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8年7月—1569年1月
玛利亚·斯图亚特被人诱骗轻率地同意采取“公正的仲裁”形式，英国政府马上就动用一切权力手段进行并不公正的审理。那些勋爵可以亲自出庭，各种证据应有尽有；对玛利亚·斯图亚特则仅允许派两名亲信去代表她。她只能在法庭之外，通过中间人对进行叛乱的那些勋爵提出控诉；而这些人却可以大声地要说什么就说什么，也可以暗中互相串通——这一阴险的手法迫使她一开始就从进攻的地位转到防守的地位。所有动听的承诺都一个接着一个悄然扔到审理案件的桌子下面去了。同一个伊丽莎白，她刚刚说过，如果在讼争结束以前让玛利亚·斯图亚特见她，有碍她的声誉，却毫无忌惮地接待叛逆莫雷，突然只字不提她的“声誉”了。当然，将玛利亚·斯图亚特强按在被告席上的意图仍以狡诈的方式掩盖起来——尚需顾忌国外的反响，口径一致的说法是：那些勋爵要把起来造反一事“说清楚”。伊丽莎白装模作样地要求那些勋爵“说清楚”自然意味着：他们应当说明对女王动武的缘由，实质上就是要他们将谋害国王的整个事件都抖搂出来，这样便自然而然地将矛头指向了玛利亚·斯图亚特。只要这些勋爵对她提出足够的指控，那么伦敦方面继续扣留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理由在法律上就站住了脚，拘禁她本来说不过去，现在面对世人总算也说得通了。
可是这次设计起来遮人耳目的会议——实在不能称之为审理，否则就玷污了“司法”二字——出乎意料地逐渐变成完全与塞西尔和伊丽莎白的愿望相左的闹剧。人们一把双方带到圆桌旁边坐定，想让彼此互相指控，两边就都无意抛出文件和资料，大家心照不宣。——这场官司真是怪事！——在这里，原告与被告从根本上说是同一罪行的共犯。双方对谋害达恩莱这件棘手的事情都想避而不谈，因为策划和参与此事两边都有份。如果莫顿、梅特兰与莫雷打开那只首饰盒，认定玛利亚·斯图亚特是帮凶或者至少是知情人，那么这些一脸正气的勋爵说得完全有理。然而，如果玛利亚·斯图亚特指摘他们也是事先得知或者默许此事，同样完全有理。要是这些勋爵将那些令人尴尬的信件放到桌面上来，那么玛利亚·斯图亚特可能也将这些事后国王忠臣的假面具撕下来，因为她通过波思威尔知道谁在谋害协议上签了字，或许手里就捏着这些文件。因此双方都不想动真格，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以不为已甚的方式处理这桩令人难堪的事情，不去惊动坟墓里可怜的亨利·达恩莱，成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这也完全可以理解了。“让死者安息！”成为双方假惺惺的祝愿！
这就出现了伊丽莎白完全意料不到的怪事：开庭审理时，莫雷只指控波思威尔——他知道，这个什么都干得出来的家伙远在他国，不会说出这些同伙，但他出奇地审慎，在任何问题上都避开指摘他的妹妹，好像完全忘掉了一年前人们在国会里公开控诉她参与谋害那件事。这些令人费解的骑士完全不像塞西尔所希望的那样一往无前地冲进竞技场的围栏：他们并没有把那些做出指控铁证的书信扔到桌面上。而且——这出挖空心思编出的闹剧还有并非最后一个的怪现象——连那些英国仲裁委员们也手下留情，保持缄默，很少动问。诺塞姆伯兰勋爵是天主教徒，对玛利亚·斯图亚特也许比对自己的女王伊丽莎白更要亲近一些；诺福克公爵出于逐步暴露出来的个人原因则在进行心平气和的调停。谅解的基本线条已经显示出来：玛利亚·斯图亚特重新获得尊号与自由；莫雷保留他唯一看重的统治实权。伊丽莎白盼望以雷霆万钧之势从德行上击垮对手，但轻轻吹拂而来的却是一缕柔风。大家关起门来，亲切交谈，而不是扯着嗓子争论文件和资料，气氛越来越融洽，越来越友好。几天以后——这场官司真怪！——不是铁面无私开庭审理，而是原告与被告、仲裁委员与法官已经亲密无间地进行合作，要为这次会议，为这一伊丽莎白苦心经营，准备以此对付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全国政治大事举行头等体面的丧礼。在两方之间来回跑动的合适的媒人、够格的掮客便是苏格兰国务大臣梅特兰（勒廷顿）。在达恩莱谋杀案这桩见不得人的事件中他扮演了最见不得人的角色，他是天生的权术家，两面角色非他莫属。这些勋爵曾在克莱格密勒朝见玛利亚·斯图亚特，建议她以离婚或其他方式摆脱达恩莱，这时代表他们说话的就是梅特兰，他作了语意暧昧的承诺，说：莫雷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另一方面他又怂恿她与波思威尔结婚，在那次劫持时，他也“凑巧”目击了此事，到了玛利亚·斯图亚特大势已去的最后关头他才又转到勋爵们那一边。如果女王与那些勋爵火并，他就难逃两边夹击的厄运。因此，他连忙采取各种各样的办法，不管合情合理与否，但求达成和解。
首先，他吓唬玛利亚·斯图亚特，说：要是她不让步，那些勋爵就会使用所有能够借以自卫的手段，即使让她丢脸也顾不得了。为了让她看到，那些勋爵手里有哪些使她出乖露丑的武器，他偷偷地叫他妻子玛利·弗来明抄下主要指控证据，即首饰盒中的情书和十四行诗，将抄件送到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手上。
这样偷偷地将她还不知道的指控材料交给玛利亚·斯图亚特当然是梅特兰吃里爬外的一着棋，而且也严重地违反了诉讼规定。勋爵们立即反击，也以同样上不得台面的方式，将“首饰盒中的信件”有点像从审理案件的桌子下面塞给了诺福克和其他英国仲裁委员。这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刚想进行调解的法官们本人马上就对她有了反感。尤其是诺福克对这个打开了的潘多拉的盒子 里冒出的臭气大为震惊，立即向伦敦奏报——他本来也不应该这么做，但是在这场咄咄怪事的讼争里，什么都畅通无阻，只有正义寸步难行：“波思威尔与女王之间放纵、肮脏的情爱，她对后遭杀害的丈夫的厌恶，置他于死地的阴谋如此显而易见，一定会使每一个正直、善良的人都感到惊骇，不寒而栗。”
这份报告对玛利亚·斯图亚特来说是坏消息，对伊丽莎白来说却是求之不得的喜讯。现在她知道有什么能使玛利亚·斯图亚特名誉扫地的指控材料可以放到桌面上来。在材料公开之前，她急不可耐了。现在玛利亚·斯图亚特越是希望私下调解，她就越要坚持让她当众出丑。诺福克看了人人皆知人人皆骂的首饰盒里的那些信件，便抱着敌对的态度，感到非常气愤，看来玛利亚·斯图亚特在这场赌博中已经输定了。
然而，在赌博时和在政治斗争中，只要手里还有一张牌，就永远都不能认输。正是在这一短暂的时刻里，梅特兰走了让人目瞪口呆的一着棋。他去找诺福克，同他进行了一次促膝长谈。瞧，大家都感到奇怪，起初大家都不会相信那些记述：一夜之间发生了奇迹，扫罗变成了保罗 。一腔义愤、怒火中烧、对她成见已深的法官诺福克，现在成了玛利亚·斯图亚特最起劲的帮手和同党。英国的女王希望公开审理，但他不是按照她的意向行事，而是突然反而更多地为苏格兰女王的利益卖力了。他出人意外地劝说玛利亚·斯图亚特不要放弃苏格兰的王冠和英国的继位权利。他支持她，鼓励她，同时竭力劝阻莫雷不要将这些书信抖搂出来。瞧，莫雷同诺福克密谈一番以后蓦地换了一副面孔。现在他不硬来，好说话了。他完全赞同诺福克的态度，只拿波思威尔问罪，并不涉及玛利亚·斯图亚特。看来夜间解冻的和风拂过千家万户，坚冰融化，再过几天，这个稀奇古怪的法庭上将会春意盎然，皆大欢喜。
人们不禁要问：拿什么能说动诺福克，使他一夜之间竟会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伊丽莎白的法官变成她自己意愿的叛徒，从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对头变成她最热心的朋友？第一个想法是：梅特兰一定贿赂了诺福克。再想一下，这看来不会起什么作用，因为诺福克是英国贵族的首富，他的家族紧挨着居于都铎家族之后。一个梅特兰，整个贫穷的苏格兰都凑不起这么多钱。但是像在大多数情况下那样，第一个感觉准确无误——梅特兰果然成功地贿赂了诺福克。他向这个年轻的鳏夫使用了唯一能让这样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动心的行贿手段，这就是更大的权势。他向这位公爵建议与女王玛利亚·斯图亚特结婚。这样，可以同时得到英国王位的继承权利。王冠仍然能够产生魔力，使最胆怯的人变得勇往直前，使最恬淡的人变得野心勃勃，使最明智的人变得愚不可及。现在大家明白了：为什么诺福克昨天还那么急切地硬要玛利亚·斯图亚特自动放弃王权，突然又那么显眼地劝说她要加以维护。他要同玛利亚·斯图亚特结婚，只是为了一下子便能使他取代都铎家族的权利，正是这个家族曾以叛国罪处决了他的父亲和祖父。一个国王家族曾经借刽子手的利斧砍杀了他自己的家族成员，如果他这个做儿子、做孙子的背叛了这样的国王家族，人们就不好责怪他了。
同一个人昨天还对那个杀人犯、通奸犯玛利亚·斯图亚特深恶痛绝，对她“肮脏的”奸情义愤填膺，现在却这么快就打定主意同这个女人结婚。在最初的瞬间，我们现代人觉得实在难以理解这种闻所未闻的做法。当然，关于此事，替玛利亚·斯图亚特辩解的人又有一个说法，认为在那次密谈中，梅特兰肯定说服了诺福克，使他相信玛利亚·斯图亚特清白无辜，肯定证实了那些“首饰盒里的信件”全是赝品。可是流传下来的文献对此却无只字提及，而且实际上几个星期以后诺福克还继续在伊丽莎白面前称玛利亚·斯图亚特为女杀人犯。以现代人的眼光要想倒退四百年来谈道德，那是大谬不然，因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在不同时代和地域并非一成不变，每个时代的衡量标准都不一样。道德始终只是相对的概念。当今这个时代对政治谋杀远比十九世纪宽容，同样地，在十六世纪干这类事也没有多大顾忌。在一个道德观点不是源自《圣经》，而是源自马基雅弗利主义的时代，人们不知良心的责备为何物。那时谁想登上王位，通常不会多愁善感地左思右想，太跟自己过不去，而是眼睛盯住丹墀，只怕它洒了鲜血还未干透。《理查三世》 里，王后嫁给她知道这就是杀害她丈夫的凶手的那个人。这场戏出于一位同时代人之手，观众看了并不觉得难以置信。为了当上国王，谋害、毒杀自己的父兄，驱使成千上万无辜的人互相残杀，赶走这个，除灭那个，什么伤天害理的事都干。人们几乎无法在当时的欧洲找到一个没有公然犯下这类罪行的君主家族。只要事关王冠，十四岁的男童娶来五十岁的贵妇，尚未成年的少女嫁给可以做爷爷的白发老翁。人们不大理会德行、美貌、尊严与人品，配偶可以是弱智、驼背、瘫子、梅毒患者、罪犯。既然这个年轻、貌美、热血沸腾的女君主表示愿意扶持他做她的丈夫，为什么偏偏要这个爱虚荣、有野心的诺福克就非顾虑重重不可呢？诺福克为非分之想所蒙蔽，对玛利亚·斯图亚特过去的所作所为不怎么在意，而是一心想着她对他有何用处。这个人意志薄弱，不甚明智，心目中自以为已经在威斯敏斯特取代了伊丽莎白。一夜之间，形势陡转，梅特兰这只巧手松开了罩住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罗网。她本来难免面对一名严厉的法官，谁知却又有了一个求婚者和援助者。
但是伊丽莎白有顶用的耳报神，她生性多疑，头脑清醒。她曾得意地对法国的使节说过：“君主有大耳，远近都能听清楚。”从许许多多细小的迹象中她觉察出：在约克郡正在酿造不合她口味的可疑的饮料。她先召见诺福克，语带讥刺地劈头告诉他：听说他在求婚。诺福克并不是一个铁打英雄汉，连忙狼狈不堪地加以否认，虽然他昨天还向玛利亚·斯图亚特求过婚，使人想起彼得听见响亮而清脆的鸡啼声 。他说：这些传闻全是谎言，全是诽谤，他决不会娶这样一个通奸犯和杀人犯。他虚伪透顶地表示：“如果我要入睡，枕头就非保险不可。”
然而伊丽莎白心里有底，事后她说：“他们当我是傻瓜，以为我什么都没有看出来。”这个女人按捺不住了，恶狠狠地揪住他，就当宫内唯唯诺诺的一个小角色，他便把自己所有的秘密和盘托出。她立即采取有力的措施。根据她的旨意，于11月25日将审理会议由约克郡迁到威斯敏斯特的迪庇克泰推事室里举行。到了这里，离她门前只有几步路，就在她警惕的眼皮底下，梅特兰做手脚便不像在约克郡那么容易了，到那里有两天路程，远离了警卫和密探。此外，伊丽莎白看出她那些委员不牢靠，又添了几个她完全信得过的人，首先是宠臣勒斯特。现在她这只无情的手握住了缰绳，审理便按指定的步调高速运行。莫雷这个老食客得到简单明了的指示：“要为自己辩护”，也得到隐含风险的鼓励：“即使要进行臭不可闻的指控”也不能退缩，这是指提出玛利亚·斯图亚特与波思威尔通奸的物证，也就是出示首饰盒里的信件。伊丽莎白曾对玛利亚·斯图亚特郑重承诺：不许提出有损她名声的事情，现在却把它忘得一干二净。倒是那些勋爵还感到不怎么自在。他们犹豫再三，没有拿出这些信件来，而且仅限于谈及一般的疑点。伊丽莎白不能公开要求他们交出那些信件，否则她那居心不善的用意就暴露得太清楚了。因此，她采取一种更加伪善的做法。她装作仿佛她自己深信玛利亚·斯图亚特清白无辜，怀着身为姐姐的焦急心情迫切要求彻底查清事实，要求呈交所有“造谣中伤”的物证，认为只有这一个办法才能挽救她妹妹的名誉。她要使有关的信件、写给波思威尔的十四行诗都出现在审理案件的桌子上，非把玛利亚·斯图亚特最终弄得身败名裂不罢休。
在这样的压力下，那些勋爵终于软化。在最后的瞬间还演了一幕不听话的小闹剧：莫雷不是自己把信件放到桌子上去，而是仅仅扬了一下，便让一名文书“强行”夺去。无论如何，此时此刻——伊丽莎白赢了，这些书信摆在桌子上了。此时此刻，这些书信被朗读了，读了一遍；次日在扩大委员会上又被朗读了一遍。那些勋爵虽然早就宣誓确认这些书信为真迹，但还不够，还不够哇。伊丽莎白仿佛提前几个世纪早已预见到为玛利亚·斯图亚特恢复名誉的人们会把这些信件称作赝品，提出种种质疑，因此她传旨，在委员会全体成员面前，认真比较这些信件与她收到的玛利亚·斯图亚特来信的笔迹。在进行鉴别时，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代表们离开会场（证明信件确系真迹的又一重要论据），同时——理直气壮地——申明，伊丽莎白自食其言：不许提出任何“有损”玛利亚·斯图亚特“名誉”的材料。
主要被告不许出庭，而她的对头如伦诺克斯却又可以随便指控，试问在这场所有案件当中最不公平的讼争里还有什么公正可言呢？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代表们一离开，与会委员们便一致通过《暂行决议》：玛利亚·斯图亚特洗刷干净所有这些指控以前，伊丽莎白不能接待她。伊丽莎白达到了目的。人们终于编造了她迫切需要的借口，她可以据此将这个逃亡的女人一脚踢开了。再找一个遁词，将她继续“置于体面的监护”之下——这是代替“囚禁”的漂亮说法，也并非难事。伊丽莎白忠实的追随者之一大主教派克得意忘形地欢呼：“我们善良的女王现在揪住这只狼的耳朵了。”
这个《暂行决议》公之于众之后，玛利亚·斯图亚特名誉扫地，低下头来，露出脖子，现在可以判决了，就像等着利斧猛地砍下一样。她可以被定为杀人犯，引渡到苏格兰，到了那里约翰·诺克斯就绝不容情了。但是在这个时刻，伊丽莎白抬了一下手，致命的一击化解了。每当需要做出最后决定去行善或者去作恶时，这个哑谜一般的女人总是缺乏应有的勇气。这回是萌发了时常在她内心像暖流一样涌起的宽容厚道的人性，还是感觉到身为君王，自食维护玛利亚·斯图亚特名誉的承诺而问心有愧？是权术家工于心计，还是——这个不可捉摸的人物经常如此——种种互相矛盾的情绪混作一团？无论如何，伊丽莎白退缩了，放弃这次彻底击垮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机会。她并未要法庭很快做出不留情面的判决，而是推迟最终的审判，以便与玛利亚·斯图亚特讨价还价。从根本上说，伊丽莎白只要这个倔强、执拗、不怕硬来的女人听话，她只要她顺从，服从。因此，她开导她，趁还未最后判决，应该对物证提出质疑；私下又让人透露给玛利亚·斯图亚特，只要她愿意让位，就会裁定她无罪。这样，她就可以自由自在地领取养老金留在英国。与此同时，又拿公开审判的消息吓唬她——又是糕点，又是鞭子——英国宫廷红人诺利斯奏报：他已竭尽全力恫吓她。伊丽莎白又同时施展她爱用的两种手段：吓唬和引诱。
但是玛利亚·斯图亚特既不怕吓唬，也不被引诱。每次都要到危险迫在眉睫之际，她才会振作精神，随着勇气的增长，态度也越来越坚决。她拒绝查验物证。虽然为时过晚，但她终于看清陷身其中的圈套，于是又回到过去的立场，她说：不让别人摆布与自己的臣仆平起平坐来对质。她身为君王只消说一句：所有这些指控和物证全不足信，这就比所有证据和证言都更有效。她断然拒绝向她提出的交易：以自己的逊位来换取裁决无罪，她根本就不承认这个法庭。她毫不妥协地扔给居间谈判的人们她用生命与死亡加以兑现的几句话：“不要再谈放弃我这顶王冠的可能性了！我宁愿死去也不会同意。我一生最后的话语注定是一个苏格兰女王的临终之言！”
恫吓失败。伊丽莎白欲进又退。玛利亚·斯图亚特勇往直前。伊丽莎白又开始举棋不定了。尽管玛利亚·斯图亚特不肯屈服，人们还是不敢公开裁决。伊丽莎白每次都在如愿以偿有了最后结果的时候畏葸不前（人们将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这种情况）。终于裁决了，虽然未按原来的计划置人于死地，却仍像整个审理那样奸诈可鄙。1月10日宣布的暗中做了手脚、未能自圆其说的判词煞有介事地说：人们并未提出莫雷及其追随者背弃人格与职责的举动。这就明确认可了那些勋爵起来叛乱这件事。对玛利亚·斯图亚特名誉的说明则极为含混，说：勋爵们未能充分证明他们对女王的指控，也就未使英国女王对她妹妹形成不良的印象。从字面上看，人们可以把这个说法视为保全名誉，可以把证据看做被宣布等于没有提出来，没有提成功。但在“充分”一词中却藏有淬毒的倒钩，隐含的意思是：各种各样说明嫌疑与罪行极为重大的物证已经提出来了，只是还不那么“完备”，未能说服一个像伊丽莎白这样善良的女王而已。但对塞西尔来说已经够用了：现在嫌疑依然笼罩在玛利亚·斯图亚特的头顶，这就有足够的理由继续拘禁这个无力还手的女子。就这一时刻而言，伊丽莎白已经取胜。
但这是一个付出惨重代价的胜利。只要她不放走玛利亚·斯图亚特，英国国内便有两个女王，而且只要这一个活着，另一个不死，这个国家就不得安宁。不公平总会带来不安全，居心不善有所得总会变成自己吞食的恶果。从伊丽莎白剥夺玛利亚·斯图亚特自由那一天开始，她便葬送了自己的自由。她对待玛利亚·斯图亚特像敌人一样，也就使对方任何敌意行为变得合情合理。她自食其言，对方当然也随时都可以言而无信。她撒谎骗人，对方当然随时都可以口是心非。伊丽莎白未按纯任自然的初衷行事，一步走错，年年岁岁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她后来认识到：面对此事原是明智之举，可是为时过晚。要是伊丽莎白举行低档仪式，冷淡地接见一下，让这个哀求的女人离开英国，那么玛利亚·斯图亚特的余生将会多么可悲而渺小，消失在无声无息中！在那种情况下，这个遭到鄙弃的女人还能去哪里呢？没有一个法官，没有一个诗人还会提到她。由于那些丑闻而令人齿冷，由于伊丽莎白宽厚而显得卑贱，她只能漫无目的地从这个宫廷到那个宫廷四处游荡。在苏格兰，莫雷已切断她的通道。在法兰西和西班牙，人们都不会特别欢迎这个给人添麻烦的不安分的女人。依着她容易动情的习性，说不定又会卷入新的桃色事件，说不定渡海去丹麦追随她那个波思威尔去了。但是她的名字要么在历史上销声匿迹了，要么充其量作为与预谋自己丈夫的凶手结婚的女王，并不那么体面地被人提一下。只是由于伊丽莎白对她心怀鬼胎的不义行为在世界史的角度上解救了她，她才免除了所有这些凄惨、卑微的遭遇。只有伊丽莎白才又使她敌手所处的地位反而显得具有重大的意义。她竭力要贬低玛利亚·斯图亚特，实际上却抬高了她，在这个被推翻的女人头上围上一个殉道者的光轮。玛利亚·斯图亚特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情像平白无故遭到不公平待遇那样使她成为传奇人物。伊丽莎白也没有一件事情像在重要时刻未能真正以宽厚待人那样损害了她自己的道义水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