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间我和波莉克谢纳两人把剧本整理了出来。我还没来得及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命运就已经定了。
克柳克温捎给我一封信。
尊敬的列昂季·谢尔盖维奇：……
见鬼！为什么把我称作列昂季·谢尔盖维奇？大概比谢尔盖·列昂季耶维奇说来顺口？……也罢，此事无关紧要。
您应把您的剧稿读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听，为此请于十三日——星期一，中午十二时光临西夫采夫胡同。
您忠实的福马·斯特里日
我很激动，因为这信具有特殊意义。
我做出如下决定：浆领，蓝色领带，灰西服。对于后者，做出抉择并不困难——灰西服是我唯一体面的服装。
彬彬有礼，但不失自尊，并且，上帝保佑，不露谄媚之色。
十三日也就是第二天，行前一早去剧院看望邦巴尔多夫。
他的临行忠告在我看来十分奇特。
“你过了那幢大灰楼，”邦巴尔多夫说，“左转拐进一条死胡同，到那里后就很容易找了。镌花铁门，门廊下有立柱。从马路一面没有入口，您应绕过墙角进院子。在那里您将见到一个穿羊皮大袄的人。他会问您：‘您有事吗？’您只稍回答一句话就行：‘约我来的。’”
“这是岗哨吗？”我问，“如果没有这个人呢？”
“他必定在，”邦巴尔多夫说，“在穿羊皮大袄的人的对面墙角处，您将见到一辆由千斤顶顶着、卸了轮子的汽车，汽车旁有只桶，桶边有个人，那人正在洗刷汽车。”
“您几曾去过？”
“一月前。”
“您怎知道今儿他也在洗刷汽车呢？”
“因为他每天必卸下轮子，把车清洗一遍。”
“如果是那样的话，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什么时候乘坐它呢？”
“他从不乘它出门。”
“为什么？”
“您说，他有必要去哪？”
“比方说，去剧院。”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一年共两次来剧院出席彩排，那也是雇德雷金的马车。”
“这就奇了！他有汽车可乘，何必雇马车呢？”
“如果司机半途心力衰竭，汽车撞进人家的窗户，您说怎么办？”
“请原谅，如果拉车的马突然受惊，横冲直撞又该怎么办？”
“德雷金的马从不横冲直撞，它走起来慢条斯理。正对洗车人有扇门。进门登上木楼梯。又有扇门。推门进去，您将见到一尊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黑色雕像。正对雕像是几根白色廊柱和一只黑漆漆的炉子。炉旁蹲着个脚穿毡靴的人，他正在生火。”
我笑了。
“您有把握说必然有那么个人而又必然蹲在地上？”
“必然如此。”邦巴尔多夫正经八百地回答，丝毫不笑。
“这倒有趣，我要去检验一下！”
“去检验吧！他将惊恐地问您：‘您要去哪儿？’而您就回答……”
“约我来的？”
“对了。那时他必对您说：‘请把大衣脱在这里。’然后您进入前室，有个女医生走近前问：‘您有事吗？’您就回答……”
我点了点头。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问的第一句话必定是：谁是您父亲？他任什么职务？”
“副省长。”
邦巴尔多夫皱起眉尖。
“啊……不，这样的回答不很恰当。不，不，您就说：在银行任职。”
“这就叫我为难了。为什么我一开口就该撒谎？”
“因为这有可能吓了他，而……”
我眨巴起眼睛。
“……而对您来说反正一样——银行也罢，别的也罢。之后他会问您对顺势疗法的看法。您就说去年曾服用过止痛药水，很有效验。”
这时铃声大振，邦巴尔多夫忙着去排演，因此他只能说些简略的赠别辞，而且像是说快书似的：
“您应说不认识米沙·帕宁，说您出生于莫斯科，谈及福马时您就说此人使您不喜欢，谈到剧本时千万别表示异议，第三场打枪那一段不要读……”
“怎能不读呢？他举枪自杀的呀！”
第二遍铃响了。邦巴尔多夫拔腿便往半明半暗中跑去。从远处传来他隐约的声音：
“打枪那场不要读！您就说您没患感冒！”
我怀着邦巴尔多夫的谜团正午按分按秒到了西夫采夫死胡同。
院子里没见穿羊皮大袄的男子，但邦巴尔多夫所说的那地方站着包头巾的婆娘。她怀疑地把我上下看了一遍，问道：“您来干啥？”“约我来的”的回答使她满意，于是我得以绕过墙角。一点不含糊，那里确停放着一辆咖啡色轿车，只不过轮子并没有卸下，有个人在用抹布擦洗车厢。车旁一只提桶，一只不知装有何物的瓶子。
按邦巴尔多夫事前指点，我正确地走到了奥斯特洛夫斯基雕像跟前。“哈……”我想起邦巴尔多夫不由想笑：炉膛里的白桦柈子确是烧得正旺，可没有人蹲在炉边呀！但我没来得及笑出声，古老的黑漆橡木门骤地打开了，从中走出个老头儿来，手拿捅火条，脚穿一双打过补丁的毡靴。他见到我先是一愣，眨巴起眼睛。“有何贵干，公民？”他问。“约我来的。”我施出了魔法。老头儿立刻变得和颜悦色，他用捅火条朝另扇门一指，那里天花板下亮着一盏年代久远的吊灯。我脱去大衣，夹起剧稿上前叩门。听到下门闩的声音。钥匙在锁孔里一转，门内出现一位白头巾、白长衫妇女。“有何贵干？”她问。“约我来的。”我回答。妇女闪过一边，放我进门，同时向我仔细打量。
“外面很冷吗？”她问。
“不，外面是小阳春的暖和天气。”我回答。
“您没有感冒吧？”女的问。
我想起邦巴尔多夫的话，不由打了个寒噤。
“没有，没有感冒。”
“请您敲这扇门往里进。”女的敛容说罢，便消失了。在我敲那扇钉有金属条的、黑沉沉的房门之前，环视了一下四周。
一个白颜色的炉子，几个巨大的木橱。空气中弥漫着薄荷和某种药草的香味儿。悄无声息。突然响起了喑哑的钟声，打了十二下，接着橱后面布谷鸟开始啼鸣 。我敲过门，用手按住又大又沉的门鼻子，推门进入一个敞亮的大房间。由于激动，什么都没有看清，只见到一张沙发，沙发上坐着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他和照片上的模样没有多大区别，只是更显得年轻些，花白胡子梳理得整整齐齐，该圆的地方圆，该尖的地方尖，胸前的金链子上系着长把眼镜。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给我一个迷人的微笑，使得我受宠若惊。
“非常愉快，”他说，说时有点儿“愉”、“与”不分，“请坐。”
我坐进椅子。
“您的名字和父名是……”他亲切地问。
“谢尔盖·列昂季耶维奇。”
“非常愉快！请说说，您身体好吗，谢尔盖·巴甫努季耶维奇？”他亲切地望着我，并用手指弹着桌子。桌上放有一段铅笔、一杯水，不知为什么杯口用纸盖住。
“非常感谢您的关心。很好。”
“没受冷感冒吧？”
“没。”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咳一声嗽，又问：
“令尊身体可好？”
“家父已去世了。”
“太不幸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答道，“找谁治疗的呢？”
“我说不准，似乎是位教授……扬科夫斯基教授。”
“找错医生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接过话茬，“如果找普列图什科夫教授，就不会有那样的事。”
我表示出惋惜的样儿，惋惜当时没有延请普列图什科夫。
“更好的办法是……嗯……嗯……顺势疗法，”他续道，“这疗法对一切病都有效，”他朝玻璃杯一瞥，“您信顺势疗法吗？”
我暗想：邦巴尔多夫真了不起！于是模棱两可地说：
“从一方面说，当然……我本人……虽则许多人并不是太相信……”
“白不信！”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只消十五滴，百病皆除。”他咳嗽一声，又道：“谢尔盖·潘菲洛维奇，请教令尊大人曾担任过什么职务？”
“谢尔盖·列昂季耶维奇。”我笑着纠正。
“哟，千万原谅！他是做什么的呢？”
我不想扯谎，便说：
“曾担任过副省长。”
这一消息吹灭了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脸上的笑容。
“哦，哦，哦，”他忧伤地说，停了好一会儿，弹起桌子说，“那么咱们开始吧。”
我打开剧稿，咳嗽一声，愣了半晌，又咳嗽一声，开始朗读。
我读了剧名和一长串剧中人的姓名，便开始读第一场：
“远处点点灯火。院子。积雪。厢房的门。从门内传出低沉的《浮士德》——有人在钢琴上弹奏……”
您有否单单对着一个人朗诵过？请您相信，这是件很难的活计。我每隔一小会儿便去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脸，同时擦去我额上的汗珠。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端坐不动，透过长柄眼镜死死盯着我。使我最最尴尬的是，他一次也不笑，虽则第一场中有好几处写得相当滑稽，演员们听到此处无不发笑，其中一个还笑出了眼泪。
可是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非但不笑，连咳嗽也停止了。每次抬眼看他，见到的都是同一景象：金边长把眼镜对准着我，镜后是眨巴的眼睛。由于这，我觉得原来可笑的地方也不可笑了。
终于读完第一场，打算往下读第二场。一片寂静中只听见我单调的声音，就像教堂执事在给死者做亡魂祭。
我有一种冷漠感，真想合上我厚厚的本子算了。我觉得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就将脱口而出：“有完的时候没有？”我的嗓音变得沙哑了，不得不时时清清喉咙，有时忽改用男高音，有时忽改用男低音或者假嗓。但逗不了任何人的笑，无论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无论我。
悄悄进来了一位白裳女子，使我得以松一口气。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迅速地睨一眼挂钟。白裳女子递上一只小杯。他喝下药水，然后用玻璃杯中的水清了清口，重新把纸盖好，再次睨了一眼挂钟。白裳女子按古俄罗斯礼节向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一鞠躬，退了出去。
“好，现在请继续。”他说。我又开始朗读。远处传来布谷鸟的啼鸣，隔壁什么地方响起了电话铃声。
“稍等片刻，”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道，“这是单位来的电话，有要事磋商。”接着从隔壁传来他的说话声：“是我。是的……嗯……嗯……这都是一伙匪帮干的！我命令把这一切严格保守秘密。晚上有个可靠的人来我这儿，我们将制订出一套计划……”
他回到房中，我们读完了第五场。第六场开读时忽然发生了件奇事。只听得门咿呀一声，随之是响亮的哭声。哭像是假哭，门不是我进来的那扇，而是另一扇，许是通卧室的。门骤地大开，飞奔进来一只大花猫，许是受惊发起了野性，窜过我一下抓住窗幔向上攀登。纱幔哪经受得了它的重量，立刻被撕开了一道口子。大花猫攀到绝顶，疯了似的回过猫脸往下张望。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长柄镜从手中坠落了。继花猫之后，奔进柳德米拉·西尔韦斯托芙娜·普里娅欣娜。大花猫一见到她，企图再往上爬，但上面是天花板，那畜生从一只圆篮子上跌落下来。幸好它有四只利爪，得以悬在纱幔上面。
柳德米拉闭着双眼，小拳里捏一块揉皱了的湿手绢，把拳头举到额上，另一只手也捏一块手帕子，却是花边的，干的，干干净净的。她跑到房中央，跪下一条腿，低下头，一手前伸，像俘虏把剑呈交给征服者。
“我的导师！如若得不到您的庇护，”柳德米拉尖声尖气地高喊，“我将长跪不起。佩利钦——他是叛徒！上帝把一切的一切都看在眼里！”
纱幔咝地一响，被猫撕了半尺长的裂口。
“去！”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无望地嚷道，还拍了一记手掌表示驱逐。
猫从窗幔降落到了地上，同时把那半尺长的裂口一直扩展到窗幔底边，随后花猫忙不迭地奔出室外。而柳德米拉用双手捂住眼睛，吞泪喊冤：
“我听到什么来了？！我听到的是什么呀？！难道我的恩师要把我驱逐？！上帝啊，上帝！你可看见？！”
“您睁开眼瞧瞧吧，柳德米拉·西尔韦斯托芙娜！”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高声道。这时门洞里出现一位老太，她也在叫唤：
“亲爱的！回来！有外人呢！……”
柳德米拉睁开眼，当看到穿着灰西服坐在灰色椅子里的我时圆瞪起双眼，脸颊上的泪水立刻干涸了——至少我觉得如此。她站起身来，喃喃着“上帝，上帝”跑了出去。老太也随之隐逸。门关上了。
我和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两人都不言语。在长长的沉默后他弹起桌子问：“你喜欢吗？”接着补了一句：“至于这窗幔子，只好让它见鬼去了。”
我俩又陷入沉默。
“当然，这个场景也许使您惊奇。”他说罢咳嗽了一声。
我也咳嗽一声，坐在椅子里很不是滋味，不知怎生回答是好。其实，我一点也不惊奇，我很清楚，这无非是脱衣间那一幕的继续，柳德米拉实现了自己的诺言，真的跪倒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足下。
“这是我们的即兴演出，”他突然告诉我，“您大概以为是场争吵。怎样，啊？”
“非常动人。”我垂眼答道。
“我们喜欢有时来个即兴表演，用来清醒头脑……嗯……嗯……特写镜头相当重要。至于佩利钦，您不要信她的话。佩利钦是位非常高尚、非常有用的人……”
他悒悒地看了看幔子说：
“让咱们继续吧！”
继续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曾站在门下的老太这时走了进来。
“我的姨妈，纳斯塔西娅·伊万诺芙娜。”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做了介绍。我一鞠躬。和蔼的老太亲切地看了我一眼，坐下问道：
“您身体好吗？”
“非常感谢您的关心，”我欠身回答，“健康无病。”
大家不作声。姨妈和内侄两人同时看了看撕破的纱幔，交换了一下伤心的眼色。
“您来看望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有何贵干？”
“列季昂·谢尔盖维奇送来一部脚本。”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代我作答。
“谁的脚本？”老太用忧伤的眼望着我问。
“列季昂·谢尔盖维奇自己创作的脚本。”
“何必自己创作呢？”老太不安地问。
“怎么说是‘何必’？……嗯……嗯……”
“难道没有剧本可演了？”老太用亲切的语调责备道，“有多少好的现成剧本啊！而且，多得难以计算，演二十年也演不完。何必要您费心呢？”
说话有理有据，叫我无从回答。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此时弹弹桌子，阐明原因：
“列昂季·列昂季耶维奇写了一部现代剧。”
老太听了很是不安。
“我们并不反对现政权呀！”她说。
“没有反对的必要。”我表示支持她的意见。
“《教育之果》您不喜欢吗？”姨妈怯生生地问道，“那是部好剧，柳德米拉也能从里面找到可扮演的角色……”她叹了口气，站起身来，“请代向令尊问好。”
“谢尔盖·谢尔盖耶维奇的父亲已经病逝。”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告诉她。
“愿他永驻天国，”老太彬彬有礼地说，“大概，他不知道您创作剧本吧？他是因什么病死的呢？”
“因为没能找到好的医生治疗，”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告诉她，“列昂季·帕夫努耶维奇向我讲了那段伤心的历史。”
“您的大名究竟怎样称呼？”姨妈问，“忽是列昂季，忽是谢尔盖，难道名字可以随便改的吗？我们这里有个人，他改了姓，害得大家摸不着头脑他到底是谁。”
“我叫谢尔盖·列昂季耶维奇。”说时声音喑哑。
“千万原谅，”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表示歉意，“是我弄错了。”
“好吧，我不再妨碍你们。”老太说罢站了起来。
“得把花猫好好揍一顿，”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对他的姨妈说，“它不是猫，是强盗！强盗们把我们搅得六神不宁，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后半句话似属隐私，我没法懂的了。
随着黄昏的到来，一场大难飞临到了我的头上。
我读道：
“巴赫金（对彼得罗夫）：好吧，别了。但你很快就会来收我的……
“彼得罗夫：你打算干什么呀？！
“巴赫金向自己的太阳穴开枪。倒地。远处响起了手风琴……”
“开枪全无必要！”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忽表异议。“何必呢？应该去掉，毫不含糊。天啊，为什么非开枪不可？”
“但他是自杀呀！”我咳了声嗽，回答道。
“很好，让他自杀好了，但可以用匕首自刎嘛。”
“不过，您瞧，这事发生在国内战争时期……那时候已经不用匕首……”
“不，仍在使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抢过去说，“有一个人……他叫什么来着？忘啦！……曾告诉我……您把开枪这一段赶快画掉！……”
我当时没言语——这是我犯了大错。后来又往下念：
“……和零乱的枪声。桥上出现一个荷枪的人。月亮……”
“我的上帝！”他发出喟叹。“枪！又是枪！这算什么玩意儿？！我说，列昂……我说，您把这一切统统删去，枪是多余的。”
“我认为，”我尽可能把话说得温和，“这一场是主心骨……您瞧……”
“这是一种错误见解！”他打断我的话，“这一场不但不是主要的，而且，简直是多余。要它干吗？您那个，叫什么名字来着？……”
“巴赫金。”
“是的，是的。他完全可以在别处自刎身亡，”他举手指着一个很远的地方，“由另一人回家对他母亲说：巴赫金用匕首把自己捅死了。”
“巴赫金没有母亲。”我直愣愣地看着玻璃杯说。
“一定要有！您加上一个！这事不难，很容易把事说圆。老母亲在家哭哭啼啼，因为那人带来了噩耗……那人可以称作伊万……”
“但巴赫金是剧中的主角，他在桥上有一大段独白……我认为……”
“这段独白可以由伊万诺夫来念。独白必须保留。伊万诺夫可以说，彼佳自刎死了，临终前如何如何……一定很生动。”
“但怎么办呢，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桥上还有个群众场面……那里拥挤着许多许多的人……”
“把他们搬到幕后得了。任何时候都不能让这样的场面在前台出现。前台上拥挤着那么多的人——太可怕了！这是您的幸运，谢尔盖·列昂季耶维奇，”他第一次正确地念出了我的名字和父名，“您未曾认识某个叫作米沙·帕宁的……（我悚然。）恕我奉告。这人可算得机灵！我们留他用作不时之需，一旦有什么事，便由他去出面。他给我们弄来个脚本，剧名《斯坚卡·拉辛》。帮了我们的倒忙。一次我去剧院，打从老远就听到大开的窗子里乒乓乱响，哨子声、叫嚷声、骂娘声，还有放枪的声音，马被惊得险险儿把车拉倒！我想：准是剧院里在造反，可怕极了！后来方知道，这是斯特里日在排戏！我问奥古斯塔·阿夫杰耶芙娜：您怎么不管一管呢？把我一股脑儿打死怎么办？如果斯特里日纵火烧剧院，还能考虑我是什么人吗？奥古斯塔·阿夫杰耶芙娜算得上是位女中豪杰，却也回答说：您打死我吧，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我拿这斯特里日没办法！这斯特里日是我们剧院的祸水，谁见到他都躲之唯恐不及（我更感到空气悚然）。当然，这都得到某个阿里斯塔赫·普拉托诺维奇的赞许。感谢上帝，幸好您不认得！可您也乒乒乓乓开枪！您可知道枪声能闹出个什么来吗？好吧，咱们继续。”
我继续往下朗读，天黑时我方沙哑着声音说：“完了。”
读倒是读完了，我却吓得魂不附体，像是盖了幢小屋，刚刚搬进去，房顶就坍塌了下来。
“很好，”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说，“现在您应着手修改。”
我想喊出声：
“怎么个修改法？”
但没叫出声。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对剧本愈来愈感兴趣，开始详细地讲述修改的办法，例如，剧中的姐姐应改作母亲。但由于姐姐有未婚夫，而五十五岁的老母亲（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当场命名她为安东尼娜）当然不可能有，所以我剧中的一个角色也就随之报销，我所喜欢的一个角色抹掉了。
夜色沉进了房间，女医士又一次进来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服药水，满脸褶皱的一个老婆子拿来了台灯。
我的头脑里乱作一团，太阳穴里像是有把槌子在敲打，饥肠辘辘。但更主要的是桥上那场景画掉了，我的人物也就不翼而飞。
不，最主要的是我莫名其妙。我明明看到说我的剧本即将上演的海报，稿费用剩的几个戈比还在袋里铮铮作响，福马·斯特里日似乎还站在我背后，保证说两个月后戏就能正式搬上舞台。但在另一面，在这里，清清楚楚地表明剧本压根儿不行，得从头到尾重写。在我面前的喧嚷的圆圈舞中，舞手抬脚的有米沙·帕宁、叶夫拉姆比娅、斯特里日，有脱衣室，唯独没有剧本。
接下去发生的事益发不可思议，我简直像是坠入五里雾中。
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命令巴赫金（他另赐名为别赫杰耶夫）用刀自杀之后，又引出一番话来：
“您应写一个那样的脚本……包您顷刻之间赚一笔大钱。那脚本应深刻地刻画人的心理……写一个女演员的遭遇。某个地方有某个女伶，匪帮们企图置她死地而后快，不断追踪她，不让她活……而她一味祈求……”
“祈求上帝吗，伊万·瓦西里耶维奇？”
不料这问题使他作了难。他咳嗽一下，回答：
“上帝？……嗯……嗯……不，不是向上帝，您别写上帝……不是祈求上帝，而是……艺术，她深深崇拜的艺术。一帮坏蛋在暗害她，某个叫黑衣僧的魔法师从中挑唆。您就写魔法师去了非洲。把魔杖交给了爱克司太太，一个可怕的女人，坐镇办公室无所不用其极。您和她坐一起喝茶，可得处处留意，要不，冷不防向您茶里下药……”
“天哪，他不是指波莉克谢纳吗！”我暗想。
“您喝了这茶后四脚朝天。还有个可怕的坏蛋斯特里日……我是想说……一个导演……”
我看着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微笑渐渐从他脸上消失，我突然发现他的眼睛压根儿不亲切也不和蔼。
“显而易见，您是个自有主张的人。”他嚅动着两片嘴唇，郁郁地说。
“不，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我只因对演员生活极其生疏……”
“您可以研究它嘛！这非难事。我们剧院有那么些成员，您只消溜上一眼，不用片刻时辰，就能写出两幕来。那些家伙游走无停，没准儿忽从厕所跳将出来，脱走您的靴子，在您背上捅上一刀。”
“这太可怕了！”太阳穴铮的一声，我像病人似的发出呻吟。
“我看得出来您对此不感兴趣……您是个难以说服的人。不过，您这脚本写得也非常好。”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补了一句，一边审视着我，“再做些修改就可以了……”
我拖着直不起来的双腿，强忍住头脑里一记记的敲打退了出来，经过黑糊糊的奥斯特洛夫斯基铜雕时不由恶狠狠地瞪了它一眼，然后夹着我那份该死的剧稿，嘴中喃喃自语，走下吱吱响的扶梯。
刚进院子，风便把我的帽子刮入水洼。风和日丽的小阳春没了影儿，现在是凄风苦雨，脚下吱溜响，湿淋淋的树叶从枝头掉进花圃，雨水浇灌着我的衣领。
我咒骂生活，咒骂我自己，时不时看一眼雨蒙蒙中的昏黄路灯。
胡同口的报亭里闪烁着灯光，一条木板上用砖块压着被雨淋湿了的书报。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我随手买下一本《诗坛今貌》杂志。那封面上画有身穿针织内衣、帽上插根羽毛、眼睛描得大大的男子。
此番我觉得自己的房间特别令人恶心。我把被雨泡涨了的剧稿扔到地板上，坐近桌子，一手压在隐隐作痛的太阳穴上，一手掰了一小块面包塞进嘴里咀嚼。
之后从太阳穴上放下手，开始翻阅湿淋淋的《诗坛今貌》。其中一页上画着个穿钟形裙的女郎，文章标题是“敬请注意！”。另一页上的文章标题是“放肆的男高音离了谱”。突然，我的名字在上面一闪。我惊奇之余，连头痛病也好了。接着又是一闪，又是一闪，还闪过西班牙戏剧家洛贝·德·维加的大名。原来，这是篇名为“各守本分”的讽刺小品，其中的主角是我。我已忘记内容，但还记得它的卷首语：
“莫里哀打着哈欠说：
“‘没有什么新颖之作，帕尔纳斯山 上太无聊。’”
“‘是啊，腻烦的老一套。’莎士比亚应和道。”
我还记得，下面写我，一个黑头发的年轻人打开门走了进去，腋下夹着厚厚的剧本。门内所有的人都发出了恶毒的嘲笑。当然，是笑我。其中有莎士比亚，有洛贝·德·维加，有善挖苦人的莫里哀——问我是否写了像《伪君子》那样的大作，还有契诃夫——从我所读作品中得知他是个正派人。而笑得最最恶毒的是位姓沃尔科达夫的小品文作者。
现在回想起来未免滑稽，但那时我恨得牙齿痒痒的，一刻不停地在房里来回走动，觉得自己是无端受屈。
我恨不能把这沃尔科达夫一枪打死，同时却在疑惑莫解：我究竟错在哪里？
“都是海报惹出来的！”我嘀咕道，“但是，海报是我写的吗？好哇，给你颜色瞧！”仿佛沃尔科达夫即将满身鲜血，倒在我的脚下。
飘来一阵从烟斗里发散出来的烟味儿，接着门咿呀一声，倏地出现了利科斯帕斯托夫，身披湿漉漉的雨衣。
“你读了？”他高兴地问，“是啊，恭喜老弟挨了批。有什么法子呢？既是蘑菇，就应供人采食。我一读到便看望你来了，来探望一下好朋友。”他说罢把雨衣挂到钉子上。
“这个沃尔科达夫是谁？”我没好气地问。
“何必问呢？”
“啊，你知道？……”
“按说你跟他有过一面之缘。”
“不，我什么样的沃尔科达夫都不认识！”
“怎不认识呢？我还做过介绍……记得吗？在马路上……还有那份可笑的海报……索福克勒斯……”
经他一提，我记起了沉默寡言的胖子，当时曾眼盯着我的头发……怪不得文章里说我“黑头发”！
“我碍着那狗崽什么了？”我气愤地问。
利科斯帕斯托夫摇头叹道：
“唉，老弟，这可不好，不——好。我看是骄傲冲昏了你的头脑。怎么，到了容不得批评的地步？没有批评就没有进步。”
“这算哪门子的批评？！他嘲笑……他是什么人？”
“他是剧作家，”利科斯帕斯托夫道，“写过五个剧本，而且是个好人，你白白生他的气。当然，他肚子里受了委屈。当时大家都感到委屈……”
“但海报不是我写的呀！难道是我在索福克勒斯和洛贝·德·维加下面加上……”
“你究竟不是索福克勒斯，”利科斯帕斯托夫嘿嘿一笑，“老弟，实不相瞒，我执笔二十五载，还未有过与索福克勒斯并提的荣幸。”说完叹了口气。
我无话可说，一句也没有！说“因为他写得不好而我写得好”，能吗？请问诸位：能吗？
所以我不言语。利科斯帕斯托夫接着又说：
“那张海报在戏剧界引起了骚动。好多人都来问我，这都是海报招惹来的。不过，我来不是为了跟你磨牙，而是因为得悉你第二件不幸，来劝慰你，和朋友侃会儿……”
“什么样的第二件不幸？”
“说是剧本没能讨得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欢心，”他瞧着我说，“你今天向他朗读了？”
“你从哪儿知道的？”
“欲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嘛。”他又叹了口气。总的来说，他特别喜欢套用成谚俗语。“你认得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纳斯塔西娅姨妈吧？一位可敬的老太太，全莫斯科都尊敬她，有个时候曾是赫赫明星，让人崇拜的偶像。而我楼里住的女裁缝安娜·斯图平娜今天去过她那里，从她嘴里听到说，今儿在伊万·瓦西里耶维奇有个陌生人朗读剧本，脸黑黑的，像甲虫——我立刻猜出是你。纳斯塔西娅姨妈还说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不喜欢那出戏。这便是消息的来源。你可记得第一次朗诵时我曾对你说过，第三场的分量太轻，写得不深入？但忠言逆耳，你听不进耳管。这伊万·瓦西里耶维奇，老弟，却是个高手，心里有数，短处瞒不了他，一下子就辨认出来了。既然他不喜欢，剧本也就搬不上台去。结果是，空在海报上亮了个相，招来人们的嘲笑，真所谓得不偿失！纳斯塔西娅姨妈还说，你跟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顶嘴来着，很伤他的心。有这回事吗？他向你提出劝告，而你，照纳斯塔西娅姨妈的说法，嗤之以鼻。请原谅我说话冒昧，你做得太过分，太不知高低！对伊万·瓦西里耶维奇的话怎可以嗤之以鼻呢……”
“走，咱们上馆子，”我说，“我不愿待在家里。待不住。”
“我理解！啊，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利科斯帕斯托夫道。“我欣然奉陪，只是……”他不安地掏他的钱夹。
“我有。”
约半个钟点之后，我们坐到了涅阿波利饭店的一张靠窗桌子旁。餐布油渍斑斑，令人愉快的金发侍应生给我们上菜，说话亲切而动听，把黄瓜叫作“小黄瓜儿”，把鱼子叫作“开胃的鱼子儿”。酒菜下肚，顷刻感到温暖、舒适，忘记了马路上的凄风苦雨，甚至不再认为利科斯帕斯托夫阴险恶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