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这个身材瘦削、神情严峻、身穿黑色拖地牧师长袍的男子走进科尔纳文城门之时起，古往今来最值得纪念的试验之一就此开始：一座有着无数生命细胞、呼吸畅快的国家一下子变成一部僵硬的机械，一个拥有各种感觉、各种思想的民族变成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制度。这是在欧洲范围内进行的最初尝试，以一种理念的名义把整个民族完全变成平等划一的人群。加尔文怀着一种妖魔般的严肃态度，经过深思熟虑，想得精致周密，条理分明，着手进行他的大胆计划，把日内瓦变成世上第一个上帝之国：一个没有人世间卑劣行径，没有腐败、紊乱、恶行和罪孽的集体，真正的、新颖的耶路撒冷，全世界的幸运福祉都该从这里发出——这个理念，也是惟一的理念从此成为他的人生，而他的一生又反过来只为这惟一的理念效劳。对于这位拥有崇高乌托邦思想，像钢铁一样坚忍不拔的思想家而言，这可是严肃到可怕程度的事情，神圣而又真诚。在加尔文推行精神独裁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他从未怀疑过，只要毫无顾忌地夺走人们的每一个个人自由，只会对人产生促进作用。因为这个虔诚的专制暴君认为，他提出的所有要求和一切无法忍受的过分要求，其实无非是要求人们应该正确地生活，也就是依照上帝的意志和规定正确生活，别无其他。

事实上这话听上去的确非常简单、清晰、无可争辩。但是怎么才能认清上帝的意志呢？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上帝的指示？加尔文答道：在《福音书》 里。上帝的意志和圣言，以永远生动活泼的文字生意盎然地存在于《福音书》里。这些神圣的书籍保存在我们手里，并非偶然，上帝十分明确地把自古以来的流传写成文字，以便他的诫命能清清楚楚地被人认识并牢记在心。《福音书》的产生先于教会，地位也高于教会。除了《福音书》，背离了《福音书》， 再无其他真理 。因此在一个真正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圣经》的语言，“上帝的圣言”是道德、思想、信仰、权利和生活的惟一准则，因为这是一本汇集一切智慧、一切公正、一切真理的书。对于加尔文而言，《圣经》是世上万物的始与终，所有事情做出的一切决定都建立在《圣经》里的圣言之上。

用《圣经》里的文字裁定世上一切行动在加尔文看来，其实只是重复宗教改革耳熟能详的最初要求而已。而事实上他大大地超越了宗教改革，甚至完全远离了宗教改革原来的思想范畴。因为宗教改革开始时是一种心灵的、宗教的自由活动。它想把《福音书》自由自在地放在每个人的手里；不是罗马的教皇和宗教会议，而是每个人凭着自己个人的信念来组成其基督教。这种由路德倡导的“基督徒的自由”却被加尔文毫无顾忌地连同精神自由的任何其他形式又从人们手里夺走；对他个人而言，上帝的圣言是十分清晰的，因此他专横地要求，不得再对上帝的学说进行一切其他方式的解释和阐述。《圣经》里的话，必须像大教堂里的石柱一样“巍然屹立”，不得撼动，这才不致使教会发生动摇，《圣经》里的圣言，从此不得成为 理性胚胎 ，不得成为永远不断日益更新，日益改造的真理发生作用，而永远只能在加尔文所确定的解释之中发挥作用。

加尔文提出这个要求实际上就是用一种新的新教的正统教义来取代教皇的正统教义，人们完全有权利把这种教条主义的独裁专制的新形式称之为《圣经》专制主义。因为现在惟一的一本书在日内瓦成了主人和法官，成了立法者的上帝，而它的布道者便是这种法律惟一有资格的解释者。加尔文成了《摩西圣经》 意义上的“法官”，他的权力不可争辩地置于各国国王及民众之上。现在只有教会监理会对《圣经》的解释，决定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而不是市政委员会和市民权利。谁要是胆敢在某个细节上反对这种强制，那他就惨了！因为谁若反抗布道者们的独裁就将作为反对上帝的叛乱者判处死刑，不久将以他的鲜血来书写对《圣经》的评论。从自由运动中脱颖而出的教条主义的暴力统治，对待自由思想，总比任何世袭的权力更为严酷，更为凶狠。那些多亏革命自己才获得统治权的人，日后在镇压每种革新运动时，永远是最为无情、最不宽容的人。

所有的独裁专制总是始于某一理念，但是任何理念一定要在实现它的人身上，才能获得自己的形状和色彩。加尔文的学说作为精神的产物，必然要和它的创造者在外貌上相似。只消看一看他的脸，就能预见到，这种学说比以往任何一种基督教教义的诠释都更为严酷，更令人厌烦，更使人不快。加尔文的脸就像一片喀斯特地形，一块岩浆熔成的石头，那种孤独偏僻的山岩风景，沉默不语，心扉紧闭，只令人想起上帝，任何具有人性之物，他一概想不起来。使生活变得滋润、丰富、欢快、欣欣向荣、温暖而肉感的一切，在这张缺乏善意，毫无慰藉，难辨年龄的禁欲者的脸上丝毫看不出来。这张阴沉狭长的椭圆形的脸，轮廓生硬、丑陋瘦削，毫不协调：额头狭窄、冷峻，下面是两只眼窝深陷、经常熬夜的眼睛，就像燃烧的煤球发出灼热的光芒，尖削的鹰爪鼻，面颊深陷，突出一张惯于发号施令的嘴巴，薄得像用小刀切开似的，难得看见这张嘴边漾着笑意。他那干瘪皱巴、泛灰发干的皮肤，很少发出温暖的肉色，就仿佛内心的寒热像吸血鬼似的从他面颊上吸走了鲜血，于是两颊皱了起来，呈土灰色，一副病容，憔悴不堪，除了他发火的短暂时间，愤怒使他面颊升起一阵肺痨病患者的红晕。那副像《圣经》里的先知一样飘落胸前的长髯（他所有的学生和门徒都驯从地模仿着蓄起这样的胡须）试图赋予这张肝火极旺，颜色蜡黄的面孔一种男性力量的模样，可是徒劳。即便是这副长髯也不见得滋润丰腴，它不是像圣父上帝那样气势强大地垂落，而是形成薄薄的、一绺一绺的胡子掉了下来，就像从山岩间挣扎出来的小小的灌木丛。

所以加尔文在画幅上看上去就像一个热切的狂热信徒，被他自己的精神燃烧过后消耗殆尽。人家恨不得要对这个过度疲劳，过分劳累，被自己的热诚耗得油干灯尽的人表示同情；可是，低头一看，瞥见他的双手，不觉大吃一惊。这双手就像一个贪得无厌者的手，冷冰冰的，瘦骨嶙峋，就像两只爪子，凡是能用强韧吝啬的关节抓到的一切，都会拼命抓住，死也不放。难以想像，这些皮包骨头的手指，会温柔地摆弄一朵鲜花，爱抚一个女人温润的肉体，会亲切地欢快地向一个朋友直伸过去。这是一个心如铁石者的双手，单凭这双手，就可以预感到加尔文一生散发出来的那股强大的、残酷的统治一切、把握一切的力量。

加尔文的这张脸，多么暗淡无光，毫无欢乐，多么孤独，拒人于千里之外！有人居然愿意把这个冷酷无情地向人提出要求提出警告的人的肖像挂在自己房间的墙上，简直无法理解：倘若有人时时刻刻感到这个众人中最为令人不快者的警惕窥视的目光在关注他每天的一举一动，他嘴里喷出的呼吸都会更加冷凝。只能设想，楚尔巴朗 最适合绘制加尔文的肖像，用那种西班牙式的狂热笔触，像绘制禁欲主义者和隐士似的，黑暗的背景，黑黝黝的人影，与世隔绝，栖息在山洞之中，面前放着一本书，总是一本书，必要时再放上一个骷髅或者一个十字架作为精神生活与宗教生活的惟一象征；身边别无其他，只有一片阴冷漆黑，难以接近的幽寂。因为这种空间一辈子冰冻在加尔文的四周，人们无法接近，只能敬而远之。早在青年时代，他就从头到脚穿了一身同样的无情的黑色衣衫，短短的额头上面戴的教士的四角帽是黑色的，半似僧人的斗篷，半似士兵的头盔，宽大的一直拖到鞋子的长袍是黑色的，是不断惩罚人的法官的服装，是永远在治愈人们的罪孽和溃疡的大夫穿的衣服，黑色，总是黑色，总是选用严肃，死亡和冷酷无情的颜色。加尔文几乎从来没有露出过别的样子，总是身着他职务的象征，因为他只愿意让别人看到他是上帝的仆人，只是身穿他执行职务时的服装，从而让人对他心生畏惧，不愿别人像对待普通人，对待自己的兄弟一样来爱他。不过他对这个世界严苛，对自己也同样严苛。他一辈子约束他自己的身体。为了精神生活，他只让自己的肉体得到最少量的食物和休息，夜里最多只睡三四个小时，白天只吃一顿简单的饭菜，迅速吃饭的时候，旁边还放着一本打开的书本。从不散步，从不游戏，从来没有快乐，从不放松一下，尤其是从来没有一次真正的欢乐：归根到底，加尔文在他狂热献身于精神事业时，总是在发挥作用，在思考、写作、工作、战斗，从来也没有一个钟头他是在为自己而活。

这样绝对的杜绝情欲和永无青春是体现加尔文性格的最本质的特点。因此对他的学说而言，他也就变成最危险的人，这毫不足奇。因为当其他的宗教改革家们认为，最忠实地为上帝服务的办法，便是满怀感激之忱，把人生的一切馈赠全都从上帝手里接收过来，作为身体健壮的正常人，享受健康，乐享人生。茨文利在第一次担任牧师时马上就留下一个私生子，路德有一次哈哈大笑地说出这句话来：“要是老婆不干，就让使女干嘛。”他们大吃大喝，纵声大笑，而在加尔文身上，一切肉欲的冲动全都压抑下去，或者只留下影子似的一层痕迹。作为一个狂热的知识分子，他完完全全只生活在文字和精神之中，只有逻辑清晰明确之物对他来说是真实的，只有规规矩矩的东西他才理解，并且容忍；不规矩的东西，永远遭他排斥。一切使人陶醉，使人心醉神迷的东西，不论是美酒、女人、艺术或者上帝在人间的任何赐予，这位狂热的保持冷静的人，从不要求从中得到欢乐，或得到过欢乐。只有绝无仅有的一次，为了满足《圣经》的要求，他前去求婚。而这次求婚进行得像演戏一样，干巴巴就事论事，冷漠异常，就仿佛他去订购书本或者购买一顶新的四角帽。加尔文不是自己去寻找新娘，而是委托他的朋友们，给他选择一位合适的太太。这个对肉欲深恶痛绝的男子，差一点碰上一个淫荡的女孩。加尔文大失所望，最后娶了一个经他说服、皈依新教者的遗孀为妻。但是命运决定他无缘得到幸福或者使人幸福，他的妻子为他生下的惟一的孩子，难以存活。人们几乎要说，他身上的血这样苍白，他的感官这样冷淡，生下这样的孩子纯属不言而喻的事情。没有几天孩子就夭折了，不久他的妻子也随之死去，留下他一个人成为鳏夫。于是对于三十六岁的鳏夫而言，不仅男女婚事就此告终，就是对于女性他也不再感兴趣。直到他死为止，那就是说，还有二十年男子最佳的年华，这位自觉自愿的苦行僧，再也没有接触过另外一个女人，只是献身于精神生活，献身于宗教事业，只是献身于“学说”。

沉思中的圣弗朗西斯

但是一个人的肉体也和精神一样要求发展。谁若强使肉体压抑，必然受到惩罚。在人的尘世间的肉体内，每个器官出于本能都渴望着充分享受。它本性所希望的欲念、鲜血希望有时能奔流得更加狂野，心脏希望跳动得更加热烈，肺脏希望欢呼，肌肉希望活动，精液希望浪费。谁若只顾智力，经常阻碍这些生机勃勃的意愿，尽量予以抵制，这些器官最后必然奋起反抗。加尔文的肉体对付拘囚它的狱卒所进行的复仇殊为可怕：这个禁欲者这样对待神经，就仿佛神经根本就不存在；这些神经就不断地发明各种痛苦来对付它们的暴君，来向这个禁欲者证明它们的存在。也许只有少数脑力工作者曾经像加尔文那样一辈子由于身体不好，疾病缠身而大受其苦。一个毛病接着另一个毛病，毫不间断。加尔文的每封信几乎都要报告他又受到新的疾病的阴险恶毒的袭击。一会儿是偏头疼把他一连几天撂倒在床上，一会儿又是胃疼、头疼、痔疮、肠绞痛、感冒、神经痉挛、口吐鲜血、胆囊结石和长了痈疽；一会儿发高烧，接着又发冷，关节炎和膀胱疼。医生得时时刻刻地守护着他。因为在这个娇气脆弱的身体里没有一种器官不向他造反，不恶毒地让他痛苦。加尔文有一次呻吟着写道：“我的健康真糟，使我生不如死。”

但是这个男子把这句话选作他的座右铭：“积聚力量从绝望的深渊里破土而出” ；这个人的妖魔一样的精神力量绝不让人夺走哪怕只是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加尔文经常受他身体的阻碍，他便总是重新向他的身体证明，他具有精神的超强意志。倘若他在发烧，无法爬上布道台，他就叫人用一乘轿子把他抬进教堂，在那里布道。倘若他不得不缺席市政委员会的会议，市政委员会的人员就到他家里来听取他的忠告。他若发着寒热躺在床上，在他冷得发僵、冷得颤抖的身上盖上四五条焐热了的被子，那么在他床旁就坐着两三名实习助手，他轮番向他们口授。他若有一天到附近一家庄园去看望朋友，为了吸取更加自由的空气，秘书们就乘车陪同前往。刚到庄园，信使就赶回城里。他又执笔开始工作。无法想像，加尔文会闲着什么事也不做。这是一个勤奋的妖魔，一辈子一刻不停地在工作。家家户户还在酣睡，天未破晓，在夏努阿纳大街他的办公桌上台灯已经亮起；而到午夜之后，大家早就全都上床安寝，在他的窗前还一直亮着这盏仿佛永不熄灭的油灯。他工作的成绩难以想像，人们都以为他是用四五个脑子在同时工作。因为事实上的确如此。这位总是疾病缠身的病人，在做着四五种职业的工作。他那歇斯底里的权力欲渐渐把许多职务抓在手里，他的本职工作，担任圣·彼耶尔大教堂的布道师，只是众多职务中的一种而已。单单他在这座教堂里宣讲的布道词就印制成册，装满一个壁柜，足够一个抄写员抄写一辈子，尽管如此，这仅仅只是他全集中的一小部分。他是教会监理会的主席，没有他就无法做出任何决议。作为不计其数的神学书籍和论战著作的作者，作为《圣经》的译者，作为大学的缔造者和神学院的发起人，作为市议会的常任顾问，作为宗教战争中的总参谋部的政治官员，作为新教的首席外交官和主要组织者，这位“圣言部的部长”引导和领导他那神权政治国家的其他各部于一身。他监视来自法国、苏格兰、英吉利和荷兰的布道者们写的报告，建立一种面向外国的宣传，通过书籍印刷工人和书籍兜售商制造一个特务机构，延伸到全球各地。他和其他新教的领袖进行讨论，和各国君王和外交官进行谈判。每天，几乎每小时都有客人来自外国。没有一个大学生，没有一个年轻的神学家途经日内瓦不去向加尔文请教，或者向他表示敬意。他住的房子就像一个邮局，或者对于各种国家事务或个人私事常设的问讯处。他有一次叹息着写道，他想不起来，在他办公时间会有两个小时不受人骚扰。他的亲信每天会从最远的国度，从匈牙利和波兰寄信给他。与此同时，不可胜数的人都来找他，求得他的帮助，为了得到灵魂上的帮助，要求和他个别谈话。不久有一个流亡者想在这里住下，并把他的家眷带来：加尔文为他募集金钱，帮他寻找住房，安排他的生计。这里有人想结婚，那里又有人想离婚，两者的道路都通向加尔文。因为在日内瓦没有一件宗教事务，可以在没有得到他的首肯，他的忠告的情况下进行。但是这种独断专行的乐趣，只限于它自己的王国，只限于宗教事务！然而对于加尔文而言，他的权力是无限的。因为作为神权政治家他认为，世上一切事务都隶属于神性事物和精神事物。他霸气十足地把全城所有事情都置于他坚强无情的手掌之下：几乎没有一天，在市议会的记录里没有这样一条附注：此事须请问加尔文大师。没有一件事情，能被这双一刻不停地在警觉审视的眼睛所疏忽，所忽视。人们不得不把这个不停活动的大脑赞为奇迹，这样一种精神上的禁欲主义不是同时也意味着一种巨大的危险吗！因为谁若这样完完全全地放弃个人生活的享受，也会把这种——在他身上可是自愿的——放弃，变成其他所有人的法律和标准，对他而言是自然不过的事情，却变成有违自然的事情强加在别人身上。禁欲主义者历来是最为危险的专制暴君的典型，罗伯斯庇尔 便是一例。谁若自己不充分欢快地享受人性的欢乐，便永远会毫无人性地对待别人。

但是严加管束和冷酷无情乃是加尔文学说大厦的基础。根据加尔文的理解，人根本没有权利昂首挺胸、直视前方、良心坦荡、心情欢快地走过我们的世界。人应该不断处于“害怕上帝”的状况下，弯腰低头，谦卑愧悔，感到自己缺点累累，无可救药。从一开始，加尔文的清教徒的道德就把心情欢快、大大方方地享受这一概念和“罪恶”的概念等同起来。一切使我们尘世间的生活得到修饰，显得生机盎然的东西，一切想使灵魂幸福地得到放松，得到高扬、解脱和松快的东西——也就是说首先是艺术——加尔文的清教徒的道德都鄙夷不屑地斥为虚荣，令人厌恶，完全多余。加尔文甚至毫无例外地把他自己意识形态上的就事论事的劲头，都带到宗教的王国中去，而自古以来宗教的王国就一直和神秘、迷信的东西，密切相联。凡是使感官活跃起来，使感情柔软模糊地得到慰藉的东西，都得毫无例外地从教堂和礼拜中驱逐出去，彻底消灭。因为真正的信徒并不是怀着一颗得到艺术感染的灵魂接近神性。真正的信徒并不是为甜丝丝的乳香的烟雾弄得迷迷糊糊，被音乐弄得魂不守舍，被那些所谓的虔诚的（实际上是罪恶的）画像和雕塑的美所引诱的情况下接近神性。真理只存在于清晰明快之中，确切的含义只存在于上帝明确的圣言之中。因此，必须排除一切“偶像崇拜”，把一切画像和雕塑从所有的教堂里全部清除，把所有的法衣、祈祷书和神龛都从上帝的神坛上弄走，——上帝无需任何华丽修饰。把一切麻醉灵魂，使之晕眩的东西统统扬弃，在向上帝进行礼拜仪式时不要音乐，不要管风琴演奏！甚至日内瓦教堂里所有的钟，从此也噤声沉寂，不得敲响：真正的信徒不该由铁制的死物来提醒他们的职责，虔诚永远不是通过外在的事物，永远不是通过祭献和捐赠来得到证实，而只是通过内心的驯从。因此他把大型弥撒和各种典礼，把一切象征物品和各色小型仪式都逐出教堂，停止举行一切庆典和节日！加尔文大笔一挥，把日历上所有的节日全都废除。早在基督教早期、在罗马的地下墓穴中就已庆祝过的复活节和圣诞节也就此废止，所有圣人的纪念日也被废止，久已深入人心的风俗习惯全遭废止；加尔文的上帝不要大家崇敬，甚至也不要大家热爱，永远只要大家畏惧。倘若世人试图怀着狂热的心醉神迷的激情，奔放狂喜的情绪接近上帝，而不是永远怀着敬畏之情，远远地侍奉上帝，那纯属狂妄自大。因为这就是加尔文重新估价的最深层的意义所在：为了尽可能地提高神性，使之凌驾于人世之上，加尔文便把世俗性尽可能地压到难以估量的深层地下；为了赋予上帝的理念以最为完美无缺的尊严，他就剥夺了人的思想的权利，把它百般贬抑。这位憎恶人类的宗教改革家从来就认为人类只不过是一群卑劣不堪、放荡不羁的罪人。加尔文一生就无比厌恶我们世界气势浩荡，不可阻挡地从千百个源泉迸涌出来的欢娱之情，对它怀有一种僧侣般的畏惧和惊恐。加尔文一再喟然叹息，上帝凭着什么样难以理解的意旨，把他的造物——人——创造得这样残缺不全，这样违背道德，总是倾向于犯罪，没能认出神性何在，急不可耐地要沉湎于犯罪之中！每次看到他的弟兄们，他总产生一身寒噤，也许从来没有一个伟大的宗教缔造者把人的尊严贬抑到这样低下的程度；人只是一只“ 难以驯化的狂野的野兽 ”，更为恶毒的是，他把人称作“ 一堆垃圾 ”。他在《基督教教理基本纲要》中这样坦率直白地写道：“只要看一看人的自然的禀赋，你就在他身上从头顶到脚底都找不到丝毫善的亮点。在他身上还值得称道的东西，全都来自上帝的恩典……我们所有的公正，都是不公正，我们的功劳乃是污秽，我们的荣誉乃是耻辱。我们身上产生出来的最好的东西，还始终通过肉体的不洁遭到污染，变得堕落下贱。”

谁若在哲学意义上把人看成是上帝的如此失败、如此变态的拙劣产品，那么，不言而喻，作为神学家和政治家的他，永远也不会承认，上帝会允许这样一个怪物哪怕得到最少量的自由或者独立自主。因此必须毫不仁慈地把这样一个毁得不成样子，为他的生活的贪欲所毁的东西予以监护，不得自由行动。因为“如果任由人自己为所欲为，他的灵魂只会从事邪恶之事”。必须彻底打断亚当之子的脊梁，不得狂妄自大地认为，凭着他个人的身份，自己就有什么权利，可以形成他和上帝的关系以及他和尘世的关系。这种顽固意志摧毁得越狠，使人越处于从属地位，对人约束得越严，对他越有好处。就是不能给他自由，因为给他自由，他就滥用！只有用暴力使他屈服于上帝的伟大！只有让他冷静下来不复狂妄自大，使他胆小怕事，直到他不发怨言不做反抗乖乖地进入那虔诚的驯从的一群羊羔之中，直到一切与众不同之处全都消融在普遍的秩序里，个人融化于群众之中！

为了这样无情地剥夺个人的人权，为了这样野兽似的掠夺个人，使集体获益，加尔文使用了一种特别的方法，这就是那著名的“纪律”，“教会管教”。直到我们今天，还从来没有一个更严酷的进行管教的空间强加在人类身上。从最初的时刻开始，这位天才的组织者就把他的“羊群”，他的“集体”圈在一个由条文和禁令组成的铁丝网的后面——那所谓的“各种训令”，与此同时特地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机构，来监督他的道德暴政的施行，这就是“教会监理会”。其任务的定义首先就极为模棱两可：“监督集体，以便上帝得到纯粹的尊崇。”但是这个道德监察官厅的势力范围只是看上去限于宗教生活。因为在加尔文的极权主义的国家观中，世俗的东西和世界观的东西完全紧密相连。因此从此以后即便是最为私人的生活内容也自动地落在官厅的控制之下。教会监理会的差役，那些“长官”奉命“对每个人的生活都要注意”。他们的注意力什么也不得遗漏，不仅是人们“说的话，便是他们的意见和看法都得受到监督”。

不言而喻，这样一种包罗万象的检查在日内瓦开始执行之日起，那里也就没有私人生活了。加尔文一跃就超越了天主教的宗教法庭。宗教法庭还得根据控告和告密，派出特务和探子，而在日内瓦根据加尔文的世界观制定的制度，每个人经常都想作奸犯科。因此每个人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有犯罪的嫌疑，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检查。自从加尔文回来之后，家家户户一下子都门窗敞开，四壁突然都由玻璃制成。时时刻刻，不分白天黑夜，都会有人使劲敲门，一位精神警察就会出现，进行“探访”，市民不得反抗。从豪富到赤贫，从显贵到卑微者，每月至少有一次得详细回答这些职业的道德警探的询问。一连几个小时——因为在训令中写道：“每人得花些时间，以便在闲暇之中进行检查。”——白发苍苍、备受尊敬、久经考验的男子，得像学童似的经受考查，看他是否能流畅地背诵祷告词或者如何回答，他为何——譬如说——没去聆听加尔文的一次布道。但是单单回答教理问题，接受道德说教，访问并未结束。因为这种道德契卡 无缝不入。他们用手指触摸一下妇女的衣衫，看它是否太长或者太短，是否镶了多此一举的花边，或者领口太低有伤风化。他们打量头发，看发式耸起是否过于花哨，数数手指上戴几枚戒指，柜子里放几双鞋。从盥洗室一直查到厨房的桌子，看是否有一小碗汤或者一小块肉超过了惟一允许的一道菜的命令，或者还在什么地方藏匿了一点点心和果酱。虔诚的警察继续往前检查全屋。他伸手到书柜里，看那里什么地方搁着一本未经教会监理会的审查盖章的书籍，他们翻遍了抽屉匣子，看里面是不是藏着一帧圣像或者一串念珠 。仆人受到盘问，要他们揭发主人。孩子受到盘问，要他们揭发父母。同时这虔诚的警察又谛听窗外，看外面是否有人在唱低俗的歌曲，或者奏乐，或者甚至在痛享欢乐这种魔鬼的恶行。因为从现在开始，在日内瓦就对任何形式的娱乐进行毫不间断的逐猎，逐猎每种“ 下流故事 ”，市民若在工作之余想到酒店去喝上一杯，或者甚至于掷下色子玩玩纸牌取点乐子，这小子可就惨了！日复一日逐人不休，即便在礼拜天这些道德密探也绝不休息。大街小巷新近都察看了一遍，挨门挨户地敲门而入，看是否有哪个懒鬼或者吊儿郎当的家伙宁可赖在床上，不去认真聆听加尔文的布道，从中得到精神滋养。在教堂里又另有一些密探在注意，准备揭发每个去教堂时迟到早退的家伙。这些官方的道德捍卫者无处不在，工作卖力，不知疲倦。晚上他们逐个搜寻罗纳河畔黝黑的树丛，看是否有一对犯罪的男女在悄悄地亲热，忘情陶醉，在旅店里，他们把陌生人的床铺和箱子翻个乱七八糟。他们拆开从日内瓦寄出或寄到日内瓦来的每封信件，教会监理会组织严密的警觉系统远远地一直延伸到城墙之外。在旅行马车里、在船上、在小艇里、在外国的市场里、在邻城的旅馆客栈里，到处都坐着那些花钱雇佣的密探；任何哪一个不满时局的人在里昂或在巴黎说的每一句话，都会一字不落地向这里汇报。但是使这些原本已经无法忍受的监督工作，变得雪上加霜的是，这些担任官方职务，花钱雇来的监视员之外，不久又出现不计其数的、不招自来的监视员。因为只要一个国家用恐怖拴住他的百姓，那里就必然会有自愿告密的令人反感的植物疯狂滋长。哪里从原则上允许告密，甚至期待人们告密，那么平素正直诚实的人出于恐惧，自己也会变成告密者：只不过为了摆脱嫌疑，免得人家说自己“犯了有损上帝荣誉之罪”，每个市民都斜眼偷觑自己身边的人。恐怖激发的热忱焦躁不耐地走在一切告密者的前头。几年之后，其实教会监理会“完全可以停止布置任何监视”，因为所有的市民已经自觉自愿地变成了监督者。污浊的告密洪流不分日夜，恣意涌流，使得精神上的宗教法庭的磨轮不断地旋转。

既然加尔文把一切使生活欢乐，使生活有价值的东西全都予以禁止，在这种不断施行道德恐怖的情况下，人们动辄都有逾越上帝诫命之罪嫌，又怎么可能感到安全？剧院、娱乐场所、民间庆典，各种形式的跳舞游戏全都被禁；甚至像溜冰这样一种无害的体育也引起了加尔文的肝火，使他恼怒异常。除了最质朴，直如僧侣长袍的服装之外，其他任何服装全都被禁。所以如果没有市政委员会的允许，裁缝不得缝制任何新款式的衣服。女孩子在十五岁之前禁穿绸裙，过了十五岁又禁穿天鹅绒的裙子。凡有金银刺绣，饰有金丝带金纽扣的衣裳、金发夹、金鞋扣统统被禁。同样严禁使用任何黄金和首饰。男子禁留长发。妇女的发式不得把头发往上梳起，或使头发打卷。禁止使用带花边的女子头饰、手套、镶边、开口皮鞋。禁止乘坐轿子和 豪华马车 。禁止举办超过二十人的家庭庆典；禁止在洗礼或订婚礼的宴会上，提供超过一定数量的菜肴甚至加上甜食，诸如加工过的水果。除了本地酿造的红酒之外，禁止饮用其他酒类。禁止互相敬酒，禁止食用野味、家禽和有馅点心。禁止新婚夫妇在婚礼上，或在婚后六个月互赠礼物。任何婚外性交不言而喻全都禁止，即便是订了婚的未婚夫妇，也不得宽容。本地人禁止进入旅馆，客店老板也禁止向外地来人提供饮食，除非此人先做祈祷，此外客店老板奉到严格命令，有义务暗中侦察他的客人， 努力地 注意可疑的一言一行。禁止未经许可，付印任何书籍，或向国外写信。各式各样的艺术一律禁止。圣像和雕塑被禁，音乐被禁。即使在演唱虔诚的赞美诗时，“训令”也下令要大家“仔细认真”，注意力不得集中在赞美诗的旋律上，而要注意词句的精神和意义，因为“上帝只应该在鲜活的词句中得到赞美。”甚至在洗礼时给孩子取受洗的名字，从前一向是由市民自由选择，如今也不允许。沿用几百年大家熟悉的名字克劳德（claude）或者阿玛黛（amadé），现在禁止使用。因为《圣经》里没有这两个名字，而把《圣经》里的名字诸如伊萨克（isaak）和亚当（adam），强加给市民。禁止用拉丁文念诵“天主经”，禁止庆祝复活节和圣诞节。一切打破灰色冷漠的日常生活的庆祝活动，全都禁止。不言而喻，以印刷的文字或者口头的语言表示出来的任何一种精神自由的影子或者光芒，都得禁止。而对加尔文的独裁专制进行的任何批评，则被视为一切罪行中最严重的罪行，——自然遭到严禁。全城击鼓发出严正警告，“对公共事务发表的意见千万不要和市议会的意见不同。”

严禁、严禁、严禁：令人毛骨悚然的节奏。人们错愕地反问自己：有那么多禁令，究竟还有什么事情是允许日内瓦的市民做的呢？可做的事不多。允许你活，允许你死，允许你工作，允许你听话、服从、上教堂去。或者不如说，最后一条不仅允许，还是法律上严格命令，非做不可，否则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因为市民如若耽误时间，没去听他本教区的布道，那他就惨了。星期天布道两次，每周布道三次，这是孩子们怡养德行的时光！即使在主日（即礼拜天）强制的枷锁也不会松动，尽忠职责的过程无情地循环往复，尽忠职责、职责、职责。为了赚得每天的面包顽强效力，接着便为上帝效力，一个星期干活，星期天便去教堂。只有这样才能把附在人身上的撒旦杀死，这样一来，每种自由和生活的乐趣自然也一同消灭。

人们不胜惊讶地反躬自问，一座共和主义的城市，几十年来生活在赫尔维蒂安 的自由之中，怎么可能忍受这样一种萨沃那罗拉式 的独裁专制，迄今为止，一直是南国欢乐开朗的民族，怎么能容忍人家这样扼杀生活乐趣？一个知识分子型的禁欲主义者怎么可能孤身一人这样完完全全地强奸成千上万人生存的乐趣？加尔文的秘密并非崭新的独创，只是自古以来一切独裁专制永恒的秘密：恐怖。请别弄错。暴力，遇到什么东西都不会吓退，把任何人道思想都视为弱点，肆意嘲笑，这种暴力是强大无比的力量。一种经过周密系统思考的国家恐怖，以专制独裁的方式予以施行，麻痹了个人的意志，使集体社会解体掏空。恐怖就像一种侵蚀性很强的疾病，逐步侵入人的灵魂，不久——这就是它最后的秘密——普遍的怯懦成为它的助手和帮凶。因为人人感到受人怀疑，也就怀疑别人，出于恐惧，那些胆小怕事的人，甚至热心过头，跑到专制暴君的命令和禁令之前。一种组织完备的恐怖政权，总能创造奇迹。倘若关系到他的权威，加尔文从来也不犹豫，总是一再使这奇迹成为现实。就坚决无情而言，没有哪一个精神暴君超过他。加尔文的顽强——犹如他的一切性格特点——其实只是他意识形态的产品，但这无法为他开脱。这位纯粹精神的人物，这位神经敏锐的人，这位知识分子，肯定极端厌恶鲜血——就像他自己所承认的——他无法忍受残忍。他也许永远也无法亲自参与一次在日内瓦进行的严刑拷打或者施行火刑。可是这全都是这些理论家们最严重的罪行，他们自己没有坚强的神经哪怕就观看一次执行死刑，或者甚至亲自去执行死刑，——再说一遍：罗伯斯庇尔的类型，——但是只要他们觉得，内心得到他们的“理念”，他们的理论，他们的制度的掩护，他们就毫无顾忌地下达几百道这样的死刑判决书。态度顽固，对每个“罪人”都毫不怜悯，这被加尔文视为他的制度的最高章程，而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制度，从世界观而言，又被视为上帝加诸他的一项工作。这样他就认为，违反他的本性米教育自己变得冷酷无情，再把这种冷酷无情经过培训，系统地锻造成残忍，这只是他的职责所在。他“练习”变得严酷无情就像训练自己掌握一门崇高的艺术：“我训练自己采取严厉态度，来战胜普遍的恶行。”当然，这位具有钢铁意志的人极为成功地掌握了自我约束的能力，学会态度冷酷。他公开承认，他宁可看见一个无辜的人受到惩罚，也不愿看见一个罪人逃脱了上帝的审判。有一次，由于刽子手动作笨拙，行刑延长，成了并非故意的折磨。加尔文写信给法累尔表示歉意。“被判刑的犯人不得不忍受这样延长的苦刑，肯定没有上帝的特别意志不致如此。”加尔文于是论证：倘若需要维护“上帝的荣誉”，宁可过严，不可过宽。只有不断惩罚，才能产生一个有道德的人类。

把基督设想成这样冷酷无情，把上帝设想成要不断地“维护自己的荣誉”，这样的论点只能在一个还是中世纪的世界里化为现实，不难想像，这会多么草菅人命。在加尔文统治的最初五年，在这座相对来说比较小型的城市里，就有十三人处以绞刑，十人斩首，三十五人活活烧死。除此之外，还有七十六人被扫地出门。许多及时逃脱这种恐怖的人还不计算在内。于是在这座“新的耶路撒冷”里，所有的监狱不久就人满为患。监狱长不得不向市政委员会报告，他已无法再接纳其他囚犯。这种令人心惊胆战的刑罚，不仅用来对待已经判刑的犯人，也用来对付稍有嫌疑的人。受到控告的人宁可自我了断，也不愿被拖进刑讯室去。最后市议会甚至不得不发布命令，囚犯必须白天黑夜都戴上手铐，为了阻止“这种意外事件发生”。但是从来没有人听见加尔文说一句话，来停止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相反，根据加尔文的建议，在叫人痛苦的行刑拷问之际，除了拧转大拇指和牵引肢体绳之外，还加上烧烤双脚，烧灼脚底。这座城市为了“秩序”和“教化”所付出的代价，实在大得可怕。因为日内瓦在加尔文以上帝的名义统治该城之前，还从来没有做出过这么多血腥的判决，还从来没有采用过这么多刑罚、拷打，还从来没有那么多人流亡。所以巴尔扎克完全有理由说加尔文的宗教恐惧，远比法国大革命时发生的一切血腥暴行更为令人发指。“加尔文狂暴的宗教褊狭，缺乏宽容，比罗伯斯庇尔的政治上的缺乏宽容从道义上讲更加周密，更加无情。倘若他得到一个比日内瓦更加广阔的施展身手的空间，加尔文一定会比主张政治上一律平等的可怕的使徒 ，溅洒更多的鲜血。”

尽管如此，加尔文用来摧毁日内瓦人热爱自由的感觉的手段，主要的并不是这些野蛮的血腥判决，而是系统的烦恼和每天对人的恐吓。乍一看，加尔文在他的《纪律》里掺进去的那些芝麻绿豆般无足轻重的小事，也许显得可笑。但是请别低估这种方式的精妙绝伦。加尔文故意把他禁令的网编织得细小紧密，结果就完全不可能从中溜走，或置身事外；他故意把禁令设置在琐碎小事，鸡毛蒜皮之上，这样每个人就不断地感到自己有罪，于是便出现一种对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权威持续不断的恐惧状态之中。因为，在人们每天行走的道路的前后，设置的陷阱越多，此人就越发不容易自由自在、昂首挺胸大步前进。不久，在日内瓦，已不可能感到安全。因为教会监理会其实也把无拘无束地自由呼吸宣布为罪行。只消翻阅一下会议记录的名单，就可以理解这种吓唬人的方法实在精妙绝伦。有个市民在一次洗礼上发出微笑：判三天监禁。另一个市民由于夏天炎热感到疲劳，在布道时睡着了：关进监狱。工人把肉馅饼当作早餐：罚三天只能喝白水吃面包。两个市民玩了保龄球：坐牢。另外两个掷色子，赌注是四分之一升葡萄酒：坐牢。有名男子拒绝在他儿子受洗礼时给予亚伯拉罕这个名字：坐牢。有个瞎眼的小提琴手奏乐让人跳舞：驱逐出城。另一个人赞美卡斯台利奥的《圣经》译文：驱逐出城。一个女孩在溜冰时被人撞见，一个女人扑倒在她丈夫的坟上，一个市民在做礼拜时给他身边的人一撮鼻烟：都被传到教会监理会去，受到警告、受罚忏悔赎罪，如此等等，如此等等，没完没了，没有止境。快活的人们在三王来朝日把一粒豆子放进蛋糕 ：被罚二十四小时只许喝白水吃面包。有个市民称加尔文为 先生 ，而不是叫他 大师 。有几个农民按照古老的习俗上了教堂之后谈论生意：坐牢，坐牢，统统坐牢！有名男子玩了纸牌：被捆在耻辱柱上，把纸牌挂上他的脖子。另一个市民在大街上忘乎所以地唱起歌来：罚他“到外面去唱”，这就是说：放逐到城外。两个船夫的小伙计斗殴，并没有打死任何人：统统处死。三个未成年的男孩相互之间做些下流的事情，先被判处火刑，后来得到赦免，罚他们站在熊熊燃烧的柴堆旁示众。当然，反对加尔文在治国和宗教方面无错误论的任何活动，受到的惩罚最为厉害。有个人公开发表讲话，反对加尔文的天命注定论的学说，罚他在全城各个十字路口，受到鞭笞直到鲜血直流，然后遭到流放。有个印书匠醉酒之后，辱骂加尔文，便用灼热的铁条刺穿他的舌头，然后把他赶出城去。雅克·格吕哀 遭到刑讯拷打，然后处死，只因为他称加尔文为伪君子。每个过失，哪怕小到微不足道的地步，全都认真仔细地载入教会监理会的档案。这样，每个市民的私人生活全都一览无余。加尔文的道德风纪警察和他本人一样，既不会遗忘什么，也不会原谅什么。

这样一个警钟长鸣的恐怖统治，最后不可避免地必然会摧毁个人和群体的尊严和力量。倘若在一个国家制度里，每个市民必须时刻准备好被人询问，受人审查，遭到判刑，倘若他知道，每做一件事，每说一句话，都会有看不见的密探在对他窥视侦察，倘若不分白天黑夜，大门就会出乎意料地突然打开，“搜查”就会破门而入，那么人们的神经就会渐渐松弛，群众性的恐惧就会产生，即使最突出的勇敢分子受到传染也会渐渐染上惊恐。抗争这样徒劳，最后维护自我的意志必然麻痹。通过加尔文的管教制度，通过这种 纪律 ，日内瓦城不久果然变成了加尔文所希望的那样：敬畏上帝，胆小怕事，冷静冷漠，不做反抗，心甘情愿地屈服于惟一的意志：加尔文的意志。

加尔文

这种纪律施行几年之后，日内瓦开始发生变化。就像有一张灰蒙蒙的纱幕笼罩在这座以往自由自在欢乐欣喜的城市之上，花花绿绿的衣裳就此消失，斑斓绚丽的色彩洗刷尽净，教堂的钟楼不再发出钟响，大街上再也听不见欢快开朗的歌声。每幢房子全都变得光秃秃的毫无修饰，就像加尔文教的一座教堂。从此提琴不再奏响邀人翩翩起舞，保龄球不再欢蹦乱跳地滚进球道，骨制的色子不再在桌子上轻轻叮咚乱撞，饭店也就无人光顾。舞池里空无一人，幽暗的林荫道，以往一直是钟情的爱侣出没的地方，现在阒无人迹。只有教堂里空旷无物的内厅，每逢星期天聚集了神情严肃、沉默无语的人群。城市得到了另外一副容貌，严峻、郁闷，加尔文的容貌。城里其他居民，由于恐惧或者无意中想要适应，渐渐地也全都接受了他那僵硬的态度，他那阴沉的喜怒不形于色的自我封闭的态度。他们走路，再也不是步履轻盈，体态放松，他们看人，目光再也不敢显示温暖的眼神，唯恐亲切被当成好色。他们已不会举止大大方方，由于害怕这个阴鸷的人，他自己可是从来也不流露欢快的情绪。甚至在至爱亲人最狭小的圈子里，他们也养成悄声耳语的习惯，不再扬声说话，因为隔墙有耳，门背后也许会有仆役和使女窃听。恐惧已成为慢性病，使他们到处都感到有隐身不露的暗鬼和密探，在暗中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尽量别引人注意！千万不要因为服装怪异、说话冒失、表情欢快而引人注意！千万别引人怀疑，只求被人遗忘。日内瓦人恨不得就待在家里，至少门闩和墙壁在一定程度上还能保护他们免遭窥视和遭人怀疑。但是倘若他们碰巧看见有个教会监理会的人沿着大街走来，马上就吓得脸色苍白，心惊胆战地从窗口退了回来。有谁知道，邻居向上面报告了他们什么事，或者说了他们什么话？倘若不得不出门上街，他们就低眉敛目、一声不吭地、穿着黑色的大衣默默地溜着墙根往前走，仿佛是去听布道，或者去参加葬礼。甚至于孩子，在这种新式的严厉的训导下长大成人，从小在“修身课”上吓得要命，游戏时已经不再纵情疯玩，不再大声喊叫，他们也都缩着脖子，畏首畏尾，就像害怕会挨到看不见的重重一击。他们就像那些终年不见阳光，只在寒冷的阴影中成长的花朵一样，这些孩子也没有鲜活气息，一副怯生生的样子。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犹如钟表，滴答滴答。节奏分明，悲悲惨惨，冷冷清清，从来不被喜庆节日打断，单调乏味，循规蹈矩，切实可靠。倘若外地人初次走过城里的街道，定会以为全城都在举丧。人们的目光是这样阴沉冷漠，大街小巷是这样沉寂，毫无欢乐气氛，绝不兴高采烈，而是压抑沉闷。当然训导严格，纪律严明，这都妙不可言。但是加尔文强加给此城的这种严格的循规蹈矩，安分守己，代价惊人，这是以不可估量的损失为代价换来的，失掉一切只有在精力充盈、狂放不羁时才能产生的神圣的力量。尽管这座城市能说自己拥有一大批信仰虔诚、敬畏上帝的市民、布道勤奋的神学家和态度严谨的学者，可是即使在加尔文身后二百年，日内瓦也未能创造出一名拥有世界声誉的画家、音乐家和艺术家。与众不同的特色，牺牲于四平八稳之中。独创性的自由精神，为委曲求全的驯从奴性所压倒。等到又有一位艺术家在这座城市里诞生，他整个一生都在为捍卫个性不遭强暴而进行反抗。只有等到此城最为独立无羁的市民，让·雅克·卢梭 出生，日内瓦才完完全全地从加尔文的精神桎梏下解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