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近代时期中（1864—1894年）_中国史纲要(翦伯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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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近代时期中（1864—18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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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各地武装斗争对反动统治秩序的

继续打击（1864—1873年）　农民进行

恢复生产的斗争（1864—1880年）

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标志着农民革命高潮的过去。封建统治势力和外国资产阶级逐步勾结起来建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清政府急于消灭各地革命的武装力量，并在封建政权一度被打倒的地区恢复剥削制度。与此同时，人民武装斗争在许多地区还继续进行了七八年之久，广大农民则进行抗租抗税的斗争和恢复农业生产的斗争。

捻军在1864年以后的英勇斗争　太平天国失败后，北方最活跃的农民武装力量是捻军。清政府攻陷南京之后，加紧消灭太平军余部，主要是消灭皖、浙的黄文金部和赣、闽的李世贤、汪海洋部，然后把湘系、淮系军队调到北方去对付捻军。捻军在张宗禹（张乐行的族侄）、任化邦和太平军旧将遵王赖文光的领导下，保持着顽强的战斗意志，并且改善战术，加强骑步配合作战，连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1865年5月，赖文光指挥捻军在山东曹州歼灭了僧格林沁统带的清军骑兵，击毙僧格林沁。1866年秋末，捻军冲破曾国藩的沿河防堵，分为东西两路活动。东路由赖文光、任化邦率领，回旋于黄河南岸和长江北岸之间的广大地区中。西路由张宗禹率领攻入陕西，联合回民起义军，准备再和东路会师。但在强大的敌人压迫之下，这个计划无法实现。东路捻军苦撑战局，对付李鸿章所率拥有优势配备的淮军，并在1867年初突破包围，在湖北获得大胜，活捉郭松林，大破刘铭传，但遭湘军鲍超袭击，败走山东。淮军在英法侵略武装的支持下，扼守运河，把东捻军围困在山东登莱地区。1867年底，任化邦被叛徒杀害。1868年初，赖文光率残部突围南下，在扬州附近被困覆没。

张宗禹统率的西路捻军不断打垮左宗棠统率的紧紧尾随他们的“老湘军”，并和一部分回民起义军取得了联系，但没有在西北建立一个根据地。当赖文光被围的消息传来，西捻军取道山西径趋直隶，攻至北京以南的易州，接着就以暴风骤雨之势横扫直隶、河南、山东三省，使人数占绝对优势的清朝军队疲于奔命，但这已不能挽救东捻军的败亡。1868年，清军将西捻军围困于黄河、运河和徒骇河之间。北方这一支农民军最后被消灭了。在清政府镇压西捻军的战争中，英、法驻天津领事都曾派遣炮舰和马队直接参加战斗。半殖民地统治秩序就是这样由中外反动势力血腥屠杀中国人民而建立起来的。

捻军在1864年至1868年这四年中艰苦作战，纵横直、鲁、晋、陕、豫、鄂、皖、苏八省，严重威胁清朝反动统治的心脏，取得许多辉煌战果。但是捻军没有建立根据地，缺乏明确的革命纲领，组织有很大的灵活性而缺乏稳定性。

贵州苗民起义　五六十年代，西北和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起义，也是全国性农民革命的一部分。太平天国和捻军相继失败之后，清政府集中力量对他们进行疯狂的镇压。

贵州苗族人民所遭受的是奴隶式的残酷统治。苗族地区是土司、通事、苗汉地主和高利贷商人榨取、敲诈的场所，因而也是时常发生反抗暴动的地方。秘密宗教在这地区也积极活动。白莲教系统的灯花教和斋教在联系苗族和汉族劳动人民起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苗族雇农张秀眉是起义军的杰出领袖，他领导群众，自1855年春天起义以后，不断击败清朝军队。但到1867年，湘军大举进攻，1870年和1871年，起义军先后失去台拱和凯里这两个根据地。张秀眉率领群众扼守雷公山一年之久，于1872年4月兵败就义。

云南回民、彝民起义　清政府对西北和西南的汉回两族人民，一面采取制造纠纷以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一面标榜“护汉抑回”，利用汉族地主阶级对回族人民进行封建剥削压迫。1854年，云南汉、回地主争夺银矿，引发汉回互杀的许多惨案。1856年，清总督恒春、巡抚舒兴阿密令州县官吏残杀回民。清政府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激起了姚州、蒙化、新兴、建水、澄江各地回族人民的武装反抗。其中在蒙化起义的杜文秀部，于1856年9月攻下大理，大理在十几年中成为起义中心。杜文秀减轻赋税，改善迤西（云南西部）各地人民生活。从1862年起，清政府招降原在迤东进行反抗的马如龙，然后向迤西进攻。1872年李文学领导的彝族起义军支援大理，也遭失败。1872年底，大理城被清军杨玉科部攻陷，杜文秀服毒后自赴清营，要求保全百姓生命。但大理仍被清军洗屠。云南回民起义是回族人民为了反抗清王朝残暴统治而求自身生存的斗争，又是回、汉、彝族农民联合进行的反封建斗争。

陕甘回民起义　陕西、甘肃回民的先后起义，都是反抗民族压迫、反对封建剥削的斗争。这些起义本身不断受到太平天国革命的影响，和捻军也有互相支援的形势。捻军被消灭后，左宗棠率清军大举进攻陕、甘，残酷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

革命失败后农民恢复生产的斗争和抗租斗争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失败以后，受到农民起义沉重打击的地主阶级势力在清朝军事力量的支持下卷土重来，恢复残酷的地租剥削。在“田归原主”的口号下，许多地主重新占取土地。接着，新兴湘、淮军阀和地方官僚进行了土地大兼并。农民战争虽然失败，但毕竟迫使封建政权采取一些让步措施，清政府应地主阶级的要求，在江、浙减免漕额约1/3，并且规定了“业七佃三”的减免比例。但即使这样厚于地主而薄于佃农的不合理比例，在一些地区，如苏州附近，仍不免变成一切蠲免全归“业主”。因而在所谓“减漕德政”之中，偏枯的仍是农民。相反地，不断加重的厘金、盐课的最后负担却都落在农民身上。除了租税的重担外，农民还遭受外国资本主义和买办资本对农产品的压榨。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对社会经济的破坏，大大阻碍了农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但是农民反抗地租剥削的斗争正在逐渐展开，对于生产的恢复，起着重要的作用。

农民反抗地租斗争的形式是多样的。在南京、镇江附近，由于劳动力极端缺乏，地主阶级不得不从江北招徕一批农民替他们垦耕荒废的土地。这些客籍农民，和家乡只有一江之隔，就经常采用“弃田而归”也就是把收获谷物和耕牛田具一起带走的斗争方式来反抗地租剥削，并迫使清政府从1869年起允许他们在“无主荒地”垦耕，因而取得一部分土地。在苏州附近，如吴江，农民就用普遍欠租，集体赴官的办法，抵制地主、差役的威迫勒夺。更大规模的，如1862年安徽六合农民暴动和1872年浒墅关拔稻大斗争，都轰动一时。是农民在极艰苦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生存和继续进行生产所不可缺少的行动。严重的天灾，再加上清政府没有注意水利的保持和修复工作，1876年到1879年，主要农业地区发生了接连4年的灾荒，死亡至少在1000万人以上。1877年，仅山西一省就有500万人死亡。许多农民只得离乡逃荒，生活更加困苦。

第二节　中国社会加速半殖民地化和洋务运动

政治上的加速半殖民地化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以英国为首的侵略势力在北京直接控制中国封建政权。英、美、法、俄等国的公使联合干涉中国的内政和外交。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长期占据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不但把持海关行政，而且包揽其他许多事务。通商口岸的外国领事对地方官吏发号施令，随时派遣兵舰肆行恫吓，督促他们维持侵略者所需要的秩序，这就是所谓“炮舰政策”。更多的西方大小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普鲁士、丹麦、荷兰、西班牙、意大利和奥匈帝国（其中许多是经过英国的所谓“介绍”）也来和中国建立外交或商务关系，享受不平等条约的一切侵略权利，参加对中国的掠夺。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资产阶级正忙于开发西部的利益争夺。他们标榜反对英国炮舰政策来取得清政府的好感，同时利用基督教宣传来灌输美国式的“文明”。美国经常利用1858年《天津条约》的规定，在中外纠纷中把自己打扮为居间调停人，借以加强自己对中国国际事务的干涉，并从中取利。

1868年清政府决定遣使出洋，却又为使臣人选和中外礼节感到为难。总理衙门竟任命刚卸任的前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ne)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领由两位中国官员、一位英国人、一位法国人组成的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使团，出访欧美，“笼络各国”。蒲安臣还在美国代表清政府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即《蒲安臣条约》）。中国外交使团却要由美国人率领，反映了晚清中国政治、外交的半殖民地色彩。

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半殖民地化　从19世纪60年代中叶到80年代之初，中国社会经济显著地进一步半殖民化。沿海和长江中游以下的航运，被英国太古、怡和和美国旗昌（1876年前）等洋行控制。道光年间，中国原有沙船3000余号，成丰年间减至2000多号，到70年代之初，只剩了400号。外国银行（如1867年在上海设立的英国汇丰银行分行，和更早设立的英国麦加利银行）开始操纵中国的金融市场。汇丰银行迅速成为英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经济侵略的中心机构。外国银行和洋行在中国吸收存款，发行纸币，经营国内外汇兑，并且对清政府进行短期高利的贷款。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放通航，西方工业品在中国的进口数量显著增加。

中国迅速地变成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外国纺织品的进口数量逐渐增加，由洋行通过买办网送到内地各处。这直接打击农村家庭手工业，使已经处在饥饿线上的农民陷于更加贫困的境遇。

原料生产者也开始成为外国资本主义直接榨取的对象。在60年代，如东北的皮革，山东的帽缏，都已经被外国商人的收购组织向小生产者压价掠夺。70年代以后，压价收买的情形，逐渐严重，以茶叶为例，福建6种茶叶的每担平均价格从1870年的36两跌至1885年的25两。两湖茶价则受俄国砖茶商人的控制。

在不平等条约的压迫和外国资本主义对生产者的直接掠夺下，中国的对外贸易逐渐丧失过去的优势，而且呈现着性质上的变化。在七八十年代，中国旧式商业资本逐渐丧失和外国资本争夺控制市场的能力。1883年带有买办性的封建商人胡光墉为了和外商竞争控制丝价而破产。茶丝这两项长期以来最主要的出口贸易品几乎全被外商控制了。棉花也从80年代开始大量出口（主要向日本）。

少数民族地区的牧业经济开始陷入同样的悲惨命运。1860年英国资本家已经派代理人到蒙古收买驼绒。1882年英商代理人到归化城（呼和浩特）收购该地区的羊毛，从天津大量出口。中国在经济上的半殖民地化的结果之一，就是中国农、牧、手工业的日益破产和农民与手工业者的日益贫困化。

洋务派的产生　和这种情形相适应的是封建政权的显著地买办化。就机构上说，1861年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权力不断扩充，成为清中央政府最重要的机构。兼署北洋通商大臣的直隶总督和兼署南洋通商大臣的两江总督成为最有权势的官吏，因为他们是“洋务”的管理者，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发生密切的关系。

从清朝封建统治集团本身的变化上说，一批主张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并与外国侵略势力关系更密切的买办化官僚产生了，这就是所谓洋务派。洋务派在外以湘、淮军阀头子，特别是从1870年起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代表，在朝廷内以恭亲王奕诉为代表。他们为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和扩大本集团的势力，开展各种洋务活动。

洋务派举办新式军事工业　以曾国藩、李鸿章为首的官僚军阀，在六七十年代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的军事工业。他们把这些措施标榜为“自强新政”。1865年，李鸿章在上海高昌庙设立江南制造总局，并在南京设立由英国人马格里督办的金陵制造局。这都是以前此为了镇压太平军而设立的小型军火厂（“炮局”）扩充而成的，而且被他看作淮军的私产。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后来改称“北洋通商大臣”）崇厚设立天津机器局，供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军队各营之用。1870年李鸿章接管后加以扩充，分设东西两局。此后，地方性的军火厂在内地各省也逐渐出现。这些工厂在生产上依靠外国技师，在管理上采用腐朽的官僚制度。原料如煤、铁等主要来自外国。产品数量不大、质量不高。这些工业对国防所起的作用不大，对社会经济没有多少影响。其中较有成绩的是由左宗棠、沈葆桢先后主持建立的福建“马尾船政局”。这个船舶修造厂初期也依靠法国技师，并用法国人管理。在60年代，法国资产阶级企图把它变成法国侵略势力的禁脔。这个厂前后造出小型兵船三十余艘。这些船质量较差，不能出海作战，只能供沿海巡逻缉私之用。该局附设的船政学堂却培养了一批海军和科技人才。

反对外国教会侵略行为的斗争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内地，各地人民群众掀起了反对外国教会侵略行为的斗争。

一些外国传教士以传教和办学堂、医病、育婴等“文化”“慈善”事业作为招牌，深入中国内地边区活动。有的外国传教士出入官府，包揽词讼，制造“教民”与群众的纠纷，强夺田产，甚至指使教会武装杀害反对教会的民众（如1869年四川酉阳“教案”），并向清政府提出撤换地方官吏的要求。这种征服者的姿态和不法行为，激起当地人民的愤慨，自发地起来捣毁教堂、驱逐外国传教士。早在1862年，湖南、江西已经发生这种斗争。到60年代后期，在河北、山东、江西、安徽、江苏、福建、台湾、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以及许多有外国教会的地方，不约而同地都发生了群众性反教会侵略斗争，当时称为“教案”。1870年，发生了著名的“天津教案”。这个事件是由法国领事丰大业以手枪威吓并且射击包围法国天主教堂的群众而引起的。群众给这个凶徒以应有的惩罚，并焚毁教堂。愤怒的群众接着也打死了一批平素以征服者自居的法国教士。这个暴动使得中外反动势力惊慌失措。清政府把曾国藩从南京调到天津来执行残暴镇压的任务。他以“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顾情罪之当否”这种媚外方针，处死天津人民16人，企图这样抑制住人民反侵略的浪头。

但是人民反侵略斗争的潮流仍在继续往前发展，在长江流域各省活动的会党（主要是哥老会）不久就成为反教会斗争的组织者。斗争愈来愈具有农民反侵略运动的鲜明色彩，在70年代，如1876年四川江北厅和涪陵两地人民先后焚毁教堂多处的斗争，就是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中法战争期间，长江沿岸和华南人民进行更大规模的反教会斗争。这一直发展到70年代而形成为斗争的高潮。反教会斗争成为这时期人民群众反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一种重要形式。

第三节　官办民用企业的出现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洋务运动转向民用企业方面发展　自70年代初期开始，洋务派从军事工业转而举办一系列民用企业。当时江南制造局和福建造船局糜费过多，难以维持。1871年，顽固派官吏提出攻击，要求撤销这些局厂，但李鸿章、左宗棠等不肯停办。李鸿章当时致淮系官僚闽抚王凯泰函中说：“闽船创自左公，沪船创自曾相，鄙人早知其不足御侮，徒添糜费，今已成事而欲善其后，不亦难乎” [1] ，意思就是说，善后无策，欲罢不能。为了“求富”，并为军用工业提供原料、经费和运输、通讯等设备，洋务运动显然不得不转向民用企业方面发展。

轮船招商局　70年代初，清政府决定兴办轮船公司，其目的一是解决漕运问题，二是为中国船厂所造轮船寻找出路。1872年初，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任。于是轮船招商局由北洋主办。李鸿章调浙江省承办海漕十余年、由沙户（经营旧式沙船运输的商人）出身的候补知府朱其昂到上海设局招商，特许轮船承运一部分海漕作为补贴，并奏请户部准借20万串（约十三万两）作为“商本”，“盈亏与官无涉”。但所谓招商局是以官督商办形式兴办的。洋务派虽然允许由商股中选出“商董”并听任他们“自立条议” [2] ，但实际上企业全由官僚操纵，商股没有发言权。朱其昂向苏浙帮商人招股，所得不多 [3] 。洋务派本想吸收“诡寄洋行”的买办资金，也没有成功。1873年夏间，李鸿章以招商局“资金太少，恐致决裂”，就招致由盛宣怀介绍的多年充任英国怡和洋行买办的广东人唐廷枢为“坐局商董”（即业务经理），目的在于招徕买办资金。洋务派声称“两月间招股近百万”，实际上几度募股，到1876年才实收二十几万两 [4] 。从此招商局由朱其昂、盛宣怀二人代表官方，唐廷枢和另一买办徐润在名义上代表商方，负责经营。唐、徐两个买办捐得官僚的身份，实际也不代表商人利益。招商局这些“总、会、帮办，俱由北洋札委” [5] ，他们把持用人“理财”之权，把招商局当作北洋外府，予取予求。盛宣怀除1882—1884几年因被参劾离局外，前后代表李鸿章把持招商局数十年之久。民间商人股东实际没有发言权。

开平矿务局　70年代中叶，湘、淮洋务派都在开办采矿事业，其中最重要的是1878年李鸿章开办的滦州开平煤矿。最初由天津海关道黎兆棠和唐廷枢等拟定的《开平矿务局章程》规定了官督商办和每年结账按股分红的办法。原定招股80万两，直到1880年才招得30万两，但开销早已超过此数，结果只好由天津机器局、海防局等机构出官款支持。官款商股混杂，矿务局实际成为官局。最初的商股大半出自北洋官吏。1882年，股本才招足120万两。

电报局　1879年，李鸿章在大沽北塘海口炮台与天津之间试设电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这是中国最早创办的电报。第二年，他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并在天津、上海之间设分局七处，由丹麦大北公司代为购料、雇人、勘路。到1881年敷设津沪间电线，全线用银约18万两。上海至南京和南京至汉口的电线于1882年和1884年相继敷设完成。电报局也是官督商办的机构。

机器织布局　1876年李鸿章接受黎兆棠兴办“机器织布局”的建议，派魏纶先在上海会集商人议订节略，并函南洋提议由南北洋各筹公款，定购机器，存局生息。所议未就而魏纶先于次年到湖南勘矿。1878年冬，一个可能是买办出身的候补道彭汝琮从上海拟出招商章程寄李鸿章，并亲来谒李自称能筹资50万两。李札委他为机器织布局总办。他回沪后招不到股本。第二年他和原与他共同拟议的太古洋行买办郑观应龃龉决裂。李鸿章将彭革职，另委镇江官绅戴恒的侄子浙江候补道戴景冯“就近兼理”局务。1880年原局撤销，就由戴恒另行筹办，定出章程，认股的有官绅龚寿图，盐商候补道李培松 [6] ，商人捐郎中蔡鸿仪和戴恒自己四人各五万两。不久，李鸿章派郑观应总办局务，龚寿图“专管官务”。1881年郑观应叠以“招商局同人”（即“商人”）名义禀请出品免厘和十年专利，1882年春（光绪八年三月）李鸿章据以上奏获准。郑观应成为织布局的主要筹备者。他和龚寿图发生摩擦，因挪用款项于1884年经龚寿图揭发，在广东规避不回。直至1887年经淮系官僚江海关道龚照瑗清查，郑观应才禀称原来号称招到股本50万两，其中14万两是股票押款，另有现金14万余两或已放出或押股票，局中已无现银。织布局迟至1890年才部分开工。

洋务派所办新式企业的性质　轮、矿、电报、纺织四个局都是洋务派为“求富”而兴办的官督商办企业，也是北洋系买办官僚所凭借的经济体系。洋务派办这些企业的目的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东西来维护封建统治，并增强本集团的实力和财富。这些企业有私人投资，有新式工人和劳资关系，但又受封建官僚制度的束缚，因而本身就包含着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严重矛盾。这些资本主义企业实际上就是官僚资本主义的最初形式。各种企业也不可能有计划地发展，因为它们只是中国半殖民地化不断加深过程中的产物。轮船招商局的兴办是由于外国轮船公司已经垄断了中国沿海和长江下游航运，也是由于洋务派已经不能禁止民间“雇搭洋轮”而希望建立自己的航运企业与外商分享利润。照赫德所拟经曾国藩略加修改的章程，中国轮船要向各海关交纳和外国轮船一样的船钞货税。轮船招商局以分享利权办法和太古、怡和订立齐价合同，勾结妥协，共同垄断 [7] 。电报的兴办也是由于丹麦大北公司已经于1871年从香港架设海底电线到上海，而且在1874年已经把它私行连接到陆地上来。煤矿的开采，则符合当时侵略者在中国以至远东航运的需要。织布局的创办是外国布匹大量进口引起的。80年代以后洋纱进口量大增，于是洋务派就想积极发展纱厂。

民族资本主义的开始产生　这个时期，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包括一些买办商人）投资于洋务派所办的新式企业，他们的资金成为这些企业中的“商股”。除了洋务派官僚集团的成员以及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一些人外，一般的投资者都是被侵渔的对象。在这些企业中出现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即大资产阶级）的前身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

另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是小型新式企业的投资者，他们资本一般不过数千元，最多也不过数万元。另有一部分旧式手工工场或大作坊采用机器，成为新式小企业如机器缫丝业、小型面粉厂之类，但数量很有限。民族资产阶级在七八十年代都还没有形成为一种独立的阶级力量。

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各部门的破坏，是为了把中国半殖民地化和殖民地化，但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自己的对立物。洋务派对民族资本采取压迫侵渔和垄断窒塞的手段。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的双重压迫下，民族资本只是在夹缝中勉强挤出一条生路，资金少，规模小，力量很弱。正因为这样，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摆脱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羁绊，而对它们保持着既有矛盾又有依附的双重关系，使自身具有先天的软弱性和两面性。

近代产业工人的开始出现　洋务运动发生时期，资本一帝国主义正在中国加紧进行半殖民地原始积累。农村自然经济遭到愈来愈严重的破坏。封建统治势力和侵略势力密切结合，地租、高利贷剥削和资本一帝国主义榨取合为一体，这是中国民族资本不可能充分发展的根本原因。外来势力对农村生产力的严重破坏只是使农民极端贫困化以至饥饿死亡。从农村游离出来的农民和破产手工业者虽然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来源，但其中只有少数人转化为新式产业工人。有的破产流浪，成了无业游民。绝大多数农民脱离不开土地，逃不掉空前的残酷剥削。新式产业工人也没有遭到更好的命运。他们从四五十年代开始出现于外人在沿海各地所办的运输业、船舶修造业和一些进出口品加工工厂中，首先受外国资产阶级侵略势力的无情压榨，接着又在官僚企业和民族企业中受到封建势力和资本主义的剥削。这些情况使得中国新产生的工人阶级具有强烈的反抗性。

第四节　中国沿边遭受侵略和中法战争

在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叶，西方资本主义在中国沿边进行的侵略，目的在于夺取一定的地区作为独占性的市场以至殖民地。他们并且想以这些地区为根据地向更广阔的中国腹地伸张侵略势力。因此，这十几年中，沿边侵略和侵略者对内地开放的要求是互相配合地进行的。侵略者的行动和要求不断遭到中国人民的反对和打击。

阿古柏侵入新疆及英、俄对新疆的侵略　早在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觊觎中国的边疆地区。1867年清朝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致各省督抚书中，就说“海澨之波涛未息，山陬之游徼纷来”。60年代被侵略者争夺的最主要地区是西北的新疆。1865年，中亚细亚浩罕汗国的一个军官阿古柏(yakub beg)乘新疆回民起义的机会侵入新疆，逐步占据了天山南北的大部分地区。英俄商人也乘机而入，都得到阿古柏的优待并非法地扩充贸易（1868年），到1872年和1873年，阿古柏竟以“独立国君主”（“艾米尔”）的名义前后和俄、英订约，企图分裂中国领土。这个阴谋只是由于中国坚持收复自己领土、并由左宗棠统率大军消灭阿古柏势力后，才被打破。新疆大部收复后，又经过反复交涉，1881年，被沙俄以“代管”名义占领多年的伊犁地区（除了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一带外）才归还中国。中国使臣曾纪泽这次在俄京折冲樽俎很有功劳。

英国势力开始侵入西藏　60年代初年英国在印度的侵略势力，在进一步伸人中国的两个邻邦哲孟雄（即锡金）和不丹之后，就准备侵入西藏地区，并且派遣侵略分子以传教游历为名入藏侦查。西藏地方官吏和僧俗人民对于这些“披楞”（藏语英人）侵略者不断加以阻挡、驱逐。清政府也下令截回从内地潜赴西藏地方的外国传教士。到了1875年，英国在占领中国一个重要邻邦缅甸的大部地区（“下缅甸”）之后，要求从缅甸进入云南，同时又阴谋从印度侵入西藏。

在云南回民起义结束之后，英国就向总理衙门索取从缅甸进入云南的“游历”护照，并以将近200人的武装部队组织所谓游历团。这不能不引起云南边境人民的警惕和反抗。1875年2月，英国翻译官马嘉理在蛮允地方被群众拒绝通过，在争执中被杀死。英国侵略者以此为借口提出种种勒索，在1876年胁迫清政府订立所谓《中英烟台条约》，一面扩大在中国内地的侵略权利和侵略范围，一面以“专条”规定英国得派员由中国内地经西藏地方到印度，或由印度进入西藏地方“探路”。英国侵入西藏的企图受到西藏地方官民的反抗。1885年英国人马科蕾（macaulay)扬言要带兵3000从哲孟雄进入西藏，但在反抗的压力下被迫暂时推迟。

日本和美国对中国领土台湾的侵略　在这时期，更露骨的侵略还是来自海上。一方面外国侵略的矛头指向与中国有唇齿关系的两个邻邦朝鲜和越南，并且企图把这两个国家当作跳板侵入中国的东北和西南；另一方面侵略者在中国沿海进行军事挑衅，直接侵略中国领土。法国侵略越南并侵入中国云南、广西地区，引起了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侵入朝鲜，直到发动中日甲午战争。

美国侵略者早就阴谋占据从元朝以来就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台湾。1856年美公使巴驾（p. parker)向国务院提出“法占朝鲜、英占舟山、美占台湾”的建议。当时美国军火贩子（拉华雷公司等）甚至肆无忌惮地在台湾地面插上美国国旗表示强盗的心愿。1867年美国竟以台湾地方高山族袭击美水手为借口派遣两只兵舰实行武力侵犯。高山族以原始的武器英勇地击退侵略者。日本明治维新（1868年）之后，一批军国主义者鼓吹“征韩论”和“征台论”，得到了美国侵略分子的支持。美国资产阶级企图利用日本军国主义给它打头阵，在远东创造有利于美国侵略行动的借口和局势。1874年发生了日本武装侵略中国台湾地方的事件。日本明治政府以琉球人在台湾被杀为借口，于1874年4月派兵三千余在台湾南部琅峤登陆，劫掠焚杀，经当地高山族据险击败后，退守龟山。而日军中疠疫流行，兵士大批死亡。美国伪装调停人由其公使和天津领事出面劝清政府向日本妥协赔款。在美、英两国压力之下，清政府反而向日本赔偿抚恤金等50万两。琉球原是独立国，并与中国有册封朝贡关系。1879年日本不顾清政府的强烈抗议，竟然强行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

日本和美国对中国邻邦朝鲜的侵略　1871年美舰炮轰朝鲜江华岛，被朝鲜军民击退。1875年，日本兵船又进攻江华岛，迫使朝鲜订立《江华条约》（1876年），从此朝鲜的门户被打开。1882年《美朝条约》是美国对朝鲜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以后欧洲各国也相继与朝鲜签约。在1882年朝鲜爆发的以驱逐日本侵略势力为目的的“壬午兵变”中，或是在1884年朝鲜“开化党”发动的“甲申政变”中，美国都积极支持日本加紧对朝鲜的侵略。

1885年初，日本公使井上馨迫使朝鲜订立“赔款”、“惩凶”的《汉城条约》。在美国极力替日本侵略者撑腰的情况下，清政府以防备日本为目的派遣到朝鲜的官员吴大澂等，一筹莫展。结果1885年4月，李鸿章反而和日本代表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立了同意日本此后有权派兵到朝鲜的条约。

中法战争　1883—1885年法国侵略越南和中国的中法战争，也是中越人民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在战争过程中，中越人民在越南北部并肩作战，顽强抗击侵略势力，多次取得胜利。同时中国人民在中国沿海许多地方展开保卫战，又在内地各处展开大规模的反侵略斗争，给法国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法国侵略者在18世纪已经侵略越南，要求割地通商。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法国胁迫越南订立包括强割南部三省和昆仑岛的不平等条约，并在1867年再次侵略越南，强割下交趾的其他三省。普法战争中法国失败之后，法国资产阶级妄想在东方取得补偿，加紧侵略越南。1874年强迫越南订下了实际上把越南变为法国保护国的《柴棍（西贡）条约》。到了80年代，法国更加紧控制越南，并要从红河侵入中国的云南。这时期云南各地人民展开了反抗法国侵略者的坚决斗争。在越南北部，以刘永福为首的中国农民起义军旧部早在1873年已有抗击法国侵略者的辉煌战绩，现在又英勇地投入战斗。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在河内地区和越南军民一齐抗法，1883年4月在河内城外纸桥大败法军，击毙其主将李维业（h. rivière)。刘永福以战月在河内城外纸桥大败法军，击毙其主将李维业（h. rivière)。刘永福以战功被越南政府委任为三宣提督。此后黑旗军就成为在越南北部抗法的一支劲旅。法国侵略者看到越南人民反抗力量不断增大，就在8月间攻入顺化，胁迫越南国王投降，使顺化政府完全成为法国的傀儡，然后以全力镇压抗法的越南人民。

清政府的态度，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为代表，始终不敢支援越南人民反抗法国的斗争。在全国舆论压迫之下，洋务派提出了“明交暗战”的主张，就是和侵略者维持正常关系而派些没有旗帜番号的军队去援助黑旗军。后来又正式派些军队到镇南关（解放后改称友谊关）外谅山一带驻扎，表示只求保境，不和法国决裂。1883年底侵略者进攻防守越南山西的黑旗军，清军将领坐视不救，引起国内舆论的愤怒谴责。但法国侵略军却毫不客气地进攻清军，1884年4月，徐延旭在北宁溃败。法国派兵舰到中国沿海示威。清政府急调淮系将领潘鼎新到前线主持军事，而李鸿章却又和法国海军将官福禄诺(e．foumier)在天津订立和约，并密订日期将各路中国军队分别撤回。

由于前线官兵坚决还击法国侵略者的无理进攻，李鸿章向法国妥协的阴谋失败。于是从1884年6月到1885年4月中法战争又继续了十个月之久。

在这十个月中，淮系洋务派坚持不战。法国侵略者以偷袭手段击毁马江船厂和停泊在福州马尾港口内的中国福建水师舰队。事后北洋始终不肯抽调兵船南下参加战斗。进攻台湾的法国侵略军遭到地方军民的抗击。在镇南关外一带的李鸿章嫡系潘鼎新部，丝毫没有斗志，1885年初竟然撤入关内，连关口都一度陷入敌人之手。沿边军民愤慨要求抗敌，1895年3月，年近70的老将冯子材督率各军在镇南关前奋勇反攻，取得镇南关大捷和谅山大捷，法国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形势对中国有利，但李鸿章却已派英籍海关职员金登干(j.d.campbell)潜赴巴黎和法外交部秘密谈判，达成屈辱的协议。于是前线虽然奏捷，而撤兵之命已下。

1885年4月4日由清政府授权金登干和法国在巴黎订立《停战协定》，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正式签订《中法新约》，给予法国在中国云南、广西、广东三省与中越边境开埠通商的特权。中法战争的结果中国不败而败。

第五节　中日甲午战争

1885—1894年即中法战争后到中日战争这十年中，是民族矛盾日益激化的阶段。

西方自由资本主义正在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即帝国主义过渡，表现了更强烈的掠夺性和侵略性，列强分割世界的斗争更加激烈。

外国资本主义进一步控制中国市场　就对外贸易说，90年代初年资本主义国家输入中国的货物比70年代初年增长一倍以上，其中鸦片和棉布各占1/5，棉纱从70年代初的3%弱跃增为14%强，开始占重要位置的商品有煤油（输入农村作灯油用）、染料、针等物。而机械在输入的货物中所占比重不及1%。中国市场进一步被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也进一步被破坏了。中国输出的货品茶丝两大宗从70年代初年的占出口总值80%，减为不及60%。大豆（1%强）、猪鬃、皮革、菜油和短绒棉花（5%弱）等农业品和原料都是被搜括出口的对象。这都说明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半殖民地化和农村被榨取的情况日益严重。

外国侵略势力深入朝鲜　由于洋务派官僚对外实行妥协政策，边疆危机没有缓解而是更严重了。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积极准备大举侵入朝鲜和中国东北部。当时全世界几乎被资本主义各国瓜分，朝鲜成为美、英、俄、法、德和日本争夺的场所。李鸿章、袁世凯 [8] 等想在朝鲜发展北洋势力，这当然不能防止英、美各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朝鲜。就朝鲜局势而言，北洋派官僚军阀正是前门拒虎后门引狼，日本势力没有被阻挡，而英、美以至沙俄的侵略势力反而愈来愈深入。前后通过李鸿章推荐到朝鲜充当外交、财政官员的德国人穆麟德（p. g. von möllendorff）和美国人德尼（o. denny)，先后把沙俄和美国侵略势力引进朝鲜。德尼在1890年居然推荐前此勾引日本侵略台湾的美国人李仙得充当朝鲜税务司。李鸿章所标榜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其结果只是使朝鲜和中国更多受制于西方列强和日本。

英国吞并缅甸、侵犯西藏　英国在中法战争之后，以防止法国势力进入“上缅甸”为借口，急忙实行对缅甸的全部的侵占。1885年底，英国侵略军攻入当时缅甸首都曼德勒，俘虏缅王。1886年7月清朝政府被强迫和英国签订条约，承认英国吞并缅甸的事实。

英国虽然在1886年假装答应放弃侵入中国西藏地方的野心，但1888年，英军悍然向中国西藏地方隆土山要隘发动进攻。1890年清政府和英国订立了《藏印条约》。1893年12月，清政府又订《藏印续约》，同意英国开放亚东为通商地点，于是英国打通了侵入西藏地方的大门。

官僚集团加紧控制新式企业　从80年代中叶开始，北洋官僚集团变本加厉地把所办的民用企业变为派系私产。商股遭侵吞，洋债侵入并控制了轮船招商局。80年代后期的五六年中，淮系洋务派计划大借外资，和美国合办“华美银行”，以银行为“总枢”举办各项“新政”，以大量出卖铁路利权为交换条件。前后数次交涉，都因为遭到朝野舆论的激烈反对而中止。淮系洋务派在机器织布局的名义下，对纺纱业也进行垄断，由官僚投资经营的“纺织新局” [9] 于是产生了。新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得李鸿章的特别许可，在广东筹设纺织官局，不久他移督湖广，就将工厂移设武昌，成立湖北纺织官局。张之洞得到北京的支持，在淮系之外另树一帜，开办了许多“官局”（即官办工厂），但企业本身都成为官僚机构，没有发展前途。李鸿章的上海织布局在1893年遭火焚毁。1894年他派盛宣怀接手重建，改称“华盛纺织总厂”。当时十年专利已经满期，各地绅商也在讨论设立纱厂。所以李鸿章和盛宣怀等在计划重建华盛纺织厂时就决定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集股分设10厂，“官督商办”，限定全国纱机40万锭，布机5000张。这时期实际成立的有华盛、华新（即“纺织新局”）、裕源、裕晋、大纯5厂，均在上海，另有通久源厂，在宁波。

初期的改良思想　80年代刚诞生的中国资产阶级对于挽救民族危机和发展资本主义开始提出一些见解，发出一些呼声，但还不可能形成一种政治运动。孙中山 [10] 在中法战争后已经认为清政府日益衰落，但他在1894年还上书李鸿章，要求实行改革，以达到“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康有为 [11] 在1888年感到民族危机的严重，上书皇帝要求下诏罪己，虽然已经主张“变法”，但只是发挥了“法弊必变”的老说法，还没有揭示具体的政治内容。早期改良思想家开始抨击官办企业的垄断和官督商办的侵渔。《盛世危言》的作者郑观应说“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他们憧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政治，以为有议会政治就可以“达民情、张国威、御外侮” [12] ，而且把议会政治看作可以是封建地主和资产阶级联合的政权，他们对于洋务派除了反对官僚包揽商务而外，也没有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同他们划清界限。

这个时期农民斗争潮流逐渐高涨。1891年长江一带数十城市的暴动，是会党领导的反对各地外国教会的武装斗争的重要发展。这些斗争有很多农民参加，有的发展为反对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如四川大足余栋臣的起义）。这些斗争使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都受到很大的震动。

甲午战前的国际国内形势　在国内外矛盾极端尖锐的形势下发生了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这是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吞并朝鲜并向中国大陆扩张为目的而发动的侵略战争。

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东亚成为殖民主义侵略势力的争夺焦点。朝鲜更是日、俄、英、美的角逐场所。当时西方国家和日本都把中国看作它们侵略朝鲜的障碍。于是英国采取勾结日本进攻朝鲜的方针，并且逐渐形成英、美、日联合的形势。日本军国主义者以十年的时间暗中准备一举摧毁中国海陆军力的战争。以西太后和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朝统治集团，却在外交上妥协退让，在国防上坐视军备的废弛。

1891年李鸿章奏报“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 [13] 。他一味饰词敷衍以逢迎西太后的铺张浪费。直至1894年中日战争前夕，他还奏称据英国水师提督查看，大连炮台“工坚费省”，“各局厂制造西洋枪炮、药弹、水雷均能力求精进”。由于1888年北洋海军成军后就不再添船购炮，实际上，中国军备和日本相较已略处于劣势。李鸿章却把希望寄托在一旦中日发生冲突时由英、俄出面排解，于是中国在外交上和军事上陷入完全被动地位。

日本发动侵略战争　1894年朝鲜发生了东学党农民起义，日本决定乘机下手。朝鲜统治者同时向中国和日本乞援，日本驻朝鲜署理公使杉村就向袁世凯假意表示：如果清政府派兵到朝鲜，日本不会借题出兵。6月初，淮军叶志超部开抵朝鲜牙山，但日本先已设立大举侵朝的大本营。6月9日，日军在仁川登陆，由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领一部分侵略军于次日进驻汉城，日军陆续开抵汉城。14日，日本政府通过所谓“朝鲜内政改革案”，并决定以武力执行这个把朝鲜变为日本殖民地的方案。正如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日本假借这个好题目”，是为了“索性借此时机促成中日关系的破裂” [14] 。李鸿章看到形势紧张，急命袁世凯和大鸟磋商“中日同时撤兵”。大鸟拒绝撤兵，但佯称“不再添兵到朝鲜”。这连袁世凯都认为不可靠，因为“前言俱食，后言何可信” [15] 。李鸿章依然把希望完全寄托于英、俄对日本施加压力。6月25日，他电袁世凯说俄皇已训令驻日俄使“勒令〔日本〕照华议同时撤兵”。他又令叶志超的部队“仍静待勿妄动” [16] ，并电斥丁汝昌说：“日虽添军谣四起，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 [17] 这样，海陆军将士都在思想上被解除武装了。接着，在26日，日本公然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要求后，英国立即通知俄国“绝对不愿对日本采取威胁手段” [18] 。然而李鸿章到了7月1日还幻想要求英国派海军到横滨“勒令撤兵，再议善后” [19] 。

西太后和李鸿章的妥协求和路线引起了清统治集团中一部分言官的反对。以户部尚书翁同龢为首的主战派，形成了一个拥护光绪皇帝的“帝党”，反对当权派西太后系官僚，即所谓“后党”。侍读学士文廷式揭露李鸿章“终身以洋人为可恃，……至今日而天下之利权归于赫德，北洋之兵权归于德璀琳，故一有变端，徬徨而罔知所措” [20] 。在7月14日“速筹战备以杜狡谋”的密谕 [21] 催促下，李鸿章拟出了他的作战计划，即加调卫汝贵、左宝贵等军进平壤，而命令叶志超撤出牙山退到平壤，把朝鲜南部完全放弃。但日本先下手了，7月23日，日军占领朝鲜王宫，控制朝鲜政权。25日，日本海军在牙山口外的丰岛附近偷袭击沉中国运输船高升号。同日，驻牙山地区的叶志超、聂士成等部在敌人进攻后溃退平壤。于是8月1日，中国和日本同时宣战。

平壤之战　局势本来还是很有可为的。虽然朝鲜政府已经为日军所控制，但是朝鲜人民仍以极高的热情支持中国军队，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军。中国集中在平壤的军队数达二万多人。日本还没有控制海上航路，不敢把军队送到仁川登陆，而取道离平壤一千多里的釜山，因此运输很迟缓。中国军队本来有较充裕的时间进行战守准备，但是淮军和东北系军队不相统属，没有积极备战。到了9月15日敌军进攻平壤，据守北城的总兵左宝贵率部坚持抵抗，壮烈牺牲。但身为主帅的叶志超，却仓皇下令大军后撤，一直退过鸭绿江。

黄海海战　仅仅两天之后（9月17日），北洋海军与日本舰队在黄海开战。中国方面虽然船舰吨数较多而速度不及敌人，在战斗中损失很大。但许多将士都能舍身杀敌。“致远”舰受重伤后，管带邓世昌鼓轮猛冲求撞敌舰，中炮火壮烈牺牲。“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和全船士兵坚持战斗，与船俱毁。海战结果日本海军也受了重创。但在这一次海战后，李鸿章下令海军只能守口，“不得出大洋浪战”，放弃了制海权。于是陆路战事形势也就更加不利了。

清军在辽东、威海一再失利　投降派屈辱求和　后党官僚和淮系洋务派不从平壤和黄海两个战役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反要利用军事的失败作为政治资本来压倒主战的舆论。9月底恭亲王奕诉再度主持总理衙门，一意主张由英国调停，竟然表示愿意赔款。日本军国主义者乘机加紧进攻，从10月下旬开始，一路日军渡鸭绿江攻陷九连城和安东，另一路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占领凤凰城和金州，从后路包抄攻陷防务号称巩固的大连和旅顺。辽东半岛全部陷落，日军占领旅顺后屠杀当地居民二万余人。主和派就把希望寄托在表面中立、暗中支持日本的美国，请它或是单独出面，或是联合欧洲各国调停战事。由于美国方面的示意，清政府在年底派遣户部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聘请曾任美国国务卿的科士达（j.w.foster)作为顾问，前往日本广岛议和。日本一面利用和谈的空气来麻痹清朝统治集团，继续进攻；一面拒绝承认张、邵的“全权”，迫使他们立即回国，并通过科士达要求清政府派遣确能代表它割地求和的最上层人物如奕诉、李鸿章等。1895年2月中，北洋海军在威海卫全军覆没，投降派如奕诉、孙毓汶等就内定割地求和。到3月中，主战派推荐的湘军在关外溃败，牛庄、营口、田庄台等地接踵沦陷。日本海军攻占澎湖列岛。于是西太后、李鸿章等向侵略者表示完全屈服。

投降派的屈膝求和和人民的英勇的反抗是一个鲜明的对照。就东北地区说，岫岩群众以抬枪和敌军相持多日，辽阳群众扼险拒敌，迫使敌人放弃占领辽阳的企图，奉天东边道一带民团向敌人反攻，收复被占领的宽甸城。当时中国海陆军虽然受挫，但是全国人心奋发要求抵抗，而日本已经罄其所有海陆军力量作孤注一掷，如陆奥宗光所说的“国内军备殆已空虚”，军需也已告缺乏 [22] 。假如中国坚持抵抗，日本就要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因此，中日战争的失败结局，是国内反动派的投降路线造成的。

马关条约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日本马关谈判签约，《马关条约》主要内容为：1．朝鲜完全“自主”，实际上即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并禁止中国协助朝鲜抵抗日本的侵略。2．割让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3．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4．允许日本资本家在通商口岸设立各种工厂。5．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允许日本商船驶到上述各地。日本军国主义从中国侵占土地，勒索巨款，并进一步掠夺物资财富来发展它的帝国主义势力。马关条约标志着外国对华侵略进入帝国主义新阶段。

“公车上书”和兴中会的成立　中国人民不能容忍清政府的割地求和。马关“议和”条款传出后，以康有为为首的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签名上书，主张迁都抗战。这次轰动一时的“公车上书”也就是开明士绅和资产阶级化知识分子展开政治运动的前奏。孙中山于1894年冬在檀香山华侨中间秘密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到1895年2月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会，组织广州一带会党，预定当年秋末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但以事机泄露而失败。孙中山在这时期还没有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兴中会这样的团体也带有浓厚的旧式秘密组织色彩。

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　台湾人民保卫祖国神圣领土，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武装斗争是甲午战争中最有声色的一幕。《马关条约》传出之后，4月25日，台北人民罢市抗议，宣告饷银不准运出，税收留供抗敌。台湾士绅致电清政府反对割地；人民发出檄文誓杀李鸿章等卖国贼。5月底，日军先在基隆东面三貂角强行登陆，开始侵台战争；6月2日，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代表清政府在基隆口外日舰上处理“让渡”手续。从5月底到6月初，台北士绅推巡抚唐景崧为总统，企图在“台湾民主国”自主抗战的名义下抵抗日本侵略者。但到6月初，基隆失陷，台北、台中的官绅仓皇内渡，敌军从台北向南进攻，台湾人民拥护台南守将刘永福进行浴血抗战。英勇的台湾军民先后在台北新竹和台中彰化、云林等处阻击敌人。刘永福的亲军七星队在彰化的保卫战中，几乎全部壮烈牺牲。10月间，日军海陆联合进攻，台南守军弹尽援绝，于21日失陷。刘永福事先乘船内渡。台湾人民在各地继续坚持反抗斗争。

第六节　民族危机和社会变化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加紧宰割中国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像洪水一般冲进中国。欧美垄断金融资本已经不以对中国的商品倾销为满足，而要求直接控制中国领土，以保障资本输出的最大利益。当时全世界大部分经济落后的地区已被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它们在中国的争夺就表现得特别尖锐、激烈。但是帝国主义者毕竟不能以瓜分非洲一样的方式来瓜分中国，而且它们害怕中国再发生像太平天国那样猛烈的革命运动，因此它们一面维持清朝政权，一面分别夺取“租借地”和铁路线，划分“势力范围”。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遭到更严重的破坏，东北和山东的一部分地区（如所谓“租借地”和铁路附属地带）开始遭受殖民地式的统治。帝国主义瓜分宰割中国的阴谋正在不断酝酿和发展。19世纪最后5年，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俄法集团在战后第一次大借款期间的勒索侵占　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俄国认为此举损害了它在中国的侵略利益，便纠合法、德两国，一面迫使清政府加付3000万两的所谓“赎金”给日本，一面促使日本把辽东半岛退还中国。俄、法两国结成一个侵略集团，又以“辽事出力应有酬劳”为理由，向清政府肆行勒索。为了偿还对日本的第一期“赔款”，清政府在1895年7月6日，和俄、法银行家签订了一个由沙俄政府出面担保的四亿法郎（约合一亿两白银）借款合同，借款实收94.125%，年息四厘(4%)。俄、法银行家联合组织了“华俄道胜银行”，提出控制中国财政的目标，如“承包税收”“经营有关中国国库的各项业务”“发行货币，偿付中国政府所负的债息”，以及“修建中国境内的铁路及安装电线”等等。在借款交涉的过程中（6月20日），法国胁迫清政府割给云南边区的猛乌、乌得等地，开放云南河口、思茅为商埠，并给予法国在云南、广西、广东三省开矿的优先权 [23] 。贷款合同成立之后，9月间，法国又要求由“费务林公司”（fives-lilies）修建并经营从越南同登伸到中国龙州的铁路 [24] ，并于次年（1896年6月5日）订立这项合同。这就开了外国侵占中国铁路线的恶例，也就是后来法国强修滇越铁路 [25] 的先声。此后法国就把西南三省看作它的势力范围，并计划进一步向四川扩张。俄国不断向北京施加压力，积极支持法国。英国一面和法国约定无论何方在四川、云南两省取得的特权，均由双方分享（1896年1月15日《伦敦协定》），一面又乘机向总理衙门强称“两乌”的割让损害英国利益，要求把云南边区野人山地方割给英国，并开放西江通商，作为“补偿” [26] 。

英德集团夺取第二次大借款权　沙俄在北京的政治势力和法国的金融资本结合起来，形成对中国南北夹攻的阵势。英国就和被俄、法撇开了的德国联合组成另一个侵略集团。于是1896年初，在清政府为筹措对日本第二期“赔款”而进行的借款交涉中，就出现了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争相向中国贷款的闹剧。总理衙门大臣说自己“终日处在虎豹丛中” [27] 。3月23日，第二次贷款权被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抢走了，这个高利贷合同规定借款数目1600万英镑（约合一亿两），九四折扣，年利五厘（5%），偿款期限为36年，不得提前偿清；同时又规定款未偿清前海关行政不得改变，这样来保证英国人占据海关总税务司的位置 [28] 。

沙俄诱订中俄密约和夺取中东路　沙俄在“共同防日”的幌子下，引诱清政府和它订立盟约，从而实现侵占东北甚至华北作为势力范围的阴谋。这时清朝统治集团中亲俄派头子是西太后和李鸿章。李鸿章“一意联络俄人”，主张完全投靠沙俄。亲英派的长江流域疆吏，如刘坤一、张之洞等，这时也建议和沙俄缔订密约 [29] 。沙俄先由公使喀西尼（a.2.kaccnhn）要求建造通过东北的铁路，以便将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和海参崴联接起来。它又利用俄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机会，指名要李鸿章充贺使，和俄国财政大臣维特(bntte)进行秘密谈判。1896年6月3日在莫斯科签订的所谓“中俄密约”，在对日防守同盟的名义下，规定由道胜银行在黑龙江、吉林修造铁路，给俄国以必要时运兵过境的权利。接着清出使俄、德大臣许景澄在9月间和道胜银行签订《东省铁路合同》，这就成为沙俄占据中东铁路及其附属地带的根据。

各国激烈争抢卢汉路权　帝国主义国家对于贯穿中国心脏地区的卢汉（卢沟桥到汉口）铁路线，争夺尤为激烈。张之洞原是这条铁路的倡议者。早在1889年，他从两广总督任被调到湖广（即湖南、湖北），主要就是为了主持修路事宜。但是，1890年，李鸿章主张将该路经费移建京奉铁路。1896年，清政府颁发“上谕”，招殷实华商承办卢汉路，但问津者都是以外商资金冒名影射的买办商人们，其中包括工部尚书许应骙（广东番禺人）的堂弟许应锵。真正华商吃过洋务派“官督商办”的亏，不敢再来尝试。到了8月间，由于买办官僚盛宣怀的建议，张之洞和直隶总督王文韶联衔上奏，请借外债，并设立“铁路公司”，还推荐盛宣怀任督办。于是帝国主义各国展开争夺。首先俄法集团由法国公使施阿兰(a.gérard)出面，要求法商承办 [30] 。继之，和盛宣怀勾结的美国垄断资本洛克菲勒、哈里曼集团的“华美合兴公司”派遣前参议员华士宾（w. d. washburn)为代表，到上海、武昌活动，要求“包办全工，事权独揽” [31] 。最后，英、德两国资本家提出联合要求 [32] ，并要承办粤汉铁路。这些侵略目的如此明显，争抢又如此激烈，清政府当然不敢答应。于是1897年5月，在法国迫使清政府保证海南岛“不割让”之后两个月，张之洞决定向一个“欧洲小国”比利时的银行团借款并决定用比国工程师监修铁路，以免这条干线落入欧洲强国手里。7月27日，铁路借款合同 [33] 正式签订。但是比利时银行团实际上却是法、比金融资本的联合组织，结果这条铁路依然被俄、法集团控制。于是英国向东北展开攻势，和山海关到奉天（沈阳）线铁路督办、亲英派官僚胡燏棻商定任用英国人金达（kinder)为技师长。10月18日，俄国警告英国说，“俄国政府认为，同俄国边界接壤的中国各省，必须不落入俄国之外的任何国家的影响之下” [34] 。

俄、德、法占夺海港和强划势力范围　到了1897年底，帝国主义开始以武力强占中国沿海港口，民族危机达到空前严重的阶段。11月4日，德国借口山东曹州巨野县群众焚毁教堂杀死德教士，派遣海军占领胶州湾。德国在中日战争后，一直蓄意夺取中国港口，在它计划中考虑过的有大鹏湾、厦门、舟山和胶州湾等处。1896年，李鸿章从俄国到西欧游历，德国外交部就向他流露过这个意思。李鸿章提出交换条件，希望德国允许增加中国关税以提高他个人在清统治集团中已经没落的政治地位 [35] 。1896年底，德国公使海靖向总理衙门公然索取胶州，但俄、法暗中通知清政府不得应允德国要求 [36] 。1897年底，在沙皇尼古拉向德皇威廉表示不反对德国侵占胶州之后 [37] ，德帝国主义悍然侵占胶州湾（青岛）。清政府下令不许山东官兵进行抵抗。德国照会俄国，承认它“不仅把朝鲜而且把华北全部包括北京与黄海都划在内的独占势力范围”，并且声明支持俄国在亚洲和其他地方的侵略政策 [38] 。于是俄国一面表示支持德国的侵占行为，一面于12月14日突然将舰队驶入旅顺口，开始了对旅大地区的侵占。德国外交部向俄国表示支持，并以“这些事情将标志着中华帝国慢慢的和逐步的瓦解” [39] 而表示快意。

1898年3月6日，李鸿章同德国签订了《中德胶澳租界（实即“租借地”）条约》，租期99年。三星期后（3月27日），李鸿章、张荫桓等又同俄国订立了《旅大租地条约》，期限25年，可以延长。中国在这些“租借地”的行政权和驻军权都被剥夺。德国还取得从胶州经潍县、济南直至“山东边境”和从胶州经沂州、莱芜到济南的两条铁路线的独占权，并且垄断沿线两旁各30华里以内的矿产。德国不久开始修建胶济铁路。山东全省成为德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俄国在“租约”中，还取得直达旅大的中东铁路支线（包括后来所谓“南满铁路”）及其经过地方铁路利益的独占权 [40] 。东北全部成为它的势力范围。再过14天（4月9日），清政府又同意了法国提出的云南、广西、广东三省“不割让”，广州湾（湛江）“租借”99年和全国邮政管理权的要求。于是俄、德、法三国在中国划定了“势力范围”。

英国争夺势力范围和第三次大借款权　半世纪以来在中国维持着最优越的侵略地位的英帝国主义，加紧要求增强它在政治上和财政上对中国的控制，企图永久占据海关总税务司的地位。它积极扩充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各省侵略势力，阴谋进一步伸入华北。事后企图把自己粉饰为热心维护中国领土完整的英帝国主义，在1897年底和1898年中，不但积极参加了势力范围的争夺，而且提出了广泛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侵略要求。1897年秋，英国先由一个公司出面，与盛宣怀草签第三次大借款1600万英镑的合同，然后由英公使窦纳乐（c. m. macdonald)向总理衙门要求粤汉、沪宁、宁汉三条铁路权，作为交换条件 [41] 。交涉延至胶州、旅大被侵之后，英国又提出更多的要求，包括对中国重要税收（海关、厘金、盐课、常关）的管理权和从缅甸修铁路到长江流域的权利 [42] ，同时要求开放大连和进一步保证它永远占据海关总税务司的地位。于是俄国以李鸿章为内应，来进行对第三次借款的竞争。1898年1月15日，俄国以“绝交”恫喝清政府，迫它拒绝英国开放大连的要求 [43] 。总理衙门也不敢接受英国贷款及其附带条件，而于2月10日向英国保证凡当英国对华贸易“超过他国”时由英人充当总税务司；又于次日照会英国，“扬子江沿岸各省”不以“租押或其他名义让予他国” [44] 。长江流域这个广大地区竟然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了。清政府在英、俄之间，左右为难，一度想不举行第三次借款而筹办国内公债，因此发行了“昭信股票”。但它本身威信早已扫地，民间应者寥寥。结果3月1日，清政府仍然同意签订由赫德阴谋撮合的汇丰、德华两银行的1600万英镑借款合同。合同规定：八三折扣（83%）付款，年息四厘五（4.5%)，期限45年；在同时期内，海关总税务司由英人充任；苏州、淞沪、九江、浙东厘金和宜昌、鄂、皖盐厘统归总税务司征收管理。帝国主义贷款的高利贷性质一次超过一次；英国不但控制中国海关而且部分地控制中国的厘金、盐税了 [45] 。

英国在南方借口抵制法国的势力范围，在6月间，强划九龙深圳湾到大鹏湾（即九龙半岛新界地区）为定期99年的“租借地”，只许中国保留九龙城内地面和从九龙通至新安的陆路以及附近的一个码头 [46] 。在北方，它又借口抵制沙俄势力，将军舰集中威海卫，于7月1日和庆亲王奕劻等订立专条，把刘公岛和威海湾内群岛以及全湾沿岸十英里地面强“租”25年 [47] 。英国还提出五条铁路干线的要求，包括天津镇江线，晋、豫到长江线，广州九龙线，浦口信阳线和苏杭宁波线。总理衙门在9月6日居然照复接受除津镇一线外这一在中国腹地的庞大铁路系统的侵略要求。英国又于10月间，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包括北京经天津至山海关和从山海关到营口两条铁路线的所谓《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为了夺取津镇这条重要铁路权，英国和德国谈判划分铁路投资的范围（1898年9月英德协定），并加强英德金融资本的合作，终于在1899年5月，迫使清政府和英德银行团订立草合同，规定津镇铁路北段归德国建筑，南段归英国建筑 [48] 。1899年4月，英俄缔结协议，互相承认分别在长江流域和长城以北的“势力范围”。

在英国的支持下，日本于1898年4月取得了福建省“不割让”的保证，把福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瓜分局势的形成　这样，在1896—1898的两三年中，中国大部分地区被帝国主义划作势力范围，中国沿海的重要港口被外国侵占或控制，中国主要铁路干线都落在外国手里，连粤汉路路权也在1898年4月被当时还忙于进行对西班牙战争的美帝国主义抢去了 [49] 。

列宁指出：“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不过它们在开始时不是公开瓜分的，而是像贼那样偷偷摸摸进行的。他们盗窃中国，就像盗窃死人的财物一样，一旦这个假死人试图反抗，它们就像野兽一样猛扑到他身上。” [50]

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这几年中，中国社会经济发生了新的变动。自然经济的基础遭到更大的打击，农民生计日益穷蹙，同时民族工业有了初步的发展。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设厂垄断中国工业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资本输出，除了攫夺中国经济命脉如路矿等之外，还设立各种工厂，企图垄断中国工业，首先是纺织业。1897年在上海正式开工的，就有英国怡和、老公茂，德国瑞记和美国鸿源四个纱厂。英国又收买中国官商合办的裕晋纱厂，改名协隆。这五个厂共有纱锭16万枚。日商东华纱厂不久也在上海开设。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加紧鼓励他们的资本家进行投资。甲午战争前，上海原有由盛宣怀控制的中国官商合办的纱厂五家，纱锭十几万枚 [51] ，中国每年仍输出大量原棉（主要向日本），而从印度输入大量棉纱。在侵略特权庇护之下，帝国主义把上海变成它们在华纺织业的中心。中国纱厂渐难立足，不断倒闭、出卖（如裕晋）、“出租”或招洋商入股（如裕源纱厂）。帝国主义资本输出的结果，首先是对于中国工业的压迫。

民族工业的初步发展　但是外资的大量侵入，不能不在一时期内刺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马关条约》后，清政府既允许外人投资，也就不能禁止民间设厂。洋务派对工业垄断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官办企业不能维持，“官督商办”的信用也已丧失干净。因此，在一部分官僚（如胡燏棻）和资产阶级维新派（如康有为）的呼吁下，清政府谕令各省“招商多设织布、纺绸等局，广为制造”。于是国内商办工业的兴起，就成为不可遏阻的事情。1895—1898年间，根据不完全的统计，新创办的厂、矿五十余家，资本约1200万元。在纺织业方面，上海外国纱厂林立，华厂易受倾轧。于是无锡业勤纱厂（1896年）、苏州苏纶纺织厂（1897年） [52] 、杭州通益公纺织厂（1897年）和南通大生纱厂（1898年）先后兴办。缫丝工厂在上海、苏、杭等地迅速增加，1898年仅上海一处就达二十家左右。面粉、火柴等公司在国内各地纷纷开设。1897年，张之洞奏说：“数年以来，江苏、浙江、湖北等省陆续添设纺纱、缫丝、烘茧各厂约三十余家。……沪、苏、江宁等处有购机器制造洋酒、洋蜡、火柴、碾米、向来火者。……陕西现已集股立机器纺织局。……四川已购机创设煤油，并议立洋蜡公司。……山西亦集股兴办煤铁，开设商务公司。至于广东海邦，……近年新增必更不少，天津、烟台更可类推。湖北、湖南两省已均有购机造火柴及榨棉油者。湖南诸绅现已设立宝善公司筹仪各种机器制造土货之法，规模颇盛 [53] 。似此各省气象日新，必且愈推愈广。” [54] 这是对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情况一个很生动的写照。但是民族资本还只是封建经济汪洋大海中的一些小岛，没有力量对抗帝国主义巨大资本对中国工业的逐渐控制。

大资产阶级势力的迅速扩张　和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密切联系的大资产阶级势力，在这时期却在迅速扩张。盛宣怀系官僚买办集团不但继承了洋务派的衣钵，并且加紧投靠帝国主义。除了仍旧握有轮船招商局、电报局以及上海华盛总厂的纺织系统外，盛宣怀又从张之洞手中接收了湖北的汉阳铁厂。华盛纱厂以不断捏报亏折的手法，成为盛氏的私产。汉阳铁厂后来和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组成为汉冶萍公司，愈来愈多依靠日本资本家而逐渐被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盛宣怀又把卢汉路的“铁路公司”偷偷改为“铁路总公司”，企图依靠外资把持全国铁路。1897年开业的中国通商银行，也具有浓厚的封建买办性质。盛宣怀拟定的营业办法是“于通商大码头用洋人为总管，于内地各省用晋人为总管，……专用西帮，仍悬通商银行招牌，而悉照西号（山西票号）办法” [55] 。在他心目中，银行只是山西票号的化身和准备偿付外债的厘金盐课的收存所，甚至还要允许英国公司派员驻行查核 [56] 他所招榄的银行股东，大部分是官场人物。号称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的通商银行，就是这样露骨的官僚买办的金融机构。它对于民族工业当然不可能起真正的推动作用。官僚买办势力的发展和帝国主义加紧侵略的形势是分不开的。

发展较为显著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　微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这时期有了初步的发展。中下层力量发展得十分有限。上层力量的发展较为显著。更多的官僚富商，即所谓“绅商”，投资于新式工业，他们本身亦官亦商，和封建势力有密切关系。他们投资的企业随时有被帝国主义挤倒的危险。他们和官僚买办势力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如无锡业勤厂主杨宗濂兄弟本来依靠淮系而成为上海织布局的投资者。杨氏兄弟都身兼官商。杨宗濂本人和翁同龢关系极密 [57] 。1893年，织布局被焚，李改派盛宣怀接管，并改组为华盛总厂 [58] 。杨氏兄弟只好另行设厂，这样才有1896年无锡业勤纱厂的设立。杨氏兄弟一面和盛宣怀官僚买办集团有利益矛盾，一面又和官僚势力有密切关系。苏州和南通的纺织厂最初是由有关地方当局派绅招集商股，以官商合资形式组织成立的，因而在开始时都是官商不分的，但不久由于形势的改变，改为“由商承办”（如苏纶纺织厂），或实际变成商办（如大生纱厂）。苏纶纺织厂初设时，苏绅陆润庠因亲丧家居，以国子监祭酒身份被派为“总办苏州商务绅董”。他名义上“自开两厂” [59] （苏经丝厂与苏纶纱厂），实际上是向商务局“承领息借商本” [60] ，因此他既是“商董”又是官派经理，厂权实际属于商务局。到他服满赴京，两厂才由另一绅士祝承桂承租包办五年，成了商办企业，但遇事“仍由江苏藩司（即布政使司）会同商务局督察商办” [61] 。祝承桂和其他负责人原来也都是官绅 [62] 。南通大生纱厂原由张謇奉张之洞命招股创办，但招股困难，改议官商合办，以他所领到张之洞署两江总督时购买搁置的纱机2.04万锭，作为官股25万两。大生纱厂成立的经过十分困难。张謇自己没有多少资本，如果没有两江官方（主要是刘坤一）的关系，他的纱厂是不可能创办起来的，而两江督署对张謇的支援就因为他本人是有政治影响的官绅。如上所述，就江南一隅已可看出这时期新兴资产阶级上层和封建统治势力极其密切的关系。

下层群众在危机形势下酝酿新的革命风暴　广大人民群众遭受更直接的侵略压迫和更严重的封建剥削，革命形势正在迅速发展。抗捐、抗税的风潮席卷全国十余省份。捣毁厘捐局的事件时有所闻。各地发生农民暴动以至武装起义。1898年，苏北、皖北、河南都发生大刀会、小刀会等组织的起义。广西天地会领导的起义，攻下梧州、浔州等地。四川大足县哥老会首领余栋臣 [63] 再度组织农民群众，在打教堂的号召下同时进行反封建的斗争。四川、湖北两省人民纷纷卷入战斗。湖广总督张之洞奏报说，“飘布所到之处，人民起而随之”。在1898年初，资产阶级维新派的首领康有为警告说，“自台事后，天下皆知朝廷之不可恃。人无固志，奸宄生心。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加以贿赂昏行暴乱于上，胥役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偪，揭竿斩木已可忧危” [64] 。

甲午战后两三年中，人民斗争的锋芒突出地朝向帝国主义。除了各地风起云涌反对外国教会的斗争外，在侵略势力直接蹂躏下的“租界”、“租借地”和铁路线地带，到处都有人民的暴动和武装斗争。19世纪末年中国人民群众规模巨大的反帝运动正在酝酿。

第七节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戊戌变法

维新运动的性质和阶级基础　在上述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尖锐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维新运动具有爱国救亡、政治改革和思想启蒙的三重性质。

七八十年代，从反对封建统治的专横腐败而提出的零星改良建议，到中日战争后发展为一套政治主张，并且形成了一个以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中心的维新政治运动。这时期的改良派客观上是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严复。他们提出了变法维新的主张，所以也称为维新派。

康有为　康有为是变法理论和纲领的主要提出者。他出生于广东南海县，早年饱受封建主义的传统教育。1876年，他投于同邑学者朱次琦 [65] 门下，治程、朱兼及陆、王理学三年。1879年，他移居西樵山白云洞，开始研究道、释书籍，并阅读清初顾炎武和顾祖禹的著作。1882年，他到北京应顺天乡试不第，归途经上海，购读江南制造局和英美教士“广学会”的译书。1888年，他再到北京，以一个秀才的身份上书皇帝，请求变法，被都察院阻格不能上达。1891年以后，他在广州讲学，署学舍 [66] 为“万木草堂”。这几年中，他著就《新学伪经考》并写了《孔子改制考》一部分稿和“秘不示人”的《大同书》初稿。《新学伪经考》刊于1891年，宣告东汉以来所谓古文经学都是“新莽”（王莽）一朝之学，出于刘歆伪造。这部书在学术上破除盲目信古思想，在政治上打击了顽固派“恪守祖训”反对变革的思想，因而引起顽固官吏的嫉视，于1894年被给事中余联沅参劾毁版。“大同”思想提出历史不断发展的见解，认为其最高发展阶段是“大同极乐世界”。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学说。1895年，康有为到北京应试，发动来京应试的各省举人进行公车上书 [67] （即第二次上书），都察院拒不收，但上书稿被缮印散发，影响甚大。榜发，他成进士，授工部主事，来到署，又上书（第三次上书）陈自强雪耻之策，分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四项，得到光绪帝的赞许。一个月后，他又上书（第四次上书）请设议院，但都察院和工部的长官都拒不肯代达。这几次上书的内容，就是他提出变法的纲领。“富国”的具体主张，就是取消各省原有禁令，允许人民办工厂、制机器，发展铁路、轮船事业。这些事业都要“纵民为之，由官保护”。“养民”的重点在于发展工农商业，诸如利用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提高农业生产，讲求制造技术上的发明，给予专利，甚至允许民间制造枪炮，此外还鼓励商会和大公司的组织，并由国家协助。“教士”的内容，就是广开学堂，招收学生，每人除“专学一经以为根本”外，要着重学习“专门之业”。为了推行这个纲领，他在“求人才”的名义下，提出一种代议制度，即由每十万户推出一个“议郎”，也就是绅商推选的新式议员。这些主张遭到顽固派官吏的坚决反对。

梁启超、严复、谭嗣同　梁启超 [68] ，广东新会人。他师事康有为于万木草堂，协助他著述和在北京进行政治活动。变法运动开始后，他成为最有力的政治鼓动家。严复 [69] 毕业于福州船政学堂，随兵船实习数年，被派赴英留学。他注意研究西方文物制度，回国后努力译述，最早译出的有赫胥黎的《天演论》（1898年初刊印），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学说警醒国人。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先发表《论世变之亟》一文，鼓吹发愤图强，又发表《原强》、《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废八股，倡新学和废除专制政治。谭嗣同 [70] 是维新运动中最激进的人物。他出身于大官僚家庭，生于北京，游历甚广，西北至新疆，东南至台湾，大江南北踪迹几遍。他胸襟开豁，对新事物感觉敏锐，阅览甚博，受王船山（夫之）著作影响最大，也推重龚自珍和魏源。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开始发展，他也热心于一些工矿企业的创办。维新运动开始时，他在湖南，没有参加北京强学会。1896年春，他到北京，结识梁启超 [71] 。1896—1897年，他写成《仁学》两卷，大胆批判封建制度和传统道德，主张冲破封建主义的一切网罗。

从强学会到《时务报》　1895年8月，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并出版《中外纪闻》，日印千份，附《京报》分送朝士大夫。同年10月，上海设立强学分会。参加学会的人多半是中小官僚和达官贵绅的子弟。学会的目的就是组织这些人讲习资产阶级政治，借以形成一股新的政治力量，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学会兼具学校和政党的性质。学会在北京和上海的设立，分别得到有力官吏翁同龢的支持和张之洞的一时赞助。谭嗣同写当时情况说，“内有常熟（翁），外有南皮（张），名士会者千计，款亦数万” [72] 。这些“名士”中有倾向维新派的如翁系官僚文廷式，也有单纯投机取巧的如李鸿藻的亲信门生张孝谦和张之洞的儿子张权等。但这些关系都挡不住反动势力对强学会的破坏。李鸿章的姻亲、御史杨崇伊上疏攻击强学会，参劾文廷式。结果北京强学会被查封，同时上海的强学分会也被张之洞取消了。康有为回到广州继续著作，完成《孔子改制考》和《礼运注》两书，并推动两广（包括港、澳）的维新运动。当时风气已开，各种学会的组织和报刊的传播已成为不可阻遏的事情。1896年春，上海强学会会员黄遵宪、汪康年等议办报馆，继续强学会的活动，并延请梁启超到上海任编辑。8月，《时务报》（旬刊）在上海发刊，揭出“变法图存”的宗旨。梁启超在报上陆续发表《变法通议》等论文，大声疾呼，抨击顽固派“因循不察，渐移渐变，百事废弛，卒至疲敝不可收拾”。《变法通议》等论文代表当时思想界的新潮，是对旧制度的公开挑战。《时务报》在数月中每期销至万余份。但是《时务报》经费仍是仰赖张之洞的捐助，汪康年又以张之洞的旧幕僚身份操报馆经济用人大权。梁启超因为在报上撰文批评金陵“自强军”聘用西洋（德国）教习，指摘他们“半属彼中兵役，而攘我员弁之厚薪”，触怒张之洞 [73] ，又与汪康年龃龉，结果于1897年11月离上海赴湖南，主讲长沙时务学堂。

维新运动在各地迅速开展　湖南成为运动的重要中心　1897年这一年中，各地纷纷创办报刊。澳门出版康梁系的《知新报》 [74] ，在报上刊登《孔子改制考》，以变革和发展的思想，鼓吹变法。天津出版严复等编辑的《国闻报》。长沙出版了《湘学新报》。鄂督张之洞、湘抚陈宝箴分别札饬湖北、湖南各书院订阅《时务报》和《湘学新报》。在陈宝箴和提学使江标的热心提倡下，湖南一时成为维新运动的中心。各省新办的学堂中，长沙时务学堂成绩最著，影响最大。各省纷纷成立学会，如桂林的“圣学会”、苏州的“苏学会”、北京的“知耻学会”和“西学会”，其中亦以湖南的“南学会”为最著。谭嗣同于1897年10月应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之招，从南京回到长沙，和江标、黄遵宪、熊希龄、徐仁铸、梁启超、唐才常等讨论推行新政并发起成立南学会，谭嗣同演说鼓吹变法，讲义交唐才常主办的《湘报》陆续发表。这些言论和梁启超在“时务学堂”所讲的民权学说，都被湖南顽固士绅王先谦、叶德辉等目为洪水猛兽，力加摈斥。张之洞甚至电令陈宝箴限制《湘报》的议论。但是从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开始，国事更加危急。1898年春，总理衙门对德、俄屈服，分别订立“租借”港口的合同，更引起全国人民巨大的震动和愤怒。维新思想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而更迅速地传播着。变法运动以1898年4月间由康、梁等在北京组织的保国会的成立而进入新的阶段。

维新派与顽固派的大论战　这两三年中，维新派对顽固派、洋务派在思想领域中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他们的争论主要是围绕着下面几个主题：第一，旧法是否可变？顽固派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观点出发，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主张“人治”，反对“法治”。例如湖南顽固派学者曾廉说：“同是周官之法度，周公存则法度举，周公亡则法度紊” [75] ，“治天下而徒言法，不足以治天下” [76] 。他甚至由此推论，一切具体制度，包括八股取士，皆不宜改，因为“中国一切皆非为制度之不良，而但为人心之败坏而已” [77] 。叶德辉也说：“与其言变法，不如言变人。” [78] 徐致祥说，“变人”之道无他，只须给皇帝开经筵讲理学就行，因为孟子说过“一正君而国治矣” [79] 。洋务派也认为封建纲常制度不可变，只是他们需要一些更适合于帝国主义半殖民地统治要求的改变。

维新派吸收西洋“进化论”的哲学观点，指出“变者古今之公理”。康有为把公羊学家所谓“据乱、升平、太平”三世解释为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政治发展各阶段。他主张当时中国社会应该进入“升平世”即君主立宪时代。他指出清朝已经改变前代法制，而且清朝本身又屡次改变自己的法制，以此来驳斥“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说法。他进一步诘问：清朝祖宗的成法已经不能用以保卫祖宗所开辟的疆土，难道因为要守法而就不要守土了吗？对于只要“治人”不要“治法”的诡辩，维新派正面指出要学习新的学问，才能造就新人才，才有“治人”。

第二，要不要让绅商享受政治权利？顽固派认为“民有权则君无权”，民权是“违反纲常”，是“用夷变夏”，提倡民权是“率天下而乱” [80] 。洋务派同意这样看法，张之洞提出“民权四无益说” [81] 。顽固派如叶德辉还提出“废君主则政出多门，地方割据之局成” [82] 。维新派不能、也不敢引用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的民权理论（如卢梭的社会契约说）和人权学说来反对顽固派把君主看作“自天作命”的传统说法，而且他们也同样害怕君权被推翻将引起革命或是割据之局。他们大都主张“民智未开”不能即设议院，而只是希望给绅商一些政治权利，借以达到所谓“君民共治”的目标。他们还要极力躲开对方提出的“离经悖道”的责难。康有为向《礼运》的大同说寻找民主政治的根据，说“民主之大公，尤为孔子所愿望”；梁启超甚至企图证明代议制度自古已有，把汉代的“议郎”曲解为西方议院的议员。这些论点都说明了维新派还缺乏有力的理论根据。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讲学时，着重发挥“民权”的理论。他认为“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其事也”，国家不是“君相之私产”，因此他提出“以群为体，以实为用” [83] 。“群”的概念是从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社会学（即“群学”）搬来的，所指的是社会上不同的团体。但是他们在国家民族危难深重的时候，着重指出“能兴民权者，国无可亡之理”，主张“合举国内四万万人之身为一体，合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来抵抗外侮，在政治上有进步意义。

第三，要不要废除八股，提倡新学？顽固派这时期依然拒绝“西学”，洋务派只要“西学”皮毛，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维新派一些人士如严复，对“旧学”开始作了一些批判，认为无论汉学或宋学 [84] 以至词章之学，都“无用无实”，无补于国家的危亡。这代表当时最激烈的论调。他批评洋务派“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积弊”，提出学习西方就要“穷理劝学”，也就是说要开办学校，学习西洋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但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维新派并没有表示反对，他们自己甚至也沿袭这种说法。因此维新派在这方面的争论，实际上只是集中在反对八股取士这一点。

从这次论战中，可以看出，旧势力是死心踏地地维护一切旧制度。而维新派毕竟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学说，寻找救国道路的主张。他们初步批判了君主专制政体，介绍了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封建主义的思想壁垒初次被打破了一个缺口，给后来民主革命学说的传播提供了初步的条件。变法讨论的本身也打破了过去民间不得议政的沉寂局面，一时报章纷纷出版，学会和学堂公开讨论宣传，这样就形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维新派要求以皇帝权力推行新政　维新派要光绪皇帝效法的只是日本明治天皇和俄国彼得大帝。他们理想的政治改革只是封建地主阶级和新兴的资产阶级上层相互妥协的君主立宪制度。他们自身也十分害怕革命，极力宣传近世革命的“惨烈”。但是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的时候，他们奋起高呼救亡，使运动呈现了鲜明的爱国色彩。

光绪二十三年底（1898年初）康有为在北京上书皇帝（第五次上书），提出国家就要沦亡的警告。他说：“割台之后两载遂有胶州。……事变之来，日迫一日。……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他同时指出，人民反抗活动在近几年中的酝酿，也已成为对统治者的严重威胁。他请求皇帝下罪己诏，广集群材，明定国是，从此将国事付国会议行。他强调指出“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此奏被工部堂官扣压，未能上呈。后由翁同龢向光绪推荐，光绪准备召见。恭亲王奕诉以皇帝接见小臣不合制度相阻，改由总理衙门大臣与康有为面谈，并令康有为条陈所见。于是在1898年1月，康有为就上有名的《应诏统筹全局折》 [85] ，提出“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 [86] 的主张，建议（1）“大誓群臣以定国是”；（2）“立‘对策所’以征贤才”；（3）在内廷设“制度局”，协助皇帝谋议新政。这三条办法，说明维新派要求以皇帝权力推行新政，吸收维新派参预政权，并在这些基础上进行对政权机构的改革。

保国会　接着，更多的港湾被外国侵占，全国震动，统治集团内部所谓帝党和后党的矛盾加剧，当权的顽固派暂时收敛了气焰。维新派在1898年4月间成立的保国会，以三年前一个上谕的几句话作为组织团体的根据，但它揭著“保国、保种、保教”的宗旨，组织全国性的（北京、上海的两个总会）和各省的救亡团体。保国保种就是保卫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保教就是维护康有为所谓孔教。在“保教”的名义下，保国会规定会员“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患难相助”，企图这样来达到康、梁等主张“合群”的目的，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维新运动是局限于少数官绅和知识分子圈子里的一种政治活动，虽然有一定的群众性，但是脱离广大下层群众。

百日维新　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的上谕，开始“百日维新”。维新派通过皇帝发出一系列改革命令。但是顽固派已在磨刀霍霍地伺机反扑。就在上谕发布的第四天，支持维新派的帝党领袖户部尚书、军机大臣翁同龢被撤去一切职务勒令回籍；那拉氏的亲信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荣禄署理直隶总督统率北洋军队。第二天，光绪帝派康有为充总理衙门章京，许以专折奏事。康有为编写并进呈《日本变政考》等书，建议光绪模仿日本明治维新，推行各项新政改革。

从6月到9月间，新政的措施，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1）对旧机构的改革，如裁撤詹事府、通政司等闲散衙门和“督抚同城”各省分的巡抚以及东河总督；裁撤绿营；允许官民上书言事；（2）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取消各地书院，改设新式学校，在北京设立京师大学堂，准许自由创立报馆和学会；（3）设立路矿总局、农工商总局和各省的商务局，以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提倡商办实业，组织商会。

这些措施并没有引起政权实质上的变动，也根本没有提到设立议院，但旧制度的局部破坏（尽管只是对于早已失去存在理由的一些部门和一些具体制度的破坏），和一些极必要的新制度的建立，也引起旧势力的顽强反抗。不论顽固派和洋务派都竭力阻挠新政，地方官吏中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积极支持新政。颁发的诏令大都成为废纸。到了9月初，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公然阻挠部员上书，反对新政。光绪帝下令将礼部堂官 [87] 全体革职，任命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预新政。顽固派和维新派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

维新运动在顽固派反击下迅速失败　那拉氏早已密切注意她所掌握的政权可能发生动摇。一切不满意裁撤旧衙门和冗员以及废除八股的顽固势力，都集合在她的周围。怀塔布等人奉她的旨意到天津和荣禄密谋。荣禄调军队聚集在天津和长辛店，具体计划如何不得而知，一时盛传他们将在秋季以皇帝赴天津阅兵为名乘机迫光绪退位。光绪身处危境，密谕杨锐等设法。维新派想出依靠军事实力派的办法，推荐袁世凯可用。袁世凯于1895年在小站练兵，一度参加过强学会，不久投靠荣禄，任直隶按察使并统带新建陆军。光绪召袁世凯进京，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光绪还接见来华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向他请教变法经验。顽固派感到形势紧张，西太后遂于9月21日发动政变，光绪被软禁于中南海瀛台，那拉氏以“训政”名义重掌政权。

维新派前此幻想依靠一些外国（英、日）的同情来反对另一些外国（如德、俄）对那拉氏的支持。他们曾经推荐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为光绪顾问，甚至主张聘伊藤博文为客卿。政变发生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在英国和日本的帮助下流亡国外。谭嗣同表现了英勇牺牲的精神。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有之请自嗣同始。”9月28日，他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六人同被杀害，人称“戊戌六君子”。维新派的改革措施，除京师大学堂外，几乎全部被废止，许多赞成新政的官吏被革职驱逐。

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了企图用改良的方法挽救中国的道路走不通，也反映了当时新旧力量对比的悬殊。当时由封建官僚、豪绅、富商转化的资产阶级刚在形成，维新运动主要是由一批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来提倡推动。由于他们本身的软弱，不敢和旧势力及侵略势力公开决裂，因而只能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推行新政，并照搬日本明治维新模式实行变法。结果在强大的保守势力反击下，“百日维新”迅速失败。

第八节　民族危机加深和义和团反帝运动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不能阻挡帝国主义侵略的狂潮。到了1899年的上半年，帝国主义列强之间（英、德、俄）完成了关于划定势力范围的协议。连西方其他国家如意大利和奥匈帝国，也阴谋来华夺取侵略基地。清政府在全国愤激舆论的压力下，拒绝了意大利强迫“租借”三门湾的要求。1899年9月，美帝国主义提出“门户开放”宣言。

美国垄断资本向中国市场大举进攻　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斗争中，美国是一个后起者。但是到19世纪末，美国工业生产已经超过西欧各国。美国的纺织品、钢铁工业品、石油、面粉大量倾销中国。在中国南部和长江流域，美国遇着英国的激烈竞争。1897年，美孚石油公司阴谋通过买办势力向广西当局夺取豁免厘金的特权，把广西变成美国煤油的势力范围 [88] 。但被英国反对而失败。在这些地区，美货的推销还要利用英国长期建立的买办网，因而不能和英国公开冲突。于是美国垄断资本就特别着重对华北和东北市场的进攻。在这些地区，美国的纺织品和钢铁制造品迅速夺取了英国的市场。美国铁轨和机车大量输入。美国煤油以减价推销办法，击败俄国石油的优势。天津、牛庄和烟台在这几年中成为美货输入中国的主要口岸。

所谓“门户开放”的宣言　各国在势力范围内实行垄断，对于美国的庞大侵略计划是有妨碍的，同时，这对于早已取得最优越地位的英国也不是最有利的，因此，美国取得英国的事先同意，在1899年9月6日由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向英、俄、德三国发出照会，要求：（1）各国在“利益范围”和“租借地”内，不得对条约口岸或他国的既得利益加以干涉。（2）在这些地区的条约口岸中，规定的税率适用于各国的装卸货物；不得侵夺关税收入。(3)这些地区对船舶征收的港口税，各国一律；铁路的货物运费也不能有差别待遇。在11月中，美国又先后向日、意、法发出同样的照会。这些要求清楚地说明了美帝国主义不是什么“反对破坏中国领土完整”，而是主张列强各国在华势力范围也要允许美国自由出入，不妨碍美国扩张它的侵略利益。由于海约翰的照会符合当时各侵略国的主要利益，因此各国先后答复表示同意 [89] 。“门户开放”宣言实际上是美帝国主义凭借自己优越的经济实力而采取的一个积极侵略方针。此后半世纪中，美国每一次对中国的侵略行动，都以所谓“门户开放”为冠冕堂皇的理由。同时，美帝国主义从19世纪末年到辛亥革命后几年中，也一直在阴谋强占三都澳，企图夺取福建作为它的势力范围。

清政府加紧搜括　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没有能够促使清政府走上改革之路。统治机构在戊戌政变后继续腐烂。北京的王公大臣们高谈“筹饷练兵” [90] 、增厘折漕，以及糖、盐、烟、酒、茶叶的加税和田契、房契的加税，再加上豪商捐输，种种方法都用尽了，但并不能挽救财政的破产。官吏舞弊中饱比实际报解数目总要多出三倍。清中央政府一年收入只有8000万两，除了以2000多万两付洋债利息，3000多万两付军饷，2000多万两付“洋务”之外，剩下的只有几百万两，中央和直省地方经费以至八旗兵饷都没有着落 [91] 。于是西太后接受礼亲王世铎的提议，命令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九卿会议，决定要各省督抚把对关税、厘金、盐课的“陋规中饱”尽量吐出，并命令直督裕禄和大买办盛宣怀把开平煤矿、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的“余利”全部归公。西太后特派刚毅到江南、广东等号称富饶的地方进行搜括。但官吏吐出的赃款不多，“陋规”反因此而合法化，各地巧立名目渔利的办法更多了。盛宣怀和刚毅勾结，由刚毅奏称他对招商、电报两局“只有督办之名”，全无实权，至于各局总办如黄祖络、龚照瑗、沈能虎、黄建筅等这些买办官吏，也都被说成一清如水，毫无侵蚀。结果只是由招商局每年“报效”六万两，电报局每年“报效”四万两了事 [92] 。盛宣怀报效刚毅和西太后的数目，不问可知。清政府加紧搜括，官吏放肆贪污，一切灾难落在人民身上。

铁路和教会对华北社会的破坏性影响　华北的社会经济恶化特别剧烈，农村受到毁灭性的破坏。当时山东、直隶两省铁路都在兴修，京津、津榆、榆锦 [93] 各段铁路先后完成。卢汉铁路在湖北、河北两头同时施工。河北从卢沟桥到正定的一段，在1900年完工。铁路经过的地方，洋货倾销，旧式交通运输骤被弃置，失业农民和游民数目剧增。运河运输被沿海轮船代替，漕米改征折色。运河河道成为废物，沿河城市衰落。这种情况严重影响了河北、山东、苏北人民的生计。农民、失业的运输工人、破产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等下层群众形成了反抗斗争的庞大队伍。

拆铁路、打教堂是这时群众自发反抗斗争的重要内容。部分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为非作歹，不但霸占田产，包揽词讼，干涉行政，甚至自居为一方之主，非法组织武装，收买地方败类作为爪牙，鱼肉乡民。所谓“教民”中，有不少恶霸地主、罪犯、讼棍、地痞。他们在外国教士的包庇下“作奸犯科，无所不至”，讹诈善良，欺凌孤弱，强占人妻，横侵人产。教会的横暴引起人民的反抗，外国教士又乘机以“教案”为名，勒索巨款，责令当地人民摊派。因此乡间群众众口一声说外国教堂是万恶之源。民谣道“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遮住天”。

德帝国主义在山东修造胶济铁路，所过之处恃强逞凶，在高密一地就枪杀农民二十余人，起因是占地钉地柱和农民冲突。农民看到铁路不但影响自己生计，而且带来侵略压迫，因此反对铁路和反对教会就成为各地农民自发反侵略斗争的两个具体内容。

义和团的性质和特点　1898年，义和团在山东河北交界地区起义。义和团运动是以农民为主体的群众反帝运动，民族危机促成了运动的爆发，因此农民群众斗争的锋芒更鲜明地朝向帝国主义。

义和团本称义和拳，义和拳和白莲教有源流上的关系，它和白莲教的支派八卦教在嘉庆十三年（1808年）同被清政府禁止，但它仍在山东、直隶、豫东、苏北、皖北等地继续发展。它继承了白莲教的战斗传统，但本身不是一个教门。它以设厂练拳作为组织群众的方法，但同时宣传持符念咒可以“降神附体、刀枪不入”，希望用这样的方法来鼓舞斗志。到了19世纪末叶，面对着拥有近代武器的侵略者，义和拳就把“刀枪不入”改为“枪炮不伤”。义和团也采取“乾字号”（以黄布为标志）、“坎字号”（以红布为标志）等名称组织队伍，但和八卦教是有区别的。当时山东、河北的反动官吏，如蒋楷、劳乃宣等，诬蔑义和拳是“邪教”，怂恿清政府严厉镇压，以斩首和凌迟处死等刑律对付参加斗争的群众。

义和拳的参加者，绝大部分是农民，另一部分是失业的城市劳动者和运输工人。阶级成分本来比较单纯，反封建性质也很鲜明。但在中华民族和外国侵略者矛盾激化、农民斗争锋芒朝向帝国主义的时候，斗争的反封建性质逐渐被掩盖下去了。

义和团在山东的斗争　1898年夏间，山东、河北交界各地农民纷纷组织拳会反对帝国主义。山东巡抚张汝梅派员到冠县一带调查，并和地方主要官吏，包括曾在曹州府屠杀大刀会的毓贤 [94] 商议，然后上奏说，“直隶山东交界各州县人民多习拳勇，创立乡团，名曰义和。……如任其自立私会，官不为理，不但外人有所借口，并恐日久别酿事端。……应请责成地方官谕饬绅众，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既顺舆情，亦易钤束” [95] 。张汝梅、毓贤等看到群众声势浩大，阴谋对义和拳进行暗中控制，同时又提出“分别良莠”加以迫害 [96] 。北京政府给张汝梅的命令也是“密饬地方文武加意弹压” [97] 。但义和拳在不断斗争中得到发展。1898年秋末，河北威县赵三多领导的义和拳在冠县18村发动起义，攻打教堂，遭到河北、山东反动军队的联合镇压。1899年春，德帝国主义借口沂州教案，派兵侵入沂州（今临沂一带），占据日照县城。1899年3月，清政府以毓贤代张汝梅任山东巡抚。

1899年秋末和冬间，平原县人民在义和拳领导下，进行反对“教民”乘灾囤积居奇的斗争。他们击退了平原知县蒋楷的进攻。参加起义的有在茌平设拳厂的朱红灯和本明和尚等教门头目。他们斗争很勇敢，但给运动增加了不少迷信落后的色彩。毓贤派兵镇压，捕杀朱红灯、本明等。但他不同意对未参加起义的义和拳实行一律严厉镇压的政策。帝国主义对毓贤不满，要求清政府派媚外官员袁世凯代替毓贤。袁世凯从直隶带新军7000人到山东，并就地扩充军队。他一面以武力缉捕坚持斗争的义和拳首领，一面严令地方官和地主团练加强防范，防止义和拳闹事。山东义和拳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义和团在直隶的发展　直隶义和拳早已十分活跃。1899年下半年逐渐由东南部向北推进。1900年三四月间，保定以北的定兴、涞水、易州、固安、涿州一带和天津以西的文安、霸县等地，已经受到义和团的控制。清政府一再命令直督裕禄“派兵弹压”、“严行禁止”。裕禄也一再增调军队进行镇压。但义和团却越剿越多。5月底6月初，义和团破坏保定到北京之间的铁路和若干车站。涿州被义和团占领。

帝国主义者在五六月之交，派遣侵略军队在塘沽相继登陆。

美、英、法、意、日、俄、德军队，以保护使馆为名强进北京。帝国主义的公开挑衅，激起人民更大的愤怒。西太后处于两面受敌的困境，一时举棋不定。义和团在清军暂时放松镇压的形势下，大量进入北京和天津城内。

帝国主义开始武装干涉　帝国主义指责清政府镇压不力，决定直接出兵，组成英、美、日、俄、德、法、奥、意八国的侵略联军来镇压中国人民。义和团群众以旧式武器甚至赤手空拳和敌人搏斗。他们从6月13日到18日，在落垡、廊坊等地堵击由英国海军少将西摩（edward seymour）率领的各国侵略军2000人。6月18日，董福祥部甘军也投入阻击战，迫使侵略军沿运河向天津退却。6月17日，帝国主义军队攻占大沽炮台并向天津进攻，八国联军战争正式爆发。

统治者的两面手法　清政府在得到外国进攻大沽的报告后，于6月21日，被迫向帝国主义宣战。清政府一方面调兵遣将，勉强抵抗，另一方面又一再向外国求和。驻守天津的直隶提督聂士成部和由山海关调来的马玉昆部在曹福田、张德成等率领的义和团积极配合下，与侵略军激战多日，聂士成在战斗中英勇牺牲。7月14日，天津被外国侵略军攻陷。清政府在被迫继续抵抗的同时，进一步加紧求和。

东南互保　东南各省督抚，在英、美、日、德势力的操纵下，和帝国主义者磋商妥协条件，订立了所谓“东南互保章程”（6月26日），保证在“长江及苏沪内地”替侵略者维持秩序。两广李鸿章、湖广张之洞、两江刘坤一和山东袁世凯等买办官僚直接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共同镇压人民的反侵略斗争。

侵略军的野蛮暴行　从8月4日到14日，十天之中，义和团和少数清军英勇抗击八国侵略军四万余人的进犯。西太后在7日电诏李鸿章任议和全权代表。14日北京陷落，她挟着光绪帝出逃，经山西到陕西西安。在逃亡途中，她下谕各地痛“剿”义和团。

由德国将领瓦德西统带的八国侵略军在北京、保定、张家口及附近地区杀人放火，奸淫抢劫，穷凶极恶，无所不为，表现了帝国主义凶残、野蛮的本性。北京几世纪来的文物遇到空前的浩劫，被劫掠的重要文献中，包括当时仅剩八百多本的《永乐大典》的大部分。八国联军的将官、士兵和一些外国传教士都参加了洗劫的行为。

在八国侵略军强占北京、天津，实行军事殖民统治的同时，沙俄占据东北三省的重要城市。无论在东北、直隶和内蒙，义和团及其所号召的群众都坚持反抗。

康梁系的“勤王”运动　1899年起，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日本、南洋、美洲等地组织“保皇会”，宣称奉有光绪的“衣带密诏”，在华侨中骗取大量的款项。1900年春夏间，康、梁派人在广西镇南关（今友谊关）组练武装，在广东联络会党（并曾密谋以菲律宾人和日本人各五百名组成雇佣军），企图攻占两粤，进窥湘鄂。7月，唐才常在上海邀集改良派人士数十人（包括容闳、严复、文廷式、汪康年、郑观应等），倡议设立“中国国会”，宣称“不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唐才常又在长江一带设立“自立会”，吸收会党、清军官兵和一部分知识分子为会员，组织“自立军”，准备在两湖、安徽等处同时起兵“勤王”。长江一带会党所发的凭证“飘布”上，原来普遍印有“灭洋”、“杀尽洋鬼”等字样，唐才常按照梁启超的意图，收回各种飘布而换以“富有票”，完全删去会党所原有的反帝口号。自立军有日本人参与密谋，指挥起兵的总机关设在汉口英租界内，预拟的起兵宣言中着重要保护洋人、洋行、教堂。康有为给各埠保皇会的信中说，勤王之兵是“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英既相助，则我可立于不败之地”。康、梁和唐才常等同时也对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大吏寄有幻想，希望他们也起兵“勤王”，反对西太后。但当帝国主义决定仍然承认以西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时，张之洞就在英国领事同意下到租界内逮捕了唐才常等人（8月21日），加以杀害。自立军在安徽、两湖十余处的零散起事也迅即被镇压下去。各省自立会成员和维新人士牵连被杀者达数百人。

兴中会举行惠州起义　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也联络两湖、闽、粤的三合会、哥老会，准备武装起义。1900年六七月间，当义和团控制北京城时，英国曾阴谋在南方以两广总督李鸿章为首，制造“独立”政府，分裂中国。在英国影响下，兴中会一度同意与李鸿章合作。同时日本企图占领福建（于8月底已在厦门制造借口，派遣海军登陆），允许以军械及军官供给兴中会。10月初，孙中山由台湾命郑士良在惠州率会党群众发动起义，并在起义后攻向厦门，以便取得接应。起义军在半个多月内曾经发展到两万多人，屡次击败沿途的清军。日本在各帝国主义牵制下，感到分割中国领土的阴谋一时不能实现，就停止对兴中会接济军械，并迫使孙中山等离开台湾。起义军在弹尽援绝情况下，只得自行解散。资产阶级革命派这时没有能在会党之外建立革命的群众基础，又对帝国主义者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惠州起义也就只成为一次单纯的军事冒险。

帝国主义从着手瓜分到不敢瓜分中国　各帝国主义在纷纷派遣军队来镇压义和团的同时，企图乘机抢夺地盘，扩大侵略势力。沙俄占据整个东北后，又控制了山海关至北京的铁路，声称要将直隶全省作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德国准备攻取烟台，扩大在山东的侵略，并在南京、上海停泊战舰，要将势力深入长江。英国则在上海驻重兵，并加紧控制张之洞、刘坤一 [98] ，力图巩固在长江流域的势力；同时阴谋在两广制造以李鸿章为首的“独立”政权，占据华南。日本计划吞并福建，8月间已派兵在厦门登陆。法国则企图占取云南。美国阴谋“租借”秦皇岛、舟山、三沙湾。各帝国主义间剑拔弩张，有发生火并的可能，为了共同镇压义和团运动，不能不暂时谋取妥协。更重要的是，帝国主义在义和团群众的打击下，已经感受到中国人民巨大的反抗力量。八国侵略军统帅瓦德西说：“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1900年7月，美国向各国发出第二次门户开放通牒，提出“保持中国领土和行政的完整”，即要求暂时不瓜分，以防止别国占领更多的地盘。10月16日英、德订立协定，声称对华政策的原则是要将中国的河川海港向各国自由开放，“不利用现在事变为本国谋中国之领土利益”。帝国主义不敢也不能瓜分中国，只有仍然扶植清朝政府，通过这个共同代理人来统治中国，在形式上“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实质上建立对中国的共管。在这个基础上，各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1901年9月的《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规定要清政府向帝国主义认错道歉；惩办“得罪”帝国主义的官员；勒索赔款4.5亿两（分39年偿付，本利合计近10亿两），关税盐税都由帝国主义控制，作为偿付赔款之用；在北京设东交民巷使馆区，使馆区及北京至大沽和山海关的铁路允外国军队驻守，大沽炮台完全拆毁；由清政府下令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违者处死刑。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清朝政府竟然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表示从此要忠顺地做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

* * *

[1]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十二，第2页。

[2] 　《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第40页。

[3] 　号称招股12万两，缴款的只有1万两。

[4] 　徐润《愚斋自叙年谱》（第18页）说，1873年拟招百万，仅得47.6万两，这还只是认股，不是实缴的数字。他又说1882年才招足额。

[5] 　郑观应：《致招商局总办唐景星观察书》，见《盛世危言后编》卷十，第1—2页。

[6] 　他与郑观应合认五万两。

[7] 　经元善早就指出“即如招商与怡和、太古订立三家合同，但能压抑华商，不能止遏外人，西人决无此措施”，见《居易初集》卷二，第42页。

[8] 　袁世凯，字慰亭（1859—1916年），河南项城人。

[9] 　即龚照瑗主办的纺纱局。

[10] 　孙文，字逸仙（1866—1925年），广东香山人。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以“中山樵”的假名署于寓所门首，所以人称孙中山。

[11] 　康有为，一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又号更生（1858—1927年），广东南海人。

[12] 　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

[13] 　《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七二，第4页。

[14] 　《伯爵陆奥宗光遗稿》，第323页。

[15] 　《李文忠公全书•电稿》卷十五，第45页。

[16] 　同上书，第52页。

[17] 　同上。

[18] 　俄国红档（《中日战争》第七册，第236页）。

[19]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三，第30页。

[20] 　《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四，第4页。

[21] 　同上书，第27、28页。

[22] 　陆奥宗光《蹇蹇录》第十九章。

[23]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21—624页。

[24] 　同上书，第652页。

[25] 　1897年6月18日和1898年4月10日总理衙门致法国公使照会（《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21、745页）。

[26] 　经过一年多的谈判，1897年2月4日，李鸿章和英国订立《滇缅条约附款》和《西江通商专条》（见上书，第686—690页）。

[27] 　《翁文恭公（翁同龢）日记》，光绪二十二年一月二十三日。

[28]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42—643页，《英德借款详细章程》第二款、第七款。

[29]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五，第21页，刘坤一奏；《张文襄公全集》卷三七，第36—38页。

[30] 　施阿兰《使华记》，第175—176页。

[31] 　《张文襄公全集》卷四五，第23页。

[32] 　盛宣怀《愚斋存稿初刊》卷一，第23页。

[33]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09页。

[34] 　《英国蓝皮书》1898年，中国第一号，第6页。

[35] 　《德国外交文件》(d．g．p．)第十四卷，上册，3363号。

[36] 　《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二五，第8—9页。

[37] 　《德国外交文件》第十四卷，上册，3711号。

[38] 　同上。

[39] 　同上书，3734号。

[40]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54页（1898年5月7日《续订旅大租地条约》第三款）。

[41] 　《愚斋存稿初刊》卷二十八，第13页。

[42] 　《英国蓝皮书》1898年，中国第一号，第11页。

[43] 　《翁文恭公日记》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十二月二十二日。

[44]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31—733页。

[45] 　同上书，第733—738页，1898年3月1日《英德续借款合同》。

[46]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69页，《展拓香港界址专条》。

[47]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82—783页。

[48]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898—903页。

[49]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46页，1898年4月14日，《粤汉铁路借款合同》。

[50] 　列宁：《中国的战争》，见《列宁全集》卷四，第335—336页。

[51] 　1895年海关册（中文本，上海口，页32）作“五家，纱锭十二万枚”。英领事詹悟生说：《马关条约》签订前，华厂有五六家，开工的纱锭15万枚（见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182页）。由盛宣怀控制的有华盛、华新、大纯，裕源、裕晋五厂，见《愚斋存稿初刊》卷五，第42页。

[52] 　先由陆润庠经理，后于1898年改由祝承桂承办。

[53] 　王先谦组织的宝善公司，仍是官督商办，后改官办。

[54] 　《张文襄公全书》卷四五，第18页。这里所举各项企业，一部分（主要如纺纱业）是属于官僚资本主义性质的。

[55] 　《盛宣怀未刊信稿》，第73页。

[56] 　同上书，第41页。

[57] 　甲午前七八年中，杨和翁往来极密。癸巳（1893年）春，杨告翁“上海一织布局，杨藕舫（宗瀚，宗濂弟）办；一洋纺局，龚仰蘧（照瑗）东。织布局现在每月出货十二三万，每日日用五百两，获利约五百两，每月可得一万二千利。又云洋纱局获利亦厚”（《翁文恭公日记》卷三二，第21页）。织布局这些内幕情况是从不公开的。

[58] 　翁日记云“布局合肥派盛杏孙，艺芳（杨宗濂）兄弟无分”（《翁文恭公日记》卷三二，第78页）。可以看出翁代他们不平的口气。

[59] 　《刘忠诚公（坤一）奏议》卷二五，第4页，“自开两厂以为之倡”。

[60] 　同上书，卷三二，第54页，当时办法，商股交商务局，开厂人向商务局出息借本。

[61]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687页。

[62] 　如费念慈（屺怀）就是退职官吏和富绅，也是翁系官僚。

[63] 　绰号余蛮子。“蛮子”是勇于斗争的美称，并没有“蛮不讲理”的意思。当时余蛮子的威名传布中外。

[64] 　康有为第五次上皇帝书，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戊戌变法》（《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册，第192页。

[65] 　朱次琦，字子襄（1807—1881年），长期在南海县九江乡讲学，被称为九江先生，传说洪秀全也曾从他受业，但不可信。

[66] 　“学舍”先在广州长兴里，1892年迁卫边街邝氏祠堂，1893年再迁至府学堂的仰高祠。

[67] 　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故后人以“公车”为进京应试举人的代称。

[68]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1873—1929年），广东新会人。

[69] 　严复，本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字几道（1853—1921年），福建侯官（今闽侯）人。

[70] 　谭嗣同，字复生（1865—1898年），湖南浏阳人。

[71] 　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和《三十自述》中都说乙未年（1895年）和谭定交。但谭自记“乙未冬间，刘淞芙归自上海，袖出一书云南海贻嗣同者，并致殷勤之欢。若旧相识。嗣同大惊，南海何因知有嗣同。……其明年春（1896年），〔赴北京〕道出上海，往访，则归广东矣。后得交梁（启超）、麦（孟华）、韩（文举）、龙（泽厚）诸君”（《湖南历史资料》，1960年第一期）。则二人相识应在丙申年春。

[72] 　谭嗣同致欧阳中鹄信，见《谭嗣同全集》，第332页。此信“乙未除夕”作于湖北。

[73] 　《汪穰卿（康年）先生传记遗文》卷二，第16页。

[74] 　原名《广时务报》，1896年底梁启超由上海到澳门筹办出版。次年阴历正月二十一日《知新报》创刊。

[75] 　曾廉《蠡庵集》卷七，第19页。

[76] 　同上书，卷一八，《论保甲》。

[77] 　同上书，卷二一，《习用论》。

[78] 　叶德辉《轩今语评》，见《翼教丛编》卷四，第16页。

[79] 　《嘉定先生奏议》卷下，第27页。

[80] 　《翼教丛编》卷六《岳麓书院宾凤阳等上王益吾（先谦）祭酒书》。

[81] 　《劝学篇》内篇第六《正权》。

[82] 　《翼教丛编》卷四，《轩今语评》。

[83] 　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文集》之三，第73—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