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编制一种真正能表示个别时期和个别地方货币购买力的指数所遇到的困难。
一种十全十美的衡量一般购买力的单位不仅不可能得到，而且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货币的有效价值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部分地取决于其欲望的性质。肉价的上涨和面包价格的相应降低，会提高那些无力购买许多肉的人的工资的购买力。对一个生活优裕的单身汉来说，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是无关重要的。但如果他不得不以同样的收入来供给一个大家庭的衣食，就会认为奢侈品价格的降低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哪怕只是稍稍有所上涨）降低了货币的购买力。对于某一国家例如联合王国来说，所谓购买力单位必须是一种能满足平均消费者欲望的大致相同的手段。（为明确这一概念起见，可以认为平均消费者是五口之家，它消费联合王国五千万居民所消费的东西的一千万分之一。）
如上所述，最简单的方法是选择若干有代表性的批发商品，并把其在不同时期的价格加起来。第二步是根据不同时期的消费额来估计其重要性。然后以这种重要性或“权数”来乘该商品价格的变动。例如，如果英国平均每年消费的胡椒价值为五十万英镑，而茶叶为二千万英镑，那么，茶叶涨价1％就相当于胡椒涨价40％。如果把胡椒的权数定为1，则茶叶的权数一定是40.
第三步是要在某些商品的权数中，计入另外一些物品的价值，这些物品的价格受同一些因素的支配，但因为其性质变化很快而不可能连续记录其价格。例如，考虑某种标准布的权数时，应包括许多毛绒织品（它们的形式随着每一次风气的改变而改变）的价值。或者计入羊毛的价值，而不计入毛织品的价值，把织一码标准布的成本变动看作是其他制造部门成本变动的结果。1
1人们还经常采用一种介乎这两者之间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为各种商品确定精确的权数，而是通过分类把小商品归并为可与大商品比较的混合商品。也就是说，把价格受大致相同因素影响的几种小商品归为一类，取它们的平均价格列在表内作为一混合商品的单一价格。如果这仍不足以与小麦、棉花等极重要的商品相比，则可以把小麦制品、棉花制品等分为若干类，每一类的价格单独列一栏，由此而得到的指数就是所谓调和平均数。杰文斯和索尔贝克编制的英国标准物价指数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编制的许多主要指数，采用的都是这种方法。参阅杰文斯的《通货与金融研究》以及索尔贝克在1886年的《统计杂志》和1895年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未加权的”平均数相当于每人一票的选举法。“加权的”平均数则相当于根据所谓股份公司原则每人按其对国家的贡献投票的选举法。这后一种方法相当于普鲁士的旧选举法，每一公民有一票，但他如果纳的税少，就归入那一阶级，这个阶级的集体选举权与其人数相比小得可怜。
但要记住，用上述方法确定的权数是就一般情况而言的，而不表示各种商品的绝对重要性。例如，作为饮料的水，其成本通常几乎是忽略不计的，但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其价值偶而也会高到差不多与生命的价值相等。以农产品为主的物价指数的高涨，虽然首先对农民有利，其次对地主有利，但对工匠甚至农业工人来说，它却意味着货币购买力的显著下降。
再举一个例子，假定在粮食价格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工匠家庭用五分之一的工资就足以买到其所需要的粮食。如果粮食价格上涨百分之三百，则除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外，仍会留给工匠家庭一点余钱。但如果平时粮食的价格相对于工资来说就很高，以致他们必须用五分之四的工资购买粮食，则粮食价格再上涨30％，就会使他们挨饿，接着即使他们不生病，也会身体虚弱，无论如何不可能全天工作，得到全部工资。
当然，上个世纪初粮食价格的上涨给非熟练工人带来的害处与现在粮食价格的上涨给非熟练工人带来的害处根本不能相比。即使就购买生活必需品以后工资一般稍有剩余的熟练工人而言，我们也常常低估粮食价格的上涨给他们带来的害处，因为我们现在是以粮食价格上涨的幅度占工人收入的百分比来衡量工人由此而遭受的损害。按照这种方法，现在一夸特小麦涨价十先令，将认为其害处约等于上世纪初价格上涨五先令带来的害处，而如果采用另一种方法，即认为粮食涨价带来的害处随涨价引起的一般物价的变动而变动，则现在一夸特小麦涨价十先令，将认为其害处约等于上世纪初价格上涨二十五先令带来的害处。
2．同一组价格的变动可能以极不相同的方式影响一国的不同阶级。根据各种不同的商品在工人的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加权的指数，同“工人的预算”一起使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货币的一般购买力应以最终消费者购买商品支付的零售价格来衡量。但这一方法几乎在每种场合下都会遇到困难，而且在许多场合下是行不通的。结果一般都采用一些主要的未加工商品和少数初级制造品的物价一览表。这种方法很简单，因而非用它不可。1
在某种程度上克服所遇到的困难的方法是搜集大量的“工人预算”，每一份都可以告诉我们一个节俭家庭的详细支出情况。以此为根据，就可能用一般日用商品的零售价格来确立衡量货币购买力的具体尺度，这可以有效地检验根据批发价格所作的推断。但如果用它来代替这种推断，而不是仅仅把它当作一种辅助性的检验手段，则很容易使人得出错误的结论。2
1商业刊物和其他刊物常常（有些刊物是每天）登载一些相当标准化的重要原料的批发价格，但却不登载，也不可能登载与此相对应的精确的零售价格。原因是多方面的，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类。
一是成品的种类太多而且复杂。二是迎合不同顾客需要的零售商提供的服务有差距。实际上，一个零售商还可以比另一个零售商更便宜地提供服务，虽然他索取的价格本来就较低。一个消息灵通、喜欢吹毛求疵、讥笑粗劣陈列的顾客，常常会有意选择一家价格较高的商店，因为他有理由希望，在这里他可以选购到他真正需要和喜欢的东西。
2工人有时爱贬低其工资，有时爱夸大其工资，但他总是喜欢夸大他购买家用什物，特别是购买肉类支付的价格。凡注意大城市工人住宅区里，特别是星期六晚上肉的卖价的人，不会相信每磅肉的平均价格会有普通工人阶级家庭预算中的肉价那么高。当然，许多肉的质量并不那么值得夸耀。不过一般说来，如果是购买新鲜肉的话’现在工人购买到的肉要比以前他们购买的肉干净，而且质量有时也好得多。
在这种预算里，通常把捐税列入房租。因而房租中一般包括向房客不断地，无限地供给用水的费用、排除污水等等的费用和很昂贵的路灯费和铺路费。几世纪以前，铁管和蜡烛比现在要贵许多倍，如果那时工人的住宅有这许多现在认为无关重要的小玩意，那么它们的费用也许会使工人为一千立方英尺大的房间所付的租金增加一倍以上。1
1下面的陈述录自劳工部1920年3月号的《本月工作》，它谈了如何衡量《劳动报》上发表的生活费用的变动：
这些统计数字清楚地说明了工人阶级的状况，包括衣、食、燃料、灯火的价格和房租等其他项目。
关于主要食品价格的数字依据的是从一些有代表性的零售店那里收集来的情报，其中包括卖东西给工人阶级的合作社、大联合商店和私人小店：它们分布在六百三十个村镇中。被调查的零售店（包括合作社在内）的总数约五千五百左右，但这个数目并未完全指出统计的根据。在许多情况下，零售店所报的价格是几个店铺共同的价格，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价格是由“粮食管理法令”或零售商之间自愿订立的协定规定的，以致某一物品在某一地区是按统一价格出售的。
列在主要商品表上的食品是牛羊肉，腌猪肉、鱼、面粉、面包、马铃薯、茶、糖、奶油、人造黄油、干酪和鸡蛋。这些通常占整个家庭食物开支的四分之三以上，所以把另一些更多的比较次要的食品包括在内，也并不会影响平均百分比的增加。最重要的省略是水果和除马铃薯以外的蔬菜，因为把它们包括在一系列零售价格指数内是做不到的。
为了表示零售价格水平的平均上涨幅度，可以把各种商品价格上涨的百分比合并为一个总数。合并的方法是：先根据各种商品在战前工人阶级的预算中所占的比重求出‘权数”，然后用这种权数乘每种商品价格上涨的百分比，最后用这些“权数”的和除所得到的积。
衣服和衣料的零售价格统计数字是通过邮局从大城市中有代表性的零售店（有些还有许多支店）那里收集来的。但精确估计衣服价格的变动是很困难的。主要的困难是必须获得同样质量或类似质量的衣服在不同日期的价格。所收集的统计数字应尽可能是质量相同或质量相当的衣服的数字，是工人阶级平常所购买的衣服的数字。
劳工部在三十个主要城市中的地方通讯员每月定期提供有关煤和煤气的价格数字。多次用更多城市的数字来检验这些数字，结果表明，它们很能说明一般情况。
另外，还从零售商和广告等各种不同的资料来源收集一些在工人的开支中所占比重较小的项目的涨价材料，这些项目包括肥皂、苏打、油、蜡烛、火柴、刷子、铁器、陶器、报纸、车费、烟草等。劳工部根据这些资料可以判断出所有这些商品的涨价，对物价总水平的上涨有何种影响。
为了用一个数字表示全部商品价格的上涨，可以根据各主要开支项目的比重合并它们上涨的百分比。运算时，须使用某些“权数”。这些权数的和为12又1/2，各主要开支项目的权数如下：食物7又1/2、房租（包括捐税）2、衣服1又1/2、燃料和照明1、杂项开支（肥皂、苏打、家用铁器、刷子、陶器、香烟、车费和报纸）1/2.使用这些权数可以求出战前生活费用平均上涨的百分比。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任何一个社会阶级的观点来看，对货币一般购买力的估计都应主要从该阶级所消费或如钢轨那样为该阶级服务的商品的批发价格一览表中得出。在此基础上，如果只能获得早期生产阶段的批发价格，则可以推论出完成生产过程的追加费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推论出零售成本的追加费用。这同一基础适用于所有的消费阶级。也适用与贸易、工业、就业和消费有关的许多问题。而且可以帮助进行国际对比，这种对比不仅本身很有用，还可以用来检验国内估计数字的精确性。
3．解释物价指数所受到的阻碍是：一些商品和劳务的名称仍旧，但其性质却有所改变，同时，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这一季节与另一季节有所不同。
在进而比较气候相似的地方的货币购买力和比较时代相近的货币购买力（从而我们可以假定它们的工业技术基本相同）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得不考虑到一些乍看起来似乎没有变动的东西之中的变动。现在的牛和羊比很久以前的牛和羊要重一倍，其体重之中较大的百分比是肉；在肉之中较大的百分比是精肉。在全部肉之中较大的百分比是固体食品，较小的百分比是水分。又如现在十间一套的房子，其容积可能两倍于过去，其一大部分成本用于水、煤气及其他一些旧房屋所没有的设备上。由于这些和类似的理由，对有关落后国家和我国以前的货币购买力的一般估计，我们应大打折扣。还有，现代交通工具不仅降低了每一种运输的成本，而且还以中等票价或低票价在海上、陆上和空中迅速而便利地运送旅客。
连那些号称是比较英国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方的面包价格的统计数字，一般也是靠不住的。十九世纪上半叶出生的人会记得：面包师做的面包，虽然刚做出来时比家里做的有味道，但放不了几天就会变味；面包经常缺斤短两，面粉里常掺有马铃薯、明矾及别的东西，以降低其成本，使其颜色好看，或掩盖其霉味。1836年上议院的一个委员会曾问雅各布，许多号称小麦粉做的面包是不是用马铃薯粉做的，他回答说：“我相信是的，这也是很好的面包呀。”从这一回答中，可以看出许多历史事实。1
1他补充说：巴黎的面包比伦敦便宜，因为伦敦的面粉厂主有专利权，面包师很穷，而面粉厂主很富，他们逼迫穷面包师采用赊帐等方式向他们购买面粉。（q．281，301—314）
如果一种商品的质量提高很大，而其价格只略有增加，则应认为这种变动实际上降低了该商品的价格，但在统计资料中这种变动却可能表现为物价的上涨。这种错误可通过细心的思考来纠正；如果我们要比较两个相隔很远的时期而没有这两个时期中间的详细统计资料，则即使勤勉从事，也不会有多大用处，但系统地分析统计资料，总能有点收获。一种新商品的价格起初几乎总有点象缺货的价格。其价格的逐步下降，可反映在购买力单位每年的重新调整上，从而表现为这种新商品满足人们需要的能力有所提高。一种新商品第一次出现在价目表上的时候，人们在确定购买力单位时，往往注意不到它。假设新商品出现于1920年1月1日，则人们确定的1920年的购买力单位会与一年前的购买力单位相同，显示出同样的商品购买力。而在确定1921年的购买力单位之前，1920年的购买力单位中的权数会稍有改变，从而包括进新的商品。这样，1921年的购买力单位又将与1920年的购买力单位相同，显示出同样的商品（包括新商品在内）购买力。
如果某种物品在非上市季节上市，也会出现与此相类似的情况。最好的方法似乎是，当这种物品第一次不按老季节上市的时候，把它当作一种新商品来看待。假设有一个时期草莓只在6月上市，其平均价格为六便士。再假设，采用改进的方法后，草莓不仅在6月以三便士的价格上市，而且还以相当高的价格在5月和7月上市，并以高价在另外几个月也上市。如果只是粗略地计算草莓的月平均价格，则其价格将表现为上升，而实际上其价格却下降了许多。
这种考虑或许比初看起来更重要，因为现在很大一部分农业和运输业的工作是为了延长供应各种食品的时间。中世纪除谷类以外的几乎所有食物的货币购买力的统计资料正因为忽略了这一事实而归于失效，那时连有钱的人在冬天也得不到鲜肉这种简单商品。现在在英国的落后地区，新鲜水果上市的时候，其价格往往较低，但在其他时候，价格则较高（如果能够买到的话）。那些使商品适合于人们需要的商人，实际上所出售的是真正的上等商品。它们的价格，虽然表面上较高，实际上却较低，正如一件很合身、卖价四英镑的外衣，可能要比一件很不合身、价格只三英镑的外衣便宜一样。1
1在古时，离海遥远的地方，很难见到新鲜海鱼，因此，在它的价格中只包括极少的运费；现在的运费（包括损坏费和推销费）则常常远远超过渔民所得的价钱。如果古时渔价的统计中考虑到把活海鱼放在海水内运给奢侈的罗马人和中世纪的大亨的运费，则又矫枉过正。
上面关于供应的表面低价与实际低价之间的差距的几个例子，实际上说明了这样一个一般规律：如果要真正比较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点的价格水平，就必须考虑供给时间是适应卖者的方便还是适应买者的方便。如果卖者实际上使供给适应自己的方便，在供给困难的时候，让市场脱销，则他们将赚大钱；而如果他们在当令时节保持充足的供给，以满足人们的所有需要并使价格保持在相当稳定的水平上，则他们将不得不付出较多的直接费用。
所以很难说，人们是否曾经编制出或能够编制出一种普遍适用的、比较正确地反映货币一般购买力的指数。如果精心编制，每种指数都可能有一种或不止一种的专门用途。因此，应该说明编制指数的方法：一个小心谨慎的工作者可以创造性地运用编制意图明确的指数。这一点之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因为人们当前往往非常大胆地利用指数作一些极为重要的估计和计算。如果这种估计和计算依据的是适当的指数，则也许很靠得住；但如果依据的是另一种指数（这种指数也许用于别的目的更好些），则很危险。如果我们不对此保持警惕的话，那么我们从可靠的指数中获得的东西，也许比仅仅根据常识，根据众所周知的事实获得的东西更不可靠。
因此，我们不能希望得到一种没有大缺点的购买力标准。同样，用尽人类的所有智慧也无法确立一个十全十美的长度标准。虽然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价值标准对于其本身的目的来说，还赶不上一把普通的码尺对于其本身的目的所起的作用，但我们把黄金的价值甚或黄金和白银的平均价值作为价值的标准，毕竟是前进了一步；这一进步同人们用码尺取代一个人的步长甚或两个人步长的平均值的进步相比，虽然没有那么伟大，但性质却是一样的。
4．确立一种官方的一般购买力单位也许对长期债务有用。
表现重要商品价格平均变动的官方指数，可以为确立一般购买力单位提供可靠的依据。这种单位可以用来表示长期债务，政府在这方面可以带个头。可以根据官方的价目表，把一定数量的小麦、大麦、燕麦、啤酒花、牛羊肉、茶叶、咖啡以及木料、矿物、纺织原料、纺织品等等的价格加在一起来确立这种一般购买力单位。关于债款利息和其他一些长期债务的新合同，经双方同意可以根据这种标准单位而不是根据货币来签订。
还可以逐步确立一些特殊的单位，使其适合于一些特殊的工商业的情况。其中任何一种都可经过双方同意，用作借款或别种契约的基础；法院可以毫无困难地监督这些契约的实施。
政府还应定出一些条件，按照这些条件，任何一个持有者都可以把自己掌握的政府证券的计算单位从货币改为一般购买力“单位”。公债券相对于它们所带来的收入来说所卖得的价钱是相当高的，部分原因是，公债券适应了这样一些人的需要，这些人想尽可能可靠地获得一种可以购得一定数量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的收入。但他们由此而获得的这种可靠性实际上并不可靠。1850年和1863年以后金镑购买力的下降，使许多自以为可以得到足够多的必需品和少量的舒适品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遭受了损失。如果他们能以一般购买力“单位”来购买政府的或其他可靠的交易所的证券的话，他们本来是能够免遭这种损失的。1
1参阅附录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