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的故事，反映了二百多年前封建大官僚、贵戚豪门的生活场景，在这绚丽繁华、千奇百怪的生活场景中，既显现出大量的作为全国都城的北京的风俗习惯，也显现了大量的江南的风俗习惯。
如生长在北京的读者，读到第四十二回中平儿对刘姥姥说：“到年下，你只把你们晒的那个灰条菜和豇豆、扁豆、茄子干子、葫芦条儿，各样干菜带些来———我们这里上上下下都爱吃这个———就算了。”想象那茄子干子、葫芦条儿那种乡土味道，那种带有京郊泥土香的情调，那恋乡之情，能不油然而生吗？同样，如果一个江南人，读到第六十二回芳官对宝玉说：“我也吃不惯那个面条子，早起也没好生吃……若是晚上吃酒，不许叫人管着我，我要尽力吃够了才罢。我先前在家里，吃二三斤好惠泉酒呢……”不是会同样产生浓厚的思乡之情吗？
第六十七回《见土仪颦卿思故里》写林黛玉“看见他家乡之物，反自触物伤情，想起父母双亡又无兄弟，寄居亲戚家中，那里有人也给我带些土物来？想到这里，不觉又伤起心来”。这些乡情愁绪，作者写得力透纸背，不只黛玉伤心，读者看了亦无不感慨。如果和黛玉同样，少时生长江南、老来流寓异地的读者看来，那感慨就更深了。
这回书写的“土仪”，是薛蟠由江南、苏州一带买来的。写到的什么笺纸、香袋、香珠、扇子、扇坠、虎丘的自行人、沙子灯、泥人戏、薛蟠小像等，在百余年后之嘉庆时顾铁卿《桐桥倚棹录》中，记苏州虎丘风物，均有十分详细之记载。俞平伯先生题了十八首绝句，其第九首云：“物玩虽微亦化工，苏州巧手最玲珑。潇湘陨涕蘅芜笑，都在传神阿堵中。”就简明扼要地赞赏了曹雪芹在写南方风物时所取得的艺术效果。
京都“南风”形成
北京距离江南，从地理上讲，一般要隔着两三千里路，甚至更远。俗话说“百里不同风”，何况相隔这么遥远的地方。北京是在燕山脚下，西北两面都是联绵不断的山，东南两面是燕冀大平原，从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水陆物产来说，北京应该全是北方式的风俗习惯。但是《红楼梦》写到北京存在着不少江南的风俗，这并非作者标新立异，而是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生活面貌。要理解这个问题，必须从曹雪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家庭的五个方面分析原因，才能了解《红楼梦》中所反映的江南风俗的必然性。
历史的原因由来已久。北京曾是辽、金、元、明、清的首都。除去辽、金只控制北方而外，到了元大都时代，北京已经是包括江南在内的全国的首都。在元世祖忽必烈等统治的六七十年中，政治比较安定，南北交通频繁。元末明初叶子奇《草木子》中道：
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世矣。
这话是有相对真实性的。
元代之后，到明朝，除去一个短时期在南京建都而外，自明成祖朱棣（十五世纪初）又在北京建都，直到《红楼梦》产生的年代。朱棣当权时先动迁了二万户直隶、浙江的百姓到北京落户，充“仓脚夫”。又动迁了应天（南京）、浙江三千户富民充北京宛（宛平）大（大兴）二县厢长（见赵翼《廿二史札记》）。这样北京不但受江南风俗的影响，而且有大量的居民都是江南人，这些人不但带来了江南风俗，连江南的生产方式也带来了。晚明沈德符《野获篇》记云，江南的“蛙、蟹、鳗、虾、螺、蚌之属”，在北京“潴水生育，以至繁盛”。
北京西北有丰富的水源，形成小小的水网地带，叫“丹凌”，有水稻、菱藕、鱼虾之利，主要都是明代江南人到北京来开垦经营的。
随着江南商旅、货物不断来京，在明代嘉靖年间，北京已出现了专门供同乡居住、聚会的江南各地的会馆；每三年一次会试，全国各地举子都来北京参加，其中又以江南各省人数最多。明代永乐之后，北京作为京师，各衙门中大小官吏，也以江南人为最多，逐渐形成一个宫廷、官僚为中心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讲吃、讲穿、讲第宅、讲园林、讲书画文玩、讲娱乐戏剧、岁时节令、看花饮酒、品茗弈棋，无一不以江南为尚。在这样的历史影响和延续下，江南风俗在北京就变成最高贵、最风雅、最时尚的了。
在政治上，清代入关，因明室之旧，仍以北京为京师，典章制度也完全采用明代的。满族的风俗习惯有其特征，但总的来说，是比较原始落后的。这些人在进关之前，久慕江南仕宦人家之繁华儒雅，因而就很快地效法起来。康熙、乾隆两朝，共南巡十二次。由一六八五年到一七八五年，这一百年中，清代统治集团，不但把江南作为常来常往的游览胜地，而且有些旗人来江南做大官，久住江南。如曹雪芹祖上曹寅，其祖辈李煦等，回到北京，在生活习惯上，还都是江南的风俗好尚，直到清末，这样的旗人还很多。如著名的《天咫偶闻》的作者瓜尔佳氏震钧，就是久在江南的旗人，习惯于江南生活风俗，其“论茶”一段说的特别清楚。也有大量的江南的人，在北京做大官，把江南风俗带到北京。清代二百六十八年，共会试一百十三科，一百十三名状元，江苏五十人，浙江二十人，安徽九人。清代江苏、安徽并称江南，这样江南、浙江两省的状元占了全国三分之二，只苏州一府就二十三人，占五分之一强，而东三省、山西、甘肃、云南则一个人也没有。
由于政治的原因，也就形成了经济的和社会的原因。
清代的漕运粮船不但运来了粮，也带来了江南的大量货物，如：松江的布，江宁的宁绸、库缎，杭州的纺绸，湖州的绉，横罗、直罗，各种纱、绣品；纸、笔、墨、砚、扇子；糖、木料、竹器、瓷器等生活必需品。在社会上，人们饮爱南酒，食重南味，曲尚南曲，糖称南糖，衣着讲南式，园林效苏杭，一说南方人，便受人另眼看待；能听懂南方话，也觉十分得意。当时北京社会上所谓南方人，习惯只指江苏、浙江、安徽一带的人。
不妨举一些显现这些影响的具体例子。戴名世《南山全集》“张翁家传”记清初园林建筑家张南垣云：
张翁讳某，字某，江南华亭人，迁嘉兴……君治园林有巧思，一石一树、一亭一沼，经君指画，即成奇趣，虽在尘嚣中，如入岩谷，诸公贵人皆延翁为上客，东南名园大抵多翁所构也……益都冯相国构万柳堂于京师，遣使迎翁至如绘画，遂擅燕山之胜。自是诸王公园林，皆成翁手。会有修葺瀛台之役，召翁治之，屡加宠赉。请告归，欲终老南湖，南湖者君所居也。畅春苑之役，复召翁至，以年老赐肩舆出入，人皆荣之。
另据吴梅村《张南垣传》云：“君有四子，能传文术。”其四子中，张然，字陶庵，北京当时玉泉山、畅春苑、王熙怡园都是张然设计的。这是江南园林艺术对北京的巨大影响。到了乾隆时，大修圆明园，那就更是把江南园林精华海宁安澜园、江宁瞻园、钱唐小有天园、吴县狮子林及西湖八景“平湖秋月”、“曲院风荷”等等景致，全部照搬到圆明园中了。
清初刘廷玑《在园杂志》记云：“京师馈遗，必开南酒为贵重。如惠泉、芜湖四瓶头、绍兴、金华诸品，言万物也。”同时人柴桑《燕京杂记》记云：“高粱酒谓之干酒、绍兴酒谓之黄酒，京师尚之，宴客必须。”晚明史玄《旧京遗事》记“京师筵席”，“以苏州厨人包办者为尚”。
近人徐凌霄《旧都百话》记“旧都的点心铺，明明是老北京的登州馆，也要挂‘姑苏’二字”。近人陈莲痕《京华春梦录》记：“都门操糕饼蜜饯业者，以‘稻香村’三字标其肆名，几似山阴道上之应接不暇。”
乾隆初潘荣陛《皇都品汇》所记：“苏脍南羹，玉山馆三鲜占美”、“聚兰斋之糖点，糕蒸桂蕊，分自松江”、“孙公园畔、熏豆腐作茶干”、“香橼佛手橘橙柑，吴下泾阳字号”等等，可见当时江南风味、江南物产在社会上多么普遍，多么流行。
乾嘉时钱泳《履园丛话》记成衣云：“成衣各省俱有，而宁波尤多，今京城内外成衣者，皆宁波人也。”
说到文化用品、书籍、纸扇等等，那就更是以江南为尚了。琉璃厂在乾隆年间，几乎全是江南人的天下。不要说湖笔、徽墨、宣纸、苏杭雅扇，是江南人贩运、制造、经营，连大小书铺，也都是江南人所经营的。乾隆时益都李南涧《琉璃厂书肆记》记当时书肆主人云：“书肆中之晓书者，惟王柳之陶、文粹之谢，及韦也。韦，湖州人，陶、谢皆苏州人，其余不着何许人者，皆江西金溪人也。正阳门打磨厂，亦有书肆数家，尽金溪人，卖新书者也。”
至于说到家庭的原因，则更易于理解。例如，按旧式说法，曹雪芹家由辽东“从龙”入关，仕宦得意，从顺治、康熙迄至雍正约百年，都身居要职。正如《红楼梦》中第十三回借秦可卿之口所写：“如今我们赫赫扬扬，已将百载。”而这里特别注意的是三点：一是官大，又是重要肥缺（按，曹雪芹之祖父曹寅所任织造在清代虽只是属于内务府司员一级，也不过五、六品官，但如同皇帝钦差，权极大，钱亦多）；二是久住江南；三是有极高的文化修养。曹雪芹生长在这样的久住江南的仕宦之家，他写的《红楼梦》，固然不能说是他的自传、家传，但他在写到岁时风物、生活细节等等时，必然贯串着极为深厚的思旧的感情，像写回忆录一样去写。这样自然就会写到不少江南风物习惯。
南北风俗的异同
记载北京和江南风物习俗的书是很多的。这里不妨先选三种书举一两条看看。刘侗《帝京景物略》云：
正月元旦五鼓时……夙兴盥漱，啖黍糕，曰年年糕。家长少毕拜，姻友投笺互拜，曰拜年也。
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记云：
京师谓元旦为大年初一。……接神之后，自王公以及百官，均应入朝朝贺。朝拜已毕，走谒亲友，谓之道新喜。亲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
道光时苏州顾铁卿专记吴中岁时风俗的书《清嘉录》“拜年”条云：
男女以次拜家长毕，主者率卑幼出谒邻族戚友，或止遣子弟代贺，谓之拜年。至有终岁不相接者，此时亦互相往拜于门。
三书所记，从时间和地区上讲兴拜年的习俗是相同的，而在别的方面却又有不少差别。比如拜年人来了，行礼之后，让坐吃杯茶。北京人讲究沏壶好香片。而苏州、杭州人，决不如此简慢，贫寒之家，也要泡杯糖开水，谓之“糖茶”；再加一枚橄榄泡在茶中，谓之“元宝茶”；或加一枚红枣在茶中，谓之“枣子茶”，谐“早生贵子”之意。
这就是大同小异了。但也有南北风俗完全不同的，如年夜饭和煮饽饽。
乾隆时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岁暮杂务”条记除夕云：
除夕……阖家吃荤素细馅水饺儿，内包金银小锞，食着者，主来年顺利。
《燕京岁时记》“元旦”条云：
是日，无论贫富贵贱，皆以白面作角而食之，谓之煮饽饽，举国皆然，无不同也。
《清嘉录》记吴中“年夜饭”云：
除夜，家庭举宴，长幼咸集。多作吉利语，名曰年夜饭。俗呼合家欢。周宗泰《姑苏竹枝词》云：妻孥一室话团，鱼肉瓜茄（茄子干）杂果盘。下箸频教听忏语，家家家里合家欢。
江南过年不兴吃水饺，更无“煮饽饽”的名称。《燕京岁时记》所说“举国皆然”，那是不确的。而北京则无“年夜饭”的说法，江南则特别重视。再有说法上也有差异。北京“除夕”叫“年三十儿”，即使小月，只有腊月二十九，也这样叫。江南则叫“大年夜”，除夕头一天晚上叫“小年夜”，也同北京迥不相同。现近人孙宝瑄《忘山庐日记》，光绪三十四年元旦记云：“正月，朔日晴，起已日出。步至斋中盥漱毕，啖莲子及枣儿等茶，皆取吉祥之意，又食肉饺。”莲子枣儿茶是谐“连生贵子”之意，去掉花生和桂元，这是江南习惯。吃饺子，则是北京风俗。孙宝瑄是浙江钱塘（杭州）人，孙宝琦弟弟，这时在邮传部做官，家住北京宣南，是标准的江南仕宦之家，他家生活习惯，自然南北都有，是典型的“南北合”了。
至于生活习惯上的差异，就更多了。南人乘船，北人乘马，“欸乃一声山水绿”，在北方就难见到。江南女人旧时下田，北方妇女昔时很少耕作。南人多用肩挑，北人多用车推。南方楼居多，北方楼极少。旧时江南都睡床，北京多睡炕。江南人用马桶，旅居北京甚至在北京久住的江南京官，也用马桶；而北方人则不用。凡此等等，就是说也说不完的。饮食上南甜北咸，东辣西酸，南方讲究饮馔，北方就比较简单。再有语言上的分歧更大，吴侬软语，一打乡谈，北人听了，如同听外国话了。
江南风俗表现
《红楼梦》所描绘的江南风俗的表现大约有如下几个方面：是江南岁时情调，二是江南的生活习惯，三是江南的饮食风味，四是江南的动用长物，五是江南的人物形象，六是江南的语言称谓。从所反映的手法来看，又大略可分为两类：一是艺术化的反映，二是生活化的反映。
第四十九回、五十回写的栊翠庵白雪红梅，这回书写得实在漂亮：
已闻得一股寒香扑鼻，回头一看，却是妙玉那边栊翠庵中有十数枝红梅，如胭脂一般，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好不有趣。……
众人都笑道：“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仇十洲画的艳雪图。”贾母摇头笑道：“那画的那里有这件衣裳？人也不能这样好！”
作者先通过贾母的口问“后头又是梅花，像个什么”？反过来又说那画比不上真实“不能这样好”，这样字里行间，反映了作者自己的喜悦和自负。再看看后面贾母的几句话：
这才是十月，是头场雪，往后下雪的日子多着呢，再破费姨太太不迟。
《红楼梦》写的是北京的生活，北京旧历十月里下头场雪，这是可能的，真实的。但是北京没有种在户外的梅花，那雪坡上十数枝胭脂梅（梅花白梅多，所以邓尉林叫“香雪海”，另有绿萼，未开时花萼绿色，开时也是白的。胭脂红梅大片梅林，江南亦少），自然是江南情调了。但是江南旧历十月间，哪里又能找到红梅呢？唐人诗“十月先开岭上梅”，那是指大庾岭，要到广东了。而在江南，农历十一月到正月间，金黄色的腊梅开花，香色十分浓郁，但这不是《红楼梦》所写的栊翠庵的梅花。那么，红梅什么时候开呢？顾铁卿《清嘉录》记苏州花期云：“二月，元墓香梅花。暖风入林，元墓梅花吐蕊，迤逦至香雪海，红英绿萼，相间万重。郡人舣舟虎山桥畔，被遨游，夜以继日。”并引乾隆《吴县志》云：“梅花以惊蛰为候，最盛者……邓尉山前，香花桥上，坐而玩之，日暖风来，梅花万树，真香国也。”
惊蛰一般都在正月末、二月初，“为候”，就是标准花期，而且还要看春寒、春暖，春暖就如候而开，春寒还要等两天。江南春间雨水多，常落春雪，所以白雪红梅的江南风光，是令人神往的。但那是正月末，二月初，那是春雪时的意境，不可能出现在十月头场雪中。江南十月小阳春，一般是暖洋洋天气，不大会落雪的。所以栊翠庵白雪红梅写得那样绮丽，却又有许多矛盾，把江南二月春雪红梅写到北京十月头场雪中，这就是用了浪漫化艺术手法反映的江南风物。
再如第二十七回所写：
至次日乃是四月二十六日，原来这日未时交芒种节。尚古风俗：凡交芒种节的这日，都要摆设各色礼物，祭饯花神。言芒种一过，便是夏日了，众花皆卸，花神退位，须要饯行。闺中更兴这种风俗，所以大观园中之人，都早起来了；那些女孩子们，或用花瓣柳枝编成轿马的，或用绫锦纱罗叠成干旄旌幢的，都用彩线系了。每一棵树头，每一枝花上，都系了这些物事。满园绣带飘飘，花枝招展，更兼这些人打扮的桃羞杏让，燕妒莺惭，一时也道不尽。
这段风俗写的多么美呢！而且作者在这一段中，用了一个纯粹的南方话“物事”，这是很有意境的一段江南风俗的生动反映。但是在江南民间，北京民间，是否真有这种风俗呢？迄今为止，还未听说过，而且在一些有关记载古代风俗的书上，似乎也没有记载芒种饯送花神的故事。不过也有类似的。如《清嘉录》记苏州二月十二“百花生日”云：“十二日，为百花生日，闺中女郎剪五色彩缯，粘花枝上，谓之赏红。虎丘花神庙，击牲献乐，以祝仙诞，谓之花朝。”蔡云吴歈云：“百花生日是良辰，未到花朝一半春。红紫万千披锦绣，尚劳点缀贺花神。”后面并引宋人杨万里《诚斋诗话》、地方志《昆新合志》、《镇洋志》等书，写时二月十二日为花朝，花神生日，各花卉俱赏红。以十二日，为崔元微护百花避风姨之辰，故剪彩条，系花树为旛等等。曹雪芹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把江南花朝花神生日的风俗，装点在大观园中芒种节日这一天，便成为极美丽的艺术画面了，这也是浪漫与写实相结合的艺术手法。
以上所说，是作者把江南风物习俗用浪漫的手法，写成故事情节，收到美丽的艺术效果。自然更多的是用写实的手法把江南的风物习俗有意无意地写到故事中。如写夏日的潇湘馆，在三十五回中有这样几句：
吃毕药，只见窗外竹影映入纱窗，满屋内阴阴翠润，几簟生凉。黛玉无可释闷，便隔着纱窗，调逗鹦哥做戏。
这种情调，是江南常见的，而在北方就很难见到，这自然是作者凭印象写出的，自然而亲切。
又如写八月桂花树下吃酒情调，第三十八回云：
凤姐道：“藕香榭已摆下了。那山坡下两棵花开的又好，河里的水又碧清，坐在河当中亭子上，不敞亮吗？看看水，眼也清亮。”
北京没有种在地上的桂花树，这也是江南情调，而且又有一个江南词语“碧清”。“碧”是入声字，在北京转为去声，说“碧绿”顺口，说“碧清”就不顺口，江南音调，入声连平声，读来就顺口。这可能是曹雪芹忆及江南生活情调，无意中流露出的南方话吧。
在生活习惯上，也有不少南方风俗痕迹的反映，如第三十一回写怡红院乘凉时的情况：“只见院中早把乘凉的枕榻设下”，“起来让我洗澡去。袭人麝月都洗了，我叫他们来”等等，这些夏日生活中极普通的事，江南人感到无所谓，而在当时一般北京人生活中，则是比较特殊的。
再如第七十回写放风筝，写黛玉、探春道：
可是呢，把咱们的拿出来，咱们也放放晦气。
横竖是给你放晦气罢了。
又写“放”的情况道：
黛玉见风力紧了，过去将籰子一松，只听“豁喇喇”一阵响，登时线尽，风筝随风去了。黛玉因让众人来放。众人都说：“林姑娘的病根都放了去了，咱们大家都放了吧。”于是众丫头们拿过一把剪子来，铰断了线，那风筝都飘飘鹞鹞随风而去。一时只有鸡蛋大，一展眼只剩下一点黑星儿，一会儿就不见了。
这段情节，“晦气”二字，也是来源于江南的词语，不过似乎在北京已安家落户了。放风筝大家一致认为是北京的风俗，据传是曹雪芹写的《南鹞北鸢考工记》。但在记载北京风俗的著作如《帝京景物略》、《燕京岁时记》等书，却只记放风筝，而未记“放晦气”，也未记剪断风筝线等等。实际这也是把江南风俗写进故事中。《清嘉录》中有“清明后，东风谢令乃止，谓之放断鹞”的记载。并引褚人获《坚瓠集》、吴长元《宸垣识略》、地方志《常昭合志》等书，均有“放断鹞”的说法。并引吴穀人《新年杂咏小序》云：“杭俗，春初竞放灯鹞，清明后乃止。谚云：‘正月鹞，二月鹞，三月放个断线鹞。’”
《红楼梦》这段文字，在《脂评》本中，写的更为详细。时间标明云：“时值暮春之际，湘云无聊，因见柳花飘舞，便偶成一小词……”按时令讲，不但在清明之后，恐怕已经是谷雨左右了，正是江南谚语所说的“三月放个断线鹞”了。
另外，当时北京的饮食风味，满人风味的饮食固然不少，江南风味的饮食更是大量的。第十六回写凤姐让赵嬷嬷菜时，“因问平儿道：‘早起我说那一碗火腿燉肘子很烂，正好给妈妈吃……’又道：‘妈妈，你尝一尝儿子带来的惠泉酒。’”
这惠泉酒是江南名酒，这火腿燉肘子也是地道的南方菜，江南习惯叫“火腿笃蹄膀”。赵嬷嬷从记事就在姑苏、扬州一带，如今已同白发宫人，自然爱家乡口味；又因年老，自然更爱吃软的、烂的。所以作者随意写一个菜，也是那样亲切，于情于理都有入木三分之感。
又如第八回写宝玉在薛姨妈处喝完了酒，“作了酸笋鸡皮汤，宝玉痛喝了几碗……”这酸笋鸡皮汤更是标准的江南名馔，不是熟悉江南生活，精通江南食经，是写不出这样名汤的。
再如第六十二回所写芳官吃的“虾丸鸡皮汤、酒酿清蒸鸭子、胭脂鹅脯”等等，更是标准江南名家菜，胭脂鹅脯就是最著名的南京名产。
还有大观园中的大宗陈设，桌围、椅披等等绣货，各种帘子是苏州一带采购来的，连厨房里的东西，也往往是江南来的。六十二回写“一篓炭、一担粳米”，不但东西，连叫法也都是江南口吻。
从人物形象上看，第三回贾母说凤姐：“南京所谓‘辣子’，你只叫他‘凤辣子’就是了。”一句乡谈，就感到十分亲切。第八十一回高鹗续书写贾政的话：“前日倒有人和我提起一位先生来，学问人品都是极好的，也是南边人。但我想南边先生，性情最是和平……”这都反映了当时社会和写书人对江南人物形象的看法。另外第四十一回所写妙玉烧茶；第六十二回写芳官道：“我也吃不惯那面条子。”这些都是着意刻画标准的江南人物形象，着墨多少虽各不同，但均有颊上三分之妙。
最后说到语言，有时一个地方，隔开一条小河，或一座小山，语言便两样。语音固不同，对事物的叫法，人的称谓，口头语、谚语也不一样。《红楼梦》中的江南语言，如南京话、苏州话等等，使用是很多的。最明显的如第四十六回回目：“尴尬人难免尴尬事”，“尴尬”二字，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能进入到北京话或普通话中，也没有恰当的对等的“概念”。再有关于江南话，前文也说到不少，如“物事”、“碧清”、“晦气”等等，不妨再举一两个：如“促狭”二字，便是纯粹的江南话，北京不但不理解其意义，连读音也读不出。照字面按普通话读音读，那就江南人、北京人都听不懂，不能理解了。除了单个词语外，还有江南谚语，如第七十七回王夫人说：“卖油的娘子水梳头。”北京叫媳妇，不叫娘子，“娘子”本身就是江南话。这谚语原词三句：“卖花娘子晚被头，卖肉娘子舐砧板，卖油娘子水梳头。”一定要用江南语音读出，才能显示神情特点，乡土韵味。王夫人随口说这一谚语时，想来也是用江南语音读的吧。
《红楼梦》内容太丰富了，所谈从举例方面来说，自然难免有挂一漏万之感。但从江南风俗表现的范围来说，我想，大概不外这些方面吧。
记得在拙著《红楼识小录》写完交稿之后，不少朋友就鼓励我接着写下去。当时自己也感到可说的尚多，也想继续写出来，但一时因为其他工作，未能及时执笔。一九八四年四月间，中央电视台《红楼梦》电视剧组在北京圆明园残址畔开办演员训练班，周雷兄主持教务，约我去讲一点民俗的课，这样便围绕《红楼梦》中风俗故事，写了一些材料，原备讲课之用。后来在这个基础上，便开始了《红楼风俗谭》一书的写作。时断时续，于今年二月间，按照原拟内容篇目，大体上写完了。为什么说“大体上”呢？第一，因为《红楼梦》的内容太丰富，可谈的太多了，哪里能说“完”呢？第二，我这种写作体例，也是可长可短，可多可少，如果再加几篇，也未为不可；就此“打住”，也可以了。因此说“大体”，以示其有一定弹性也。
这本书还是按《红楼识小录》的体例写的，用的是随笔的形式，这样在我写来，较为自由些，也易于藏拙些。如从好的方面说，可能较为活泼些，有趣些，可读性强些。不过这些都要读者来评价，我在此也不必多说了。
我对《红楼梦》，老老实实说，实在谈不上“研究”二字，只是就自己知道的，随便说说，大多是关于历史名物、风俗的小问题。所以过去以“识小”名书，记录一点小东西，便用“识小”之典，以表自谦。而这次则名“风俗谭”。“谭”者，闲谈耳。风俗的范围虽广，如果只是“闲谈”，自然亦不必要求百分之百的全面，这样挂一漏万之处，也可以得到读者的谅解了。
拉杂写来，也算后记吗？只是此时此刻，方寸之间的所想耳。俯仰之间，已成陈迹，古人不是早已说过了吗？何必再多烦！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日记于浦西阁楼雨声中，云乡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