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比卡斯台利奥的《批加尔文书》更加坚毅果决的反抗一个思想暴君的战斗檄文，或许也从来没有一篇檄文具有相似的激情光采。这篇檄文以自身感情的真实和论据的清晰，也教训了那个漠不关心的时代。倘若他们不及时的抵抗日内瓦的思想宗教法庭，新教的思想自由以及欧洲精神的思想自由都将荡然无存。因此根据人世间一切或然性来看，可以期待，根据卡斯台利奥的丝丝入扣的证明，在塞尔维特案件上，整个道德世界都会一致同意谴责性的判决，并且签字表示赞同。谁要是在这场斗争中，被这样一只手抓住撂倒，这人似乎就永远给解决掉了，因而卡斯台利奥的宣言对加尔文的绝不让步的正教主义是沉重的一击。
但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卡斯台利奥的振聋发聩的战斗檄文和他妙不可言的呼吁宽容的号召对于现实世界没有一丝一毫的影响，原因非常简单也非常残酷：因为卡斯台利奥的《批加尔文书》根本就没有付梓。奉加尔文之命，此书从一开始就被书报检查所扼杀。它还来不及震醒欧洲的良心。
在最后一刻，——抄写本已在巴塞尔最知己的朋友圈子里流传，此书付梓已做好准备——日内瓦的掌权者们，早有信使送来消息——听到风声，卡斯台利奥正在向他们的权威准备一次性命攸关的危险进攻。他们立即进行反击，在这种时候，一个国家组织所拥有的权力优势高于个人的实力，马上可怕地显现出来。加尔文干了绝灭人性的罪行，使一个思想不同的人备受酷刑，将他活活烧死，由于书报检查的片面性，允许加尔文不受干扰地对他的罪行进行辩护。而卡斯台利奥想以人性的名义提出抗议，却被褫夺了发言权。尽管巴塞尔城本身并无理由，禁止一位自由的市民，该城大学的一位教师进行文学论战，但是加尔文一向精于战略和实战，十分巧妙地在政治上下手。一场外交事件制造出来。不是加尔文作为普通私人个人提出抗议而是日内瓦城由于有人对“学说”进行攻击，公开提出责难。巴塞尔城的市政当局和巴塞尔大学便面临一个棘手的选择，不是扼杀一位自由作家的权利，便是和一个强大的联邦城市陷入一场外交矛盾。在这种情况下永远是权力政治的因素战胜道德。市政官员们宁可牺牲个别人而发出禁令，禁止某些不严格遵守正统的文章发表。于是卡斯台利奥的《批加尔文书》就被阻止，不得付梓，加尔文可以发出欢呼：“ 所幸那些跟在我们身后狂吠的群狗不能再咬我们了。 ”
柴堆上的火焰使得塞尔维特的声音被吞没，书报检查也使卡斯台利奥发不出声。世上的“权威”又一次通过恐怖获救。卡斯台利奥的骁勇善战的手被剁了下来，这位作家不许再进行写作，更加不公、更加残忍的是，当洋洋得意的敌人现在以加倍的邪火向他进攻时，他都无法反抗。差不多要过一个世纪，《批加尔文书》才得以付印。卡斯台利奥在他的战斗檄文中预示出来的话，竟变成了可怕的真理：“你为什么将己所不欲之事，硬要强加于人？我们在这里进行一场关于宗教问题的诉讼，你为什么要封住我们的嘴巴？”
然而反抗恐怖，既无权利亦无法官。暴力掌权之处，被战胜者无从发出呼吁。在那里恐怖永远是第一法庭，同时也是终审法庭。被迫采取悲剧的放弃的态度，卡斯台利奥只好勉强接受，承担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对所有那些暴力高踞于精神之上的时代而言，令人欣慰的是，那些被暴力击败的失败者可以保持昂然自得的轻蔑：“你们说的话和你们的武器，只不过是那专制暴政所特有的。你们梦想得到这种专制暴政，这种更多是时间性的统治，而不是精神上的统治。它不是建立在上帝之爱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暴力强制的基础之上。我并不羡慕你们的权力和武器，我有别的，我有真理，有纯净的情感和上帝。他帮助人们并给予恩典。即使真理在某一个时间，被世界，这盲目的法官，所压制，也没有人能对真理施暴。让我们把一个杀死了基督教的世界的判决搁在一边，别去管这个世界的法庭，在这个法庭面前总是暴力的事业获胜。上帝的真正的王国不在这个世上。”
恐怖又一次有理，更富悲剧色彩的是：加尔文的外在权力并没有因为他干了最恶劣的行为而受到撼动，而是以令人惊讶的方式更加加强。因为在历史的空间寻找虔诚的道德和教科书上感人的公正，纯属徒劳！只好适应：历史，这世界精神的尘世影子，既不道德，亦非不道德，它既不惩罚恶行，亦不酬报善行。既然它在最终的意义上是立足于暴力而不是立足于权利，它往往把外在的好处大多推向权力人士，毫无顾忌的放肆行为、凶残暴戾的专断决定在时间性的斗争中往往把好处而不是坏处给予作案人或作恶者。
加尔文由于他的强硬遭到攻击，也认识到只有一件事可以拯救他：那就是更加强硬、更加肆无忌惮地使用暴力。同样的规律屡试不爽。谁若使用过一次暴力，必须继续使用。谁若开始使用恐怖，别无其他方法（别无他法），只有让恐怖升级。加尔文在塞尔维特案件执行之中，和执行之后所遭到的反抗，只是更加加强了他的认识：对于一个威权统治而言，合法的镇压反对派和仅仅吓唬反对派是个很有缺陷的方法。只有惟一一种方法可以稳固极权（者）的权力：那就是彻底消灭任何反对派。起先加尔文也满足于在合法的道路上使得日内瓦市政委员会里的共和党少数派瘫痪，他暗中活动，使选举制度有利于他。在每一个乡区的议会里从法国逃亡来的新的流亡分子都变成了日内瓦公民，也被写进选举名单中去，他们在物质上和道德上还都依赖于他：用这种方法，议会里的情绪和意见渐渐地会染上对他有利的色彩。所有的机关都推到那些盲目听话的人那里去，古老的共和主义的城市贵族的影响就会完全遭到排挤。但是这种有系统的逐渐陌生化的倾向对于爱国的日内瓦人来说不久变得过于透明、过于露骨。这些为日内瓦的自由抛洒过鲜血的民主主义者很晚、很晚开始不安起来。他们召开秘密集会，他们商量怎么才能抵抗这些清教徒的统治欲，捍卫他们旧日独立自主的最后残余。情绪激动起来，越来越激动。在大街上发生扎根当地的居民和流浪而来的居民之间的激烈争论，最后甚至发展到挥拳相向。当然只是一种相当无害的斗殴，一共只有两个人被石头砸伤。
但是加尔文就在等候这样一种借口。现在他终于可以把他蓄谋已久的政变付诸实现，巩固他的极权。小小的一场街上斗殴立刻被炒作成一场“可怕的叛乱”，只有通过“上帝的恩典”才遭到失败。（在这种实践中，令人反感的永远是虚假的道德和故作虔诚的仰望上天的姿态）。一下子，和这次郊区斗殴事件毫无瓜葛的共和党全部领袖统统被捕，并且加以残酷的拷打，直到他们把独裁者为了达到自己目的所需要的一切全都招出来为止：计划进行一次圣巴托罗缪之夜 ，加尔文和他的家人将被杀害，外国军队将被引进城来。根据这些仅仅依靠凶狠至极的酷刑逼供才逼出来的“坦白交代”，涉及计划中的“叛乱”和巧妙设计的“叛国行径”，最后刽子手就可以开始工作。一切哪怕只对加尔文进行过极小反抗的人，只要没有及时逃出日内瓦，统统都被处死。仅仅一夜之间，日内瓦除了加尔文派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政党。
加尔文在取得了这样彻底的胜利，这样干净地清除了他在日内瓦的最后一批反对派之后，其实满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从而变得宽大为怀。但是我们从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普鲁塔克那里知道，那些寡头政治家在任何时代任何时候打了胜仗之后，总是只会变得更加缺乏耐心。一切专制暴君的悲剧在于，他们把性格独立的人在政治上弄得无权、无声之后，反而害怕此人。此人一声不吭，不得不保持沉默之后，他们并不满足。单凭此人不是诺诺连声，不再侍奉左右，不再弯腰屈膝，不是急于参加到阿谀奉承之辈和仆从的行列中来，表示他还存在，而他还存在，却使暴君们极为恼火。正因为加尔文在那次凶残的政变之后摆脱了所有的政敌，只有这一位，这位道德上的敌人依然残留下来，他便以万分急切的心情，把他全部的战斗激情全都倾注到这个敌人身上，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
这次进攻惟一的困难在于，如何把这位生性平和的学者从他那稳妥的沉默状况中勾引出来。因为卡斯台利奥自己已经对于公开争吵十分厌倦。人文主义者或埃拉斯姆斯主义者天生的都不是持久作战的战士。热衷党派纷争的人那种坚忍不拔的劲头和他们坚持不懈地劝诱他人改宗自己教会的毅力在人文主义者看来，是有失一个脑力工作者的身份的。他们宣布了一次他们的真理，但是等他们宣布了自己的观点之后，他们就认为一而再、再而三地想用宣传的方式让世界信服，他们的真理是惟一正确、惟一有效的真理，他们就认为，这实在是多此一举。卡斯台利奥在塞尔维特事件上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冒着一切危险，为受迫害者进行了辩护，对那些向良心施暴的恐怖行径迎头痛击，态度比他那时代任何一个人都更加坚定不移。但是世界的时势还对他的自由言论不利，他看到，暴力会胜利一段时间。所以他决定，静等机会到来。那时，宽容和不宽容之间的决战又会爆发。他大失所望，但依然坚信，绝不屈服，他回到自己的工作中去。大学终于聘请他为教师。他的伟大的毕生事业，他的两种语言的《圣经》翻译即将完成。一五五五年和一五五六年，语言的武器被人从他手里打掉之后，作为论战专家，卡斯台利奥已完全沉默无声。
但是加尔文和日内瓦人通过探子获悉，卡斯台利奥在他大学狭小的圈子里依然继续保持他的人道的观点。人家把他写字的手捆了起来，他可不让人家把他的嘴完全封住。那些主张不容忍的十字军战士发现，他提出的那个可憎的主张宽容的要求，和他反对宿命论的无法反驳的论据，在大学生当中越来越受到欢迎。一个崇尚道德的人单单通过他的存在就起作用，因为他的本质在他周围创造了一种有说服力的氛围，虽然看上去只对一个狭窄的小圈子起作用，这种内在的影响却像波浪的涟漪一样，不知不觉地、绝不停顿地向远方流去。既然卡斯台利奥很危险地存在着，不肯低头屈服，就必须及时打破他的影响。加尔文想尽计谋，给他设了一个陷阱，重新把他引诱到为异端分子进行的斗争中去。他在大学里的一个同事心甘情愿地为这项差使效劳，充当奉命挑衅者。他写了一封非常客气的信给卡斯台利奥，请求卡斯台利奥和他讨论关于宿命论的观点，仿佛事情只是关系到理论问题而已。卡斯台利奥表示准备参加一次公开的讨论，可是他才开口说了几句，听众当中突然有人冷不丁地站起身来，指责他推行异端行为。卡斯台利奥立刻就觉察到他们的目的。他没有跳进陷阱，为自己的观点辩护（以便他们找到足够的材料来对他进行控诉），他打断了这次讨论，他大学里的同事们阻止任何人对他进一步骚扰。但是日内瓦却不能这么轻易地善罢甘休。这次阴险的奸计失败之后，他们立刻改变方法。既然卡斯台利奥不理会他们的挑衅，不参加讨论，他们便想法用各种谣言和论战小册子来激怒他。他们嘲笑他的《圣经》翻译，让他对不具名的污蔑文章和传单负责。他们向四面八方泼洒出敌意森然的污蔑：仿佛听到一声号令，突然之间从四面八方掀起反对他的疾风暴雨。
但是正因为他们过份起劲，在这期间一切不带派性的人都清清楚楚地发现，他们在剥夺了这位伟大的真正虔诚的学者自由发表言论的可能性后，现在要直接加害他的人身。恰好是这次迫害的阴险奸诈，给这位受迫害者从各方面都招来了朋友。出人意表的是，德国宗教改革的鼻祖麦朗希通，突然走到卡斯台利奥的身边，故意展示他的支持。麦朗希通也和从前的埃拉斯姆斯一样，对于那些认为人生的意义不在和解，而在争吵之上的人所做的荒谬行为，感到深恶痛绝。他本能地写了一封信给卡斯台利奥，他在信中写道：“迄今为止，我不曾给你写过信。因为我事务繁忙，这些俗务数量巨大，令人反感，把我彻底压垮，没有多少时间进行这类通信。其实我很喜欢和人通信。其他阻止我写信的原因是，我看到那些自命为智慧和美德之友的人们中间横亘着可怕的误会，我也就为一阵巨大的悲哀所袭，不能自已。而我对你总很欣赏，欣赏你写作的方式……我希望这封信能向你证明我对你的赞同，证明我对你抱着真诚的好感。但愿永恒的友谊能把我们联合起来。
“你不仅抱怨意见分歧，也抱怨真理之友怀着仇恨对有些人的迫害。你只是增加了我自己经常感到的一种痛苦。寓言说，从泰坦巨人的血液里产生出巨人。那么从僧侣的种子里产生出新的诡辩家。他们试图在宫廷，在家庭，在人民当中进行统治。他们认为，学者们拦住了他们前进的道路。不过上帝将会保护他剩余的羊群。
“所以我们得怀着智慧忍受我们无法改变的事物。对我来说，年龄渐长，缓解了我的痛苦。我希望，不久能进入天国的教会，远离愤怒的风暴，这些风暴如此恐怖地震撼了这里人世间的教会。倘若我还活着，我将和你一起谈论许多事情。祝好！”
这封信表达了麦朗希通试图保护卡斯台利奥的愿望，它立即广为传抄发到大家手里。同时也是警告加尔文，不要再对这位伟大的学者进行毫无意义的迫害。果然，麦朗希通肯定卡斯台利奥的言辞在整个人文主义世界发生强大影响，甚至加尔文最亲近的朋友们也敦促加尔文讲和。伟大的学者波杜安写信到日内瓦：“现在你可以看到，你愤怒地迫害此人，麦朗希通对此狠狠地加以批判，同时你也可以看到，他对你的前后矛盾的论点很不以为然。继续把卡斯台利奥当作第二个撒旦来对待，同时又把麦朗希通尊为天使，究竟有什么意思？”
但是如果认为可以教育一个狂热分子或者平息他的怒气，这种想法实在是天大的错误！矛盾的是，或者合乎逻辑的是，麦朗希通的这封旨在起保护作用的书信恰好对加尔文起到了相反作用。因为人家对他的敌人甚至还表示赞赏，这个事实只是增加了他的仇恨。加尔文知道得非常清楚，这种思想上的和平主义者对他那充满战斗性的独裁而言，是比罗马教会、罗耀拉和他的耶稣会修士更为危险的敌人。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只是教条对教条，词句对词句，学说对学说，而在这里，面对卡斯台利奥的自由要求，他感到他愿望和行动的最初原则，建立统一权威的思想，正统教义的意义，全都成了问题。在每场战争中总是自己行列里的和平主义者比好斗嗜战的敌人更为危险。正因为麦朗希通的保护信在全世界面前提高了卡斯台利奥的威信，加尔文现在再没有别的目的，只想彻底破坏卡斯台利奥的名声，从此刻开始，真正的战斗打响了，拔刀相向的战斗。
现在是进行一场毁灭性战斗，由加尔文亲自登场这一事实所证明。就像在塞尔维特一案中，到致以最后的决定性的一击时，他把他的稻草人尼可拉斯·德·拉·芳泰纳推到一边，亲自来手执锋刃，那么现在他也不再使用他的小帮手德·贝兹。现在对他来说不再关乎公平与不公平，不再关乎《圣经》中的圣言及其解释，不再关乎真实与不真实，而只关乎一点：即迅速彻底地、一劳永逸地把卡斯台利奥干掉。进攻他的正确的理由，眼下还不具备，因为卡斯台利奥已经退缩到他的工作中去了。既然找不到理由，那就人为地创造一个，随手抓起一根棒子，向着这个深恶痛绝的家伙拼命打去。加尔文把他的密探在一个游方的商人那里找到的一篇匿名的讽刺文章作为借口，尽管连一点论据的蛛丝马迹都没有，无法证明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卡斯台利奥。事实上卡斯台利奥也根本不是此文的作者。但是 迦太基必须消灭 ，卡斯台利奥必须消灭。于是加尔文就利用这本根本不是卡斯台利奥撰写的书作为把柄，把他当作此书的作者，用卑鄙至极、怒火冲天的辱骂加以大肆咒骂。加尔文的战斗文章不再是一位神学家攻击另一位神学家的文字论战，而是肆无忌惮地疯狂泄愤：卡斯台利奥在当中被加上小偷、流氓、诅咒上帝者的骂名，比一个车夫骂另一个车夫来得更粗鲁。甚至指责这位巴塞尔大学教授的竟然在大青白日偷了别人家里的劈柴。这带有醺然醉意的仇恨逐页增高，最后这本怒气冲天的论战文章用这样一句唾沫星子四溅的愤怒叫嚣结束：“愿上帝把你消灭掉，撒旦！”
加尔文的这篇污蔑文章，可以当作值得纪念的一个范例，证明党派的愤怒可以把一个思想水平很高的人，降低到多么低下的程度。但是此文也是一个警告，警告一个政治家要是无法控制他的激情，行动起来会多么不合政治的要求。因为一个名誉甚好的正派人受到攻击，便是一件可怕的不公正的事情正在发生，巴塞尔大学校董会在这一事件的影响下，撤销了卡斯台利奥作品出版的禁令。一所欧洲级别的大学，让它聘请的教授在整个人文主义的世界面前被人指责为一个卑下的偷柴火的小贼、流氓、无赖、流浪汉，这是和大学的尊严不相协调的。既然这里显然已经不再是讨论关于“学说”，而是关系到私人的嫌疑和卑下的贬抑别人名誉的行动，校务委员会就特别明确地批准卡斯台利奥可以公开发表一篇回应的文章。
卡斯台利奥的这篇回敬的文章在人道的、人文主义的论战文章中堪称范文，真的使人激情升华。最最极端的仇恨敌意也不能使这个内心宽容的人为仇恨所毒化，没有什么卑劣行径可以使他自己变得卑劣。文章一开始那节奏便显得那么安详、那么高雅。“我这次踏上这条通向公开讨论的道路并无昂扬的热情。我多么希望和你以兄弟般的情意，本着基督的精神好好讨论，而不是以村夫农家的粗鄙方式互相诟骂，这只会有损于教会的威信。但是既然通过你和你的朋友，我那和平交往的梦想不可能得到实现，我想，以温和来回答你激情满怀的攻击，这对于我所要尽的基督徒的义务而言不是不可协调的。”首先卡斯台利奥揭露加尔文的不诚实的行动方式，加尔文在他那篇关于《“无赖”》的文章的第一稿里公然把他说成是那篇讽刺文章的作者，而在第二稿里——显然已经有人告诉他犯的谬误——没有再说一句话来攻击卡斯台利奥是作者，但是也没有表现出忠诚，老实承认他冤枉了卡斯台利奥。卡斯台利奥以无情的一击把加尔文逼到墙边：“你知道还是不知道，你把那篇文章说成是我写的，是冤枉了我？我自己对这事的原委很难确定。你提出这种控告时，你自己已经知道，这控告并不真实。这是一种欺骗行为。如果你那时还心中无数，那么这一控告至少是相当草率的。无论是前一种情况还是后一种情况，你的态度都不够漂亮，因为你提出来的一切，都不真实。我不是那本小册子的作者，从来没有把它寄到巴黎去付印。倘若它的传播是个罪行，那么为了这个罪行应该受到控告的是你，因为你是第一个对它进行公开宣传的人。”
等他揭露出来加尔文是用哪些站不住脚的借口，向他发起攻击的，卡斯台利奥才涉及攻击的粗鲁方式，“在辱骂方面，你方法很多，你说出了你满溢的心声。在你的拉丁文的小书中你先后称我为污蔑上帝者、诽谤者、作恶多端者、狂吠的狗、满腔无知野蛮成性的放肆之徒、毫不虔诚、糟蹋《圣经》的家伙、一个嘲笑上帝的丑角、一个嘲笑信仰的人、一个厚颜无耻的家伙、还骂我是一条肮脏的狗、一个缺乏敬畏、令人憎恶之徒、一个扭曲变态之人、一个流浪汉、一个坏东西。你先后八次称我为无赖（我把nebulo一字这样翻译），你把这些恶毒的字眼心情欢畅地写满了两大张纸，并且给你的书冠以《一个无赖的污蔑》。书中最后一句话是：‘愿上帝消灭掉你，撒旦！’与此同时，一切都属于这种风格；这应该是一位拥有使徒般严肃、基督徒般温和者的风格？你领导的那些人民，如果受到这样的思想影响，倘若你的人民得到证实，你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相似，你的人民可就惨了。但是你的所有的这些辱骂丝毫也伤不到我……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终将复活，而你，约翰·加尔文将向上帝汇报，你把辱骂加在那个人身上。基督同样为他而死。你难道真的没有感到羞耻，你心灵深处真的没有感到上帝的圣言：‘谁若无缘无故地对自己兄弟大发脾气，应该受到法庭审判！”“谁若称自己的兄弟是个坏人，将被抛进黑暗中去。’”然后卡斯台利奥——简直可说欣欣然以自信自己不可侵犯的感情，回应了加尔文对他的主要指控，说他在巴塞尔偷了柴火。他嘲笑道：“这事实上，的确是件非常严重的罪行。前提是：我若的确犯了这个罪行的话。但是一个同样重大的罪行是污蔑。我们不妨假设事实真是如此，我的确偷了柴火，因为——（这是极为出色的一下旁敲侧击，暗指加尔文的宿命论学说）——事先被确定下来，偷柴的是我，像你所教的，为什么你要辱骂我呢？是上帝确定我承受这个命运，让我不可能不偷窃，你难道不应该先对我表示同情吗？为什么你满世界的大叫大嚷，说我偷窃？是为了将来阻止我去偷？但是倘若我被迫地、由于上帝预先决定好了去偷窃，那你应该在你的文章里为我开脱，由于我是被强迫去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同样不可能不偷，就像让我的身高再增加两三厘米同样不可能。”
等到卡斯台利奥把这无聊的污蔑阐述清楚之后，他才描述这件事情真正的来龙去脉。在一次莱茵河发大水时，他和其他百十来个人一样，用一把大鱼叉从河水中捞取柴火，不言而喻，这不仅是一件法律上允许的行动，因为众所周知，劈柴到处都是自由的财产，甚至还是市政当局特别希望大家捞到的东西，因为这些柴堆在河水泛滥的时候会危及桥梁。卡斯台利奥甚至可以证明，他和其他那些“小偷”一样，因为这次“偷窃行为”，从巴塞尔城的市政府那里，得到四分之一个金币作为酬劳。而这一“偷窃”实际上是个有生命危险的辅助性的工作。根据这条记录，即便是日内瓦的小集团从此也不敢再重复那个愚蠢的诬蔑，它不会伤害卡斯台利奥的名誉，只会使加尔文丢脸。
任何否认、任何美化都无济于事：加尔文在狂怒之下千方百计地要把一个政治上、一个世界观上的敌人清除干净，他也同样像在塞尔维特一案中一样，试图放肆地施暴于真理。可是怎么也没法，在卡斯台利奥的人性举止态度上找到最微小的瑕疵。卡斯台利奥可以从容不迫地回答加尔文：“大家可以判断我写的东西，我一点也不害怕别人的意见，只要他不是怀着仇恨评判我。每一个从我孩提时代起就认识我的人，可以证实我个人生活的贫穷。如果必要，我可以请来无数的证人。可是这真的必要吗？你自己制作的伪证和你手下人制作的伪证还不够吗？……甚至你自己的学生也不止一次地不得不承认，对于我严肃的生活态度，不存在最微小的怀疑。既然我的学说和你的相异，他们不得不局限于宣称，我搞错了。你怎么胆敢去散布这种有关我的事情，同时呼唤上帝的圣名？你难道看不出来，加尔文，你呼唤上帝出来作证，对于那些仅仅由仇恨和愤怒引发的指控是多么可怕？
“但是我也同样可以呼唤上帝，你呼唤上帝是为了在众人面前以绝顶狂野的方式控诉我，我呼唤上帝是因为你对我的控告不符事实。倘若我说谎，你说实话，那我请求上帝，按照我罪行的程度惩罚我。我请求众人结果我的生命，毁掉我的名誉。但倘若我说了真实情况而你是个说假话的控告者，那我请求上帝保佑，别让我跌进我的敌人设下的圈套，让你死前还有机会，为你的态度感到悔恨，以便将来你的罪过不至于影响你的灵魂获救。”
这个心灵自由、大大方方的人，面对那位感到自己满有把握、思想僵化的人有着什么样的差别，什么样的优越感！在人性的性格和教条的性格，在从容不迫的人和刚愎自用的人之间存在着永恒的差异。前者只想维护他自己的意见，而后者则不能容忍，并非整个世界都降低身份，对他鹦鹉学舌或者向他顶礼膜拜。在那边纯净清澈的良心以温和合适的方式和人交谈，在这边神经质的统治欲高声大喊，又是威胁又是祈求。但是真正的清澈，不会让仇恨来扰乱自己。精神上最为纯洁的行动不是用狂野主义勉强求得，而是平静地通过自我控制和温和态度而求得。
党派中人则相反，从来不是为了争取公正，而只是争取胜利。他们不愿说别人有理，只是认为自己有理。卡斯台利奥的文章刚发表，他们就立刻发动新的攻势。虽然像“狗”“野兽”这样对卡斯台利奥的个人攻击，捏造出来的他偷劈柴这样幼稚的童话已很可耻地自我消散，连加尔文自己也不敢再一次打进这个缺口，所以这次的攻击极为迅速地移到另一方面，移到理论方面。日内瓦的印刷机又一次开动起来，虽说才刚印过上次的诬蔑，油墨未干。台奥多尔·德·贝兹又一次被推到前线。此人忠于他的大师胜过忠于真理，他在官方的日内瓦版《圣经》（1558）的前言中用这样公开谴责的阴毒卑劣的方式把对卡斯台利奥的攻击放在《圣经》的前面，致使他的攻击在这些地方恰好变成了对上帝的亵渎。德·贝兹叫道：“撒旦，我们的老对手认识到，他不可能像从前那样阻止圣言流传的进程，现在以更加危险的方式参与进来。很长时间没有《圣经》的法文译本，至少没有一部称得上这个名字的《圣经》译本。现在撒旦找到了许多译者，数量之多犹如轻浮放肆之徒的人数一样。倘若上帝不是及时制止，说不定他还会找到更多译者。倘若有人问我可有例子，我就指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做的《圣经》的拉丁文译本和法文本。卡斯台利奥此人在我们教会里，既因为他不知感恩，放肆大胆而著称，也因为大家想把他拉上正道、不懈努力而闻名。因此我们认为对他的姓名不再讳莫如深（就像我们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乃是一种良心的义务，而且警告一切基督徒，今后对于这样一种撒旦遴选出来的人，必须防而又防。”
向惩治异端分子的法庭对一个学者告密，没有比这更露骨、目的更明显的了。但是这位“由撒旦遴选出来的”卡斯台利奥现在用不着再保持沉默。大学校务委员会对那些攻击卡斯台利奥的手段如此卑劣下流感到反感，又受到麦朗希通那封保护信所鼓舞，再次给予受迫害者以发表言论的自由。
卡斯台利奥致德·贝兹的回答含有一种深切的悲哀。我们简直要说有一种神秘的悲哀。像德·贝兹这样思想方式的人竟然能这样暴烈地产生仇恨，这在纯粹的人文主义者心里只能引起同情。尽管他清楚知道，这些加尔文主义者从不在乎真理如何，而只在乎垄断他们的真理。他们如果不把他像迄今为止一切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敌人一样从前进道路上清除出去，绝不善罢甘休。但是他那高贵的情感拒绝陷进这种低下的仇恨状态中去。他以先知的预感写道：“你们唆使并且鼓动市政当局置我于死地。倘若这事不是通过你们的书籍公开得到证明，我永远也不敢把这样一种说法写出来，尽管我对此确信不疑。我还活着，对于你们来说，这是场真正的噩梦。既然你们看到，市政当局并没有屈服于你们的压力或者至少还没有屈从——这种情况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你们就设法让大家都憎恶我并唾弃我。”卡斯台利奥非常清楚，他的敌人要公开取他的性命，而他的回敬只是针对他们的良心。他对这些侍奉基督圣言的仆役们说：“请你们告诉我，在哪个方面，你们对我的态度可以参照基督？甚至在叛徒把他交给差役时，他也是充满善意地去和那叛徒说话，并且钉在十字架上他还为他的刽子手求情。而你们呢？因为我在个别的学说和意见上背离了你们，你们就怀着敌意，越过世界上许多国家追捕我并且唆使别人也同样怀着敌意来反对我……当你们的举止从上帝那里只得到下面这样一个彻底的批判时，你们想必悄悄地感到极大的痛苦：‘谁若仇恨他的兄弟，就是个杀人犯……’这可是清清楚楚的真理的规则，只要把它们从一切神学的掩饰下解脱出来，人人都能接触，你们不是自己也用自己的话，也在你们的书籍里教授这些规则。为什么你们不在自己的生活中也身体力行？”
但是，卡斯台利奥知道，德·贝兹只是一个支到前面去的走卒而已，这种杀气腾腾的仇恨不是从他那里发出，而是发自加尔文，这位思想的独裁暴君，除了他自己的解释企图之外，任何人试图解释，他都要禁止。因此卡斯台利奥越过德·贝兹，直接向加尔文喊话。毫不激动，目光交接，他们两人面面相对。“你承认自己采用了一个基督徒的题目，你承认《福音书》，你引证上帝，并且自诩洞悉他的目的，你声称，知道《福音书》的真理。那么为什么，当你在教训别人时，为什么你不教训教训你自己？为什么当你在讲经台上向下布道时说，不可污蔑，而你自己的书里却充满了污蔑？为什么你们批判我，据说是为了彻底打碎我的骄傲，而你们自己却怀着那么多倨傲，那么多傲慢和那么多自我意识，就仿佛你们就坐在上帝的群神会上，上帝向你们揭示了他内心的秘密……你们真到了反躬自问的时候，力争使这事不致太晚。你们不妨试试，如果可能，对你们自己有一瞬间的怀疑，你们将会看见，其他许多人已经看见的东西。请放下你们这种对自己的爱，它耗尽了你们的精力，放下对别人的恨，尤其是对我个人的那种恨。让我们在宽容方面互相展开竞争，你们将会发现，说我不虔诚，并不真实，就像你们想加诸我的耻辱同样的不真实。请容忍我在几点上背离了你们的学说。难道在虔诚的人之间意见有所不同，但是彼此的心是相通的，这点真的无法达到吗？”
一个人道的、愿意和解的人对激进分子和教条主义者的回答可从来没有比这更温和的了。如果说先前卡斯台利奥只是在语言上，那么现在却是以他人性的行动在这强加于他的斗争中实现了宽容的思想，也许更加可作典范。不是以嘲讽回答嘲讽，以仇恨回答仇恨，——“倘若我用你们对付我的同样的东西来对付你们，我就不知道还有哪个地球、哪个国家让我能逃到那里去。”——他宁可再试一次用人性的争辩来结束这次争吵，根据他的思想，这种争辩，在有头脑的人中间永远是可能发生的。他再一次向他的敌人伸出和解之手，尽管这些敌人正高举谋杀人的利斧，瞄准着他。“所以我请求你们，看在基督之爱的份上，尊重我的自由，不要把虚假的罪名加在我的身上。请让我在不受强制的情况下承认我的信仰，就像人家允许你们承认你们的信仰，我也乐于承认你们的信仰一样。请别老认为那些学说和你们相左的人全都错了，千万别马上就控告他们是异端分子……我和其他那么多虔诚的信徒对《圣经》的阐释和你们不同，但我用我全部力量公开承认信奉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两个当中总有一个肯定是错误的，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才彼此相爱！大师将来总会向错误的那一个阐明真理。惟一的一点，我们肯定都知道，你们和我，或者至少我们应该知道的，那便是对基督的爱所抱的责任，让我们实施这一职责，在我们实施的过程中，让我们就这样封住我们所有敌人的嘴。你们不是认为你们的意见是正确的吗？别人也对自己的意见有同样的想法：但愿更有智慧的人立即表现为最有兄弟之情的人，别凭自己的智慧盛气凌人。因为上帝无所不知，他让骄傲的人低下头去，而让谦卑的人抬起头来。
“我向你们说这番话，是出于强大的爱的需求。我把爱和基督的和平献给你们。我呼吁你们一同爱，我是全心全意地这样做，我可以在上帝和活生生的精神面前发誓。
“倘若你们尽管如此还要继续怀着满腔仇恨来打倒我，倘若你们不允许我敦促你们回到基督的爱上来，那我只好继续保持沉默。但愿上帝充当我们的法官，根据我们对他忠诚的程度，在我们两人之间做出决断。”
这样动人、这样充满深刻人性、促使和解的号召，居然不能打动一个有头脑的敌人，这种感情难以理解。但是恰好是搞意识形态的人，总是只信奉一个思想，而对于其他和他们的见解不同的思想，哪怕是最富人性的思想，他们也完全充耳不闻，这属于人世的荒诞不经。思想上的片面性不可避免地会促使人们行动时有失公正，不论哪个人或哪个民族充满了某一种世界观的狂热情绪，那就没有谅解和宽容的余地。这位只是渴求和平的人发出的这份令人震惊的警告，对于加尔文，没有造成一丁点儿的影响。此人既不公开布道又不宣传，也不争吵，没有丝毫野心，也不打算用暴力去把他的思想强加在世上另一个人身上；虔诚的日内瓦把他那份要求基督式的和平信函当作“闻所未闻的怪事”退了回去。同时立刻发出一阵新的密集炮火，射出各式各样的嘲讽和教唆的毒气。一段新的谎言又搬上舞台，为了让众人怀疑卡斯台利奥或者至少让他变得可笑，这也许是一切卑劣行为中的极致。在日内瓦，一切逗乐的戏剧一向被视为罪行，严禁老百姓参与。可是在日内瓦神学院里，加尔文的学生们却排练了一出“虔诚的”学校喜剧，给卡斯台利奥取了一个再透明不过的名字“狗卡斯台利奥”作为撒旦的第一仆人在剧中上场，让他嘴里说出这样的诗句：
至于我呢，付钱给我，我就为
任何人服务，不论写诗或写散文。
此外，我就看不到别的事情。
最后他们污蔑，说这位过着使徒一样清贫生活的人，竟然把自己手中的笔出卖给他人，只是作为某个教皇派的人雇佣的宣传鼓动员，为纯净的宽容学说而战。毫无疑问这最后的污蔑也是在得到加尔文的批准，也是在这位基督教世界的领袖，这位宣讲上帝圣言的布道师的鼓励的情况下，无耻地大胆进行的。至于这是真实情况还是纯属污蔑，对于满腔党派仇恨的加尔文主义者而言，早就变得无所谓了。他们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把卡斯台利奥从巴塞尔大学的讲台上拽下来，把他的作品付之一炬，如果可能把他本人也一同烧死。
因此对于这些仇恨满腔的阴险小人而言，一项求之不得的稀罕宝贝乃是在日内瓦习以为常的一次抄家活动中，两个市民被人撞见，正在阅读一本没有庄严的加尔文批准付印的文章——这本身就是一项罪行。这本名叫 《给阴郁的法兰西的忠告》 的小册子既没有作者的名字也没有付印的地点，因而更像一本具有异端气味的作品。这两个市民立刻就被带到教会监理会去，由于害怕遭受夹大拇指和上刑凳这样的酷刑，他们承认，是卡斯台利奥的侄儿把这本小册子借给他们看的。于是这批猎人便以狂热的激情，追踪这新发现的踪迹，为了最终把这追捕中的野兽捕获。
“这本充满了谬误的坏书”，的确是卡斯台利奥的一本新作。他又一次犯了他旧日无可救药的“错误”，以埃拉斯姆斯式的努力，提醒大家和平解决教会的争端。他不愿不声不响冷眼旁观，宗教迫害在他亲爱的法兰西如何最终结出鲜血淋漓的果实，如何在日内瓦秘密的鼓动下，新教徒在那里拿起武器袭击天主教徒。就仿佛他已经预先看到巴托罗缪之夜和迫害胡格诺教徒之战的令人惊怵的恐惧，他感到自己有责任再一次，在最后关头阐释一下这样流血着实无谓。他写道，不是这一学说，也不是另一学说本身是错误的，——错误和犯罪的行径永远只是试图用暴力强迫一个人信奉一种他并不相信的宗教。世上一切灾难都出自这种 强迫意识 ，出自头脑褊狭的狂热主义一再翻新，一再重复使用的血淋淋的强制良心的尝试。卡斯台利奥指出，无论强迫谁承认一种他内心并不承认的信念，这不仅是不道德的违反法律的，也是无谓的、荒谬的。因为每种让人们信仰某种世界观的强制，只会制造假信徒，每种强迫宣传的施加暴力的方法（如拧紧大拇指的方法只是对外在数字上增加了一个党派的拥护者的数量）。但是实际上，每一种以这种暴力方式争取改变信仰者的世界观以他们虚假的数字计算欺骗不了世界，尤其欺骗不了自己。因为卡斯台利奥的这句话对于各个时代全都有效——“那些只想拥有尽可能庞大的拥护者数量，因而急需许多人的那些人，就像一个傻瓜，他有一只大杯子，盛着很少的酒，于是大量搀水，想增加酒量：但是这一来他并没有增加酒量，而只会把杯里的好酒也弄坏了。你们永远也无法声称，你们强迫他们来承认你们信念的人，的确也打心眼里承认你们的信念。倘若给予他们自由，他们会说：我打心眼里相信你们是不讲公平的暴君，你们逼我说出来的话，毫无价值。蹩脚的酒即使逼着大家喝它，也不会变得更好。”
因此卡斯台利奥总是一而再地以新的激情重复他的信条：不宽容必然会导向战争，只有宽容能导向和平。不是用拇指夹子、战斧和大炮可以把一种世界观贯彻下去，而是只有个人的发自内心深处的确信，才能贯彻。只有通过彼此谅解才能避免战争，各种看法才能互相沟通。所以让那些想当新教徒的人，当新教徒吧。让那些真正皈依天主教的人，继续当天主教徒吧。不要强迫这些人，也不要强迫那些人。整整过去了一代人的时间，三十年，两种信念才在南特，越过几万，几十万无谓牺牲者的坟墓，联合起来，达到和平。而在这里，一个孤独的、具有悲剧色彩的人文主义者已经在为法兰西起草一份宽容敕文。“法兰西，我给你的忠告是停止强迫良心，停止迫害，停止杀人，取而代之的是，你应该允许在你的国土里每个人都能按照自己的意见而不是按照别人的意见来侍奉上帝。”
这样一条让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法兰西彼此谅解的忠告，不言而喻在日内瓦自然就变成了一切罪行之最。因为加尔文的秘密外交人员正在这时忙于以暴力在法国煽动一场胡格诺派的战争。因此再也没有比这讲究人道的和平主义对他那侵略性的教会政策更讨厌的了。所以一切力量全都调动起来镇压卡斯台利奥的和平敕文，向四面八方派出信使，向所有的新教权威人士发出请求信件。果然加尔文以他组织完善的宣传鼓动达到了目的。在一五六三年八月的宗教改革教派的教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一项决议，“教会注意到了《给阴郁的法兰西的忠告》一书的出版，作者是卡斯台利奥。这是一本极端危险的书，大家必须注意防范。”
又一次成功地把卡斯台利奥的一本——对于狂热主义来说！——“危险的书”在传播之前就予以封杀。现在就来对付人，对付这个坚不动摇、不屈不挠的反教条主义者，和反本本主义者！终于要和他做个了断，终于不仅要堵上他的嘴，也要永远把他的脊梁骨打断！再一次把台奥多尔·德·贝兹弄来，让他拧断卡斯台利奥的脖子。他的《答塞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的辩护和责难》 献给巴塞尔城的牧师们，单从此书的献词，就向教会的官厅表示，该在哪里着手，来反对卡斯台利奥。德·贝兹暗示，现在是时候了，是紧要关头了，教会的司法机关应该来对付这个危险的异端分子和异端分子之友。所以这位虔诚的神学家在一片乌七八糟乱成一团的胡话之中把卡斯台利奥当作说谎者、污蔑上帝者、最恶劣的再洗礼派教徒、神圣学说的亵渎者、浑身发臭的告密者，不仅是一切异端分子、也是一切通奸者和罪犯的庇护人来大加挞伐。最后他又被极端客气地称作杀人犯，其辩护书是在撒旦的工场里制造出来的。尽管因为愤怒着急，所有这些诟骂污辱乱七八糟地摞在一起，结果互相矛盾、互相抵消。但是在这辱骂攻击汇成一片的喧闹声中有一点是清楚明显的：那就是杀气腾腾的愿望，终于，终于，终于可以把卡斯台利奥变成一个哑巴，最后变成一具死尸。
德·贝兹的文章意味着早已向审判异端分子法庭提出的控告；现在告密者的企图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连遮羞布也不用，一副穷凶极恶的挑衅神气。因为他们不容误解地向巴塞尔的教会代表会议提出要求，立即让世俗官厅，把卡斯台利奥像一个下贱的作恶者那样逮捕归案。德·贝兹亲自到巴塞尔去待了几天，为了推动那里的司法程序。可惜他虽然性急，却碰到一个外部手续和他作梗：根据巴塞尔的法律，必须先要有一份书面的具有实名的状子，向官厅告发，案子才能运作。一本印刷的小书永远当不了状子。在这种情况下，倘若加尔文和德·贝兹当真想要控告卡斯台利奥的话，最自然、最不言而喻的办法乃是，他们亲自具上自己的名字，把这样一份控告书递交给巴塞尔的官厅。但是加尔文还是依照他旧日的办法——在塞尔维特一案中运用得很是成功——宁可让随便哪一个第三者去提出控告，也不愿自己承担责任，亲自出马，向一个官厅提出控告，同样伪善的诉讼进程就像在维埃纳，在日内瓦那样地重演了一遍：一五六三年十一月，在德·贝兹的书出版后，一个完全不相干的人，名叫亚当·封·波登斯泰因，向巴塞尔的市政委员会递交了一份书面的状子，控告卡斯台利奥犯有异端行径，而这个亚当·封·波登斯泰因自己恰好是最不合适为新教教义进行辩护的辩护师，因为他父亲不是别人，正是那个臭名昭著的卡尔施塔特，路德曾把他当作危险的宗教狂从威丁堡大学赶了出来，同样，波登斯泰因又是极不虔诚的帕拉契尔苏斯的学生，根本无法算是新教教会的顶天立地的栋梁。然而德·贝兹访问巴塞尔似乎以某种方式成功地使这个波登斯泰因去干这件寒碜的工作。因为此人在他的致市政委员会的信里一字不落地重复了那本书里的一切杂乱不堪的论据，一方面把卡斯台利奥说成是个教皇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把他说成是再洗礼派，接着又把他说成自由思想家，然后作为上帝的污蔑者，除此以外还把卡斯台利奥骂成一切通奸者和一切罪犯的庇护人。可是不论是真是假：反正根据他（正式给市政委员会写的至今还保存着）的那封控告信，算是走上了公开的法律程序的道路。既然有一份记录下来的文件在这里，巴塞尔的法院别无他法，只好开始着手进行调查。加尔文和他的一伙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卡斯台利奥终于作为异端分子坐在了被告席上。
照理对于卡斯台利奥而言，反驳这一大堆愚蠢的攻击，进行自我辩护并不困难。因为波登斯泰因以盲目的过度热情，同时攻击卡斯台利奥这么多自相矛盾的事情，也公开暴露出这些事情并不可信。另外大家也清楚知道卡斯台利奥在巴塞尔生活检点，无懈可击，不像在塞尔维特案中那样轻易地就可以把卡斯台利奥立即逮捕，加上镣铐，百般盘问，大肆折磨。作为大学教授，首先要请他在校务委员会对人家提出的指责进行自我辩护。卡斯台利奥根据实际情况把他的控诉人波登斯泰因说成是一个推到前排来的稻草人，并且要求波登斯泰因真正的幕后推手加尔文和德·贝兹亲自现身，如果他们真想控告他的话。他的这番话足以使他大学的同事们满意。“既然有人如此激情满怀地怀疑我，我就真心实意地请求你们允许我进行自我辩护。倘若加尔文和德·贝兹信心十足，就请他们亲自出场在你们面前证明他们控告我的罪行。他们要是意识到，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的，他们就不会有任何顾虑，在全世界面前控告我。他们也不必害怕巴塞尔的法庭……我知道，我的控告者强大有力，但是上帝也强大有力，上帝审判起来，对任何人一视同仁。我知道，我只是一个不名一文、籍籍无名之人，非常卑微、没有声誉，但是上帝恰好眼睛看着卑下的人，倘若冤枉地流淌了他们的鲜血，上帝不会让这些鲜血无人赎罪白白流淌。”因而他自己，卡斯台利奥乐于承认这个法庭。倘若在敌人控告的罪行中哪怕有一件得到证明，他都愿意献上他的脑袋作为应得的赎罪。
不言而喻，加尔文和德·贝兹当然不敢接受这样公正诚恳的建议。无论是加尔文还是德·贝兹，都没有现身巴塞尔的刑事裁判所。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这些阴险的告密已经烟消云散。这时，一桩偶然事件出乎意料地给卡斯台利奥的敌人帮了大忙。因为恰好这时一件鲜为人知的事件突然曝光，可能产生严重后果。此事大大加强了对卡斯台利奥的异端行径和对异端分子友好的嫌疑。在巴塞尔曾经发生过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情：在那里有一个富有的外国贵族以让·德·布吕热之名在比宁根的府邸里住了十二年之久，多亏他乐善好施，在所有的市民圈子里都受到极度的尊敬和热爱。当这位高贵的外国人在一五五六年过世时，全城都庄严肃穆地参加他显赫的葬礼。他的棺木安葬在圣·莱翁哈特教堂最为体面的位置上。又过了若干年，有一天突然传出起先令人难以置信的谣传。这位高贵的外国人并非外国贵族，而是那个臭名昭著深受谴责的极端异端分子大卫·德·约里斯，《奇异书籍》一书的作者。在再洗礼教派当中进行残酷的大屠杀时，他神秘地逃出弗兰德尔，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巴塞尔，人们无论在他生前还是死后都公开地把最高的荣誉给予了这个糟糕透顶的教会敌人，这事现在对于巴塞尔全城是件多么令人烦恼的事！为了对于这样欺骗性地滥用好客精神进行明显的补赎，事后由官厅对这位早已过世的人提出起诉，举行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仪式。把这个异端分子业已腐烂了一半的尸体从他的荣誉墓穴中取出，吊在绞架上，然后连同一大堆摞起来的异端邪说的书籍，在巴塞尔宽阔的市场广场上当着成千上万个围观者的面予以焚毁。卡斯台利奥也不得不和大学的其他教授一起观看了这场令人恶心的戏剧，——可以想像，怀着什么样压抑和反感的心情！因为他和这个大卫·德·约里斯这么多年来一直有着良好的友谊关系。他俩当年曾一同设法拯救塞尔维特，大卫·德·约里斯，这个极端异端分子甚至很有可能也是马丁·贝利乌斯的著作《论异端分子》的匿名合作者。反正有一点不用质疑，卡斯台利奥从来也没有把比宁根府邸的主人当作一个像他自己说的，单纯的普通商人，而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他那所谓的让·德·布吕热的真实名字。但是他在生活中和在作品中一样宽容，他没有想到要去扮演告密者的角色，仅仅因为一个人为一切教会和世俗的各个官厅所摒弃，就放弃此人的友谊。
突然发现了卡斯台利奥和这个再洗礼教派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教徒之间的关系，证实了加尔文教派对卡斯台利奥的控告，说卡斯台利奥是一切异端分子和犯罪分子的庇护人和同谋犯，对卡斯台利奥几乎造成生命危险。祸不单行，偶然总是以双重钳子夹人。在同一时间，卡斯台利奥和另外一个有着严重罪行的异端分子贝尔纳多·奥基诺的紧密关系也暴露出来。奥基诺原本是一个著名的本笃会修士。他的布道无可比拟，闻名整个意大利。突然为了逃避宗教法庭，他逃离故乡。但是在瑞士，他不久也因为他的论点独具一格而使宗教改革派的牧师们大吃一惊。尤其是他的最后一本著作《三十篇对话》，对圣经的诠释，在整个新教世界都被视为难以想像的亵渎：原来贝尔纳多·奥基诺在书中根据摩西的法律宣布一夫多妻制，究其原则而言，这在《圣经》里是允许的，因而也是可行的，虽然并没有把它推荐给大家。
这本书以其骇人听闻的观点以及许多其他为正统教义所不能容忍的观点著称——贝尔纳多·奥基诺立刻被立案审查——不是别人，正是卡斯台利奥把它从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这本异端著作就以它的译文付梓，这样卡斯台利奥就以行动对这种罪恶观点的传播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不言而喻，卡斯台利奥现在作为知情人受到教会法庭的威胁不亚于作者。一夜之间，加尔文和德·贝兹对卡斯台利奥的不甚确定的指控，说卡斯台利奥是最为疯狂的异端行径的庇护人和首脑——通过他和大卫·德·约里斯和贝尔纳多·奥基诺的亲密友谊变得煞有介事，令人不安。这样一个人，巴塞尔大学不能也不愿继续庇护。在真正对卡斯台利奥提起诉讼之前，他已经输了这场官司。
加尔文为卡斯台利奥所写证词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
这位宽容的辩护师即将遭遇的同时代人对他的不宽容究竟是什么，他只消从教会机构对他的同伴贝尔纳多·奥基诺所采用的残忍态度加以衡量，即可知端倪。遭到唾弃的奥基诺在洛迦诺意大利流亡者聚居处当牧师，一夜之间，他就被逐出洛迦诺，尽管百般哀求，也得不到延迟几天的恩赐。奥基诺当时已是七十高龄，身无长物，这也博不得丝毫同情。他的妻子在几天前辞世，也不给他逗留的时间。他不得不带着几个未成年的孩子出外漂泊，也未能消除那些虔诚的神学家的愤怒。时值冬季，山间小道积雪没过脚踝，无路可通。尽管如此，那些狂信宗教的迫害者也不管不顾：就让他在路边倒毙，这个教唆者，这个异端分子！就在隆冬十二月中，人们把他赶出门去。这个疾病缠身、须发皆白的老人爬过积雪冻冰的山峦和峰岩，拖儿带女，想在世上什么地方寻找一个新的避难之地。但即便是这些令人心悸的惨状，对于这些信奉仇恨的神学家、宣扬上帝圣言的虔诚布道者而言，也还不够残忍，因为到末了，慈悲为怀的好心人的怜悯，还会在中途给这个徒步跋涉的老人和他的孩子们一间暖和的房间过夜或者一束谷草御寒。所以他们抢在这个遭到谴责的人前头，以他们令人反感的虔诚热心，发出一封封信件，寄到沿途各地，叮嘱善良的基督徒不得容忍这样一个怪物在自己的屋檐底下憩息。于是所有的城市乡村家家户户都像遇到麻风病人一样，紧闭大小门户。这位年迈的学者找不到一处休憩之地，只好沿途行乞，挣扎着走过整个瑞士，在谷仓里过夜，冻得心力交瘁，脚步踉跄、摇摇晃晃地走到边境，然后再走过幅员辽阔的德意志，在那里，所有乡镇也都事先得到关于此人的警告；他只希望最终能在波兰，在更有人性的人们那里为自己和孩子们找到歇脚的地方。但是对于这个已经崩溃的男子，这一路挣扎过于费劲。贝尔纳多·奥基诺终于没有走到目的地，没有看到和平。这个完全脱力的老人，成了绝不宽容的一个牺牲品。他在摩拉维亚的某条乡间大道上倒地身亡。在那里人们把他当作流浪汉埋葬在早已被人遗忘的野坟里。
在这面令人怵目心惊的哈哈镜里，卡斯台利奥清楚地预见到他自己的命运。起诉他的这场官司已在准备。他惟一的过失乃是感觉到太多的人性，对太多的被迫害者表示了同情。在这样没有人性的时代他不可能指望会得到同情，得到人性。早在充当塞尔维特的辩护人时，塞尔维特的命运已展现在他眼前。当代的不宽容早已把手放在他们最危险的敌人，宽容的辩护师的脖子上。
但是命运的机缘凑巧使得他的迫害者不可能得到明显的胜利，把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一切思想专制暴政的死敌，投进监狱、流放国外或者捆在柴堆上。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的猝死，使他在最后关头获救，不必去接受诉讼，不必遭到他的敌人杀气腾腾的攻击。他的身体由于积劳成疾，早已极端虚弱，亏损异常，如今忧虑和激动使他心神交瘁，他那早已掏空的身体再也坚持不住。直到最后时刻，卡斯台利奥虽然还硬撑着，拖着脚步到大学去，到书桌前，然而这已是徒然的抵抗！死亡已经战胜了他生的意志，从事精神活动的意志。大家把这个因为寒热而浑身发抖的人抬上床，剧烈的胃痉挛使他除了牛奶，无法进食，内脏的功能越来越衰竭，最后那受到震撼的心脏，终于不能再继续跳动。一五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逝世，终年四十八岁。一位富有同情心的朋友在他去世时这样说道：“他通过上帝的帮助逃脱了他敌人的魔爪。”
他这一死，对他的污蔑也就不攻自破。他同城的市民发现，他们对他们这位最优秀的学者捍卫得多么不够，多么有气无力。他的遗物不可争辩地证明，这位纯洁的伟大的学者过着多么像圣徒一样清贫的生活。屋里找不到一件银制的器皿，朋友们只好凑钱为他购买棺木，偿还小笔债务，支付殡葬费用，收养他的那些未成年的孩子们。似乎为了补偿对他的控告造成的耻辱，赛巴斯蒂安·卡斯台利奥的葬礼变成了一次道德的凯旋。一切在卡斯台利奥蒙受异端分子嫌疑时都胆战心惊、小心翼翼地保持沉默的人，现在都挤上前来，以此表明自己是如何深爱他尊敬他，因为历来都是捍卫一个死者比捍卫一个活人，一个不讨人喜欢的人要方便得多。整个大学都庄严肃穆地紧随着送葬行列，大学生们肩扛灵柩，把它移到大教堂里安葬在修道院的散步道旁。他的三个学生自己掏钱，在墓碑上镌刻了献词：“献给遐迩闻名的老师，感怀他伟大的学术成就和他清白的一生。”
正当巴塞尔为这位品行纯洁、学识渊博的学者举哀之际，日内瓦可是欢声震天。只是他们听到那备受欢迎的消息时，没有让全城教堂钟声齐鸣。消息传来，思想自由最大胆的战士已经幸运地被消灭掉，这张最为能说会道的嘴巴曾攻击他们强暴良心，如今终于沉默不语！所有这些信奉《圣经》，虔诚的“为上帝圣言效力的仆人”，带着不合时宜的快乐，互相祝贺。就仿佛“你们要爱你们的敌人”这句圣言从来没有写进他们的《福音书》似的。苏黎世的牧师先生布林格写道：“卡斯台利奥死了？这样更好！”另一位嘲笑道：“为了免得在巴塞尔的法庭上为他的事业进行辩护，卡斯台利奥逃到地狱去了。”以他告密的箭矢把卡斯台利奥撂倒在地的德·贝兹，赞美上帝把世界从这个异端分子手里解救出来，并且自诩是上帝启示的宣告者：“我是个出色的预言家，我当时对卡斯台利奥说，主将因为你的污蔑而惩罚你。”这位孤军奋战的战士也是双倍光荣的战败者。即使他一命归天也未能削弱这些人的愤怒，仇恨依然一如既往。即便如此，永远是徒劳无功：任何仇恨和嘲弄也不再能使死者受到伤害。卡斯台利奥为之生为之死的思想，也和其他真正人道的思想一样，凌驾于一切尘世间的和阶段性的暴力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