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五代十国

一　五代的更替

后梁、后唐、后晋 　出现在10世纪前半期的五代十国，是开始于8世纪末的藩镇割据局面的延续；但从这时起，一个走向统一的趋势也开始出现了。

朱温在907年篡夺了唐朝的政权，建立了后梁。后梁王朝共有16年的寿命。在这16年中，后梁政府对人民一直是横征暴敛，残酷压榨。

朱温不断地南征北战，征战的目的主要在于掠夺。他出兵淮南，进攻杨行密，从吴的地区掠夺了数以万计的耕牛，又把这些耕牛以苛刻的条件出租给后梁统治区内的农民，令其按年交纳牛租。912年，朱温领兵和李存勗争夺蓨县（今河北省景县），蓨县的农民“荷 奋梃”，迎头痛击朱温，使他不得不抛弃了大量的军资器械，狼狈逃回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

由于后梁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后梁统治区域内的阶级矛盾一直很尖锐。920年后梁皇亲朱友能做陈州的刺史，“恃戚藩之宠，动多不法”，陈州的农民便在毋乙和董乙的领导之下起而反抗。起义群众千余人，首先对附近乡村中的豪强地主给以打击，然后攻打州县城镇。到这年秋季，起义军控制了陈、颍、蔡三州，并且屡次打败后梁派来镇压的军队。到这年十月，后梁出动了全部禁军，并调集了好几个州郡的地方军队，对起义军“合势追击”，起义军失败了。

后梁在农民起义军的不断打击下，在和李存勗的长期混战中，实力日益削弱，到923年便被李存勗推翻了。

在923年以前，李存勗已经把华北地区纳入他的统治范围之内。923年他到洛阳建立了后唐，把统治范围扩大到后梁统治的全部地区。925年，后唐出兵四川，灭掉前蜀，并且打算以“舟师下峡，为平吴策”。但是在灭了前蜀之后，后唐最高统治集团内沙陀贵族之间的矛盾斗争日益剧烈，平吴的愿望未能实现。到936年，在太原的石敬瑭，以出卖燕云十六州的土地和人民为代价，向契丹请来了援兵，把后唐推翻，建立了后晋。

契丹南侵和后晋人民反契丹的斗争 　契丹贵族取得了燕云十六州以后，日益加强对后晋的压迫。石敬瑭死后，契丹贵族便于944年春，从幽州和云中两路南犯。由于在德州、贝州等地遭到了“乡社兵”的迎头抗击，撤兵而归。

946年九月，契丹贵族再次大举南犯。后晋派去抵御的军队纷纷降敌，到岁末，契丹便攻陷了后晋的都城开封。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于947年春在开封又举行了一次即位仪式，改契丹国号为辽。辽的统治者对华北和中原人民进行了残暴的统治和掠夺：一、派兵四出抢掠物资，称为“打草谷”，开封及其四周几百里内民间财货和牲畜几被抢劫一空。二、派人在开封及各州县搜括钱帛，砍伐林木。三、把华北和中原地区的州县官吏尽量换用契丹贵族或其他少数民族中的贵族，或投靠契丹贵族的汉人，让他们到各州县去横征暴敛。

这时，后晋王朝已被推翻，后晋的军队也几乎全部瓦解了；在太原的刘知远也采取依违观望的态度，不敢抗击契丹军；后晋统治集团当中未被契丹俘虏去的高级官僚，也纷纷投降契丹。但是各地汉人却群起反对契丹贵族的统治。他们多者几万人，少者不下千百人，攻克州县城，斩杀契丹统治者新派的官吏。河南的归德、安徽的亳州、山东半岛的密州（今山东诸城）、河北的重要军事城镇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和澶州（今河南省濮阳），都被起义民兵攻占了。另外，河北的定州还有孙方简等领导的起义军，山西、陕西还有王易、侯章等人领导的起义军，他们也都给予契丹侵略者沉重的打击。

在受到起义民兵的强烈打击之后，契丹皇帝耶律德光便被迫在947年三月从开封撤退，在撤退的途中，耶律德光病死在河北栾县的杀胡林。

这次汉人的武装反抗，不但把契丹贵族及其南侵军赶出中原和华北，且使契丹贵族从此不敢长驱直人到黄河以南，终辽之世，契丹也不敢把首都迁到燕京。

后汉和后周 　947年春，刘知远乘契丹兵马撤退之时，在太原称帝。以后迁都开封，是为后汉。

刘知远只做了十个月的皇帝就死了，其子继位不久，河中、长安、凤翔三镇连衡抗命。后汉派遣郭威出兵讨伐，经过一年多的时间才相继平定下去。此后不久，后汉统治集团内部发生矛盾，将相之间相互为仇，皇帝也因将相的事权过高，“厌为大臣所制”，而把“总机政”的杨邠、“典宿卫”的史弘肇、掌财赋的王章一起杀掉，并派人往邺都（即魏州大名府）去谋害郭威，以致激起郭威叛变。950年冬，郭威举兵南向，攻入开封，推翻了后汉王朝，于951年正月即位建元，是为后周。

在刘知远建立后汉王朝之前，其弟刘崇即与郭威因争权而有隙。到郭威在后汉政府当权之日，刘崇正做太原留守，他借防备契丹为名，募勇士，缮甲兵，实府库，罢上供财赋。及郭威称帝，刘崇也称帝于太原，占有河东地区的并、汾、忻、代等12州之地，是为北汉。

北汉是十国当中唯一的在北方的国家。

五代时期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 　10世纪前半期，中原地区的农民一直处在战乱之中，但他们还是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生产。在梁末帝和李存勗对垒于河上之日，河南之民虽困于辇运，仍然不肯流亡 [1] 。

洛阳及其附近的几个州郡，从9世纪末到10世纪20年代，前后40年，都在张全义的统治之下。这一地区，在9世纪后期屡经战乱，“县邑荒废，悉为榛莽。白骨蔽野，外绝居人”。张全义“率麾下百余人”到那里去做地方官，首先在洛阳所属的18县中招集农户，令其耕种，并于最初几年内免其租税和关市之征。“刑宽事简，远近归之如市。五年之内，号为富庶。”这里的农民得到了能够从事生产的条件，“田夫田妇”都“相劝以力耕桑为务”。彼此之间也能够互相帮助：如有某家缺人少牛，不能耕锄，其邻伍便相率助之。“是以家家有蓄积，水旱无饥民。”后梁政权统治时期，“外则干戈屡动，内则帑庾多虚”，其军政费用主要就是从这里的农民身上榨取来的 [2] 。

953年，后周下令把前此由政府出租给农民的官田，全部拨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作为他们的永业田。农民们原来所住的庐舍和所使用的牛畜农具，也全归农民所有。又废除从后梁时沿袭下来的“租牛之课”，减轻农民的负担。得到土地的农民，都在各自的田地上修造房舍，种植树木，尽可能使地力得以发挥，因而使生产得到较快的发展。周世宗柴荣继位之后，对于佛教的剃度僧尼加以严格限制；把后周统治区域内的寺院的90%以上废为民 居，共达三万多所；亦毁掉铜佛像而改铸为钱。这些措施都是有利于恢复生产的。

周世宗试图结束割据局面 　与恢复生产同时，周世宗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也作了一番整顿。特别是在军事方面，他把骄兵悍将们飞扬跋扈的局面基本上扭转过来。接着，他便开始了“混一”中国的军事行动。

这时后蜀割据四川，并且占据了陇西的秦、凤、阶、成四州，周世宗为了进取四川，首先把这四州攻克；他又对南唐用兵，取得了淮南、江北的14个州；对契丹用兵，收复了燕云十六州中的瀛、莫二州。但是周世宗并没有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他在959年北伐契丹的战役中得了重病，这年夏间就病死了。960年正月初，赵匡胤推翻后周，建立了北宋政权，结束分裂割据局面的历史任务，便由北宋政府去承担了。

二　南方的九个割据王国

吴和南唐的更替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圩田的出现 　9世纪末，江淮之间先后有高骈部将的厮杀，秦彦、毕师铎和杨行密等人的相互争战，一连六七年都处在战乱的灾祸当中。战争迫使这里的人民纷纷向外地逃亡，致使属于这一地区的“八州之内，鞠为荒榛，圜幅数百里，人烟断绝” [3] 。后来杨行密在这一地区建立了吴国，为使这种残破荒凉局面能得到改善，他不得不把战争停止下来，和相邻的割据势力保持互不侵犯的关系，并且采取一些措施，招回流亡的人民，把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恢复起来。

937年，李异灭吴，建立了南唐。南唐的统治者，把地盘扩大到江东、江西、湖北以及浙江和湖南的一部分地区。他们仍然继承吴的“与民休息”的政策，鼓励农民多多垦种，栽桑养蚕。有时还提高农产品和丝织品的价格，借以刺激生产。农民得到了能够从事生产的最低条件之后，不到十年的工夫，就使这一地区的大部分荒地重新垦辟出来，凡可以种桑的地方也很少再继续闲废了。而且，在大江南岸水渠较多之地，农民们还创造了一种圩（围）田。江东水乡河身较高，田在水下，这里的农民便在河渠两岸农田周围筑成堤坝，内以围田，外以隔水。每一圩方圆几十里，像大城一样。沿堤有许多闸门（斗门），旱则开闸引水入圩，以收灌溉之利；涝则关闭闸门，以避泛滥之灾。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抗拒自然灾祸的能力，使农产物的收成能 得到较多的保证。

吴越农业的发展 　浙江流域以至太湖周围的13州之地，是在吴越控制之下的。唐末农民大起义时，钱镠在杭州一带组织了地主武装，对起义军进行镇压，到后来，他便凭借这支力量，在上述地区建立了一个割据王国，叫做吴越。钱镠和他的继承人都没有过分地加重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负担，也没有发动频繁的战争，因此，在吴越统治的八十多年中，这一地区的经济得以平稳发展。

从浙水两岸到太湖周围，河渠、港汊、湖泊很多，农民尽量地利用了这些优越的自然条件，经过几十年的努力，这一地区的河流大都修造了堤堰和闸门，可以用人工控制水流，使其蓄泄有时。在遭逢水旱灾害时，就可以得到适当的调剂。

吴越地区的农民也同样修造了很多圩田。吴越的统治者还分拨一部分军队去屯驻在明州（今浙江宁波）和苏州等地，称为“营田都”，把政府在这些地区所控制的水田一律修造了圩岸，从事耕种。

在钱塘江的入海处，两岸的田地经常遭受海潮的冲击，淹没在咸潮中。那一带的农民，早在五六世纪时就已修筑了“防海大塘”，但总是随修随坏，不能持久。到吴越统治时期，他们创造了一种“石囤木桩法”：编竹为笼，把石头装在笼内，积叠为堤，再于其外打大木桩加以维护，是即“捍海塘”。

在西湖和太湖，吴越统治者都设有“撩湖军”，经常负责修治和疏浚工作，这对当地的生产事业也发生了积极作用。

前蜀和后蜀 　9世纪末叶，唐朝委派在四川的几个军将，陈敬瑄、顾彦朗和王建等人，彼此兼并吞噬，互相火并了好几年。891年，王建打败了敌对的势力，把四川的绝大部分地区攫为己有。到朱温杀掉唐昭宣帝而建立了后梁（907年）之后，王建也在成都建立了一个割据王国，是为前蜀。

919年王建死，其子王衍继位。王衍在成都扩建宫苑，土木之功，穷极奢巧。他自己荒于游宴，而把军国大政委于王宗弼和宋光嗣。这两人都“但益家财，不恤民事” [4] 。有一个应制科考试的举子，在对策中描述说：“衣朱紫者皆盗跖之辈，在郡县者皆狼虎之人。奸谀满朝，贪淫如市。” [5] 可见当时蜀中政治的黑暗。到925年，后唐出兵四川，把前蜀灭掉了。

后唐出兵伐蜀，是受到蜀人的欢迎的 [6] 。但在灭掉前蜀之后，后唐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便剧烈起来。后唐派去统治四川的孟知祥，利用时机，在四川逐步发展其势力，到934年，又在成都建立了一个割据政权，是为后蜀。

孟知祥称帝仅半年即死去，其子孟昶继位。孟昶统治的初期，以前蜀王衍的骄奢淫逸为戒，表示要“与民休息”，但到他统治的后期，后蜀政府的当权者却大都是些贪污腐化的人。例如，宰相李昊“资货巨万，奢侈逾度”；曾做过三任节度使的李处回，也是家资巨万，其财富能抵到后蜀府库所藏的三分之二 [7] 。

在前后蜀相继统治的五十多年内，政府的府库之积，无一丝一粒入于中原，所以财币充实。又因四川地区内没有发生过较大规模的战争，农民能够致力于生产，地主们得以坐享其成而日益富庶。地主家庭都竞相移住城市中，其子弟以至不识稻麦之苗，甚至以为笋芋都是生在林木之上。留在农村中的地主之家，也都是管弦歌舞，酒筵会聚，昼夜相接。

楚 　9世纪末在淮南与杨行密争城夺地的孙儒，在宣州城下被杨行密击溃之后，他的部将刘建锋和马殷率师转入湖南。10世纪初，马殷已攻占潭、澧、衡、道等二十几州之地。后梁建立之初，封马殷为楚王，从此湖南就出现了一个独立小王国。

马殷感到自身的兵力不够强大，而四周都是敌国，遂极力结中原王朝为外援，使邻国不敢相犯。他在从湖南到河南的交通要道上的郢、复、襄、唐等州，都设置邸务，卖茶取利。他不征收商税，借以招徕四方商贾，但在境内只铸造铅铁钱行用，外地商贩出境不能通用，只有尽数贩运湖南的物产而去，“故能以境内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他又奖励民间种桑养蚕，“命民输税者皆以帛代钱。未几，民间机杼大盛” [8] 。

马殷死后，诸子纷争不已，951年南唐乘机出兵把楚国消灭。不久，楚的旧将周行逢等人又把南唐的军队赶走，周行逢从此控制了潭、朗、衡、永等数州之地，并把治所迁往武陵，依然是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

闽 　闽的建立者王潮和王审知兄弟，是河南固始人。他们乘黄巢的起义军把唐朝在东南诸道的统治力量打垮的机会，率兵入闽，占据了泉、汀等 五州之地。唐昭宗任命王潮为福建的节度使。王潮死后，王审知即自称福建留后。后梁封王审知为闽王。王审知“起自陇亩，以至富贵，每以节俭自处。选任良吏，省刑惜费，轻徭薄敛，与民休息。三十年间，一境晏然” [9] 。福建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在这期间都有所发展。

925年王审知卒，其子延翰、延钧相继立，延钧立未久，即称帝建元，国号闽。935年延钧为其子所杀。从此以后，王家子弟内讧不已，945年为南唐所灭。

闽的旧将留从效驱逐了南唐屯守泉州的军队，占有泉州和漳州，继续在那里割据称雄。史称“从效起自行阵，知人疾苦”，还说他“常衣布素。涉猎史传，延纳名士，部内清治” [10] 。留从效在泉漳二州的统治，一直继续到北宋建国之后。

南平 　朱温在建立后梁政权时，其势力已扩大到荆州。他于即位之初就派高季兴去做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到荆州后不久，又占有归、峡二州。后唐初年，封高季兴为南平王。从此南平也俨然成为一个小小的独立王国。荆、归、峡三州之地物产不丰，高季兴和他的继承人便对四周称帝的各国“所向称臣，利其赐予”。当时吴与南唐相继建国于长江下游，控制了江淮间的交通孔道，南汉、闽、楚诸国对中原政权的进贡和贸易，都要假道荆州，北方商人贩茶也必须到荆州去趸买。荆州成为当时南北交通的枢纽，而且是最大的茶市。南平的统治者对于诸国过境的货物时常“邀掠”，“诸道移书诮责，即复还之，亦无惭色”。因此，诸国都把他们称为“无赖子” [11] 。

南平是十国当中最小最弱的一国。

南汉　南汉统治区域内的农民起义 　在广东地区，一个因参加镇压唐末农民起义军而起家的军人刘隐，从905年以来形成了一个以广州为中心的割据势力。随后他又把势力范围扩大，包有潮、容、邕、韶诸州。到917年，刘隐弟刘龔（岩）就在这地区建立了南汉国，并自称皇帝。

刘龔和他的继承人都很残暴荒淫，赋敛繁重，政刑苛酷，因而，从10世纪30年代之初，在广东的山区和海滨都出现了反抗南汉的武装起义。几年之后，这些分散的力量集合在博罗县人张遇贤的统一领导之下。张遇贤建号为“中天八国王”，建元永乐，署置百官，并且出兵攻占了番禺以东的惠州、 潮州以及另外的许多县城。

942年，起义军转师北进，这时参加起义的群众已达十多万人。在越过大庾岭后即攻占了虔州（今赣州）的一些属县，屡次打败了南唐屯驻在虔州的军队。

起义军选择了虔州境内一个险要地方白云洞，在那里建造了宫室、官署和兵营，并以此为基地向四周发展。南唐政府急忙增调军队到虔州去镇压，并依靠当地的地主作向导，从白云洞的背后抄袭，又利用起义军内部的叛徒作内应，943年十月，张遇贤为南唐的军队俘获，起义军失败了。

第二节　北宋和辽的对峙时期

一　北宋的建立、巩固及其统一

五代十国割据局面的结束 　960年正月，后周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率领军队回到开封，夺取了后周的政权，建立了北宋。

北宋初年，在广州、泉州、成都、常德、江陵、杭州和金陵，都还存在着割据政权，在黄河流域的河东还有一个北汉，而建都在临潢府的辽国，更是在北边的劲敌。

北宋建国三年之后，就开始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北宋的战略计划，是先消灭南方的几个王国，然后转移兵力，北向收复燕云等州。这是因为，北宋的最高统治集团认为，在建国之初，还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战胜强劲的契丹，只能在北边的国境线上配置一些足资防守的兵力，在那里采取守势；而南方的几个割据王国，占据的地方大都是物产丰富的地区，广州和泉州更是当时对外贸易的最大口岸，这些王国的实力又较薄弱，容易消灭，得到这些地区之后，宋朝的军政费用便会充裕，到那时才可以去收复燕云。收复燕云，是宋初最高统治集团北向用兵的终极目标，他们全不存在征服辽国的念头。

乾德元年（963年），北宋出兵两湖，灭掉荆南（南平）和湖南。乾德三年又出兵灭后蜀。开宝四年（971年）灭南汉。开宝八年灭南唐。稍后，又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的钱弘俶和漳泉的陈洪进相继纳土归附。

开宝元年（968年）、二年和九年，北宋都曾出兵进攻北汉，但这三次都因遇到辽对北汉的援兵，无功而还。到太平兴国四年（979年）宋太宗赵光义又亲率大军出击北汉，才把十国中的最后一国征服了。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 　在结束五代十国局面的过程中，北宋统治者着重考虑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如何使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藩镇跋扈局面不再继续出现，另一个是如何使北宋政权能长期巩固下去，不再成为五代之后的第六个短命朝代。

为防范藩镇割据局面的再现，北宋政府削减州郡长官的事权，不许他们兼任一个州郡以上的职务。州郡的财权和兵权也都收归中央政府。又规定州郡长官改由文人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划分为十五路，每路设转运使和提点刑狱等官，统称为监司，等于是中央政府的特派员，总管所辖州郡的财赋司法等事，也有监察辖境内州县官吏之权。这样，中央政府对于任何地方的任何事务，都可以直接行使权力。

北宋建国之后，宋太祖和宰相赵普等人就开始收夺高级将领的兵权，取消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次一级的军官则用一些资望较浅、容易驾驭的人物充任，且时常加以易置和更调，使“兵无常将，将无常师”，借以防范兵士和将领之间发生深厚的关系。军队的驻屯地区也时常更换，名义上是要藉此使士兵“习勤苦、均劳佚”，实际上是防范军队和某一地方结成不解之缘。

北宋政府的宰相机构称作中书门下，简称中书。为分担宰相事任且不使其事权太高，在宰相之下添设参知政事，并把晚唐五代时权宜设置过的枢密使和三司使定为常设官员，以枢密使负责军政大权，以三司使负责财政大权。枢密院和中书对称“二府”，二府的正副长官称为执政；三司使则号称“计相”。枢密使的事权与统兵的高级将领互相牵制：高级将领虽统领军队，但发号施令之权则归枢密院；枢密院虽有制令之权，但枢密使并不统领军队。这样就使枢密使或高级将领都没有可能发动军事政变了。

对农民的防范、束缚和压制 　北宋初年的最高统治者们认为：“国家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为可惧。帝王当合用心于此。” [12] 这里所说容易成为内患的“奸邪”，当然首先是指朝廷上的宰辅大臣和握兵权的高级将官而言的，上节所述宋初的各种官僚结构，其针对对象正在于此。但在此以外还表明了他们对于农民的反抗斗争怀着深重的恐惧心情。当他们制定对内政策时，如何防范和束缚农民使其不能起而反抗，也成为他们着重考虑的一个方面。

北宋沿用开始于唐后期的雇佣兵制度，并希图充分利用这种制度，把破 产的农民收容到军队中去，免得他们铤而走险，武装暴动。凡是发生灾荒的地方，宋政府就在那里大量招募甚至强制饥民入伍。他们认为，通过这样的做法就可以把兵和民截然分开，凶荒年份，纵有“叛民”，却不至有叛兵；如不是凶荒年份而发生了兵变，当地农民也不至相从而起。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军队的数额不断增长。北宋初年的军队只有20万人，到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已增加为125万人了。

在统一南北方的割据政权以后，北宋统治者对于军队的使用、分布和屯驻，采取了“守内虚外”的原则，在边防地带依然只驻有仅仅可资防守的部队，把大部分军队驻屯在诸州郡的冲要地区，专力镇压各地的农民大众。

除了禁军之外，在每一州县还都有一定数量的厢军和弓手，分设总管、钤辖、巡检和“捉贼使臣”等职为之统领，专门负责“肃清所部”，亦即完全是用在对内镇压方面的。而对于采矿和冶铸处所，聚集群众较多的地方，北宋统治者更加意警备，总是选一些最“得力”的人员去担任县尉、巡检等职务。从唐代后期以来，各地人民多因宗教信仰，或因生产上和生活上的需要，相互结合为乡社。到北宋初年，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各地，都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组织，有的且“设置教头，练习兵仗”。北宋政府对于这类组织，严厉地加以取缔。它对任何一点星星之火都会发生恐怖之感，唯恐其发展到燎原的猛烈程度。

二　北宋社会阶级结构北宋政府的赋役剥削制度

北宋社会阶级结构 　宋太宗晚年，北宋政府公布的全国民户数是四百一十多万，其后逐年有所增加，到11世纪80年代，已经是一千七百多万户了。

北宋政府把全国居民分作主户和客户两类。主户是指占有土地，有常产，承担赋役的户。官户和形势户也都包括在主户里边。客户是指住在农村，不占有土地，租种地主土地的农民。根据北宋政府多次公布的户籍数字平均计算，客户约占总户数的35%左右，另外的65%左右则为主户。

宋代地租的交纳有“定额”和“分成”两种办法，比较普遍采用的是分成租。分成租一般都是“出种与税而后分之” [13] ：佃客自有耕牛的，称作“牛客”，耕种所得一般是和地主对分；无耕牛而需使用地主的耕牛的，称作“小 客”，一般是要把收获物的六成以上交给地主。

就一般的情况说，客户不向政府交纳夏秋二税；但各地区都有不同名称的人头税，客户中的成年男子却要负担。修治城池、河渠、堤坝等徭役，也常常直接加派在客户身上。

宋政府依资产高下把主户分作五等，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第五等户。依照北宋中叶河北路安喜县（今定州市）的情况说，第五等户约占全部主户的2/3左右 [14] 。这一等级的民户，绝大多数是占有小块土地而仍然不能自给的半自耕农，他们还要租种地主的部分土地。他们既须向政府纳税，又须向地主交租。

客户和主户中的第五等户相加，其人口数量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80%以上。他们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男子则“寒耕热耘，沾体涂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妇女则“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寸寸而成”；然而每到收成时节，“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 [15] 。所以，他们又是反对地主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主要力量。

就当时北方的一般情况说，主户中的第四等户，每户的家产大约只值四五十贯上下，全部都应是自耕农民。在北方一个具有1.3万多户的县里，其第四等户为1600户，相当于全部主户的20%左右 [16] 。

主户中的第二三等户，是指占田在三顷以下以至不满一顷的人家，是当时的中小地主阶层。主户中的第一等户，都是占田在三顷以上以至几十顷几百顷的人家，是当时的大地主阶层。

北宋中叶，乡村当中的上三等户“乃从来兼并之家” [17] 。当时全国已经垦种的土地，有70%被享有免税免役特权的官僚豪绅大地主们所占有 [18] 。

赋税徭役和其他征敛 　北宋农业税，分夏秋两次征收。宋初，一般是按照亩输一斗的定额课取谷物，有的地区（例如江南、福建等地）则沿袭十国分立时的旧制，每亩每年纳税三斗 [19] 。后来又改为夏税纳钱，秋税纳米，其每 亩所纳钱米之数各地依然不平衡。

在交纳赋税时，北宋政府还规定有“支移”和“折变”的办法：为了防御辽和西夏，北宋在北部和西北的边境上屯驻有大量的军队，需要大量粮饷，因此，规定河北、河东和陕西等路的纳税户都要把秋税谷物送到沿边的城镇中去，人畜盘费全须自备。这叫做支移。在不把税物支移的地方，纳税户也要按照税米数量每斗加纳脚钱。北宋政府虽然规定了夏税输钱、秋税输米，但有时以钱折麦，有时又将麦折钱；有时以钱折绢，有时又将绢折钱。这叫做折变。经过一再折变的结果，纳税户的负担就加重几倍。例如，陈州地区的夏税，原是交纳大小麦的，仁宗时忽然改令交纳现钱。当时当地的市价，每斗小麦为50文，政府却令每斗折纳现钱100文，另外还要附加脚钱20文，仓耗20文，共为140文，平白地把纳税户的负担加重了两倍 [20] 。

两税之外，还有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前者是把五代十国各政权所曾征收的“身丁钱绢”、“身丁米麦”、“丁口盐钱”、“身丁钱米”之类沿袭下来而改用的一个总名；后者则是把五代十国征收的皮革、筋角、农具、鞋钱以及曲引等税目沿袭下来，“以类并合”而成的一个总名，也叫做“沿纳”。这二者，都必须“随同两税输纳”。丁口之赋不分主客户全须交纳，而且也常常采用“折变”的办法，使得交纳者的负担加重好几倍。

还有“和买绢帛”与“和籴粮米”。在实行“和买”、“和籴”之初，是按地产多少分别派定强制征购的数量，并付与一些价款；到后来，则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更后，又把白取的绢帛或米粟折算为现钱而勒令民户交纳，变成纳税户的经常负担了。

南宋学者朱熹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21] 其实，宋朝除把古代已有的剥削办法尽量沿用外，新添的剥削项目也很不少。

宋代的纳税户还要轮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也叫做职役）。当时的差役有以下几种：

衙前——主管运送官物或看管府库粮仓之类。

里正、户长、乡书手——掌管督催赋税。

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供州县衙门随时驱使。

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

按照宋政府的规定，主户中的第五等户一律免役，上四等户则量其资产 而分别给以轻重之役：例如，第一等户轮充衙前、里正，第二等户轮充户长等 [22] 。规定虽是如此，但官绅豪强大地主和僧、道、及第进士及军籍中人都可免役，真正轮流充任各种差役的，只是那些中级民户。充任衙前者如遇仓库财物或所押运的财物有伤耗损失，须负责赔偿，故凡轮充此役者大都不免于倾家荡产的后果。轮充里正者，如遇其乡里中有不能按期交纳或根本无力交纳赋税的，则须先为垫付或代为交纳，也往往是倾家而不能给。

繁重的税赋和差徭的负担既全部集中在中下等级的纳税户身上，这些民户为了逃避重负，或则去为商贾僧道，或则流亡佣作，其中的大部分则采用“诡名寄产”或“诡名子户”的办法，有的把田产的全部或大部诡称献纳于僧寺、道院，有的则假立契书，诡称典卖于命官形势之家，有的则又诡立好几个户名，把产业与人丁化整为零。总之，他们用种种办法使自己成为贫下单丁之户，借以避免纳税和服役。从宋仁宗时起，“诸般侥幸影占门户”和“诡名寄产、分户匿税”的事便已非常流行。到后来，每一正户之下往往有十几个子户。到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候，单在无锡县便查出了五千多家“诡名挟佃”的人家，而长洲县内的户长，为“诡名挟佃”户之加多而赔垫税钱有到二百余贯的 [23] 。其时淮南东西两路共查出不载入簿籍中的“诡名挟佃”户476000家 [24] ，两路共有88县，每县平均也是5400多家。

三　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

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北宋农民对国家负担的课税是相当繁重的，但和晚唐以前按丁口交纳租庸调相比，计亩纳税的办法总是稍好一些。“杂变之赋”也是极其沉重的，但名目和数量在大体上已经固定下来，和五代十国时期内随时随地都会增加无定名无定量的税捐相比，也要轻一些。

在实物地租占支配地位的情况下，佃户庄客对于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也相应有所减弱。原来最和农奴身份相近似的僮仆，在北宋的法律上也承认他们是良人了。宋以前，只有地主能划夺佃户的租佃权，到北宋，法律上规定佃户在某种条件下，也可以主动地脱离甲地主而去佃种乙地主的土地。佃客在购买三五亩土地之后，也可以脱离地主自立户名。

上述种种虽不能改变佃农和仆隶所处的类似农奴的地位，但这样的一些改变，多少改善了佃农和仆隶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生产兴趣也因而会有某种程度的提高。

在农业生产工具方面，除草用的弯锄，碎土疏土用的铁耙，安装在耧车脚上的铁铧，在北宋的中原和华北地区都已普遍使用，这说明耕作程序的增多，也说明农民们更加注意于精耕细作。戽水灌田的龙骨翻车，已为南方农民普遍使用；南方山田的大量垦辟，又需要使用高转筒车作为引水上山的工具。湖北鄂州地区的农民还创制了一种秧马，农民们骑在秧马上劳作，可以减轻弯腰曲背的辛苦，而且可以把工作效率提高很多 [25] 。

在北宋王朝完成了统一南北割据政权的工作之后，宋太宗曾下诏给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诸路州郡的长吏，令其劝民杂植粟、麦、黍、豆，缺少这类种子的于淮北州郡给之；江北诸州则令广种秔稻 [26] 。这就使南北农民的生产经验和农作物品种的交流，都得到了方便条件，使农作技术得到改进和提高。所以，北宋的统一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由越南传入中国的占城稻，在北宋以前仅为福建地区的农民所栽种，到北宋初年，大量传入长江流域和淮水流域。占城稻的抗旱力强，成熟较快，这样就使江浙的某些地区有可能一岁收获两次。又因为它“不择地而生”，使得种稻的土地面积扩大，谷物总产量大增。

长江下游各地，圩田的数量，在北宋时期也大有增加。在北宋中叶，单是从宣州到池州，就有千区以上的圩田。当时常用圩田的受害程度作为衡量水灾轻重的标准，可见其所占比重必已很大。当时江浙地区的稻田，平常年份的收获，每亩可得二石至三石。

在南方的多山地带，如福建、江西、湖南等地，农民开山为田；从北宋初年以来，福建境内的农民“缘山导泉”，在山田里种植水稻。江西的抚州、袁州等地的农民，也都把岭坂开辟为禾田，层层而上，直达山顶，在那里“山耕而水莳” [27] 。湖南潭州的农民也大量地垦辟山田“莳禾”。开山为田的结果，使北宋一代实际垦田的面积大为增加。

茶树的栽培种植，在北宋也有很大发展。当时淮南、江南、荆湖、福建诸路，都有不少州郡以产茶出名。由这些地区每年输送与北宋政府茶专卖机 构的，共为一千四五百万斤；而淮南的产茶地则是官自置场，督课园户茶民采制，其岁入数量尚不包括在上举数字之内；川峡路所产的茶，政府虽不许出境销售，但产量也很多 [28] 。

手工业 　在北宋，独立手工业者的数量较前代加多了，矿冶、制瓷、丝织和造纸等手工业部门的发展都十分显著。

在采矿业中值得首先提出的是煤炭的大量开采。河东境内的居民多用煤炭作燃料 [29] ，其地贫民，在北宋前期即多以采煤出卖维持生计 [30] ，可知其用煤为燃料之历史已很久。北宋都城开封及其附近城乡的上百万户人家也用煤炭作燃料 [31] 。江西的丰城、萍乡二县山间的煤炭已被开采 [32] 。河南鹤壁市发现的北宋晚期的煤矿遗址，竖井矿口的直径达2. 5米，深达46米左右，依煤层伸延开掘巷道。其中较长的4条巷道总长达500余米，并有排水井和木制辘轳等排除地下积水的设备 [33] 。

11世纪初，河东转运使陈尧佐曾减免泽州（今山西晋城）大广的冶铁课数十万 [34] ，可见这一冶铁作坊规模之大。从其所在地推测，必是以煤为燃料的。

在河北邢台、安徽繁昌和福建同安等地，都曾发现过宋代冶铁遗址 [35] 。繁昌遗址的炼炉作圆形，用栗树柴作燃料，石灰块作溶剂。这样的遗址不制造铁器，是只炼铁块的作坊。

用煤冶铁的作坊很多。用煤冶铁，火力强，改进了铁的冶铸技术，提高了铁的质量，这对于改善农具所起的作用很大。苏轼在徐州西南山中发现了煤炭，用以冶铁作兵器，“犀利胜常” [36] 。

铁的开采和冶炼，在宋代，有的是由地主豪绅经营，有的则由政府设监经营。前者役使的大都是所谓“流亡”和“逋逃”，后者则是把各地被判决服 重役的“罪犯”发配到监中劳作。商州的一个铸铁监，在宋仁宗时，就有这样的罪犯两千多人。

丝织的技术水平，在宋代仍以四川地区为最高。宋太祖在乾德四年（966年）曾以平蜀所得锦工200人置绫锦院于开封。江南的丝织业，从北宋开始也已逐渐胜过北方。丝织物的花样和品种比前代增加了很多，染色技术的进步也很大。丝织品制作技术已经提高，特别是刻丝和刺绣，已经达到极其精致的程度。李觏（1009—1059年）曾描述当时丝织的盛况说：“平原沃土，桑柘甚盛，蚕女勤苦，罔畏饥渴。……茧簿山立，缲车之声连甍相闻。非贵非骄，靡不务此。……争为纤巧，以渔倍息。” [37] 这可见，丝织业在当时虽还是农村的家庭手工业，但已不只是为了自给，有些已在从事商品生产了。在北宋还出现了一些独立丝织业作坊，叫做机户。机户中的劳动人手大都是一个家庭中的成员。豪绅地主以及北宋的各级官府，也有设置丝织作坊的，前者除满足自身的消费外也生产一些商品，后者则完全供皇室贵族和高级官僚的消费之用。这两类作坊的劳动力都是雇募来的，官营作坊中的“募工”都要在手背上刺字 [38] ，私营作坊中的募工虽不刺字，其所受封建性束缚也很强烈。

瓷器的制造，在北宋一代，不论在产量或制作技术方面，都比前代有很大的提高。烧造瓷器的窑户，当时已遍布全国各地，各地所造瓷器且都已具有特点。其中最著名的，有河北的定窑，河南的汝窑，处州的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瓷窑等。据说设在郑州的柴窑，从五代末年以来就已能够烧制“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磐”的精美瓷器 [39] 。

瓷器是当时对外贸易的主要货物之一种，远销到日本、朝鲜、南洋诸国、印度以及阿拉伯、叙利亚、埃及等地。

北宋的造纸业和刻版印刷业，不仅在量的方面有普遍的发展，在技术上也有很大的提高。当时有很多城市分别采用竹子、大麻、 、楮和木棉等不同原料，制造质地不同的纸张。福建的建阳、安徽的徽州、四川的成都以及江浙地区的许多地方，都已成为纸的著名产地。当时的一些书画家，有的定制各种特别精致的纸张和笺札等，有的人定作了印花笺，而且已开始采用两色套印的办法。

北宋的中央政府和某些地方政府都刻印了很多书籍，私人出资刻书的也很多。开封、成都、婺州、杭州等地是当时刻版印刷业最发达的地方。

造船业在北宋也很发达。浙江的明州、温州、台州、婺州，江西的虔州、吉州，湖南的潭州、鼎州，陕西凤翔的斜谷等地，在当时都已成为造船业的中心。从北宋初年起，每年由这些地区为政府制造的漕运官船就有三千多只 [40] ，其所打造的民间自用船只的数目，必然更多。当时的海外贸易，中外商人所乘用的船只大都是在中国制造的，往来于印度中国之间的更几乎全部都是中国船只。这种海船的构造，下侧狭尖如刃，便于破浪，抵抗险涛骇浪的能力也比当时外国船舶为强。这可见，北宋时中国工人的造船技术，已经超越当时东西洋其他国家了。

商业 　在农业和手工业都有很大发展的基础之上，北宋的商业也比前代有了更大的发展。

作为自然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北宋时期，南北各地的农村中，已出现了定期的集市——草市、墟市，或统称为坊场——进行小范围的地区性商业活动。凡属于米、谷、麦、豆、鸡、鱼、蔬、果、柴、炭、陶瓷用具、竹木什器、丝、绵、布、帛、衣、鞋、猪、羊、马、牛、驴、骡等等，都在坊场买卖。苏轼的诗说：“籴米买束薪，百物资之市。” [41] 。可见市集已很普遍。北宋政府已经把从这类坊场中征收的商税，和从大城市中所收的商税列为同等重要的项目，又可见市集交易在当时各地居民的经济生活中，在政府的财政上，都已占有相当的地位。

北宋首都开封城内的街巷当中，随处都有商铺邸店和酒楼饭馆之类，繁盛的夜市也早已在开封出现。当时的洛阳 [42] 、扬州、成都等大城市，其情况也和开封城相仿佛。在唐代的长安和洛阳城内，坊巷只是住宅区，黄昏后坊门锁闭，禁止夜行；商店都集中在市里，交易活动基本在市里进行，而且只能在白天进行。北宋的各大城市中，既突破了坊和市的界限，也突破了白昼和夜晚的界限。这说明，北宋时期的城市经济，较之唐代已经有了一种突破性的发展。

北宋时期的对外贸易，虽然大多只是取道于海洋，却比较唐的极盛时期还更繁荣一些。当时从印度支那半岛到南洋群岛以至阿拉伯半岛上的一些 国家，都和宋有贸易关系。遇到这些地方的“蕃商”不来或来得较少时，宋廷就派遣使臣前去招致。从这些地方进口的东西，是香、药、犀角、象牙、珊瑚、琥珀、珍珠、翡翠、玳瑁、玛瑙、水晶、镔铁、蕃布、乌 、苏木等物，大多是从自然界采集而来或稍微加工的一些物品；从中国出口的，则是金、银、铜、铁、铅、锡，乃至铜钱和各种丝织品和瓷器之类，全都是经过人工冶炼、织造或制作而成的一些物品。从双方交易的物品来看，也可证知当时中国的物质文明是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扬州等城市，在北宋都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口岸。北宋政府在这些城市都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于进出口船舶的检查和抽税。市舶司从进出口的船只征收的税款和实物，也是北宋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宋太宗时，政府府库中已充满了从海舶抽取来的珍异宝货，便在开封设置榷易署，增价出卖，每岁获利五十万贯 [43] 。后来，宋廷更以其中一部分向各地住户派销，换取金帛急需，资助政府用度。

纸币的出现 　由于商品货币关系日益发展，北宋政府每年所铸钱币的数量虽已较前代大增，但仍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在宋真宗初年，行使铁钱的四川地区便由几家豪富地主人家发行了纸币，叫做交子。其后不久，北宋政府收夺了私家发行纸币之权，由政府在成都设置专局，负责印制和发行纸币的事。此后，发行数量越来越多，行使纸币的地区也越来越扩大，北宋政府便在开封设置了交子务，专门负责纸币的发行。

行会 　北宋时期，大城市当中的商人都按照不同的行业组成各种行会。政府则通过行会对商人进行控制和勒索。耐得翁的《都城纪胜》说：“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大小，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虽医卜亦有职医、克择之差占，则与市肆当行同也。”北宋的官吏有很多人是在暗中出资经营商业的，他们也在暗中对行会加以操纵。所以，北宋的商业行会是统治阶级中的官绅和豪商大贾们共同组成的。各行业的小商贩们在城市当中经常遭受到同业行会的欺压，因而也经常与之展开斗争，这也构成北宋城市中阶级矛盾的一个侧面。

手工业者的行会，或称为“行”，例如做鞋的称为“双线行”；或称为“作”，例如“金银镀作”、“油漆作”、“木作”、“腰带作”等。在手工业者当中，作坊主或店主、工匠和学徒，是三个截然不同的等级，这是封建等级制在城市手工业中的体现，所以手工业者的行会完全是一种封建性质的组织。它不同于 欧洲中世纪晚期的情况，不是在与封建地主官僚的对抗中成长起来的，而是自始就处在他们的操纵把持之下的。

四　辽和西夏的政治经济　北宋与辽、西夏的和战

辽的政治制度 　耶律阿保机在建立辽国之后，就使用了从燕蓟地区俘虏去的许多汉族士人，如康默记、韩延徽、韩知古等人，仿照汉制为辽国制定一些典章制度。阿保机晚年，灭掉了东北方的渤海国，耶律德光即位后，又占有了燕云十六州。

辽国境内包括多种民族，这些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各不相同，一般说来，可以统括为两类 [44] ：一是“耕稼以食，城郭以居”的汉人和原属于渤海国的一部分人民；二是“渔猎以食，车马为家”的契丹人和另外的许多游牧民族。为了适应这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耶律德光统治时期，辽国便制定了一种胡汉分治的制度，即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其具体办法是：统治契丹族和其他游牧民族一律适用契丹旧制，办事处所设在皇帝的牙帐之北，称为北面官；凡属于“宫帐、部族、属国”和“兵机、武铨、群牧”范围内的政务，都由他们负责。统治汉人和旧渤海国人则适用汉制，办事处所设在皇帝牙帐之南，称为南面官；凡属于“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和“文铨、丁赋之政”，都由他们负责。

辽的地方行政区划，从阿保机时即已开始建置许多州县，后来在设官分职方面也“大略采用唐制”，分设刺史、县令，也有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等等名号。

在辽的地方行政区划中，还有一种“头下军州”（亦称“头下州军”）。这种州具有私属性质，都是辽的亲贵、外戚、大臣和所属部族首领立有战功的人，以其所分得的或所俘获的人口设置的。每个州大致都修建城郭，把所分或所俘人口聚居其中。所俘掠的汉人和渤海人，大部分都被安排在适于农耕的地区，有技艺的则使其从事手工业。这些从事农耕的头下户，一方面要向头下军州领主交纳实物地租，另外还须向辽政府交纳课税。头下军州的官吏，除节度使以外，都由其领主自行委派，州境内的税收，除酒税须交纳给辽政府外，其余全归于头下军州领主。

自10世纪末叶以来，在辽的行政上，中央集权的趋势已日益加强，前此 所建置的一些头下军州，或因其领主后嗣断绝，或因其领主犯了某种罪过，已逐渐收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了。

辽的社会经济 　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南波罗城）周围地区，“地沃宜种植，水草便畜牧” [45] ，阿保机把首都建置在这里，这种经济条件应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阿保机在建立辽国的前后，也把其“南攻燕、蓟所俘人户”分散安置在潢水以北适合农耕的地方。攻下扶余以后，又把扶余的农民迁徙到临潢府以西的定霸县，“与汉人杂居，分地耕种”。这就不但使这一地区的农业劳动力日益加多，而且使汉族人民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也流传到那里，对于这一地区的开发和农业的发展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辽对所俘获的具有手工业技术的汉人，从阿保机时起，即尽量把他们安置在临潢府城内和述律后所领头下军州中。到燕云十六州归辽之后，“并汾幽冀之人”被安置在临潢府的更多，在临潢府城内，布帛绫锦等类作坊也出现了 [46] 。

临潢府的南城称为汉城，那里有店铺、街市，是商贩聚居之地。到这个首都来进行商贩的回鹘人很多，汉城里专有一个回鹘营作为他们的聚居之地 [47] 。

辽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西大明城）的府城，是辽圣宗时从燕、蓟选拔了一批“良工”去修建的。中京道灵河（今大凌河）流域的一些州县，地生桑麻，辽前期的几个皇帝便都把“俘户”中的一些善于织纴的人安置在这里。河北的定州在唐代就是盛产丝绸的地方，辽世宗时就把从定州俘掠的一些民户集中安置在灵河流域，并建立弘政县（今辽宁义县境内）以居之。从此以后，“工织纴，多技巧”，便成为弘政县以及与之相邻的白川州（今辽宁朝阳县境内）的居民的特点。沿灵河一带的居民，只向辽政府输纳蚕丝或绢帛，而不交纳谷物，当时叫做“丝蚕户” [48] 。辽朝每当派遣使臣往北宋去拜年庆寿或作别种交际时，多用白川州的绢帛作为赠送宋朝的礼物 [49] ，可见其地所产绢帛质量必较高。

中京道的泽州（长城喜峰口外）有银冶，柳河（今河北伊逊河）西北有铁 冶。山区中林木繁茂，近山居民多以烧炭为业 [50] 。

辽的东京辽阳府所属各州县，大部分是渤海国的故地，那里“地衍、土沃”，适于农耕，且有“木铁鱼盐之利”。辽灭渤海之后不久，便把渤海故地的遗民大量迁移到辽阳府境内 [51] 。这一措施，一方面是为了分化渤海遗民，便于进行统治，另一方面也是要使辽阳地区的农田能得到更多的人去垦种，其“木铁鱼盐之利”能得到更多的人去开采。10世纪中叶的辽海地区，“编户数十万，耕垦千余里” [52] ，其富庶已不下于燕云十六州了。辽圣宗时，燕京地区有一次连年饥荒，辽廷的臣僚有人建议，应当“造船，募民谙习海事者，漕运辽东粟以振燕” [53] 。这个建议虽未被采纳，但却反映出辽海地区农业生产的富足情况。

辽的东北边境谐里河（今海拉尔河）流域，从耶律德光时就已开始经营农业。耶律德光把这一地区分赐给契丹贵族，令其前往垦种。其北部边境胪朐河（今克鲁伦河）流域，则是辽国为了抵御“西蕃”而置戍屯田的地方。辽道宗初年（11世纪中叶），胪朐河流域的农业已经发展得很好，在其附近的一个边防城镇州 [54] 积谷达数十万斛，每斗谷只值数钱 [55] 。

北宋与辽的和战 　宋太祖夺取政权之后，先向南方用兵，而在北边，则只在瀛州（今河北河间）、常山（今河北正定）、易州（今河北易县）、棣州（今山东惠民）等重要军事据点配置重兵，从事防御。宋太祖还特地设置了一个“封桩库”，贮积金帛，准备作为赎取燕云的费用，辽如不允赎取，就把这些金帛用作攻取燕云的兵费 [56] 。但在十国割据局面尚未完全结束之时，宋太祖便于976年死在斧声烛影之下了。

辽穆宗（951—968年）是一个昏庸残暴的国王。他“畋猎无厌，嗜杀不已” [57] ，对于国家的军政大事不甚理会。他在位时，契丹贵族不断发生内讧，在辽统治下的黄头室韦和乌古等部族，也不断进行反抗，而且，这种情况一直继续到辽景宗时（969—982年）。所以，当北宋对辽采取守势期间，辽国除 曾几次出兵援助北汉外，对北宋也没有发动过军事攻势。

979年宋灭北汉，割据局面结束，宋太宗乘胜移师河北。幽州外围的易、涿、顺、蓟诸州都望风归附。六月下旬，宋太宗亲自指挥围攻幽州城的战役，十五日不能下。其后辽的援兵大至，横击宋兵于高梁河上，宋兵大败。

982年，辽圣宗继位，年方12，母萧太后当政，宠臣韩德让（赐契丹名耶律隆运）握大权。宋太宗认为辽国“主幼国疑”，正是可乘之机，986年又分三路出兵：以曹彬、米信为一路，率师出雄州；田重进率师由定州出飞狐；潘美和杨继业率师出雁门。宋太宗制订的作战计划，是用河北的两路军队把辽的大军牵制在幽州，使其不能兼顾右翼，潘、杨所领的一路兵便可以出雁门攻取云州，然后再从那里东进而与河北的两路宋军会师，夹攻幽州。但辽方在应战之初就已变被动为主动。萧太后和辽圣宗都亲到幽州，把主力也集中在这一路，大破曹彬军于涿州西南的岐沟关，并使田重进的一路也随之溃退。此后辽军即集中力量迎击潘美和杨继业的军队。宋廷急诏西路军队撤退，并令杨继业负责迁徙云、朔、寰、应四州人民于内地。而潘美和监军王优却又逼迫杨继业去进攻朔州，杨继业率军至朔州南，为辽的伏兵邀击，被俘不屈，绝食而死。

宋朝两次发动攻势都遭到失败，便放弃以武力收复燕云的打算，只在河北平原上与辽方相持。宋人把河北中部的一些河道加以疏浚、沟通，使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西北、东达泥姑海口（今塘沽附近）的屈曲九百里之地，遍布塘泺，筑堤储水，借以遏制辽的兵马。

在宋朝改采守势之后，辽国对宋却又采取攻势了。1004年，萧太后、辽圣宗领兵大举南侵。宋朝大臣多主张迁都金陵或成都以避其锋，只有寇准等少数人力主抵抗，且力主宋真宗亲往前线督师，以振士气。宋廷遂把抗辽战争的军事部署全交寇准负责，宋真宗也与寇准等人同到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前线去了。这时寇准倚重的将领，是在历次抗辽战斗中屡立战功的杨延昭和杨嗣等人 [58] 。杨延昭这时也上疏给宋真宗，主张乘辽国以大兵南下之际，袭取幽、易诸州，然而未被采纳。

宋真宗对于这次抗辽战争的信心是不足的。契丹贵族则因有辽太宗在947年南侵失败的经验教训，知道汉族人民不易制服，因而这次南侵，其目的只是想进行一次物资掠夺和政治讹诈。辽军刚到澶州境内，大将萧挞览即中宋军伏弩而死，辽军士气大挫。因此，在宋真宗抵达澶州之初，双方的 议和活动就开始了。宋真宗只希望辽军能尽快撤退，遂应允每年向辽方输纳银10万两、绢20万匹，双方约为兄弟之国。这就是所谓澶渊之盟。

西夏的建立 [59] 　党项是羌族的一支，原住在今四川省西部边境内外。由于受到吐蕃的侵逼，在八九世纪内就逐渐向今甘肃省东部、宁夏回族自治区以及陕西北部一带移徙。迁到夏州（今陕西横山县境）的部落是拓跋氏。当黄巢在长安建立了政权的时候，这个部落在其酋长拓跋思恭的率领下，曾参加了唐朝围攻农民起义军的战役。拓跋思恭因此得到唐朝的赐姓和夏国公的封号。这一支党项人从此就据有河套以南的五州之地。直到北宋初年，这一情况并无改变。

宋太宗即位后，令其首领挈家入朝，企图消灭这一割据势力，这种做法没有成功，而党项首领李继迁却从此长期与北宋为敌，并结辽国为外援。辽国这时也愿和党项结成掎角之势以共困北宋，遂以契丹贵族女与李继迁结亲，并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11世纪初，李继迁攻占灵州（今宁夏灵武），并建都其地。灵州是北宋控制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枢纽，也是北宋购买西北边区马匹所必经之地，它的失陷，对宋的影响是很大的。

党项贵族所控制的这一地区的居民，主要是汉人和党项人。在党项族各部落移居这一地区为时已久之后，由于汉化程度的不同，也逐渐有了熟户与生户之分，各部落间也常互相攻打。到11世纪初，基本上都归附在李继迁的统属之下，其时党项人已有数十万帐（户）。

此时，河西的凉州（今甘肃武威）为吐蕃六谷部所占据，甘州（今甘肃张掖）为回鹘的一支所占据。宋廷在失掉灵州之后，便想与此两族首领联合，共同对付西夏。但到11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这两地先后被西夏攻占。这时西夏的首都也从灵州迁到黄河西岸的兴州（今宁夏银川市）去了。

1032年，西夏国王元昊继位，继续向河西用兵，先后占领瓜州（今甘肃瓜州）、沙州（今甘肃敦煌）、肃州（今甘肃酒泉）。从此西夏国境“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倚贺兰山以为固”，在东西北三方面都不存在太大的军事威胁，于是专力对北宋采取军事攻势。

元昊仿效北宋政府的组织，建立了一整套官制、兵制，制定了官民的服式，立十二监军司，制定西夏文字，建立年号，更定礼乐。到1038年十月，便改称皇帝，正式定国号为大夏，表示与北宋完全处于对等地位。

西夏境土，共包括22州。居民除汉人和党项人外，还有吐蕃人、回鹘 人、塔塔人等。当元昊建立官制时候，凡属左右侍从一类的，都由党项贵族中选用；凡是仿宋官制而设置的，中书、枢密、宰相、御史大夫以下，则参用汉人。

党项、吐蕃和回鹘的各部落人民，主要从事游牧，汉人则是农业居民。在河西和河外的13个州以及黄河东岸的灵州，都是“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甘州和凉州两地，水草丰美，极有利于畜牧经济的发展。两地小河较多，也富有灌溉之利。很早以前，灵州的官民就“支引黄河”修建了“唐来”、“汉源”诸渠。它们加强了抗旱和防涝的能力，虽不能像《宋史•夏国传》所说，已使这一地区“岁无旱涝之虞”，但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却确实是极有利的。

在今陕西北部以至陕宁交界处的银、夏、宥、绥等州，土地是比较瘠薄的，且间有沙漠地带，不适于农耕，但山丘林木，对于畜牧则很合适。盐州（今宁夏盐池县）境内的乌池和白池所产的青白盐，色味俱佳，物美价廉，因得广泛销售于关陇各地，并从那里换取谷物，以补诸州境内居民食粮之不足。

夏州境内多山，元昊在称帝之后，即于州东设置了一个“铁冶务”，制造甲胄兵器。从榆林窟壁画中的锻铁图来看，当时锻铁已采用了比较进步的竖式风箱的设备。而其所造甲胄，“皆冷锻而成，坚滑光莹，非劲弩不可入” [60] 。

北宋与西夏的和战 　自李继迁率领党项族的拓跋等部公开与北宋为敌之后，宋太宗屡次调兵遣将，想用武力把他制服，但因李继迁经常出入侵扰的几个州，都在西北边陲，山路险狭，并间有沙碛，北宋的行军转饷都很困难，故常因此而致失利。至道二年（996年）春，北宋派军队护送粮草共40万石、束赴灵州，在州南浦洛河上为李继迁的伏兵截击，粮草全部被夺。这年八月，在宋太宗亲自部署下，由李继隆统五路兵去解灵州之围，诸路兵的进程参差不齐，有的“失期不至”，接战之后，双方互有胜负，最后战于乌白池，李继迁被北宋军队打败，才撤离了灵州。宋廷在采取军事解决办法的同时，还采取了经济封锁的办法。从淳化四年（993年）开始，禁止把青白盐输入关陕地区销售。这一办法没有收到宋廷所希望的效果，反而使沿边倚靠贩卖青白盐为生的大量熟户“无以资生”，被迫投到李继迁的军队中去了 [61] 。

德明继位为夏国王时，宋夏鏖兵已经20年了，这时西夏正要集中全力 攻取河西州郡，所以改变策略，与北宋修好，要求宋廷承认其在西北诸州郡的统治权，按年给予一定数量的物资，取消青白盐的禁令，并开设互市榷场。宋廷应允了这些要求，于景德三年（1006年）册封德明为西平王，每年给予银万两、绢万匹、钱二万贯。在陕西的保安军（今陕西延安境内）设置榷场，“以缯、帛、罗、绮易驼、马、牛、羊、玉、毡、毯、甘草，以香、药、瓷漆器、姜、桂等物易蜜、蜡、麝脐、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红花、翎毛。非官市者，听与民交易。入贡至京者，纵其为市”。到宋仁宗即位后，又于宋夏交界处增设了三个榷场。榷场以外，民间贸易也很频繁，出现了“商贩如织” [62] 的情况。

德明死，子元昊立。元昊“性雄毅，多大略”，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当他继位时，河西地区已全部并入西夏的领土之内，经济方面和军事方面的实力都已较前雄厚得多，因此，他撕毁了已经维持了将近30年的宋夏和约，积极谋划对北宋进行军事侵犯。宋廷也停止了按年给予西夏的银绢和钱币，停止了沿边榷场的互市，双方民间的商贩往来也从此中断。

在康定元年和庆历元、二年内（1040—1042年），西夏每年都对北宋发动一两次大规模的军事侵犯，常常把宋军打得大败，宋的主将刘平、石元孙为夏人所俘，葛怀敏则死在阵上，每次被夏人所俘或死在战场上的士卒都在万人上下。官私庐舍被西夏军队焚毁，人民和牲畜被西夏军队屠掠的，不计其数。

自元昊启兵衅以来，北宋调集到西北边境上的禁军已及20万人，所调西北各州郡的乡兵和厢兵总计也不下此数。因此，在历次战役中虽都败于西夏，而每一次却都能迫使西夏军队不得不撤退。西夏虽然打了胜仗，并得不到实际的胜利果实。和过去依照和约和通过榷场互市从北宋方面所取得的物资相较，实在是得不偿失。而且，由于民间贸易的中断，西夏人民生活所必需的茶和布都很缺乏，他们遂厌恶战争，希望恢复和平互市。再加上辽国在辽夏接境处修治城堡，调集军队，有进攻西夏的迹象。因此，元昊在庆历四年（1044年）又表示愿与北宋重订和议。双方于当年议定：西夏取消帝号，仍由宋册封为夏国王，宋廷每年在各种名义下给与西夏银7万两，绢15万匹，茶3万斤，重开沿边榷场市易，恢复民间商贩的往来。继续了7年之久的宋夏战争，到此宣告结束。

五　北宋前期、中期的阶级矛盾和农民起义

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 　根据北宋前期的记载，四川地区土地集中的情况特别严重，客户的数目高达全境人口的百分之七八十。豪强地主役使着几十、几百乃至上千家的“旁户”（佃客）。地主对待旁户，几乎是和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的。地主每年应向政府交纳的课税，都直接由旁户负担 [63] 。

北宋政府灭后蜀之后，对于四川农民的这种处境不但未作任何改善，还加强了对他们的剥削。它在成都设置博买务，迫令当地居民按期织作冰纨、绮绣等类精美丝织品，并严禁百姓、商人在市场上对这类东西进行买卖。到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春，广大旁户就在王小波的领导之下，在眉州发动了武装反抗斗争。

王小波向农民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 [64] 这个口号反映了农民对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要求，因而得到了他们的拥护和响应，在起义后十天左右，参加的群众就达好几万人。攻占彭山县后，起义军把贪污害民的县令齐元振处死，并把县署所存金帛散发给群众。这些措施更受到贫苦农民的拥护，起义的队伍更加壮大起来了。

王小波在作战中受伤死亡，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领导人。李顺继续贯彻“均贫富”的主张，凡起义军所到之处，首先召集当地的“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 [65] 。

在起义的第二年春，起义军攻克成都，李顺即位称王，国号大蜀，年号应运。参加起义的农民都在面部刺上“应运雄军”四个字。这时，起义军所向州县，都“开门延纳，传檄所至，无复完垒” [66] 。北起绵州，南到巫峡，其间绝大部分的郡县都已入于起义军的掌握之中。

宋廷听到起义军攻占成都之后，极为震惊，立即派遣两路大军，分别从长江和剑阁向四川进发。起义军想在宋军未到之前先把剑门夺取到手，把宋军阻截在这一险要关口之外。然而攻夺战竟没有成功，在这一战中起义 军伤亡极重。北宋政府军遂得长驱入川。其后，李顺又调动20万起义军围攻梓州（今四川三台县），和宋军相持了两个多月，后来因为受到宋军的夹击，遭到失败，撤回成都。

从剑阁攻入四川的宋军，在994年五月围攻成都，起义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十多万人大部分壮烈牺牲，成都终于落入宋军手中。

这次的起义虽然失败，但是，成都的博买务从此取消了，这说明北宋的统治者受到了起义军的沉重打击；旁户这一称呼从此也永不出现了，这又说明在四川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上也多少得到了一些调整。

北宋中叶的阶级矛盾和小规模的农民起义 　北宋初，土地侵占已成为严重的社会现象。太宗时，土地占有的情况是“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 [67] 。仁宗初年，更发展到“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重禁莫能止” [68] 的地步了。土地集中的过程，就是农民们倾家破产、流离失所的过程。

北宋政府用恩荫和科举这两种办法，随时扩大它的内外官员的额数，它的雇佣兵的数字也在不断增加。官俸和粮饷，随之都成为庞大的财政开支。在和辽国订立了澶渊之盟以后，每年又须向辽国交纳银10万两、绢20万匹的所谓岁币。到11世纪30年代之末，为了抵御西夏的军事侵犯，调集大兵到陕西诸路，军费开支陡然大增。北宋政府每年从陕西地区征取的钱、帛、粮、草总数，前此本为1978万，而用兵以来，就增加到3390万，比原数增多了7/10左右 [69] 。其他各路也都有增加。

宋夏战争停止之后，加敛的数字未再减少。正当西夏犯边的时候，辽国又迫使宋廷把每年交纳的岁币，增为银20万两、绢30万匹，即较澶渊盟约所定数目增加了2/3。北宋政府只有依靠增加课税的收入，来解决这些问题。当时的官僚豪绅大地主阶层既都享有免税免役的特权，赋税的负担便都落在中小地主以至自耕农民的身上。这就促使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中小地主的赋税负担，总是通过加重地租或出放高利贷而转嫁给佃农，这就促使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从宋仁宗初年（11世纪20年代）开始，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已经不断在各地爆发了。

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都有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其中声势较盛的是王伦领导的起义和张海、郭貌山领导的起义。

王伦本是京东路沂州地方“捉贼虎翼军”中的一个士兵，他在庆历三年五月杀死巡检使朱进，发动兵变 [70] ，当地的很多平民都参加到这支队伍中去。王伦率领这支队伍由沂密两州向南移动，一度攻占了海州、扬州、泗州、楚州等地。王伦身着黄衫，“署置官吏”，建立年号。到这年七月，北宋政府以数路兵力对王伦进行围攻，在历阳（安徽和县）把王伦的军队打败，王伦被俘牺牲。

庆历三年，陕西地区遭逢饥荒，这年八月，饥民一千多人在张海、郭貌山、李铁枪等人领导下起义。他们以商州为起点，环绕虢州卢氏以东和洛阳长水以西，后来更向南发展到襄、邓、荆南，活动于纵横千余里的地方。驻守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的官军，在张海率众到达那里之后，也因受到起义群众的影响而哗变。起义军攻破州县，总是打开府库，分散财帛给贫民，并斩杀贪官污吏和最凶恶的地主。

这支起义军的活动，使得北宋统治集团极为惊惶。他们以为“天下之忧恐自此始”，于是调集了上万的禁军追剿这支起义军，在接战后却被起义军打得损兵折将，溃不成军。宋廷后来又“特立赏格”，招募“敢死士”，进行残酷的镇压。到这年年底，张海等人在作战中牺牲，大部分起义群众则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去活动。

湖南桂阳监境内的瑶族人民，在庆历三年也起来反抗北宋的统治。

从湖南衡州的常宁县起，绵亘于桂阳监和郴、连、贺、韶四州之境的山岳地带，是当时“蛮”瑶族的聚居之地 [71] 。“蛮”瑶族的人民每年向北宋政府输纳皮、粟，并不交纳两税，然而山区不产盐，须向政府的专卖机构购买海盐。他们嫌官盐价贵，便成群结伙到岭南去贩运私盐，因此时常和驻屯当地的官军发生冲突。到庆历三年，有5000“蛮”瑶族人民，在盘知谅（本桂阳盐民，庆历初年为蛮所掳） [72] 、唐和等人的率领下，从桂阳监蓝山县的华阴峒出发，开始了反抗宋政府的斗争，杀掉了北宋政府派驻当地的巡检和都监。北宋 政府调集了大量军队到湖南去镇压，并定出了“捕杀赏格”。军队贪赏，对当地居民展开了血腥的屠杀，这又把常宁全县及其附近的居民全部逼上了武装反抗的道路。

桂阳、衡、永地区少数民族反抗北宋政府的斗争，一直持续了五年之久。到庆历七年，宋政府知道单凭武力征剿是不可能把斗争镇压下去的，便采用了“安抚”的办法，派遣官员到山区里去宣布“安抚”的条款，盘知谅、唐和等人接受了这些条款，这一场斗争才宣告结束。

庆历四年（1044年），河北保州（今保定）缘边都巡检司的军队，因为出巡的钱粮廪赐被取消而“据城以叛”。到庆历七年冬天，河北贝州（今河北省清河县）驻军中的一个士兵王则也发动了兵变，并且通过弥勒教的关系，和山东德（今德州）、齐（今济南）诸州的驻军也有联系。宋廷调集了数路兵力，并派遣参知政事文彦博到贝州主持围攻，经过了三个多月，才把这一事变镇压下去。

爆发在宋仁宗庆历年间的这许多次武装斗争事件，虽然并不都是农民的起义，然而，就连保州和贝州的兵变，也反映出北宋雇佣军中下层士兵与北宋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通过这许多次事变，使得北宋的最高统治集团认识到，他们已经处在危机四伏的情况之中，因而想找出缓和阶级矛盾的对策来挽救这一危机。庆历年间范仲淹的改革，以及后来王安石的变法，就都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副产物。

六　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庆历新政 [73]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已发展到比较严重的程度，北宋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包括宋仁宗在内，感觉到，若不采取措施缓和这些矛盾，北宋的统治便岌岌可危。

宋仁宗在庆历三年，分别任用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担任了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谏官的职务，责成他们在政治上有所更张，以“兴致太平”。

范仲淹等人认为，当时最根本、最中心的问题是吏治问题：即内外官吏过于冗滥，其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的人应当一律裁汰 [74] 。庆历三年，他 们就这一问题公布了好几道诏令，规定：一、中外官吏必须按时考核政绩，依其政绩的好坏分别升降。二、对恩荫制度严格加以限制，使官位不至被已经掌权得势的集团所垄断。三、由中书和枢密院负责慎选各路和各州的长官，县官也得由中央政府的高级官吏负责保荐，择其举主多者尽先差补。四、对于科举制加以改善，“先履行而后艺业，先策论而后诗赋”，并废除弥封糊名办法。另外还在各州郡设置学校，讲授“经济之业”，以培养“经济之才”。他们认为，通过这样的一些措施，就可以培养和选拔出贤明能干的官吏，“庶几爱惜百姓，均其徭役，宽其赋敛”，使百姓能够“各获安宁”，不至再爆发反抗斗争。

庆历三年还颁布了关于“厚农桑”和“减徭役”的诏令。前者是，号召诸路州县的吏民向政府陈报有关农桑方面的可兴之利和可去之害，应开的河渠或应修的堤岸，凡属可行的，都由州县政府计定工料去修建。范仲淹等人认为，这一法令实施几年之后，便可使“农利大兴”，“下无饥岁”，更主要的是，北宋政府此后在北方就可以买到大量的粮食，供官吏的俸禄和军队的给养，不必再全部仰赖于东南的岁籴，可以大大节省漕运的费用。后者是，要把人口较过去减少了的县份加以合并，或者改县为镇，以便减少在县衙中服职役的人员，令其还乡务农。

在当时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最主要的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然而范仲淹等人却把改善吏治作为最关键、最中心的一环，很明显，他们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关键问题。但是，这些法令毕竟还是触犯了当时上层官僚的利益，因而在陆续施行的过程中，随时都遭遇到他们的阻挠。反对者的谤议愈来愈甚，最后，甚至说范仲淹与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人结为朋党，这就构成了皇帝最不能容忍的罪状。在庆历四年的下半年，范、韩、富、欧阳诸人被排斥出中央政府，推行不及一年的“新政”也在此后明令废罢了。

王安石变法 　“庆历新政”是失败了，严重的阶级矛盾并未稍得缓和。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安石于嘉祐四年（1059年）上书给宋仁宗，要求他对现行法度大加改革，并且说，不这样做，汉末张角和唐末黄巢“横行天下”、“变置社稷”的事说不定又要发生了。这一封言事书受到了一般士大夫的称赞，却没有从最高统治集团中得到任何反应。

嘉祐八年宋英宗继承帝位。宋英宗是一个“有性气，要改作” [75] 的人，但即位以后，因受到仁宗的曹皇后的牵制，不能有所作为。治平四年（1067 年），宋神宗继位，向元老重臣富弼等人征询富国强兵和制胜辽与西夏之策，他们规劝神宗，在20年内不要提及“用兵”二字 [76] 。宋神宗从此不再倚靠这班元老重臣，而把“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召入政府，用为参知政事，要倚靠他来变法立制，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当时，人们对王安石的期望很高，都以为只要他能登台执政，“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 [77] 。

在王安石看来，北宋国家贫困的症结，不在于开支过多，而在于生产过少，生产少则民不富，民不富则国不强 [78] 。而农民 [79] 之所以贫困和不能从事生产，一方面是由于兼并之家“侵牟”和“蚕食细民” [80] ，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政府只把繁重的徭役加在农民身上，却不帮助他们兴修水土之利 [81] ，不在播种收获时候补助其不足 [82] 。因而，王安石所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即动员所有的劳动力去从事生产，以发展社会生产。而为了使农民有从事生产的条件，又必须“摧制兼并”，减免徭役 [83] ，耕敛时节加以补助，并“为之修其水土之利”。根据这样的一些认识和主张，王安石和吕惠卿、曾布、章惇等人，从熙宁二年（1069年）开始，先后制订和推行了以下的一些“新法”。

一、均输法——为了供应皇帝、皇族和中央政府的消费物资，北宋政府从其初年以来，除征收税赋之外，还在东南的江、浙、荆、淮六路设置了发运使，命其总管购买物资和运往开封等事。发运使只是机械地按照规定办事，“丰年便道，可以多致，而不敢取赢；年俭物贵，难于供亿，而不敢不足”。且多求于不产之地，责于缺乏之时。行之多年，弊端丛生：“远方有倍蓰之输，中都有半价之鬻”；富商大贾乘机操纵物价，获取暴利；农民深受其苦。为了革除这一弊端，王安石创立了均输法，责成发运使必须周知六路的生产情况和北宋宫廷的需求情况，依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不但必须在生产地采购，且尽可能在路程较近的生产地采购，借以节省价款和转运的劳 费。此外，还使发运使能够斟酌某时某地的具体情况而适当地作些权宜措施。

均输法实施之后，北宋政府的物资需求和东南财富之区的物资供应得到了较好的配合，纳税户的许多不合理的额外负担，稍稍有所减轻，政府的财政收入却反而较前增多了。

二、农田水利法——各地湖港、河汊、沟洫、堤防之类，凡与当地农业利害相关，需要兴修或疏浚的，均按照工料费用的大小，由当地住户依户等高下出资兴修；私家财力不足的，可向州县政府贷款。凡可供共同利用的水渠而被豪强兼并之家垄断了的，须重新“疏通均济” [84] 。

这项法令推行了六七年后，全国共兴修了较大的水利工程一万多处，灌溉的土地三千六百多万亩。疏浚的河汊、湖港之类不计其数 [85] 。

三、青苗法——在每年的正二月和五六月，各州县政府分两次贷钱或粮食给农村住户，利息二分 [86] 。贷借数目依户等高下分为五等，第一等户借十五贯，下至第五等户借一贯五百。春初的贷款，随同夏税于六月内归还；夏季借贷的，随同秋税于十一月内归还 [87] 。

推行此法的目的，是要使农民在耕种、收获时节不至缺乏种子和食粮，因而可以“赴时趋事”；使兼并之家不能“乘其急”，“以邀倍息” [88] 。上等户也要依照定额借贷、纳息，则是为了要“多取于兼并豪强，以宽济贫弱” [89] 。

四、募役法——废除了前此依照户等轮充州县政府职役的办法，改为由州县政府出钱募人应役。诸路州县每年预计应用募役费用若干，由管内住户照户等高下分摊。原来轮流服役的人家所交纳的，叫做免役钱；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品官形势之家，以及女户、僧道户和未成丁户，也都得依照户等交纳，叫做助役钱。在募役应用的正数之外，还要多收20%，叫做免役宽剩钱。遇到严重灾荒时，便不向民户征收役钱，即以宽剩钱供募役之用 [90] 。

募役法的推行，使原来轮班充役的农村居民回乡务农，使农业生产能得到较多的劳动人手。它还规定官户、僧道户等都与民户一同按田产多寡交 纳役钱。从此以后，开封附近诸县原来轮充差役的中等人家，每年只出役钱三贯左右 [91] 。

五、方田均税法——对各州县已经垦种的土地作一次清查，以四边各千步作为一方，进行丈量。丈量后，先核定某户占有土地若干，然后依照土地的高下、厚薄分为几类，分别规定每亩的税额 [92] 。

到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已经丈量过并规定了税额的土地，将近250万顷，约为当时纳税土地的半数。

北宋的官僚豪绅地主，很多是有产而无税的，而农民则常常产去而税存，这严重地影响了北宋政府的财政收入。通过方田均税法的施行，把产权履亩查明，使赋税的负担与土地占有的实况相符合，政府的田赋岁入也得到了保证。

六、市易法——在开封设置市易务，由政府拨付资金180万贯，供收买货物和各行商贩借贷之用。市易务收购市场上滞销的货物，待至市场上需要时，商贩即可向市易务交纳抵押物品，成批地赊购出去，进行贩卖。贷款和货价，都于半年或一年之后，加息一分或二分，偿还市易务 [93] 。后来又在杭州、润州（今镇江）、长安、凤翔等城市内陆续设置市易务，都依照开封市易务的成规办事。

市易法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使豪商大贾们垄断市场的权利受到了限制，商业方面的“开阖敛散”之权大部分都移到了北宋政府手中。小商贩不至随时遭受到大商人的欺压，货物价格也不至随时发生人为的大起大落，这对于当时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是有好处的。

七、将兵法——在“强兵”的问题上，王安石执政之后，首先在西北的泾、渭、仪、原四州驻军中设置负专责操练军队的将官，选择武艺精良的军官充任，分番教阅戍守当地的军队 [94] ，称为“将兵法”。后来又向黄河流域各路推行，每路分为若干单位，每一单位设置将与副将各一人，选用武艺较高、作战经验较多的军官充任，专负训练军队之责 [95] 。稍后，便将此法向全国各地推行。在此以前，北宋政府所豢养的上百万的职业兵，终年只是“饱食安坐 以嬉” [96] ，以至连每次领取到的口粮都无力负荷，还得找人替他们扛送；卫兵入宿，自己的衣被也同样得由别人持送 [97] 。在将兵法普遍施行之后，这一情况得到了改变，士兵受到了一些训练，军队的素质有了一些提高。

八、保甲法——各地农村住户，不论主户和客户，每十家组成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的，出一人作保丁，选取其中有物力、有才能的人充任保长、大保长和都保长。农闲时保丁按时集合，练习技艺。夜间则轮流值班巡查，维持治安 [98] 。

推行保甲法的目的之一是：各地壮丁受到了军事训练，就可以和正规军相参为用，雇佣军因病死或逃亡而出的缺额不再填补，养兵费用日渐减少，北宋政府财政负担方面的最大压力就可日益减轻。及年岁稍久，除还保留少量的常备兵外，全国各地经过训练的大量壮丁便可以完全取代雇募的军队了。推行保甲法的另一目的则是，用什伍之法把各地人民编制起来，固着在土地之上，封建社会的秩序便可以得到稳定 [99] 。

九、保马法——废掉前此设在大名、沙苑、安阳等地的牧马监，把原占牧地还给民户，而在开封府界和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推行民户代养官马的办法：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家产高者可养两匹。马用原来的监马配给，或官给钱令其自买。养马户岁免折变、沿纳钱。马如病毙，三等以上的养马户偿其全值，四等以下的养马户偿半值。到元丰年间，又在上述诸路改行计资产买马代养的办法：坊郭户家产及3000贯、乡村户家产及5000贯者，各养一马，家产倍增者马亦如之。凡养马户皆免其征役，据说“民皆乐从” [100] 。

十、军器监——设监于开封城内，统属京城的东西广备作和各州的都作院，依其制作之精粗而为之赏罚。此后，兵器衣甲的制造，产量加多，质量也有所改善。

在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所制订推行的一系列新法当中，其中心环节是要通过发展农业生产以达到富国的目的。发展农业生产的先决条件，是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趣农为急” [101] 。从新法次第实施，到新法为守旧派 所废罢，其间将近15年。在这15年中，每项新法在推行后，虽然都不免产生了或大或小的弊端，但是，基本上都能收到它所预期的一些效果：使豪强兼并和出放高利贷者的活动受到了一些限制，使地主阶级的下层和自耕农民从事生产的条件获得一些保证。贫苦农民从新法中得到的好处则很有限。虽然如此，王安石的变法总归多少缓和了当时的阶级矛盾，稳定了北宋的统治。中央政府和各州县的仓库里所积存的钱粟“无不充衍” [102] ，富国的效果也是十分显著的。

正因每项新法都在不同程度上触犯了豪绅大地主阶层的利益，在每一种新法的推行过程当中，遂无例外地都遭受到他们的阻挠和反对。到宋神宗逝世之后，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掌握了政权，他们便极其颟顸卤莽地把新法全部废罢。

七　北宋晚期的政治　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 　宋神宗于元丰八年（1085年）逝世，其子哲宗继位，时尚不满十岁，朝政完全取决于他的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在王安石推行新法时，对于皇亲贵戚的特权也作了种种限制，高氏当时对此就有很大的反感，时常向宋神宗提出反对新法的意见。哲宗即位后，她大权在握，便首先起用守旧派的首脑司马光为宰相，由他主持废除新法的事。

司马光当政以后，一切都要还原到神宗即位以前的老样子。甚至像熙宁年间为了对西夏完成军事包围形势而建立的熙河兰会路，元丰年间在延州和庆州外围所建立的一些军事堡垒，司马光也要拱手送与西夏。他说：这样做，可以免致激令西夏愤怒，免致西夏“兴兵犯塞”，可以换取双方三数年间的“无事” [103] 。

当司马光一意要把全部新法废罢的时候，在守旧派中，只有刘挚、王岩叟和刘安世等人是完全赞成的；另外的很多人，认为新法的某些部分还是应当继续施行下去的。例如范纯仁不主张废除青苗法，苏轼、苏辙等人不主张废除免役法。为了役法问题，苏轼等人还曾与司马光发生过激烈的争论。经司马光把全部新法废罢之后，新法的存废问题已不容再有争论，当时的守旧派便由于争夺政治地位而互相进行人事倾轧，形成了洛、蜀、朔三党。

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宋哲宗亲政，次年改年号为绍圣，明确表明他要继承他父亲的遗志和遗业。他起用章惇、曾布和蔡卞等变法派主要人物，重新推行青苗、免役等主要的新法。

变法派的人物由于在元祐年间受到了守旧派的沉重打击，在这次重新掌握到政权之后，便力图报复。凡元祐年间在政治上当权的人物，都先后被排挤出政府，连死了七八年之久的司马光，也被追夺了官秩，有人甚至提议要斲其棺、鞭其尸，毁其《资治通鉴》书板等等。他们虽然又推行了新法，在熙宁年间制订各项新法时所悬的目标，如摧抑豪强兼并，发展农业生产等等，却都不在他们的考虑之中，这时推行的新法，实际上已经是有名无实。

宋徽宗的腐朽统治 　12世纪最初的25年，是宋徽宗统治的年代。宋徽宗是一个荒淫腐朽的皇帝。他即位以后，先后最受信任的宰相是蔡京、王黼等人，最受他宠爱的宦官，是童贯、杨戬等人。在这25年内，宋徽宗的这些宠臣互相结托，狼狈为奸，专干一些残害人民的罪行。他们提出了一个“丰亨豫大”的口号，要把北宋朝廷以至宫廷的场面尽量搞得富丽堂皇。他们要集中奇花异石于首都开封，以供观赏。从崇宁元年（1102年）起，便由童贯在苏州和杭州等地设置了“造作局”，集中东南地区的各种工匠几千人，制造象牙犀角金玉竹藤以及雕刻织绣的各种工艺品，所用原料器材，都取于东南民间 [104] 。三年后又在造作局以外添置“应奉局”，向东南各地居民搜刮花石竹木和珍异物品，用苏州人朱勔主持其事。百姓家中凡有一石一木可供赏玩的，全被指名强取。在搬运时，拆屋撤墙，全不顾惜。应奉局中人员经常假借机会进行敲诈，无数人家为此而倾家荡产。应奉局把搜刮所得，用大量船只向开封运送，每十船组成一纲，称为“花石纲”。船夫也倚势贪横，使运河两岸的居民大受骚扰。当时人把应奉局称为东南小朝廷，其势焰之高可以想见 [105] 。

宋徽宗迷信道教，开封和各大城市都添修了许多道教的宫观。还设置了道官26等，使其与政府官吏同样领取俸禄。他宠信道士林灵素，单是林的门徒，任道官支厚俸的就将近两万人。蔡京、童贯、王黼、杨戬、朱勔等人，都公开卖官鬻爵，官位各有定价：“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106] 尽管这记载未必全实，但必也大致近似。北宋政府的官员数目因此大增，在徽 宗即位七八年后，已比以前多至十倍。北宋政府支出的官俸和兵饷，在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每月为36万贯，到徽宗宣和二年（1120年）每月已是120万贯了。政府开支日益增多，人民的负担当然也要日益加重。

宋徽宗即位以后，由于奢侈浪费，财政上立即出现了入不敷出的局面，一年的全部财赋收入只能供八九个月的支用。为弥补财政上的缺欠，曾多次铸造当五当十的大钱，结果徒然造成币制的混乱。另外还把茶税的定额比以前提高了好几倍 [107] ，把政府出钱“和买”的绢帛也改为无偿的榨取 [108] ，但仍然不能弥补财政上的赤字。从政和元年（1111年）开始，又设置了一个专管掠夺私人土地的机关，叫做“西城括田所”，先后用杨戬、李彦主管其事。在名义上，是北宋政府要把一些天荒或死绝逃亡户的土地没收，作为公田，实际上是强占肥沃土地，把原业主迫充佃户，令其依对分方式向政府交纳租课。例如河南汝州鲁山县的土地适于种稻，就全部括为公田，成千累万的农民因此丧失了土地，冻馁致死。后来把掠夺面扩大到山东、河朔、淮南、江浙各地，所有湖泊的退滩地，黄河决口湮没过的土地，全被作为无主土地没收。到宣和三年（1121年）止，经杨戬掠夺的民田已达三万四千三百多顷 [109] 。

除了“西城所”对私家土地大量掠夺外，蔡京、童贯、朱勔、李彦等人，也都依仗权势掠夺了大量的田园房舍。朱勔的田产“跨连郡邑，岁收租课十余万石，甲第名园几半吴郡” [110] 。到宋钦宗籍没他的家产之日，田地一项就有30万亩 [111] 。蔡京的土地也很多，他在江南的一所永丰圩就有水田近千顷。这时，所有官僚豪绅地主无不对土地肆行掠夺。

北宋末年，在宋江领导下的北方人民的起义，主要就是由于北宋政府“括公田”的罪行所激起的；在方腊领导下的南方人民的起义，则主要是为“花石纲”的骚扰所激起的。

方腊领导的南方农民起义 　北宋末年的福建和江浙地区，是摩尼教秘密传播最盛的地方，而睦州（今建德市）青溪县（淳安县）就是摩尼教在浙西活动的中心。摩尼教的教义中有“二宗三际”之说，“二宗”是指明与暗，“三际”是说光明与黑暗斗争过程中的三个阶段。它以为，要通过斗争，光明才可以制服黑暗。它还主张“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摩尼教提倡不吃肉，不饮 酒；对于贫穷的教徒则大家敛财以相助；同教中人都称为“一家”，凡出入经过，不论识与不识，到处都可以居住饮食 [112] 。

青溪县境内的梓桐、帮源诸洞，山谷幽险，方圆都有几十里，里面有成丛成林的竹子、漆树和松杉等等经济作物；其地东北靠睦州，西边紧靠歙州（今安徽歙县），因而也成为商贾辐辏之地。在北宋后期，青溪县是以“民物繁庶”著称的 [113] 。但正因为如此，造作局和应奉局对这里的人民的勒索和骚扰也特别严重苛酷，单是向这里索取的漆就上千万斤 [114] ，所要花石竹木的数量也极庞大。到宣和二年（1120年）十月，这一县的人民在方腊的领导之下，以诛朱勔为名，发动起义。

方腊是当地摩尼教的首领，摩尼教徒是最先发动起义的基本群众。在起义之初，这一支起义队伍就有上千的人。方腊向着更广大的群众揭露北宋政府贪残昏暴的罪行，号召他们参加起义。他宣告说：

今赋役繁重，官吏侵渔，农桑不足以供应。吾侪所赖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无锱铢遗！……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无愠乎！

且声色、狗马、土木、祷祠、甲兵、花石、縻费之外，岁赂西北二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二虏得此，益轻中国，岁岁侵扰不已。……独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弗堪，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

东南地区的人民群起而响应这一号召，几天之后，起义队伍便有十万以上的人 [115] 。在起义的3个月内，先后攻占了睦州、歙州、杭州、婺州、衢州和处州以及青溪等52县。

各地农民集合起来响应起义的，有浙东兰溪灵山的朱言、吴邦，剡县仇道人，仙居吕师囊，苏州石生，归安陆行儿等 [116] 。湖、秀、常、苏诸州所领各县乡村人户，也都在那里互相结集，“窥伺州县”。响应起义的人，都打着方腊 的旗帜，只要喊一声“方腊来了”，所到之处便望风瓦解 [117] 。这时起义军的人数已在百万以上。

这时有人向方腊献策，以为应当乘胜攻取金陵，得到金陵，东南诸路的郡县便可传檄而定 [118] 。这一建议未为方腊采纳，在此以后，总的形势便开始逆转了。

北宋政府在宣和三年（1121年）正月派遣童贯为“江淮荆浙宣抚使”，令其率领西北劲兵15万人南下，还从湖南调遣了鼎澧枪排手前往协同作战。童贯率领的军队，是北宋禁军的精锐，过江以后，一路指向杭州，一路指向歙州。杭州的起义军虽是由方腊直接指挥的，但兵器和人数方面都处于劣势，在几次英勇抗击之后，便放弃杭州，撤回青溪县。歙州也在这时候落人政府军手中。

起义军退回到青溪县后，仍然坚持斗争，与政府军又相持两三个月。到最后，童贯采取了血腥屠杀手段，他下令凡能斩人首以献的就受赏，不问被杀害者是否为起义军。此后官军凡遇到往来行人即行杀戮，甚至进入居民家中，杀其全家，前去请赏 [119] ，对起义军中的男女老幼就更加残酷了。

起义军退守帮源洞中，与政府军相持累月之后，食粮日益不足，军器也极感缺乏，坚持到四月末，政府军从溪谷小径攻人洞中。这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战争被北宋统治集团扑灭了。

宋江领导的北方农民起义 　北宋期内，黄河曾大决口两次，使得曹、单、濮、郓、澶、济诸州原有的一些小湖泊都与梁山泊汇而为一，所以在北宋末年，梁山泊的面积扩大了很多，周围达八百里 [120] 。上述各州的人民，有不少是依靠梁山泊的蒲、鱼、莲、藕之利为生的。在北宋政府设置了“西城括田所”以后，整个梁山泊都被收为“公有”，此后凡是要进入梁山泊中捕鱼或采取莲藕蒲苇的，都必须按照船的大小交纳很重的课税，漏税的当作盗窃处罚。后来把这些税额固定下来，每一县都平均要负担十多万贯。在遇到水旱之灾而蠲免两税的年分，梁山泊渔民的课税还得照样交纳 [121] 。

北宋的统治集团一向认为“京东故多盗”，总是选用一些酷吏去做这一路的地方官。宋徽宗宣和初年被派作京东路转运使的刘寄、王宓等人，就是 以特别残暴出名的。这就更使得民不堪命，皆起而反抗 [122] 。起义民众集合地点，就是地势险阻的梁山和梁山泊。

南宋人写的史书上，在宣和元年（1119年）十二月初，有的说北宋政府下诏“招抚宋江” [123] ，有的又说京东东路 [124] 这时有人起而反抗北宋政府，北宋政府下诏“令京东东西路提刑督捕之” [125] 。这反映出，至晚应在宣和元年，以宋江为首的这一支农民军，已经离开了梁山和梁山泊，向着现今的鲁南和苏北的地区活动了。

宋江领导的起义军的人数并没有发展到成千上万，但是北宋政府却派遣了两路提刑，率领上万的兵去“督捕”。在抗击政府军的围剿时，起义军每次都能以少胜多，后来这上万的官兵竟至没有人敢再与起义军交锋。北宋的官僚看到这种情况，知道宋江等人“才必过人”，在方腊起义之后，有人便向政府建议说，“不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 [126] 。宋政府采纳了这一建议。宋江等人一度接受了招安，但并没有遵从宋政府的意愿去从征方腊，而是在都城停留一些时候之后，又逃脱出去造反去了 [127] 。

起义军一直还是在鲁南苏北地区活动，到宣和三年（1121年），起义军正由沭阳乘舟向海州境内移动，海州的知州张叔夜侦察到这一动向，“募死士，得千人”，埋伏在中途等候，及起义军经过其地，所乘船只全被伏兵举火烧毁，人和物资都有损伤 [128] 。在此以后，起义军便离开这一地区，转移到河北。官军也跟踪到那里追捕。官军有上千的人，远远超过起义群众的数目，但每次接战仍大都被起义军所败，甚至有“束手就死”的 [129] 。

到宣和三年夏间，宋政府军镇压了方腊的起义军之后，移师北向，从中抽调了折可存等人的部队专力去追击宋江的起义军 [130] 。起义军人数与官军相比过分悬殊，又坚持战斗将及一月，宋江等人先后被折可存等队伍所俘 获，这次的起义到此便被镇压下去了。

在宋江失败后的第二年，北宋政府以极大的代价从金人手中赎回了燕京及其附近的六州。燕京驻军的粮饷和官吏的俸禄，都被摊派在山东、河朔居民身上，还逼使这些居民必须送往燕京交纳。为了运送一石粮食，沿途的盘费须得十石以上，因而这又造成北方人民的极大灾难 [131] 。到宣和六年，山东和河朔的人民便群起反抗：在青州地区的有张仙，此外刘大郎据水鼓山，高托山据望仙山，贾进据集路山 [132] ，徐大郎据莒县，他们所率领的起义群众都在万人以上，在沂州的徐进和在临沂的武胡，每人也都率领了三五万人。在大名境内还有据水为险而从事斗争的 [133] 。

正当北宋社会内部阶级矛盾激化的时候，从外面又来了金人的威胁。宣和七年（1125年）秋，金军分两路南下。从此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山东河朔各地的这些起义军，都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民族战争上去。此后，他们有的仍然保聚在山间或水旁，抗击金军，有的则自动投归抗金将领宗泽等人的旗帜之下去了。

八　女真族的兴起和金政权的建立　辽和北宋的灭亡

女真族的兴起和发展 　女真族原即黑水靺鞨。5—6世纪以来，就居住在今黑龙江和松花江流域以及长白山麓。在8—9世纪内，它役属于粟末靺鞨建立的渤海国。到10世纪前期辽灭渤海时，黑水靺鞨已以女真之名见称于世。

辽灭渤海之后，为了削弱女真族的实力，把其中汉化较深的豪右数千家迁徙到辽阳以南，编入辽的户籍之内，被称为熟女真。其未被迁徙的，仍旧留居在“粟末江（今松花江）之北，宁江州（今吉林松原市东）之东。地方千余里，户口十余万” [134] 。他们都未编入辽的户籍，被称为生女真。

生女真这时有72个部落，散居于河流沿岸或山谷之中。每个部落各推雄豪为酋长。各部落的居民，小者千户，大者数千户。他们都处在原始氏族社会的历史阶段。

生女真中的完颜部，从11世纪之初绥可为酋长时，就已定居在按出虎水（今阿什河）的附近各地。此地“土多林木，田宜麻谷” [135] ，完颜部在那里种植五谷，刳木为器，制造舟车，修盖屋宇，并已能够烧炭炼铁 [136] 。

铁器的使用，使得完颜部的农业生产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了获得和榨取剩余生产物的可能，这便为奴隶制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11世纪中叶，在完颜部的酋长石鲁和他儿子乌古乃的时期，对于部落内的氏族成员已经“稍以条教为治”，且常和青岭白山间的一些部落作战，“所至克捷”，终至能“役属诸部” [137] 。达到了使完颜部能够奴役那些部落中的成员，掠夺其人为奴隶的目的。

契丹贵族为了向东北海滨的五国部（今黑龙江省依兰以东，乌苏里江以西）索取北珠和鹰鹘等物，曾经引起五国部的反抗，乌古乃便借用辽的力量去袭击五国部，借以达到完颜部向外发展的目的。在乌古乃以后，完颜部的酋长还继续北向发展，征服了居住在今松花江外呼兰河沿岸的诸部落；又向东南发展，征服了居住在今吉林省宁古塔和敦化的诸部落；又用兵于纥石烈部而取得今延边一带地方。到这时，完颜部的“基业始大”，并且已“建立官属，以统诸部”了 [138] 。

11世纪末，完颜部酋长盈哥出兵打败了乌古论部，把城中的“渠帅”一律杀死，“取其孥累资产而还” [139] 。这类事件也说明，这时期完颜部对族外的战争，正是以掠夺财货和奴隶为目的的。

根据完颜部的不成文法，凡是犯了杀人和剽劫罪的，除本人要处死外，还要“没其家资，以其家人为奴婢。亲戚欲得者，以牛马财物赎之” [140] 。由此看来，完颜部的贵族和富人也已开始把同族中的负债人和罪犯变为奴隶。

12世纪之初，完颜部所在地的年景不好，这时便有大量的人，由于负债而出卖妻子为奴婢，或用妻子去偿债。这说明，在完颜部内，债务奴隶已成为常见的现象。

在完颜部内部的阶级分化已日益明显的时候，也正是以完颜部为中心 的生女真诸部落逐步走向统一的时候。而被“女真众酋结盟推为首领”的，正是完颜部的酋长。完颜部酋长从这时开始取得了作为部落联盟的世袭酋长的权力。

生女真的这种部落联盟的组织，就是后来女真国家的雏型。

女真族的反辽斗争和辽的灭亡 　辽天祚帝统治的后期，在辽的全部境土之内，已经普遍卷起了汹涌澎湃的反辽斗争的狂澜。而最终推翻了辽朝的，则是以完颜部为中心的生女真的武装反抗。

从天祚帝即位以后，契丹贵族对于生女真各部落的压榨勒索越来越严重 [141] 。生女真地区的土产，如人参、貂皮、生金、名马、北珠、俊鹰、蜜蜡、麻布等等，除定期定量向辽国进贡而外，契丹贵族们还经常到榷场中用“低值”去强购。他们对于女真人且时常加以拘辱，称为“打女真”。

辽廷派往国境东部地区的地方长官，如东京留守和黄龙府（今吉林农安县境）尹等，每每在到任之后，先逼迫女真各部落奉献礼物，并有各种名目的摊派。

辽廷还经常派遣一些“银牌天使”到生女真各部落去，他们到了女真部落以后，就迫使女真人献出部落中的美女“荐枕”，既不问其出嫁与否，也不问其家门高低。

契丹贵族对生女真诸部的这些行径，使得生女真的各部落无不愤恨怨叛，后来遂都“潜附”于完颜部酋长阿骨打，都愿在阿骨打的领导下对辽进行武装反抗。阿骨打遂于1114年举兵抗辽。

阿骨打领导生女真各部起而反辽之后，首先就在宁江州和出河店（今吉林扶余县境）大败辽兵。后来辽廷急忙调兵增援，结果仍被女真打败。辽廷为了防范生女真的起事，原来曾在北起出河店，中经黄龙府、咸州（今辽宁开原），南到东京辽阳府布置了一道军事防御线，女真在起事之初就先把这道防线给粉碎了。

1115年阿骨打称帝建元，正式建立金国。这年秋天便攻占了黄龙府，并渐次攻占了辽在涞流河（今拉林河）、咸州和好草峪等地的军事据点。凡女真人攻占的地方，就在其地签拣强人壮马充军，从此女真乃有铁骑万余。

在黄龙府被女真攻占之后，辽天祚帝带领蕃汉兵十多万东下亲征，在扶余附近又被女真打得大败，辽军威势从此扫地以尽。

1116年，阿骨打出兵攻占了辽阳，被辽廷迁徙在这一地区的熟女真，从 此也归属在他的统率之下。

1120年阿骨打攻占了辽的上京临潢府。其后因契丹贵族的内讧愈演愈烈，都统耶律余睹降金，并为金人作向导。至1122年，辽的中京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都先后被金人攻占。

1125年，天祚帝在逃往党项的途中为金人追兵俘获，辽亡。

女真南侵和北宋的灭亡 　在女真贵族建立金朝，连续打败辽军并攻占黄龙府、辽阳府等地的消息传到北宋之后，宋廷的君臣认为辽国有必亡之势，遂要乘机出兵恢复燕云诸州。宣和二年（1120年），宋廷派人浮海去与金国订立了“海上之盟”，欲与金人夹击辽国。盟约的大致内容是：长城以外辽的中京由金军负责攻取，长城以南的燕京由宋军负责攻取；待夹攻胜利之后，燕云之地归于北宋，北宋则把前此每年送与辽国的岁币，照数送与金国。

宣和四年（1122年），北宋两次出兵攻打燕京，都被辽的燕京驻军击败。到这年年底，金人由居庸关进军，攻占了燕京。这样，金人就表示不再按照原约把燕云诸州交给北宋了。后来经多次往返交涉，才又约定：金人把燕京和涿、易、檀、顺、景、蓟六州交割给北宋，北宋则在原定岁币数目外加纳钱百万贯，而且同意金人把这一地区的金帛子女官绅富户席卷而去。北宋以这样高的代价换来的只是几座空城。

从北宋对辽作战的过程中，从宋金交涉交割燕云的过程中，金人已经看出北宋政治的腐朽和军事的无能，到1125年辽天祚帝被金人俘获之后，女真贵族即乘胜侵犯北宋。

宋徽宗听到金兵南下的消息之后，不敢亲自担当领导抵抗敌人的责任，急忙传位给他的儿子赵桓，即宋钦宗。

侵宋的金军分两路南下：西路由粘罕率领，从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发；东路由斡离不率领，由平州（今河北卢龙）取道燕京南下。西路军在太原城下遭受到河东军民的顽强抵抗，长时期被阻滞在那里。东路军在到达燕京后，由于北宋驻守燕京的官吏和军队全都投降，遂得长驱直入，渡过黄河，包围开封，并向北宋政府提出如下要求：输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牛马万头，绢帛100万匹，割太原、中山（今河北定州）、河间（今河北河间）三镇和这三镇所辖全部州县给与金人。

当金军包围北宋首都时，黄河以北的许多重要城镇还是宋兵驻守着，他们完全有可能切断金军的归路；开封被围的消息传到各地之后，驻守陕西等地的政府军都迅速前来救援，各地的乡兵和人民也自动组织起来迅速向开封集中，他们开到开封四郊之后分别给予金军一些打击。有许多支起义军 这时也把斗争锋芒转向金军，原在青州的张仙的起义军且已自动开到开封近甸，要乘机邀击金兵 [142] ；李纲和种师道等人也建议增兵扼守黄河，断绝敌军的粮道和归路 [143] 。这都迫使金军首脑不得不考虑尽早撤退 [144] 。然而，怯懦的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对这一形势缺乏正确的估计，他们看不出金军已陷入进退维谷的情况之中，竟然答应了金人赔款割地的要求。

女真的南侵军队撤退之后，河北人民展开了保卫乡土的斗争，“怀土顾恋，以死坚守” [145] ，使金人不能凭靠北宋政府的诺言而劫取到三镇20州的土地和人民 [146] 。女真贵族遂再向北宋政府施加军事压力。北宋的君臣对于究竟割让三镇与否的问题，意见很分歧，然而，宋廷的议论未定，金军又分东西两路于靖康元年（1126年）同时南下。由于宋廷早已把各路的勤王之师和民兵等遣返原地，在大河两岸也没有布置足够的防御力量，金兵遂在无抵抗的情形之下渡过黄河，攻破了开封，把徽、钦二帝先后扣押在金兵营中，并尽量把开封各个府库所存以及官户民户的金银币帛加以搜括。到靖康二年的四月初一，金人便俘虏了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皇女以及宗室贵戚等三千多人北去。北宋朝廷上的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铜人、漏刻，所收藏的书籍、天下府州县图，以及伎艺工匠和倡优等等，都被搜罗一空，满载而去。北宋政权终被金人颠覆了。

第三节　南宋和金的对峙时期

一　南宋的建立及其与金的和战　北方人民的抗金斗争

南宋的建立　统治集团中主战派与主和派的斗争 　粘罕和斡离不于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从开封撤退之前，册立了原任北宋宰相的张邦昌为楚帝，使其在女真贵族支配之下统治黄河以南地区。

金人在撤退前，虽曾按照赵姓皇室的谱牒把皇室中的男女老幼俘虏了去，但宋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赵构，这时正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名义，在河北进行建立帅府和组织部队的事，幸而得脱。金兵撤退以后，宋廷旧臣不再拥戴张邦昌，而把赵构拥戴出来。靖康二年五月，赵构即位于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

高宗即位之初，起用李纲为相。李纲是北宋末年抗战派的代表人物，后来虽被排斥出政府，其在士大夫间的声望却越发提高。这时河东河北的忠义民兵已在当地对女真兵马展开斗争，李纲要把这些力量加以领导、组织和使用，便推荐张所作河北招抚使，王躞、傅亮为河东经制使、副，宗泽为开封留守，要他们共同措划收复河东和河北的失地，并把开封的战守之备重加整顿，使其成为恢复河朔的基地。

宗泽到开封之后，一方面沿黄河南岸修筑防御工事，一方面募集军队，加以教练。以前散在各地的一些农民起义军，有许多支都自动投奔到他的旗帜之下 [147] 。他还与河北的忠义民兵，特别是王彦领导的“八字军”密切联系，要派大军过河去收复失地。

抗战派的这些谋划，受到投降派的阻挠，未能实现。李纲任相仅仅七十几天就被罢免，他推荐的一些抗战派人物也被罢免。宗泽虽还留在开封留守任上，但他的出兵过河的计划一直得不到宋高宗的允许，他几次吁请高宗回开封，也未被采纳。他因愤成疾，到建炎二年（1128年）秋，就在三呼“过河”之后与世长辞了。

以宋高宗和汪伯彦、黄潜善等人为首的投降派，代表了宋朝统治集团中最腐朽和怯懦无耻的一伙，他们害怕农民甚于害怕女真贵族，极不愿意农民的力量在抗金战争当中壮大起来，因此，他们只希望通过对于女真贵族的降服，从那里换取一点“恩赐”，让他们继续统治和奴役东南半壁的农民。当时女真贵族对于南宋的统治集团，采取了“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 [148] 的两种手法，这使南宋的投降派更认为屈膝投降是保全权势地位的好办法，因而更抱定投降政策不放。只有在欲投降而不可得的时候，他们才不得不暂时对女真的南侵军进行武装反抗。

主战派的人物被罢免之后，投降派把新成立的政府从应天府迁往扬州，不但不打算收复河北河东之地，连整个黄河流域也弃置不顾了。投降派的 这种怯懦表现鼓励了金军进一步南侵。建炎二年（1128年）秋，金兵又分路向山东、河南、陕西三地进发。其取道山东的一路，在建炎三年春初就攻下徐州，渡淮而南，直指扬州。宋高宗等人乃又仓皇逃往杭州。

南犯的金军，在江淮之间的和州、庐州、滁州等地都遭受到当地山水寨中民兵的袭击 [149] ，而南宋政府的军队却没有能够堵截住金军的主力。建炎三年九月，金将兀术的军队分两路渡过长江，连破建康等重要城镇，进逼杭州。宋高宗又从杭州出奔，经越州（今绍兴）转明州（今宁波），最后逃到定海，把南宋政府的人员和文物装入几只楼船之中，避难于台州、温州间的沿海各地。

兀尤的军队先后攻破了杭州、越州和明州，因为骑兵不习舟船，无法下海去追袭宋高宗，而在浙水沿岸，又被严州的乡兵击败于桐庐县的牛山下 [150] 。兀术受挫之后，便宣称“搜山检海”已毕，在杭州等地大肆掳掠了一番，于建炎四年春北返。在黄天荡为韩世忠军截击，受阻48天方得通过。从此以后，金军不再渡江了。金兵从江南撤退以后，宋高宗才又回到杭州，并把南宋政府在杭州安顿下来。

在兀术率师南侵的同时，侵入关中的金军也攻占了长安等地。到这时，女真统治者为要集中全力经营和镇抚华北地区，又在大名把宋的叛臣刘豫立为傀儡皇帝，建立了伪齐政权，予以陕西、河南之地，使其作为宋金之间的一个缓冲势力。

黄河南北忠义民军的反金斗争 　南侵的金军虽在靖康二年四月从开封撤退，但黄河以北的地区以及河东路全部境土都落在女真贵族的手中了。女真的军事统帅粘罕和挞懒等人在这里开始其野蛮残暴统治：任意霸占这地区的土地、金帛、子女；这地区的成年男子大量地被抓去当兵；有时竟在这地区挨户搜捕壮丁，标价出卖，或驱往鞑靼和西夏去交换战马；甚至有成千的人被粘罕下令活埋在云中府的郊外。分散在诸路州县的金军，经常凌虐捶掠当地居民，只要村里有一人从事抗金斗争，便把这一村的男女老幼全部屠杀；有人据城抵抗，在城陷之后就把全城居民屠杀。他们任意捕戮村民，以致到处积尸狼藉，各州县的牢狱关满了囚犯。他们强迫华北居民剃发结辫，改从女真人的装束。到后来，女真统治者竟在华北下令，要“以人口折还 债负”，也就是，强制一切负债的人都去做债务奴隶 [151] 。

女真贵族和女真南侵军的这种种罪行，激起了华北人民的武装反抗。河东路各州县的人民，多结为忠义社，用红巾作为标志，以相识别。他们到处邀击女真军。他们曾长期把粘罕的南侵军阻截在太原城下。泽、潞间的一个忠义社曾几乎袭破粘罕的大寨。他们和金兵多次接触之后，摸清了金军的情况，对金军“略无所惧”。他们深信，只要南宋政府调拨一定数目的正规军前来配合作战，一定可以打败敌人。

河北、山东地区的忠义民兵，后来发展壮大起来的，有以下几支：一支是在赵邦杰、马扩和一个冒充信王赵榛的燕人赵恭共同领导之下的。这一支的主要部队聚集在河北庆源府（今赵县）五马山上，结为朝天、铁壁等寨，人数达十万以上。散处在河北以至河东各地的一些忠义社，大部分都和五马山寨互通信息，相为声援，并且都打着信王的旗榜，总计不下几十万人。赵邦杰和马扩等人不断地用蜡书向南宋政府报告北方的军事情况，要求给予五马山寨以物质支援，特别是派遣政府的军队过河来协同抗击金军。但南宋政府对于这些呼吁始终置之不理。

另一支是王彦领导的“八字军”。王彦本是政府军队中的统制官，他在宋高宗即位之初就率领了岳飞等十几个小首领和7000士兵，到河北去组织忠勇军民抗金。他们曾一度攻入新乡城内，后来被金军打败，便转移到共城县西山去继续斗争。聚集到这里来的人越来越多，都十分忠勇坚决。他们都在面部刺有“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所以被称为八字军 [152] 。两河忠义社的首领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所领导的诸寨，都听从王彦的号令，人数总计也在十万以上。兵寨绵亘数百里，金鼓之声相闻。此后，凡散在河东并、汾、泽州和河北怀、卫、相州的一些抗金的人民武装，也全部接受王彦的约束。他们千方百计地邀击金人。在女真统治者下令强制河北人民剃头辫发之后，激起广大汉族人民的反抗，八字军的队伍便因此而得以日益壮大。王彦原想向河东地区转进，到太原去建立抗金的根据地，因受到金军的“扫荡”，未能实现，他就率领八字军中一部分队伍随同南宋政府南下了。

还有一支，是张荣领导的梁山泊的水军 [153] 。这支水军据守梁山泊已经 好几年，原是为了反抗北宋的统治而聚集在这里的，在金军侵入宋境之后，他们也把矛头转向女真军队。建炎二年（1128年）金兵经山东南侵，梁山泊内出动了上万的船只邀击金军 [154] 。第二年，金将挞懒再一次由山东南侵，在北返途中也遭受到这支水军的袭击 [155] 。在此以后，女真贵族要消灭这支水军，接连好几次集中军队去围攻。为了保全这支水军，张荣便率领全部人船顺清河转移到楚州（今江苏淮安）的鼍潭湖去 [156] 。到了那里又积茭为城，修造攻守之备，仍然继续其抗击金军的斗争。

这一些忠义民兵的活动，大大牵制了金军的南侵，也使女真贵族在华北的统治长期不能稳定下来。但是，这些忠义民兵只能起牵制作用，解决宋金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南宋政府军队的正规战。然而南宋政府的军队不但没有把主要的战斗任务承担起来，甚至不肯协同诸路忠义民兵去作战。忠义民兵在组织、指挥、武器等方面，比之他们所面对的敌人都远远不如，所以在女真统治者集中力量对他们进行扫荡的时候，他们或被各个击破，或则屡次转移阵地，或者化整为零，对于金军就不能给予致命的打击了。

岳飞领导的抗金战争　宋高宗、秦桧对金投降 　到南宋政府在临安（今杭州）安顿下来之后，以岳飞为首的抗战派和以赵构、秦桧为首的投降派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

岳飞出身于农民，在他从军以后，一直坚持用武力抗击女真军的主张，而且一直英勇地投身在抗金斗争的最前线上。建炎三年（1129年）陷落在金人手中的东南军事重镇建康城，就是由岳飞在建炎四年率军收复的。绍兴二年（1132年）秋，岳飞驻屯江州（今九江），这时他就制定了“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此后，他经常与河北忠义民兵保持密切的联系，发动他们与岳家军遥相配合、呼应。

从绍兴三年开始，南宋政府把从江州到江陵的沿江防务交与岳飞负责，江州以下和淮南东西诸路则由刘光世、韩世忠和张俊分区防守。在此后的七八年内，只有岳家军曾对伪齐和金国采取过几次主动的攻势，其余几支军队，只有当敌人打到防区内时，才被动地做一些军事上的周旋，有时且还必须岳家军前往协助，才可以招架得住。

岳家军在担任了这一地区的防务以后，曾先后三次对敌伪采取过主动 的攻势。第一次在绍兴四年（1134年），这一次从伪齐和女真的联军手中收复了襄阳、郢、随、唐、邓、信阳六个州郡。第二次在绍兴六年，攻克了伪齐新设的镇汝军，前锋深入敌境，收复了虢州的卢氏县和长水县（今河南洛宁县西），大军抵达蔡州（今汝南）城下。第三次在绍兴十年，岳家军进驻颍昌（今许昌），在郾城一战，大败兀术的主力，先锋部队北上克复了郑州，西上克复了洛阳。黄河以北、太行山东西的忠义民兵，这时都积极活动起来，有的在大名、磁、相等处截断了金人的补给线，有的则攻打城邑：南城（今河南孟县以西，即古孟津）、赵城和绛州垣曲县城都被忠义军攻入了。前此还没有组织起来的民众，也都暗自积聚一些兵器和粮食，要在岳家军过河后与之配合作战。兀术这时把随军南下的女真老小送回河北，一部分军队也撤退到河北。这些迹象表明，金军有从河南全部撤退的打算了。

然而，以宋高宗、秦桧为首的投降派，是南宋政府的当权派，他们既害怕抗金战争会招惹女真贵族的愤怒，更害怕岳家军和忠义民兵在抗金胜利后会成为他们统治的威胁，因而，当岳家军正迫使兀术不得不考虑从河南撤退的时候，宋高宗和秦桧却下令要岳飞班师回朝；并尽先撤回驻屯在东路宿、亳等地的军队，使岳家军陷入正侧两面受敌的严重局势之中。岳飞到这时也只有“忍令十年之功废于一旦”，遵命从郾城班师。

宋高宗和秦桧等人为了向女真贵族表示驯服，在绍兴十一年四月明令解除了岳飞、韩世忠、张俊三大将的兵权，撤销了专为对金作战而设置的几个宣抚司。兀朮在知道南宋政府已自动摧毁其国防力量的消息之后，就乘机再一次进行军事威胁，他通知宋高宗说，“已会诸道大军水陆并进”，又要“问罪江表”了 [157] ；并示意给他：如真肯降顺，必须把淮水以北的土地和人民割归金国，并且必须把在抗金战争中最出力的岳飞杀害。投降派按照金人的授意，在绍兴十一年岁末把岳飞和岳家军的重要将领张宪、岳云一齐杀害了。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南宋的投降派和金国签订了屈辱投降的条约，其主要条款是：一、南宋称臣于金，并且要“世世子孙谨守臣节”。二、宋金两国，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今陕西宝鸡境内）为界，中间的唐、邓二州皆属金国。三、南宋每年向金国输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这就是所谓绍兴和议。

二　金朝统治下的北部中国

金迁都燕京和完颜亮的南侵 　在金太宗统治时期（1123—1134年），金军已经占领了山东、河北、河东以至陕西诸路，但由于忠义民兵的抗金斗争，金政府在这些地区内的统治一直不能稳定，直到熙宗统治时期（1135—1149年），金朝还是以会宁府（今哈尔滨市阿城区白城子）为其首都。但到宋金和议签订之后，南宋的统治者已把淮水以北的土地和人民割让于金，女真贵族便不能不考虑把都城迁到关内。金熙宗还没有来得及实行迁都，便被完颜亮所杀。完颜亮夺取了帝位之后，1150年派人到燕京增广旧城，营建宫廷，1153年三月改燕京为中都，并于同时正式宣布以中都作为首都。

在完颜亮迁都燕京以前，中原和华北地区是先后由女真贵族中的军事首脑粘罕、挞懒、兀朮等人直接统治的，在搜括财赋、用人行政以及对南宋的和战决策等方面，他们都可以专断处理，不必先得到金中央政府的同意。到完颜亮迁都燕京以后，金政府才把中原和华北的军事、行政和财赋等大权收归自己掌握。所以此次迁都，也标志着金政府完成了它的走向中央集权的进程。

完颜亮的迁都，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对于中原和华北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以燕京为首都更便于对南宋进行军事侵犯。他在迁都之后不久，就在中原和华北地区大量征调壮丁和民间马匹，并把金军大量向河南调集，积极进行南侵的准备。

1161年（绍兴三十一年）秋，完颜亮率领号称60万的兵马四路南侵。

南宋布置在淮东和淮西的军队都不战而溃，撤退到江南，淮南诸州郡的官吏也把州郡府库中的储积搬运到江南的京口 [158] 。宋廷更陷入非常惶恐的境地：宋高宗又想“解散百官，浮海避狄” [159] ，杭州的居民也逃避一空 [160] 。幸而当时企图在采石（即牛渚，今安徽当涂县西北）渡江的金军被虞允文督率南宋兵将迎击于江中，被迫从采石撤退，宋高宗的浮海之计才未实行。

完颜亮为了对南宋进行军事侵犯，对中原和华北居民不断加重其勒索，这一地区的人民遂乘其大军南侵时机群起反抗：在泰山附近的有耿京、辛弃 疾等人领导的一支，众20万；在胶东有开赵领导的一支，众10余万；在大名有王友直领导的一支，众亦10余万。此外，“潼关以东，淮水以北，奋起者不可胜纪” [161] 。这些起义群众，“大者连城邑，小者保山泽”，有的只是以十数骑张旗帜而行，女真统治者对之也莫能奈何 [162] 。金朝辖区内的这种局势，严重地影响了南侵金军的战斗情绪。

也是在完颜亮南侵之时，其安置在大名附近的屯田军万余人自动逃回辽阳。辽阳留守完颜雍乘机自立为帝，下诏暴扬完颜亮的罪恶，并从辽阳进据燕京，是为金世宗。

金的南侵军在采石被击退，转向扬州，及完颜亮听说完颜雍自立于辽阳，乃急欲灭宋北归，迫令将士三日内渡江，因此激成部将叛变，叛将们杀死了完颜亮，派人至南宋议和，引军北还。

屯田军　女真贵族对土地的大量掠夺 　在金国建立之后，女真族的社会基层组织，是以三百户组成为一个谋克，每十个谋克组成一个猛安。猛安、谋克户中的壮丁，平时从事“畋渔射猎”，战时则应征出战。所以这个社会基层组织，同时又是军事上的基层编制。在此以后，凡是降附于女真族的各少数民族，金的统治者也是“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 [163] 。

女真贵族侵占了广大的华北地区之后，为了加强其镇压力量，从天会十一年（1133年）起，金政府就下令从东北移徙女真人于华北汉人地区，“命下之日，比屋连村，屯结而起”。到华北地区后则“棋布星列，散居四方” [164] 。淮水以北之地归金直接统治之后，金朝更是有计划地把大量的猛安、谋克从东北移人中原、华北以及陕西、陇右之地，并正式名之为屯田军。完颜亮迁都燕京之后，又一次把上京会宁府附近的一些猛安、谋克迁徙到燕京附近，而把前此移到燕京附近的某些猛安、谋克再迁往河南开封的周围。

屯田军一律不住在州县城内，而是筑寨于村落之间，与汉族百姓杂处。

女真统治者对于内迁的这些屯田军户，都要“计其户口，给赐官田，使自播种，以充口食” [165] 。在中原华北等地区没有足供分配的官田，于是屯田军户内徙的过程，也就是金政府在华北中原等地大肆掠夺土地的过程。正隆 元年（1156年）完颜亮曾派出11名官员到山东、真定和燕京附近各地，名义上是去检查官田、荒闲牧地、逃绝户地以及僧道寺观的土地，但他们所到之处，并不检查官荒，而专去指占肥沃土地，以供分予屯田军户之用。

一部分屯田军户分得土地后自行耕种，他们和汉族农民杂居，相处既久，“彼耕此种”，逐渐汉化 [166] 。但大部分屯田军户对于农业生产不熟悉，不肯亲去耕种，他们分得的土地便日趋荒芜。猛安、谋克贵族们所分得的土地，或则强迫邻近的汉族农民无偿地为他们耕种、收获；或则佃给汉人耕种。由于剥削特别苛酷，而且常常向佃户预借三二年的租课，以致没有人肯租种他们的土地，结果只有“听其荒芜” [167] 。到金世宗的统治时期（1161—1189年），以前分与屯田军户的土地，大多数都已荒芜起来。金世宗看到这种情况，便屡次派遣官吏到各地去“拘刷良田”。这些官吏凡遇到以“皇后庄”、“太子务”、“长城”、“燕子城”等为名的地段，一律指为旧来的官田，没收入官，分配给屯田军户。原业主交验凭证也不被理睬。黄河退滩地和梁山泊退滩地，也都“括为官地，安置屯田” [168] 。

到13世纪初，即金章宗在位的后期，女真统治者还以为“中都、山东、河北屯驻军人地土不赡”，派遣官吏到诸道去继续搜括土地，又向民间掠夺了三十余万顷农田 [169] 。

《金史·食货志》的《田制篇》，几乎全部都是女真统治者掠夺土地的记录。除了金政府在河南、陕西两地占夺民田将近十万顷作为牧地，以及为了分与屯田军户土地而连续不断地进行土地的“检括”、“拘没”外，女真贵族也都利用军事政治的特权各自兼并大量的土地。金世宗时曾有人陈告说，官豪霸占大量土地，致使贫民无可耕种，并且说，有三十几家女真贵族 [170] ，总共冒占了3000多顷土地，平均每家在百顷以上。更有一家霸占土地达800顷。可见，女真贵族统治时期的土地兼并之祸是很猛烈的。

金的社会经济 　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人身依附关系，从唐代后期到北宋一代，已较前有所松弛，到宋政权南渡时，河东、河北的官僚豪绅地主阶层中虽有大量人家随同南下，但原来在他们奴役下的佃户、庄客等却没有跟随他们同去，自耕农民也都“恋着乡土”，不肯舍去。根据金世宗时期所宣布的金 国的全部人口数字，是4470.5万以上。汉人在金国全部人口中所占比例数字，约计总不应少于2/3；而汉族农民也应占全部汉人的2/3以上。这就是说，金国社会生产事业的主要承担者，仍然是汉族农民。

当文明较低的女真人占领了华北地区的初期，他们是以征服者和战胜者的姿态出现的。他们的焚杀掳掠，使这一地区的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的破坏。在经过金太宗和熙宗两代二十多年之后，女真的统治终于不得不和汉人已经达到的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他们虽然也带来一些落后的东西，但在最主要的方面，还是不能不让汉族地区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

在女真的本土，即东北的上京路以及辽阳府路，其农业生产劳动主要由奴婢负担。金世宗即位前，在辽阳府做留守时，便拥有“奴婢万数”和“孳畜数千” [171] 。到他即位之后，因为要根据奴婢多少而征取物力钱，上京路的女真人户，为规避物力钱而自卖其奴婢，“致耕田者少，遂以贫乏” [172] 。这些事实都反映出，直到12世纪的中叶，在东北的女真族内还是盛行奴隶占有制的。

女真人在农业生产上使用的奴隶，其中一部分就是原来辽朝各头下军州中的“二税户”。二税户都是被契丹贵族俘虏去的汉族农民，他们在被俘之后，仍然被安排在农业生产上，其收获所得，要向其所属的契丹贵族交租，也要向辽的政府纳税。金灭辽后，女真贵族从契丹贵族手中夺占了这些二税户，把他们视同战争得来的俘虏，抑为“贱民” [173] 。从金世宗初年到金章宗初年，曾屡次下令要把这般被“抑为贱民”的二税户免为民，“为良为驱，皆从已断为定”。这反映出，在汉族的封建经济的强烈影响下，女真族的奴隶占有制已不可能再照旧维持下去了。

三　南宋的社会经济

农业 　南宋的国土比较北宋虽已减少了将近一半，但是，农业生产最丰富的江、淮、湖、广诸地都在南宋境内。在南宋境内，水利灌溉事业本来很发达，南宋政府为求增加赋税收入，又奖励州县官兴修陂塘堤堰等水利灌溉工程，当时凡富有水渠之地，其州县官大抵都兼“提举圩田”或“主管圩田”的职 务 [174] 。在南宋初期的50年内，各地兴建或修复的较大的水利工程，就有湖南潭州的龟塘，可溉田万顷；兴元府的山河堰，溉田9300多顷；镇江府练湖的72源，溉田在万顷以上。此外，在绍兴府会稽、山阴、诸暨诸县的旧湖都得到了修浚，恢复了灌溉之利，被豪家霸占填塞了的鉴湖也重行开掘；明州也开掘了东钱湖潴水灌田 [175] 。太平州当涂、芜湖两县的田地，圩田十居八九 [176] ，圩岸大小不等，如果连接在一起，周回达四百八十余里 [177] 。

只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都努力把自己所有的山地或陆地施用功力，开垦成水田，如果是硗确之地，也把它垦辟成可以种植的田亩。两浙和江西抚州等地的地方官吏均曾一度对这种改良过的田亩增收苗税 [178] ，可见，当时改良过的田亩为数必已很多。这说明在南宋一代，不但田野日辟，栽种水稻的面积也在增加。

因为占城稻“不择地而生”，成熟较快较早，所以在北宋时期，长江南北各地多已栽种这种稻种。南宋初年的江南西路，“乡民所种稻田，十分内七分并是早占米，只有三二分布种大禾（晚稻）” [179] 。而苏、湖一带，“厥壤沃，厥田腴”，改用占城稻种之后，部分地区且可以每年收获两次 [180] 。在丰收年份，上田所得每亩可达五六石，因而有了“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 [181] 。

栽培茶树的地区，南宋比北宋加多。制糖原料的甘蔗，在闽、浙、川、广的某些州县内已大量栽种。四川的遂宁，到处都是蔗田。农民把甘蔗和谷物轮流栽种，借以保持土壤的肥力。

海南岛的黎族人民和云南大理地区的农民，在北宋以前已栽种棉花，纺织为白 布，制为衣衾。12世纪初，福建路内一些地方已经以出产木绵（即棉花）著名 [182] 。到13世纪，江南农民也开始栽种棉花，而且不久就比较普遍地种植了。

手工业 　瓷器产量的激增，制瓷技术的提高，各地瓷窑规模的迅速扩大，使得制瓷业在南宋的全部手工业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南宋政府在杭州的凤凰山、乌龟山下均设有官窑，所制瓷器继承了北宋官窑的风格。

浙江的龙泉县以及瓯江沿岸诸地，是青瓷的产地。在龙泉大窑的窑址中，曾出土带有南宋年号和“姚宅富位”铭记的瓷盘，说明在南宋的制瓷工业中已流行订货的办法。

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在南宋也有较大的发展。这里的瓷器，“鬻于他所，皆有饶玉之称”。这里的瓷窑各有其著名的特产：有的窑“器尚黄黑”，最受浙江人欢迎；有的窑专产高足碗、雪花碟等，最受川广荆湖人欢迎；有的窑专产绣花、银绣、弄弦之类的碗碟，最受江浙福建人欢迎 [183] 。

福建沿海的制瓷业密集在同安、泉州、福清、连江等地，都以烧造青瓷为主，产品包括各式碗、盏、碟、盘等，主要是销售海外。

广州和潮州的瓷器制造业，也以烧造外销瓷器为主。

近年所发现的南宋瓷窑遗址的堆积，有广达20亩、高至20米的，可见其规模已很大。当时内部已有很细的分工：有陶工、匣工、土工之分，有利坯、车坯、釉坯之分，还有印花和画花之分。“秩然规制，各不相紊” [184] 。

南宋的造纸业也有普遍的发展。当时印书所用纸张一般都达到薄、软、轻、韧、细的水平。纸的种类很多，有白色纸、自然色纸等，在质量方面有薄厚与粗细之分，又有全料与半料之别。江浙所制纸质厚色白，蜀纸质细而重，皖纸轻薄，建阳多自然色竹纸。建阳书坊曾用一种特制的椒纸印书，系用山椒果实煮汁染成，纸性坚韧，且可防蠹。

南宋所制色笺极为精致。笺色有红、紫、褐、黄、碧等色，而以红色笺最为流行。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宋张孝祥、范成大等人的书札，多是用红色笺写的。

雕版印刷业在南宋有很大发展。南宋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各地寺院和书坊，都从事刻印书籍。当时刻印图书的数量之多，技艺之高，流传范围之广，不仅空前，有些方面甚至明、清两代也难与之相比。凡是当时经济比较繁荣、文化比较发达、纸的产量较多较好的地方，如两浙、福建、江西、四川等地，刻版印刷业都很发达，都有大批熟练的刻字工人，并且在字体刻风上，都已形成各地特有的风格。

杭州是南宋刻书业最发达的地方，北宋时开设在开封的书籍铺，也多有 迁徙到杭州去的。婺州和苏州的雕版印刷业也都盛极一时。两地的刻字工人常有被雇到外地去刻书的。

饶州、抚州和吉州，在南宋中期也都刻印了一些大部头书，都成为当时刻书业的中心地之一。

福建建州的刻书业在南宋初年已很兴盛。建州的书坊集中在麻沙、崇仁两坊，其所刻印书籍数量之多，可能还超过杭州。到南宋中期，建州的“版本书籍，行四方者”已经是“无远不至”了 [185] 。

南宋时成都依然是四川刻书业的中心，眉山也出现了不少书坊，刻印了不少历史书和唐宋人的诗文集等。

南方多水，陆路交通不便，交通运输主要依靠舟楫。在海外贸易方面，不论华商外商，也多是乘用中国所造的海舶。这种种，都促使南宋的造船业有很大的发展。福建泉州城南门外，南宋时曾设有规模巨大的造船厂，专门制造远航的海舶。近年已经发现了它的遗址，出土有粗长的桅杆和船索以及船板、船钉等遗物。福州、广州、明州也有海船制造厂，建炎三年冬，宋高宗要逃往海中避难时，仓卒之际就从这几处募集到大海船三百多只。南宋人所画《江帆山市图》，画出建有很长舱房的船三艘。由此图可以看出南宋人所用货船的具体构造。

湖南洞庭湖周围的人民有善于造船的传统。在钟相、杨幺起义的过程中，为了抵抗南宋的水军，起义人民制造了许多只车船和楼船，用作战船。最大的车船上有24车，分为3层，高及10丈以上，其上可载千人。稍小一些的船，高亦数丈。船上都装置了轮子，用轮激水而行，快速如飞。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虞允文在采石抗击金军时，除使用了这样的车船外，还有艨艟战舰和海鳅船等。海鳅船行驶快速，便于驰逐。船的种类多，而且各有各的功能，这反映出南宋各地造船工匠的高度技术水平。

商业 　南宋一代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情况，也显然比北宋时期更为发达。根据近数十年来考古工作者所发现，南宋时湖州制造的铜镜，在今四川、广州、吉林和内蒙等地的墓葬中均曾出现。福建刻印的书籍，且曾出现在内蒙古西部的黑水城遗址当中。景德镇和龙泉瓷器也遍及全国。这说明，南宋人民所制作的商品，不只销行于南宋境内，且远及于金和西夏的境土内了。从这些踪迹看来，当时各地所产丝绵布帛等类物资的贸易流通情况，也必是十分繁盛的。

两广、福建、江浙等沿海州郡，经常有大商海船往来其间，贩运商货。苏州昆山县的黄姚税场，就是这类商船的一个辐辏地。宁宗嘉定中，这个税场每月所收“南货商税动以万计” [186] ，则其地物货交易之兴旺，可以想见。

南宋对外贸易的繁盛也超过了北宋。江浙的丝织品、瓷器、铜镜、印本书籍，福建的瓷器和印刷品，以及各地所铸铜钱，都大量输往日本。日本镰仓海岸曾发现很厚的南宋龙泉青瓷片的堆积层，湖州、明州的铜镜在日本的许多地方都曾发现，日本现存有名的“道元缎子”和“大灯金襴”，都是南宋的丝织品。南宋的铸币、铜镜和龙泉瓷等输往朝鲜的也为数很多。

南宋海外贸易的重要场所仍然是在南海以至阿拉伯地区的一些国家。丝织的绢帛锦绮和龙泉等地的瓷器，是当时最主要的输出品。越南、缅甸、马来亚都曾有许多地方出现过南宋瓷器残片。爪哇海岸也时常打捞出南宋瓷器。印度、波斯湾沿岸的许多地方，非洲的埃及、索马里海岸，也都有宋瓷、宋钱出土。南宋海外贸易所及之地，大约以非洲中部的东海岸为其最西的界限。

纸币的大量发行 　宋朝和海外的贸易，其输出品虽规定以绢帛、锦绮和瓷漆器物为主，但大量的铜钱也随之外流。且常常是“边关重车而出（流往辽境），海舶饱载而回（流往海外）” [187] 。因此，在北宋晚期已经造成了严重的钱荒现象。

南渡之后，宋高宗曾屡次下诏禁止钱币外流，规定一切出海船舶都要经由市舶司的官员检查，不许其中搭载铜钱。但这些禁令并不生效。一直到13世纪中叶，铜钱还是大量地流向国外。近年来曾在广东珠海地下发掘出南宋人窖藏的铜钱一万多斤，大约就是集中在那里准备偷运到海外去的。因此，南宋钱荒的问题比北宋更严重得多。

南宋每年铸钱一般不过8万贯，最多的年份也只有16万贯。而每年都有大量铜钱被运往海外，或被地主富豪人家窖藏起来，于是公私交易和军政开支便不能不主要仰给于纸币。南宋政府在杭州设有专管印造纸币的机关，叫做“行在会子务”。所印会子的票面分1贯、500文、300文、200文4种，代替现钱行使。另外还有“川引”、“淮交”和“湖会”，是限制在特定地区行用的纸币。还有“钞引”，是商人输纳现钱给政府，政府发与商人批发茶、盐、香货的凭证。

政府没有足够的铜钱作为兑换纸币的本钱，而纸币的印造则与日俱增，币值便不能不日益跌落。到后来，南宋政府竟不许民户用纸币交纳课税，币值的跌落更甚，其为民间之害也就越发厉害了。

土地兼并之祸 　宋政权南迁之初，皇室在南方原来并无土地，出身于北方地主阶级的高级官僚和武将，在南方原来也无土地，因此，他们到了南方之后，便利用政治权力大力掠夺土地。特别是武将，把抵抗金军的入侵作为托词，首先忙于建立自己的家业。

原来就居住在南方的一些官僚豪绅地主，一方面既同样可以利用政治特权，另一方面又因为南宋初年政治极度紊乱，各州县的土地账簿多在战争中散失，他们便和一些“乡村保正乡司，通同作弊” [188] ，霸占别人的土地，据为己有。

从北宋以来，南方商品经济的发展就已凌驾于北方之上，社会上已出现了大量的富商大贾之家。到南宋初年，这些富商大贾也“多以金帛窜名军中，侥幸补官”，他们也和官僚地主一样地利用政治特权，对土地肆行兼并掠夺，并且“假名冒户，规免科需” [189] 。

北宋一代，每年从东南诸路运送到开封的上供粟米之数，共为六百二十多万石。宋政府南迁后，东南诸路仍在它的统治下，其中除淮南路和湖北路一部分地区因系宋金战场而致农业生产衰退外，其余各路无不是土地日益垦辟，生产日益发展。然而在宋高宗的绍兴年间，从东南诸路所得的上供粟米却只有二百八十多万石，抵不到北宋时期的一半。浙江东西两路，田地肥沃，且几无不耕之土，而南宋初年，那里的上供粟米之数，每年却比北宋时少了50万石 [190] 。单就平江府（今苏州）所属各县而言，北宋时的簿籍所载，每年上供米粟之数为39万石，而南宋初年每年实际征收到的只有20万石 [191] 。这些事实反映出，东南诸路的农田，被官僚豪绅武将等具有免税特权的人家兼并了去的，其数目又远远超过北宋时期了。

掠夺土地的人首先把目标集中在水利田上。长江下游，当涂县的广济圩，宣城县的惠民、政和诸圩，芜湖的万春、永兴等圩，在南宋初年无不被豪家所霸占。绍兴府的鉴湖，也为“奸民豪族公侵强据” [192] ，以致鉴湖仅有湖的 空名，被他们变为二千三百多顷湖田了。明州广德湖有湖田五百七十多顷，也都被权势之家霸占 [193] 。建康府的永丰圩，有田将及千顷，最初是归南宋政府的军队营种，不久赐予大将韩世忠，以后又改赐秦桧，秦桧死后又收归淮西总领所，数十年间，总是辗转于皇室、大将、权臣手中，“其管庄多武夫健卒，侵欺小民，甚者剽掠舟船，囊橐盗贼” [194] 。

四大将中的张俊，在解除兵权家居以后，岁收租米60万斛 [195] ，估计其所占有的土地，当不下六七十万亩。另一大将杨存中，单在楚州宝应县就有田近四万亩，到乾道元年（1165年）全数献纳给南宋政府 [196] ，可见这还不是他的产业的主要部分。他因女儿生育，赠以吴门良田千亩 [197] ，可见他在江南州郡中所占良田是很多的。岳飞被害之后，南宋政府没收其家产，共有水田七百多亩，旱田一千一百多亩 [198] ，在当时的诸大将当中算是占地最少的。

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权臣韩侂胄被杀，南宋政府没收了他和他的党羽们的土地，每年从这些田地中所收租米为七十二万二千七百余斛，另外尚有现钱一百三十一万五千余贯，则其所占土地顷亩之多可以推知。另外的一些贵势之家，都尽力兼并百姓的膏腴之田，有些人的田产连亘于数路之内，岁入租米号称百万斛 [199] ，则其所占土地至少当在百万亩以上。

南宋政府对于这种土地集中的现象，不但不设法制止，到贾似道当权之日，为了筹措军粮和解决财政的困窘，从景定四年（1263年）开始，又制订了“公田法”，以政府的名义对土地进行疯狂掠夺。依照公田法的规定，浙江东西路和江南东西路内官户民户的逾限之田，一律要由政府抽买1/3，每亩收租满1石的给40贯，不满1石的按比例递减。然而所给价钱，一半是会子，另一半是官告和度牒。事实上所强买来的并不专是大户人家的逾限之田，小户人家的土地也包括在内。民间所得官告度牒皆无法售出，而所得会子则随时贬值。因此，在“公田法”施行之后，上述四路诸州郡为之骚然。

到贾似道失败之后，南宋政府于德祐元年（1275年）才废止了“公田 法”，并且下诏说：“公田最为民害，稔怨召祸，十有余年。自今并给佃主，令率其租户为兵。” [200] 然而这时已经是临安失陷、南宋政权灭亡的前夕了。

四　南宋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

南宋初年赋税的繁重 　南宋初年的最高统治集团，虽则对金采取逃避和妥协投降的政策，而对于国内的纳税户，总是以大敌当前为借口，向他们进行苛酷的压榨：夏秋两税，身丁钱米，以及名为“和买”“和籴”而实际是由纳税户无偿输纳的绢帛米粟等等，都较旧定额数增加了五倍至七倍 [201] 。在输纳时，米粟之类还要加收“正耗”、“加耗”和“斗面米”等等，其数目往往超过正额。在交纳时，衙吏还百般刁难，谷物则挑剔成色，绢帛则涂抹打退。为了避免麻烦，只有通过“揽户”代为交纳，这就又要遭受揽户的剥削。此外，还有所谓“经总制钱”，即所有民间的钱物交易，每千钱要抽取56文为税。还有“月桩钱”，是为供应军事开支而勒令各州县政府按月解送的一种横赋。州县无所从出，只有巧立名目向民间榨取，于是，在江南西路则有所谓“麴引钱，白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两讼不胜则有罚钱，既胜则令纳欢喜钱。殊名异目，在处非一” [202] 。当时有人描述江西和湖南北三路纳税户的情况说：“正税之外，科条繁重。税米一斛有输及五六斛、税钱一千有输及七八千者。如所谓和籴米，与所输正税等，而未尝支钱。他皆类此。” [203]

南宋时，江南农民大多栽种占城早稻，然而南宋政府向各地征收两税和各种苛捐杂税时，却借口“早米不堪久贮”，所有“受纳秋苗及和籴米斛，并要一色晚米” [204] 。这就逼使纳税民户不能不向兼并停蓄之家去购买，其结果是把纳税户的负担成倍地加重。

制作军器所需要的大量翎毛、箭干、皮革、铁条、铁叶以及竹木物料等等，南宋政府也都逼令各地百姓按亩或按户无偿输纳。这些都是临时的勒索，既无定时，也无定量。这些东西并非贫下民家所素有，只有用高价向豪富人家购求，这又成为一般纳税户无法承担的重负。

南宋的统治阶级借用抗金的名义把民脂民膏朘削无余，实际却不肯认真地把武装力量使用在抗金斗争上，以致长江以南的明州、杭州、江州、洪州、潭州等地全部遭受到金人的蹂践、屠杀惨祸。在靖康年间从前线上溃败下来的一些散兵逃将，如孔彦舟、李成、张用、曹成等伙，都流窜于江南以及湖广地区，奸淫掳掠，打家劫舍。当时有人把这种情况概括描述说：“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之，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盗贼既退，疮痍未苏，官吏不务安集而更加刻剥，兵将所过纵暴而唯事诛求。嗷嗷之声，比比皆是，民心散叛，不绝如丝。” [205]

上述种种，说明了南宋初年，尽管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而阶级间的矛盾也日益严重。

钟相、杨幺的起义 　建炎四年（1130年），在福建路的建州、江西路的吉州和虔州（今赣州）、湖北路的鼎州（今常德）等地，先后都爆发了农民反抗南宋统治的斗争。其中，以钟相领导的湖湘地区的起义，规模最大，历时最久。

钟相是鼎州武陵县人。北宋末年，武陵县的一些从事“农亩渔樵”之业的农民，曾以钟相为中心组织了一个社。入社的农民，为了保证生产能及时进行，共同攒积钱财作互助共济之用，因而都能“田蚕兴旺，生理丰富” [206] 。此后加入这一团体的人越来越多。

针对着北宋末年统治集团的横征暴敛和官僚豪绅的兼并搜刮，钟相提出了一个拯救时弊的政治主张：“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如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 [207] 这个主张提出之后，环绕武陵县几百里内的百姓都“翕然向往”，跑到武陵去求见钟相的人，“络绎道途，莫知其数”。到南宋建炎年间，湖湘地区的人民既苦于南宋统治者的苛敛，又遭到金军的蹂躏，还连续遭到马友、曹成、孔彦舟等几个溃兵游寇集团的窜扰。他们为了生存，亟需拿起武器展开斗争。到建炎四年春天，便以钟相为首，揭起了反抗的旗帜，建立政权，国号楚，年号天载。

为了实现“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钟相宣布：凡是参加起义军的，一律免除税赋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的束缚 [208] 。

起义军“本农亩渔樵之人”，他们把斗争目标首先集中在当地的那些剥削者和统治者。他们宣布要诛杀官吏、僧道和卜祝等不从事生产的寄生人群，对于“执耒之夫”则不许伤害 [209] 。这样的一些口号和行动，受到湖湘地区人民的热烈拥护，起义不久，洞庭湖四周的鼎、澧、潭、峡、岳、辰诸州所辖的19个县，除个别县城之外，都归入起义军的掌握中了。

居住在鼎州城内的豪商官绅地主，为要把起义军消灭，竟把孔彦舟匪军勾引到鼎州城来。孔彦舟遣派大量匪徒混入起义军中，建炎四年四月，里应外合地打进了钟相的营寨，钟相父子被他们俘获杀害。但起义军并没有被消灭，他们又在杨幺的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全部起义军都是兵农相兼，“陆耕水战”，平时从事耕种，敌人前来侵袭则登舟作战。这样坚持斗争一年以后，起义军所控制的地区已经东达岳阳，西达枝江，北至公安，南至长沙界内了。

从绍兴元年（1131年）到四年，起义军曾连续把南宋派来进行“剿讨”的水军打得大败。湖湘地区的地方官吏，在官军屡次失利的情况下，也常有人派遣说客到起义军各首领的营寨中，试图进行“招安”；伪齐刘豫及其臣僚也不只一次派人到起义军中，约其顺江而下，与伪齐配合，共取杭州。但每一个被派到水寨中的人都被起义军处死了。

从绍兴二年以来，南宋政府先后派遣程昌 、王躞、折彦质等人率领大军到湖湘对起义军进行镇压，每一次都被起义军打得大败。王躞对起义军所采用的手段非常残酷，他“纵其部曲，捉刺农夫，剽掠杀伤，莫知其数” [210] 。然而，在绍兴三年冬的鼎江（今沅江）之战，王躞所率领的崔增、吴全两支水军却全军覆没。尽管如此，在受到大量敌军屡次围攻之后，起义军在洞庭湖外的一些重要军事据点和交通孔道已渐次失落在敌军手中，因而“兵农相兼”和“陆耕水战”的办法逐渐不能实行。起义军既不能再去生产，水寨中的食粮和物资便日益短缺。于是，在起义军的首领和士兵中有人发生了动摇。恰在这时，南宋政府派遣岳飞率兵前来镇压。岳家军到湖南后，一方面把包围圈缩小，扼守住所有的重要路口，加紧了对起义军的经济封锁；另一方面又派人潜入起义军营寨中对动摇分子加以利诱。在周伦、杨钦等人投降后，岳飞更进一步“因敌人之将，用敌人之兵，夺其手足之助，离其腹心之托” [211] ，并 采用了各个击破的办法，在很短的时期之内便把起义军的全部营寨攻破了。

绍兴五年（1135年）六月，岳飞攻下了杨幺的营寨，杨幺被俘不屈，被杀害。

南宋中期的小规模农民起义 　宋高宗和秦桧签订了对金的卖国条约之后，把50万匹、两的岁币负担加在了南宋人民身上，而所谓“经总制钱”和“月桩钱” [212] 等等还是照旧征收。在此以外，秦桧又“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 [213] 。各郡县则把民户所有的耕牛、水车、舟船、农具等等都“估为物力”，依其数目的多少，摊派各种苛捐杂税以及差徭 [214] 。再加上土地兼并之祸从南宋初年以来就已经十分严重，其后也一直不曾得到缓和，这就使得南宋境内的农民的反抗斗争，总是断断续续，此伏彼起。

宋孝宗统治的时期（1163—1189年），在南宋算是较好的一个阶段，然而，政府的横征暴敛和官僚豪绅对土地的兼并等情况并无改变，因而，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事件还是时常爆发。乾道元年（1165年），因为政府向各地民户强制推销乳香，程限颇急，激起了湖南郴州地方李金领导的起义 [215] 。淳熙六年（1179年），南宋政府又用和籴名义向民间大量搜括粮米，在湖南境内又逼起了陈峒领导的起义。在同一年，由于赋敛过于苛重，在广西境内也爆发了李楫（亦作李接）领导的起义。李楫在起义之后，张贴榜文，宣布起义军十年内不收赋税 [216] 。起义群众先杀掉宋政府派驻在当地的“九州巡检”，接着就攻下了容、雷、高、化、贵、郁林六州八县之地 [217] 。起义军所到之处，开发仓廪，振施贫乏，招纳“亡命”，委派官吏，各地人民都“翕然从之” [218] 。群众称李楫为李王，而称南宋政府的军队为贼。起义军的斗争坚持了半年以上的时间，到这年年底被广西经略刘焞和武将沙世坚率兵扑灭。

南宋晚期的政治 　宋宁宗开禧三年（1207年），权相韩侂胄因对金用兵失败而被杀，继任宰相的史弥远一贯采取对金屈服妥协的政策。从开禧三年到绍定六年（1233年），中间26年，是史弥远执政的时期，这比秦桧独揽大 权的时间还多六七年。在这一时期之内，以史弥远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对当时的民族矛盾和民族斗争等事全不理会，把全副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掠夺人民的财富上面。史弥远等人招权纳贿，货赂公行，他们所任用的州县官吏，既多是通过行贿而得到官职的，到任之后便也都“争自为盗”，像豺狼一般地贪残苛刻。金银珠玉、田园宅第，都是他们争相掠夺的对象 [219] 。

史弥远当权之初，南宋政府发行的会子，其数目已达3000万贯。在此以前，南宋政府曾经屡次用库存的金、银、铜钱等进行兑换，所以其时会子虽已贬值，还不甚厉害。史弥远当权之后，大量印造新会子，却不再以金、银、铜钱兑换，而只以新会子兑换旧会子，并且把旧会子折价一半，旧会子两贯才能兑换新会子一贯。自此以后，会子的印造数目愈来愈多，政府向民间籴买粮食、支付茶盐本钱等等都是一色的会子；百官的俸给，军兵的支犒，州县政府的百般费用也无一而非会子。会子充斥于社会之上，政府却绝不再考虑兑换回收的事，因而造成了币值跌落，物价飞涨，“民生憔悴”的现象 [220] 。到理宗绍定年间（1228—1233年），处在求生不得的情况中的农民，便在福建、江西等地相继起义。

福建江西地区的小规模农民起义 　福建路的建州、汀州等地，江西路的赣州、南安等地，在南宋一代，都是实行食盐官卖的地区。这几州都去海较远，又都是山区，把海盐运送到那里很不容易，所以这几州官卖食盐的价格都很高。运盐的船户又都在途中大为奸弊，把大量的灰土掺杂到食盐中去，致使当地民户虽付出高价，所买到的却是不堪食用的恶盐。因此，在上述诸地便出现了大量贩卖私盐的人。他们千百为群，结伙而行，到广东路的循、梅、潮诸州去贩运。那里道路较近，运费较省，所产的盐又比较洁白，所以民间都乐于购买。私盐畅销，官盐便失去销路。其后地方政府一方面严禁私盐的运销，另一方面又采用按每户人口强制派销官盐的办法。因为禁贩私盐，私盐贩遂成群结伙地行动，遇到官府追捕便共同进行武装反抗；因为按人口强制派销，一般居民遂也时常联合行动，群起拒而不受。绍定年间爆发于汀州和赣州的起义事件，都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激逼起来的 [221] 。

在晏彪等人领导下、以汀州潭飞磜地方为中心的起义群众，就被当时的 统治阶级称为“盐寇”。起义开始于宋理宗宝庆和绍定之际（1227—1228年），最初不过几百人，不久就发展到万人以上。他们活动于建宁、宁化、清流、泰宁、将乐诸县境内，大本营设在汀州和邵武，在汀州的莲城境内建立了72寨。斗争持续了将近四年之久，到绍定三年的冬天，为南宋政府的军队所扑灭 [222] 。

绍定元年（1228年），在江西的南安和赣州爆发了张魔王和陈三枪等人领导的起义。这支起义军活动于江西、广东、福建三路的十几个州郡、数千里的地域之内。主力驻屯在松梓山，在周围的各州县内分别建立了60个营寨 [223] 。官方派来试图进行诱降的说客，都被起义军杀掉了。起义军在继续斗争了六年之后，到端平元年（1234年）虽然终于被统治阶级镇压下去，但福建的地方政府从此明令废罢了“计口敷盐”的办法，漳、泉、兴化的官吏还以别项岁入代替人民输纳丁钱四万余贯 [224] ；而江西的地方政府则减轻了这一带11个州郡的上供银和上供米的数量。

南宋一代的许多次农民起义，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一次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事件，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南宋政府对内的防范很严密，布置在各地的军事镇压力量比较雄厚，某地方有起义爆发，立即能够出动兵马去进行镇压，这就使起义军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时期内比以前任何时期都更致力于封建的纲常伦理的宣扬，加强其对农民的精神束缚，这对于广大农民的反抗斗争也起了釜底抽薪的作用。然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则是由于在南宋一代民族矛盾始终是最主要的矛盾。在与蒙古联合灭金之前，风烛残年的金国一直还是南宋的一个极大威胁，到金国既灭之后，蒙古对南宋的威胁比金国更加严重。在民族矛盾的制约之下，尽管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也还是很严重地存在着，南宋的广大人民却必须先把主要的斗争锋芒指向这一主要的矛盾方面，因而就使这许多次的阶级斗争都不至发展为全国规模的了。

五　北方形势的剧变　蒙古族的兴起和金朝的灭亡

蒙古族的兴起和蒙古国的建立 　蒙古族在唐朝一般是称作“蒙兀室韦” 的，原住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东北的额尔古纳河上游，约在8世纪时开始西迁，游牧于斡难河和怯绿连河之间。

11—12世纪时，在今蒙古草原上及草原的周围，有许多大小部落，其中有蒙兀部（即蒙古部）、克烈部、塔塔儿部、蔑儿乞部、斡亦剌部、乃蛮部、翁吉剌部、汪古部等。当时的蒙古还只是一个部落的名称，到了蒙古部统一以后，蒙古一名就成为草原各部的通称了。

蒙古族过着游牧的生活，“以黑车白帐为家” [225] 。又兼营狩猎，“生长鞍马间，人自习战，自春徂冬，旦旦逐猎” [226] 。12世纪时，蒙古族的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开始使用铁制的生产工具和兵器，畜群也繁殖得更多。辽金以来中原的先进文化对与汉地毗邻的塔塔儿、克烈、翁吉剌、汪古等部有较大的影响，各部经常以马匹、皮毛换取汉地的绢帛和铁器，汪古部人已知务农业 [227] 。畏吾儿文化也传入西部的一些部落，乃蛮部已使用畏吾儿文字。

随着畜牧生产的发展，蒙古各部贫富分化日益激烈，已出现了部落贵族、牧民和奴隶等阶级与阶层。部落贵族被称为“那颜”（官人），“必勒格”（智者）或“薛禅”（贤者），都拥有大量的牲畜，并且控制了牧地。强大的贵族又都拥有一批“那可儿”（亲兵）。为了满足财富的贪欲，贵族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掠夺战争，以致“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 [228] 。一般的牧民被称为“哈剌出”（黑头），因为战乱的逼迫，不得不寻求强大贵族的庇护，向他们纳贡服役，沦为他们的依附人口。有的牧民还通过交换关系或在战争中被俘虏而成为贵族的奴隶。奴隶主要是供家内劳役。

蒙古孛儿只斤部的贵族铁木真（1162—1227年），在长期作战中壮大了自己的势力。他最初联合札只剌部的札木合和克烈部的王罕，击败了塔塔儿、泰赤乌、蔑儿乞诸部，以后又与王罕合兵击败了札木合。1203年，铁木真又攻王罕于土拉河，王罕败亡。克烈部是当时蒙古草原最强大的部落之一，铁木真战胜了克烈部，就创造了统一蒙古的条件。不久，铁木真又削平了乃蛮部，乃蛮部首领塔阳汗战死，塔阳汗子屈出律逃奔西辽。

1206年，铁木真结束了蒙古长期分裂的局面，建立了蒙古国 [229] ，在斡难河源做了蒙古大汗，被各部尊称为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在蒙古地区建立了分封制度，把他所属的亲兵和归附的各部首领分封为万户那颜、千户那颜和百户那颜，按照等级赐以牧地和依附的牧民。此外，大汗、皇后、太子、公主、亲族以下“各有疆界” [230] 。牧民必须向政府或封主缴纳羊、马以及其他畜产品，并担负军役和各种杂役。没有封主的许可，不得任意迁徙。

成吉思汗从各万户、千户或“白身人”（一般牧民）的子弟中，拣选其“有技能，身材壮的”充怯薛军，即护卫军 [231] 。怯薛军有一万人，是蒙古最精锐的军队，平时分四班轮流宿卫，战时随大汗出征，其地位高于在外的千户那颜。怯薛军的设置加强了大汗的威力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成吉思汗为了巩固蒙古的统治，颁行了法典《大扎撒》。又任命失吉忽秃忽为“扎鲁忽赤”（断事官），凡是“盗贼诈伪”和“百姓每（即们）分家”的事都由他科断 [232] 。成吉思汗在征服乃蛮部时，命居留乃蛮部的畏吾儿人塔塔统阿用畏吾儿字拼成蒙古国书，蒙古族从此有了通行的文字 [233] 。

成吉思汗是蒙古族的一位杰出的领袖。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和建国的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政治、军事措施，都顺应并加速了当时蒙古社会经济的发展。

蒙古统一以后，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贵族即向金朝发动了大规模战争。1211年，蒙古军大举攻金。1213年，蒙古军又分三路，破金九十余郡。1214年，蒙古军围金中都，金宣宗遣使求和。蒙古军的攻势给金朝带来严重的威胁。

从1218年到1223年，在成吉思汗亲自率领下，蒙古贵族发动了第一次西侵。蒙古军攻灭了西辽和花剌子模国，在迦勒迦河打败了斡罗思诸部，把蒙古国的领土扩充到今中亚细亚地区。从1235年到1241年，蒙古大汗窝阔台在灭金之后，派遣拔都、贵由、蒙哥等率军二次西侵。这次蒙古军攻占了斡罗思（今俄罗斯），军锋直逼东欧的孛烈儿（今波兰）和马扎儿（今匈牙利）等地。从1253年到1258年，蒙古大汗蒙哥又派遣旭烈兀三次西侵。1258年，蒙古军战败了黑衣大食，攻陷巴格达和大马士革城，蒙古的势力已发展到西南亚。蒙古军在几次西侵的过程中，烧毁城市，杀掠居民，破坏农 业生产，使各地人民受到巨大的损害。

蒙古贵族进行军事征服的结果，出现了一个以蒙古地区的和林 [234] 为中心的横跨欧亚的大汗国。这个汗国客观上在进一步沟通中西交通、促进中西文化的交流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个汗国只是一个不稳固的政治军事联合体，没有共同的经济基础，不久就分裂成为几个独立的汗国。

金朝后期社会经济的衰落和北方人民的反金起义 　在完颜亮和金世宗统治时期，女真贵族连续不断地收夺汉人的土地拨归屯田军户，在汉族人民和屯田军户之间造成了“互相憎疾”的情况。劫夺得来的土地，“腴田膏壤则尽入势家”，一般的屯田军户所得的只是一些较差的乃至是瘠薄的土地，因之屡次劫夺土地的结果，并不能使屯田军户获得实利，而对汉族人民却造成了严重的长期性灾难 [235] 。所以，因互相憎疾而至“怨嗟争讼”等等的纠纷，一直到金宣宗迁都开封（1214年）以后，还不见减少 [236] 。

在金章宗统治时期，金政府看到“齐民与屯田户往往不睦”的矛盾现象，曾下令要他们“递相婚姻”，企图借此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能有所缓和，但这一措施并未奏效。

北部中国的肥沃农田，大片大片地被女真统治者掠夺去分配与屯田军户，过不了多久，这大片的肥沃土地便由瘠薄而至荒芜，女真统治者又再向另外的肥沃地区去进行掠夺，重行分配。这样就使大量的农田一批一批地落荒，农业生产也随之而出现严重的萎缩状态。

这些事实说明了，北方社会经济的凋敝景象，完全是女真统治者制造出来的。因此，北方的农民，为了争取自己的活路，便不能不起而与女真统治者进行斗争。

1211年在金国境内，东起莒、淄、潍、青诸州，西至河中、陕西各地，都爆发了农民起义。杨安儿和耿格、张汝楫、刘二祖、李全等人，各自领导了几万以至十几万的起义群众，分别活动于山东半岛以及沂、海、邳诸州之地 [237] 。

各地起义的群众，对于屯田军中的头目和侨寓各地的女真贵族及其建立在各地的军事营垒，都“起而攻之”，并且“寻踪捕影，不遗余力” [238] 。在女 真贵族直接奴役下的一些家奴和驱口，也大量地投入起义军的行列 [239] 。

杨安儿、李全等人领导的起义军，都穿红袄作为标志，时人称为红袄军。红袄军控制了山东半岛的绝大部分地区，并迫使金朝委派的莱州知州徐汝贤也举城而降。杨安儿的声势大振，遂建置官属，并改元为天顺。李全率领的一支也攻占了东海、海州和邳州等地。

金朝派军对山东的起义军进行镇压，杨安儿在率众向即墨县和莒县境内转移途中病死，起义军即由其女杨四娘子（名妙真）带领，下寨于莒县的磨旗山中 [240] 。其后杨四娘子与李全结为夫妇，共同率领义军向南宋境内转移，驻扎在楚州一带。1219年金兵又去侵犯南宋，游骑已到东采石的杨林渡，使得建康大震，结果却被李全的军队打败。

但在1220年以后，李全夫妇不再反抗女真统治者，只是力求发展其个人实力。对红袄军中另外的一些首领，或则杀其人而并其军，或则企图把其人其军全部消灭。他还不断向南宋政府进行要挟，甚至还打算要渡江去攻打南宋的首都。及蒙古军队进入河北、山东地区，李全回到青州，竟然投降了蒙古。

正当李全对起义军首领进行残害的时候，起义军的另一首领彭义斌率众回到山东，攻入东平府和恩州、大名诸城。这支起义军既反抗女真贵族的统治，也与侵入这一地区的蒙古兵进行斗争。他们所到之处，当地人民都起而响应，以致不论金军或蒙古军，都把彭义斌视为劲敌，不敢轻易与他作战 [241] 。1225年，彭义斌以大军进攻真定，迫使金将武仙和他合力抗击蒙古。这时这支联军已拥有几十万人。彭义斌致函南宋军事统帅，与之相约：南宋出兵涟、海，收拾李全，然后进军汴、洛，他本人则转战河北，南北互相配合，庶几“神州可复”。但当时的南宋政府早已放弃了恢复中原的打算，对他的建议置之不理。及蒙古命史天泽以优势兵力围攻彭义斌军于赞皇的五马山下，彭义斌兵败身死，军队溃散 [242] 。

蒙古入侵和金的灭亡 　金宣宗在即位的第二年（1214年），由于蒙古军的威胁日甚，便南迁开封。次年，燕京为蒙古军攻占。

女真统治者分布在华北、中原各地的屯田军，长期以来不耕不战，已失 掉了作战能力，到金政府南迁时所倚靠的军事力量，主要是由从前辽朝所编组的边境各少数民族的乣军，而乣军也在南迁途中叛变，投降了蒙古。为了补充武装力量，金政府迁到开封之后，一方面招募“燕赵亡命”及回纥、羌人，编制为“忠孝”、“忠义”等军，厚其月给，屡加犒赏，以求他们为金效力；另一方面又派官四出，签发汉人为兵，凡家有壮丁的，不论是多丁单丁，一律签发。到后来，甚至除现任官吏之外，赋闲或退休官员，也被征发。这些拼凑而成的军队，战斗力自然是不会强的。

在金政府迁都开封以后，黄河以北的地区，东起太行山以东，西至关陕，不一二年便都落入蒙古人手中；由山东半岛以至东平府一带，则是起义军与金及蒙古经常交战的地方。金政府为了抵御蒙古的军事进攻，把大部分军事力量用来守黄河，保潼关。在这种“日蹙国百里”的情况之下，金政府决定要“南窥江汉”，想把失之于蒙古人手中者再从南宋方面取得一些补偿。从金宣宗兴定元年（宋嘉定十年，1217年）开始，金政府在西起大散关、东到淮水流域这一分界线上，从许多处所展开了对南宋的军事进攻。南宋政府虽从金政府南迁之年就已不再向金交纳岁币，然而它的军事实力却也正在日益衰弱，对于金人的军事攻势无力抵抗，边境线上的许多城镇被金人夺去。

金政府迁到开封后，原来分布在黄河以北的屯田军及其家口，也都争先恐后地迁往开封，不久便达百余万口。他们的口粮全靠金政府供给。每日每人领粟一升，一年需要三百六十多万石，超过金政府每年搜括到的米粟一倍以上。金政府无法负荷这一重担，便又打算在黄河以南大量掠夺土地，重新分配给这些屯田军户。但是，一则河南境内的土地在那时已经是“民地官田计数相半” [243] ，不容易再下手了；二则屯田军户已过惯了寄生生活，不愿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得地不能以自活”，他们不乐于再接受土地。因此，大规模搜括土地的事才未再实行。

金政府由会宁府迁到燕京之后，已开始发行纸币。到卫绍王统治时期（1209—1212年），由于财政极端窘困，金政府几乎只能依靠大量印发纸币，以供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各项开支。迁都开封以后，金的境土只剩了黄河南岸西起潼关东到邳州的一个狭长地带，农业上和各种生产事业上的产品都微乎其微，军政费用更要仰仗无限制地印发纸币。于是发行了一百贯、二百贯以至一千贯的各种交钞，结果纸币贬值，“交钞每贯仅直一钱，曾不及工墨之费”。后来又相继发行“贞祐宝券”、“贞祐通宝”、“兴定宝泉”，实际上都是 行用不久便一文不值。跟着纸币贬值而来的是市场萧条，经常出现“市肆昼闭、商旅不行”的情况。

金的内部虽有此伏彼起的起义斗争，但起义的各支队伍始终不能协同一致，配合行动，没能把金朝推翻。蒙古的军队在占领了黄河以北的地区之后，便在成吉思汗率领下大举西征，只由木华黎以偏师经略华北之地。在这一情况之下，金政府在迁到开封之后得以苟延残喘达20年之久。

蒙古的西征军于1227年东返，成吉思汗在这年死于六盘山，窝阔台继为大汗，由南北两路对金发动进攻：北路由孟津过黄河攻下洛阳；南路则假道南宋，经邓州以趋开封。1233年金哀宗放弃开封，逃往归德，又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县），南宋应蒙古之约，出兵与之夹攻。1234年正月，蔡州城破，金亡。

蒙古在河北的统治 　在蒙古攻金的战争中，华北地区遭到极大的破坏。蒙古军队除了大肆劫掠财货、牲畜外，又到处掳掠人口，把汉人抑为贵族的工匠或诸王将校私人的驱口（奴仆）、部曲。连年的战祸迫使华北人民纷纷南向流亡，致使北方生产凋敝，荒残不堪。如泽州所属6县在金朝原有59416户，到1235年兵燹之余，竟只剩下973户 [244] 。赵州在战乱中“焚毁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 [245] 。其他如陕西、辽东、四川以及山东北部都有这种情况。

当时，蒙古统治者还不知道农业生产在经济上的重要性。蒙古大臣别迭等人甚至提出了“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的主张 [246] 。同时，蒙古统治者又委派大臣驻守燕京，“总中原财赋”，“旁蹊曲径而科敷者不可胜言” [247] 。

蒙古统治者把北方的一些州县分封给诸王、功臣、驸马作为“投下”（封地）。诸王、功臣等在被称为“投下”的封地内，自置官属，拥有行政、司法、财政等方面独立的权力。封地内的人民，被看成封主的私产，不得任意迁移 [248] 。且贡赋极为沉重。如拔都在平阳、真定及河间等地的封地，贡赋不收银绢杂色，要收黄金。属民须把农产品或手工业品换成白银，再以银易金，几经转折，十倍其费。人民往往倾家荡产仍无法完纳，致遭“榜掠械系，不胜 痛苦” [249] 。

金人南迁时，河北的豪强地主多乘乱而起，结寨自守，各拥名号，自保一方。以后，这些地主大多数都投降了蒙古，充当蒙古统治者镇压人民、搜括财赋的帮凶。这些人中如河北的张柔、史天泽，山东的严实等都拥有强大武装，他们的势力跨州连郡，而且子孙世袭。在他们各自的领地内，“爵人令官，生杀予夺”，“取财货，兼土田”，十分暴虐专横。

当时的北方人民，除向政府负担丝料、包银等科差外，还有军户的签发，马匹的拘括，使臣的骚扰，官吏的诛求，豪强的压榨。所有这些剥削，无一不是敲骨吸髓，残民以逞。许多州县的官吏，因为要上缴科差、贡赋，只有以高利乞贷于回回富商。往往本银一锭，十年之后，本息就高达千锭，当时称这种高利贷为“羊羔儿息”。为了偿债，他们更想尽一切办法来剥削所属的人民。回回商人还与蒙古贵族勾结，帮助他们进行搜括，甚至还向政府“扑买”课税（即承包课税）。

所有这些混乱和黑暗现象一直延续了近半个世纪（从1214年金人南迁至1260年忽必烈即位）。在窝阔台时期，中书令耶律楚材反对把农田改为牧场，在他的积极策划下，蒙古统治者在户口、赋税等方面确立了一些制度，还规定由政府派官向封地内人民征收“五户丝”，然后分赐给封主，禁止封主擅自征敛 [250] 。但是这些制度大多没有很好地施行。耶律楚材还反对回回商人的剥削，结果他自己也受到回回商人的排斥 [251] 。

六　蒙古南侵　南宋灭亡

蒙古对南宋全面的军事进攻 　金亡之后，南宋政府希望收复黄河以南的地方，遂从淮西调兵进入开封城内，并从开封分兵占据了洛阳。南宋政府的打算是：首先把开封、洛阳、归德三城恢复，然后北守黄河、西据潼关，以抵御蒙古。不料宋军刚开进洛阳，蒙古兵即前来争夺，宋军溃败，从洛阳撤退。在开封的宋军，也因粮饷不继和蒙古兵决黄河之水以灌开封，也全部撤退。从此以后，在四川，在襄汉，在蕲黄，在江淮之间，蒙古贵族对南宋展开了全 面的军事攻势 [252] 。

宋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蒙古兵由汉中向四川进攻，南宋守将在大安军（今宁强）的阳平关顽强抵御，终以众寡悬殊，全军壮烈牺牲。蒙古兵占领了剑门关以外的地方后即长驱入蜀，一月之间，成都、利州（今广元）、潼川（今三台）三路中有54个州郡相继陷落，全蜀境内未遭蒙古兵马蹂践的，只有泸、果（今南充）、合三州之地和沿长江的夔州一路。蒙古兵这次攻入四川，在大肆掠夺和破坏之后，又从四川撤走了。在此以前，四川诸路的财赋收入，单是钱币一项，每年上交到南宋中央政府的有五百多万贯，解送到湖广、蜀、淮总领所的有二千五百多万贯，而金银绫锦丝绵之类尚全不计入。经过蒙古兵这次的掠夺破坏之后，短期内不能恢复起来，四川境内人民的生计，南宋政府的军政费用，都受到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253] 。

南宋在京西南路和荆湖北路的重要军事据点，是襄阳、德安、枣阳、随州四地。襄阳自绍兴四年（1134年）被岳飞收复之后，即成为南宋抗金的一个重要军事据点。到理宗端平年间（1234—1236年），这里已经整整100年没有遭受过战祸，因而生聚繁庶，仓库中所积贮的钱谷不下3000万，金银盐钞尚不在内。军器有24库。其雄厚富实的情况，为南宋沿边诸城之冠。端平二年春季，蒙古兵围攻襄阳甚久，始终不能攻下。但到端平三年春间，在南宋驻屯襄阳的军队中，北军与南军发生了冲突。北军的主将放火烧掉襄阳的府库城郭，投降了蒙古；南军的将官则趁势大肆抢劫了一番而撤离其地。襄阳城因此一度变为瓦砾之场，且非复南宋所有。德安、枣阳、随州三地，在端平三年也都一度被蒙古兵攻破。凡蒙古兵所到之处，总不免发生掳掠人畜，焚烧屋舍，蹂践禾稼，毁伤薪木等类事件 [254] 。

当蒙古军进入京西南路的信阳、光州诸地时，当地的农民曾在“义甲头目”和“牛社总首”们的领导之下进行了抵抗，他们随宜剿杀截击蒙古军队。在京西、湖北两路中，乡民丁壮这样屯聚相保的处处都有。在刘廷美、廷辅兄弟领导下的一支民军有四万人以上，他们还到处招收山寨民丁、庄农与诸处溃散兵民，共同协力，在端平三年夏间又把襄阳、樊城、信阳诸地夺了回来 [255] 。

淮南东西两路是南宋驻屯重兵的地方。蒙古兵于端平三年冬季进攻真州（今江苏仪征），于嘉熙元年（1237年）冬进攻安丰，于嘉熙二年秋进攻庐州，都被宋兵打退了。

南宋在四川的军事布置及其对蒙古南侵军的斗争 　蒙古兵在控制了川北的蜀口之后，曾于嘉熙三年（1239年）和淳祐元年（1241年）两次侵入四川，攻破成都。在前一次的防御战中，宋的四川制置使丁黼战死；在后一次，制置使陈隆之也因兵败被俘而死。从此以后，南宋政府不再在成都设置军事统帅，而把军事重点移至重庆。

南宋政府从嘉熙二年就派彭大雅去守重庆，并兼任四川制置副使。彭大雅到任后立即着手改变那里的残破局面。他“披荆棘，冒矢石，竟筑重庆城，以御利（今广元）、阆（今阆中），蔽夔、峡（今宜昌），为蜀之根柢” [256] 。在此后多年抗拒蒙古的战争中，重庆城一直起着坚强堡垒的作用。

继彭大雅之后镇守重庆并兼任四川制置使的是余玠。余玠采纳了播州（今贵州遵义县）人冉琎、冉璞的建议，在境内行军所必经的山险隘口，如钓鱼山、云顶山、青居山、大获山和大梁山等处，都因山为垒，修建了军事营寨，加以控扼，并把州治迁徙到这些堡垒中去。这样的一些军事防御据点，棋布星分于四川境内，或守嘉陵江，或备长江，彼此都能互相联络呼应。同时还在成都平原兴置屯田，贮积谷物，教练军旅。余玠还采取措施，减轻徭役以宽民力，减轻商税以通商贾，从各方面设法使这一地区内的农业和商业得以恢复和繁荣起来。

宝祐六年（1258年），蒙古兵由大汗蒙哥亲自率领，攻入四川。在保卫成都的战役中，云顶山上的城堡起了很大的作用，直到这座山城中的军队因食尽而溃散，成都才被蒙古兵攻破。其后在蒙古兵更深入蜀境的过程中，青居等山上的城堡都发挥了阻截蒙古军前进的重要作用。由于沿途都受到宋兵的阻击，蒙古兵进入四川境整整一年之后，才到达了钓鱼山的合州城下。

这时合州的知州是王坚。蒙古兵围攻钓鱼山城达九个月之久，王坚和他的部将张珏一直在那里固守力战。到开庆元年（1259年）七月，正是四川的雨季，蒙古军因军中痢疫盛行，死伤极多，蒙哥汗又为宋军的飞矢射中身死，遂解合州之围而去。后来王坚被调走，由张珏继为合州守，他继续在那里练士卒，修器械，以兵护耕，教民垦田，并碇舟于嘉陵江中，建为水上城堡，以断绝蒙古兵的通路。咸淳三年（1267年）蒙古发兵数万来攻，被他打退。 到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张珏知重庆府兼四川制置副使，仍坚守着合州、重庆及其周围的一带地方。第二年，南宋首都临安被蒙古军攻破，张珏仍在川中坚持战斗。直到1278年，他在重庆的保卫战中兵败被俘，在解送燕京的途中，解弓弦自缢而死 [257] 。

襄阳、临安的失陷和南宋的灭亡 　蒙哥为蒙古大汗时，命其弟忽必烈开府漠南，统治漠南汉地民户。在蒙哥汗率兵攻入四川时，忽必烈也渡河南下，围攻鄂州。南宋的权臣贾似道统率诸路重兵去救援鄂州，却暗中向蒙古军求和，愿意向蒙古称臣纳币，双方划江为界。这时蒙哥汗已死在钓鱼城下，忽必烈急欲北返争夺汗位，遂答应了贾似道所提出的议和条件而撤兵。

贾似道回到临安，把暗中求和的事隐瞒不提，却欺骗宋度宗说：在前线上打了胜仗，把蒙古兵打退了。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于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派遣郝经到南宋去要求其履行和约，贾似道恐求和事暴露，把郝经拘留在真州，这又成了蒙古贵族大举南侵的借口。

从度宗咸淳三年（1267年）冬起，蒙古兵即前来围攻襄阳和樊城。襄、樊两城夹汉水对立，汉水上有浮桥，两城可相互声援。两城中所储粮饷都可支用数年，沿长江上游诸州的商旅还可以取道襄阳之南，供应襄樊守军一些必需的物资。两城的守将依靠这些条件，长期坚守。被蒙古军围攻既久之后，两城的守将屡次向南宋政府告急求援，权臣贾似道却始终不肯出兵救援。到咸淳九年，蒙古军增强了水陆兵力，截断江道，断绝了宋军外援，切断了襄阳和樊城间的交通，采用水陆夹攻办法，又用西域炮匠新造的大炮去攻打两城，在这年的正二月内，樊城、襄阳便相继为蒙古军攻破，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了蒙古。

咸淳十年（1274年）宋度宗死，恭帝立，政权仍操在贾似道手中。这年秋，蒙古丞相伯颜督率几路大军，水陆并进，向临安进军。其主力是舟师，由伯颜与阿朮率领，以吕文焕为前锋，由襄阳顺汉水而下，入于长江。南宋守将以战舰数千横列江面，迎战败绩，沿江的鄂、黄、蕲、江诸州相继陷落。

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贾似道在朝野舆论的压迫之下不得已出兵应战。他率领了诸路精兵13万人，还有大批装载金帛辎重的船只，舳舻衔接，百有余里。宋军在池州下游的丁家洲与蒙古军遭遇。蒙古军于长江两岸立炮射击，在长江中游则用“划车”数千艘，乘风直进。贾似道慑于敌军 来势之猛。未曾迎战即鸣锣退兵，13万大军一时溃散。

德祐二年，蒙古兵攻入临安，俘恭帝及谢、全两太后并宗室官吏而去。宰相陈宜中先已从城中逃出，遂与张世杰、陆秀夫等共同拥立益王昰于福州，是为端宗，后为蒙古兵所逼，逃往海中，死于硇洲（今广东雷州湾南海中）。文天祥、陆秀夫继立卫王昺为帝，流徙于南海中的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中）。1279年蒙古遣张弘范率水军追击。文天祥抗击蒙古军于潮阳，战败被俘，张世杰的水军也被蒙古军打败，崖山的薪水道路被切断，崖山人食干饮咸十余日，皆疲乏不能应战，于是陆秀夫负帝昺投海而死，南宋亡。

第四节　回鹘　壮族　大理

一　西迁后的回鹘

甘州回鹘、西州回鹘和哈喇汗王朝 　9世纪中叶，回鹘因内部矛盾及自然灾害，已日渐衰弱，及为黠戛斯击败，少部分移居唐的北部边境，绝大部分则分三支向西迁徙：一支西南至河西地区；一支西到天山东部地区；一支远移葱岭地区。

当时占有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南部的吐蕃，因赞普遇刺身亡，国内大乱，势力遽衰。各地纷纷起义，推翻吐蕃的统治。其中以张议潮节度的沙州归义军势力最强，领地盛时东接灵武，西尽伊州。塔里木盆地北沿的龟兹、焉耆、高昌（今吐鲁番），自9世纪初已进入回鹘的势力范围。南沿的于阗，也恢复了尉迟王家的统治。

进入河西地区的回鹘，经过与归义军及其他民族的反复争夺，9世纪末在甘州（今张掖）设立了稳固的牙帐，并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曾一度打败归义军张氏后裔张承奉建立的西汉金山国，扼制着中原和西域交往的孔道，且曾想与北宋连兵抗击西夏。到11世纪30年代，河西走廊被西夏攻占，甘州回鹘政权灭亡，河西地区的回鹘成为西夏的附庸。1227年蒙古灭西夏后，河西回鹘又归蒙古和元朝直接统治了。

迁往天山东部地区的一支回鹘主力，统一了原来就在这里的回鹘部众和西迁中分散出来的一些势力，在866年，以西州、北庭为中心，形成一个统一的政体，史称“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辖境在9世纪末扩展到龟兹、焉耆、伊州等地，都城设在高昌。11世纪初，乘西夏不断进攻甘州回鹘和沙州归义军之机，曾把势力一度扩张到酒泉。1125年辽为金灭，契丹贵族耶律 大石带领一支军队到中亚建立了西辽国，西州回鹘成了西辽的附庸。13世纪初，成吉思汗建立了大蒙古国。西州回鹘亦都护（即国王）听到这一消息，杀死西辽派来的“少监”，投奔成吉思汗，被当作成吉思汗的第五个儿子，受到蒙古的特别保护，西州回鹘也改称为畏兀儿。蒙古初期的文化和政治方面的一些制度，有好些是从畏兀儿人学来的。13世纪末，支持元朝的畏兀儿王国被蒙古察合台系的宗王攻灭。

迁往葱岭地区的回鹘，会同当地的突厥葛逻禄等部，在10世纪下半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哈喇汗王朝，地跨葱岭东西，实行游牧部族的双汗制，可汗分别驻八拉沙衮城和喀什噶尔（今喀什）。11世纪初，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喀什噶尔是东部汗国的都城和文化中心。与此同时，经过三十多年的战争之后，哈喇汗王朝终于灭亡了于阗尉迟氏王朝。于阗被纳入哈喇汗王朝的版图，语言、人种逐渐回鹘化。12世纪初期，东部哈喇汗王朝成为西辽的附庸。13世纪初与西辽同时灭亡。

10—13世纪回鹘社会经济的发展 　作为河西回鹘聚居地点的甘州地区，南跨青海，北控居延海，在绵亘数千里之内，水草丰美，极适合于畜牧业的发展。有些地方也宜于农耕。在8世纪内（唐朝中叶），从河西到西域的高昌等地，就已出现“闾阎相望，桑麻翳野”的情况。9世纪中叶迁徙到甘州和西州一带的回鹘人，大部分还从事畜牧生活，也有一部分人转变为农业居民，进行农业生产。在回鹘人徙居之后的高昌，仍然是地产五谷 [258] ，而且“厥土良沃，麦一岁再熟” [259] 。

据《梁书》和《南史》所载，6世纪时，高昌就以产白叠子（棉花）著名。回鹘人迁居其地之后，依然种植白叠 [260] 。

高昌的回鹘人用橐驼耕种土地 [261] 。还利用高昌城周围的水渠，“以溉田园，作水硙” [262] 。

由于畜牧业还很盛，西州又盛产马、橐驼、犛牛及其他兽类，回鹘人便用兽毛织为 狨 [263] 和罽 [264] 。高昌北庭的山中盛产碯砂，回鹘人便用来揉制 獐皮、野马皮，用以为靴。地产白叠，则用来织成白叠布和花蕊布。地有野蚕，则用来织为绵帛 [265] 。另外，还能制造各种不同名称的丝织品，如兜罗锦、注丝、熟绫等 [266] 。

高昌境内出产砺石，回鹘人把砺石锻为镔铁 [267] ；于阗和高昌都盛产葡萄，回鹘人“酿以为酒，甚美” [268] 。

甘州、西州和喀什噶尔从很早以来就已经是东西亚陆路交通要道上的咽喉之地，回鹘人移居其地之后，就又成为一个善于经商的民族。他们的足迹，西到波斯、印度，东到陕西、河南北、山东，特别是当时的政治中心汴京、燕京和辽的上京临潢府等地。

五代各朝和北宋政府所需要的战马，主要是从回鹘购买的。甘州、西州和于阗回鹘，每年都不只一次以进贡的名义送一些马匹到开封，五代或北宋政府“估直回赐”，实即付以价款。965年年初，甘州回鹘一次就贡入北宋政府“名马”1000匹，另有橐驼500只 [269] 。北宋政府还在陕西设有提举买马监牧司。北宋中叶，这个司每年买马的固定经费为银4万两、绢7.5万匹 [270] ，其中的大部分也是用以购买回鹘马匹的。

12世纪金朝统治了华北之后，金政府也时常用种种办法交换或购买回鹘的马匹 [271] 。

回鹘人也通过“朝贡”的名义或榷场互市，把白叠布，各种细毛织品如褐、斜褐、罽 等，貂鼠皮和野马皮，乳香、珠、玉、琥珀、玛瑙、碯砂、镔铁兵器等等，大量地出售于宋人、辽人和金人。辽的上京且特别建置了回鹘营作为回鹘商人的聚居之地。

回鹘人用上述的各类货物，从五代各朝和宋、辽、金的政府换取到大量的铜钱、白银和绢、帛、丝、茶等物。

西迁后的回鹘的文化 　回鹘在西迁以前使用的文字是古突厥文，信仰的宗教主要是摩尼教。在西迁后的初期，这种情况并未改变。但在西域整个地区，包括于阗和高昌在内，从很早以来就是佛教极盛行的地方，回鹘人 在徙居其地稍久之后，便逐渐有大批人改信佛教。与此同时，回鹘人也废弃了古突厥文，逐渐采用粟特字母，创制成一种今天称为古回鹘文的文字。

古回鹘文在当时使用的地区，曾经远达葱岭以西。到13世纪初，蒙古人向西发展到西域之前，已在畏兀儿人的带动下，采用了回鹘文的字母创制了蒙古文。可见古回鹘文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回鹘人在葱岭以西建立的哈喇汗国，地域邻近阿拉伯势力范围，所以他们首先改信伊斯兰教。10世纪的后半叶，伊斯兰教又随同哈喇汗国回鹘势力的向东发展而进入喀什噶尔，继而传入叶尔羌，又传入和阗。这时，在高昌回鹘所聚居的西域东部，还盛行着摩尼教和佛教。到13世纪初，据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载，当时西域除北庭、高昌等个别地区外，西迁的回鹘人已大都成为伊斯兰教徒了。

回鹘人改信伊斯兰教之后，他们用粟特字母所创制的古回鹘文字，也渐渐被阿拉伯的字母所排挤。这种变化，也是先从徙居葱岭以西的回鹘开始的。在喀什噶尔等地，是从11世纪开始部分地发生这种变化。

从11世纪后半叶到12世纪，哈喇汗王朝的文化发展到极盛时期。玉素甫•哈斯•哈吉甫所写的长篇叙事诗《福乐智慧》和马合木•可失合里用阿拉伯字母撰写的《突厥语辞汇》，都是出现在这一时期的有名的著作。

近代考古学家曾在吐鲁番发现了很多回鹘文的雕版印刷品，其中时间最早的，是13世纪初的印制品。在敦煌的一个洞窟中，还发现了一桶回鹘文的木刻活字，其刻制时间应在1300年前后。这些遗物确凿证明，至晚在12世纪，回鹘人已经掌握了刻版印刷的技术了。

从近代发现的回鹘人所造佛像和所绘壁画看来，回鹘人在西迁以后，其艺术发展趋势，是兼采东西文化的某些特点而熔于一炉的。

二　壮 族

壮族及其社会发展 　远在唐宋以前，壮族（即古僮族）人就聚居在现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广西、云南与越南交界处的一些地方。自唐至宋，一般称之为“西原蛮”或“广源蛮”，有时也泛称为“溪峒蛮”。到南宋时期才出现僮的称呼。在7、8、9三个世纪内，唐朝曾在这些地区先后设置了五十多个羁縻州县，任用壮族的首领为都督、刺史等官职，并世袭这些官职。这 里的贡赋和户籍，并不上缴或上报到唐的中央政府 [272] 。

在7、8、9三个世纪内，壮族社会已经进入奴隶制时代。柳宗元于9世纪初到柳州去做刺史，那时柳州的土俗是：“以男女相质，久之不得赎，尽没为奴。” [273] 当时的柳州居民，壮族实居多数，这里所说的柳州土俗，主要是壮族习俗。《旧唐书•地理志》还说，邕州每岁向唐政府贡奴婢，直到8世纪后期，唐朝才明令废除。

宋朝把岭南地区划分为广南东、西两路，壮族的主要聚居地在广南西路。广南西路的大部分地区，宋朝都设置了州县，进行直接统治，只是在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左右江流域和柳州四周之地，仍参用唐制，在那里设置了羁縻州、县、峒五十余所 [274] ，用当地的部落首领为知州、知县、知峒等，称为“土官”。到北宋中叶，宋政府明令规定，广西路诸州的知州一律改用武臣，并兼带“溪峒都巡检使”的名义。羁縻州境内的各级土宫，此后也多参用宋政府军队中的汉人将士。这说明，宋朝对壮族的统治，比之唐朝已大为加强了 [275] 。

直到12世纪，在壮族社会中还没有出现土地私有制。壮族的首领以及任各级土官的，称为“主户”，都有“养印田”和“荫免田”；平民称为“提陀”，计口给田，只有使用权而不得典卖，惟自行开荒之土田则归己有，可以传之子孙，称为“祖业口分田”。贵族、首领和“官典”，因为攻剽附近的部落居民以及“博买嫁娶所得”，各自拥有为数不等的奴隶，叫做“家奴”或“家丁”。奴隶主都依照奴隶数量而另外分得土地。家丁中年富力强、可以从事战斗的，叫做“田子甲”，“言耕其田而为之甲士也”。单是邕州的左右江一带，就有称为家丁的奴隶四万人，钦州境内为数也不少。家丁的“生杀予夺，尽出其酋”。他们必须按日把在陆上或水中的劳动所得供献给主人，每每是“为之力作终岁而不得一饱，为之效死战争而复加科敛” [276] 。

8—12世纪壮族的社会生产 　壮族人在其集中聚居的邕州左右江一带地区，至晚从8世纪以来就已栽种水稻和使用耕牛了。8世纪70年代，壮人曾不断武装起义，反抗唐政府的奴役。后为唐军所败，有二十多万人为唐军所围困或俘虏。唐政府为了缓和这一矛盾，就发给这些人耕牛种粮，令其各 还旧居 [277] 。可见在此以前，牛耕在此地区已相当普遍了。但是，根据南宋人的记载，在12世纪内，静江（今桂林）的汉族农民，“其耕也，先施人工踏犁，乃以牛平之。踏犁五日可当牛犁一日，又不若牛犁之深于土。问之，乃惜牛耳。牛自深广来，不耐苦作，桂人养之不得其道” [278] 。则其时其地壮族人的牛耕，也应与此情况相似。邕州和钦州的壮族贵族，主要的还是把奴隶使用在农业的劳动上面。而钦州等地，地气温暖，谷物极易生长。那里的农民虽用牛耕种，却极其粗放，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不耘不灌，任之于天，然而竟是“无月不种，无月不收” [279] 。广源州也是“土宜五谷，多种秧稻” [280] 。

居住在山区的壮人，进行农业生产比较困难，其生活资料的来源主要依靠打猎，因而居住很不固定。例如在宜州之南的抚水州，其所辖四县中的壮族人民，有的也种水田和捕鱼，但山居者则“虽有畲田，收谷粟甚少”，需要经常用药箭射生取鸟兽，及一地已尽，即转徙他处 [281] 。

居住在地形险厄的高山地带的，则是“刀耕火种，以为 粮” [282] 。

手工业方面：壮族地区少蚕桑，触处富有苎麻，洁白细薄，纤维特长。壮族妇女能耕善织。邕州左右江地方所出产的“白 ”和“ 子”，都是有名的特产。白 是“白质方纹，广幅大缕，似中都之线罗，而佳丽厚重，诚南方之上服”。 子则是选用苎麻纤维之尤其细而长者所织成的，“轻凉离汗”，最适合做夏衣。“有花纹者为花 。一端长四丈余，而重止数十钱。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以染真红，尤易著色。稍细者一端十余缗。” [283]

广西的梧州、藤州、桂州、融州等地，都产铁，当地人民冶铸的铁器，有很多是著名于时的。例如梧州的生铁最良，所制铁器既薄且轻，并能耐久，被称为“天下美材”。藤州的黄岗铁最易熔，用以“制剑，亦颇铦”。12世纪广西农民比较普遍使用的踏犁，都是当地铁工用当地所产的铁制作的 [284] 。冶铸制作这些器物的人，虽也包括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人在内，但其中为数最 多的是壮族人民。

除铁以外，壮族地区还出产黄金、丹砂和铜。“邕州溪峒”的金坑，所产多于诸郡。这里的金“不自矿出，自然融结于沙土之中，小者如麦麸，大者如豆，更大者如指面，皆谓之生金。峒官之家，以大斛盛金镇宅，博赛之戏，一掷以金一杓为注”。邕州右江溪峒的归德州大秀墟出产丹砂，名为金缠砂，大如箭镞，经火质重，每八斤可炼水银十斤。大秀墟还有一个出产“真汞”的丹穴，其色红粉，与水银之作白青色者殊异，其重亦倍于水银。邕州右江溪峒之外有一“蛮峒”，是产铜之地，“掘地数尺即有矿，故蛮人多用铜器” [285] 。

侬智高的反宋斗争 　11世纪内聚居在邕州左右江流域各羁縻州中的壮族人，以韦氏、黄氏、周氏、侬氏四大姓占最大多数。侬氏的聚居地中有一个广源州，是邕管的羁縻州之一。11世纪的40年代内，侬氏的首领侬智高，企图在岭南地区建立一个独立小王国。他利用当地的山泽之利，“招纳亡命”，聚积力量，向外发展。最初曾攻占了傥犹州，建国曰大历。及为交阯出兵所败，乃又派人向北宋政府献金银和驯象，并请求宋朝正式授以官职。宋廷以“智高叛交阯而来，恐疆埸生事，却而不受” [286] ，也未授以官职。于是他又积怨于宋。到40年代之末，他便集中力量，进攻宋的广南西路，企图“拔邕州，据广州以自王”。

1052年四月，侬智高率众5000，沿郁江东下，攻占了右江上游的一个重镇横山寨（今田东县平马镇），继即攻破邕州（今南宁），杀死其知州，在那里建立大南国 [287] ，自称仁惠皇帝，并建置官吏，“皆称中国官名”。这时候，宋朝在岭南各州县设置的武备非常薄弱，地方官吏不知所措，多弃城而遁。侬智高因此“所向得志”，相继攻破了横、贵、浔、梧、康、端等九州，所过杀官吏、焚府库甚众，不二旬便抵达广州城下。由于广州城内的守备力量比较坚强，侬智高围攻了五十多天未能攻下，他的战舰也被番禺县令萧注所募土丁及海上强壮所焚毁，遂于七月间解广州之围，向邕州撤退，途中又攻破贺（今广西贺州）、昭（今广西平乐县）、宾（今宾阳）等州，昭州民数千逃往山谷中避难，侬智高追至其地，放火把避难者一齐烧死。

1053年初，宋廷派遣狄青至广西镇压侬智高，狄青率诸道步骑兵两万人，出昆仑关，直趋邕州。侬智高悉众而出，拒战于归仁铺，其军队被宋军断 而为三，前后左右交击，大败。侬智高焚益州城（今云南昆明境），由合江口逃入大理国，被宋军俘获的侬智高的官兵有五十余人，并夺回了以前为侬智高所俘掠的人口万余。

自从侬智高反宋失败以后，宋的统治力量更加深入到壮族地区。宋廷所采用的是高压政策，其办法是：“以民官治理之，以兵官镇压之，以诸峒财力养官军，以民丁备招集驱使。” [288] 但是，由于汉人之往戍岭南和迁往壮族地区者日益加多，汉族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得以更多地传播到壮族地区，汉壮两族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联系也都得以进一步加强。

三　大理及其与宋朝的关系

9世纪晚期，建都在云南大和城的南诏，改国名为大礼。从此以后，它在广西和四川等地与唐朝交兵不已，使得唐朝感到极难招架。到后来，唐朝派驻桂林的军队，久戍思归，便在庞勋的领导下自动撤离防地北归。以这一批戍卒为核心，终至形成了一次亘时一年之久的反抗唐统治者的武装斗争。

10世纪初，大礼国的政权转入郑姓手中，改名大长和国 [289] 。30年代末，政权又转入段氏手中，改名为大理国。

北宋政权建立之后，“宋太祖鉴于唐之祸基于南诏，乃弃越巂诸郡，以大渡河为界”，使大理国既不能借臣属的名义随时对宋朝有所邀求，也不能对宋的西南边境随时进行侵扰 [290] 。但到太宗即位初年，其首领白万请求内附，宋廷册为云南八国都王。然此后仍“不通朝贡” [291] 。到1076年（宋神宗熙宁九年）大理曾派遣使臣向宋廷贡献方物。1116年（宋徽宗政和六年）又曾派人向宋廷贡马及麝香等。直到宋朝南渡之后，双方统治者之间仍然只是偶尔地发生类似这样的一些接触。

大理境内盛产马匹。北宋虽主要是向西北的回鹘、党项地区购买战马，但从神宗元丰年间起，就已在广西邕州设置了专管购买大理马的官吏。到南宋时候，西北买马之路不能通，宋政府便在邕州的横山寨和宜州两地都设置了专管买马的机构和吏员，以金、银、彩帛及诸色钱购买大理的马，每年定 额为3500匹 [292] 。

随着大理马而一同来至横山寨等博易场贸易的，还有云南地区所产的麝香、胡羊、长鸣鸡、披毡、云南刀及诸药物，汉族商人大都是用锦、缯、豹皮、文书及诸奇巧的手工艺品与之交易 [293] 。

第五节　元朝的统治和元末农民起义

一　元朝的建立

元朝的建立及其巩固统一的措施 　元世祖忽必烈至元9年（1271年）定国号为元，建立了元朝。至元九年，将在金中都东北修建的新城定名大都（即汗八里），作为元朝的都城。

元朝建立之前，蒙古已将势力伸入吐蕃地区。忽必烈在蒙哥汗即位的第三年（1253年）攻占大理，压服了云南其他地区各部落。元朝建立之后，忽必烈又在至元十三年（1276年）攻占临安，至元十六年（1279年）灭南宋，统一了全中国。

元朝的疆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唐所谓羁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赋役之，比于内地” [294] ，较之汉唐盛世，领土更加广阔。元朝政府除以今河北、山东、山西等地为“腹里”外，还设置了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等“行中书省”，简称“行省”或“省”

元朝政府的组织大都“遵用汉法”。在中央设中书省统领全国行政，枢密院管理军事，御史台负责监察。又设宣政院掌佛教，通政院掌驿站，此外还有翰林院、集贤院、太常礼仪院、太史院、太医院、将作院等机构。中书省设有右、左丞相，平章政事，右、左丞，参知政事；枢密院设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御史台设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等官职 [295] 。在地方设行中书省，行中书省以丞相或平章政事为长官，凡地方军政大事无不统领。行中书省下为路，路下为府，府下为州县。路、府、州、县皆设达鲁花赤（“监临 官”），掌管并督察辖区的行政。

元朝政府为了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在全国遍驻军队。“以蒙古军屯河、洛、山东，据天下腹心，汉军、探马赤军戍淮、江之南，以尽南海，而新附军（原南宋的军队）亦间厕焉” [296] 。此外，又有辽东的乣军、女真军、契丹军、高丽军、福建的畲军、云南的寸白军等，皆不出戍，称“乡兵”。为了加强对边远地区的统治，元世祖又封诸子为王，分别镇戍和林、云南、回回、畏吾、河西、辽东等地。各地驻军都设有屯田，据《经世大典•序录》统计，全国北至岭北、和林，南至海南、八番，共设屯田军122879户又56800人，所垦田土达177880顷。

元朝政府在全国设置驿站。驿站分陆站、水站，陆站用马、牛、车，水站用船。“汉地”由兵部统领，“北地”由通政院统领，并于各郡县冲要处所设脱脱禾孙之官，以监察驿政。据《元史•兵志》统计，全国共有站赤1383处 [297] 。与驿站相辅而行的有急递铺。元制：每10里、15里或20里设一急递铺，铺设铺兵5人，传递紧急的文书。驿站和急递铺的设置，不仅便于“通达边情，布宣号令”，还有利于全国的交通。史载当时“梯航毕达，海宇会同，元之天下，视前代所以为极盛” [298] 。

元朝政府在青藏地区设立了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其下又各设若干万户府，并在该地设置驿站，调查户口，征收赋税，屯戍军队。当时西藏地区的喇嘛教已经流行。蒙哥汗三年（1253年），喇嘛教萨迦派法王八思巴在开平会见忽必烈，忽必烈即位后尊八思巴为“国师”，至元七年又升号“帝师、大宝法王”。元朝政府所设的宣政院，其主要职责之一即是兼管青藏的政务，“遇吐蕃有事，则为分院往镇” [299] 。这都说明青藏地区在元朝已正式成为我国行政区划的一部分，其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是由元朝政府规定的。

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朝政府在云南设置行省，云南地区从南北朝以来的长期割据局面至此结束了。云南行省之下还设置了路、府、州、县，又设置若干军民总管府。元世祖派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统治云南，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开辟水田，“教民播种，为陂池以备水旱” [300] ，还把内地种桑、养蚕 的经验介绍过去，对云南地区的开发起了一些组织的作用 [301] 。

至正二十年（1360年），元朝政府又在澎湖设置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

元朝的对外关系 　元世祖时曾多次用兵侵入邻近国家，至元十一年（1274年）、十八年两次出兵日本，至元二十二年、二十五年两次出兵安南，至元二十年、二十四年两次出兵缅甸，至元十九年出兵占城，至元二十九年出兵爪哇。还与马八儿、马兰丹和苏木都剌等国保持了政治的联系。

元朝建立时，成吉思汗时期所奠定的横跨欧亚的蒙古国，除元以外，已逐渐分裂为钦察、察合台、窝阔台、伊利等独立的汗国，但元朝的皇帝在名义上仍是各汗国的大汗，彼此间还有一定的联系，忽必烈弟旭烈兀统治的伊利汗国，与元朝的关系更为密切。元朝与伊利汗国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使臣长期往来不绝，伊利汗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文化各方面都深受元朝的影响。

在元朝统治时期，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它的声誉远及于欧、亚、非三洲。西方各国的使节、商人、旅行家、传教士来中国的络绎于途。元世祖时，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曾经遍游中国各大城市，并且在元朝做官。在他所留下的游记中，对元朝的幅员广阔和工商业的繁盛作了生动、具体的描绘，激起西欧人对中国文明的向往。由于中外交通的频繁，中国人发明的罗盘、火药、印刷术经阿拉伯传入西欧，阿拉伯人的天文学、医学、算学知识也陆续传来中国。也里可温教（基督教的一支）开始在中国内地传布 [302] ，伊斯兰教的信徒和清真寺院更加增多了。当时还有不少中国人到达中亚、西亚和南洋等地，中国所造的巨大海舶已闻名于世。

二　元朝的社会经济

农业生产和土地占有关系 　在忽必烈统治时期，原来蒙古较落后的游牧经济，对北方地区仍有一定的影响。当时一部分农田曾继续被占为牧场。赵天麟上疏指出：“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 [303] 在山东的一些蒙古军官，也“据民田为牧地”，“畋游无度， 害稼病民” [304] 。蒙古统治者屡次向民间括马，仅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二十五年两次括马即达22万匹之多，还在一些地区下令不得把马和车用于拽碾耕作。

在元朝，有些农民再度沦于奴隶或农奴的命运。元朝的“驱口”或“驱丁”是主人的私产，主人对他可以任意买卖，实际上就是奴隶。元朝法律规定：主人杀死无罪驱口杖87，良人打杀他人驱口杖107，和私宰牛马的刑罚几乎相等。驱口除供家庭劳役外，有的从事农业，有的还自有土地。世祖、成宗时，池州路达鲁花赤别的因在大名、陈州等地买田二万亩，又买有马、牛、农具，督课奴隶二百余人为其耕作 [305] 。叙州安抚使张庭瑞，家有“奴婢千指”，共种“上田五千亩” [306] 。世祖攻占江南，元将阿里海牙把降民三千八百余家没为家奴，“岁责其租赋”，这些人虽然还是耕种自己的土地，实际上已成为阿里海牙的农奴 [307] 。

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后，曾把所辖的地区分封给诸王贵族领有，作为他们的食邑。诸王在其食邑内自置官吏，向所属民户横征贡役。后来蒙古统治者规定，由政府直接向诸王封区的民户征收丝绵等物，再转拨诸王位下，每五户征丝一斤，叫做“五户丝”，诸王除五户丝外不得滥征。但这种规定对王公贵族并没有什么约束力。这种落后的分封食邑的办法，使北方人民的负担更加沉重。

元朝统一前后，蒙古统治者在中原和江南地区高度发展的农业经济影响下，不得不放弃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开始重视农业，进行一些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

元世祖曾多次颁布诸王贵族不得因田猎践踏田亩和不得改田亩为牧场的禁令。他在给南宋降将高达的诏书中指出要“使百姓安业力农” [308] 。为了巩固统治，恢复农业生产，元世祖在中统二年（1261年）设立劝农司，至元七年（1270年）设立司农司（不久更名大司农司），大力提倡垦殖。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朝政府向所属各州县颁行《农桑辑要》一书，在这部书中，“蚕桑之术，畜孳之方，天时地利之所宜，莫不毕具”。《农桑辑要》颁行后，号 称为“利布四方，灼有明效” [309] 。

元朝初年，北方农民成立了一种“锄社”。“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助之”，往往“苗无荒秽，岁皆丰熟” [310] 。至元七年（1270年），元朝政府也下令在汉地立社。规定50家为一社，以“年高通晓农事有兼丁者”为社长。社长组织本社居民垦荒耕作，修治河渠，经营副业。元朝政府也通过村社组织监视农民，禁止农民集会结社，向农民宣传要服从蒙古的统治 [311] 。这种“村社”制度，以后遍行南北各地，与里甲制度并行，成为元朝统治和剥削农民的农村基层组织，但在鼓励农业生产方面也起了一些作用。

元朝政府又设都水监和河渠司掌管水利。世祖至元九年（1272年）、二十五年（1288年）、成宗大德三年（1299年）先后修治了黄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凿山东会通河，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凿北京通惠河，又治淀山湖“以兴三吴之利”，修泾渠“以溉关中之田”，在兴修水利上也取得一定的成绩 [312] 。

在蒙古贵族的征服战争中，受到严重破坏的是北方的农业，江南的农业一直没有遭受大的破坏。元世祖时，北方的农业也日益恢复，“民间垦辟种艺之业，增前数倍” [313] ，其他如岭北、云南等地的屯田也有显著的推广。据《元史•食货志》所载垦田数，江浙省官、民田995081顷，河南省官、民田已达1180769顷。全国户口除边远和“山泽溪洞之民”外，共有民户11633281户，53654337人 [314] 。这都说明当时的社会比较安定，农业生产比以前也有了相对的恢复和发展。

元朝的土地分为官田和私田两种。私田是蒙古贵族、汉族地主和一部分自耕农民私人占有的土地。官田是政府掌有的土地，在北方主要是金朝屯田军遗留的田土，南方则包括南宋的入官田、内府庄田和贾似道当权时掠夺民田而设置的公田。元朝统一后，把这些官田的一部分作为军事屯田，一部分作为官吏的职田，一部分赏赐寺院的僧侣，一部分赐给蒙古王公贵族，剩余的由政府直接招人耕种。这些官、民田地的绝大部分都以佃耕的方式 出租给农民。从驱使较大量的驱丁为其耕作到采取佃耕办法以剥削农民的地租，从早期的领受食邑到获得大批赏赐的官田，是蒙古贵族在剥削方式上的重大改变。

土地集中的现象非常突出。蒙古贵族都广占田土，“诸赐田者”往往在各地“驰驿征租” [315] 。在北方，占地四顷以上的地主有很大数量，“其军、站户富者，至有田亩连阡陌，家资累巨万，丁队列什伍” [316] 。在江南，“富户每有田地，其余的百姓每无田地”，富户之中，“一年有收三二十万租子的，占着三二千户佃户”。《元史•武宗纪》也记载：“富室有蔽占王民奴使之者，动辄百千家，有多至万家者”，而江浙寺院所占佃户竟达50万家。元朝灭宋时，许多汉族的官僚地主乘势侵占农民的土地，范文虎在湖州、南浔一带强占了大量膏腴的田土，以海运起家的张瑄、朱清更是“田园宅馆遍天下，库藏仓庾相望” [317] ，一般在职的官吏也纷纷夺占百姓的田产。

广大的佃户在地主奴役下长期过着贫困的生活。苛重的地租使得元朝政府也不得不屡次下诏嘱地主减免。在某些地区，南宋以来曾经发生过的地主干预佃户婚姻、任意奴役佃户子女，甚至把佃户随田转卖的现象仍然严重存在 [318] 。元律规定，主人打死佃户只杖一百七，可见当时佃户地位的低下，他们对田主的人身依附是很强烈的。

自耕农民的生活也很痛苦。元朝政府把所属人户分为民户、站户、军户、铁冶户、打捕户等等，他们都各自负担特殊的差役。很多人一被签发为军户或站户，在繁重的差役之下，往往破家流亡，成为佃户或流民。

一般民户的赋税和差役南北不同，但都很沉重。在北方，有“税粮”和“科差”，税粮又有丁税和地税的分别，其中主要是丁税，又叫“丁石”。世祖时，“淮北内地，惟输丁税” [319] 。科差又分为“丝料”和“包银”两种，最初“丝料”是规定每两户科丝一斤，“输于官”，每五户科丝一斤，“输于本位下”。又规定每户交纳“包银”四两，以后征收的数额又因时因地而有所变化。在南方，赋税制度沿用南宋的两税法，主要是“税随地出”，秋税征粮，夏税征木绵、布、绢、丝绵等物。元代税粮总数为1200余万石，约有1/3出于江南。

手工业和商业 　随着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元朝的手工业也在前代 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发展。元朝的江南地区已盛种棉花，北方陕甘一带从西域传来了新的棉种。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元朝政府设置了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省木绵提举司，年征木绵十万匹 [320] ，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始定江南夏税折征木绵等物，这都反映了棉织业在江南已有普遍的推广。

成宗大德时，松江人黄道婆从黎族地区带来了先进的棉纺技术和工具，从此松江有了轧车和弹弓。松江乌泥泾的妇女以棉织业为副业的有一千余家，所织棉布，已成为名扬远近的商品 [321] 。

江南地区的丝织业主要是农民的家庭副业，也有专门以机织为生的机户。杭州城内，已经出现了拥有四五架织机、雇工十余人的丝织业手工作坊。作坊内的雇工除领取工资外还要“衣食于主人” [322] 。

窝阔台统治时，在弘州（今河北阳原）、荨麻林（今河北万全西北）两地有三千三百余户西域的回回工匠，他们带来了织造“纳失失”的技术 [323] 。纳失失是一种金绮，由金线织成，上贴大小明珠。这些回回工匠在传播新的丝织技术方面作出了贡献。

元朝政府很重视手工业，为了满足蒙古贵族的消费和供应官府的急需，在大都及其附近设置了各种管理手工业和官营的手工业作坊的机构，如诸色人匠总管府、提举司和各种局院，其中有毡局、银局、染局、绣局、纳失失局、毛缎局、罗局、镔铁局、玛瑙玉局等等，以后又分别在大都、上都、涿州、建康、平江、杭州等地设立织造局。在这些局院内劳作的官工匠叫做“匠户”，匠户系从民间搜括而来。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年）“籍江南民为工匠凡三十万，选有艺业者仅十余万户，余悉奏还为民” [324] 。至元十六年（1279年），在北方括匠达42万人，立局院70余所 [325] 。匠户皆掌握专门的手工艺技术，子孙世袭，由政府给予一定的口粮，被长期“鸠聚”在官营手工作坊或工场内工作，经常受到官吏的鞭笞和奴役，昼夜不得休息，又不能自由离开或改业。这种情况不仅阻碍了当时私营手工业的发展，使官营手工业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元朝的商业极为繁荣。这与全国的统一、农业和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海运和漕运的沟通、纸币交钞的发行都有紧密的关系。元世祖时用桑皮纸印造“中统元宝交钞”，交钞的使用已通行于全国各地。当时的大都、杭州、泉州都是闻名于世的大商业都市。大都城内经常流通的商品有粮食、茶、盐、酒、绸缎和珠宝。在这里有米市、铁市、皮帽市、马牛市、骆驼市、珠子市和沙剌（珊瑚）市等。泉州是对外贸易的商港，金、银、瓷器、丝绸等出口的商品，和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等进口的商品都在这里集散或起运。当时指示航行的灯塔——六胜塔，至今还在泉州完整保存下来。

在国内外各地经营商业或举放高利贷的大多是回回商人，他们在“斡脱”名义下，持有元朝皇家颁给的制书和驿券，不服差役，不纳商税，不受河闸关税的限制，横行无忌。另一部分蒙古贵族、寺院僧侣和汉族官僚地主也都“开张店铺作大买卖”，或专盐酒之利 [326] ，还有人“以下蕃买卖致巨富”。如泉州巨商佛莲有海船80艘、珍珠130石，张瑄和朱清更是“巨艘大舶交番夷中”。

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朝政府以钞二万锭赴和林贸易，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又以新钞11.06万锭，银1593锭、金百两付给江南各省“与民互市”。元朝政府还在泉州、杭州设市舶都转运司，“官自具船给本，选人入番贸易诸货” [327] 。这样较大规模的从事贸易活动，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在当时，商税也成为政府一项重要的收入，元朝商税的名目多至三十余种，而且随着钞价的下跌而日日上升。从世祖至元至文宗天历之间，政府所增的商税不啻百倍，官僚地主和富商大贾有免税的特权，受害的都是小商民。

三　元代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 　元世祖至元时，把居住在当时中国境内的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蒙古人，包括原来蒙古各部的人：第二等是色目人，包括西夏、回回、西域以至留居中国的一部分欧洲人；第三等是汉人，包括原来金统治下的汉人、女真人、契丹人以及四川、云南地区的居民；第四等是南人，指最后被元朝征服的南宋统治区居民。元统治者把色目人列为第二等，是要使他们成为蒙古贵族统治的助手。把汉族分为汉人和南人，则是为了 要分化汉族人民，削弱他们的反抗力。

元朝政府采取各种方法来固定这些民族的等级。在统治机构中：长官和掌权的官吏都是蒙古人或色目人，其次才是汉人，而南人很少担任高官。地方的监临官达鲁花赤一般也由蒙古人担任，并规定色目人作同知，汉人作总管，同知、总管彼此互相牵制，都要服从达鲁花赤的指挥 [328] 。在军队组织上：有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和新附军的区别。出兵时各军参差调用，而以蒙古军为主力，军权都掌握在蒙古军帅的手中。在刑法上：规定蒙古人、色目人和汉人分属不同的机关审理，蒙古人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蒙古人打死汉人只流放北边充军。又规定汉人、南人不得聚众畋猎和迎神赛会，不得执弓矢，甚至连养狗、养鹊鸟都不许可 [329] 。在征敛方面：如括马，蒙古人不取，色目人取1/3，汉人、南人则全取。此外，在《元典章》中记录的很多法令，都是针对汉人、南人制定的，并且指出蒙古人不受这些法令的约束。

但是这种民族歧视的政策对于某些投靠蒙古统治者的汉族大地主是不适用的。元朝的法令禁止汉人执弓矢，元世祖却对汉官汪惟和说：“汝家不与它汉人比，弓矢不汝禁也，任汝执之。” [330] 有些很早就投靠蒙古统治者的汉族地主，如大兴史氏、易州张氏、真定董氏等，在元朝的地位和待遇都与蒙古贵族相差无几。相反的，许多蒙古族的下层人民也没有享受到所谓统治民族的特权。草原上的蒙古牧民，在繁重的军役和租赋剥削之下日趋贫困，甚至破产流亡。到了元朝中叶，常有大批蒙古族贫民流亡到大都、通州、漷州等地，有的被卖到汉、回之家作奴婢 [331] 。

对汉族地主的笼络 　元世祖在即位之前，即在开平金莲川设立幕府，笼络原来金朝的地主士大夫。当时著名的学者刘秉忠、赵璧、姚枢、许衡等人，都向他介绍了一套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经验和理论。到世祖即位后，更积极标榜文治，学习汉法，任用刘秉忠、姚枢、许衡、郭守敬等定朝仪、治礼乐、设学校、建官制、奖励农桑、兴修水利，又命令一批蒙古国子生跟从许衡等学习程朱的理学。元世祖的这些政策，曾经遭受到一部分蒙古王公贵族的反对，认为他违背了蒙古的“旧俗” [332] 。但是既要统治汉地，就不能不任用汉人，接受汉法，这是当时某些蒙古贵族所不能理解的。

元世祖也笼络了一批汉人和女真将领，如张弘范、李庭、刘国杰等人，帮助他进攻南宋和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蒙古贵族乃颜的叛乱就是在汉将领导下，用汉人组成的步军平定的 [333] 。在出征南宋的过程中，他又先后招降了南宋的将领刘整、吕文焕、范文虎等人，使他们成为蒙古军作战的前锋。为了进一步得到汉族地主的支持和拥护，元世祖更采用了招抚和“安业力农”的政策，使更多的汉族官僚地主归附了元朝。

元朝的统治机构虽然也用汉人，但政权主要掌握在蒙古贵族的手中。蒙古贵族信任回回人，派他们经商理财，又信任上层的喇嘛僧，这些人与蒙古贵族和汉族地主，共同加强了对各族人民的统治。在元朝，蒙汉统治阶级之间的民族隔阂始终是存在的，但他们在阶级的利害上取得了一致性。有些汉族地主在蒙古贵族的保护之下，“广占农地，驱役佃户，无爵邑而有封君之贵，无印节而有官府之权：恣纵妄为，靡所不至” [334] 。有的人投充在蒙古王公帐下，成为王府的帮闲，有的人更摇身为佐贰杂职或蒙古官吏的幕僚。在元朝官僚地主吕师孟等人的墓葬中，有大量精巧的金玉饰物出土，吕墓中还埋有金条7根、金器3件、金带12条，这些豪华的随葬品，反映了他们生前的奢侈生活和对人民残酷的剥削。

各地人民反抗蒙古统治者的斗争 　在元朝的统治下，各族人民受到民族和阶级的双重压迫，不断起来反抗。

在北方，蒙古的统治比较巩固，汉人以秘密组织形式进行反抗活动。世祖至元十九年（1282年），大都人民在千户王著和高和尚的领导下，锤死残酷害民的回回官僚阿合马，并声称要杀蒙古人和回回人。这次事件就是在秘密结社的组织下发动起来的 [335] 。

元朝政府曾一度把一些秘密结社改变为公开的组织，使他们的活动符合统治者的利益。成宗大德时，平阴女子刘金莲宣传所谓“妖术”，“所至官为建立神堂” [336] 。但不久元朝政府又对农民结社采取镇压的办法。武宗至大时，赵万儿在黄州、南阳、归德、汝州、汴州各地以“妖言”聚众，元朝政府派人严行搜捕，万儿被害。史载万儿的基本群众都是农民和小商人 [337] 。武宗以后，元朝政府对秘密会社更加强了镇压，但农民始终利用秘密结社的组织 在各地坚持反元的斗争。

在南方，反元的武装起义更是前仆后继。从至元十七年（1280年）到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之间，漳州陈吊眼、许夫人，福州林天成，南康杜可用，廉州霍公明、郑仲龙以及福建的黄华，四川的赵和尚都先后起兵，建号称王。起义的主力最初聚集在福建，以后蔓延到各行省，以至“荆湖闽广之间，兵兴无宁岁” [338] 。

起义的首领大都是南宋抗战将领张世杰的旧部，有的与文天祥有过联系，他们多以恢复南宋为号召。起义的群众除农民外，还有一部分“豪富”以及被元朝改编的新附军，除汉族外，还有畲族和其他各民族，他们主要是在民族压迫下举起反抗旗帜的。

元朝政府一面派兵镇压各支起义军，一面更加强了对江南人民的搜括。为了发动对日本、安南、爪哇的战争，先后在江南括马、造船、拘水手，而回回官吏的暴敛，蒙古驻军的劫掠，更引起人民的愤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起义的地区共达四百余处，湖广、云贵等地的彝、壮、瑶、苗各族都起来反抗。其中福建循州钟明亮的起义军，较之过去黄华的声势更为壮大 [339] 。

由于这些起义军过于分散，彼此缺乏联系，又没有有力的领导，所以，终于被元统治者分别镇压下去。但是他们使元朝在南方的统治极不稳定，同时也牵掣了元朝政府的兵力，使得元统治者奴役安南、日本人民的愿望不能得逞。

四　元末农民大起义

元朝后期民族和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 　元朝后期，土地高度集中，许多蒙古贵族已成为大地主，各自占有大量的田土。泰定帝也孙铁木儿在其即位以前，曾献给政府7000顷土地。顺帝时，公主奴伦陪嫁的土地由政府转拨给大臣伯颜的也有5000顷。献纳和拨给的土地尚如此之多，占田的实际数量当然更多。元朝皇帝为了笼络蒙古王公，一登帝位，就把金银和田土分赐给他们。元世祖时，政府赐给大臣田一次不过百顷，以后增至千顷、万顷。以前赐田多在北方，后来更转向江南苏州等膏腴之区了。

大部分蒙古贵族把从农民那里收夺来的土地，再以苛刻的条件租给农 民，用租佃的方法进行剥削。武宗时，“近幸”为人请田1230顷，每年收租50万石，平均每亩要收4石 [340] ，这样苛重的剥削，必然要陷农民于死地。淮南王的家人也在扬州广占田土，时常派人纵骑至各乡“索债征租，驱迫农民，剽掠麦禾” [341] 。文宗时，大臣燕帖木儿请求皇帝把苏州一带的官田包租给他的兄弟和女婿，再由他们转租给农民。

汉族地主兼并之风与日俱增。福建崇安县有田税人户共450家，纳粮6000石，其中50大家即纳粮5000石，占全县纳税户1/9的地主大户，竟占有5/6的土地 [342] 。在江南地区，田主除向佃户征租外，还随意向佃户征收丝料，勒派附加粮，甚至迫使佃户代服差徭。有的地主还用飞洒、诡寄等办法躲避差役，赋役不均的现象非常严重，其结果是“大家收谷岁至数百万斛，而小民皆无盖藏” [343] 。在北方地区，由于赋役不均，也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 [344] 。

元朝初年，政府曾屡次命令地主减租，以后这种禁令也废止了。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又下令在两淮、江南“核实田亩”，但地主买通官府，隐匿田产，而官吏又欲借此以“多括为功”，结果把两淮地区由农民耕作的沙碱土地，也作熟地充数。“苛急烦扰”，民不堪命，激起了江西等地农民反对括田增租的斗争。

武宗（1308—1311年）以后，历仁宗（1312—1320年）、英宗（1321—1323年）以至泰定帝（1324—1328年），元朝的政治日趋腐朽。从武宗至大元年（1308年）至顺帝元统元年（1333年）二十五年间，换了八个皇帝。由于争夺帝位，蒙古贵族之间长期相互倾轧，往往演成内战。这时，国家军政大权已经转移到握有实力的蒙古、色目大臣之手。

在最高统治集团中，奢侈腐化成为风气。蒙古皇室和元朝政府把每年搜括来的民脂民膏，大部分用于无节制的岁赐和“作佛事”。武宗时，政府年入钞280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就用掉820余万锭。仁宗即位后支出更达2000万锭，其中大部分用于赏赐蒙古贵族 [345] 。武宗时，用在敬神、修寺等宗教活动上的开支，一度高达政府全部收入的2/3。据仁宗延祐四年（1317 年）宣徽院统计，仅供佛饮食一项，该年共用面43.95万斤，油7.9万斤，蜜2.73万斤，每日宰羊至万头。英宗以后诸帝更是贪财好货，掠夺无厌。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经常支绌，以致“朝廷未尝有一日之储”。元朝统治者要弥补亏空，只有加重税收，滥发纸币，而人民所受的剥削也愈重。

元朝末期，贪污剥削愈来愈严重。政府卖官鬻爵，贿赂公行。官吏敛括的花样无奇不有。“所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 [346] ，甚至连肃政廉访官吏也是“所至州县，各带库子检钞秤银，殆同市道” [347] 。

到了顺帝时，一切腐败现象达到极点，蒙古贵族和喇嘛僧的跋扈，官吏的贪污，地主豪强的专横，与日俱增。以顺帝为首的蒙古王室，也是“丑声秽行，著闻于外”。元朝的统治已经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和残酷的贪污剥削平行，又接连出现严重的天灾。元统元年（1333年）京畿大雨，饥民达40余万。二年江浙被灾，饥民多至59万，至元三年（1337年） [348] ，江浙又灾，饥民40余万。至正四年（1344年）黄河连决3次，饥民遍野。在天灾人祸的迫害下，农民成群地离开土地，武装起义相挺而起。

早在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赵丑厮、郭菩萨的起义，提出了“弥勒佛当有天下”的口号，揭开了元末农民起义的序幕。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又有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的起义，称“定光佛出世”。同年又有河南棒胡的起义，棒胡烧香聚众，起义者“举弥勒小旗”。至元四年，彭和尚、周子旺在袁州起义，起义农民五千余人，“背心皆书佛字”。到了至正初，小规模起义已遍及全国，仅京南一带的起义即达三百余起 [349] 。

举行起义的农民多是汉人、南人，因此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南人更加仇视。伯颜等人曾提出了要杀绝汉人张、王、刘、李、赵五姓的主张，同时又重申汉人不得执兵器，不得执寸铁，并且下今北人殴打南人不许还报等。这些禁令的实施，更激发了反抗的火焰。

反抗蒙古统治者的各种各样的民谣到处传播。刘福通以“贫极江南，富夸塞北”为号召。当时有人说：“塔儿白，北人是主南是客。塔儿红，南人来 做主人翁。”又说：“天雨线，民起怨，中原地，事必变。” [350] 这些民谣都强烈地反映了当时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元末红巾军大起义正是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总爆发，而更主要是阶级矛盾。

“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这是至正十年（1350年）普遍流行于黄河灾区的一个民谣 [351] 。到顺帝至正十一年，果然因为挑动黄河，天下反了。这一年，元朝政府命工部尚书贾鲁发汴梁、大名等13路农民共15万人修治黄河，同时又派兵沿黄河镇压。就是这些黄河工地上服役的农民，点燃了红巾军起义的导火线。红巾起义爆发以后，一时“贫者从乱如归”，不出数月，黄河长江两淮之间，到处揭起起义的旗帜。

红巾军大起义 　至正十一年（1351年）爆发的红巾军大起义，主要分为两支，一支起于颍州，领导人是刘福通，一支起于蕲、黄，领导人是徐寿辉、彭莹玉（即彭和尚）。

同年五月，刘福通率领农民军攻下颍州。刘福通长期以来即以白莲教组织农民进行反元斗争。他最初在永年推韩山童为首，称韩为宋徽宗八世孙，“河、淮、襄、陕之民，翕然从之”。不料事机泄露，韩山童被捕，其子韩林儿逃至武安，刘福通即来颍州，攻下朱皋，在朱皋开仓赈济贫民，“从者数十万”。以后又相继占领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

八月，徐寿辉、彭莹玉攻下蕲州。彭莹玉是袁州“庄民家子”，自幼出家，以清泉为人治病，袁民“事之如神”。他长期利用白莲教组织农民起义。至元四年（1338年）起义失败，逃匿淮西，淮民“争庇之” [352] 。至此彭莹玉又推布贩徐寿辉为首，在蕲、黄起义，建元治平，国号天完，很快便占领了武昌、安陆、沔阳、江州、饶州各地。

这两支农民军头裹红巾，称为红巾军或红军，他们都信奉弥勒佛，烧香聚众，又称“香军”。此外，以红军为号的还有萧县芝麻李，南阳布王三，荆、樊孟海马，濠州郭子兴，“两淮、丰、沛、许、汝、荆、汉”的农民都起来响应。

红巾军的基本群众都是贫苦的农民。叶子奇说当时“人物贫富不均，多乐从乱” [353] 。朱元璋也说濠州地区，“民弃农业执刃器趋凶者万余人” [354] 。农民起兵抗元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元末社会的贫富不均，但也由于蒙古统治者 的民族压迫所造成。

与红巾军起义同时，又有至正八年（1348年）浙东方国珍和至正十三年（1353年）泰州张士诚的起义。方国珍出身佃农，传说他因杀收租的地主而逃命海上 [355] 。张士诚以操舟运盐为业，因卖盐于富家，“富家不给值”，遂率众起兵。他们所领导的反元斗争，都牵制了元朝的军力，壮大了红巾军的声势。

当红巾军以燎原之势向四面八方发展之时，元朝政府派遣御史大夫也先不花前往镇压。也先不花率军30万进驻沙河，企图一举扑灭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但慑于红巾军的声威，元军夜惊，尽弃军资器械逃走。元朝政府又派丞相脱脱率军攻徐州芝麻李，元军会集徐州，这就使红巾军的两支主力得到发展的机会。

至正十二年（1352年），徐寿辉、彭莹玉领导的红巾军攻占了杭州。他们在杭州等地，纪律严明，不淫不杀，只把归附的人登名于户籍 [356] ，得到人民的拥护，队伍很快便增加到百万人。

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也在战斗中壮大起来。至正十四年（1354年），元顺帝把脱脱解职，脱脱统率的“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很多人都投入红巾军，刘福通的声势日盛 [357] 。至正十五年（1355年）刘福通奉韩林儿在亳州称帝，改元龙凤，国号大宋，中原各地的红巾军都接受了大宋的领导。

至正十七年（1357年），刘福通分兵三路伐元。东路由毛贵率领，扫荡了山东、河北等地的元军，直抵柳林、枣庄，离大都不过百余里。在大都的蒙古贵族都纷纷建议北逃。但红巾军在河北中部遇到元朝援军的阻击，又撤回山东。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等率领，攻绛州，入保定路，折经大同，直趋塞北。至正十八年（1358年）十二月，这支起义军攻占了上都，烧毁了“富夸塞北”的蒙古宫阙，旋即转战辽东各地。西路由李喜喜、白不信等率领，由荆、樊出武关，进攻长安。李喜喜入四川，余部又攻占了甘肃、宁夏等地。与三路进军同时，刘福通也攻占汴梁，并以汴梁为都，于是“造宫阙，易正朔，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连结” [358] 。正如红巾军檄文所说：“慨念生民，久陷于胡，倡义举兵，恢复中原，东逾齐鲁，西出函秦， 南过闽广，北抵幽燕，悉皆款附，如饥者之得膏粱，病者之遇药石” [359] ，红巾军的反元斗争至此已达到高潮。

以毛贵为首的红巾军在山东等地，甚得民心，有的人把得到的衣粮分与贫民，凡无罪而被掠者一律放还。“又于莱州立三百六十屯田，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车百辆以挽运粮储，官、民田只十取其二分。” [360] 又立“宾兴院”罗致人才。

为了解除红巾军的威胁，元朝政府宣告免除南人、北人的界限，凡起兵镇压红巾军的人都给以万户、千户、百户的爵赏。元朝政府还赐方国珍、张士诚龙衣、御酒，给以官号，收买他们为蒙古统治者效力。方国珍、张士诚接受了元朝的官号，转而与红巾军为敌。至正十二年（1352年），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起兵进攻红巾军，“所在义士俱将兵来会”。同年，答失八都鲁也“招募襄阳官吏及土豪避兵者”，北上袭击亳州 [361] 。答失八都鲁的军队于至正十六年（1356年）被刘福通歼灭，但察罕帖木儿得到元朝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军容日盛。至正十八年（1358年），察罕帖木儿以兵分镇关陕、荆州、河洛、江淮四地，又以重兵屯太行，成为红巾军最凶恶的敌人。

汉族地主阶级在农民起义的过程中，一部分人始终对元效忠，坚决与农民为敌。他们要“竭忠以报国家” [362] 。另一部分人则不愿向元效忠，结寨自保，观变待机。但这些人实际上与元统治者也是站在一起的。也有一小部分人参加了农民军，这是由于汉族地主与蒙古统治者之间还存在着民族的矛盾，有的人则是迫于农民军的威力。

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经过多次血战，许多地区得而复失，彭莹玉也在战斗中牺牲 [363] 。以后徐寿辉又派部将明玉珍攻取四川，四川和云南一部分地区也被红巾军控制。至正二十年（1360年），徐寿辉为其部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作了皇帝，国号大汉。明玉珍不服陈友谅的领导，不久也在四川自立，国号大夏。

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逐渐处于不利的形势。北伐的三路大军在事前并无精密的布置，军令既不统一，彼此间也缺乏联系。关先生、破头潘和李喜喜的军队始终在各地流动作战，没有巩固的根据地，前方胜利，后方又遭到 敌人的攻击。至正十九年（1359年），察罕帖木儿攻占汴梁，韩林儿、刘福通撤兵走安丰。这时，驻守山东的毛贵被部属赵君用所杀，察罕帖木儿乘机进迫山东，山东各城亦被察罕占领。山东一失，安丰的屏藩就被撤除了。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围安丰，城破，刘福通遇难。

刘福通、韩林儿领导的红巾军虽然失败，但是在反元斗争中，前后13年，“大小数百战” [364] ，给予蒙古贵族和汉族官僚地主致命的打击，已从根本上摧毁了蒙古的统治。

朱元璋的起义和元朝的灭亡 　当红巾军正在和元军主力进行艰苦斗争的时候，朱元璋开始独树一帜，逐渐发展了自己的势力。

朱元璋，濠州钟离人，出身于一个贫农家庭，小时候作过和尚，至正十二年（1352年）参加濠州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至正十四年（1354年），他奉命南略定远，招降驴牌寨壮丁3000人，又夜袭元军于横涧山，收精兵2万，随即进占滁州。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进兵和阳，渡江攻下太平、溧水、溧阳等地。这时，韩林儿在亳称帝，他接受了韩林儿的官职、封号，军队皆以红巾裹头，亦称香军 [365] 。朱元璋军纪严明，又知人善任，文士如冯国胜、李善长等都为他出谋划策，勇猛善战的常遇春、胡大海也都来投奔他。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占领建康，成为红巾军内部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从至正十六年至十九年间（1356—1359年），朱元璋以建康为根据地，不断向外扩充势力。这时，在他北面是韩林儿、刘福通，西面是徐寿辉，东面是张士诚，唯有皖南、浙东一部分地区驻守的元兵势力较弱。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派徐达、常遇春、胡大海分别攻占宁国、徽州、池州等地，次年又亲自率兵攻克婺州。至正十九年（1359年）继续攻占衢州、处州，皖南以及浙东的东南部地区。

至正二十年（1360年），朱元璋罗致了浙东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刘基、宋濂、叶琛、章溢等人，特别是刘基、宋濂在朱元璋的开创事业中起了显著的作用。从此朱元璋进一步取得东南地主阶级的支持，巩固了他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朱元璋也注意恢复农业生产的工作。至正十八年（1358年），他以康茂才为都水营田使，在各地兴筑堤防，兴修水利，预防旱涝，经营农田。又设管理民兵万户府，仿古代寓兵于农之意，选拔强壮农民，使其“农时则耕， 闲则练习”，还屡次蠲免田赋 [366] 。这些措施收到一定的成效，在他统治的地区，农民生活比较安定，军粮也有充足的供应。

在朱元璋占领浙东等地时，韩林儿、刘福通所领导的红巾军正遭遇到察罕帖木儿等地主武装的袭击，徐寿辉又为部将陈友谅所杀。陈友谅力量虽强，但“将士离心”，“政令不一”，明玉珍也只是割据四川，偏安一隅。占据苏州的张士诚和浙东庆元的方国珍，早已归附了元朝。他们在所辖地区之内只知霸占田产，奴役佃户，腐化享乐，不关心人民疾苦，因而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这种形势极有利于朱元璋的发展。

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率军攻占太平，直人建康，在江东桥为朱元璋所败。朱元璋复率军反攻，先后攻克饶州、安庆、洪都等地。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陈友谅与朱元璋会战于鄱阳湖，友谅中矢死，全军大败。第二年，其子陈理投降，至此，朱元璋解除了西方最大的威胁。

至正二十五年（1365年），朱元璋把兵锋转向苏州张士诚。他采取了“翦其肘翼”的军事部署，派将攻占久被张士诚控制的高邮、淮安等地，一面又东向湖州、嘉兴和杭州，歼灭张士诚军的主力，然后进围苏州。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九月，苏州城破，张土诚被俘自缢而死，三吴平定。据守庆元、温、台一带的方国珍也遣使归降。同年，又分别派将攻取广东、福建，朱元璋已奄有东南半壁。

进攻张士诚时，朱元璋在檄文中已公开骂白莲教是“妖术”，诬蔑红巾军“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冬，他派人在瓜步杀了韩林儿。

朱元璋既打败江南的各个割据势力，更积极准备北上伐元。此时，蒙古统治者更加腐化堕落，元顺帝信任喇嘛僧，朝夕逸乐，宫廷的政变不断发生，军力也一蹶不振，只有倚靠扩廓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等人的地主武装支持残局。扩廓帖木儿守河南，孛罗帖木儿守大同，李思齐、张良弼等守关中，他们彼此连年交兵，到处掠夺屠杀，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决意北伐。在宋濂等人草拟的一篇声讨元朝的檄文中，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和“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 [367] 。檄文中责备扩廓、李思齐等“假元号以济私，持有众以要君”，指出这些人相互吞并是人民的巨害。同时更指出蒙古、色目虽不是汉族，只要 “愿为臣民者”，皆与汉人同等对待。

由徐达、常遇春等人率领的北伐军先后在山东、汴梁、潼关等地打败扩廓、李思齐、张思道的军队。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七月，徐达会诸将于临清，连下德州、通州等城，元顺帝率后妃、太子和一部分蒙古大臣从大都北逃。八月，北伐军进占大都，结束了元朝的统治。这一年，朱元璋已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是为明太祖。

第六节　五代十国宋辽金元的文化

一　两宋文化的高度发展

刻版印刷和造纸技术的广泛流行和日渐提高，为社会上各阶层人群文化水平的提高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中小地主、富裕农民人家为提高其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对于当时政府所实行的，向着所有读书士子开放的科举制度，更都趋之若鹜。三年举行一次的进士和诸科的考试，平均虽仅录取三四百人，只占应试举子们的极少数，但为求应举而被吸引到各类学塾中去的，却不只百倍千倍于此数的青少年，这对于当时社会人群文化水平的提高，当然是一种积极的推动力量。而从北宋到南宋，不论在各路的“漕试”或朝廷上的省试与殿试各层次，其命题的范围和答卷的文义，全都没有死板的规定，不像明清两代的八股文那样，命题必须出之于四书（即《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答卷必遵照朱熹的注释。尽管在某些短暂期内，科场的文风曾发生过某些倾斜，但总的说来，基本上并没有在举子的思想上和行文体式上给予一道道的紧箍咒。所以，科举制度在两宋期内之继续施行，虽然也遭到当时人这样那样的评议，大致说来，却还是利多于弊，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周世宗在位期内，又曾严厉地推行过一次毁灭佛法的政令，但他那时所统辖的地区只限于黄河和淮水流域，此外各地全没有受其影响。北宋政权建立以后，对于佛教和道教，均不再采用禁制政策，而且还先后由地方或中央政府刻印了佛教和道教的许多书籍。在当时一般儒生的意识当中，唐代佛道两教的昌盛超过了儒家的情况，还保留着很深的印象，他们都要改变这种情况，要把儒家学说的声势和地位重新振兴起来。其中的少数人，只想固守着儒家旧有的思想阵地而对佛、老进行抵排；而绝大多数儒生的取向，则皆或明或暗地对佛、老两家所讲说的义理尽可能予以吸取，以充实儒家的学 说，以求与佛、老相抗衡。

从唐代后期以来的儒家学者，如李翱等人，已开始趋重于对儒学义理的发挥，而摈弃了从汉到唐儒生们烦琐累赘的章句训诂笺注。宋代的儒家，则如被《宋元学案》列作首位的胡瑗，当其在湖州讲学时便已把学舍分为“经义斋”和“治事斋”两个部分；他讲说“五经”，也都重在讲说其大义。及至广大儒生都因立意要与佛老抗衡而大量摄取佛老以充实儒家学说之后，对先儒传注一切废弃不用的便不限于王安石一人，而且也并不开始于王安石其人。于是一个与前代大不相同的新儒家学派，至晚在北宋中叶便已形成。

新儒学家们一方面着重于儒家经典著作中义理的充实和阐明，另一方面也极注意于经世致用，要求真正达到《中庸》所说“致广大而尽精微”，《庄子》所说“内圣外王”的境地。因此，宋代新儒学家们所涉足的领域，既包括了孔门所谓“四科”，而又因为时代的不同而突破了那“四科”。例如，既有因长期从事于政治实践而著名的政治家范仲淹、王安石等人；也有以长期从事于史书编撰而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范祖禹、李焘、李心传等人；也有以丰富的文章、诗、词创作而著名的文学家欧阳修、苏轼、陆游等人；也有以富有自然科学知识或以制作了天文仪器而著名的沈括、苏颂等人；也有专致力于历代和当代典章制度研究，如两浙东路的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等人；更有专致力于阐发儒家学说中的义理，务使其达于精微玄妙极致的，如北宋的程颢、程颐和张载，南宋的朱熹、陆九渊等被称为理学家者，他们的言论和思想，自南宋后期直到明清两代，在中国的学术界和思想界，曾经发生过巨大的影响。

以上所表述的，虽还并非两宋文化的全部情况，然而已经足可证明，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两宋文化所达到的高度，不但超越了它以前的隋、唐，也是它以后的元、明、清诸代之所不能及的。

二　两宋的两个主要学派

宋代的理学 　这一学派是从宋代新儒家学派中衍生出来的一个支派。对于两宋的理学家们，大体说来，可以分作两派，即以张载、程颢、程颐、朱熹诸人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者和以陆九渊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这两派理学家对于哲学上的基本问题如宇宙起源问题，理和气即精神和物质的依存关系问题，都有不同的意见。

张载（1020—1077年），关中郿县横渠镇人，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是《正蒙》。

张载认为，一切存在都是由气构成的，“气”是万物的本体，太虚（即天空）也是物质性的，它是“气”之散而未聚的一种状态。无限的物质世界，是由太虚与万物共同构成的。张载又认为气是变化不已运动不止的，而气的变化运动，则是由于对立面的斗争。他把气的变化规律（亦即物质的变化规律）称之为道。

张载虽认为人类知识的来源在于感官有所接受，但他又认为“性者万物之一源”，“至静无感，性之渊源”。他还说：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说法又暴露出来唯心主义在张载的哲学中仍然占主要地位。

程颢（1032—1085年）及其弟程颐（1033—1107年），洛阳人，他们共同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有系统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二程的哲学著作被后人编辑在一起，称为《二程全书》。

程颢承认事物对立的普遍性，并且承认对立的相互作用是事物变化的原因。这表明他对于客观辩证规律是有一些认识的。但他把天、理、心都等同起来，不把天和心作为物质性的实体，而认为二者的最本质的东西却是一个“理”。

程颐的哲学的中心命题为“性即理也”，他认为“天下更无性外之物”。理和性是一切事物的基础，而性或理又是先于物质而存在，并且是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

朱熹（1130—1200年），生于闽之延平，祖籍是徽州婺源。他是南宋时期最大的理学家。他继承并发展了北宋理学家的学说。二程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到朱熹就更加完整和具有系统了。

朱熹是一个很渊博的学者，对于儒家经典著作中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都作了注解阐释的工作。他通过对于这些经典著作的注释来阐明自己的哲学思想。所以，他所作的《大学》、《中庸》章句和《论语》、《孟子》集注以及《太极图说解》、《通书解》等，事实上就是他的重要哲学著作。他平时对学生的一些谈话，被记录下来，后来辑为《朱子语类》，也是朱熹的一种重要哲学著作。

对于物质和精神二者的关系，朱熹以为：“理在先，气在后”，以为“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以为“理是本”，“理终为主”。而这个理的极致，即其最高境界，则为“太极”。但他又说天下没有无气之理，说气不聚结则理亦无所附着。因而，朱熹的学说常不免陷入自相矛盾之中。

陆九渊（1139—1192年），江西金溪人，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所提 出的一些哲学命题，和朱熹一派的客观唯心主义大都是针锋相对的。朱熹着重读书明理，着重观察事物以穷其理，陆九渊则以为这都是“支离事业”。陆九渊提出“心即理也”的命题，以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因而主张所谓“致知格物”多应当采用“易简工夫”，即“发明人之本心”，也就是只在内省和反求诸己方面多下工夫。他既反对博览群书，也反对著书立说。 [368]

以上这些思想家的哲学见解虽然不尽相同，但对于从孔孟以来历代儒家所倡导的纲常名教，则是一致强调和维护的。张载以为周礼必可行于后世，还特别强调谱系、世族和宗法，实即要把“族权”更加提高。程颐主张寡妇不应再嫁，即使贫穷无依，也应为亡夫守节。他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样一些名教思想和行为轨范，经宋儒们大力宣扬之后，政权、族权、夫权这几条绳索对人们的束缚便较前更紧了。

浙东学派和功利主义思想家陈亮 　与朱熹、陆九渊同时，在浙江东路还有一些学者同时并起。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吕祖谦、薛季宣、陈傅良、陈亮以及稍晚的叶适等人。这些人的乡里都壤地相接，声气易于相通，他们在研究学问的途径上，趋向也大致相同：从经史百家、礼乐兵刑、典章制度以至舆地边疆、水利农田等等，他们都要“通其委曲，以求见诸事功”。他们最着重的，是一些能够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见之实用的学科。他们不但不像前面所举述的周、张、程、朱、陆等人那样，只是谈论一些关于道德性命理气等类的抽象的问题，而且还反对从事于这些空谈。其中的陈亮，是反对理学家们空谈道德性命最力的一人。

陈亮（1143—1194年）以为，处在民族矛盾那样尖锐的情况之下，学者们的首要任务是要讲求兵刑钱谷等等可以富国强兵、复仇雪耻的实用学问，舍此不讲，却天天低头拱手、徐行缓语地去谈道德性命，并自以为是得到了古圣先哲关于正心诚意的不传之绝学，这般人实际上都是一些“风痹不知痛痒”的人。他以为，天下“千途万辙，因事作则”，无物非道，因而学者都应“各务其实，而极其所至”。他对于研究学问的对象和目的性都提得很明确：凡是足以“开物成务、治国家平天下”的，都要兼蓄并包，不应只把修真养性等内省工夫当作真学问，把此外的一切反都视为粗疏的东西而不屑去注意。 他要做的是一个“成人”，而不是一个“醇儒”。他要做一个“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人物，而不肯去“穷究义理之精微”，做一个“枯木死灰”般的人物。

关于王霸义利之辨，陈亮曾和朱熹进行过长时期的争论。他反对朱熹只把三代说成合于王道、合于义，把汉唐以来千五百年的历史则一律认为是昏暗无道。他以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否则对汉唐的昌盛之局是无法加以解释的。

三　古文、诗、词、小说、戏曲

北宋的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和恢复儒家道统的运动，一直是北宋文坛上的一个主流。

当时政治上一部分当权的人物，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对于古文运动都是大力支持的。欧阳修且是这一运动的主将。到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等人相继而起，使古文运动获得全胜，而北宋的文坛也呈现了一个繁荣健实的局面。

欧阳修力革当时浮靡诡怪的文风，他的文章纡徐委备，“条达疏畅” [369] ，“引物连类” [370] ，而能“丰约中度” [371] ，不论叙事、说理或抒情，都能婉转透辟，曲尽其意。王安石一方面主张写文章应当“务为有补于世”，同时又说，文章应当“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 [372] 。这就是说，写文章主要是为政治服务，但也应当注意文章的艺术性。他的文章的特点是“简劲精洁”，深刻峻峭。有些篇章虽着语不多，却同样富有波澜起伏。苏轼是北宋文人中最富才华的人。他反对五代以来的“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 [373] ，也反对用“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主张写作文章当“如行云流水，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374] 。他驾驭文字的艺术修养是很高的。

宋代的诗 　在两宋的三百多年中，诗的风格和趋向曾有好几次较大的 变化。在北宋初年，杨亿、刘筠等人崇尚李商隐的诗，过于重视雕琢字句，堆砌典故，并把他们互相唱和的诗合为一集，取名为《西昆酬唱集》，遂致形成了所谓“西昆体”。这一派诗人的作品，既缺乏生动的内容，真挚的情感，也没有鲜明的思想性。实际上无论在艺术性方面或意境方面，与李商隐的诗全都相去甚远。然而这种风气支配了宋初的诗坛数十年之久。到北宋中叶，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力排西昆体，以优游平淡之辞矫而正之，风气为之一变。梅尧臣的诗旨趣清淡，当时人以为“有晋宋遗风”。继起的苏轼，才华富赡，无施不宜，他的诗也兼备众格。苏诗的最突出的特点是洒脱豪放，但有许多也伤于率易，华而不实。江西的黄庭坚（号山谷道人）力矫率易之弊，倡导作诗作文都要“无一字无来处”，主张“陶冶万物”，镕铸故实，通过锤炼，创造出一些奇峭坚实的作品。

南宋的诗人，最著名的有尤袤、范成大、杨万里、陆游等人。其中最杰出的是陆游。陆游是一个爱国诗人。他的才情繁富，能够触手成吟。他的诗气派大，波澜壮阔，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许多篇章，都是抒写他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感情的，激昂感慨、沉郁跌宕的胸怀跃然纸上。南宋政府对金采取屈辱政策所造成的恶果，呻吟于女真贵族压榨下的北方人民的愿望，南宋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在陆游的诗中都有深切的反映。

西蜀、南唐和两宋的词 　词是由五七言近体诗发展变化而来的。为求配合管弦，便于歌唱，唐代中期以后的一些诗人，首先是一些无名的民间诗人，便开始把近体诗的整齐句子加以改变，依照民间流行的一些曲调的节拍和韵律而裁定其字句，这就是所谓倚声填词。一首词中的前后各句长短不一，所以词也叫做长短句。

在五代十国期内，以善于填词出名的人已为数不少。在西蜀，有韦庄和欧阳炯等人，他们的作品后来被编选在《花间集》中。在南唐，则有冯延己和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等人。“花间”派作品的共同风格是绮丽靡软，而南唐诸人的作品则较为清新俊逸。李后主的词，前期所反映的是封建贵族思想感情，被宋俘虏到开封以后的作品则反映了对宫廷生活的怀念，有很重的感伤颓废情绪。但他用语清新、朴素，自然而无斧凿痕迹，在艺术技巧上达到了高度水平。

到宋代，地主经济进一步发展，城市经济也比唐代更繁荣。当时不但宫廷内设有“教坊”，大城市中都有歌楼伎馆，贵族官僚豪绅家中也多有歌伎舞女。这都促使歌词更加普遍发展。

北宋的文学家大都是把散文用作明道、载道的工具，不大用它去抒写悲 欢离合之情；近体诗则因字句的拘束而与音乐相去日远；只有词的体裁能够“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能够配合管弦的音阶和舞蹈的节奏，所以它便成为表现哀乐怨悱时最经常采用的一种文体。北宋的许多政治家和文学家，例如寇准、范仲淹、晏殊、欧阳修等人，都填写过多少不等的词。他们的词的风格，一般说来都是承袭南唐二主和冯延己等人的。

欧阳修、晏殊等人所写作的词都是一些短调小令，而与他们同时的柳永则开始创作慢曲长调。柳永是一个落魄文人，“好为冶淫讴歌之曲”。教坊的乐工每次得到新的曲调，必去求柳永填写新词，因此他的声名便和他的作品一同传播，以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 [375] 。这样他就成为北宋词坛上影响最大的一人。

正当柳永一派的歌词风靡北宋词坛的时候，具有高才逸气的诗人苏轼，也以其写作诗文的余力，“溢而作词曲”。他对于从《花间集》直至柳永等人的作品风格都不满意。他写的许多首词，意境豪放雄壮，涤除了当时词坛上的那种“绮罗香泽之态”，摆脱了那种“绸缪宛转之度” [376] 。

李清照是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杰出词人。她的词婉约清新，只把一些寻常习用语言随手拈来，度入音律，炼句既很精巧，又极平淡自然，表情达意都能曲尽其妙 [377] 。就内容来说，她的词对南渡前后社会现实的反映比较微弱，在她颠沛流离的晚年作品中，还多有意兴阑珊的消极情绪和感伤调子。但是从她的诗句“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来看，她也不是不关心国家命运的。

创始于北宋苏轼的爽朗英发的风格，在南宋中叶词人辛弃疾的作品中，得到了高度的发展。辛弃疾是一个爱国志士，他既有文才，又有武略。他的歌词慷慨豪放，唱出了处在民族危难当中的一个英雄豪杰人物奋发激越的情怀，表达了当时人民反抗女真入侵者的愿望。辛词“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 [378] ，而且用以抒情、写景、记事、说理，“横竖烂缦”，无往不宜。

宋金的话本小说和说话人 　唐代的俗讲和变文，到宋代，便发展演变而成为“说话人”的话本。话本的内容，有的是演说佛经中的故事，有的是讲说历史故事，如说三分和说五代史等。有的讲说一些烟粉、灵怪、传奇、公案以 及某个人物发迹变泰的故事。当时把最后一类称做“小说”，把讲说长篇历史故事的则称为“平话”。宋代的话本流传到今天的还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以及《京本通俗小说》等。话本的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明代以来的一些章回小说，很多都是从宋代话本逐渐发展和改变而成的。

宋代说话人有的专说三国史事，有的专讲小说，每个人都以专门名家。宋仁宗和高宗，都喜欢听人讲说故事或自己阅读话本 [379] 。当时不但城市中较热闹的场所有固定的说话人，在乡村中也常有说话人讲说小说或历史故事。苏轼在《东坡志林》中有“塗巷小儿”从家中持钱、出外聚坐、听说话人讲说三国故事的记载。陆游有一首诗说：“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说话人不但在城市中讲说，也经常地走向乡村里去了。

金军攻破开封后，向北宋政府索取乐工伎艺诸色人，也指名索取杂剧、说话、小说、嘌唱、弄影戏、弄傀儡等类的艺人一百五十余家 [380] 。金人把这些艺人一齐押送到金国去。在金国，不但汉族人民是说话人的听众，女真贵族也喜欢听说话人讲说故事，完颜亮的哥哥完颜充就是其中的一人 [381] 。在完颜亮统治期内，金的西京大同府有一个名叫刘敏的，就是专门讲说五代史的说话人 [382] 。

宋金的戏曲 　在宋代，傀儡戏、影戏和杂剧都已十分流行，从较大的城市到一般的乡村之中，无不如此。凡当时的说话人所常讲说的烟粉灵怪故事、铁骑、公案和历代君臣将相故事等，也都是傀儡戏和影戏所经常表演的。杂剧是从唐代的参军戏发展演变来的。北宋杂剧基本上还只是“因题设事，杂以谐谑”，情节一般都比较简短，有时只是夹杂在其他伎艺中演出一段或两段 [383] 。这样的杂剧，“大抵全以故事世务为滑稽，本是鉴戒，或隐为谏净” [384] 。但在北宋开封的勾栏（剧场）当中，也已经有了以故事情节为主的长 篇杂剧。每年从七夕到中元节，勾栏中每晚都要扮演目莲救母杂剧 [385] 。这类杂剧不但情节复杂一些，演员也已发展到四五人了。

宋代还有一种以歌舞讲唱为主的戏曲，这种戏曲是由曲词连缀而成的。从北宋中叶以来，有些词人已经开始试用一个词调而填写数首歌词，接连铺叙一个故事。例如有人用《商调蝶恋花》一调填写十二首歌词，咏述《会真记》中张生与莺莺的恋爱故事。这种用许多首曲词前后连贯合叙一事的歌舞剧曲，已经具有了后代戏剧的雏形，它也就是金元时期套数杂剧的鼻祖。

南宋末年的周密，在其所著《武林旧事》中载有《官本杂剧》段数二百八十本，其中有歌舞剧，也有民间游艺的曲艺。由此可见，其时上自贵族宫廷，下至一般村镇市集，戏曲都已十分流行了。

在金的统治地区内流行以讲唱为主的一种戏曲，名叫诸宫调。诸宫调是把不同的曲调编缀在一起，用以铺叙一个长篇故事。乐谱的音节既多变化，文字也以韵文和散文相间使用。这比宋朝流行的《官本杂剧》，显然又有了发展。金代人所写的诸宫调，流传到今天的，有《刘知远传》和董解元的《西厢记》二种。前者是写刘知远“发迹变泰”的故事，后者是把《会真记》加以改编而成的。《会真记》仅有几千字，到《西厢记》诸宫调便成为好几万字的剧本了。

解放后，在山西侯马的金代坟墓里，发现了一座戏台模型，上边有五个角色正在作场。这说明诸宫调的演唱在金国是普遍流行的。

元曲 　杂剧是元朝文学的主流。元代杂剧是在宋金以来民间讲唱文学的基础上，综合了宋词的成就，并直接发展了金代诸宫调而成的一种歌舞剧。杂剧一般分为四折，个别的有五折，在各折之前或各折之间多加有“楔子”。每折内又有十个以上的小曲，每一组小曲称作一套，一套内的小曲，都限于同一宫调，使用同一音韵。演时除歌唱外，还伴以言语和动作，言语叫“白”，动作叫“科”，“于科白中叙事，而曲文全为代言” [386] 。

元代杂剧的兴起，与宋金以来城市经济的繁荣有密切的联系。杂剧作家很多都是大都人或平阳人。大都和平阳都是以工商业发达、人口殷繁、文化昌盛而著称的城市，大都在元朝统一后更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些北方的城市在金元之际也曾遭受兵火的洗劫，广大农民和城市居民在民族和阶级压迫下过着痛苦的生活，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很尖锐，这种社 会的环境又给剧作家提供了思想的源泉。元朝政府规定了“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诸乱制词曲为讥议者流”的法令 [387] ，但是大多数的作品仍然表达了人民的感情，对当时黑暗的社会给以无情的揭露。

在元代，出现了大批优秀的剧作家和剧本。钟嗣成《录鬼簿》著录元杂剧458种，朱权《太和正音谱》著录535种，这些杂剧流传至今的还有一百几十种。又据《录鬼簿》的记载，当时知名的杂剧作家共达79人，其中生活在金末至元世祖统一时期的作家即有56人 [388] 。他们大都是北方人，不是“布衣”，便是“省掾令史”，社会地位不高。

关汉卿是元朝最杰出的剧作家。他出生于金元之际，入元为太医院尹。他长期居留大都，晚年到过杭州，与当时的剧作家、曲家杨显之、梁进之和王和卿等是莫逆之交。关汉卿又能深入被压迫的社会下层，与教坊、勾栏的歌伎、演员也有联系，所以称他为“杂剧班头”，“梨园领袖”。关汉卿毕生写过60多种剧本，保存下来的还有18本。其中《窦娥冤》、《鲁斋郎》、《拜月亭》、《救风尘》、《单刀会》、《望江亭》等都是最为社会人群喜闻乐见的作品。这些作品痛快淋漓地揭发了蒙古贵族、汉族官僚地主的残暴黑暗统治和罪恶活动，充分表现了作者向恶势力战斗的精神和强烈的正义感。

元代著名的剧作家还有马致远、王实甫、白朴、宫天挺、纪君祥、郑光祖等人。马致远的《汉宫秋》、王实甫的《西厢记》、宫天挺的《范张鸡黍》、白朴的《墙头马上》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都是数百年来脍炙人口的名著。

四　两宋的史学

通史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我国古代的一部杰出编年史。司马光用了19年的时间，并在史学家刘放、刘恕、范祖禹等人的帮助下，写成了这部上起战国、下迄五代的包括1362年史事的巨著。他的取材范围极广，凡正史、杂史、笔记、小说、地志、文集等等，无不“左右采获，错综铨次”。司马光认为，“实录正史未必皆可据，杂史小说未必皆无凭” [389] 。他编写此书的目的，是要为统治者提供统治人民的经验，所以，他用较多的篇幅记述历代的“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也搜采了历代的典章、制度、天文、地理以及与社 会经济发展有关的资料。《通鉴》采用《左传》的叙事之体，而不着重于“春秋义法” [390] ，对于所引史料一般都不大加窜改。对于原来记载中分歧较大的事项，则只选择其“证据分明、情理近实者修人正文”，其余的则另行编录，辨其谬误，说明其舍此取彼之故，别成《通鉴考异》一书，以解读者之疑。在《资治通鉴》刊布之后，编年体成为历史编纂者们最喜欢采用的体裁；司马光在编写《通鉴》时所创立的各种体例，例如别成《考异》的办法，也成为后来编写编年体史书的典范。

不采用编年体而着重叙述历代典章制度沿革的通史，有南宋初郑樵编撰的《通志》和宋末元初马端临编撰的《文献通考》。郑樵博学多闻，他反对断代为史，力主编写通史。他所著《通志》中，虽有历代君臣的本纪和列传，但其精华所在则是天文、地理、都邑、职官、选举、刑法、食货等20略。《文献通考》全书分田赋、钱币、户口、职役等24考。杜佑《通典》只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等8典，《通考》却大加扩充，单把《通典》的食货一门就分作田赋、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8考。书中叙述历代制度的演变，不但采用经史中的文字，而且摘录唐宋诸臣的奏疏和士大夫的议论，夹叙夹议，使读者对于一事之本末利弊能得到比较概括的知识。书中各“考”都记述到南宋末年为止，而对于南北宋典章制度的因革损益所记特详。元代所修《宋史》中的各志，例如《职官志》、《兵志》、《食货志》等，有很多部分都是抄《文献通考》的。

当代史 　宋政府设置史官，分别纂修实录、国史、会要等类史书，内容都较前代的同类书详备得多。北宋以前，从来没有设官编修本朝会要的。现在流传的《宋会要辑稿》，是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一部残缺不全的书，而其内容已极为繁富。两宋史学家私人编写的当代史书，数量尤多。其中比较杰出的巨著，流传到今天的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专记北宋一代史事的，其书今只有清人辑本，内容已多残缺，然所存尚有520卷。《长编》采摭广博，考论详悉，并把异同诸说附注于正文之下，与《通鉴》的《考异》略相似。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是专记宋高宗一朝史事的。此书是为接续李焘的《长编》而作，其采摭之广博与内容之详备，也都和《长编》不相上下。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是专记宋徽宗、钦宗、高宗三朝与金国的和战关系的。书中广泛地搜罗了当时官府和私人有关宋金交涉与议和作战的言论和记述，按照年月日的顺序加以编次。其中引用的史料，有很大一部分 是由对金和战的决策人、外交使臣以及各种当事人亲手记录下来的，徐梦莘在引用时一律照录原文，不加更改，使其“是非并见，同异互存”，不以己意有所取舍，也不以己意为之折衷。这样就保存了大量的直接史料，因而它是一部史料价值很高的书。

北宋末年方腊领导的一次农民起义，在《泊宅编》和《容斋逸史》两书中都有较详细的记载；南宋初年钟相、杨幺领导的一次农民起义，鼎澧逸民在《杨幺事迹》一书中详为记述。这些著述虽对这两次起义都不免有所诬蔑，但都对宋朝统治者的腐朽黑暗加以揭露，多少流露着对起义者的同情，在宋代浩繁的历史著作当中，它们都应算别开生面之作。

金石学 　金石学是宋代学者在史学领域中开辟的一个新园地。它把历史学研究的范围从古典文献扩大到古金石器物。欧阳修的《集古录》和赵明诚的《金石录》，都是根据商周铜器铭文和秦汉以至隋唐的石刻碑志拓本，审定考释，写为题跋，荟萃编次而成的。洪适的《隶释》和《隶续》，搜集了汉魏碑刻的文字，附以解说和论证。欧阳、赵、洪诸人，利用搜集到的大量金石拓片，“抉剔幽隐，考核旧闻”，对于考订史事提供了新的资料。

北宋时吕大临著的《考古图》、《续考古图》，王黼编著的《宣和博古图》，摹绘当时所见商周彝器的形制，并摹写器上的款识，再附以释文和考说。对于商周典章制度的研究，是极有用的参考资料。

地方史志 　专记一州一县历史和风土人情的地方志书，在宋代，特别是南宋，也大量出现。每一部地方志当中，大都包括城邑、山川、物产、风俗、学校、人物、仕宦以及名胜、古迹等门类，且多把当地的城镇和山川形势绘制为图，列在书的最前面。范成大编纂的《吴郡志》，梁克家编纂的《三山志》，罗愿编纂的《新安志》，施宿编纂的《会稽志》，高似孙编纂的《剡录》等等，是当时人所编写地方志当中比较出名的几种。其总志全国州县地理的，有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祝穆的《方舆胜览》，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采摭都很繁富，叙事也很详赡。另外，如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专写北宋末年开封的繁华景象，周密的《武林旧事》专写南宋时杭州的繁华景象，也都富有史料价值。

五　五代十国和宋元的绘画

山水花鸟画 　从唐以来就开始独立发展的山水画和花鸟画，到五代两宋时期便出现了繁荣的局面。

10世纪前半的北方山水画家，重要的有荆浩和关仝二人。荆浩的画皴染并用，浓淡分明，自称是采唐代吴道子和项容二家之所长而成一家之体的。关仝的画，“石体坚凝，杂木丰茂”，虽师荆浩而能“青出于蓝” [391] 。

南唐画家董源用“披麻皴”法画山水，长于描绘秋岚远景。他的画“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 [392] 。巨然是董源派的传人，后来随李后主一同到开封，作画极负盛名。苏轼以为他的画淡墨轻岚，自成一体。

北宋的山水画家李成、范宽和郭熙，都是属于荆浩一派的。李成是北宋初年人，善于画平远寒林的山水。郭熙是北宋中叶人，长于写实，注意意境、色泽明暗和山石树木远近大小的比例。

北宋中晚期米芾和米友仁父子，运用水墨渲染的所谓泼墨法，画出一些笼罩在云烟中的山岚树木。

十国的花鸟画家，以西蜀的黄筌和南唐的徐熙最为著名。黄筌对于山水、竹石和人物画无所不能，而最负盛名的则是他的花鸟草虫画。他的这类画都是根源于写生而来，笔法工整，神采生动。徐熙“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翎毛形骨贵轻秀而天水通色”。当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之说 [393] 。

北宋的花鸟画是从黄徐二家发展来的。富贵与野逸的不同作风，在北宋中叶已逐渐趋于融合。

从北宋初，在宫廷中就成立了翰林图画院，凡要进入画院的先须经过绘画考试，而试题则是前代人的诗句，如“乱山藏古寺”、“踏花归去马蹄香”之类。这就诱导了当时的画家在平时也都着意去玩味古人描写景致的诗句，因而就推动了他们向山水花鸟画方面发展。宋徽宗时画院发展到极盛，而画院众工所画山水人物花木鸟兽也都能“种种臻妙”。

宋徽宗是一个昏君，但他在绘画方面造诣很深，而以花鸟画最为上乘。现尚存世的《柳鸦芦雁图》和《芙蓉锦鸡图》，都是用精练的笔墨，准确地画出了花鸟的外形，而又能在工整之中达到形神俱妙的境地。

从北宋末年就已成为画院中出名画家的李唐，南渡后依然为画院待诏。李唐对于山水、人物画都很擅长，又善画牛。他好作长图大障，风格雄伟有气势。他作山水画，先施墨色，再着青绿，这种画风，对于南宋一代的山水画 家的影响极大。

南宋后期的山水画家，最主要的是马远和夏珪二人。马远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画家，而以山水画为最工。他的山水画的特点是：构图简率峻刻，作风淋漓洒脱。夏珪的山水画，在构图和运用笔墨方面都和马远相似，而笔墨精工劲爽，更发展了马远的画风。他有很多长卷大幅作品，流传下来的也不少，从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写实工夫和雄伟魄力。

宗教、人物画 　南唐画院中的周文矩和顾闳中，都是以善画人物著名的。顾闳中的著名作品《韩熙载夜宴图》，现在尚可看到北宋人的临摹本。周文矩的仕女画继承唐代画家周昉的风格，作风却更加纤丽。他的著名作品《重屏会棋图》现尚存在，图写数人围坐下棋，其中所画南唐中主李璟的肖像，富有个性特征。

后蜀画家石恪，善于用简笔画人物和佛道。他喜欢画一些寓有讽刺性的作品，并“多为古僻人物，诡形殊状，以蔑侮豪右” [394] 。

北宋中叶的李公麟，初以画马得名。后来，他把主要精力用在画佛道宗教画和人物故实画方面，而尤以后者最为杰出。他画人物，对于不同阶级、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人物性格及其动作态度的特点，都能够刻画出来 [395] ，这表现出他所具有的高度写实技巧，深刻的观察、体验，和多方面的修养。他是北宋一代最卓越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

张择端是北宋晚年画院中人，他所画的《清明上河图》，在当时的风俗画中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幅画，描写清明时节开封城汴河上店铺林立、市民熙来攘往的热闹场面，突出地表现了运载东南粮米财货的漕船通过汴河桥梁的紧张繁忙情况，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忠实记录，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

南宋一代的人物画家，最著名的有李嵩、刘松年等人。

李嵩曾根据南宋民间流行的梁山泊英雄好汉的传说，画出宋江等36人的像，实际上等于对反抗统治者的英雄们的赞歌。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有一幅《货郎图》，生动真切地描绘出几个儿童及其母亲被货郎担所吸引的神情和动态。

刘松年的重要人物故事画是宋的《中兴四将像》图。另外还有《便桥见虏图》，是借用唐太宗在渭河便桥上斥退突厥颉利可汗的故事，对南宋时事暗示讽谕的。他和李唐、马远、夏珪，被称为南宋四大画家。

元代的绘画，以山水画为大宗，一方面继承了宋画的流派，一方面创立了新派。新派以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等人为代表，对于景物的描写更加提炼概括，但另一方面又侧重笔墨情趣，影响了明清画风。他们的作品成了“文人画”的范本。

六　五代十国宋辽金元的科学技术

火药、火器的发明和发展 　904年，杨行密的军队围攻豫章（江西南昌），部将郑瑶“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 [396] 。所谓“飞火”，就是“火炮、火箭之类” [397] 。“火炮”是把火药制成球状，把引线点燃后，用抛石机抛掷出去。“火箭”则是把火药球缚于箭镞之下，将引线点燃后用弓射出。据此可知，至晚在9、10世纪之交，火药就已经被使用在军事上了。

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年），冯继升等向北宋政府献火药箭法，并经试验成功。到开宝八年（975年）北宋攻打南唐时，就把火箭、火炮一齐使用上了。后来北宋政府在首都设置了“广备攻城作”，其中即有专管制造火药的部门。宋仁宗时编成的《武经总要》一书中说到当时有火箭、火药鞭箭、火球和霹雳火球等，并详细开具了三种火药方子。

北宋末年，金人围攻开封，李纲担任军事防御总责，他下令发“霹雳炮”，曾一度把敌人打退。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亮企图在采石渡长江，南宋军队又曾使用“霹雳炮”把金兵打退。“霹雳炮” [398] 是用纸管、石灰和火药做成的，是一种爆炸性的火器。

金人在和北宋交战的过程中，很快就把宋人制造火药、火器的方法全部学会。1126年冬，金人围攻开封，就曾使用飞火炮燔烧开封城的楼橹 [399] ，并使用火箭把开封城东南的敌楼烧坏 [400] 。1221年，金兵攻打南宋的蕲州（今湖北蕲春），用抛石机发射了一种叫做“铁火炮”的火器，其形似瓠，口小身粗，系用生铁铸成，厚可二寸 [401] 。1232年，蒙古围攻开封，金哀宗又从城内发射 了一种叫做“震天雷”的铁火炮，轰炸蒙古的军队。震天雷是“以铁罐盛药，以火点之，其声如雷，闻百里外。所爇围半亩之上，铁甲皆透，人与牛皮迸破无遗” [402] 。

在南宋、金、蒙古三方长期交战的过程中，管形火器也逐步出现了。1132年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曾发明了一种叫做“火枪”的管状火器。其法是把火药装在巨竹之内，临阵交锋时将其点燃，用以焚烧敌方的人和物资。1232年金哀宗在开封和归德抗拒蒙古兵时，曾使用过“火枪”。其制造方法是：“以敕黄纸十六重为筒，长二尺，实以柳灰、铁滓、磁末、硫黄、砒霜之属。以绳系枪端。军士各悬小铁罐藏火，临阵烧火，焰出枪前丈余，药尽而筒不损。” [403] 1259年寿春（今安徽寿县）军民创造了一种叫做“突火枪”的管形火器：其法以巨竹为筒，筒中实以火药，再安上“子窠”，火药点燃后即将“子窠”发射出去 [404] 。这种“子窠”即后世子弹的前身。

管形火器的出现，标志着火器制造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因为前此用抛石机投射燃烧性或爆炸性的火药，不但不能准确，且易伤及射者；使用管形火器之后，这一毛病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避免了。

13世纪，蒙古军西征中亚各国，火药、火器的制造方法亦随之而传入伊斯兰教各国。13世纪末叶，伊斯兰教各国人所著兵书中多有“契丹火轮”、“契丹花”、“契丹火箭”等名称，都是指中国人发明的火药与火器而言。伊斯兰教各国人学会制造火药火器的方法后，又加以改进，再把改进后的制造方法传回南宋和蒙古。《宋史•兵志》记载，南宋于1273年曾颁布制造“回回炮”的法式给沿边州郡，有人触类巧思，所制炮能超出“回回炮”之上。

刻版印书的盛行和活字版的发明 　刻版印刷术自从唐代中期出现以来，对于文化的传播、普及和提高，都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0世纪前半，后唐国子监曾刻印过《贞观政要》 [405] 和儒家的《九经》 [406] ，后蜀也刻印过《九经》和《昭明文选》 [407] 。在上举诸书之外，吴蜀地区的人专为出卖而刻版印刷的书籍，“色类绝多”。到北宋初年，佛教经典五千多卷也在成都刻印，太宗时新编成的《太平广记》等书，也都是刻版印刷颁行各州郡的。在此以 后，官府与私家之刻书事便日益盛行。

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布衣毕昇发明了制造活字的办法，其法是：用胶泥刻字，使字笔画凸出，每字均为独立的一颗，用火烧之使坚硬。另以铁板，上敷用松脂、蜡和纸灰制成的药品，要印时便把活字镶入铁板，以火烤之，待药熔化、凝固之后，即用以印刷。

毕昇的这种发明，在宋代不曾广泛利用，后来元代人发明的木活字及稍后所使用的铜活字，却都是在毕昇泥活字的启发下创制出来的。欧洲在15世纪中叶才创制活字版，比毕昇的发明晚400年。

指南针 　北宋学者沈括，是一个富有科学知识的人。在他撰写的《梦溪笔谈》中有一条记载说，当时以“看风水”为业的“方家”，已经普遍使用磁石磨针锋，使之指南。使用时有的把磁针浮于水上，有的放在指爪或碗唇上，最好的一种办法则是“缕悬”——取新纩中独茧缕，用芥子般大小的蜡缀于针腰，于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这里所记述的磁针，就是稍后出现的罗盘针的雏型。

北宋末年朱或所写的《萍洲可谈》，记述了他于11世纪末年在广州的见闻，其中有一条说，当时中国海舶上的舟师都“识地理”，他们在海上航行，“昼则观日，夜则观星，阴晦则观指南针”。在同一时期出使高丽的徐兢，在其所撰《高丽图经》中也说到海船舟师使用指南针事。根据这些记载可以断言，至晚在11世纪的后半期，我国人民已经把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业了。

指南针之用于航海，对于此后海上交通事业的发展，中外经济文化的交流，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天文钟（水运仪象台） 　从唐到北宋，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促进了天文学的进步。同时，水利灌溉事业也日益发展，排灌机械和齿轮应用的技术创造也有所提高。11世纪后半期的苏颂和韩公廉等人，吸取了天文学方面的知识和齿轮应用技术上的成就，创制成人类有史以来第一台“天文钟”（水运仪象台），并写成《新仪象法要》一书，把“天文钟”的全部结构，用图和文字记载下来。

苏颂和韩公廉都是精通律算和天文学的，他们创制的“水运仪象台”是利用水轮为原动力的自动运转的天文钟，其中有类似钟表中擒纵器的机械装置。仪象台的创制者通过秤杆和水车轮的结合，第一次悟出了构成擒纵器的基本原理。这种具有擒纵器装置的天文钟，很可能就是在几百年后才出现于欧洲的天文钟的直接祖先。

苏颂和韩公廉所创制的水运仪象台和他们编写的《新仪象法要》，反映 出11世纪我国在天文学和技术科学方面的伟大成就。

郭守敬的授时历 　元代的科学家郭守敬在天文、历法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特别重视实际的观测和仪器的运用，认为“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他创造、改进的仪器近20种，其精确程度在当时技术条件下是十分可贵的。在他的主持下，全国建立了27个天象观测所，从事历法的改订工作。至元十七年（1280年）新历告成，名为“授时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比地球绕日一周的周差只有26秒，与现行的格利高里历相等，但比它早出现300年。

北宋的医学 　从宋太祖开宝年间开始，北宋政府和私人都编辑和刊印了一些医药学或医方的书籍：属于医药学方面的有几次增订的《本草》等，属于医方的有《太平圣惠方》、《苏沈良方》和《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等。从唐代以来，中国和阿拉伯之间的交通贸易日趋频繁，外国的香药如乳香、龙脑、蔷薇水等都先后传入中国，因而在宋代官私编刻的医药学书籍当中，新药品种得以不断增加。宋太祖时所编刻的《开宝本草》较《唐本草》已增加新药133种，仁宗时所修《嘉祐补注本草》又增药82种，到北宋末所编刻的《政和经史证类本草》又新增药品628种。《政和经史证类本草》还汇录北宋一代的医方数十种。它是一部科学价值很高的医药书，被以后的医药学界沿用了近500年。医药学书籍以及医方书籍刊行日多，医药学的知识得以普及于多数人，这对于医学的发展和进步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临症医学方面，北宋一代所取得的进步是很多的，其中尤以儿科的进步为最大：在诊察疾病方面，不但已能把麻疹与其他热病区别开来，而且还能区别天花、麻疹和水痘是三种不同的病症，病原各不相同 [408] 。

针灸和铜人。北宋初年的医书都是辗转传抄的，其中所载经络俞穴部位很紊乱，仁宗初年，医官王惟一设计用铜铸成人体模型，刻画经穴，标注名称，更写成《铜人俞穴针灸图经》一书，使此后学习针灸的人对俞穴部位能有正确的知识。当时湖南耒阳更为针灸特制一种精巧刺针，减轻了针刺的痛苦。铜人的铸造是北宋医生在医学上的一大贡献。

膏丹丸散等熟药的大量制作和应用，酒浸剂（当归酒、虎骨酒等）的大量流行，也都是从北宋初年开始的。熟药的应用较汤药大为便利，所以这也是中国医学上的一大进步。

王祯农书 　王祯所编的《农书》是一部农业科学著作。这部书总结了从《齐民要术》以来我国人民在农业生产上取得的成就，包括宋金时期南北方在农业生产技术和工具方面的创造。

王祯，山东东平人，元初先后作过安徽旌德、江西永丰的县官。在他任县官时期，汲汲以农桑为务。每年“教民种桑若干株。凡麻芒禾黍牟麦之类，所以莳艺芟获，皆授之以方。又图画所为钱镈耰耧耙 诸杂用之器，使民为之” [409] 。有名的《农书》就是在这时编成的。王祯不仅在农具上有过不少新的创造，还有其他的发明。《农书》末所附的“活字版韵轮法”，也是他对活字印刷术的一个新发展。《农书》之外，在元代有关农业科学的专著还有十来种之多。其中较著名的是由政府编行的《农桑辑要》。这部书几次由政府刊行，颁发各地，对当时农业生产的恢复起过一定的作用。

七　宋元的宗教

佛教 　在唐武宗毁禁佛教以后，佛教禅宗一派仍然广泛流传。到了五代，禅宗南岳派分为沩仰、临济二宗；青原派分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 [410] 宋初，禅宗五宗并盛。宋真宗时编写的《景德传灯录》是最初的一部禅宗史。佛教对宋代理学的影响极大，理学家的哲学思想，修养工夫以及语录体裁，都受有佛教的影响，朱熹的《伊洛渊源录》就是仿照《景德传灯录》写的。

元代重视佛教，特别尊崇喇嘛，喇嘛信奉密宗。元世祖尊喇嘛八思巴为国师，命他制蒙古新字，当时凡有诏旨，都用蒙古新字，而以各地区原来文字为副。至元十六年（1279年），八思巴卒，赐号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以后相继为帝师的有十余人。“百年之间，朝廷所以敬礼而尊信之者，无所不用其至，虽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为之膜拜；正衙朝会，百官班列，而帝师亦或专席于坐隅。” [411] 元代统治者在修寺院、作佛事各方面浪费了大量的财富。至于番僧的骄横不法，在《元史》中记载极多。元世祖时，杨琏真加为江南释教总统，发掘南宋在钱塘、绍兴的陵墓和大臣塚墓，戕杀平民，攘夺财物，引起当地人民很大的愤恨。

佛教有藏经，来源已久，目录也较完备。自五代雕刻《九经》以后，佛经 刊印渐多。宋太祖于开宝四年（971年）派人到成都，依《开元释教录》所载藏经，次第刊行，在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完成，约5000卷，共13万版，为刊印全部藏经之始。以后各代又陆续刊印。辽、金、元亦刻藏经。辽藏始刊于重熙初，迄咸雍时，完成了579帙，校勘、雕印都很精致，近年在山西应县木塔的佛像中发现了部分经卷，皆在燕京印造。金刻藏经始刊于皇统八年（1148年），完工于大定十三年（1173年），山西赵城县广胜寺旧藏，是现存唯一的一部。宋元藏经约有七八种，流传亦不多，曾经影印过的《碛砂藏》，刊印在宋元之交，是其中较重要的一种。大藏经的刊印，不仅对佛教的研究有用，也丰富了我国文化宝库。

道教 　北宋重视道教，自真宗时伪造天书，夸大宣传，道教在政治上的势力超过佛教。宋徽宗更加尊崇道教，要群臣推戴他为道君皇帝。他信任道士林灵素，奉之如神明。又将佛教的“沙门”改为道教的“德士”，连《汉书·古今人表》上原来列在第四等的老子，也被提升到第一等。至南宋道教稍衰。但道教宫观已遍于名山，文官依靠主管宫观名义领取半退休的祠禄，终宋一代，并未改变 [412] 。

道教的旧派正一教，亦称天师道，天师世住江西龙虎山，实际道教流传最广的地方也在南方。金兵入中原后，黄河以北出现了三个新的道教，即全真教、大道教（亦称真大道教）、太一教。这三个新的道教和正一教无直接关系，彼此间也无关系，他们都是北宋遗民在金人统治之下，隐居不仕，逐渐聚徒讲道而形成的。全真教祖师王喆，咸阳人；大道教初祖刘德仁，沧州人；太一教初祖萧抱珍，卫州人；这三个新道教的创始人又恰好在陕西、河南、河北三处同时并出。金对全真、太一两教，一度禁止。及蒙古灭金前后，北方地区长期陷入战乱中，人们多用宗教作精神麻醉剂，道教遂更为兴盛，全真教的流传也更广。王喆的弟子丘处机，号长春真人，曾受成吉思汗的尊崇，被召至中亚等地，丘处机弟子李志常撰有《长春真人西游记》，以记其事。元并江南后，正一教的天师也被召入京城。元朝对四个道教，兼容并蓄，其政治地位仅次于佛教 [413] 。

《道藏》是一部内容丰富而又庞杂的书，自宋代开始刊印，北宋亡时散佚。金明昌（1190—1196年）年间，在燕京重刊，是为金藏，金亡又佚。元太宗时，又重刊于平阳，是为元藏。

基督教 　景教自唐代传人中国，宋以后寂然无闻。到元代，有所谓也里可温，实即基督教。蒙古西侵欧洲，北抵俄罗斯，基督教徒被掳和随使节至和林的日多。罗马教皇也派柏朗嘉宾等教士至和林。燕京既下，蒙古人、色目人随便居住，基督教徒遂入居内地，当时称为也里可温，亦称也立乔，意思是奉基督教的人 [414] 。元代基督教徒中如马祖常、阔里吉思已经以儒学著称。至明初，也里可温衰落，史书就没有记载了。

伊斯兰教 　宋辽金元各朝，与伊斯兰教各国的关系也很密切。辽史称伊斯兰为阿萨兰。宋、辽与中亚的大食国，自辽天赞三年（924年）至宋开禧（1207年），这284年内，正式遣使见于记载的有39次。辽与大食通使，多由陆路，宋与大食通使，多由海道。到了元代，大食人入中国的更多，载于元史氏族表的多至百余人。伊斯兰教徒如落户真定的瞻思，为元好问的再传弟子，以汉文著书十余种，并文集30卷；丁鹤年是诗人；也黑迭儿是北京宫城的创始人。元人称回鹘为畏兀儿，而称伊斯兰教徒为答失蛮。元代诏书常以和尚、先生、也里可温、答失蛮并称，可惜关于答失蛮的记载太少了 [415] 。

* * *

[1] 　《旧五代史》卷一四六《食货志》。

[2] 　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卷二《齐王张令公外传》。

[3] 　《旧五代史》卷一三四《杨行密传》。

[4] 　《旧五代史》卷一三六《王衍传》。

[5] 　《蜀祷杌》卷之上。

[6] 　《蜀祷杌》卷之上，张唐英《自序》。

[7] 　《蜀祷杌》卷之下。

[8] 　《通鉴》卷二七四《后唐纪》三。

[9] 　《旧五代史》卷一三四《王审知传》。

[10] 　路振《九国志》卷十《留从效传》。

[11] 　《九国志》卷十二。

[12] 　《杨文公谈苑》；《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淳化二年八月。

[13] 　《欧阳文忠公集》卷五九《原弊》。

[14] 　《长编》卷三六四载王岩叟元祐元年（1086年）正月所上疏，谓安喜县共一万三千余户，熙宁推行役法时，自第五等户升三千四百余户人第四等。疏中未明言该县原来共有若干第五等户，但升入第四等户之数目，估计最多不能超过原第五等户数的五分之二。依此推算，则原来应有第五等户八千五百左右，相当于全县户数三分之二。

[15] 　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八《乞省览农民封事札子》。

[16] 　《长编》卷三六四，王岩叟元祐元年正月所上奏疏。

[17] 　《韩魏公家传》卷九。

[18] 　《文献通考•田赋考四》。

[19] 　《梦溪笔谈》卷九《人事•两浙田税亩三斗》；王之道《相山集》卷二四《论增税利害书》。

[20] 　《包孝肃奏议》卷七《请免除陈州折纳见钱疏》。

[21] 　《朱子语类》卷一一〇《论兵篇》。

[22] 　《通考》卷一二《职役考》。

[23] 　《长编》卷二四九，熙宁七年正月丙寅条沈括疏中语。

[24] 　《宋史•食货志•赋税》；《长编》卷三〇〇，元丰二年九月癸酉注。

[25] 　苏轼《东坡全集》卷二二《秧马歌小序》。

[26] 　《宋史•食货志•农田》。

[27]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八三《抚州通判厅见山阁记》。

[28] 　《宋史•食货志•茶（上）》；《长编》卷一〇〇，天圣元年正月癸未。

[29] 　《通考》卷九《钱币考》二，载宋仁宗时李昭遘上言，谓“河东民烧石炭，家有囊橐之具”。

[30] 　《宋史》卷二八四《陈尧佐传》。

[31] 　庄季裕《鸡肋编》卷中有云：“昔汴京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

[32] 　《古今合璧事类备要》外集卷五五《灯火门》。

[33]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简报》，《考古》1960年第3期。

[34] 　《宋史》卷二八四《陈尧佐传》。

[35] 　任志远《沙河县的古代冶铁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6期；唐云明《河北邢台发现宋墓和冶铁遗址》，《考古》1959年第7期；胡悦谦《繁昌县古代炼铁遗址》，《文物》1959年第7期；陈仲光《同安发现古代炼铁遗址》，《文物》1959年第2期。

[36] 　据苏轼《东坡全集》卷一〇《石炭诗•小引》。

[37] 　《李直讲文集》卷一六《富国策》三。

[38] 　吕大防《锦官楼记》，见扈仲荣等编《成都文类》卷二六。

[39] 　谷应泰《博物要览》卷二。

[40] 　《宋会要辑稿•食货》四六之一，《通考》卷二五《漕运》。

[41] 　《东坡全集》卷二四《籴米》。

[42] 　张齐贤《洛阳搢绅旧闻记》卷四《洛阳染工见冤鬼》条，谓开宝中洛阳即有夜市卖熟食等物。

[43] 　《宋史》卷二六八《张逊传》。

[44] 　自此以下，主要依据《辽史•食货志》及《百官志》、《营卫志》。

[45] 　《辽史•地理志》。

[46] 　《新五代史》卷七三《四夷附录》引胡峤《陷虏记》。

[47] 　《辽史•地理志》。

[48] 　路振《乘轺录》，载《宋朝事实类苑》卷七七。

[49] 　《武经总要》前集卷一六下《北蕃地理》。

[50] 　王曾《上契丹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九，大中祥符五年十月己酉条。

[51] 　《辽史•太宗本纪》、《耶律羽之传》。

[52] 　《宋史》二六四《宋琪传》。

[53] 　《辽史•食货志》；参见《辽史•圣宗纪》八，太平九年八月。

[54] 　《辽史•地理志》说：镇州在辽的上京西北三千余里，为回纥可敦城旧址。今按其地当为蒙古国境内之青托罗盖城，在东经104度、北纬48度交接点附近。

[55] 　《辽史•食货志》。

[56]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十月末记事。

[57] 　《辽史•穆宗纪赞》。

[58] 　寇准《论澶渊事宜疏》，见《宋文鉴》卷四二。

[59] 　以下主要依据《宋史•夏国传》。

[60] 　田况《兵策十四事》，见《宋朝诸臣奏议•御边门》及《长编》卷一三二。

[61] 　田况《兵策十四事》，见《宋朝诸臣奏议•御边门》及《长编》卷一三二。

[62] 　宝元二年九月富弼奏疏中语，见《长编》卷一二四。

[63] 　《宋会要•刑法》二之五，至道二年八月二十八日记事；《宋史》卷三〇四《刘师道传》。

[64] 　曾巩《隆平集》卷二〇《妖贼》，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八。

[65]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

[66] 　《梦溪笔谈》卷二五。

[67] 　《长编》卷二七，雍熙三年七月甲戌李觉奏疏中语。

[68] 　《宋史•食货志•农田》。

[69] 　《宋史•食货志•会计》。以上均包括贯、匹、石、束之混合总数。

[70] 　《宋会要•兵》一〇之一四“讨叛”，庆历三年五月记事。

[71] 　此下皆依据《宋史》卷四九三《西南溪峒诸蛮传》、《长编》卷一四七庆历四年三月记事及《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〇五诸奏章。

[72] 　《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癸丑条。

[73] 　这一子目皆依据《长编》庆历三年和四年诸卷记事。

[74]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九七《再论按察官吏状》。

[75] 　《朱子语类》卷一三〇《自熙宁至靖康用人》。

[76]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五《熙宁初富公再相》条。

[77] 　《温公集》卷六〇《与王介甫第一书》。

[78] 　《临川文集》卷一《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卷四一《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79] 　王安石所说的“农民”，包括中小地主的。

[80] 　《长编》卷二二三，熙宁四年五月丙午条；卷二三七，五年八月辛丑条。

[81] 　《临川文集》卷四一《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82] 　《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癸丑条。

[83] 　《长编》卷二二〇，熙宁四年二月庚午条。

[84] 　《宋会要•食货》一之二七至二八。

[85] 　《文献通考•田赋考》六《水利》。

[86] 　《宋会要•食货》四之一六至一七。

[87] 　同上。

[88] 　《宋史•食货志•常平义仓》。

[89] 　《长编》卷二二三，熙宁四年五月庚子记事。

[90] 　《宋史•食货志•役法上》。

[91] 　苏辙《栾城集》卷四三《三论分别邪正札子》。

[92] 　《通考•田赋考》四。

[93] 　《宋会要•食货》三七之一四、一五；《长编》卷二三一，熙宁五年三月丙午记事。

[94] 　《长编》卷二一三，熙宁三年七月丙申记事。

[95] 　《长编》卷二五六，熙宁七年九月癸丑记事。

[96] 　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卷十一《兵制》。

[97] 　《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五九《原弊》。

[98] 　《宋会要•兵》二之五至七；《宋史•兵志》六。

[99] 　《长编》卷二三〇，熙宁五年二月甲寅记事。

[100] 　《文献通考》卷一六〇《兵考》一二《马政篇》。

[101] 　《长编》卷二二〇，熙宁四年二月庚午记事。

[102] 　《宋史》卷三二八《安焘传》。

[103] 　司马光《传家集》卷五〇《论西夏札子》、卷五三《乞不拒绝西人请地札子》。

[104] 　《九朝编年备要》卷二九，宣和三年罢苏杭造作局条。

[105] 　《宋史》卷四七〇《朱勔传》。

[106] 　朱弁《曲洧旧闻》卷十。

[107]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四《总论东南茶法》。

[108] 　《文献通考》卷二〇《市籴》一。

[109] 　《文献通考》卷七《官田》，《宋史•杨戬传》。

[110] 　《玉照新志》卷四。

[111] 　《宋史》卷四七〇《朱勔传》。

[112] 　《鸡肋编》卷上《事魔食菜》。

[113] 　方勺《青溪寇轨》。

[114] 　《独醒杂志》卷七《方腊家有漆林》条。

[115] 　《青溪寇轨》。

[116] 　《宋史》卷四六八《童贯传》。

[117] 　《朱子语类》卷一三三《本朝盗贼》篇。

[118] 　《独醒杂志》卷七《方腊家有漆林》条。

[119] 　《独醒杂志》卷七《童贯之讨方腊》条。

[120] 　《读史方舆纪要》卷二三《寿张县梁山泺》条，《日知录》卷一二。

[121] 　《宋史》卷四六八《杨戬传》。

[122] 　《挥麈后录》卷二《人不堪命皆去为盗》条。

[123] 　《皇宋十朝纲要》卷十八。

[124] 　北宋京东东路治所在青州，领有济南府，青、密、沂、登、莱、潍、淄七州和淮阳军。京东西路治所在东平府，领有郓、兖、亳、曹、濮、济、单、拱、徐等州和广济军。

[125] 　《宋史》卷二二《徽宗本纪四》。

[126] 　《东都事略》卷一〇三《侯蒙传》。

[127] 　李若水《忠愍集》卷二《捕盗偶成》诗。

[128] 　《宋史》卷三五三《张叔夜传》及汪应辰《文定集》卷二三《王师心墓志铭》。《张叔夜传》说宋江等人要乘舟下海，与事理不合，今不取。

[129] 　《宋会要·刑法》七之二七。

[130] 　见1939年陕西府谷县出土的折可存墓志铭。

[131]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一引《北征纪实》。

[132] 　水鼓、望仙、集路诸山，均不知在今何地。

[133] 　《琬琰集删存》卷一，赵雄撰《韩世忠神道碑》。

[134]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135] 　同上。

[136] 　《金史·世纪》、《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引《神麓记》。

[137] 　《金史·世纪》。

[138] 　同上。

[139] 　《金史》卷六七《留可传》。

[140] 　《金史》卷四五《刑法志》，参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141] 　自此以下，皆据《松漠纪闻》、《契丹国志·天祚纪》及《三朝北盟会编》卷三。

[142]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五，唐重《论攻守利害劄子》。

[143] 　参据李纲《靖康传信录》，《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三所载《郑望之奉使录》的附注及《许翰上书》条的附注。

[144] 　《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九，杨时《论三镇利害书》。

[145] 　《大金弔伐录》卷上“靖康元年七月宋再遣使乞免割三镇、增岁币书”。

[146] 　《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四引《中兴遗史》，谓城下之盟虽许割三镇，而三镇之人均“为国坚守”，朝廷知三镇人心不愿割地，乃降诏令其固守。又，同书卷一七二载秦桧奏疏亦有云：“金虏入寇之初，庙堂太怯，遽以三镇许之，不知民不肯为夷狄，虽欲割弃而不可。”

[147] 　《宋会要·兵》一三之一。

[148] 　《大金国志》卷七《太宗纪》。

[149] 　《宋会要·方域》一九之二二。

[150] 　《新安文献志》卷九六《英烈钱氏二侯传》。

[151]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九七引《金虏节要》。

[152]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三，建炎元年十月二十九日记事；《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八字军》条。

[153]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乙丑记事。

[154] 　《金史·斜卯阿里传》。

[155] 　《金史·赤盏晖传》。

[156]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三，绍兴元年三月壬子记事。

[157]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〇六，绍兴十一年八月八日记事。

[158] 　《容斋续笔》卷四《淮南守备录》。

[159] 　杨万里《诚斋集》卷一二〇《虞允文神道碑》。

[160] 　《宋史》卷三七四《胡铨传》。

[161] 　《南渡十将传·魏胜传》。

[162] 　《金史·海陵纪》。

[163] 　《金史·兵志》。

[164] 　《大金国志》卷八《太宗纪》。

[165]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四引张棣《金虏图经》“屯田”条。

[166] 　《金史·唐括安礼传》。

[167] 　《三朝北盟会编》卷二三〇，梁淮夫《上两府札子》。

[168] 　《金史·食货志》“田制篇”。

[169] 　《金史》卷九三《宗浩传》。

[170] 　此从《金史·纳合椿年传》，《食货志》谓七十余家。

[171] 　《金史·食货志》“通检推排”。

[172] 　《金史·食货志》“户口”。

[173] 　《中州集·李晏小传》，《金史·食货志》“户口”及《李晏传》。

[174] 　《宋会要·食货》一之三六。

[175] 　《文献通考》卷六《水利田门》。

[176] 　《宋会要·食货》六一之一〇九至一一二。

[177] 　《文献通考》卷六《水利田门》。

[178] 　《宋会要·食货》六之二六、二七。

[179] 　李纲《梁溪全集》卷一〇六《申省乞施行籴纳晚米状》。

[180] 　吴泳《鹤林集》卷三九《隆兴府劝农文》。

[181] 　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

[182] 　叶梦得《石林奏议》卷十二《堂白收买木绵札子》。

[183] 　光绪《江西通志·陶政门》引元蒋祁所著《陶记》。

[184] 　同上。

[185] 　《朱文公文集》七八《建宁府建阳县学藏书记》。

[186] 　《宋会要·食货》一八之二九。

[187] 　《宋史·食货志·钱币》。

[188] 　《宋会要•食货》六一之一〇，绍兴五年四月十九日臣僚上言。

[189] 　《宋会要•食货》六一之七八，绍兴十七年正月十五日臣僚上言。

[19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九，绍兴十三年六月戊子王循友奏章。

[191] 　《宋会要•食货》六之三六，绍兴十二年十一月五日李椿年奏章；《中兴小纪》卷三〇，李椿年奏章及周葵与李椿年论辩语。

[192] 　王十朋《梅溪文集•后集》卷二七《鉴湖说》上。

[193] 　《宋会要•食货》一之三五，绍兴二年七月十七日薛徽言奏章。

[194] 　《通考•田赋考》六《水利田》。

[195] 　《通考》卷二〇《市籴考》。

[196] 　《宋会要•食货》六三之一三八。

[197] 　《齐东野语》卷六《向氏粥田》条。

[198] 　《宋会要•方域》四之二五。

[199] 　《后村大全集》卷五一，端平元年《备对札子》；《宋史•食货志•农田》所载淳祐六年谢方叔奏章。

[200] 　《宋史•食货志•农田》。

[201]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二，绍兴元年二月乙酉条。

[202] 　《历代名臣奏议》卷一〇八，赵汝愚《请蠲减江西月桩钱物疏》。

[203]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二，绍兴元年二月乙酉朱胜非奏疏。

[204] 　李纲《梁溪全集》卷一〇六《申省乞施行籴纳晚米状》。

[20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一，绍兴元年正月癸亥韩璜奏疏。

[206] 　鼎澧逸民《杨幺事迹》。以下所有关于这次起义的叙述，凡不另注出处的，都是根据《杨幺事迹》。

[207] 　《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武陵百姓钟相反》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一，建炎四年二月甲午记事。

[208] 　《梁溪全集》卷七三《乞发遣水军吴全等付本司招捉杨幺奏状》。

[209] 　胡宏《五峰集》卷二《上光尧皇帝书》，胡寅《斐然集》卷十七《寄张德远》。

[210]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七引张绚奏疏。

[211] 　《金佗续编》卷十九《百氏昭忠录•章颖经进鄂王传》。

[212] 　《中兴小纪》卷三三，绍兴十七年九月载有诸路月桩钱数。

[213] 　《通考·田赋考》五。

[214]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三，绍兴二十二年五月癸卯记事。

[215] 　《宋会要·兵》一三之二四；《朱文公集》卷八八《刘珙神道碑》；《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五《市舶司本息》条。

[216] 　《朱子语类》卷一三三《本朝盗贼》。

[217] 　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八九《吴猎行状》。

[218] 　《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九《弭盗门》所载蔡戡奏疏。

[219]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十三，端平元年《召除户书内引札子》。

[220] 　《通考》卷九《钱币》二。

[221] 　《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八《福建盐》条；《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九《弭盗》门，赵汝愚《论汀赣盗贼利害疏》；《西山文集》卷十三，端平元年《得圣语申省状》。

[222]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223] 　《后村大全集》卷一四六《陈 神道碑》。

[224] 　《后村大全集》卷一四二《赵以夫神道碑》。

[225] 　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

[226] 　赵珙《蒙鞑备录•军政》。

[227]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九“鞑靼款塞”条。

[228] 　《元朝典故编年考》卷九。

[229] 　《蒙鞑备录•国号年号》。

[230] 　徐霆、彭大雅《黑鞑事略•差发》。

[231] 　《元朝秘史》卷九。

[232] 　《元朝秘史》卷八。

[233] 　《元史》卷一二四《塔塔统阿传》。

[234] 　和林建于窝阔台时，是蒙古国时代的都城。

[235] 　以上据《金史•高汝砺传》。

[236] 　见《金史•食货志》“田制”所载刘元规奏章。

[237] 　《金史》卷一〇二，《仆散安贞传》，《大金国志》卷二五，贞祐四年（1216年）记事。

[238] 　《元遗山文集》卷二八《完颜怀德碑》。

[239] 　《金史》卷一〇二《蒙古纲传》及《仆散安贞传》。

[240] 　此据《宋史•李全传》。磨旗山亦作马髻山，此山上至今尚有“杨四娘子在此山下寨”的石刻。

[241] 　《元遗山文集》卷二九《乔惟忠神道碑》、《赵天锡神道碑》。

[242] 　《元朝名臣事略》卷七《丞相史忠武王（天泽）事略》。

[243] 　《金史•高汝砺传》。

[244] 　李俊民《庄靖先生文集》卷八《泽州图记》。

[245] 　《遗山文集》卷三二《赵州学记》。

[246]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247] 　《黑鞑事略》。

[248] 　《元史》卷一六七《张础传》。

[249] 　郝经《陵川集》卷三二《河东罪言》。

[250] 　《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

[251] 　《元文类》卷五七《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

[252] 　《宋季三朝政要》卷一。

[253] 　《宋季三朝政要》卷二。

[254] 　《宋史•理宗纪》，《鹤山集》卷二九《自劾》及《榜谕北军》。

[255] 　《鹤山集》卷二九《缴奏奉使复命十事》。

[256] 　《宋季三朝政要》卷二，淳祐三年记事。

[257] 　《宋史》卷四五一《张珏传》。

[258]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所载王延德《使高昌记》。

[259] 　《契丹国志》卷二六《高昌国》条。

[260]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所载王延德《使高昌记》。

[261] 　《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传》。

[262]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所载王延德《使高昌记》。

[263] 　《松漠纪闻》《回鹘》条。

[264] 　《新五代史》卷七四《回鹘传》。

[265] 　《宋史》卷四九〇《高昌传》所载王延德《使高昌记》。

[266] 　《松漠纪闻》《回鹘》条及《宋史•高昌传》所载王延德《使高昌记》。

[267] 　同上。

[268] 　《宋史》卷四九〇《于阗传》。

[269] 　《宋会要辑稿•蕃夷》四。

[270] 　《宋会要辑稿•兵》二十二之六。

[271] 　《大金国志》卷六。

[272] 　《新唐书》卷四三《地理志七》。

[273] 　韩愈《罗池庙碑记》。

[274] 　范成大《桂海虞衡志•志蛮》。

[275] 　《岭外代答》卷一《边帅门》。

[276] 　《岭外代答》卷三《峒丁》条。

[277] 　《唐大历平蛮碑》。

[278] 　《岭外代答》卷四《踏犁》条。

[279] 　《岭外代答》卷八《月禾》条。

[280] 　《宋史》卷四九五《广源州蛮》。

[281] 　《宋史》卷四九五《抚水州蛮》。

[282] 　《宋史》卷二九四《苏绅传》。

[283] 　《岭外代答》卷六《服用门》。

[284] 　《岭外代答》卷六《器用门》。

[285] 　《岭外代答》卷七《金石门》。

[286]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十三《侬智高世为广源州酋长》条，《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六一。

[28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二，皇祐四年五月乙巳记事。

[288] 　《文献通考》卷三三〇《四裔考七•西原蛮》后引《桂海虞衡志》。

[289] 　《资治通鉴》卷二七四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十二月记事。

[290] 　《文献通考》卷三二九《四裔考六•南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五，绍兴六年九月癸巳朱震奏言。

[29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七，熙宁八年八月朔附注引宋如愚《剑南须知》。

[292] 　《岭外代答》卷五《财计门》。

[293] 　同上。

[294] 　《元史》卷五八《地理志》序。

[295] 　《元史》卷八五《百官志》一。

[296] 　《元文类》卷四一《经世大典•序录•政典总序•屯戍》。

[297] 　《元史》卷一〇一《兵志•站赤》。

[298] 　同上。

[299] 　《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

[300] 　《元史》卷一二五《赛典赤赡思丁传》。

[301] 　《元史》卷一六七《张立道传》。

[302] 　参阅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

[303] 　《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六。

[304] 　《元史》卷一三四《撒吉思传》。

[305] 　黄溍《黄金华集》卷二八《答禄乃蛮氏先茔碑》。

[306] 　姚燧《牧庵集》卷二〇《宣抚使张公神道碑》。

[307] 　《元史》卷一六三《张雄飞传》。

[308] 　《元史》卷八《世祖纪》。

[309] 　《元文类》卷三六蔡文渊《农桑辑要序》。

[310] 　王祯《农书》卷三《农桑通诀•锄治篇第七》。

[311] 　《元典章》卷二三《户部》九。

[312] 　《元史》卷六四《河渠志》。

[313] 　《农桑辑要》王磐原序。

[314] 　《元史》卷九三《食货志》一《农桑》。

[315]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

[316] 　王恽《秋涧大全集》卷三五《上世祖皇帝论政事书》。

[317] 　陶宗仪《辍耕录》卷五《朱张》。

[318] 　《元典章》卷五七《刑部》十九。

[319] 　《元史》卷一七五《张珪传》。

[320]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

[321] 　王逢《梧溪集》卷三《黄道婆祠》。

[322] 　徐一夔《始丰稿》卷二十三《织工对》。

[323] 　《元史》卷一二〇《镇海传》，卷一二二《哈散纳传》。

[324] 　《元史》卷一六七《张惠传》。

[325] 　王恽《秋涧大全集》卷五八《浙西道宣慰使行工部尚书孙公神道碑铭》。

[326] 　《元典章》卷二二《户部》八。

[327] 　《元史》卷九四《食货志•市舶》。

[328] 　《元史》卷六《世祖纪》。

[329]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十二《韩公神道碑铭》。

[330] 　《元史》卷十五《世祖纪》。

[331]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卷二六《仁宗纪》，卷二七《英宗纪》。

[332] 　《元史》卷一二五《高智耀传》。

[333] 　《元史》卷一七三《叶李传》。

[334] 　《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六《治道》赵天麟奏策。

[335]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七《张忠献公神道碑》。参考冯译《马可波罗行纪》。

[336] 　《元史》卷一六八《陈天祥传》。

[337] 　程钜夫《雪楼集》卷八《何文正公神道碑》。

[338] 　《元史纪事本末》卷一《江南群盗》。

[339] 　《秋涧集》卷九二《论草寇钟明亮事状》。

[340] 　《元史》卷二三《武宗纪》二。

[341] 　至顺《镇江志》卷十一。

[342] 　《道园学古录》卷十一《建宁路崇安县尹邹君去思之碑》。

[343] 　余阙《青阳集》卷三《宪使董公均役记》。

[344] 　危素《危太仆续集》卷九《书张承基传后》。

[345] 　《元史》卷二二《武宗纪》，《元史》卷二四《仁宗纪》。

[346] 　叶子奇《草木子》卷四下《杂俎篇》。

[347] 　同上。

[348] 　元朝有两个“至元”年号，一在世祖时，一在顺帝时。

[349] 　《元史》卷四十《顺帝纪》。

[350] 　《元史》卷五一《五行志》。

[351] 　钱谦益《国初群雄事略》卷一《宋小明王》。

[352] 　权衡《庚申外史》卷上。

[353] 　《草木子》卷三上《克谨篇》。

[354] 　朱元璋：《纪梦》，《全明文》卷一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册。

[355] 　黄溥《闲中今古录摘钞》。

[356] 　《辍耕录》卷二八《刑赏失宜》。

[357] 　《庚申外史》卷上。

[358] 　《元史》卷一四一《察罕帖木儿传》。

[359] 　郑麟趾《高丽史》卷三九《恭愍王世家》。

[360] 　《元史》卷四五《顺帝纪》。

[361] 　《元史》卷一四二《答失八都鲁传》。

[362] 　宋濂《宋学士文集•翰苑别集》卷九《陈府君墓志铭》。

[363]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〇《回金正希馆丈书》。

[364] 　《罪惟录》传五《韩林儿传赞》。

[365] 　《庚申外史》卷下。

[366] 　分见《明太祖实录》卷六戊戌（即元至正十八年）二月，及卷十二癸卯（至正二十三年）二月。

[367] 　《明太祖实录》卷二一，吴元年十月。

[368] 　旧来都把宋代的理学家体系归纳为“濂洛关闽”四字，亦即把周敦颐（湖南道州濂溪人）作为宋代理学的始祖，并谓二程均传他之学。今按，此说乃朱熹的《伊洛渊源录》编造出来的，与史实并不相符。不唯二程之学与周无关，周与北宋学术思想界中人也全无联系。他的著作只应列人道家类而不应列入新儒家的理学类中，故此节未述及其人。

[369] 　《嘉祐集》卷十一《上欧阳内翰书》。

[370] 　《苏东坡前集》卷二四《欧阳文忠公文集序》。

[371] 　《栾城后集》卷二三《欧阳修神道碑》。

[372] 　《临川文集》卷七七《上人书》。

[373] 　《苏东坡续集》卷十一《上欧阳内翰书》。

[374] 　《苏东坡后集》卷一四《答谢民师书》。

[375]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三。

[376] 　胡寅《酒边集后序》中评苏词语，见《斐然集》卷十九。

[377] 　张端义《贵耳集》卷上。

[378] 　刘辰翁《辛稼轩词序》。

[379] 　郎瑛《七修类稿》谓小说起于宋仁宗，仁宗令人每日采进一奇怪故事以自娱。《古今小说•叙言》说宋高宗禅位后喜阅话本，宦官们四处去访求先代奇迹和闾里新闻，倩人敷衍进御。

[380] 　《三朝北盟会编》卷七七，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记事。

[381] 　苗耀《神麓记》，见《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四三。

[382] 　同上。

[383] 　《东京梦华录》卷七《驾登宝津楼诸军呈百戏》条。

[384] 　《都城纪胜•瓦舍众伎》。

[385] 　《东京梦华录》卷八《中元节》条。

[386]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八《元杂剧之渊源》。

[387] 　《元史》卷一〇四、一〇五《刑法志》。

[388] 　《录鬼簿》中所载元剧作家，凡只撰有小曲而无杂剧剧目存世的不计算在内。

[389] 　司马光《传家集》卷六三《答范梦得书》。

[390] 　南宋胡寅就认为《通鉴》“事备而义少”，并专为此而写了《读史管见》。

[391]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一《论三家山水》。

[392]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七。

[393] 　《图画见闻志》卷一《论黄徐体异》。

[394] 　刘道醇《圣朝名画评》。

[395] 　《宣和画谱•李伯时条》。

[396] 　路振《九国志》卷二，吴臣《郑瑶传》。

[397] 　许洞《虎钤经》卷六《火利第五十三》。

[398] 　杨万里《诚斋集》卷四四《海鰌赋后序》。

[399] 　《靖康要录》卷十三，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十二日记事。

[400] 　汪若海《麟书》记靖康元年冬金人围攻开封时事。

[401] 　赵与 《辛巳泣蕲录》。

[402] 　《金史•赤盏合喜传》。

[403] 　《金史•蒲察官奴传》。

[404] 　《宋史•兵志》。

[405] 　汪应辰《文定集》卷十《跋贞观政要》。

[406] 　《资治通鉴》卷二九一，《挥麈录余话》卷二《印行书籍自毋昭裔》。

[407] 　同上。

[408] 　《医宗金鉴》等书都说，宋真宗时，王旦曾请到峨嵋山的神医为其子种痘。这一说乃是明清间人捏造的，中国之有种痘术，应为明代中叶事，宋代还没有。

[409] 　戴表元《剡源文集》卷七《王伯善农书序》。今本《农书》由《永乐大典》辑出，无此序。

[410] 　参考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

[411] 　《元史》卷二〇二《释老·八思巴传》。

[412] 　参看赵翼《二十二史札记》卷二五《宋祠禄之制》条。

[413] 　参看陈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414] 　参看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元也里可温教考》引《至顺镇江志》镇江侨寓户3845，也里可温有23;口10515，也里可温有109;亦即在167户中有也里可温1户，63人中有也里可温1人，可以看出也里可温人数的一个大概。

[415] 　参看陈垣《回教入中国史略》，《东方杂志》第25卷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