡者聚集在一起，“凭着价值高升到恶劣的显赫地位上”，美其名曰“爱国者”。

1 指1774年，比法定的1775年早一年。

2 指当时的大臣巴特领主。

3 指威尔克斯的支持者和他们的暴力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