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略

战略这个概念，在第二篇第二章[1]中已经确定了。战略就是为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战略本来只与战斗有关，但是战略理论必须同时考察战斗实施者本身即军队，以及与军队有关的主要问题，因为战斗是由军队进行的，而且又首先对军队产生影响。对战斗本身，战略理论必须了解其可能取得的结果，以及运用战斗时最为重要的精神和情感力量。

战略是为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符合战争目的的目标，也就是拟制战争计划，并且要把应引向这一目标的一系列行动与这个目标联系起来，也就是拟制各战局的计划，并在这些计划中部署各战斗。由于所有这些大多只能根据那些与实际并不完全相符的预想来确定，而大量其他更多涉及细节的规定根本无法事先做好，因此战略自然也就必须一起到战场上去，以便现地部署具体问题，并在局势的不断要求下对总的计划做修改，因此战略任何时刻都不能停止工作。

以往的习惯做法证明，人们并不总是这样看的，至少在总的方面。以往在内阁中有战略，而在军队中没有战略，只有当内阁与军队的关系很密切，以至可以视为军队的大本营时，才允许军中有战略。

在拟制计划时，理论将为战略服务，或者更准确地说，理论将揭示事物本身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并突出其中少数作为原则或规则的东西。

如果我们回忆一下第一章[2]，其中谈到战争涉及大量重大的问题，那么我们就会明白，只有具备非凡的洞察力，才能考虑到所有这一切。

如果一位君主或者统帅懂得完全根据自己的目的和手段组织其战争，做得恰如其分，那么这就是其天赋的最好证明。但是这一天赋的作用既不是体现在会立即引人注意的、新发明的行动形式上，也不是体现在整个行动的胜利结局中。我们应该赞赏的是他默默做出的假设是那么恰如其分，以及整个行动是那么默契协调，而这些是在总的结果中才显示出来的。

一位研究者如果根据总的结果看不到这种协调，就容易在没有和不可能有天才的地方去寻找天才。

战略所运用的手段和形式都极为简单，而且由于经常反复运用已为人们所熟知，因此对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来说，如果不时听到评论者装腔作势地强调和谈论战略，他就只会觉得可笑。例如出现过无数次的迂回行动，一会儿在这里被称赞为最具天赋的表现，一会儿在那里被称赞为最具洞察力的表现，甚至说迂回行动是最渊博知识的表现。难道还有比这更无聊的奇谈怪论吗？

更可笑的是，如果人们再想一想，正是这些评论者按照最庸俗的看法，把一切精神因素都排除在理论之外，只想与物质打交道，以至把一切都局限在均势和优势、时间和空间的几个数学关系，以及几个角和几条线上。如果只有这点可怜的东西，恐怕都不能用来给小学生出道数学题。

我们认为，这里要谈的与科学公式和作业题根本无关。物质事物的关系都是非常简单的，难的是把握住起作用的精神力量。不过，即使是精神力量，也只是在战略的最高范畴（战略接近于政治和政治艺术的地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战略已经成为政治和政治艺术的地方）才是错综复杂的，精神力量的因素和关系才是多种多样的。在这里，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精神力量对军事行动规模的影响大于对行动方式的影响。在行动方式占主要地位的地方，例如在战争的具体大小战事中，精神力量的数值就减少了。

由此可见，在战略上一切都非常简单，但是并不因此就容易做到。一旦根据国家的各种情况确定了战争应该和可以达到的目的，那么人们就不难找到通往此目的的道路。但是要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贯彻战争计划，不因一千个原因而动摇一千次，除了要有十分坚强的性格外，还要有非常清醒和坚定的头脑。在成百上千可能优秀的人中，有的以有头脑著称，有的以洞察力见长，有的以果敢或意志坚定而出众，但是也许没有一个能兼具这些素质而成为一位高于平均水平的统帅。

在战略上定下重要的决心，与战术上定下决心相比，要有坚强得多的意志力，这听上去有些奇怪，但是对了解战争在这方面情况的人来说，这肯定是确切的。在战术上，情况瞬息万变，指挥官感觉自己像是要被旋涡卷走一样，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与它搏斗，要压住不断升起的种种疑虑，勇敢地冒险前进。而在战略上，一切进行得缓慢得多，对自己和他人的疑虑、异议和看法，乃至不合时宜的懊悔等都给予了大得多的空间。在战术上至少有一半事物是人们用肉眼能看到的，而在战略上一切都不得不依靠猜想和揣测，因此说服力也就较弱。这样的后果是，大多数将领在应该行动时却陷入错误的疑虑之中。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历史，看一看弗里德里希大帝的1760年战局[3]。这次战局以漂亮的行军和机动闻名，被评论界称赞为战略大师的真正的艺术杰作。那么我们对国王反复对道恩的左翼侧和右翼侧进行迂回，是应该佩服得五体投地吗？我们是应该把这种做法看作深邃智慧的表现吗？不是的。如果自然地和不夸张地对此进行评价，那么我们就不能这样做。我们更应该首先赞赏弗里德里希大帝的智慧，在以有限的力量追求一个大目标时，他没有做任何力不从心的事，而是采取刚好能够达到目的的行动。我们不仅在这次战局中可以见识统帅的这一智慧，而且在这位杰出的国王所进行的全部三次战争[4]中均能见到。

弗里德里希大帝当时的目的是将西里西亚[5]带入安全的港湾，即要签订一个得到很好担保的和约，以确保对西里西亚的占有。

作为一个小国的首脑（普鲁士的大部分情况与其他国家相似，只是由于一些行政部门先进而较其他国家更优秀），他不可能成为亚历山大[6]，而假如他像卡尔十二世那样行事，就也会像他那样被打碎脑袋[7]。因此我们在国王的全部战法中可以看到他那种总是保持平衡的、沉着的力量，这种力量从不缺乏坚定，在紧急时刻能发挥到令人惊讶的地步，而在接下来的时刻又能再度恢复平稳，服从于政治上最微小的事项。无论是虚荣心、荣誉心还是复仇心，都不能使他离开这条轨道，正是这条轨道把他引向斗争的胜利结局。

以上这几句话对这位伟大统帅在这方面的成就还远无法给予足够的评价，人们只有仔细审视这次斗争的不可思议的结局，并探寻带来这种结局的原因，才会深信，正是国王敏锐的洞察力引导他幸运地从所有暗礁旁通过。

这是这位杰出的统帅让我们钦佩的一个方面。这一点在1760年战局和所有其他战局中都有表现，但在1760年战局中更为突出，因为他在任何其他战局中都不像在这次战局中以如此少的损失与如此占优势的敌人保持了均势。

这位伟大统帅让我们钦佩的另一个方面涉及实施时面临的困难。制订向左和向右迂回行军的计划是容易的；总是集中自己有限的兵力，以便在任何地点都能与分散之敌抗衡，以快速的运动使自己的力量得以倍增，同样也是不难想到的。迂回这一发明并不能唤起我们的钦佩。对于这些简单的事情，除了承认它们简单以外，没有什么其他可说的。

但是如果有哪位统帅能尝试仿效弗里德里希大帝，把这些再做一次，就知道其面临的危险了！很多亲历过这一切的著作家在事后很久还说起当时国王设营时面临的危险，甚至说他轻率。我们不怀疑，他当时设营时面临的危险看上去比事后看要大三倍。

同样，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往往在敌军的火炮射程之内）行军也面临这样的危险。弗里德里希大帝敢于这样设营和行军，是因为他从道恩的行事方式、部署方式以及他的担当大小和性格中找到了根据，因此国王的设营和行军是大胆的，但并不轻率。为了这样看待问题，而不是被那种人们在30年后仍在描绘和谈论的危险所迷惑和吓到，需要有国王的大胆、果断和坚定意志。在他当时的处境下，恐怕没有几位统帅会认为这些简单的战略手段是可行的。

国王在实施机动时还面临另外一个困难：在这次战局中，国王的部队不停地在运动。它曾两次（7月初和8月初）在有拉齐[8]追击的情况下尾随着道恩，沿着难以行走的小路从易北河[9]向西里西亚行军[10]。部队必须时刻做好战斗准备，并巧妙地组织行军，从而不得不忍受极大的劳顿。尽管有数千辆辎重车随行，甚至妨碍了行军，但是部队的给养仍然极为匮乏。在西里西亚，部队在利格尼茨会战[11]前不得不连续行军八昼夜，而且总是在敌阵地前面。这要求付出极大的劳顿和困苦。

人们难道可以认为国王的这些机动是在部队这部机器中没有强烈阻力的情况下就得以实施的？难道统帅运用其智慧去调遣部队，就像战地测绘兵转动他手中的步天规[12]那样轻而易举？这些可怜的、又饥又渴的弟兄疲惫不堪的样子能不千百次地刺痛指挥官们和这位最高统帅的心吗？难道因此而产生的牢骚和怨言不会传进统帅的耳朵吗？如果不是对统帅的伟大和正确有无比的信任，一个普通人能有勇气追求与统帅相同的目标吗？这样的劳顿难道不是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士气低落和秩序涣散，简而言之，不是必然要葬送部队的尚武精神吗？这正是我们应该佩服的地方，我们不得不钦佩的正是机动成功的奇迹。但是只有那些有过亲身体验的人才能充分感受到这一切。对那些只从书本和训练场上认识战争的人来说，军事活动所面临的这些阻力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但愿他们能满怀信任地从我们这里接受其自己的经验所无法提供的东西吧！

通过上述例子，我们是想进一步表明我们的观点。现在，在这一章结束时，我们简单说一下，在论述战略时，我们将以我们的方式阐述那些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战略因素的特点（不管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我们的方法是先谈各个部分，然后再谈整体，最后以整个军事活动的联系（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结束。

注[13]：在第二篇较早的一份修改稿中，作者对以下几段文字亲笔标明，“用于第三篇第一章”，但是作者未能实现修改这一章的计划，因此我们将这几段文字全部附录如下：

把部队部署在某一地点，只表明在那里有可能发生战斗，但并不总是真的发生战斗。那么人们现在应该把这种可能性视为现实，视为一个确实发生的事情吗？当然应该。有可能发生的战斗会由于其一旦发生而产生的后果而成为真正的战斗。这种发生战斗的可能性所产生的影响无论是什么，总是有的。

考虑到后果，必须将可能发生的战斗视为真正的战斗

如果派出一支小部队去封锁逃敌的退路，敌人随后没有继续战斗就投降了，那么正是由于派去的这支小部队准备对敌进行战斗，才使敌人做出了投降决定。

如果我军的一部占领了敌人的一个未设防地区，从而使敌人失去原本可用于补充兵力的大批力量，那么我军之所以能够占有这个地区，只是因为我们派去的部队让敌人看到：如果他要夺回这个地区，我军就要与他战斗。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战斗只是有可能发生，就已经产生了后果，因此这种可能性就成为实际的东西。假设敌人在以上两种情况下以优势兵力与我军对峙，迫使我军未经战斗即放弃自己的目的，那么即使我们没有达到目的，但我们原准备在这一点上与敌人进行的战斗毕竟还是有效果的，因为它把敌人的兵力吸引过去了。即使整个行动给我们带来了损失，我们也不能说这些部署（这些可能发生的战斗）没有效果。其效果与一次失利战斗的效果相似。

由此可见，消灭敌军和战胜敌人只有通过战斗的效果才能实现，无论战斗是真的进行了，还是仅是挑战，敌人并未应战。

战斗的双重目的

然而战斗的这些效果也是双重的，即直接的和间接的。如果有其他对象出现并成为战斗的目的，而这些对象本身还不能被视为消灭敌军，而是要通过它们消灭敌军，也就是说要通过它们迂回地、但却以更大的力量去消灭敌军，那么这种战斗的效果就是间接的。占领某些地区、城市、要塞、道路、桥梁、物资库等，可能是一次战斗的直接目的，但绝不是最终目的。这些对象始终只能看作为取得更大优势而采取的手段，其目的是最后在敌人无力应战的情况下向其发起战斗。因此这些对象只能看作中间环节，看作通往有效要素[14]的阶梯，而决不能看作有效要素本身。

例子

当联军于1814年攻占拿破仑的首都时，联军的战争目的达到了。源于巴黎的政治上的分裂起了作用，一道巨大的裂痕使拿破仑这位皇帝的权势崩溃。尽管如此，对这一切，人们必须从以下观点来考察：由于权势的崩溃，拿破仑的战斗力和抵抗能力骤然大幅下降，而联军的优势以同等程度增加，因此拿破仑当时不可能进行任何抵抗了。他的这一不可能性才使联军有可能与法国媾和。假设联军在这一时刻由于外在的情况受到了同样程度的削弱，失去了优势，那么联军占领巴黎的全部效果和重要性也就消失了。

我们探讨上述一系列的概念，是想指出这些概念是重要的，因为这些概念是对事物自然的和唯一正确的认识。有了这种认识，人们就会不断地考虑：在战争和战局中的每一时刻，敌我双方要向对方发起的大小战斗会有怎样的后果？在制订战局计划或者战争计划时，只有这个问题决定那些一开始就必须采取的举措。

如果人们不这样看问题，就会对其他问题做出错误的评价

如果人们不习惯于把战争和战争中的各个战局看成一条由一个引起另一个的多个战斗组成的链条，如果人们认为占领某些地点或者未设防的地区本身就有些许价值，那么人们就容易把这样的占领看作可以顺带唾手可得的好处。如果人们是这样看问题，而不是把这样的占领看作一系列战事中的一个环节，那么人们就不会考虑这样的占领以后是否会带来较大的不利。这种错误在战史中真是屡见不鲜。我们可以说：如同商人不能把一次交易所得的利润安全地搁置在一旁，在战争中也不能把一次行动得到的好处与整个战争的结局分割开；如同商人应以其全部财富采取行动，在战争中也只有最终结局才能决定各次行动的得失。

如果统帅尽其眼力的预见能力所及，始终盯住一系列战斗，那么他就始终是沿着径直的道路前往目标，此时力量的运动就具有了一种恰如其分的、不受外界影响的速度，也就是说意愿和行动就具有了一种恰如其分的、不受外界影响的能量。

* * *

[1]原文如此，疑误。应为第二篇第一章。——译者注

[2]指本卷第一篇第一章《战争是什么》。——译者注

[3]1760年战局是七年战争中第五年的战局，主要包括利格尼茨会战和托尔高会战。在这一年里，弗里德里希二世以自己有限的兵力多次进行机动和行军，与优势之敌周旋，保持了势均力敌的状态，因此有人将1760年战局称为机动行军战局。——译者注

[4]指第一次西里西亚战争（1740—1742）、第二次西里西亚战争（1744—1745）和七年战争（1756—1763）。——译者注

[5]西里西亚（schlesien），中欧奥得河中、上游流域的地区，面积40,319平方公里。今大部分属波兰，小部分属德国和捷克。——译者注

[6]指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der grosse，公元前356—前323），即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公元前4世纪，他先后征服古波斯、腓尼基、埃及、印度等地，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译者注

[7]1718年12月11日，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在围攻挪威城市弗雷特里克斯哈尔特（fredrikshald）时，头部中弹身亡。——译者注

[8]拉齐（franz moritz graf von lacy，1725—1801），伯爵，爱尔兰裔奥地利元帅。曾参加七年战争和巴伐利亚王位继承战争，多次击败普鲁士军队。——译者注

[9]易北河（die elbe），中欧的一条河流，发源于捷克，大部分流经德国，流入北海，长1165公里。——译者注

[10]指1760年战局中弗里德里希二世为驰援西里西亚而进行的两次行军。第一次在7月初，当时奥地利的道恩抢先进入西里西亚，准备阻击弗里德里希二世，于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突然回头袭击奥地利的拉齐，并围攻德累斯顿。第二次在8月初，道恩接受上次教训，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右前方，几乎是平行行军，并派拉齐尾随普军。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这两次行军都是在随时可能与敌人遭遇的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译者注

[11]1760年弗里德里希二世从萨克森率领约2.4万人第二次开赴西里西亚，被道恩、劳东、拉齐率奥军9万余人阻于利格尼茨（liegnitz，即今波兰下西里西亚省莱格尼察市）。8月14日午夜，奥军分多路对普军进行包围，但由于彼此协调不佳，道恩所率主力出现行军路线交叉和迷路等问题，而且未及时发现普军已经离开营垒，最后未能成功救援孤军战斗的劳东，反被弗里德里希二世迂回。普军突围成功，得以与海因里希亲王会合，夺回西里西亚部分土地。——译者注

[12]步天规（das abstrolabium），一种根据时间、星位、方向、高度角等之间关系对其中要素进行测算的仪器。——译者注

[13]此注为编者所作。——译者注

[14]指消灭敌人军队。——译者注

第二章

战略要素

人们可以将战略中引起战斗运用的原因适当地分为几类要素，即精神要素、物质要素、数学要素、地理学要素和统计学要素。

由精神特性和作用引起的一切可归为第一类；军队的规模、编成、兵种比例等可归为第二类；行动线[1]的角度、向心运动和离心运动（只要其几何特性有计算价值）可归为第三类；制高点、山脉、河流、林地、道路等地形的影响可归为第四类；最后，补给手段等可归为第五类。对这些要素分开考虑是有好处的，可以使概念明确，很快估计出这些不同类别要素的大小价值，因为人们分别考虑这些要素时，某些要素就会自行失去其虚假的重要性。例如，即使人们认为行动基地[2]的价值无非在于行动线的位置，但是人们还是很快就能感到，在行动线这一简单的形式中，行动基地的价值还是很少取决于行动线相互构成的角这一几何要素，而是更多地取决于行动线所通过的道路和地形情况。

然而如果人们想根据这些要素来研究战略，那么这将是人们所能拥有的最不幸的想法，因为这些要素在每个军事活动中大多有多重和内在的联系。人们会在最脱离实际的分析中迷失自己，会像在梦魇中一直徒劳地试图自这些抽象的地基向对面现实世界的各种现象架设拱桥。愿上天保佑，不要有哪个理论家开始做这样的事。我们要遵循现实世界的完整性，不使我们的分析超过读者对我们的想法所能理解的程度。我们欲告知的想法并不是从抽象的研究中得来的，而是来自整个战争现象给我们的印象。

* * *

[1]行动线（operationslinie），英国军事理论家劳埃德于18世纪下半叶提出的概念，指部队的补给线、交通线，或泛指部队离开行动基地后的运动路线。如果部队的补给或运动依赖唯一一条道路，则沿这条道路形成一条行动线。在有多条道路可选择的情况下，行动线也可以是一条泛指的线。行动线有单双、内外、离心、向心之分。——译者注

[2]行动基地（operationsbasis），行动线的起点或受到保护的有补充兵员和给养的地域。——译者注

第三章

精神要素

我们必须再来谈谈在第二篇[1]第三章中触及过的精神要素，因为它们是战争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精神要素贯穿于整个战争领域，它们与推动和支配整个力量的意志更早、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仿佛融合成一体，因为意志本身也是一种精神要素。遗憾的是，在一切书本知识中很难找到它们，因为它们既不能表达为数字，也不能被分为等级，而只愿被人们看到或者感受到。

军队、统帅和政府的智慧和其他精神特性，作战地区民众的情绪，一次胜利或大败的精神作用，这些本身都是极为不同的，对我们的目的和所处的情况又可能产生极为不同的影响。

尽管书本中对这些问题少有或者根本没有论述，但它们毕竟与构成战争的其他内容一样，属于军事艺术理论的范畴。我必须再说一遍：如果人们按旧的方式，不考虑所有精神要素而去制定规则和原则，一旦有精神要素出现，就把它们算作例外，并在一定程度上对这种例外做出“科学的”规定，即使之成为规则，或者如果人们呼吁超乎一切规则之上的天才这样做，实际上等于宣告说，规则不仅是为愚蠢之人写的，而且规则本身确实也是愚蠢的，那么这只能是一种可怜的哲学。

即使军事艺术的理论确实只能做到提醒人们注意这些精神要素，并指出有必要尊重和一并考虑精神要素的全部价值，那它就已经把自己的范围扩大到精神领域了，而且通过确立这些观点，预先对那些在它这位法官面前只想用力量的物质关系做辩护的人做出了判决。

而且出于为其余的所谓规则考虑，理论也不应该把精神要素排斥在它的范围之外，因为物质力量的作用与精神力量的作用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不会像合金那样为化学反应所分解。理论在制定每一条涉及物质力量的规则时，都必须考虑精神要素可能占有的部分，否则理论就会被误导为绝对的条文，有时过于小心和局限，有时又过于狂妄和宽泛。甚至最不涉及精神内容的理论也必然会不知不觉地进入到这个精神帝国，如果不顾及精神的影响，任何问题（例如胜利的作用）都得不到说明。同样，我们在本篇论述的大部分问题也是既涉及物质的原因和作用，又涉及精神的原因和作用。可以说，物质的原因和作用几乎只是以武器木柄的形象出现，而精神的原因和作用才是贵金属，才是真正的锋利的武器。

历史最能证明精神要素的价值，最能展示其经常令人难以置信的影响，这是统帅的才智从历史中能够汲取的最宝贵和最纯正的养料。在这里必须指出，与理论阐述、评论式探讨和学术研究相比，各种感受、总体印象以及个别的思想火花更能播下丰富心灵的智慧种子。

我们可以从头至尾地考察战争中最主要的精神现象，并且以一位勤勉讲师那样的细致试着介绍每个精神现象的利弊，但是运用这一方法很容易陷入一般和平庸，在进行分析时很快会忽视实质，不知不觉地去讲述那些众人皆知的东西。因此我们在这里宁愿比在其他地方更多地采用不全面和不完整的讲述方法，泛泛地使大家注意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并指出本篇所有论点的精神实质。

* * *

[1]原文如此，疑误。应为第一篇。——译者注

第四章

主要的精神力量

主要的精神力量是统帅的才能、军队的尚武精神以及军队的民族精神。没有人能笼统地确定这些主要精神力量中的哪一个价值更大，因为仅是说出一些它们的内容就已经很困难了，对它们进行比较就更困难了。最好的方法是对它们中的任何一个都重视。但是人们在进行判断时却总是有些古怪地来回摇摆，时而重视这一方面，时而又重视那一方面。比较妥当的办法是用充分的史实来说明这三个精神力量的显而易见的作用。

的确，近代欧洲各国的军队在技能和训练方面几乎达到了相同水平，作战方法也成为一套几乎是各国军队通用的方法，用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得到了顺乎自然的发展，以至不再可能期待统帅运用什么狭义上的特别的手段（例如像弗里德里希二世那样运用斜向战斗序列）。因此不容否认，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军队的民族精神和作战经验有着更大的作用，而长期的和平又可能会改变这种情况。

军队的民族精神（热情、狂热、信仰和见解）在山地战中的表现最为强烈。在这里，自上而下直至每个士兵都是自负其责作战的。仅出于这个原因，山地对于民众武装就是最好的战场。

军人经过训练得到的技能和经过锤炼形成的勇敢精神（它使军队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就像一块铸铁锻造出来的一样），在开阔的平原上最能发挥其优势。

统帅的才能在一个沟壑纵横、丘陵众多的地形上最能得到发挥。在山地，统帅很难指挥各部队，而要指挥所有的部队又力所不及；在开阔的平原上，指挥过于简单，无法充分展现他的能力。

人们在制订作战草案时，应该考虑到上述这些显而易见的相近关系。

第五章

军队的尚武精神

军队的尚武精神不同于单纯的勇敢，更不同于对战争事业的热情。勇敢固然是尚武精神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普通人的勇敢是一种天赋的品质，而军人作为军队的一部分，其勇敢是可以通过战斗经验和训练培养出来的，因此军人勇敢的取向与普通人勇敢的取向必然是不同的，它必须摆脱普通勇敢所固有的那种不受控制和随心所欲显示力量的本能，而去服从更高级形式的要求，服从命令、秩序、规则和方法。对事业的热情能给一支军队的尚武精神带来生命力，使尚武精神的火焰燃烧得更旺盛，但它并不是尚武精神的必然组成部分。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活动（不管它的涉及面是多么广泛，即使一个民族所有能拿起武器的男子都参与其中，它仍然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它与人一生中从事的其余活动是不同的和分开的。军队的尚武精神表现在个人身上就是：深刻了解战争这一活动的精神和实质；在内心训练、唤起和吸纳那些应在战争中起作用的力量[1]；对战争这一活动，时刻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头脑进行思考；通过训练使自己在战争中有把握和自如地行动；全力以赴，从一个普通人转变成一名称职的军人。

因此，不管人们是多么煞费苦心地想把公民在培养成军人的同时培养成一个有个性的人，不管人们是多么想把战争国家化，不管人们是多么想让战争向着与以前的佣兵队长时期相反的方向发展，人们还是永远无法去除战争这种活动的特殊性。既然人们无法做到这一点，那么从事战争的那些人只要还在从事战争，就总是会自视为一个类似手工业同业公会的团体，而从事战争的英才主要是通过这个团体的制度、规章和习惯而被固定住的。实际上也是如此。因此如果人们十分明确地倾向于从最高处考察战争，就会错误地轻视在一支军队中可能和必然或多或少存在的团队精神（esprit de corps）。在我们称之为军队的尚武精神中，这种团队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是其中起作用的各种自然力量的黏合剂。组成尚武精神的各个晶体更容易与团队精神相结合。

一支军队如果在最猛烈的炮火下仍能保持正常的秩序，从不被想象中的危险吓倒，面对真正的危险能够寸土必争；如果它在胜利时感到自豪，而在失败的困境中也能服从命令，保持对其指挥官的尊重和信赖；如果它在训练中能像运动员锻炼肌肉一样，以困苦和劳顿强化自己的体力，把这些劳顿看作通往胜利的一个手段，而非落在其军旗上的倒霉晦气；如果它通过维护军人荣誉这样唯一的一个简短信条就能想起军人的所有上述责任和品行，那么它就是一支富有尚武精神的军队。

在没有推广这种尚武精神的情况下，人们同样可以像旺代人那样出色地作战[2]，像瑞士人[3]、美国人[4]和西班牙人[5]那样干成大事，甚至可以像欧仁[6]和马尔伯勒[7]那样率领一支没有多少战斗力的常备军取得胜利。因此人们不能说，没有尚武精神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让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概念更为明确，不至于成为泛泛的概念，也不至于让人们认为最终尚武精神就是一切。尚武精神并不是一切。一支军队的尚武精神是一种人们可以设想得到的特定的精神潜力，其影响是可以估计出来的。也就是说，尚武精神如同一件工具，其力量是可以计算出来的。

在阐述了尚武精神的特点以后，我们还想谈一谈它有哪些影响，以及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获得它。

尚武精神与军队各部分的关系就像统帅的天赋与整个军队的关系一样。统帅只能指挥军队整体，不能指挥军队的每个单独的部分。统帅指挥不到的部分，就必须依靠尚武精神。选择统帅应该以他在优秀品质方面的声誉为根据，选择大部队的较高级的指挥官应根据详细考察的结果。指挥官的职位越低，这种考察就可以越少，对个人才能的要求也可以相应降低，但缺少的个人才能必须由尚武精神来代替。一个武装起来准备作战的民族，其自然的品质同样可以起到尚武精神的作用。这些品质包括勇敢、机智、吃苦耐劳和振奋。它们可以代替尚武精神，反之亦然。我们从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尚武精神是常备军所特有的，而且常备军也是最需要尚武精神的。在民众武装和人民战争中，其自然的品质可以代替尚武精神，而且这些品质在这种情况下发展较快。

2. 常备军针对民众武装作战，比起针对常备军作战更需要有尚武精神，因为针对民众武装作战，常备军的兵力更为分散，各部队需要更多地依靠自己。而当部队可以集中使用时，统帅天赋的作用就更大，可以弥补部队尚武精神的不足。一般来说，在战场和其他情况使战争变得复杂以及兵力分散时，部队就更有必要具备尚武精神。

我们从上述两点得到的唯一告诫是：如果军队缺乏尚武精神这一潜力，就应该尝试尽量简单地组织战争，或者加倍注意战争组织的其他方面，而不要指望徒有虚名的常备军去完成只有名副其实的常备军才能完成的事情。

因此，军队的尚武精神是战争中最重要的精神潜力之一。如果缺少这种力量，就应该有其他一种精神潜力（例如统帅的卓越才能、人民的热情等）来代替它，否则付出的努力就收不到效果。如果我们看一下亚历山大统率的马其顿人[8]，恺撒[9]统率的罗马军团[10]，亚历山大·法尔内塞[11]统率的西班牙步兵，古斯塔夫·阿道夫[12]和卡尔十二世统率的瑞典人[13]，弗里德里希大帝统率的普鲁士人[14]，以及拿破仑统率的法国人，我们就会知道，军队的这一尚武精神对军队纯粹可靠性的提升就好似将矿石提炼成闪闪发光的金属，已经完成了很多壮举。这些统帅的惊人成就及其在最困难处境中的卓越表现，只有依靠这样一支有如此精神潜力的军队才有可能实现。谁要是不愿承认这一点，那么他想必是故意无视一切史实。

这种精神只能从两个来源产生，而且这两个来源只有共同起作用才能产生这种精神。其中一个来源是部队经历的一系列战争和胜利，另一个来源是部队的活动经常达到一般乃至极限的劳顿和困苦程度。只有在这种活动中，军人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力量。一位统帅越是习惯于向他的官兵提出要求，就越是有把握实现这些要求。官兵同样对于克服了劳顿和困苦以及战胜了种种危险而感到骄傲。因此只有在不断行动和劳顿困苦的土壤中，尚武精神的幼芽才能成长，当然还要有胜利的阳光。一旦尚武精神的幼芽长成粗壮的大树，它就可以抵御不幸和大败所形成的最大风暴，甚至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抵御和平带来的松懈。因此，只有在战争中和在杰出统帅们的指挥下才能产生这种精神。当然，一支军队即使是在水平一般的统帅的指挥下，并且较长时间地处于和平时期，这种精神至少也可以持续几代人。

一支满是疤痕、经过历练的军队所发扬光大和得到升华的团队精神，是那种单靠勤务条令和操典黏合在一起的常备军的自负和虚荣心所无法比拟的。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严厉的要求和严格的勤务规定可以较长时间地维持一支部队的尚武精神，但它们不会产生尚武精神，因此尽管这些要求和规定总是有其价值，但是人们不应高估它们。秩序、技能、良好的意志，以及一定的自豪感和饱满的情绪是一支和平时期训练出来的军队的特点，是人们必须重视的，但是它们并不能独自发挥作用。整体只能依靠整体来维持。一块冷却得太快的玻璃，一道裂缝就可以使整体完全破裂。同样，这样的军队即使有世界上最饱满的情绪，一旦受到挫折，就很容易变得胆怯，甚至变得极度恐惧，出现法语所说的“sauve-quipeut”[15]。这样的军队只有依靠统帅才会有些作为，单靠自己则一事无成。统率这样的军队，在它经过胜利和劳顿的历练，力量逐渐融入沉重的装备以前，一定要加倍谨慎。因此，我们要防止混淆军队的精神与军队的情绪。

* * *

[1]指勇敢等各种情感力量。——译者注

[2]指旺代战争（1793—1796）。法国革命后，旺代（vendée，今法国西部的一个省，濒临大西洋）民众起初拥护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原则，但对外战争的惨烈、对皇族的残杀以及宗教迫害令不少民众难以接受，尤其在旺代这样一个日常生活与宗教密不可分的地区。1793年3月，法国革命后的第四年，共和政府在旺代征召青年远赴边疆打仗，成了旺代战争的导火索。博卡什、莫日和布列塔尼沼泽地区的民众发起大规模暴动，一度蔓延到邻近的下卢瓦尔、曼恩-卢瓦尔等省，并与里昂、马赛等地的暴动相呼应，对中央政府构成严重威胁。中央政府派军队镇压。战争持续三年，直到1796年3月，天主教保王派军队的首领之一沙雷特被处决。此后小规模暴动仍持续多年，直至1800年才基本被镇压下去。——译者注

[3]指中世纪瑞士的农民和山区牧民组织起来的步兵，他们勇敢善战，多次战胜勃艮第和奥地利的贵族骑士。——译者注

[4]指美国独立战争时的美国士兵，虽未受过正规训练，但善于使用散兵队形作战，打败了英国殖民主义者。——译者注

[5]指拿破仑占领下的西班牙人民，曾展开大规模游击战，给法国军队以沉重的打击。——译者注

[6]欧仁（françois-eugène de savoie-corignan，1663—1736），萨伏依贵族，亲王，奥地利元帅，著名统帅、政治家、外交家。军事上行动果断，治军严明，重视给养装备等后勤保障。在奥土战争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屡建战功。——译者注

[7]马尔伯勒（john churchill marlborough，1650—1722），公爵，英军统帅，政治家。强调战前准备，积极进攻；用兵机动灵活，出敌不意；惯以步兵正面牵制敌主力，以骑兵突击敌翼侧。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指挥英军多次击败法军。——译者注

[8]马其顿人（mazedonier），欧洲巴尔干半岛民族之一，属欧罗巴人种巴尔干类型。使用马其顿语，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译者注

[9]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公元前100—前44），古罗马著名统帅、政治家。——译者注

[10]罗马军团（römische legion），存在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7世纪。由于年代跨度大，其实力、编成、装备、使用等变化很大。一般来说，一个军团由3000—6000名重装步兵和少部分骑兵组成，一般与盟友或占领地提供的大致相同数量的辅助部队共同行动。——译者注

[11]亚历山大·法尔内塞（alessandro farnese，1545—1592），公爵，意大利著名统帅、外交官，曾在西班牙军中服务，任西班牙驻尼德兰总督。——译者注

[12]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2. adolf，1594—1632），瑞典国王（1611—1632），著名统帅。为争夺波罗的海霸权，曾与丹麦、波兰和俄国作战，在三十年战争中屡败天主教联盟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1632年11月6日，在吕岑会战中阵亡。——译者注

[13]瑞典人（schweden），北欧民族之一，属欧罗巴人种北欧类型，使用瑞典语，属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译者注

[14]普鲁士人（preussen），原是居住在波罗的海东南沿岸的一个民族，属波罗的海种族。13世纪，普鲁士人被德意志人的条顿军团征服，之后与德意志移民相互融合。至16世纪，普鲁士人作为独立民族逐渐消失，但习惯上将历史上有关地区（普鲁士公国、王国等）的居民仍称为普鲁士人。——译者注

[15]意为“溃败”。——译者注

第六章

勇敢

我们在《论胜利的把握》一章[1]中谈过，在各种力量的活跃体系中（在这里勇敢与小心谨慎是对立的），勇敢占据怎样的地位和起到怎样的作用，从而指出理论无权以制定法则为借口而限制勇敢发挥作用。

这一在人的内心用以战胜最大危险的可贵的活力，在战争中也应该被视为一个专门的起作用的要素。实际上，假如不是在战争中，那么勇敢还应在人类活动的哪个领域里行使其权利呢？

对军人来说，从辎重兵、鼓手直到统帅，勇敢都是最宝贵的品德，是使武器锋利和发光的真正的钢。

我们大可承认，勇敢在战争中甚至拥有其自己的优先地位。人们在战争中考虑获胜可能性的大小时，除了计算时间、空间和数量以外，还必须考虑到勇敢这一要素带来的一定的好处。这一定的好处指的是，一方的勇敢超过对方时从对方的胆怯中得到的好处，因此勇敢是一种真正的具有创造性的力量。这一点甚至在哲学上也是不难证明的。每当勇敢者遇到胆怯者，就必然有更大的获胜的可能性，因为胆怯者已经失去镇定了。勇敢者只有在遇到谨慎者时，才处于不利地位，因为谨慎者同样可以是勇敢的，至少与勇敢者同样坚强和有力。然而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因为在谨慎者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胆怯者。

在一支大部队中大力培养勇敢这种力量，绝不会妨碍其他力量的发挥，因为一支大部队在战斗序列和勤务规章的约束和规定下要服从更高的意志，就是说，是受这支部队以外的人的认识支配的。勇敢在这里只是压缩待发的弹簧。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就越需要有深思熟虑的头脑来指导勇敢精神，使它不是毫无目的，不是盲目的激情冲撞，因为指挥官的职位越高，涉及自己牺牲的问题就越少，涉及他人生存和全局安危的问题就越多。如同一支大部队受到已经成为第二天性的勤务规则约束一样，指挥官必须受到深思熟虑的约束。这里一次行动表现出的勇敢，可能很容易造成错误，尽管如此，这种错误只是一种瑕疵，不一定非要把它与其他错误等同起来。让我们祝福那些常常不合时宜地表现出勇敢精神的部队，这样的部队好比一片茂盛的杂草，但也正是土壤肥沃的证明。人们甚至对于蛮勇（毫无目的的勇敢）也不能低估，因为它其实与勇敢是同一种情感力量，只是未经头脑，而是以一种冲动的方式表现出来了。只有当勇敢拒绝服从理智，藐视一个明显更高的意志时，我们才必须像对待一种危害那样对待它，但这并不是由于勇敢本身，而是由于它拒绝服从，因为在战争中没有什么比服从更重要。

在战争中，在指挥官认识水平相同的情况下，由于畏惧而坏事的情况比由于勇敢而坏事的情况要多千百次。这一点也许只要我们一说，就会得到读者认可。

按理说，部队有了明智的目的就更容易表现出勇敢，因此也就拉低了勇敢本身的价值，但其实情况正相反。

在明确的思想甚或自制力的干预下，一切情感力量就会失去其很大一部分威力。因此指挥官的军衔越高，勇敢精神就越少，因为即使见解和理解力不一定随指挥官的军衔一起提高，但客观存在的各种因素、情况和顾及仍然从外部对处于不同职位的指挥官们施加大量和强烈的压力，导致他们越是缺乏自己的见解，就越是受到它们的压力。法国有句谚语：“在次要位置上大放光芒，到了主要位置却黯然失色。”[2]其所揭示的生活经验之所以在战争中也适用，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历史上被认为平庸甚至优柔寡断的统帅，在军衔较低时几乎个个以大胆和果断著称。

对于那些有必要进行的大胆行动的动机，我们必须有所区分。这种必要性有不同的程度。如果必要性十分迫切，如果指挥官在追求其目标时，为避开危险而又陷入其他同样大的危险，从而不得不采取大胆的行动，那么我们只能称赞他果断，而且这一果断是有其价值的。如果一位年轻人为表现他作为骑手的灵活性而骑马跃过一道深沟，那么他这种行为是大胆的；而如果他是在一群土耳其近卫军[3]官兵的追杀下跃过深沟，那么这就是一个果断的行为。反之，行动的必要性越小，头脑要考虑的情况越多（以便意识到这些情况的存在），必要性对勇敢精神的影响就越小。1756年弗里德里希大帝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只有先发制人才能免于灭亡，因此他发动战争是必要的，但同时也肯定是很勇敢的，因为在他当时的处境下，恐怕只有少数人才会下这样的决心。[4]

虽然战略只是统帅们或最高指挥官们活动的领域，但对战略来说，部队其余各级人员的勇敢精神与部队其他的尚武精神一样，并非无关紧要。一支来自勇敢民族而又经常培养勇敢精神的军队，可以做出缺乏这一尚武精神的军队所做不出的事情，为此我们也谈到了军队的勇敢问题。我们本来要说的是统帅的勇敢精神，可是在我们尽我们所知泛泛地描述了勇敢这一尚武精神的特性以后，对统帅的勇敢精神也就没有什么更多要说的了。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思想、理智和认识在活动中就越起主要作用，勇敢这一情感力量就越受到排挤，因此在身居最高职位的人中，勇敢精神是很少见的，但正因为如此，一旦这些人表现出勇敢精神，就更值得称赞。由卓越头脑引导的勇敢是英雄的标志，这种勇敢不是违反事物本性的蛮干，也不是粗暴地破坏盖然性的法则，而是为天才和直觉在决策时迅速和几乎下意识地考虑问题提供有力的支持。勇敢赋予智慧和认知力的力量越大，它们就飞得越远，眼界也就越宽阔，结论也就越正确。当然，在这里人们永远不要忘记，较大的目的是和较大的危险联系在一起的。姑且不谈懦弱的人和优柔寡断的人，一个普通人至多只能在远离危险和责任的情况下，在自己的房间里设想某种活动时，才可以得出那种不需要实际观察即能得出的正确结论。但是如果危险和责任从各方袭来，他就会失去总揽各种情况的能力，即使他由于别人的帮助，没有失去这种能力，也会失去决断能力，因为别人在这方面是无法帮助他的。

因此我们认为，没有勇敢精神就无法想象会有杰出的统帅，就是说生来没有这种情感力量的人从来不会成为杰出的统帅，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情感力量是成为杰出统帅的首要条件。至于一个人到了较高的职位后，这种天赋的、经过教育和其余的现实生活继续得到培育和改变的情感力量还能剩下多少，是另外的问题。这种力量剩得越多，天赋的振翅就越有力，飞得就越高。冒险行动变得越来越大，但追求的目标也随之越来越高。不管一个行动是很早就预见到的，是按必要的意图和方向进行的，还是按照出自虚荣心的计划进行的，不管是弗里德里希的行动，还是亚历山大的行动，对评论式考察来说几乎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亚历山大的行动由于更大胆而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那么，弗里德里希的行动则由于具有更多的内在必要性而更能满足人们思考的需求。

现在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重要的情况。

一支军队之所以能够具有勇敢精神，要么是因为这支军队所来自的民族有这种精神，要么是因为在勇敢的指挥官们的指挥下，在一场胜利的战争中培育出了这种精神。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一支军队起初是不具备勇敢精神的。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除了战争（具体是依靠勇敢精神进行的战争），几乎没有其他手段可以培养一个民族的勇敢精神。只有依靠勇敢精神进行的战争才能抵制懦弱和贪图安逸的倾向。贪图安逸会使一个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和热衷于交际的民族堕落下去。

一个民族，只有其民族性格和战争历练在不断的相互作用下相互帮衬，才有望在政治世界中拥有牢固的一席之地。

* * *

[1]原文如此，疑误。本书并没有专门论述该问题的章节。——译者注

[2]此处作者引用了法语“tel brille au second qui s'éclipse au premier”，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伏尔泰（1694—1778）所著史诗《亨利颂》中的一句名言。——译者注

[3]土耳其近卫军（janitschar），指奥斯曼帝国1329—1826年间的近卫军，属精锐部队，担负国王卫队等职责。——译者注

[4]1756年，奥地利和俄国集结军队，建造仓库，征集马匹，准备于1757年春联合进攻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估计战争不可避免，于是趁奥地利和俄国尚未准备就绪，于8月29日突然先向其盟国萨克森发起进攻。——译者注

第七章

坚定

读者期待听到有关角和线的问题，但在这里看到的却不是这些科学世界的公民，而只是每天走在大街上都能遇到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但是作者还是不打算在探讨的范围之外增加丝毫的数学成分，也不怕读者可能因此而感到诧异。

世界上没有任何场合像在战争中那样，事情与人们所想象的是如此大不相同，近看和远看有如此大的区别。建筑师可以平静地看着建筑物按照他的设计图建造起来，医生虽然要比建筑师面对更多的意外结果和偶然现象，但他对自己手段的作用和用法是很清楚的。然而在战争中，一支大部队的指挥官不断地受到各种冲击，诸如真假情报，由恐惧、疏忽和急躁而引起的错误，由正确或错误的见解、恶意、或真或假的责任感、怠惰或疲惫不堪而引起的抗命行为，以及一些谁也想不到的偶然事件，等等。总之，他处在成千上万感受的包围之中，这些感受绝大多数是令人担忧的，只有极少数是令人鼓舞的。长期的战争经历使他有一种直觉和分寸感，能迅速判断这些具体现象的价值，高涨的勇气和内心的坚强能使他像岩石抵御惊涛骇浪那样抵御住这些令人担忧的感受。谁要是对这些令人担忧的感受做出让步，谁就会一事无成，因此人们在实现自己的意图时，只要没有最确切的理由否定这一意图，就非常有必要以这种坚定来抵御这些感受。此外，在战争中几乎所有丰功伟绩都是在经历过无限的劳顿、艰辛和困苦之后才取得的。如果说在这里人类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弱点往往准备屈服的话，那么只有一种伟大的意志力才能引导他达到目标，这种意志力就是世代为人们所赞赏的毅力。

第八章

数量优势

数量优势在战术上和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制胜要素，因此我们应首先对其普遍性进行考察，为此我们做以下的论述。

战略规定战斗的地点、时间和兵力。它通过确定这三个要素对战斗的结果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只要战术进行了战斗，就会有个结果，可能是胜利或者失败，战略就可以根据战争的目的来运用这一结果。当然战争的目的往往是很遥远的，极少是很近的。一系列其他目的作为手段而从属于战争目的。这些目的（它们对较高的目的来说又是手段）实际上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最终目的（整个战争的目标）也几乎在每次战争中都变成了另一个。关于这些问题，我们会随着对有关问题的研究而逐步了解，在这里我们不打算逐个讨论所有这些问题（即使这是可能的），因此我们暂且不谈战斗的运用问题。

由于是战略规定（一定程度上是决定）战斗，因此那些战略通过它们对战斗结局产生影响的因素也是不简单的，以至人们通过一次考察无法囊括它们。战略在规定时间、地点和兵力时，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而每种方法对战斗的结局和战果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我们只能逐步地认识它们，即在进一步确定如何运用的因素那里认识它们。

战斗可能根据对它的规定和它从中产生的情况而做出改变，如果我们这样把战斗从所有的改变中剥离出来，如果我们最后不考虑部队的价值大小（因为这是既定的），那么就只剩下战斗的赤裸裸的概念，即一个失去形态的斗争。对这种失去形态的斗争，我们只能从双方的参战人数上加以区别。

就是这个兵力数量对胜利有决定性的影响。仅从那些我们为得出这一结论而不得不形成的大量抽象概念中就可以得出结论：一次战斗中的数量优势只是制胜因素之一；有了数量上的优势还远远说不上是赢得了一切，或者哪怕只是主要的东西；依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的不同，靠数量优势获得的东西也许还是很少的。

但是数量优势有程度上的不同，它可以是一倍，也可以是两倍、三倍等等。每个人都懂得，如果照这样增加上去，数量上的优势必然会压倒其他一切。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须承认，数量上的优势是决定一次战斗结果的最重要的因素，只是它必须足以与其余同时起作用的因素保持平衡。我们从中得出的一个直接结论是：人们必须将尽量多的部队投到决定性地点的战斗。

不管这些投入战斗的部队是否够用，人们从这方面已经做了现有手段所允许做的一切。这是战略上的首个原则。如果这一原则像这里所说的那样具有普遍的意义，那么它就既适用于希腊人[1]和波斯人[2]，英格兰人[3]和马拉提人[4]，也适用于法兰西人和德意志人[5]。但是我们的目光要对准欧洲的战争环境，以便在考察时能更好地把握有关问题。

欧洲各国的军队在武器装备、组织编制以及技能方面彼此非常相似，只是偶尔在军队的尚武精神和统帅的才能方面还有些差别。如果我们看一下近代的欧洲战史，就知道已经找不出像马拉松之战[6]那样的战例了。

弗里德里希大帝在洛伊滕[7]附近以大约3万人击败了8万奥地利人[8]，在罗斯巴赫[9]附近以2.5万人打败了联军5万多人[10]，但这些是战胜拥有一倍或一倍以上优势兵力之敌的绝无仅有的战例。我们不能引用卡尔十二世在纳尔瓦会战[11]的战例，因为当时俄国人[12]还几乎不能被视为欧洲人，而且后人对这次会战的主要情况知之甚少。拿破仑曾在德累斯顿[13]附近以12万人对抗22万人[14]，对方的兵力优势尚不到一倍。在科林[15]附近，弗里德里希大帝以3万人对抗5万奥地利人，但是没有成功[16]。拿破仑在绝望的莱比锡会战[17]中以16万人对抗28万人，同样也没有成功，对方的优势还远未到一倍。

由此可见，在目前的欧洲，即使最有才能的统帅也很难战胜拥有一倍优势兵力的敌军。如果我们看到，一倍优势的兵力与最杰出的统帅相比，在战争的天平上就已经有如此大的分量，那么我们就不应怀疑，在一般条件下进行的大小战斗中，无论其他方面的条件如何不利，只要有明显的兵力优势，而且无须超过一倍，就足以取得胜利了。当然人们会想到，有些山口即使以十倍的兵力也不足以攻克，但在这种情况下，就根本谈不上是战斗了。

因此我们认为，恰恰在我们欧洲的这种情况下，以及在一切类似的情况下，决定性地点上的兵力大小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在一般情况下，这也是所有条件中最重要的条件。在决定性地点上能够集中多大的兵力，这取决于部队绝对兵力的大小和兵力运用的技巧。

因此首要的规则应该是率领一支人数尽可能多的部队上战场。这听起来很像是老生常谈，其实并非如此。

很长时间人们没有把部队的兵力看作重要条件。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下列事实就够了：在大多数战史中，甚至在记载比较详细的18世纪战史中，人们对部队的兵力要么完全不提，要么只是顺便谈到，从未重视过。滕佩尔霍夫[18]是最早谈到这个问题的著作家，他在《七年战争史》中一再谈到这个问题，但谈得还是十分肤浅。

甚至马森巴赫[19]在他对普鲁士军队在孚日山脉[20]中的1793年和1794年战局所做的很多评论式考察[21]中，对群山、谷地、道路和仅容单人通过的小道谈了很多，但对双方的兵力却只字未提。

另外一个证明是某些评论家脑子中的一个奇异想法，他们认为一支部队应该有一个最理想的、固定的标准人数，超过这个数量的多余兵力不仅没有用处，反倒是累赘[22]。

最后，我们还有很多没有把全部可用兵力投入会战或战争的例子，因为人们不相信数量上的优势确实重要。

如果人们确信集中显著优势的兵力可以夺取一切可能夺取的东西，那么这条明确的信念就必然会反映在战争的准备上，会把尽量多的兵力投入战争，以便自己在兵力上占优势，或至少不让敌人在兵力上占优势。关于以绝对兵力进行战争的问题就谈这些。

绝对兵力的数量是由政府确定的。尽管这种确定已经是真正的军事活动的开始，而且在军事活动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问题，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将在战争中指挥这支军队的统帅却无权再干预此事，而是必须把绝对兵力的数量视为一个既定数，即使他没有参与确定这个数量，或者有情况妨碍兵力扩大到足够的程度。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统帅唯一能做的是，即使无法取得绝对优势，也要通过巧妙地使用军队，在决定性地点上形成相对的优势。

这样，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就似乎成为最重要的了，这就使人们认为战略上的这种计算包括使用军队的几乎全部问题。有些人甚至认为杰出的统帅天生长有一个器官，专门进行战略上和战术上的这种计算。

空间和时间的计算在任何场合都是最基本的，某种程度上都是战略日常需要的，但并不是最困难的和决定性的。

如果我们不抱偏见地阅读战史，就会发现，由于这种计算错误而确实导致重大损失的情况至少在战略上是极为少见的。然而如果将一位果断且积极进取的统帅（例如弗里德里希大帝和拿破仑）通过快速行军以同一支军队击败多个对手的所有情况，都归因于“对空间和时间的巧妙结合”这一概念，那么我们就会徒劳无益地陷入用词上的纠缠。为了使概念明确和有用，人们必须总是正确地称呼事物。

对其对手的正确判断（例如在上述例子中，弗里德里希大帝和拿破仑分别对道恩和施瓦岑贝格的判断），敢于在一段时间内仅以少量兵力与对手对峙的冒险精神，进行强行军的毅力，迅速突击的胆识，以及杰出人物临危不惧、超出平时的作为，这些才是他们取得胜利的原因。而这些原因与正确比较两个如此简单的事物（例如空间和时间）的能力又有什么相干呢？

但是如果我们要较真的话，即使是跳飞式用兵[23]这一在防御战中经常为杰出统帅所信赖的方法（例如在罗斯巴赫和蒙米赖胜利后分别乘势取得洛伊滕和蒙特罗胜利），在历史上也只是罕见的现象。

能够取得相对优势（巧妙地将优势兵力集中到一个决定性地点）的原因，一是因为正确地评估和选定了决定性地点，并使自己的军队一开始就有正确的推进方向；二是因为有决心为了重要的东西而放弃次要的东西（集中兵力，取得局部优势）。在这方面，弗里德里希大帝和拿破仑做得尤为突出。

至此，我们认为已经把数量优势应有的重要性说清楚了。人们应将数量上的优势视为基本的想法，在任何地方都应首先和尽量争取。

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数量上的优势是胜利的一个必要条件，那就完全误解了我们的论述。我们只是想在结论中指出兵力在战斗中的重要性。如果人们尽可能多地集中兵力，那么对这个原则来说就已经足够了。至于人们是否应该由于兵力不足而避免战斗，那只有视总的情况才能决定。

* * *

[1]希腊人（griechen），今希腊、南塞浦路斯的主体民族，由古希腊人与其他民族混合而成，多属欧罗巴人种地中海类型，部分属阿尔卑斯类型。——译者注

[2]波斯人（perser），今伊朗的主体民族，属欧罗巴人种南支。历史上曾与希腊发生战争。——译者注

[3]英格兰人（engländer），今英国的主体民族，属欧罗巴人种，大多为大西洋-波罗的海类型。——译者注

[4]马拉提人（marathen），居住在印度中部的一个民族，1763—1778年间曾屡次顽强反抗英国殖民者。——译者注

[5]德意志人（deutsche），中欧民族之一，系古代日耳曼人的后裔，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混入了不同的民族成分。多属欧罗巴人种北欧类型，部分属阿尔卑斯类型。——译者注

[6]马拉松之战是古希腊对波斯战争（公元前500—前449）中的一次会战。公元前490年，古希腊统帅米尔蒂亚季斯率领步兵1.1万人在雅典东北的马拉松平原，击败拥有10万步兵（也有资料称20万）和1万骑兵的波斯军队。——译者注

[7]洛伊滕（leuthen），即今波兰下西里西亚省村庄卢蒂尼亚（lutynia）。——译者注

[8]1757年12月，弗里德里希二世扩大罗斯巴赫会战胜利的战果，率领普军驰援西里西亚。5日，2.9万名普军在洛伊滕向6.6万名奥军发起进攻。弗里德里希二世佯攻奥军右翼，实际上利用地形将主力转至奥军左翼，将其击溃。最后，普军损失6400人，奥军损失2.2万人（其中1.2万人被俘）。这是弗里德里希二世用斜向战斗序列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译者注

[9]罗斯巴赫（rossbach），今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城市布劳恩斯贝德拉（braunsbedra）的一部分。——译者注

[10]1757年8月，弗里德里希二世率领普军向西迎击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联军。10月，奥军进入柏林，弗里德里希二世回师救援。当奥军退出柏林后，弗里德里希二世又回到莱比锡迎击联军。11月5日在萨勒河畔的罗斯巴赫进行会战。会战中，联军企图迂回普军左翼，弗里德里希二世及时掉转了正面，并派骑兵袭击联军，结果联军大败。——译者注

[11]1700年2月，萨克森、波兰联军攻入利夫兰，北方战争（1700—1721）爆发。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很快转入反攻。10月，萨克森和波兰的盟友俄国军队开始围攻当时的瑞典要塞纳尔瓦（narwa，今爱沙尼亚最东部的城市，位于纳尔瓦河河畔）。11月，卡尔十二世率1万余人前去解围，击败俄军3.5万人。——译者注

[12] 俄国人（russen），祖先为东斯拉夫人罗斯部族，属欧罗巴人种，白海-波罗的海类型。——译者注

[13] 德累斯顿（dresden），今德国萨克森州首府，位于易北河河畔。——译者注

[14]1813年8月，施瓦岑贝格指挥联军主力，趁拿破仑东击布吕歇尔之际，进逼德累斯顿。拿破仑于8月26日赶回德累斯顿，反击联军。27日，法军用正面进攻结合两翼迂回的方法击败联军。——译者注

[15]科林（kolin），今捷克中部一城市，位于易北河河畔，西距布拉格约60公里。——译者注

[16]1757年春，普鲁士军队突然攻入波希米亚。5月，弗里德里希二世率主力包围布拉格，但久攻未克。6月中，道恩率领奥军前来解围。18日，与弗里德里希二世在科林附近进行会战。弗里德里希二世战败，退守萨克森。——译者注

[17]又称莱比锡大会战。1813年8月，奥地利、普鲁士、俄国、瑞典等国组成第六次反法联盟。在当月进行的德累斯顿会战后，法军处于被包围状态，虽然采用了旨在各个击破的战法，但没有达到效果。10月，法军16万人（一说19万人，可能是加上了华沙公国、意大利、那不勒斯和一些莱茵邦联的部队）被28万（一说20.5万）联军包围于莱比锡（leipzig，今德国萨克森州最大城市）。10月16日，会战开始。最后拿破仑于19日晨开始退向莱茵河，联军取得了对拿破仑的决定性胜利，于次年初进入法国作战，3月底进入巴黎。4月11日，拿破仑退位，被流放到厄尔巴岛。——译者注

[18]滕佩尔霍夫（georg friedrich von tempelhoff，1737—1807），普鲁士中将，军事著作家，普鲁士炮兵学院的创办人和首任院长，普军军训总监，参加过七年战争。1783—1801年将英国军事理论家劳埃德著作《七年战争史》（geschichte des siebenjährigen krieges）译成德语出版，并做了大量注释。在数学和音乐领域也有一定造诣，是普鲁士科学院和艺术院成员。——译者注

[19]马森巴赫（christian von massenbach，1758—1827），男爵，普鲁士上校，军事著作家。参加过1792年普奥联军和1793年第一次反法联盟对法战争。——译者注

[20]孚日山脉（die vogesen），位于法国东北部、莱茵河左岸。南北长约125公里，宽40—70公里。——译者注

[21]1793年第一次反法联盟对法作战时，普鲁士军队主要是在法国的孚日地区作战。普鲁士军官马森巴赫参加过这次战争，后来撰写了不少著作，例如《1793年战局概览》《对1792—1794年反法战局及1795年战局可能结果的考察》《莱茵河、纳瓦河、摩泽尔河之间战区描述及对1793—1794年该战区战事的考察》等。——译者注

[22]我们在此首先想到滕佩尔霍夫和蒙塔朗贝尔。前者在其《七年战争史》第一卷第148页提到这种见解，后者在其关于1759年俄国行动计划的书信中提到这种见解。——作者注

[23]“跳飞”原指法国元帅沃邦于1697年发明的一种火炮射击方法，以少装药、大仰角方式发射炮弹，使之弹着至少两次。此处形容用兵的方法，指用同一支部队先打击一处敌人，再打击另一处敌人。——译者注

第九章

出敌不意

从上一章所谈的内容（一般应争取相对优势）就已经可以得出另一个人们同样一般应争取的，这就是出敌不意。出敌不意或多或少是所有行动的基础，因为没有它，要在决定性的地点取得优势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因此出敌不意成为取得优势的手段，但除此以外，从其精神效果来看，还应将它视为一个独立的要素。但凡出敌不意在很大程度上取得成功的地方，对手就会因此而出现混乱和失去勇气，而这些会成倍地扩大我方的胜利，在这方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例子。我们这里所说的出敌不意并不是指进攻范畴内的狭义上的袭击，而是努力以各种举措（尤其是以兵力分配）使对手措手不及。这种出敌不意在防御中同样可以采用，而且在战术防御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我们说，出敌不意毫无例外是所有行动的基础，只是根据行动和其他条件的不同本性而在程度上很不相同。

这种程度上的区别由于军队、统帅乃至政府的不同特点就已经存在了。

保密和迅速是出敌不意的两个因素，两者以政府和统帅拥有大的魄力和军队能够严肃执行任务为前提，以软弱和松懈是无法达成出敌不意的。然而，尽管这种努力是普遍存在的（绝对必要的），尽管这种努力确实不会毫无效果，但是达到非常成功程度的出敌不意也的确不多，这是符合事物本性的。因此，如果有人认为主要通过这种手段就可以在战争中有很多收获，那么这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在想法上，出敌不意带给我们很多期许，但在实施中，出敌不意却多半卡在整个机器[1]遇到的阻力中。

出敌不意更多是在战术范围运用，原因自然是由于战术上涉及的时间较短，空间较小。因此在战略上，越是接近战术范围的举措，就越有可能实现出敌不意；越是向上接近政治范畴的举措，就越难以实现出敌不意。

准备战争通常需要数月，在大的部署地点集结部队，多半要求建立物资库和补给站以及大规模行军，而行军方向很快就会被人知道。

因此，一个国家能够出敌不意地向其他国家发起战争，或者能够出敌不意地将大量兵力指向另一个国家，是极少见的。在17、18世纪，战争多围绕着围攻进行，出敌不意地包围一处坚固的要塞是人们经过多种努力要做成的一件事，并且是军事艺术中完全特有的重要一章，而这也罕有成功的例子。

相反，一两天内就可以完成的行动更容易达成出敌不意。因此比敌人抢先一日行程，从而先敌占领某地区的一处阵地、一个地点或者一条道路等等，往往并不困难。不过很清楚，这样的出敌不意虽然较容易达到，但效果也较小。反之，如果出敌不意的难度较大，则其效果也较大。谁要是相信小举措达成的这种出敌不意往往能取得大的战果（例如赢得一次会战或夺占一个重要物资库），那他就是相信一些大可想象、却未经历史检验的东西，因为一般来说，这种小的出敌不意产生大战果的例子是很少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通过小规模的出敌不意收到大效果是很困难的。

当然，一个从历史上探寻这些问题的人不应拘泥于历史评论者的某些用于炫耀的观点、说教以及他们自鸣得意的术语，而应正视事实本身。例如在1761年的西里西亚战局中，就有某一天以出敌不意而闻名，这就是7月22日。当天，弗里德里希大帝在尼斯[2]附近抢到了正开赴诺森[3]的劳东[4]将军的前面。据说，这使奥军和俄军无法在上西里西亚[5]会合，从而为国王赢得了四周时间[6]。但是谁要是仔细阅读一下主要历史记述者们[7]对这一事件的记载，并且不抱偏见地做些思考，他就从不会在7月22日的行军中找到这样的意义，反而看到有关这次行军的流行的推论只是自相矛盾，看到劳东在这以机动著称的时间段里，其很多行动却没有什么动机。在渴望得到真相和确证的今天，人们怎么能让这样一个历史证明大行其道呢？

人们在战局过程中要想利用出敌不意的原则取得大的效果，一般会想到采取一次大的行动、迅速定下决心和强行军，这些应该为取得大效果提供手段。弗里德里希大帝和拿破仑是公认的在这方面造诣最深的统帅，但是从他们的战例中可以看到，即使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些，也并非总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弗里德里希大帝在1760年7月非常突然地从包岑[8]袭击了拉齐，并转向德累斯顿，而他实际上从这整个插曲中一无所获，反而丢掉了格拉茨[9]，使自己的处境显著恶化了[10]。

拿破仑在1813年两次突然从德累斯顿转攻布吕歇尔，但两次都完全没有收到预期效果，都扑了空，只是浪费了他的时间和兵力，而且使德累斯顿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11]。至于他从上劳西茨[12]突入波希米亚[13]的效果，就更不用说了[14]。

因此，人们在战争中要通过出敌不意取得大的战果，仅依靠指挥官的行动、魄力和果断同样是不够的，还必须具备其他有利条件。但是我们并非要完全否认出敌不意可能取得的战果，只是想指出战果与必要的有利条件是不可分的，而这些条件并不是常有的，指挥官很少能把它们创造出来。

在这方面，这两位统帅也各自提供了鲜活的例子。1814年，当布吕歇尔的部队与主力分开，沿马恩河向下游行进时，拿破仑对他采取了一次著名的行动。长达两天的旨在出敌不意的行军要想取得较大战果是不容易的。布吕歇尔部队的行军长度达到了三日行程，结果被各个击破，受到相当于一次主力会战失败的损失。这完全是出敌不意达成的效果，因为假如布吕歇尔料到拿破仑很快会进攻他，他就会完全以另一种方式组织行军了。拿破仑此次出敌不意所取得的战果与布吕歇尔在组织行军方面的错误是分不开的。当然拿破仑并不知道这些情况，因此对他来说，这次成功掺有幸运的偶然性。

1760年的利格尼茨会战也是如此。弗里德里希大帝赢得了这次漂亮的会战，因为他进入一处阵地后不久，当夜就又变换了阵地，这完全出乎劳东的意料，结果劳东损失了70门炮和1万人。尽管当时弗里德里希大帝遵循了来回机动的原则，以避免会战或者至少打乱敌人的计划，但是14日夜间变换阵地并不是出于这一意图，而是因为如国王自己所说，他不喜欢14日的阵地。因此偶然性在这里也起着很大的作用。如果劳东的进攻未碰到弗里德里希大帝夜间变换阵地，未碰到难以通过的地形，那么结果就不是这样了。

在较高和最高的战略范围内也有一些出敌不意获得丰硕战果的例子。对此，我们只要指出以下三个例子就够了：一是大选帝侯[15]与瑞典人作战时，从弗兰肯[16]到波莫瑞[17]，以及从边区[18]到普雷戈尔河[19]的两次辉煌的进军[20]；二是1757年战局；三是1800年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著名行动[21]。在1800年这个战例中，一支部队投降后交出了整个战区；在1757年战局中，另一支部队几乎要交出其战区并投降[22]。最后，作为一场完全出敌不意的战争的例子，人们还可以举出弗里德里希大帝攻入西里西亚。上述各例中的战果都是非常大的，但是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很少见，前提是人们不把这种情况与一个国家由于缺乏行动和毅力而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情况混为一谈（如1756年的萨克森[23]和1812年的俄国）。

现在还要谈谈涉及出敌不意的一个核心问题，这就是：谁能左右对方，谁才能做到出敌不意，而只有行动正确的一方才能左右对方。如果我们采取出敌不意行动时采用了错误的举措，那么我们不仅不会取得好的结果，反而也许会受到对手的有力回击，无论如何对手无须对我们的举措特别担心，会从我们的错误中找到趋利避害的手段。进攻比防御包含更多的积极行动，因此出敌不意自然也就更多地为进攻者所采用，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要谈到的那样，这也不是绝对的。进攻者和防御者也可能同时采取出敌不意的行动，此时谁的举措最恰当，谁想必就会占上风。

理论上讲应该是这样的，但现实生活也并非如此严格地遵守这一准则，而且是出自一个简单的原因。出敌不意带来的精神作用，对那些乐于运用它的人来说，往往能使最坏的事情变成好事，并使另一方不能正常地定下决心。特别是在这里，我们所指的不仅是对方的高级指挥官，而且还指每一位指挥官，因为出敌不意的效果的特点就是使部队的一致性大幅下降，让每个人的个性在这时都很容易表现出来。

在这里，很多都取决于对立双方所处的总的情况。如果其中一方由于在总的精神方面占有优势，已经使对方失去勇气和惊慌失措，那么这一方利用出敌不意就能取得更多的战果，甚至在本该被消灭时也会取得好的结果。

* * *

[1]指部队。——译者

[2]尼斯（neisse），今波兰奥波莱省城市尼斯（nysa），位于格拉策尼斯河河畔。——译者注

[3]诺森（nossen），今德国萨克森州一小城市，东距德累斯顿31公里。——译者注

[4]劳东（gideon ernst freiherr von laudon，1717—1790），男爵，奥地利元帅。——译者注

[5]上西里西亚（oberschlesien），指西里西亚地区的东南部，今大部分属波兰，小部分属捷克。——译者注

[6]在七年战争中，1761年7月，奥地利的劳东将军和俄国的布图尔林元帅意图在上西里西亚会合，之后与弗里德里希二世决战。但弗里德里希二世于7月22日进至尼斯附近，插在俄奥两军之间，使联军不得不放弃在上西里西亚会合的计划，到8月19日才在下西里西亚会合。——译者注

[7]指滕佩尔霍夫、“老兵”、弗里德里希大帝。——作者注

[8]其中作者所说的“老兵”指的是《一位奥地利老兵的自白——对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执政时期奥地利与普鲁士之间微妙的政治-军事关系的考察》（1781—1791，在布雷斯劳出版）一书的匿名作者。——译者注

[9]包岑（bautzen），今德国萨克森州一城市，西距德累斯顿约60公里。——译者注

[10]格拉茨（glatz），即今波兰下西里西亚省南部城市克沃兹科（ktodzko)。——译者注

[11]1760年6月，奥地利军队击败在西里西亚的普鲁士军队，并包围格拉茨要塞。7月，弗里德里希二世为救援西里西亚，从萨克森开赴西里西亚，受到道恩所率奥军的阻截，于是在包岑突然回头袭击拉齐所率的奥军，拉齐退入德累斯顿，弗里德里希二世又袭击德累斯顿。两次袭击都没有得到好处。26日，格拉茨要塞被奥军攻陷，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处境反而更为恶化。——译者注

[12]1813年8—9月，拿破仑两次从德累斯顿出发，向东进攻布吕歇尔：8月中旬，布吕歇尔率普军西进，在莱格尼察附近击败法国奈伊元帅，拿破仑于是20日从德累斯顿出发，进攻布吕歇尔，但施瓦岑贝格率联军主力北上，德累斯顿告急，拿破仑只好令麦克唐纳继续追击普军，自己连夜赶回德累斯顿；9月，布吕歇尔第二次进逼包岑，拿破仑再度向东出击。布吕歇尔主动后撤，拿破仑怕联军乘机再攻德累斯顿，只好退回德累斯顿。——译者注

[13]上劳西茨（die oberlausitz），地区名，指劳西茨地区的中部地区，约67%属今德国萨克森州，3%属勃兰登堡州，30%属波兰。多丘陵。——译者注

[14]波希米亚（böhmen），历史地域名，包括今捷克中西部地区，面积5.2万余平方公里。——译者注

[15]1813年8月，拿破仑从德累斯顿向东攻击布吕歇尔时，为牵制在波希米亚的施瓦岑贝格指挥的联军，曾派波尼亚托夫斯基将军从上劳西茨地区的齐陶对波希米亚进行佯攻。但是施瓦岑贝格此时已越过埃尔茨山脉，进军德累斯顿，法军的佯攻并未起到作用。——译者注

[16]指勃兰登堡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 von brandenburg，1620—1688）。——译者注

[17]弗兰肯（franken），历史地域名，曾是公国，包括阿尔萨斯以北和科布伦茨以南的莱茵河和美因河流域广大地区。——译者注

[18]波莫瑞（pommern），历史地域名，包括波罗的海南部沿海广大地区。以奥得河口为界，以西今属德国，称西波莫瑞或前波莫瑞；以东今属波兰，称东波莫瑞或后波莫瑞。——译者注

[19]指勃兰登堡边区（mark brandenburg），存在于1157—1815年，包括“老边区”（易北河以西地区，今德国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一部分）、核心区“中边区”（易北河与奥得河之间地区，今德国勃兰登堡州的一部分和柏林州的一部分）、“新边区”（奥得河以东地区），以及下劳西茨的部分地区。——译者注

[20]普雷戈尔河（der pregel），即普列戈利亚河，流经今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流入波罗的海，长292公里。——译者注

[21]1674年，勃兰登堡大选帝侯参加神圣罗马帝国对法国的进攻，次年退回弗兰肯，获悉瑞典军队攻入勃兰登堡边区，便迅速赶回，袭击瑞典军队，占领了哈弗尔河上的重要渡河点，将瑞典军队击败。瑞典人于1678年攻入东普鲁士，大选帝侯到达维斯瓦河，追击瑞典军队一直到里加附近。——译者注

[22]1800年5月中旬，拿破仑率领一支新组成的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脉，进军北意大利，突然出现在梅拉斯指挥的奥军背后。6月14日，双方进行马伦戈会战，奥军失败。梅拉斯与拿破仑达成协议，奥军退至明乔河东岸，交出北意大利战区。——译者注

[23]1757年战局是七年战争（1756—1763）的第二个战局。在该战局中，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利用法奥俄联军步调不一致（法国于春天开始战斗行动，而俄国于夏天才开始行动），以及联军30余万人展开缓慢等弱点，采取迂回、机动、围攻等多种战法，最终在1757年战局中获胜。作者在本书第十卷第三篇第二部分第二章对该战局有详细的记述和评论。——译者注

第十章

诡诈

诡诈是以隐藏意图为前提的，因此与直率的、无所隐讳的，即直接的行动方式是相对立的，就如同双关语与直接的表白相对立一样。因此它与说服、收买、压服等手段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是与欺骗有很多共同之处，因为欺骗同样是隐藏自己的意图。如果诡诈完全得逞，它本身甚至就是一种欺骗，但是由于它并不是直接的言而无信，因此和一般的所谓欺骗还是有所区别的。使用诡诈的人让他要欺骗的人自己在理解上犯错误，最后这些错误形成一个效果，使被欺骗者突然间看不到事物的本质。因此可以说：如果双关语是在想法和概念上变戏法，那么诡诈就是在行动上变戏法。

初看上去，战略这个名称来源于诡诈这个词不无道理，而且尽管自希腊时代以来，战争的大的内在联系发生了很多真正的和表面的变化，但战略这个名称还是依然能显示出其原本的诡诈的本质。

如果人们认为把暴力行为（战斗本身）的实施交给战术，而把战略看作巧妙运用战斗的一种艺术，那么除了各种情感力量（总是像压缩待发的弹簧一样的炽热的荣誉心和不易屈服的坚强意志等）以外，其他禀赋似乎都不能像诡诈那样适于指导和鼓舞战略活动。在上一章，我们谈到要尽量争取出敌不意，其中就已经含有这个意思，因为任何一次出敌不意都是以诡诈（即使程度很小）为基础的。

尽管人们感到非常需要了解战争中双方指挥官在狡猾、机智和计谋方面的较量情况，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在史料中很少记载这方面的情况，而且很少能从大量的关系和情况中把它们整理出来。

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它们与上一章所谈的大致相同。

战略的活动无非是以关系到战斗的举措部署战斗。战略不像生活的其余领域那样关心单纯存在于言辞上的活动，例如谈话、声明等，但使用诡诈的人进行欺骗时，利用的主要就是这些廉价的东西。

在战争中与此类似的活动包括：发布只是用于欺骗的计划和命令，故意向敌人传递假消息，等等。这些活动对战略领域来说，作用通常很小，只有在出现个别的、送上门的机会时才会运用，因此不能视其为指挥官自主进行的活动。

但是要把这样的活动（例如部署战斗）进行到让敌人受骗的程度，就要求花费较多的时间和兵力，而且敌人的数量越多，另一方花费的时间和兵力就越多。而由于人们通常不愿为此付出这些代价，因此所谓的佯动在战略上极少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实际上，将大量兵力较长时间纯粹地用于欺骗是危险的，因为人们这样总是面临枉费心机的危险，而同时在决定性的地点又缺少这些兵力。

指挥官在战争中应该总是觉察到这一平凡的真理，从而失去玩狡猾运动把戏的兴趣。严酷的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大多迫使他直接行动，以至他根本没有玩弄这种把戏的余地。一句话，战略棋盘上的棋子是缺少敏捷性的，而敏捷性是诡诈和狡猾必需的因素。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诡诈在不必付出情感力量代价的情况下（然而往往要付出这些代价）没有什么害处，但是对统帅来说，正确和准确的眼力是比诡诈更为必要和更为有用的特性。

但是战略领导层可支配的力量越少，这些力量就越容易运用诡诈，以至于对兵力很少的小部队来说（统帅的谨慎和智慧已经不能惠及他们），当一切办法看来都已经无能为力时，诡诈就会成为他们最后的手段。其处境越是无助，越是不得不孤注一掷，诡诈就越能助长他们的胆量。丢掉一切其他打算，不再考虑一切后果，勇敢和诡诈有可能相互促进，使希望的微光集中于一点，成为唯一的一束也许还能引燃火焰的光芒。

第十一章

空间上的兵力集中

最好的战略是：始终数量很多，先是在总的方面，然后是在决定性的地点上。因此除了努力扩充兵员（这往往不是统帅所能决定的）以外，战略上最高和最简单的法则就是集中兵力。除了为完成一项紧迫的任务而把兵力调离以外，任何部队都不应脱离主力。我们应严格遵守这一法则，并把它看作一位可靠的向导。至于哪些有可能是分兵的理智的原因，我们以后会逐步了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上述原则并非在每场战争中都产生同样的普遍结果。由于目的和手段不同，这些结果是有变化的。

有些人只是按照习惯做法的模糊感觉就把部队分开和隔开了，但并不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听上去令人难以置信，却出现过无数次。

如果人们认识到集中全部兵力是一个准则，任何分开和隔开兵力的做法都是必须有原因的，是对这一准则的偏离，那么就不仅可以完全避免这种愚蠢的做法，而且还可以杜绝某些错误的分兵理由。

第十二章

时间上的兵力集中

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概念在实际运用时很容易引起一些错觉，因此有必要把某些概念阐述和明确一下。为此，我们希望读者允许我们再做一简短的分析。

战争是互相对抗的力量的一种碰撞，从中自然得出结论：较多的力量不但可以抵消对方的力量，而且还会拖曳着它继续运动。因此从根本上说，这不允许力量持续（逐步）发挥作用，而是必须同时使用所有力量用于一次碰撞，这应视为战争的一项基本法则。

战争也确实是这样要求的，但也只是当斗争确实与机械碰撞一样时才这样要求。然而如果斗争是双方毁灭性力量持续的相互产生影响的过程，那么力量当然就有可能持续发挥作用。在战术上，这种情况主要因为火器是一切战术的主要基础，但也还有其他原因。如果在火力战中以1000人对500人，那么双方损失的大小与双方参战人数的多少有关系。1000人射出的子弹比500人射出的多一倍，但1000人中被击中的也会比500人中被击中的多（因为毕竟要假设1000人在一起的密度大于500人）。如果允许我们假设1000人中被击中的人数是500人中被击中人数的一倍，那么双方的损失就会相同。例如，假如500人中有200人退出战斗，那么1000人中同样有200人退出战斗。假如500人的一方在后面还有500人迄今保留在火力打击范围之外，那么双方此时虽均有800名参战人员，但是其中一方有500人是弹药充足、体力充沛的新锐力量，而另一方的800人却处于相同程度的松散状态，没有足够的弹药，体力也受到削弱。不过仅仅由于1000人比500人多一倍，就假设其损失比500人的一方大一倍，这样的假设当然是不对的。将半数兵力留作预备队的那一方在战斗一开始投入500人，损失200人，相对于1000人损失200人，前者损失更大，这必须被视为前者的一个不利和后者的一个有利之处。同样，在一般情况下必须承认，最初以1000人投入战斗、此时尚余800人的一方接下来很有可能将最初投入500人、此时在一线尚余300人的对手逐出其所在地，并迫使其退却，因此第一眼看上去，这对1000人一方来说可能是有利的。但是接下来他要以由于已经经历过战斗而队形散乱的800人的部队与敌人作战，而对方至少没有受到显著的削弱，而且有500名新锐力量，这对1000人一方是不利的。至于对1000人一方来说，上述两个对他有利的方面能否抵消另一个对他不利的方面，不再是我们通过进一步分析所能明确的，而是要根据经验来判断。在这里，凡是有一些战争经验的军官大概都会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优势在拥有新锐力量的一方。

由此可见，在战斗中使用过大的兵力有可能变得不利，因为无论优势兵力在最初时刻可能带给我们多少好处，但也许在下一个时刻我们就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但是这一危险的程度与部队序列混乱、受到瓦解和削弱的程度是一样的，换句话说，与每次战斗都会带来的、胜利的一方也会有的危机程度是一样的。因此当双方均处于受到削弱的状态时，一支一定数量的相对新锐的力量的出现是决定性的。

当胜利者也面临的这种瓦解作用消失，只保留了每个胜利均能带来的士气方面的优势时，对方的新锐力量就无法再挽回败局了，而且也会被卷入失败的旋涡。一支被击败的部队不可能依靠一支大的预备队就在次日转败为胜。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战术与战略之间一个极为重要区别的根源。

战术上的成果，即在战斗中和在战斗结束前取得的成果，绝大部分还是在那种受到瓦解和削弱的状态下取得的；而战略上的成果，即整体战斗的成果或最终的胜利（无论大小），则已经不是在这种状态下取得的了。只有各部分战斗的成果汇聚成一个独立的整体时，战略上的成果才会出现，而此时危机状态已经不存在，部队重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损失的只是确实被消灭了的那部分部队。

这种区别带来的结果是：在战术上可以持续使用兵力，而在战略上只能同时使用兵力。

如果我方在战术上无法以最初的战果决定一切，如果我方不得不担心下一个时刻会发生什么，那么自然会得出以下结论：为最初的战果，我方只应使用看上去有必要使用的兵力，而把其余兵力保留在火力和白刃战的杀伤范围之外，以便能够以新锐力量对付敌方的新锐力量，或者以这些新锐力量战胜已经受到削弱的敌人。但在战略上就不是这样。一方面，如同我们上面指出过的那样，一旦在战略上取得了成果，就无须过于担心敌人反击，因为随着这一战略成果的出现，危机已经消失；另一方面，并不是所有的战略力量都一定受到削弱。只有那些在战术上与敌人有过冲突，即参加过部分战斗的力量才会受到敌方削弱，就是说，如果在战术上没有无谓地浪费兵力，那么受到削弱的就只是不可避免被削弱的那部分兵力，而绝不是在战略上与敌有冲突的全部兵力。在整体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那些很少或者根本没有参战的部队，仅仅由于其存在就可以与参战的部队一道起到决定性作用。决战结束后，这些部队还保持着原来的状态，就像没有参战的部队一样，可以用于新的目的。这种用于达成优势的部队对全面胜利做出的贡献有多么大，是十分清楚的。而且人们不难看出，这样的部队甚至能大幅减少我方与敌人有战术冲突的那部分兵力的损失。

因此，如果在战略上，损失没有随着使用兵力的增加而增加，甚至往往因此而减少，如果决战从中自然而然地对我们来说更有把握，那么自然可以得出结论：人们使用的兵力从来都不会过多，因此应同时使用现有的可以使用的兵力。

但是我们还要在另一方面彻底论证这句话。到目前为止，我们谈的只是斗争本身。斗争固然是真正的军事活动，但是对于作为这一活动载体而出现的人、时间、空间，也应予以考虑，对其作用所产生的结果也应一并加以考察。

战争中的疲惫、劳顿和物资匮乏是一种特殊的起到损害作用的因素。这一因素本质上并不属于斗争，但或多或少与斗争有密切的关系，而且尤其是与战略有密切的关系。在战术中尽管也有这一因素，也许还非常严重，但由于战术行动持续时间短，因此人们对劳顿和物资匮乏在战术行动中的影响可以不做太多考虑。但是在战略上，时间和空间的范围都比较大，这种影响往往不仅十分明显，而且往往是决定性的。一支胜利的部队因疾病而比因战斗减员多得多的现象是常见的。

如果我们像考察战术上的火力战和白刃战的损害范围那样来考察战略上的损害范围，那么我们当然就可以设想：受到这种损害的所有部队在战局或其他某个战略阶段结束时都会陷入受到削弱的状态，这使得一支新出现的新锐力量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因此人们在战略上也可能像在战术上一样，有意用尽量少的兵力来争取开始阶段的成果，以便把新锐力量留在最后使用。

为了对这种在很多实际运用的场合好像很有道理的想法做出准确的评价，我们必须探讨这一想法的各个具体概念。首先，人们不能把纯粹的援兵与一支新锐的、未经消耗的力量混淆起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当战局临近结束时，无论是胜利者还是被战胜者，都迫切希望力量有新的增加，在他们看来这应该是决定性的。但我们在这里要谈的不是这个问题，因为假如一开始就多出这些兵力，也就没必要再增加兵力了。但是假如人们认为一支新开上战场的部队就其士气价值来说比已经在战场上的部队更值得重视，就像一个战术预备队比一支已经在战斗中受到很大损失的部队更值得重视一样，那么这种看法是与所有经验相矛盾的。一个失败的战局会使部队的勇气和精神力量减少，同样，一个胜利的战局会提高部队在这方面的价值，这些影响总的来看是相互抵消的，之后还有战争历练作为纯粹的利润留了下来。此外，人们在这里应该更多地关注胜利的战局，而非失利的战局，因为失利的战局更有可能让人预料到，而且在这种战局中，兵力已然不足，不可能设想把一部分兵力留待以后使用。

解决这个问题以后，还有一个问题：部队由于劳顿和物资匮乏而受到的损失是否像在战斗中一样，会随着部队规模的加大而增加呢？人们对此的回答必须是否定的。

劳顿绝大部分产生于危险，而军事行动的每个瞬间都或多或少地贯穿着危险。处处应对这些危险，在行动中安全地前行，这是部队大量战术和战略勤务活动的内容。部队人数越少，执行这种勤务的难度就越大；对敌优势越大，执行这种勤务就越容易。对此谁会怀疑呢？因此在一个战局中，如果敌人比我们少得多，那么比起兵力相等甚或敌人比我们多的情况，我们付出的劳顿也较少。

上面所说的是关于劳顿的问题，而物资匮乏的问题有些不同。物资匮乏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给养品的匮乏和部队住处的匮乏（无论是在舍营地，还是在舒适的营垒中）。在同一地点的部队越多，这两方面的匮乏当然也就越严重。不过这些优势兵力不也正是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手段，去扩展和取得更大的空间，从而取得更多的给养和住宿条件吗？

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推进时，史无前例地把他的部队大量集中在一条大路上，从而造成了同样史无前例的物资匮乏。人们不得不把这归咎于他的那条原则：在决定性的点上应尽量集中最多的兵力。他在这里是否过分强调了这条原则，不是我们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假如他要避免因此而产生的物资匮乏，他只需以更大的宽度推进。他在俄国不缺少空间，只在极少的情况下会缺少。因此我们从这方面找不出任何根据可以证明同时使用优势很大的兵力一定就会导致部队受到更大的削弱。如果有人认为，风雨等恶劣天气和战争中不可避免的劳顿也会使人们可以留待以后使用的那部分兵力受到削弱（尽管这部分兵力减轻了整个行动的压力），那么人们首先还是应把一切联系起来做全面的考察，并试问：这支部队受到的削弱和我们通过优势兵力以多种方式能够赢得的力量会一样多吗？

现在还有十分重要的一点需要加以论述。在部分战斗中，人们可以比较容易地大致确定为取得预设的某个较大战果需要多少兵力，从而也就能确定会富余多少兵力。但在战略上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因为战略上要取得的战果没有如此明确的内容，也没有如此近的界限。因此在战术上可以看作富余的那部分兵力，在战略上必须看作伺机扩大战果的一个手段。利润的百分比是随战果的扩大而增加的，因此以这种方式使用优势兵力很快就可以取得最谨慎的节制用兵所永远得不到的东西。

1812年，拿破仑凭借其巨大的优势得以推进到莫斯科，并占领了这个首都。假如他还能凭借这一优势完全粉碎俄国的军队，那么他就很有可能在莫斯科缔结一个通过任何其他途径都难以达成的和约。这个例子只是用来说明上述观点，不是用来证明它。如果要证明它，就需要详尽的阐述，而这里不是这样做的地方。

以上全部考察针对的只是逐步用兵的观点，不是针对预备队这个概念本身。这些考察固然已经不断地涉及预备队这个概念，但是正如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谈到的那样，这一概念还与其他概念有联系。

我们在这里要明确的是：在战术范围，单是实际使用部队的持续时间，就能使部队受到削弱，因此时间是削弱部队的一个因素，但在战略范围基本上不是这样的。在战略范围，虽然时间对军队也起损害的作用，但是这种损害作用部分由于兵力众多而减弱了，部分则通过其他方式得到了补偿，因此在战略上不能有通过逐步用兵而为了时间本身的缘故利用时间的意图。

我们之所以说“为了时间本身的缘故”，是因为时间由于它导致的、而又与它本身不同的其他情况而对交战双方中的一方可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必然）有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不是无所谓或无足轻重的，对这个问题我们将另做研究。

因此我们试图要阐明的法则是：所有确定用于某一战略目的的现有兵力应该同时用于这一目的，越是把所有兵力集中用于一个行动和一个时刻，这一运用就越完美。

但是在战略范围也因此会有再次发力和持续产生作用的问题，由于持续产生作用（持续展开新的力量）是争取最后胜利的一个主要手段，我们就更不能忽视这一作用。这也是另一章要讨论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提到它，只是为防止读者由于我们根本没有谈到，就不考虑有关问题。

现在我们转而考察一个与迄今论述有密切关系的内容，只有明确了这一内容，整个问题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我们指的是战略预备队。

第十三章

战略预备队

一支预备队有两个容易区分的任务：一是延长和恢复战斗，二是应对意外情况。第一个任务以逐步使用兵力可带来好处为前提，因此不会在战略范围内出现；而把一支部队派往正在被敌人控制的地点，显然应归入第二个任务的范畴，因为人们没有充分预见到要在这里进行抵抗。一支仅是为延长战斗而被留下来的部队，一般只会部署在火力范围以外，受这次战斗的指挥官指挥，那么它当然就是一支战术预备队，而非战略预备队。

但是针对意外情况预留一支力量的需求也可能在战略范围出现，因此也可能会有战略预备队，不过只在有可能出现意外情况的地方。在战术范围，人们大多只是通过肉眼才观察了解到敌人的举措，而任何一处小林地和起伏地形的褶皱处都有可能遮挡住敌人的举措，因此人们自然总是要或多或少地立足于会发生意外情况而部署预备队，以便在发现敌人的举措后加强整个部署中显得薄弱的环节，并且尽量根据敌人的举措来部署我方的力量。

在战略范围想必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战略行动是直接与战术行动相关联的。在战略上，同样有些部署也只是根据肉眼观察和每日每时获得的不牢靠的情报，以及最后根据战斗的实际结果才能确定。因此根据情况不确定的程度留有一定兵力备用，是战略指挥的一个重要条件。

众所周知，在防御中，特别是在江河、山地这些特定地形的防御中会不断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战略活动距战术活动越远，这种不确定性就越小；当战略活动接近政治领域时，这种不确定性就几乎完全不存在了。

敌人把他的几路部队带向什么地方去进行会战，只能通过肉眼观察去了解；敌人将在什么地方渡过一条河，可以从他渡河前不久暴露出的少量准备举措中了解；至于敌人将从哪个方向入侵我国，通常还在一枪未发以前，就由所有的报纸预告出来了。人们所采取举措的规模越大，就越难做到出敌不意。时间是如此之长，空间是如此之大，产生行动的因素又是如此众所周知和难以改变，以至人们要么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得知它，要么可以有把握地推断出来。

而另一方面，举措越向上涉及全局，战略预备队（假如有的话）的作用也就越小。

我们看到，一次部分战斗的胜负本身没什么意义，所有部分战斗在整体战斗的胜负中才能找到其结局。

但是即使是整体战斗的这一胜负也只具有不同程度的相对的意义，其大小取决于被击败的敌军在其全部兵力中所占比例和重要性的大小。一支部队在一场小规模会战中的失利可以用大部队最终的胜利来弥补，甚至一支大部队在会战中的失利不仅可以由一支更大部队赢得的会战来抵消，而且还可以转败为胜（例如1813年在库尔姆的两天会战[1]）。没有人能怀疑这一点。但是同样清楚的是：被击败的那部分敌军越重要，胜利（每个整体战斗的幸运结局）的重要性也就越有独立的意义，敌人通过以后的行动来挽回失败的可能性也就越小。至于如何进一步明确这一点，我们将在其他地方进行考察。对我们来说，在这里提醒读者注意这种对应关系是明确存在的就足够了。

现在我们在上述两点以外再加上第三点：如果说在战术上持续使用兵力总是把主力决战推到整个行动的最后进行，而在战略上同时使用兵力的法则又几乎总是让主力决战（它不必是最后决战）在大规模行动刚开始时就进行，那么我们根据以上这三点结论就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战略预备队的任务越广泛，其必要性就越小，带来的好处就越少，带来的危险就越大。

要指出保留战略预备队的想法从哪里开始变得自相矛盾并不困难，这就是主力决战。人们应将全部兵力投入到主力决战中去，而计划把现有部队的任何预备队留在这一决战以后使用的想法是荒谬的。

因此，如果说预备队在战术上不仅是应付敌人在我预料之外部署的手段，而且还是战斗失利时挽回从来不可预见的后果的手段，那么人们在战略上（至少在涉及大的决战时）就必须弃用这一手段。对于某处的失利，在战略上通常只能通过在其他地点得到的好处来挽回，在少数情况下可以通过把兵力从一处调到另一处来挽回，但是在战略上决不应该或允许有预留兵力应对这种失利的想法。

我们已经宣布，保留一支战略预备队，不让它参加主力决战的想法是荒谬的。其荒谬是如此毫无疑问，以至假如这种想法不是在其他概念的伪装下显得稍好些，从而经常出现的话，我们根本不会尝试在这两章对它进行如此详细的分析。有人认为这一想法是战略智慧和谨慎小心所收获的果实，有人则否定这一想法，并连带着一概否定任何保留预备队的想法（包括保留战术预备队的想法）。这种想法混乱的情况也转而进入到现实生活中。如果人们想看一下这方面突出的例子，那么可以回忆一下1806年，普鲁士让符腾堡[2]的欧根[3]亲王指挥一支2万人的预备队驻扎在边区，结果这支预备队无法再及时抵达萨勒河[4]，普军的另外2.5万人留在东普鲁士[5]和南普鲁士[6]，人们想把他们作为预备队，以后再投入战场[7]。

看到这些例子，人们也许就不会责备我们是像大战风车那样捕风捉影了[8]。

* * *

[1]萨克森（sachsen），易北河中游的一个地区，今德国东部萨克森自由州（freistaat sachsen），首府为德累斯顿。历史上曾是公国、选帝侯国、王国、大公国。1356—1806年期间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个选帝侯国。——译者注

[2]1813年8月德累斯顿会战后，法国旺达姆将军率3万人欲从萨克森突入波希米亚。8月29日和30日，被俄、普、奥联军包围于波希米亚的库尔姆村（kulm，即今捷克小城克鲁梅克）附近，旺达姆本人被俘，部队损失1万余人。此次库尔姆会战基本上抵消了拿破仑在德累斯顿会战中的胜利。——译者注

[3]指符腾堡公国（herzogtum württemberg），存在于1482—1806年，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译者注

[4]欧根（eugen friedrich heinrich von württemberg，1758—1822），符腾堡公爵。在1806年10月18日的耶拿会战中，其指挥的普鲁士预备队被贝纳多特率领的法军击败。——译者注

[5]萨勒河（die saale），易北河的一条支流，流经耶拿、哈雷、马格德堡等地，长413公里。——译者注

[6]东普鲁士（ostpreussen），历史上是普鲁士王国及后来德意志帝国的一个省（1773—1829），位于波罗的海的东南海岸。——译者注

[7]南普鲁士（südpreussen），历史上是普鲁士的一个省（1793—1807）。——译者注

[8]1806年普法战争中，普鲁士国王将符腾堡的欧根亲王指挥的萨克森部队（约2万人）作为预备队留在勃兰登堡边区，并在东普鲁士、南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等地保留30多个步兵营和50多个骑兵连。这些兵力在耶拿和奥尔施泰特会战中要么由于投入过晩而失利，要么根本没有派上用场。——译者注

第十四章

兵力的合理使用

如同我们说过的那样，思索的小路极少能被众多的原则和观点挤压为纯粹的一条线，而总是有一定的余地。在实际生活的一切艺术中也是如此。用横坐标和纵坐标是描不出美丽线条的，用代数公式是做不出圆和椭圆的。因此指挥官在判断时有时要依靠更敏感的直觉，这种直觉源自天赋的敏锐，并经过深入思考的训练，几乎下意识地就可以察明真相；有时则要把法则简化为突出的要点，形成行动的规则；有时还要把惯用的方法作为行动的依据。

因此指挥官应始终注意让所有兵力发挥作用，或者换句话说，应随时注意不要让任何一部分兵力无事可做。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就是这样一个简化得来的要点，是有助于思维的一个抓手。谁在没必要部署兵力的地方部署了兵力，谁在受到敌人进攻时还让一部分部队在行军（也就是说，这部分部队没有发挥作用），谁就是不善于合理用兵。从这个意义上说，有而不用比用而不当更糟糕。一旦要行动，首先就要让所有的部队都行动起来，因为即使是最不恰当的活动毕竟也能牵制和击败一部分敌人，而完全搁置不用的部队在这一时刻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显而易见，这个观点与前三章阐述的原则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同一个真理。我们只不过是从更广泛的角度进行考察，把它归纳成一个单独的概念。

第十五章

几何要素

几何要素或部队部署的形状在多大程度上会成为战争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我们在筑城术上就可以看到。在筑城术中，几何学几乎支配着从小到大的一切问题。在战术上，几何学也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在狭义的战术上，即关于部队运动的理论中，几何学是基础，而在野战筑城术以及在关于阵地和对阵地进攻的理论中，几何学的角和线则像裁决争端的立法者一样居于统治地位。在这里，有些几何要素被用错了，另外一些则只是毫无意义的游戏。尽管如此，恰恰是在每战必求包围对手的现代战术中，几何要素又重新有了大的影响，得到很简单但却反复的运用。现代战术比起要塞战来，一切都更为机动，精神力量、个人特点和偶然性都起着更大的作用，因此几何要素不可能像在要塞战中那样居于统治地位。在战略范围，几何要素的影响就更小了。在这里，兵力部署和国土的形状固然也有很大的影响，但几何要素不像在筑城术中那样是决定性的，而且很长时间以来都不像在战术中那样重要了。至于这种影响是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的，只有当以后几何要素出现并值得注意时，我们才能逐步予以阐明[1]。在这里我们只想提请读者注意几何要素在战术与战略之间的差别。

在战术范围，时间和空间很快会向其绝对最小值的方向退缩。一支部队如果在侧面和背后受到敌人一支部队的进攻，很快就会陷入根本没有退路的境地。这种处境接近于绝对无法继续战斗，因此这支部队必须摆脱或者防止陷入这种境地。这种在侧面和后面的兵力部署一开始就使得所有致力于让对手陷入这种境地的战斗行动具有大的效果，这一效果主要体现在让对手对后果产生担忧。因此兵力部署的几何形状是产生上述效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在战略范围，由于地域广、时间长，因此这一切只产生微弱的影响。人们不可能从一个战区射击到另一个战区，实现一个预定的战略迂回往往需要数周或数月时间，而且地域是如此之广，即使采取了最好的举措，要想准确达到目的也只有很小的可能性。

因此在战略范围，这些行动组合（其形成的几何形状）的效果要小得多，而人们暂且在一个地点上实际取得的效果要大得多。这一长处在受到可能失败的担忧干扰甚或抵消之前，有时间充分发挥其作用。因此我们敢于将以下这一点视为一个已经确定了的真理：在战略上更重要的是胜利战斗的次数和规模，而非这些战斗地点相连形成的大的线条形状。

但恰恰是相反的观点成为较新理论偏爱的题目，因为人们认为，这样可以使战略具有更大的重要性，而由于他们又把战略看作思维的更高功能，故以为这样就可以使战争变得更加高贵，用一个新的时髦词来说，就是可使战争更科学。我们认为，一个完整理论的主要用处就在于揭穿这些奇谈怪论。而由于几何要素是这些怪论惯于开始论述的主要概念，因此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一点。

* * *

[1]作者在此引用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小说《堂吉诃德》（don quixote）中的故事。故事主角堂吉诃德幻想自己是个骑士，做出诸如大战风车等种种荒唐行径。后人常以堂吉诃德这个人物比喻捕风捉影和脱离现实的人。——译者注

第十六章

军事行动中的停顿

如果人们把战争看作一个相互消灭的行为，那么人们想必要把交战双方想象成总的来说都是在前进的，但是就某一时刻而言，人们想必几乎同样要想象其中一方是在等待，只有另一方是在前进，因为双方的情况永远不可能完全相同或者永远保持相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交替，从而导致当前这个时刻对其中一方比对另一方更有利。假设双方统帅都完全了解这些情况，那么从中就会出现一个其中一方应采取行动的理由，而这个理由对另一方而言同时就成为一个等待的理由。据此，双方不会同时对前进感兴趣，也不会同时对等待感兴趣。我们在此排除双方同时追求同一个目的，不是出于普遍存在的两极性的理由（因此与第二篇第五章[1]的断言并不矛盾），而是由于对双方统帅而言，在这里确实是同一件事情成了他们下定决心的依据，这就是今后其各自处境改善或恶化的盖然性。

即使人们允许双方在这方面的情况有可能完全相同，或者人们考虑到，由于各自对对方情况了解不够，双方统帅有可能误认为情况是完全相同的，但是由于双方的政治目的不同，还是不可能出现双方都在等待（停顿）的情况。从政治上看，双方中的一方必然是进攻者，如果双方都持防御的意图，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了。进攻者抱有积极的目的，防御者抱有纯粹消极的目的；进攻者必须采取积极的行动，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达到积极的目的。因此在双方所处状况完全相同的情况下，积极的目的会要求进攻者采取行动。

根据这种想法，军事行动中的停顿严格说来是与事物的本性相矛盾的，因为两支军队就像两个敌对的因素，必然会不停地消灭对方，就像水火永远不会相容，而是相互作用，直到一方完全消失。但是人们对两个长时间僵持在一起、一动不动的摔跤手又如何解释呢？军事行动本应像一座上了发条的钟表不停地运动，但是不管战争的本性是多么野蛮，它毕竟受到人类弱点所组成的链条的束缚。在战争中，人们一方面在寻求和制造危险，但同时又害怕危险。对这一矛盾，没有人会感到奇怪。

如果我们笼统地看一下战史，看到的往往是与不停地奔向目标相反的现象。在战争中，止步不前和按兵不动非常明显是军队的基本状态，而行动却是例外。这几乎让我们怀疑前面所提观点的正确性。但是如果说战史是通过大量战事说明这一现象的，那么战史中距离我们最近的一系列战事又自动说明了我们的观点。革命战争已经充分表明这个观点的现实性，也充分证明了其必然性。在革命战争中，特别是在拿破仑的几次战局中，作战达到了最大限度发挥力量的程度。我们认为这是暴力的自然规律。因此战争达到这种程度是有可能的，而如果说达到这一程度是可能的，那么也就是说达到这一程度是必然的。

实际上，假如人们在战争中的目的不是行动，那么人们在理智面前又如何解释在战争中消耗的力量呢？面包师只在要烤面包时才烧热他的炉子；人们只在要乘车时才把马套在车上。如果人们做出战争这样巨大的努力，只是为了让敌人做出类似的努力，而不想从中得到其他其他东西，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做出如此巨大的努力呢？

关于这个原则的总的方面，我们就解释这么多，现在来谈谈它在事物本性范围内的、不受具体情况影响的变化情况。

在这里要指出引起变化的三个原因，它们是内在的牵制力量，可以阻止战争这个钟表走得太快或者不停地走下去。

第一个原因是人类本性中的怯懦和犹豫不决。它使行动经常具有停顿的倾向，从而成为一种抑制因素，是精神世界中的一种重力，但不是由引力而是由斥力引起的，即是由害怕危险和担责而引起的。

在战争的烈火中，一般人想必会显得更沉重，因此要想让他们持续地运动，就必须更强烈和更经常地推动他们。仅是想到战争的目的，极少足以克服这种重力。如果没有一个尚武和富于进取的人统率（他在战争中如鱼得水一样适得其所），或者如果没有来自上级的巨大的责任压力，那么停止不前就会成为常事，前进就会成为例外。

第二个原因是人的认识和判断不完善。这一不完善在战争中比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更突出，因为人们对自己的实时情况几乎无法了解，而对于对手的情况，由于其受到了遮掩，只能根据少量的情报加以猜测。因此这就常常引起这样一种情况：实际上同一种情况只对一方更为有利，但双方却都认为对自己有利。于是就像我们在第二篇第五章中讲过的那样，每一方都有可能认为等待另一个时刻是明智的做法。

第三个原因是防御更为有力。这一原因就像钟表里的一个掣子轮，不时会使行动完全停下来。甲可能觉得力量太弱而不能进攻乙，但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乙有足够的力量进攻甲。防御所拥有的附加的力量，通过进攻不仅会失去，而且还会转给对手，形象地说，就如同a+b和a-b的差等于2b，因此有可能出现双方不仅同时感觉无力进攻，而且确实如此的情况。

于是，即使是忧心忡忡的谨慎和对较大危险的畏惧，在军事艺术中也找到了舒适的立足点，以证明其存在是合理的，并抑制战争所固有的暴烈性。

然而上述三个原因还是难以解释为什么在过去那些不是重大利益冲突所引起的战争中会有长时间的停顿。在这些战争中，部队有十分之九的时间是在无所事事中度过的。这种现象主要是由一方的要求以及另一方的状态和情绪对战争进程的影响所引起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论战争的本性和目的那一章中[2]已经谈过了。

这些情况有可能产生很大的影响，以至战争成为不伦不类的东西。这样的战争往往和一种武装中立，或者为有利于谈判而摆出的威胁姿态差不多，或者只是一种使自己处于稍微有利的地位而后相机行事的和缓的尝试，或者尽量少地履行自己不愿履行的同盟义务。

在所有这些场合，利益冲撞不大，敌对因素不强，人们不想对对手采取很多行动，也不怎么担心对手采取行动。简单地说，在没有大的利益催促和驱动下，双方内阁不愿下很多赌注，于是就出现了这种温和的战争，真正战争的仇恨思维受到了束缚。

战争越是以这种方式成为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战争理论要得出其结论，就越缺乏必要的牢靠依据和基础，得出的必然的结论就越少，得出的偶然的结论就越多。

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战争中，才智也是能够发挥作用的，而且它在此的表现比在其他战争中也许更为多种多样，其活动范围也许更为广泛，就像赌金币的掷骰子豪赌变成了赌零钱的小赌一样。在这里，作战的时间都花费在装模作样的小行动上，花在半真半假的前哨战，没有任何效果的长时间部署，以及被后人称为可资借鉴的布阵和行军上（之所以被称为可资借鉴，只是因为这些布阵和行军的细小原因已经不为人所知，而一般人又无法想象出这些原因）。恰恰在这里，一些理论家找到了“真正”军事艺术的所在。他们从以往战争运用的这些虚晃一枪、隔挡、半突刺和四分之一突刺中找到了所有理论的研究目标，认为精神比物质重要。对他们来说，最近几次战争反倒是野蛮的搏斗，没有什么可值得学习的，只能视为向野蛮时代的倒退。这一观点和它论及的对象都是狭隘的。在缺乏巨大力量和激情的地方，小聪明当然就更容易施展它的把戏。但是指挥大规模的军队就如同在惊涛骇浪中掌舵，其本身不就是思维的一种更高级的活动吗？难道上述剑术没有包括和体现在真正的战法中吗？难道前者和后者的关系不像人们在船上的运动与船的运动的关系一样吗？实际上，这种剑术只有在“对手的剑术比我方差”这一不言自明的条件下才能采用。但是我们知道对手能满足这一条件多久吗？法国革命不正是在我们幻想旧式战法稳妥可靠的时候袭击了我们，把我们从沙隆赶到了莫斯科吗[3]？弗里德里希大帝不是也以类似的方式让安于以往战法的奥地利人大吃一惊，并震动了他们的君主国吗？如果一个内阁遇到一个只知内在力量形成的法则而不知其他法则的野蛮对手时，采取似是而非的政策，运用墨守成规的军事艺术，那就真是太可怜了！那样的话，这一内阁在行动和努力上的任何懈怠等于在增加对手的力量；那样的话，这一内阁就很难把击剑架势转变为摔跤架势，对手往往只要轻轻一推，就会让它整个摔倒在地。

从上述所列原因可以得出结论：一次战局中的军事行动不是连续不断的，而是一阵一阵的；在各流血行动之间有一个观望期，双方均处于防御之中；一般来说，抱有较高目的的一方主要采取进攻的原则，从而让它总的来看处于前进的状态，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它的行动。

* * *

[1]参阅本书第二卷第五篇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译者注

[2] 原文如此，疑误。应为第一篇第一章。——译者注

[3]指第一篇第一章。——译者注

第十七章

现代战争的特点[1]

人们必须考虑现代战争的特点，这种考虑对一切行动计划，特别是对战略计划有很大的影响。

拿破仑的幸运和果敢推翻了过去人们惯用的一切作战手段，很多一流国家几乎一击即溃。西班牙人通过他们持久的斗争表明，民众武装和起义尽管在个别方面还有弱点和被渗透性，但在总的方面还是能起到作用的。俄国通过其1812年战局告诫人们：第一，一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是不可征服的；第二，会战的失利、首都和地区的失守并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降低获胜的可能性（过去对所有外交官来说，这种情况会降低获胜的可能性是一个原则，因此一旦遇到，他们就立即准备接受一个临时的不利和约）。1812年的俄国战局反而说明，当对手用于攻势的力量已经枯竭时，防御者在自己国土的纵深处往往是最有力的，然后就可以以巨大的力量转守为攻。此外，普鲁士在1813年表明，通过短时的努力能够以建立民兵[2]的方式，使一支军队的平时兵力增加六倍[3]，而且这些民兵在国外可以像在国内一样使用。上述这些情况均表明，民心和民意在国家力量、军事力量和作战力量所形成的结果中是一个多么重要的因素。在各国政府已经知道这些辅助手段后，人们很难设想他们在未来战争中不使用这些手段，不管是因为危险威胁到他们自己的生存，还是因为一种强烈的荣誉心驱使他们这样做。

显而易见，与以往双方只根据常备军兵力对比进行的战争相比，对双方以全国力量进行的战争要按不同的原则进行组织。以前常备军与国家其余部分的关系就如同它与舰队的关系，陆上力量与国家其余部分的关系就如同它与海上力量的关系，因此陆上的军事艺术曾采用海上战术的某些做法，现在已经完全不采用了。

注：

* * *

[1]1792年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军在反法战争中曾到达法国沙隆附近。此后，反法联军节节败退。1812年，拿破仑率领法军抵达并短暂占领莫斯科。——译者注

[2]参阅本书第三卷第八篇第三章。——译者注

[3]指普鲁士当时根据后备军制度组织起来的部队。——译者注

第十八章

紧张与平静

战争的力学法则

我们在本篇第十六章已经看到，在大多数战局中，停顿和平静的时间比行动的时间要长得多。尽管我们在第十章[1]中又谈到现代战争具有完全不同的特点，但是我们仍可以肯定地说，本来的军事行动还是会被或长或短的间歇打断。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两种状态的实质做进一步的考察。

如果军事行动中出现了停顿，就是说双方都不想采取行动，那么就会出现平静，因此也就出现均势。当然这里指的是广义上的均势，不仅是指军队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的均势，还包括一切关系和利益的均势。但是如果双方中有一方抱有新的积极目的，并且为达到这一目的而有了行动（即使只是一些准备活动），一旦对手对此进行了抵制，那么双方力量之间就会出现紧张。这种紧张状态将一直持续到决出胜负为止，也就是说，直到要么一方放弃自己的目的，要么另一方做出让步。

在双方决出胜负后（胜负产生的原因总是在于双方多场战斗组合产生的影响），就会出现向这一或另一方向的运动。

如果这个运动由于要克服困难（例如自己产生的阻力）或者新出现的对抗力量而衰竭下来，则要么是再度出现平静，要么是出现新的紧张和决战，然后出现一个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相反方向的运动。

对均势、紧张和运动进行的这种理论上的区分，对实际行动来说，比初看上去更为重要。

在平静和均势的状态下也会有某些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只是偶然的原因引起的，不是能导致重大变化的目的引起的。这种活动也可能包含大的战斗，甚至是主力会战，但是这种活动的本性毕竟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大多有不同的效果。

在紧张状态下，决战总是具有更大的效果，这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意志力和环境的压力在决战中能有更多的表现，另一方面是由于双方对这种大规模行动已经做了各方面的准备和组织。紧张状态下的决战犹如密闭很好的地雷爆炸，本身也许就是同样规模的战事，如果是在平静状态中发生，则或多或少类似于露天的火药在燃烧。

此外，不言而喻的是，人们应想到紧张是有不同程度的，因此从紧张到平静状态之间有很多不同的紧张程度，以至最弱的紧张状态与平静状态之间的区别很小。

上述考察中对我们最有益的是以下结论：同样的举措在紧张状态中比在均势状态中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和更好的效果，而当紧张程度最大时，这一重要性也就最大。

瓦尔米炮战[2]比霍赫基尔希会战[3]更具决定性。

在敌人因无法防御而放弃给我们的地区驻防，与在敌人只是为在更有利条件下发起决战而退出的地区驻防相比，我们可以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针对敌人正在进行的战略进攻，一处错误的阵地或者仅一次错误的行军都会带来决定性的后果，而在均势状态中，这些问题想必十分突出，才会刺激对手采取些行动。

像我们说过的那样，以往大多数战争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在这种均势状态中度过的，或者至少是在程度较轻、停顿较长和作用较小的紧张状态中度过的，以至在这两种状态下发生的战事很少产生大的结果。它们有时只是为了庆祝某位女君主诞辰的即兴之作（例如霍赫基尔希会战）[4]，有时只是为了争取军人的荣誉感（例如库讷斯多夫会战[5]），有时只是为了满足统帅的虚荣心（例如弗赖贝格会战[6]）。

统帅必须清楚地辨识这些状态，针对这些状态要有合理行动的直觉。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1806年战局的经验告诉我们，人们有时距这个要求还很远。当时已经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一切迹象均表明要进行一场主力决战，统帅本应把全部心思都放在这个事关重大的主力决战上。在这一紧张状态中，普鲁士的统帅也提出了一些举措，部分举措也已付诸实施（例如前往弗兰肯侦察[7]），但这些举措顶多是一些在均势状态中能引起微弱震动的活动。人们只注意到了采取和采纳这些混乱的、浪费精力的举措和意见，却忘了采取必要的、独自即能挽救局势的举措。

我们所做的这种理论上的区分，对进一步建立我们的理论也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对进攻和防御的关系以及这两方面行动的实施所要谈的一切，都与危机状态（各种力量在紧张和运动期间所处的状态）有关，而对均势状态中可能出现的一切活动，我们只视作附加的东西加以处理，因为危机是真正的战争，而均势只是危机的一个反射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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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06年普法战争后，普鲁士的军队按条约不得超过4.2万人。1813年战争开始前，普鲁士通过建立后备军将军队实际人数增加到25万人。——译者注

[2]原文如此，疑误。应为上一章，即第十七章。——译者注

[3]1792年7月，普奥联军在布伦瑞克统率下攻入法国。9月20日，迪穆里埃（charles-françois dumouriez，1739—1823）和克勒曼（françois-étienne-christophe kellermann，1735—1820）率法军在瓦尔米村（valmy，今法国马恩省小镇圣默努尔德以西10公里处一村庄）附近与联军对峙，双方进行炮战。由于法军火炮优于联军，且军官训练有素，最后双方虽未明确分出胜负，但联军还是且战且退，退至莱茵河东岸。——译者注

[4]1758年10月14日夜间，弗里德里希二世在霍赫基尔希（hochkirch，今德国萨克森州一小镇）受到奥军元帅道恩和劳东的袭击而战败。一般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弗里德里希二世选择营垒不当。——译者注

[5]原文如此，疑误。霍赫基尔希会战于1758年10月14日进行，而奥地利大公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后特蕾西娅生于1717年5月13日，故此次会战更有可能是为纪念其继位（1740年10月20日）。——译者注

[6]1759年8月12日，弗里德里希二世率普军在库讷斯多夫（kunersdorf，即今波兰卢布斯卡省村庄库诺维采）附近对奥俄联军的坚固阵地发起进攻，经过激烈战斗夺得联军的左翼阵地。此后他不顾部下的反对和兵力劣势，执意以其著名的斜向战斗序列继续发起进攻，结果伤亡近2万人，损失惨重，弗里德里希二世本人也险些被俘，首都柏林危在旦夕。会战后，弗里德里希二世做了输掉战争和国家灭亡的最坏打算，将军团指挥权交给了芬克将军，并指定弟弟海因里希亲王为全军最高统帅，自己则一度打算自杀。但俄奥联军对后续行动意见不一，没有乘胜扩大战果，而是一连四天按兵不动，随后退往萨克森。弗里德里希四天后收回权力，重振精神，很快将兵力增至3.3万人，并占据有利阵地，成功阻挡联军进军柏林。——译者注

[7]弗赖贝格会战是七年战争中的最后一场大规模战斗。1762年8月，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弟弟海因里希亲王在萨克森与奥地利和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周旋，并一时处于劣势，萨克森大部面临失守，但弗里德里希二世让弟弟坚守，以便在今后的和谈中将萨克森作为筹码。10月29日，海因里希亲王在弗赖贝格（freiberg，今德国萨克森州一城市，东北距首府德累斯顿30公里）战胜奥军，事后得到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褒奖。——译者注

[8]指在耶拿会战前，普鲁士军队派缪夫林上尉在弗兰肯地区进行侦察活动。——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