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土飞扬的阿尔诺河码头上，德国兵踏着沉重的步伐，走在比他们矮一个头的比萨人中间。古老的美第奇宫里响着他们的马刺声、军靴声。他们让我等了好久，我没有等待的习惯。后来一个卫兵引我走进内室，皇帝坐在里面。他一头金发，像棍棒似的直挂耳下，鼻子又大又瘪。他看来四十岁左右。他彬彬有礼地示意我坐下。卫兵早已退出，留下我们两人。

“福斯卡伯爵，”他对我说，“我经常盼望跟您认识。”

他好奇地打量我。

“关于您的种种传说是真的吗？”

“是真的，直到今天为止，天主眷顾我战胜了老年和死亡。”

他高傲地说：

“哈布斯堡家族也是千古不朽的。”

“是的，”我说，“这说明为什么他们应该统治世界。只有世界才能与千古相配。”

他微微一笑：

“世界是广阔的。”

“千古是长久的。”

他一声不出观察我，神情狡黠多疑。

“您来我这里有什么要求？”

“我把卡莫纳献给您。”

他笑了。我看到他洁白的牙齿。

“我怕这份礼物代价很高。”

“不要您付任何代价。我统治了两个世纪，厌倦了。我只是希望您允许我共享您的命运。”

“您不要任何报答？”

“我从一个人那儿——即使他是个皇帝——又能够得到什么呢？”

他显得那么手足无措，不免引起我的怜悯：

“意大利不久必然成为法国国王或是陛下您的囊中物，我对它已不感兴趣，但是世界却是另一回事。我愿意看到世界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因为唯有这样，才有可能对意大利进行改造。”

“但是您为什么要出力把世界集中在我的手里呢？”

“那又怎么样！”我说，“您不就为自己的儿子在奋斗吗？为了您的还没有出生的孙子，为了您永远不会见到的曾孙？”

“他们是我的后裔，”他说。

“这没多大区别。”

他带着稚气、痛苦的神情在思考。

“我把我的城堡和要塞献给您后，没有东西可以阻止您侵入佛罗伦萨。征服佛罗伦萨后，整个意大利便是您的了。”

“意大利是我的了。”他恍恍惚惚地说。

他皱眉蹙额的脸松了下来，不出声地微微笑了一会，然后说：

“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发饷了。”

“您缺多少？”

“两万弗罗林。”

“卡莫纳有钱。”

“每个月两万弗罗林。”

“卡莫纳非常有钱。”

三天后，马克西米利安进入卡莫纳。那时为了纪念查理八世而竖在城市中心的金百合花玉石碑被拆了下来，换上了皇帝的纹章；老百姓四年前欢呼法国国王，而今用同样的声调欢呼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女人向他们抛鲜花。

竞技和宴会举行了一个星期，马克西米利安吞下一盘盘浓味的肉，灌下一桶桶葡萄酒。有一个晚上，一顿饭吃了三个小时，我们离席时，我问他：

“我们什么时候向佛罗伦萨进军？”

“啊！佛罗伦萨。”他说。

他的两眼又红又混浊；他看我在观察他，又摆出威严的神气说：

“我有急事要回德国。”

我鞠了一躬：

“什么时候动身？”

他一瞬间做出了决定：

“明天早晨。”

“我和您一起走。”我说。

我看着他离去，步子庄重，但是不稳。这样一个皇帝不会有多大作为。只一个星期，我已对他做出判断：无知、古怪、贪婪、缺乏雄心和坚韧精神。可是这也就有可能对他施加影响；他有一个儿子，他的气质或许更能实现我的希望。我决定跟他去。我走出宫门。月光皎洁，在马克西米利安的各路兵马驻扎的平原上，传来嘶哑的歌声；二百年前，灰色橄榄树丛中一簇簇红的，那是热那亚兵营，而我把城门关得严严的。我走到卡特琳、安托纳长眠的坟地上，我坐在大教堂的石阶上，我绕着城墙走了一圈。奇迹完成了：我的生活的味道已经变了，我用新的眼光来看卡莫纳；这是一座陌生的城市。

清晨，我跨过暗道时，望了望这块塔楼林立的山地，那么久以来它被看作是世界的心，如今只是帝国的一块小小的领土；世界除了我这颗心外没有其他的心。我赤身裸体地被抛进了这个世界，不知道身寄何处。在我头上的天空不再是一块荫庇，而是一条没有尽头的道路。

我们几天几夜马不停蹄。天色淡白了，空气变得更为清新，树林颜色浅了，大地不及原来红艳。天边出现了高山，在林木葱茏的村子里，房屋四壁画满了花鸟。人们嗅到的是前所未闻的味道。马克西米利安很乐意跟我说东道西。天主教国王向他提议两门亲事，让他的儿子腓力娶他的女儿胡安娜，让他的女儿玛格丽特嫁给王子唐·胡安。他还在犹豫，我力促他答应。西班牙以及它的舰队是掌握世界的钥匙。

“但是腓力永远别想登上西班牙王位，”他遗憾地说，“唐·胡安年轻力壮。”

“年轻力壮死去的有的是。”

我们缓步走在一条散发青草与松木清香的陡坡上。

“葡萄牙王后是胡安娜的姐姐，”马克西米利安说，“她有一个儿子。”

“他们也会死的，如果天主保佑哈布斯堡家族的话。”

马克西米利安的眼睛闪闪发亮：

“天主会保佑哈布斯堡家族的！”他说。

王子在结婚后六个月死了，不久，一场怪病把葡萄牙王后和年幼的唐·米盖尔也带走了。当胡安娜公主生了一个男孩时，这个男孩与西班牙王位之间已经一点障碍不隔了。我俯身望着摇篮，娇弱的婴儿在呱呱啼哭，这是西班牙、尼德兰、奥地利、勃艮第和富饶的意大利土地的继承者。他身子包在花边襁褓内，和其他婴儿一样发出酸腐的乳臭，只要我手一捏，他这颗头颅就要脑浆迸流。我说：

“我们要叫这个孩子做皇帝。”

马克西米利安无忧无虑的脸上掠过一片阴云：

“怎么做得上呢？”他说，“我没有钱。”

“我们可以铸造。”

“您立刻就能铸造？”

“还不到时候。”

他带着失望困惑的神情观察我：

“您陪我去意大利吗？”

“不。”

“为什么？您不相信我的福星？”

“对我来说，您家族的光荣比您个人的光荣更为珍贵，”我说，“如果您允许，我留在这里，照顾这个孩子。”

“就留在这里吧，”他说。

他对婴儿望了一眼，笑了。

“好好教育他，可不要像他的祖父。”

我就这样留在梅赫伦宫，马克西米利安在意大利白打了一仗，跟瑞士人交战也一无所获。我取得了他的信任，他非常重视我的谏议；但是，这对我并无好处，因为他从来不去实行。我早已对他不存期望。他的儿子腓力不喜欢我，可是他体质虚弱，登王位的机会不多；至于胡安娜公主，她行为乖僻，周围的人都为之不安。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这个孩子身上，惴惴不安地窥视他下地学步，牙牙学语。他的体质也不好，经常神经发作扑倒在地上。只有我一个人能够叫他安静下来。我始终侍候左右，他逞性妄为不受拘束，就是看到我皱眉头还有点顾忌。但是我不安地思忖：他活得长吗？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他死了，如果他恨起我来，我可能等上几个世纪才会实现我伟大的梦想。

一年年过去。腓力死了。胡安娜看来完全疯了，关在托德西利亚斯城堡。查理活着，长大成人。随着时光的推移，我的图谋不如从前那么渺茫；随着时光的推移，在梅赫伦雾濛濛的路上散步时，我瞻望未来，满怀信心。我喜欢这座阴郁安静的城市。我走在路上，花边女工伏在她们的纺锤上，隔着小方格玻璃窗目送我过去，但是没有人窥知我的秘密，没有人认识我。我蓄了胡子，照镜子时，连自己也对自己的形象产生了疑惑。我经常走出城外，坐在运河岸上，望着静止的水面上呆板的倒影出神。本世纪的有识之士说，洞悉自然的秘密、制服自然的时刻已经来了，人将开始获得幸福。我想：“这是我要做的工作。会有这么一天，我将把宇宙掌握在手中；任何力量不会浪费，任何财富不会流失。我将结束人之间、种族之间、宗教之间的对立，我将结束不正义造成的混乱。我将像以前管理卡莫纳粮仓那样，锱铢必较地管理世界。任何事物都不会受世人的任性、命运的无常的摆布。将由理智——我的理智——来统治世界。”天色开始暗下来，我慢慢踱回宫里。街上最初几盏油灯已经亮了，酒馆里响起人声、笑声、啤酒罐的碰击声。在这块灰色的天空下，在这些讲外国话的人中间，我陌陌生生，甚至马克西米利安本人也把我忘了，有时我感到自己才降临这个人世不久。

我俯身在查理躺的卧榻上。他的外祖父斐迪南驾崩，几个月前，查理加冕为西班牙国王。但是，他的臣民并不掩饰他们更爱戴他的弟弟，弟弟是在他们中间出生，并与他们生活在一起。

“陛下，您的行期不能再耽误了，”我说，“这会叫您失去王冠。”

他没有回答。他重病缠身。医生声称他命在旦夕。

“您的弟弟那一派很有势力。我们应该迅速行动。”

我不耐烦地望着这个高大苍白的青年，他听我说话，嘴巴微张，没有表情；在垂落的眼皮下，眼睛像死了似的，下嘴唇往下挂。

“您害怕了？”我说。

他的嘴唇终于动了。

“是的，”他说，“我害怕。”

他的声音严肃诚恳，我愣住了。

“我的父亲死在西班牙，”他说，“医生说那里的气候对我有危险。”

“一个国王不该在危险面前退却。”

他说话声音缓慢，还带点结巴：

“我的弟弟会是一个非常贤明的国王。”

我静静地思考了一会儿。要是查理死了，不会造成损失，他的弟弟年纪还轻，会在我手中变成一个驯服的工具；但是如果大公活下去并把西班牙丢了，那世界就会分裂成两派，我的计划就会失败。

“天主选中的是您，”我语调坚定地说，“我经常把天主对您的期望讲给您听，这就是把四分五裂的世界重新变成统一的世界，像他亲手创造的那天一样。您若把西班牙让给斐迪南，您就会让世界四分五裂的局面永远继续下去。”

他抿紧嘴唇，额上冒出汗珠。

“我可以把一切让给他。”

我望了他一眼。他身体弱，思想慢；但是，正是这种胆小怕事的性格才对我有用。斐迪南我不认识。

“不，”我说，“您的弟弟是西班牙人。他关心的只是西班牙的利益。只有您才能完成天主赋予的任务，拯救世界非您不可。您的健康、您的幸福是算不了什么的。”

这下叫我说中了。他变得更加苍白。

“拯救世界，”他说，“这太重大了。我无力担当这项使命。”

“有了天主的协助，您能担当的。”

他把头捧在手里，我由他默默祈祷。这是一个孩子，他喜欢在野外奔跑、竞技、音乐；他预感到我要放在他肩上的是个怎样可怕的重担。他祈祷良久，然后又说：

“一切遵照天主的旨意办吧。”

几天后，查理在沙丘中间建立了他的朝廷。一支四十艘帆船组成的船队排列在弗利辛恩港口，几星期来等待着顺风；一待风起，我们就朝着西班牙进发。我靠在甲板栏杆上，日复一日望着太阳东升西落。我不仅仅是朝着西班牙驶去。那边，在天涯的那一边，森林里栖满了色彩斑斓的鹦鹉、满腹锦花的鸽子，火山口喷发滚烫的金黄色熔流，草原上驰骋着头插羽毛的土人。西班牙国王是这些蛮荒天堂的主人。我想：“有一天我将在那里登岸，亲眼看一看这个天堂，并按照我的愿望来塑造。”

九月十九日，船队望见了阿斯图里亚斯河岸。岸边不见一人；我看到一座山腰里有一大队人马；小孩、女人、老人，跟着背驮包裹的骡子走，他们好像在逃难。突然一丛荆棘后面响起一排枪声。嫔妃尖声大叫，水手抓住步枪。查理脸部仍然毫无表情，他瞧着这块他王国的土地默不作声；他对这种粗野的接待不表惊异，他来这里找寻的不是幸福。又是一排枪声，我用尽全力喊：

“西班牙！这里是你们的国王！”

全体水手重复叫了一声，我看到朝海边倾斜的荆棘丛中有了动静，一个男人爬着过来。他无疑从国王的大旗上认出了卡斯蒂利亚的族徽，站了起来，舞动火枪大叫：“西班牙！国王万岁！”顷刻间，从荆棘丛里，从岩石后面，山民高呼着向我们跑来：“唐·卡洛斯万岁！”他们后来对我们说，看到大量船只，他们害怕这是一次北非人的入侵。

我们到了比利亚维西奥萨镇。接驾的准备工作一点没有做，大多数朝臣、甚至有些女眷只得睡在草堆上。天一亮，我们又动身了。国王骑了英国大使提供的一匹小马赶路，他的妹妹埃莱奥诺骑马走在他旁边。随从女眷坐在牛车里。许多宫廷侍从步行。路上碎石嶙峋，我们在明亮刺目的蓝天下艰苦跋涉。十字路口没有一个人，田野里、大路上也没有一个人：一场流行病蹂躏了这块地区，禁止居民任意迁徙。可是查理似乎对酷热的阳光、萧索的景色无知无觉，没有表示一点不耐烦或忧郁。完全出乎医生的预料，西班牙的气候像是反而增强了他的健康。可能对自己居然还活着感到惊奇，他的眼睛深处生出了一点怯生生的光芒，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庄严进入巴利亚多利德的那天，他笑了。

“我待在这个国家会开心的。”他说。

几星期来，他显得喜气洋洋。他高高兴兴参加庆祝和竞技，有时还和同龄青年在一起欢笑。我心中暗喜：“他现在活了，他现在是个国王了！第一步棋赢了！”我一听到马克西米利安驾崩，便匆忙赶到德国。现在，应该想到帝国。

在位的最后几年，马克西米利安向选帝侯又是送礼又是许愿，他以为可得到他们中间五票的支持。尽管他给过他们六十万弗罗林，但是在他死后第二天，选帝侯认为又可以重开谈判讲价钱了。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马上参加角逐，发誓说若是可能，他愿花三百万来猎取帝国的皇座。查理没有钱，但是在海洋的彼岸，他占有金矿、银矿、肥沃的土地。我去找安特卫普的银行家，说服他们给我签几张期票，以我们在海外的财富作为担保。然后我去奥格斯堡。我从富格尔家族那里得到几张选举后即可兑现的期票。我立刻派使臣带了馈赠去找选帝侯，我自己也逐个儿拜访他们；我到了科隆、特里尔、美因茨。时时有弗朗索瓦和英国亨利的使臣带了新的礼品来，不动声色的选帝侯照单全收，登录在礼簿上。弗朗索瓦一世用硬币埃居支付，勃兰登堡选帝侯、特里尔选帝侯和科隆大主教开始上钩了。一天，我得知弗朗索瓦送给美因茨大主教十二万弗罗林和德国公使职。当天晚上，我出发去找弗兰茨·冯·济金根，他指挥强大的士瓦本联军。我马不停蹄跑着，往日一动不动堆积在蓝色沙漏底上的时间都在我的马蹄下耗尽了。

弗兰茨·冯·济金根恨法国。我们率领了两万步兵和四千骑兵组成的一支军队，向离法兰克福几里地的赫希斯特进发，同时其他队伍直逼普法尔茨伯爵领地。选帝侯们大惊失色，做出传统的誓言，宣称他们的选票是纯洁的，双手是清白的，查理总共花了八十五万两千弗罗林当上了皇帝。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查理进入艾克斯拉沙佩勒。选帝侯齐集迎驾；他不戴冠冕，默默接受他们的祝福，然后，队伍跨进旧城城门。首先入城的是擎旗手、伯爵、市政大臣、手执白棍的艾克斯的枢密大臣、带领宫廷侍从和传令官的朝廷大臣，所有人都往人群中扔钱；然后，在两排弓箭手中间，走来高官贵胄、西班牙公爵、金羊毛骑士、亲王、选帝侯亲王。帕彭海姆元帅腰佩帝国宝剑，在国王前面引路，国王身穿铠甲绣袍。

一五一九年十月二十三日，在古老的查理曼教堂内举行了仪式。科隆大主教庄重地询问观礼者：“你们愿不愿意依照使徒的谕言，听从这位亲王和大人？”老百姓齐声欢呼：“愿意！愿意！”于是大主教亲手把皇冠戴在查理头上；他登上了查理曼的宝座，接受了骑士昀颂歌，这时教堂的穹顶下响起了《谢主词》的唱声。

“我得到帝国全仗您的大力，”当我们单独在他的书房里时，查理感激地对我说。

“这是托天主的洪福，”我说，“他创造了我就是为了辅佐您。”

我早向他披露了我的秘密，他并不十分奇怪，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任何奇迹不会感到惊讶；但是，要是说他与我相处虽不像童年时那样胆怯顺从，他却把我当作一个受到天主青睐的人那么敬重。

“派您伴随我左右，这是他对我极大的恩宠，”他说，“您会辅佐我做个贤明的君王，不是吗？”

“我会这样做的。”我说。

他的眼睛发亮了。自从大主教给他戴上神圣的皇冠，他的表情变得更坚定，他的眼神变得更活泼了。他激动地说：“我要轰轰烈烈干一番。”

“您会做到的。”

我知道他梦想复兴神圣帝国，但是我要借他的手统一宇宙。科尔特斯正在为我们征服美洲，不久黄金将会滚滚向西班牙流来，那时我们就能建立庞大的军队。一旦实现德意志联邦，我们就可叫意大利、法国俯首称臣。我说：

“有朝一日，整个宇宙都是您的。”

他带着一种恐惧的表情望我一眼。

“没有人占有过整个宇宙。”

“那是时机没有成熟。”

他好一会儿沉思不言，突然微微一笑。可以听到书房墙外琴声悠扬。

“您不去听音乐？”

“等一会儿去，”我说。

他站起身：

“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音乐会。您应该去听听。”他说。

他推开门。他年轻，他是皇帝，天主的身影庇护着他，世界的幸福与他个人的幸福交融在他的心中，他可以安安静静沉浸在幽雅的琴声中。至于我，胸中心潮澎湃，除了这个从未在任何人耳边响过的凯旋之声外，我什么也没有听到；这也是我自己的声音，它在对我说：现在宇宙永远属于我了，只属于我一个人了；这是我的采邑，无人可以与我分享。查理将统治几年,我面前则有无穷的岁月。我走近窗前，抬头仰望星空灿烂，中间横贯一条乳白色玉带；亿万颗星星。在我脚下只有一个地球——我的地球。它浑圆的，有蓝一块、黄一块、绿一块的斑点，浮沉在太空中；我看到它。船只在海洋中航行，公路在大陆上扩展，留下一道道轨迹。我只一挥手，就能拔掉盘根错节的树林，放干沼泽地的淤水，调整河道的走向。大地上满是田野和牧场，十字路口兴建一座座城市。最低微的纺织工也住上明亮宽敞的房屋，粮仓装满精白的面粉，个个富裕、强壮、漂亮，人人生活幸福。我想：“我要重建人间天堂。”

查理轻轻抚摸五彩缤纷的羽毛斗篷。他喜欢鲜艳的料子、珍贵的珠宝。当水手打开箱子，把盛满绿松石、紫水晶的大理石盆放到地上时，他的眼睛闪闪发光。他的声音充满激情：

“多富啊！”

他望着堆在箱底的金币银锭；但是，我知道他指的不是这些财富，而是越过布鲁塞尔宫殿的灰墙，他看到滚烫的黄金喷泉冲向蓝天射去，红宝石熔流顺着一座火山山坡奔泻，他看到大道上铺砌着红彤彤的金砖，花园里竖立着实心的金树。我笑了。通过千万个灼灼发光的小太阳，我自己也看到装运金块银块的大帆船驶入桑卢卡尔港湾。我们抓了满把亮晶晶的彩纸像泼水似的洒向旧大陆……

“您怎么还能犹豫呢？”我说。

查理的手从闪光耀眼的料子上移开了。

“这些人也有一颗灵魂。”他说。

他开始在狭长的穿廊里慢慢踱来踱去；他把那位嘴唇开裂的船长交给他的一封信塞进紧身衣里；那是科尔特斯的信。前一年的耶稣受难日，科尔特斯登上了一个荒凉的海岸，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城市，他命名为韦拉克鲁斯。为了阻止手下人重返西班牙，他叫人凿沉了全部帆船，只留下一艘，装了阿兹特克皇帝蒙特祖玛的财宝进贡给查理。他要求援助，反对总督贝拉斯克斯的种种阴谋，后者企图阻挠他远征。查理在犹豫。

我不耐烦地望着他。西班牙多明我教派僧侣的信件、拉斯·卡萨斯神甫的奏札使他心神不宁；我们得知，尽管公布了法律，印第安人依然被当做奴隶看待，动辄遭到殴打屠杀；他们无力胜任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劳役，成千成万地死去。对我来说，我毫不关心这些求神拜佛、头脑愚昧的野蛮人的命运。

“派一些可靠的人，去那儿监督法律的执行。”

“远隔千里，哪个可靠？”

他又开始沿着桌子走起来，桌上堆放着水晶杯、宝石项链和镂金人像。我说：

“这些好心的神甫说得过分了。人总是爱夸张。”

“他们说的事只要有一件是真的……”

“非洲黑人是没有灵魂的，”我说。

“以我看，用的药与治的病同样可怕。”皇帝说。

他不再注视那些诱人的金锭，他什么也不再注视，脸上又显示出年轻时毫无表情、昏昏欲睡的神气。

“那么，您要怎么办？”我说。

“我不知道。”

“您要放弃一个用金子铺地的帝国？”

我把手伸进箱子，让金币在我指缝间簌簌往下落。他声音低沉地说：

“我不知道。”

他的神气非常幼稚，非常痛苦。

“您没有这样的权利，”我强调说，“天主创造这些财富是为人类服务。那里有肥沃的土地，如果我们不从印第安人手里夺过来，永远没有人会去开垦的。想一想您的老百姓的悲惨生活，当美洲的金子一船船驶入您的港口后，他们就会富裕起来。怜悯这些野蛮人，您不就是叫德国农民饿死吗？”

他没有回答。他平生还不曾做出过这样重大的决定。我知道一个人的生命须臾即逝，无足轻重；不管怎么样，一百年后，查理担心的这些可怜虫没有一个会记得身受的痛苦，在我眼里，他们都是些已死的人。但是，他不能那么轻易同意剥夺他们的生命；他根据自己的尺度去衡量他们的欢乐与忧苦。我突然朝他走过去：

“您竟以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净做好事而不做坏事？对每个人公正，使每个人幸福，这是不可能的。如果您心地太好，不愿做出必要的牺牲，您就该隐居到修道院去。”

他抿紧嘴唇。从他半闭的眼皮中透出一种又硬又冷的光。他爱尘世，他爱奢华与权力。他说：

“我要统治，但是不要不公正地伤害别人。”

“您要统治，但是不要战争，不要绞刑？应该面对现实，哪怕看一眼也好！”我严厉地说，“这会使您省下许多时间，最贤明的亲王在他的良心上也有几百条人命。”

“有的战争是正义的，有的镇压是必要的。”他说。

“您可以用您为大众所谋的福利，来辩白您给某些人造成的伤害。”我说。

我停了一会儿。我不能用我的语言来跟他说话：一个生命、一千个生命并不比一群蜉蝣生物更重要；而我们要建造的这些公路、这些城市、这些运河，将留在地球表面经历千秋万代，我们将帮助一个大陆千秋万代地摆脱原始森林和愚昧迷信的阴影。这个他不能亲眼目睹的尘世前途，他不会关心。但是，我知道用什么样的话来扣动他的心弦。

“我们叫这些可怜的野蛮人受的只是尘世的痛苦，”我说，“我们给他们、他们的孩子、他们孩子的孩子带来的却是不朽的真理、无穷的幸福。当所有这些无知的民族在今后没有穷尽的世纪里，永远投入天主的怀抱，您不就会觉得当初帮助科尔特斯是有道理的吗？”

“由于我的过错，有一批人是在身犯大罪的情况下死去的。”他说。

“不论怎么样，他们不是在偶像崇拜中死，便是在犯罪中死。”我说。

查理颓然倒在椅子里说：

“统治可不容易。”

“永远不要做不必要的坏事，”我说，“天主对一个皇帝的要求不过如此。他明白有时做坏事是必要的，说到头来，坏事还不是他自己给创造的吗？”

“不错。”他说。

他望了我一眼，神情沮丧，说：

“我要的是心地踏实。”

“您永远不会心地踏实。”

他叹了一口气，一时默默无言，把项链狠狠地扭动。

“好吧，”他说，“好吧。”

他突然站起身，躲进祈祷室里。

“这个城市疯了。”我俯在窗前说。

这是头一天晚上开始的，那时城里来了一辆大车，车柱子歪斜，皮车帘厚厚的。成千群众上街去迎接这辆车子，农民、工艺匠、商人，有的骑马，有的坐骡，他们吹着笛子，敲着钟鼓，走出了北城门。圣约翰骑士旅舍满是男人、女人、教士、显贵人物，他们都挤在走廊里、楼梯台阶上。房顶上有青年、孩童、甚至成年人放哨。当那位僧侣从轮椅上下来，群众高声怪叫，向他拥去；有的女人跪在他膝前，撩起风尘仆仆的法衣衣角亲吻。整整一天来，透过大主教宫殿的高墙，我们听到他们的歌声和叫声。入夜以后，群魔又乱舞起来。这些演说的人高高站在喷水池边沿上、桌子上、酒桶上，大声宣讲路德完成的奇迹；铜乐队满街跑。小酒馆角落里传出激昂的圣歌声和打架声。我以前见过节日狂欢的城市，卡莫纳居民在凯旋的日子唱歌，我理解他们这是为什么。但是这些毫无情由的欢呼表示什么？我猛地关上窗子：

“荒唐可笑！”

我转过身，看见两个人不声不响瞧着我；他们在窥伺我，尽管我对他们有感情，但这叫我恼火。

“这个人正在变成一位殉道者，一位圣人。”巴尔蒂斯说。

“这是迫害的必然结果，”皮埃尔·莫雷尔说。

“你们知道，这事我无能为力。”我说。

当查理要召开这次沃尔姆斯帝国会议时，我以为我们是去解决帝国的宪法问题，给一个由皇帝主持的联邦打下基础。他坚持要给路德定罪，叫我失望，更使我恼火的是帝国会议不听到被告的申诉就拒绝表态，我们只好接受他出席会议。我们失去了一个宝贵的时机。

“皇帝对路德的印象怎么样？”巴尔蒂斯说。

“他觉得他不会造成危害。”

“要是不把他定罪，他永远不会造成危害。”

“我知道。”我说。

在这一时刻，整个宫里、整个城里议论纷纷。查理的顾问分成两派，一派主张把这个异端分子逐出帝国国境，毫不留情追缉他的全部信徒。另一派主张宽容，他们跟我一样，认为僧侣之间的这些争论是毫无意义的，世俗权力不要插手这些关于信仰、慈善事业、圣事的讨论；他们还认为，对帝国来说，路德不及一位忙于和法国谈判订盟的教皇危险。我同意他们的说法。但是今晚，他们的坚决主张突然使我感到不安。诉之于理智、摆脱了一切迷信的人据说头脑冷静，怎么也会这样焦急地等待着皇帝的决定？

我突然冲口问：

“你们为什么那么起劲为他辩护？难道他的思想把你们也争取过去了？”

他们一时显得不知所措。

“要是路德定了罪，”皮埃尔·莫雷尔说，“火刑架又将燃遍尼德兰、奥地利、西班牙。”

“强迫一个人否认他认为是真理的东西，这是办不到的，”巴尔蒂斯说。

“假若他坚持的是错误呢？”我说。

“谁有审定的权力？”

我望着他们困惑不解。他们没有把所有的想法都谈出来。我此刻可以肯定，路德的有些想法吸引了他们，那是什么呢？他们对我有怀疑，还不愿告诉我。我要知道。窗外人声鼎沸，而我通宵达旦，又一次审阅了约翰·埃克的报告、路德的小册子。我曾出于好奇浏览过路德的著作，觉得通篇胡说八道；我认为这位僧侣要打倒罗马教廷迷信活动的热诚，至少与罗马教廷的迷信活动一样愚蠢。至于路德本人，我在今天下午才对他看了一眼；约翰·埃克在帝国会议上对他提出质疑；他说话结结巴巴，宣称他需要时间来准备他的答辩词，查理高兴地对我说：

“会叫我成为异端分子的，还不是这位小僧侣。”

为什么这些满口酒气的人在黑夜里闹得那么欢？为什么这些博学睿智之士那么焦急地等待着黎明？

第二天，会议开始时，我迫不及待地窥视着那位僧侣将会走过的那扇门。查理坐在御座上，身穿黑色绣金西班牙服装，脸上毫无表情。一顶丝绒贝雷小帽盖在他的短发上。在他四周，几尊石像似的，一动不动站着披白鼬饰带、戴翎毛的大臣以及穿绣金袍子、姿势僵硬的亲王。在走廊里响起喊声：“勇敢！勇敢！”这是路德的朋友在叫唤。他进来了，把黑色便帽往后脑勺一推，露出修剪不齐的头发，向皇帝走过去，非常自信地向他行了个礼。他的神气不慌不忙。他坐到自己的桌前开始说话。桌上堆着他的书籍和小册子。我观察他，脸孔瘦削，肤色发暗，颧骨高，两只深色眼睛闪闪发光。他风靡一时的威望从哪儿来的呢？他身上显示出一种力量；但是他又谈到了圣事和赦罪，这叫我厌烦。我想，我们在浪费时间。应该把所有僧侣，不论是多明我会还是奥古斯丁派统统消灭，用学校代替教堂，用数学、天文、物理代替讲道。在这个时刻，我们应该议论德国的宪法，而不是去听这些废话。查理可是全神贯注地在听路德的讲话，手指不停地盘转挂在褶裥衫前的金羊毛勋章。僧侣的声音高亢昂扬；现在他一个人侃侃而谈，在这个过于狭小、热气熏人的大厅里，没有人不在静听他慷慨陈词：

“我不能够、也不愿意取消我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因为违反良心做事，既不心地踏实，也不光明正大。”

我身子一颤，这些话像一个挑战，令我吃惊。不仅是这些话本身，还有他说这些话的语调。这个人敢于说他个人的良心比帝国的利益、世界的利益更有分量。我要把宇宙集中在我的手里，他却宣称他一个人就是一个宇宙。他放肆的言论会使世上的人各执己见，无疑是这一点叫小百姓和有识之士都听入了迷。他在人心中点燃了从前煎熬着安托纳、贝娅特丽丝的这种骄傲的怒火。如果听任他宣讲，他会点醒世人，说每个人都是判断自己与天主关系的法官，也是判断他自己行为的法官，到了那时候，我怎么还能叫他们唯命是从呢？

他继续在说，他攻击主教会议。现在我明白了，谈的不仅是主教会议、宽恕、信仰。处于危险中的是其他东西，那就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业。我的事业，只有人人放弃了个人的任性、个人的自尊、个人的疯狂后才会完成。教会教导他们的正是这些，教会还要他们服从一种信仰，屈就一种信仰；如果我有足够的力量，这种信仰也可以就是我的信仰：我借教士之口，任意解释天主。如今，若是每个人在自己的良心中去找寻天主，我知道他们找到的不会是我。“谁有审定的权力？”巴尔蒂斯对我说。原来他们维护路德的原因在这里，他们要每个人审定自己的良心。那时，世界会比以前任何时期更加四分五裂。应该由一个意志来统治，那就是我的意志。

突然，听众中有一阵骚动。路德宣称康斯坦茨主教会议做出的决定，违反《圣经》中最明确的经文。听到这话，查理五世把手套一挥，猛地站了起来。大厅内鸦雀无声。皇帝朝窗口走去，对着天空望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命令大家退出会议厅。

“您说得对，陛下，”我说，“路德比法国国王更危险。如果您听之任之，这个小僧侣会毁灭您的帝国。”

他的目光焦急不安地询问我；尽管他对异端邪说十分反感，但那时他认为不顾我的反对而把路德定罪，是违反了天主的意志。

“啊！这是您的意思吗？”他对我说。

“是的，”我说，“我也开了眼界。”

一百条手臂把路德高举在空中；外面，他们向他欢呼，他们这是在向骄傲和疯狂欢呼；他们愚蠢的喊叫把我耳朵也震聋了，我脸上还感觉到那位僧侣向我挑战时投射过来的灼热的目光。他要诱使人们背弃真正的利益和幸福。那些人无可理喻，竟然准备追随他。若让他们自生自灭，他们永远不会回到天堂的道路；但是我在这里，我知道应该把他们引往哪儿，走哪一条路。为了他们，我曾经克服过饥荒，战胜过瘟疫；为了他们，若有必要，我准备去反对他们自己。

第二天早晨，皇帝在帝国会议上宣布：

“一位僧侣依靠他个人的判断，来反对一千多年来基督教义倡导的这种信仰。我决定保卫这个神圣的事业，不惜我的疆土、我的肉体、我的血、我的生命、我的灵魂。”

几天后，路德被逐出德国。在尼德兰颁布了一条法令：未经大主教批准，禁止印刷任何谈论信仰问题的文章，否则将处以最严厉的惩罚。官员接到命令，要他们追捕路德的信徒。

正要提出宪法问题时，我们不得不怀着失望的心情解散了帝国会议：弗朗索瓦一世没有争得皇座大为气愤，准备向我们宣战；西班牙发生了骚乱，查理只得前往马德里；他请我留在他弟弟斐迪南身边，德国政府工作已交给他代理。路德定了罪，席卷帝国的骚动并没有平息。僧侣抛弃了他们的修道院，深入乡村宣传异端邪说。由学生、工人、冒险分子组成的武装队伍，焚烧教士的房屋、图书馆、教堂。城里出现了比路德更加狂热的新宗派，发生了暴动。每个村子都有预言家振臂高呼，鼓动农民打破亲王的枷锁，而在乡野，从前的暴乱者揭竿而起，他们在一面白旗上画了一只金鞋，周围光芒四射，写着一句格言：“争取自由的人朝着这个太阳前进。”

“不用担心，”斐迪南说，“只要来几个带兵器的，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一切都会陷入不正常，”我说，“这些穷人是对的，必须进行改革。”

“什么样的改革？”

“这要从长计议。”

我没有忘记那次卡莫纳纺织工大屠杀。当我希望把世界掌握在我的手中，我的第一个计划是改造经济。自古以来，财富分配从没像现在这样不合理。货物源源不断进入我们港口，全世界都进行开放贸易，我们的船只从世界各地运来宝贵的货物，可是乡村农民大众和小商人却比以往任何时期更穷困。一斤红花，一五一五年值二点五弗罗林、六个十字币，那时值四点五弗罗林、十五个十字币。一斤面包涨了十五个十字币，一担糖要卖二十弗罗林，原价是十弗罗林，希腊科林斯葡萄从五弗罗林增至九弗罗林，所有物价都上涨了，而薪水却下降了。

“这种局面不能容忍。”我气愤地对着我召来开会的财政学家说。

他们都带着一种宽容的微笑对我望着。是我的天真无知使他们发笑。

“说吧，”我对银行家米勒尔说，“这种物价猛涨的起因是什么？”

他们谈了。我听到说，这些年的贫困的确是发展贸易带来的。西班牙征服者用印第安人的血汗榨取黄金，黄金进入旧大陆后引起所有食品价格上涨。资力雄厚的公司纷纷成立，租赁船只，垄断贸易；在排挤小商行的同时，这些公司在短短几年内，从经营的货物中获利高达成本的两倍，甚至两倍以上。这笔丰利引起农林产品衰落；白银贬值了，薪水锐减了，而物价节节上涨。少数人积聚的财富惊人，穷奢极欲，挥霍浪费，广大贫民百姓则在挨饿。

“应该公布几条法令，惩罚垄断公司、高利贷和投机倒把。”米勒尔对我说。

我一言不发，所有德国亲王，从皇帝本人开始，没有一个离了大公司能活下去，他们不断用高利贷的利率向公司借钱。弗朗索瓦一世进攻纳瓦拉、卢森堡、意大利，我又被缚住了手脚；查理必须拿起武器抵抗，他要我筹钱支付军饷：我们的命运捏在银行家、大商人的掌握之中。

几星期后，法兰克尼亚的福希海姆发生了暴动，蔓延到德国全境。农民宣扬博爱、平等、分土地；他们焚烧城堡、修道院、教堂，屠杀教士、贵族，分配亲王的庄园。到了年底，到处是他们的天下。

“只有一个办法，”斐迪南说，“必须召集士瓦本联盟。”

他在灯光明亮的大厅里大步踱来踱去，来向他求援的亲王必恭必敬的目光随着他转。他们心中又怕又恨，使呼吸的空气在我看来也感染了毒菌。那里，在乡野，农民点燃了篝火，他们围在一起跳舞，齐声歌唱；他们喝到了葡萄酒，吃饱了肚子，胸中烧着烈火。我想起纺织工烧焦的房屋，想起践踏在马蹄下的妇女孩童。我喃喃地说：

“可怜的人！”

“您说什么？”斐迪南说。

“我说只有一个办法。”

各位亲王点头赞同。他们眼中只有他们自私的利益，他们横征暴敛，鱼肉乡民；我要在世界上伸张正义，确立理性，我要人们幸福。可是我跟他们说同样的话：只有一个办法。仿佛我的思想、我的想望，仿佛我历来的经验，我曾经生活过的这几个世纪，在世界上没有一点分量。我被缚住了手脚。一架巨大的机器开动了，一个齿轮带动着另一个齿轮。环境迫使我身不由主地去做斐迪南要做的事，去做任何人处于我的地位不得不做的事。只有一个办法……

农民只是靠突然袭击、贵族的孤立无助才赢得了这场脆弱的胜利，一旦贵族们惊魂甫定，集合他们的力量，立即把叛乱的乌合之众镇压了下去。我那时前赴尼德兰，从那边上船去西班牙，准备朝觐皇帝。五年前，我带了皇帝赠送选帝侯的礼物穿越的也是同样的这些松林、草原、荒野，如今我又骑马穿越了。当时我满怀希望地想：“我将把一个帝国抓在手里。”我成功了，我达到了权力的顶峰。但是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我要建立一个新世界，可是不得不把时间精力消耗在保护自己，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异端邪说，反对人的野心和顽固；我以毁灭的方式保护自己。我在疮痍满目的土地上前进。村庄成了废墟，田园一片荒芜，半死不活的牲畜在烧焦的农舍四周游荡；大路上看不到一个男人，只有两腮无肉的女人和孩子。所有参加叛乱的城市、乡镇、村子都付之一炬，农民被绑在树上活活烧死。在柯尼希斯霍夫，人们把他们像一群野猪似的追逐；为了活命，他们爬到树上，但是敌人用长矛火枪把他们打下来；跌落地上的人遭到马蹄的践踏。因戈尔施塔特镇上屠杀了四千个农民；有的逃进教堂，被活活烧死在里面；有的集中在城堡里，紧紧挤在一起，头钻进土里，好似要避开人们的目光，哀求天主的慈悲，但是无一得到幸免。即使现在，贵族的怒气还没有平息；苦刑与处决接连不断；把可怜的农民放在火上烤，割他们的舌头，斩他们的手指，剜他们的眼睛。

“这算是统治吗？”查理说。

他的脸上毫无血色，嘴角颤动。有两个小时，他听着我说，一言不发；现在，他焦虑地望着我：“这算是统治吗？”

在西班牙也是这样，流了许多血才平定了叛乱。镇压还在进行。在巴伦西亚、巴利亚多利德、托莱多，每天有成千颗头颅滚落在刽子手的斧下。

“要沉得住气，”我说，“我们把罪恶在世界上连根拔的这一天总会来的。那时我们开始建设。”

“但是，罪恶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他说。

“罪恶招来罪恶，”我说，“异端邪说引起火刑，反抗引起镇压。所有这一切最后……”

“最后会结束吗？”

他整天在宫里悄无声息地游荡。傍晚，在会议中间，他神经发作跌在地上，侍从把他抱到床上，他全身发烫。我像从前一样，日夜守在他的床头，但是我找不到一句有希望的话对他说。形势十分渺茫。幸运之神给我们送来了一位杰出的将军，法国陆军统帅查理·德·波旁跟法国国王闹翻了，愿意投奔皇帝；但是，为他的背叛要付很大的代价，我们没有钱，筋疲力尽的部队威胁要叛乱；我们还缺乏枪炮；我们担忧会被逐出意大利。

查理一星期来一直虚弱无力。他起床后在宫里摇摇晃晃才迈了几步，这时一位信使快马赶到。法国军队被打得一败涂地，法国最显赫的贵族死亡一半，国王成了我们的俘虏。查理没有说一句话。他走进祈祷室开始祷告。然后，他召集军机大臣，下令全线停止敌对行为。

不到一年，在一五二六年一月十四日，签订了《马德里条约》。弗朗索瓦放弃在意大利的权益，承认查理对勃艮第的追还要求，退出反帝联盟，他还答应帮助皇帝反对土耳其。作为保证，他把自己的几个孩子留下作为人质。查理亲自护送他到离马德里几里远的托雷洪·德·比拉诺大路。最后一次拥抱后，他把国王拉到一旁，对他说：

“兄弟，我们签订的内容您清楚吧？坦率跟我说，您有没有意思照着办？”

“我有意思全部照着办，”弗朗索瓦说，“您若发现我口是心非，您把我看做一个坏蛋、一个叛徒，我决没话说。”

我没有听到这些话，是查理在归途中告诉我的，但是我看到法国国王向皇帝露出动人的微笑，看到他举起白翎帽深深行了个礼，然后朝着巴约讷的大路疾驰而去。

查理五世的手指越过蓝色海洋，点在一个小黑圈上：韦拉克鲁斯。

有史以来第一次，地理学家画出了新世界南端的轮廓：火地岛，那里生活着巨足的印第安人，麦哲伦绕过了那边的海峡。在露出海面的黄色与绿色的大陆上，他们写上了一些神奇的名字：亚美利加、佛罗里达、巴西。现在由我把手指点在一张崭新的大地图上：墨西哥。

这不过是一张纸中央的一个黑圈，但是这也是科尔特斯在湖光山色、空气明净的地区中建立的首都。在马泽尔坦、特科庞、阿泰加尔科、库尔普庞这些旧营地的废墟上，今天兴建了圣胡安、圣巴勃罗、圣塞瓦斯蒂安和圣马利亚四个区。教堂、医院、修道院、学校在四方辐辏的城市里拔地而起。首都四周的荒地上已建起几座新兴城市。我的手指沿着一条黑线，它表示顶峰积雪的安第斯山脉；我指指山脉西边的一块处女地，上面写着“待测地区”。

“黄金国，”我说，“皮萨罗正在越过这些山岭。”

我指指离佛得角群岛三百七十古里的那条子午线，从托德西利亚斯条约签订以来，这条线是葡萄牙与西班牙占领区的分界线。

“总有一天，”我喃喃地说，“我们要把这条线抹去。”

查理抬头向伊莎贝拉肖像看了一眼；她在镜框里微笑，漂亮，严肃，一头浅棕色头发。

“伊莎贝拉永远别想指望葡萄牙王冠。”

“谁知道呢？”我说。

我的目光越过印度洋，停留在香料国，在摩鹿加群岛与马六甲、锡兰之间游移。伊莎贝拉的侄子都可能死的，也可能我们不久会有足够的力量发动一场战争，让查理做整个半岛和海外诸国的主人。法国国王认了输，现在我们可以为所欲为。

“您不知足。”查理高兴地说。

他抚摸着丝一般的胡子，脸上神采飞扬，蓝眼睛洋溢着笑容。现在他是一个体魄强壮的人，显得和我一样年纪。

“为什么要知足呢？”我说。

他摇头说：

“应该懂得节制自己的欲望。”

他的目光从黄色、蓝色的地图上移开了。我望了望有护壁的天花板、挂毯、图画。为了迎接伊莎贝拉，格拉纳达的宫殿里挂起了珍贵的丝绸；喷泉在花园里歌唱；泉水在夹竹桃与橘子树之间流过。我走到窗前。王后在宫女前簇后拥下，信步走在小径上；她穿了一袭金红色丝长袍。查理爱她。他爱这座宫殿、水池、花、漂亮的衣服、挂毯、丰腴的肉、加香料的调味汁；他爱笑。这一年他幸福。我说：

“您不希望有一个世界帝国吗？”

“不。把我们已经开始的事业圆满完成，这已够了。”

“我们会完成的。”我说。

我笑了。我不能节制自己的欲望。我不能满足于布置一座宫殿，爱一个女人，听一场音乐会，过幸福的日子。但是我高兴查理有这份闲情。我想起那个瘦骨嶙峋的初生婴儿，昏昏欲睡的少年，优柔寡断的青年，我立志要他当上皇帝，如今我钦佩这个沉着、有头脑的美男子，他的能力是我的杰作，他的幸福是我的杰作。我建立了一个世界，我给了这个人生命。

“您记得吗？”我说，“您对我说：‘我要轰轰烈烈干一番……’”

“我记得。”

“您看，您已创造了一个世界。”我说时，把手放在写满奇奇怪怪地名的地图上。

“这全亏了您，”他说，“是您向我指出了我的职责。”

科尔特斯的成功，帕维亚的胜利，与伊莎贝拉联姻，在他看来，是他遵从了天主旨意的明证。今天怎么还能为几群红人、黑人的死而感到遗憾呢？一星期前，我在桑卢卡尔港湾，亲自监督一批动植物的装运工作，这是我给科尔特斯送去的，让他在印度的天空下驯化引种。一支巨大的船队正准备扬帆出海，驶向新大陆。码头上，一堆堆大包货物往大帆船、甚至战船上装。登船的不再是军人，而是农民、移民。查理派遣多明我会和圣方济各派僧侣，去韦拉克鲁斯兴办医院和学校。我也给托莱多的医生尼古拉·费尔南代兹筹划大笔款子，由他组织一支考察队。随同他一起去的有博物学家，负责编写美洲动植物志；有地理学家，准备绘制新地图。装船运给新西班牙的移民的货物中，有甘蔗、葡萄藤、桑树、蚕茧、母鸡、公鸡、绵羊、母羊；他们已经驯养了骡子、驴子、猪，种植了橘树、柠檬树。

查理指指表示墨西哥的小黑圈儿。

“要是天主假我天年，我有一天要去亲眼看看他赐给我的这个王国。”

“您若允许，我跟您去。”我说。

我们两人肩挨着肩沉默地出了会儿神：韦拉克鲁斯、墨西哥。对查理这只是一场梦，印度远在天外，而他来日无多，但是我会看到的，不管发生什么。我突然站了起来。

他瞧我一眼，有点吃惊。

“我要回德国去，”我说。

“您在这里住厌了？”

“您已经决定召集一次新的帝国会议，何必再等呢？”

“就是神在第七天也休息的，”查理说。

“因为他是神。”我说。

查理笑了一笑。他不理解我迫切的心情。过一会儿，他要仔细打扮后去参加晚会，他要吃美味的鹅肝酱，一边听音乐，一边向伊莎贝拉微笑。我不能再等了，因为我已等得太久了，应该让这一天早点到来，让我可以环顾四周说，我还是有所作为的，这就是我创立的事业。那时，我的目光落在那些都出于我的愿望才在大地出现的城市，落在那些到处体现了我的梦想的平原；我就能像查理一样面露笑容，仰身倒在一张靠椅上；我就会感觉到我的生命在我胸中平静地跳动，不用再为未来奔波；在我周围，时间像一池宁静的湖水，我浮在水面上，像神在云端上，悠闲自得。

几星期后，我又重新穿越德国。我这时好像正在接近目标：农民暴动使亲王们心惊胆战，这样就有可能解决路德派问题，把所有国家组成一个联邦。我就可以去开拓新大陆，那里的繁荣会使旧大陆获益匪浅。我观看四周曾受战火蹂躏的乡野。荒芜的乡镇上已盖起了新屋，男人在开垦田地，女人在门前摇晃怀抱的婴儿。我望着兵燹之灾的遗迹无动于衷。“这又怎么样呢？”我想。死的死去，活的活着，世界照样满满的。空中照耀的还是同一个太阳。无人需要惋惜，无物值得遗憾。

“我们永远没个完！”我愤怒地说，“我们两只手永远闲不下来！”

刚抵达奥格斯堡，我获悉弗朗索瓦一世早把誓言抛在脑后，跟教皇克莱芒七世，跟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结成联盟，准备再跟皇帝打仗。他也联合了土耳其人；土耳其人不久前把匈牙利国王路易率领的两万大军打得大败，对基督教国家形成严重的威胁。我只得搁下计划，去应付眼前千百桩急事。

“您打算到哪儿去弄钱？”我对斐迪南说。

钱是不可少的。波旁公爵在意大利率领的帝国军队要粮食、要欠发的饷银，他们公开叛乱。

他说：

“我想问富格尔去借！”

我知道他会这样回答的。我也知道这么一个权宜之计后患无穷；奥格斯堡的银行家要求抵押，慢慢地，奥地利银矿，阿拉贡和安达卢西亚最肥沃的土地，我们所有收益的源泉都将落入他们手中；美洲黄金还没进入我们港口，已属于他们的了；这样，国库依然是空的，又得重新举债。

“人呢？”我说，“我们到哪儿去弄人？”

他犹豫片刻，然后跟我说，眼睛没朝我看：

“明德尔海姆亲王向我们提过派援兵来。”

我吓了一跳：

“我们去依靠一个路德派亲王？”

“别的能做什么呢？”他说。

我一声不出。只有一个办法……别的能做什么呢？……机器安装了，齿轮啮合了，不可更改地空转起来。查理梦想复兴神圣罗马帝国，发誓要保卫教廷，不惜他的疆土、他的鲜血、他的生命；现在我们要依靠我们的敌人去跟教皇作战，而我们曾以教皇的名义在西班牙、尼德兰到处竖立火刑架。

“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斐迪南反复说。

“没有，”我说，“不会有其他选择。”

二月初，我们向意大利南下，带了德国雇佣兵、巴伐利亚人、士瓦本人、蒂罗尔人组成的增援军，总共八千人，都是路德派教徒，为首的是明德尔海姆亲王。我们首先跟波旁会合，他们在阿尔诺山谷等我们。大雨倾盆，日以继夜，没有一条道路不是泥泞难行、坑坑洼洼的。

当我到达兵营时，叛军正走向将军的营帐；士兵高喊：“不发饷银，血战到底！”他们举着明亮的火把往装弹药的枪支上凑，他们的短裤褴褛不堪，脸上横着一条条大刀疤；他们看来更像一群土匪，而不是士兵。

我带来十万杜卡托，一下子分完了。但是这些大兵拿了金币还冷嘲热讽，他们要的是两倍那么多。为了恢复平静，明德尔海姆亲王向他们喊叫：“我们可以在罗马找到金币。”立刻，路德派、德国雇佣兵、德国人、西班牙人都朝罗马大道狂奔，发誓要用教廷的国库来解决他们的缺衣少食。我们企图阻住他们，可是没用。一位前来宣布教皇已向查理讲和的信使，只有逃跑才保全了生命。半路上有几群意大利亡命徒觉察这是个抢劫的机会，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这群乱兵无法制止，反而裹胁我们一起去：我们做了自己部队的俘虏。

“这就是统治吗？”

我们在他们鬼叫狼嗥声中一声不响，骑着马淋在滂沱大雨下。这些人是我召集的，他们的金钱和粮食是我给的，而他们挟持我走向最荒谬的灾难。

五月初，一万四千多名土匪来到罗马城下，大声喊叫要求献出贡金。波旁为了不致被他们割断咽喉，只得同意率领他们攻城。他刚随同人潮涌上去，就在我身边给杀死了。两次被教皇军队打退后，这些西班牙雇佣兵、路德派德国雇佣兵、土匪冲进了城里。八天来，他们屠杀了教士、世俗教徒、富人、穷人、大主教和厨工。教皇逃跑了，是被他的瑞士卫兵救出的，卫兵自己全部遭到杀害。教皇向继波旁任职的奥朗日亲王投降。

尸体在阳台晃动，人肉在广场上腐烂，成群的蓝苍蝇在其四周嗡嗡叫；浮尸顺着腥膻的台伯河水漂流；人行道上是一摊摊鲜血，水沟的垃圾堆中有血迹斑斑的破布。野狗贪婪地吞食灰红色的怪东西。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女人在屋里哭泣，士兵在路上唱歌。

我的眼睛是干的，我没有唱歌。“罗马，”我对自己说，“这是罗马。”但是，这句话再也引不起我丝毫的感受。从前，罗马这座城市比卡莫纳更美丽、更强大。如果有人跟我说“有一天你会成为罗马的主人，你的士兵会把教皇赶走，把他的大主教吊死”，我会高声欢呼；后来，我崇敬罗马，把它看做意大利最高贵的城市，如果有人跟我说：“西班牙兵、德国兵屠杀了罗马居民，洗劫了罗马教堂”，我会热泪盈眶。但是今天，罗马与我漠不相关，罗马的毁灭对我既不是一场胜利，也不是一场失败，只是一件毫无意义的事。“又怎么样呢？”我以往这句话说得太多了。要是乡镇夷为平地，苦刑、屠杀不重要，那么新盖的房屋、丰收的作物、婴儿的微笑又有什么可稀罕的呢？我还能希望什么别的吗？我已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什么叫欢乐：我是一个死人。掘墓人在清理道路和广场，人们在擦干血迹、扫除废墟，女人胆怯地走出屋子，到井边去汲水。罗马会重生的。而我，我可是死了。

几天来，我心灰意懒地在城里走动。突然，有一天早晨，正当我在台伯河边停下来，仰望圣昂日城堡雄伟的侧影，在这个无生命的景致另一边，在我这颗空虚的心灵另一边，有样东西苏醒了；它在我的身外活着，也在我的灵魂最深处活着：紫杉的浓香、蓝天下的一堵白墙、我的过去。我闭上眼睛，看到了卡莫纳的花园。在这些花园里，有一个人内心激荡着欲望、愤怒、欢乐；我曾经是这个人，他就是我。那边，天涯的尽头，我怀着一颗跳动的心存在着。当天，我向奥朗日亲王告个假，离开罗马，策马奔驰在大路上。

意大利全境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我自己也曾鏖战在这些山谷和平原，我们焚烧庄稼地，毁坏葡萄园，但是只要过上一个季节，我们沿途留下的痕迹便抹去了。法国人不一样，他们和帝国的士兵恣意蹂躏这块异国的土地，对当地居民毫不留情；小村子烧了，粮食毁了，牲畜遭杀，堤岸决口，田野水茫茫一片。我不止一次窥见大路旁一群群孩子在找寻野草树根。世界扩大了，人口增多了，城市也更宽阔，他们把森林与沼泽改造成良田，他们发明新工具；但是，他们的斗争也日益残酷，历次屠杀中牺牲者成千上万；他们学会了一边建设，一边毁灭。可以说，一个脾气执拗的造物主，一心要在生命与死亡、繁荣与贫困之间保持一种不变的、荒谬的平衡。

四周景色我愈来愈眼熟了：我认出了土地的颜色、空气的香味、百鸟的歌声；我策马前进。离这几里路，从前有一个人他热爱自己的城市，他对着开花的巴旦杏树微笑，他捏紧拳头，感到身上热血沸腾；我急于要找到这个人，与他融为一体。我咽喉紧压，穿过种上橄榄树、巴旦杏树的原野。卡莫纳进入了我的视野，屹立在山地上，四边矗立着八座金黄色塔楼，还是原来的模样。我对着它谛视良久；我已勒住马，等着，等着，什么都没有出现。我看到的只是一片熟悉的景色，仿佛前一天才离开似的。只一眼，卡莫纳进入了我的现在。此刻它在那里，平淡无奇，冷漠无情，过去的事一去不复返了。

我爬上山岗。我想：“他在城墙后面等我。”我越过城墙。我认出了宫殿、店铺、酒馆、教堂、漏斗式烟囱、玫瑰色街道、长在墙旁的翠雀花。一切都在原来的地方，而过去则再也找不到了。好一会儿，我一动不动呆立在大广场上，我坐到大教堂台阶上，我漫步在坟地里。什么都没有发生。

纺织机声不绝于耳，锅匠敲打着铜锅，小孩在陡坡上玩。什么都没有变化。卡莫纳满满的，没有人需要我。没有人需要过我。

我走进大教堂，对石板地望了一眼，地下躺着卡莫纳的历代亲王；穹顶下，曾响起过主教喃喃的声音：“让他们安息吧。”他们正在安息。而我，我是死的，但我却还在这里，为我的不在作证。我想：“永远不会有安息的时刻。”

“只要路德还有一个信徒，德国就别想统一。”查理没好声气地说。

“路德影响愈小，新宗派号召力愈大，他们更加狂热。”我说。

“把他们统统消灭，”查理说，强壮的手撑在桌上，“是时候了。早是时候了。”

是时候了。已经十年啦！十年骄奢淫逸，十年钩心斗角，十年无益的战争，十年杀戮。除了在新大陆，我们仍然一事无成。曾有一年，我们又看到了一些希望：弗朗索瓦一世放弃对意大利、奥地利、佛兰德的权益；德国人聚集在斐迪南身后，把土耳其人挡在维也纳前。伊莎贝拉给查理生了一个肥壮的儿子，西班牙王位和帝国的继承有了保证。皮萨罗准备去征服一个新帝国，比科尔特斯的帝国还要富裕。一五三〇年二月底，查理在布洛涅大教堂正式由教皇加冕称帝。但是好景不长，意大利、尼德兰出现了骚乱；路德派亲王结成联盟，弗朗索瓦一世与他们相互勾结。苏里曼一世再度使基督徒感到不安，查理把天主教亲王团结在周围，准备向他发动进攻。

“我在想，我们烧死异端分子，真能把异端邪说根除吗？”我说。

“我们传教士说的话，他们不爱听。”查理说。

“我愿意去理解他们，”我说，“我现在不理解。”

他皱了皱眉头：

“他们心里钻进了魔鬼。”

他对虐待印第安人那么优柔寡断，如今在尼德兰、西班牙全境，却鼓励人们效忠教廷；与魔鬼斗争，这是他基督徒的义务。

“我将竭尽全力驱逐魔鬼。”我说。

我理解查理恼火的原因。我们依靠路德派反对教皇，依靠天主教徒反对路德派联盟，这是一种搞平衡的游戏，不会给我们带来出路。我们消除不了宗教冲突的因素，梦寐以求的政治统一就不可能实现。我深信我们可以做到统一，问题是要找到正确的方法。镇压只会激起异端分子顽强反抗；传教士对他们说的又是一种狂热的欺骗性的语言。但是，让他们听到理智的声音，关心自己真正的利益，就不可能了吗？

“什么叫做自己真正的利益？”我把这些想法谈出来时，巴尔蒂斯对我这样说。

他带着揶揄的神气瞧着我。我希望他这样的人能与我合作。但是，自从把路德定罪后，他跟我说话总是有所保留。

“您说得对，”我说，“应该了解什么是问题的症结，”我盯住他看，“您了解吗？”

“我跟异端分子没有来往，”他说，谨慎地笑笑。

“我去跟他们来往，”我说，“我要弄个明白。”

查理率领大军离开时，我到尼德兰去问教廷大使亚历昂德尔。信徒最多的宗派是再洗礼派，叫这个名字的缘由是他们接受一种新的洗礼。我得知后要求接近他们。我听说，把我介绍给他们不难，他们并不藏头露尾的，好像还在找寻殉教的机会。我果然成功地参加了他们好几次会议。挤在一家点了两盏油灯的店铺后间，一些工艺匠、伙计、小商人睁着两只发光的眼睛，倾听受到神灵启示的演说者向他们讲解《圣经》的要义。最常见的是一个矮小个儿的人，长了两只温柔的蓝眼睛，自称是先知以诺的化身。他的讲道一般没有什么意义。他宣称一个新耶路撒冷即将出现，在那里事事讲公正，人人是兄弟；可是他谈到这些梦想时声调激昂。听众中有许多妇女，还有年轻人，听得热情高涨，呼吸变得急促，不一会儿叫了起来，跪在地上，相互抱着号啕大哭，有时甚至撕碎自己的衣服，用指甲划破自己的脸；有的女人扑倒地上，两臂十字形张开，几个男人在她们身上踩。过后，他们平平静静地回家去，显出一副与世无争的神情。火焰法庭庭长不时把一小批人送上火刑架，他对我说他也对他们的温良恭顺感到吃惊。女人唱着歌上刑场。我多次试图跟先知说话，但是他笑而不答。

我有几个星期没去店铺后间了。有一天晚上，我又去了，发觉演说者的语言变了。他比前几次骂得更凶，布道结束时，激昂地喊道：

“脱下富人手上的戒指，取下富人颈上的金项链，这是不够的。应该毁灭存在的一切。”

全场疯狂地跟着他高呼：“应该毁灭！应该毁灭！”他们的喊声那么激昂，使我心中产生焦虑。我走出会场，抓住先知的胳膊：

“您讲道时为什么说应该毁灭？”我说，“请说说您的理由。”

他温和的目光注视着我：

“应该毁灭。”

“不，”我说，“应该建设。”

他摇摇头：

“应该毁灭。人得不到别的。”

“可是您讲道时谈到新城市。”

他笑了：

“我讲道时谈到新城市，因为它是不存在的。”

“您真的不希望新城市建起来吗？”

“假若新城市建起来，假若人人幸福，他们在世界上还有什么可做的呢？”——他看到了我的内心深处，眼里也流露出焦虑的神情——“世界压在我们肩上太重了。只有一种救世之道，这就是把建成的毁掉。”

“多么奇怪的救世之道！”我说。

他狡黠地笑笑：

“他们要让我们变成石头，我们不让自己变成石头！”突然，他先知的声音在黑夜中洪亮地响了起来：“我们要毁灭，我们要破坏，我们要活下去！”

不久以后，再洗礼派蔓延到德国各个城市，火烧教堂、市民房屋、修道院、书籍、家具、坟墓，焚烧庄稼，强奸妇女，进行血腥的狂欢；对企图抵抗他们疯狂的人格杀勿论。我听说先知以诺当上了明斯特的主人，在他的统治下发生可怖的纵酒胡闹，这类消息不时传入我的耳中。当主教终于夺回城市后，他把先知关在一只铁笼子里，挂在大教堂的一座塔楼上。我不愿再去思索这种荒谬的命运。但是，我惴惴不安地想道：“人可以征服饥荒，人可以征服瘟疫，人可以征服自己吗？”

我知道路德派看到再洗礼派犯下的暴行，也会感到骇怕；我愿意对这种感情寻根究底一番；我要求跟两位奥古斯丁派僧侣谈谈，布鲁塞尔宗教法庭刚判处他们火刑。

“你们为什么拒绝在这张纸上签字？”我对他们说，一边向他们出示撤消令。

他们笑笑，没有回答。这两个是中年人，相貌粗俗。

“我知道，”我说，“你们不怕死，你们急于要升入天堂，你们只想到拯救自己的灵魂，这种自私行为你们以为天主会赞成吗？”

他们望我一眼，有点吃惊；审判官一般不会说这样的话。

“再洗礼派在明斯特和德国各地犯下的暴行，你们听说了吧？”我说。

“听说了。”

“那好！你们要对这些暴行负责，就像你们要对十年前的大叛乱负责一样！”

“您知道，您所说的是不正确的，”其中一个僧侣说，“路德早已否认这些下贱的人。”

“他觉得自己有罪才那么竭力否认他们。您想一想，”我说，“你们声称有权在自己内心追求真理，并高声宣扬这个真理，谁还会阻止疯子、狂热分子去大喊大叫他们自己的真理？现在你们看，产生了多少宗派，造成了多大危害。”

“他们宣讲的是谬误，”僧侣说。

“如果你们不承认任何权威，怎么来证明这是谬误呢？”

我急切地又加上一句：

“教廷有时也可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我还承认它有时也传播谬误，我不禁止你们在心灵深处谴责它。但是为什么要大声嚷嚷地攻击它呢？”

他们听着我说话，脸朝地上，两臂伸在长袍的衣袖里；我自信理由十足，满以为要把他们说服了。

“人应该团结一致，”我说，“他们需要对严酷的大自然、贫困、不公道、战争展开斗争；他们不应该把自己的力量虚掷在无益的纷争中。你们不要在他们中间搞分裂。为了你们兄弟的好，你们不能放弃一下自己的意见吗？”

他们抬起头，一直没有开口的那个僧侣对我说：

“唯一可做的好事，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行动。”

第二天，布鲁塞尔广场中心响起劈劈啪啪的燃烧声，刺鼻的焦肉味直冲云霄；火刑架旁边，俯首沉思的人群默默地为烈士祈祷。我倚在一扇窗前，瞧着浓烟缭绕而上。“没有理性的人！”火焰把他们活活吞噬了，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像一个没有理性的安托纳选择了死亡一样；像一个没有理性的贝娅特丽丝拒绝活下去一样；先知以诺在塔顶上是饿死的。我望着火堆问自己，他们是不是真的没有理性，还是在会死的人心中隐藏着一种我没法窥透的秘密。火焰熄灭了，广场中心只留下一堆不成形的灰烬。我多么想问一问这堆灰烬，可是灰烬给风吹散了。

这时，查理战胜了苏里曼。他把对抗异教徒的战争带到了非洲，把海盗红胡子逐出突尼斯，把承认西班牙宗主地位的穆莱·哈桑捧上了王位。查理动身到罗马去过复活节。在圣彼得大教堂，他坐在教皇旁边的御座上；他们一起做宗教仪式，一起从大教堂出来。帝国几世纪来第一次，获得了与罗马教廷平起平坐的权力。但是就在全世界面前赢得这个胜利的时刻，我们听说弗朗索瓦一世突然要为他的次子提出米兰公爵的继承权，他刚派了一支军队开赴都灵。

“不，”查理说，“我不要再打仗了。打不完的战争。战争劳民伤财，有什么用呢？”

他一向善于克制感情，也不由满房间地走来走去，神经质地拉扯胡子。

“我打算这么办，”他说，“我约弗朗索瓦一世决斗，一个对一个，以我的米兰来赌他的勃艮第，败的人由赢的人率领去跟异教徒开战。”

我说：

“弗朗索瓦一世不会接受这个挑战。”

我现在明白，我们永远不会完，我们的双手永远闲不下来。摆脱了法国人，就要向土耳其人进攻；征服了土耳其人，又转过身来对付法国人；西班牙的叛乱平定不久，德国又发生另一次叛乱；我们刚把路德派亲王的力量削弱，便要去压服盛气凌人的天主教徒。我们在无益的战斗中消耗力量，甚至不清楚争取的目标是什么。德国的统一，新世界的征服，我们永远没有余暇去思考这些鸿图大业。查理只得南下往普罗旺斯，我们向马赛进军，但是攻不进去。我们不得不撤至热那亚，登船前赴西班牙，订立尼斯和约，放弃萨瓦和三分之二的皮埃蒙特。

查理在西班牙跟伊莎贝拉共同度过冬天。王后的健康令人极为不安。五月一日，早产后病情急转直下，一场高热在几小时内夺去了她的生命。有几个星期，皇帝独自幽居在托莱多近郊的一座修道院。当他隐匿归来，老了十岁，背弯了下来，脸色灰白，两眼无神。

“我以为您不会再出修道院了，”我说。

“我是不愿出来。”

查理坐在椅子上不动，两眼盯着窗外明亮耀眼的蓝天。

“这事您不能做主吗？”我说。

他望了我一眼：

“是您有一天跟我说的：您的健康、您的幸福算不了什么。”

“啊！”我说，“这些话您还记得？”

“现在是记起这些话的时候了。”

他手抹前额，这是一个新的动作，一个老年人的动作。

“我应该把一个完整的帝国交给腓力。”他说。

我低首无言，卡斯蒂利亚夏日的炎热和沉默笼罩在我们身上。我那时怎么会鲁莽地向他指出他的职责所在？我那一天听着格拉纳达的喷泉怎么竟会自负地说“我给了这个人生命和幸福”？今天我应该这样说：“他这双无神的眼睛、这张痛苦的嘴、这颗颤抖的心是我给的，他的不幸是我造成的。”他的灵魂透出阵阵凉气。就像我触到了尸体的手一样，我明明白白地感觉到这颗冰冷的灵魂。

几星期来，我们陷在一种麻木不仁的精神状态。查理的妹妹玛丽一声呼唤，把我们惊醒了。玛丽以哥哥的名义统治着尼德兰。根特发生了暴乱。很久以来，安特卫普的繁荣使那座古老的城市大为不安，因为商人看到大部分订单撤销，无活可做的工人在贫困中生活。当摄政女王企图向所有城市征收国家税，根特拒绝缴付。叛乱者撕毁了一五一五年为根特人订立的城市宪法；他们骄傲地把一小块羊皮纸缝在外衣上，作为联络信号；他们杀死了一名官吏，开始抢劫城市。法国国王同意我们借道，二月十四日，查理五世偕同玛丽进入根特，随行的有教皇特使、德国与西班牙大使、亲王和贵族；后随的还有帝国骑兵、两万名德国雇佣兵、扈从队伍；这一长串箱笼车辆，走了五个钟点。查理驻跸在他四十年前出生的城堡里，他的部队分遣到城内各区，全城立刻一片恐怖。三天后，叛乱的领袖不得不放弃战斗。三月三日开始审判。梅赫伦大法官向各位君主奏述城市的罪行。一个根特代表团前来恳请女王宽恕，但是她听申诉时满脸怒容，她要毫不留情地镇压。

“您不是惩罚得厌倦了吗？”我对查理说。

他惊奇地瞧了我一眼。

“我的意见又怎么样呢？”

他表面上又显得从容安详，能吃，能喝，仪表细致周到，举止上叫人看不出内心的空虚。

“您真的认为这些人是罪犯吗？”

他眉毛竖得高高的：

“美洲印第安人是罪犯吗？这是您教我的，要统治不可能不做坏事。”

“指非做不可的坏事。”

“给我举个例子。”他说。

我打量他，然后说：

“我钦佩您。”

他转过头去：

“我没有权力损害留给腓力的遗产。”

第二天，处决开始了。十六个首要分子斩首，而这时西班牙雇佣兵正抢劫市民的房屋，强奸他们的妻女。皇帝把一个区连同区内的教堂夷为平地，在废墟上建立了一个要塞。根特的公共财产没收；不许他们保留武器、枪炮、辎重和一个命名为罗兰的大钟；城市的特权一律取消，居民还要当众请罪。

“为什么？”我喃喃地说，“这是为什么？”

玛丽坐在哥哥旁边微笑。三十个穿黑衣的士绅，光头赤足，跪在君主们的脚下；在他们背后，身穿衬衣、颈上拴了一根绳的是每个行业的六名代表，五十个纺织工，五十个老百姓。个个低下头，嘴抿得紧紧的。他们要求做自由人，为了惩罚他们这个罪行，我们逼迫他们跪在尘土中。德国境内几千人遭车刑、分尸、火焚；在西班牙，几千个贵族和市民身首异处；尼德兰的城内，异端分子在烈火中身子绞作一团。为什么？

晚上，我对查理说：

“我要到美洲去。”

“现在？”他说。

“现在。”

这是我最后的希望，我唯一的想望。我们一年前知道，皮萨罗在阵上生擒遍地黄金的秘鲁国的皇帝，征服了他的领土。从这个新王朝来的第一艘帆船驶入塞维利亚，装载了四万二千四百九十六金比索和一千七百五十银马克。在那里，没有必要用无益的战争、残酷的镇压去维持一个摇摇欲坠的过去，从而消耗自己的力量；在那里，从头设计未来，在建设，在创造。

查理走近窗前，凝望夹在石堤岸之间的灰色运河水，远处可以看到那座阴沉的钟楼，里面引人自豪的铜钟已拆走了。

“美洲我永远看不着了！”

“您通过我的眼睛去看。您知道您可以信任我。”

“以后再说吧。”他说。

这不是一道命令，这是一声请求；从他嘴里吐露出这种哀求的声调，说明他内心感到莫大的颓丧。他又坚决地说：

“我这里需要您。”

我俯首听命。现在我还想望看一看美洲，再过一段时期，这种想望我还会有吗？要走应该现在走。

“我等吧。”我说。

我等了十年。一切不断地在变，一切跟原来没有两样。在德国，路德派胜利了，土耳其人又在威胁基督教，地中海又是盗贼丛生；我们要向他们夺取阿尔及尔，但是失败了。跟法国又开始一场新战争；根据克雷皮昂瓦卢瓦条约，皇帝放弃勃艮第，弗朗索瓦一世退出那不勒斯、阿图瓦和佛兰德。二十七年的你争我夺，已使帝国和法国民生凋敝，大伤元气；如今这两个交战国又两军对峙，一点没有改变他们相互的地位。查理很高兴看到教皇保罗二世要在特伦托召开一次盛大的主教会议；路德派亲王立即发动一场内战；尽管受到风湿病的折磨，查理英勇地御驾亲征，制伏了他的敌人；但是，皇帝派在米兰的总督冒冒失失占领了欢乐宫，教皇大发雷霆，开始与法国新国王亨利二世谈判，把特伦托主教会议改在布洛涅召开。查理不得不在奥格斯堡采纳一项折衷方案，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双方对此都不满意。两派都拒不接受德国宪法草案，自从查理当上皇帝以来，我们为了这个草案从不间断地进行着斗争。

“当时我不应该在这份折衷方案上签字。”查理说。

他坐在一张宽大的安乐椅里，患风湿痛的那条腿平搁在一只小圆凳上；当国事不迫使他过戎马生活时，他就是这样打发日子的。

我说：

“您当时没法不这样做。”

他耸耸肩膀：

“人总是这么说。”

“人这么说是因为事情确实如此。”我说。

只有一个办法，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当时没法不这样做……一年复一年，一世纪复一世纪，历史巨轮在滚动；应该说，蠢人才会去想象人的意志可以改变历史巨轮的轨道。我的鸿图大业起过什么作用吗？

他说：

“我当时应该拒绝的，不论花什么代价。”

“那时是在战争，而您又给打败了。”

“我知道。”

他手抹前额，这个动作他已习以为常了。他像在问自己：“为什么不给打败呢？”可能他是对的。无论如何，有些人的愿望在地球上留下了痕迹，路德、科尔特斯……这是因为这些人接受了给打败的想法？我们选择了胜利。现在，我们问自己：“什么样的胜利？”

过了一会，查理说：

“腓力当不上皇帝了。”

这个他早就知道了。斐迪南最近又突然坚持要把一个帝国留给自己的儿子。不过，查理还从来没有把这次失败说出口过。

“那又怎么样？”我说。

我望着褪色的挂毯、橡木家具、窗外风吹飘零的秋叶。这里的一切灰尘扑扑、死气沉沉：朝代、边疆、因循守旧、横行不法；为什么还要死死抱住这个腐朽的旧世界的残骸？

“让腓力当西班牙亲王和印第安人皇帝，只有在那里，可以创造，可以建设……”

“办得到吗？”查理说。

“您怀疑？在那里，您征服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您盖教堂，建城市，您还播过种子，收过庄稼……”

他摇摇头：

“谁知道那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局势确实是混乱的。皮萨罗和他的一个同伴发生火并，那位同伴打败了，并被处决，但是，他的党徒又把皮萨罗杀了。皇帝派去调停纠纷的总督又被贡萨尔维斯·皮萨罗的士兵暗杀，这些士兵不久前又被忠于皇室的副官斩首伏法。有一条是肯定的，新法律没有得到遵守，印第安人始终遭到摧残。

“以前，您希望亲眼看看美洲，”查理说。

“是的。”

“您还希望吗？”

我犹豫了，心中有什么东西在微微跳动，可能这就是一种想望吧。

“我总是希望为您效劳。”

“那么，”他说，“您去看看我们在那里干了些什么。我需要知道。”

他慢慢抚摸患风湿痛的那条腿。

“我应该了解我给腓力留下的是什么。”

他压低了声音又说：

“我应该了解我在位三十年干了些什么。”

六个月后，一五五〇年春天，我在桑卢卡尔–德巴拉梅达登上了一艘快帆船，它与三艘商船、两艘战船结伴同航。我没有一天不是伏在栏杆上，望着船航行时留在海面的一长条水花，这也是哥伦布、科尔特斯、皮萨罗的快帆船队走过的道路；我经常在羊皮纸上用手指行驶过这条道路；但是，今天的海洋不是我可以用手掌遮住的一块平坦的图面；海上波涛汹涌，粼粼发光，我的视线达不到它的边际。我想：“怎样占有海洋？”我在布鲁塞尔、奥格斯堡或马德里的办公室内，曾经梦想把世界握在我的股掌之中，世界只是一个光滑的圆球。现在，一天又一天航行在蓝色海面上，我问自己：“世界到底是什么？它在哪儿？”

一天早晨，我闭目躺在甲板上，突然随风飘来一种气味，是我五个月来没有闻到过的，一种热烈辛辣的气味，一种土地的气味。我睁开眼睛。在我前面一眼望不到边的，是一条平坦的海岸，岸上黑压压的一片森林，树上叶子巨大。我们正在驶近卢卡亚岛。我观赏着这一块仿佛浮现在海面的大平台，内心非常激动。从前瞭望水手一声叫喊：“陆地！”哥伦布的同伴都跪了下来。他们也像今天一样听到百鸟鸣啭。

“我们在这些岛上停留吗？”我问船长。

“不，”他说，“这些岛荒了。”

“荒了，”我说，“真的？”

“您以前不知道？”

“我以前没相信。”

一五〇九年，斐迪南国王批准贩卖卢卡亚人。拉斯·卡萨斯神甫证实说，他们赶了獒犬，像追猎似的去捕捉卢卡亚人，有五万印第安人不是被消灭便是失散了。

“十五年前，岸上还有几个移民，靠经营珍珠过日子，”船长说，“那时一只潜鸟值一百五十杜卡托，这种鸟很快绝种了，最后几个西班牙人只得离开小岛。”

“这个群岛有多少岛屿？”我说。

“三十来个。”

“都是些荒岛？”

“都是些荒岛。”

在地理学家画的地图上，群岛只是稀稀落落几颗毫无意义的黑点。如今眼前，每一座小岛都是存在的，像阿尔罕布拉宫的花园那样绚丽夺目。岛上到处是火红的花，是鸟，是香料作物；礁石圈住海水，相互隔绝，形成一个个宁静的湖泊，水手称之为“水上公园”；在清澈见底的水里，珊瑚虫、水母、海藻、珊瑚等，像花似的盛开怒放，红色、蓝色的鱼悠游自在。隔一段距离，可以看到一个孤单的沙丘浮在水上，宛若一艘触礁的船；有时，沙岗上经经络络地密布着攀援茎和藤本植物，山腰上生长蒲葵。然而如今，这片温暖的、隔一段距离翻滚着甜水泉的湖面，再也没有一条小船滑过了；再也没有一只手撩开这些垂帘似的藤本植物；这块欢乐的土地，从前无忧无虑地生活着一个懒洋洋、赤身裸体的民族，如今已不复存在了。

“在古巴还有印第安人吗？”当我们驶入那条通往圣地亚哥海湾的狭小航道时，我问。

“哈瓦那附近的瓜多拉，有六十来户人家，组成一个村子，生活在山上，”船长对我说，“在这个区域，该说有几个部落，但是他们都躲了起来。”

“我看得出来。”

古巴的圣地亚哥海湾十分宽阔，西班牙王国整个大舰队停泊其中也绰绰有余；望着山坡上层层叠叠玫瑰色、绿色、黄色的立方体，我笑了：我喜欢城市。我一踏上街头，呼吸着沥青和油脂的气味，感到浑身舒坦，这是安特卫普和桑卢卡尔的气味。我排开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衣衫褴褛的小孩拽着我的衣服喊：“桑塔露琪亚！”我抓了一把硬币抛在地上，对其中我看来最伶俐的一个小孩说：“你给我引路！”

一条红褐色的大路，两旁棕榈树夹道成荫，通向一座白色耀眼的教堂。

“桑塔露琪亚。”那个小孩说。

他赤着双脚，头像一个球，剃得光光的。

“我不喜欢教堂，”我说，“带我去看店铺和商场。”

我们转过路角，条条街道都是直的，像棋盘格纵横交叉。房屋仿照加的斯城的格局建造，屋顶盖的是发亮的灰墁；但是，圣地亚哥不像一座西班牙城市，还算不上是座城市。我的鞋沾满了田野的黄土，那些方形大广场还是一些长着龙舌兰和仙人球的空地。

“您从西班牙来的？”小孩说。

他望着我，两眼闪闪发光。

“是的，”我说。

“我长大后到矿里做工，”小孩说，“攒了钱到西班牙去。”

“你在这里不开心？”

他轻蔑地向地上啐了一口说：

“这里都是穷人。”

我们走到商场。几个妇女坐在地上，出卖放在棕榈叶上的仙人掌果子；另一些站在摊子后面，摊上放着大圆面包、篓装的粮食、四季豆或鹰嘴豆；还有几个铁器商、布商。男人披了褪色的棉布，都是赤脚走路；女人也是赤脚走路，身上衣衫破烂。

“一法内加麦子多少钱？”

我的衣着像位贵族，商人惊奇地望我一眼：

“二十四杜卡托。”

“二十四杜卡托！比塞维利亚贵两倍。”

“就是这个价钱。”那个人没好声气地说。

我在广场慢慢绕了一圈。一个穿破衣的女孩小跑步走在我面前；她在每个面包摊前停下，拿起大圆面包又是拍又是掂，若有所思的样子，决不定选哪一个；商人朝着她笑。在这个铁比银子值钱的国家，面包比金子还珍贵。一法内加四季豆在西班牙卖二百七十二铜币，在这儿卖到五百七十八，一个马蹄铁卖六杜卡托，一对马蹄铁钉四十六铜币，二十五张纸要四杜卡托，二十卷巴伦西亚优质猩红色墙纸，四十杜卡托；高帮皮鞋则要三十六杜卡托一双。自从波托西银矿发现后，西班牙物价显著上涨，更使这里民不聊生。我望着这些棕色饿瘪的脸孔想：“五年后，十年后，整个王国都会如此。”

我在城里转了一天，妇女、老人要求施舍的诉苦声，小孩尖利的乞讨声萦绕耳边；晚上，我去总督家赴宴。他款待我的场面出奇的奢华，贵族和夫人遍身是绫罗绸缎，宫殿四壁也铺满绫罗绸缎。宴席比查理五世设的更加精致讲究。我问主人当地居民情况，他向我证实了那位船长说的话：在圣地亚哥后面和哈瓦那附近绵延着几个黑人种植的庄园；但是，总的说来，从前居住两万印第安人、面积有巴利亚多利德到罗马那么大的古巴岛，已变成了一片荒地。

“不赶尽杀绝，就没法降服这些野蛮人吗？”我恼火地问。

“一次也没有屠杀过，”一个种植园主对我说，“您不了解印第安人，这些人是出奇的懒，他们宁可死也不愿累着一点。他们为了不去劳动，故意让自己死去。他们不是上吊便是绝食。整村整村的人是自杀死的。”

几天后，在把我带往牙买加去的船上，我问一位曾经在古巴登过岸的僧侣说：

“这些岛上的印第安人是由于懒而纷纷自杀，这是真的吗？”

“事情的真相是他们的主人要他们劳动，不等到操劳而死是不让歇的；他们吞下泥土石块来促成自己早死。他们拒绝接受洗礼，免得在天上又遇到这些善良的西班牙人。”

蒙多内兹神甫的声音因愤怒和怜悯而发颤了。他长时间地跟我谈印第安人。他不像科尔特斯的副官把他们说成是残酷迟钝的野蛮人，听他说来这些人是这么温柔，连武器也不会使用，都伤在西班牙人的剑下。他们住在树枝芦苇搭成的大窝棚里，几百人群居杂处；他们靠狩猎、捕鱼、种植玉米为生，闲时编织蜂鸟羽毛；他们不羡慕这个世界的财富，他们不懂仇恨、嫉妒、贪婪；他们生活穷困、无忧无虑、幸福。我望着这一群可怜的移民，躺在甲板上，曝晒在烈日下，疲劳不堪；他们手里提了一个包裹，离开古巴贫瘠的土地，到矿区去碰运气。我想：“我们在为谁工作？”

不久，天边出现了高低不一的山影，碧峰下翠谷青山，愈往下色彩愈淡，山脚下绿得嫩嫩的：牙买加。蒙多内兹神甫跟我说过，岛上原来生活着六万个印第安人，如今只剩下二百人了。

“输入黑人并没能挽救哪怕一个印第安人的生命？”

“把羊交给狼看管，怎么也没救的，”僧侣说，“怎么可以用一种罪恶去消除另一种罪恶呢？”

“拉斯·卡萨斯神甫本人也是拥护这种措施的，”我说。

“拉斯·卡萨斯神甫将在忏悔的折磨中死去，”僧侣说。

“不要谴责他，”我马上接口说，“谁又能预见自己行动的后果呢？”

僧侣朝我看，我转过眼睛。

“应该多祈祷，我的孩子。”他对我说。

我知道，法律规定，只要黑奴犯了一点过错，种植园主就有权把他用文火烤死或者五马分尸；但是在马德里，都以为种植园主不会使用这种权力。在马德里，我听了一些骇人听闻的事眉头也不皱一下：有人说，有的殖民者用土著小孩的肉去喂养自己的狗；有人说，诺加雷兹总督一时任性，杀了五千多个印第安人；但是，也有人说，新世界的火山喷的是黄金熔流，阿兹特克城市是用银块砌成。现在，安的列斯群岛不再是一块传奇中的土地；翠绿的鸟、湛蓝的山，我都看到了。在金黄色沙滩后面，一些真的人用真的鞭子在抽打另一些人。

我们在安东尼奥港下碇，后来又继续赶路。气候一天比一天闷热；水是一潭死水，海面上没有一条波纹。这些移民躺在船的前梢，身上发烧，抖个不停，灰白色的脸上汗珠滚滚。

黎明时，贝洛港显露在我们面前。两条葱绿的海岬之间有一道深水湾，港口藏在海湾深处。海岬上植物茂盛，看不到一块泥巴地；仿佛看到两株高达四百尺、根插在水底的巨型植物破海而出。城里大街上，抖动着一种灼热的空气。有人告诉我，这里气候恶劣，移民登岸后若不赶快弄到几头骡子穿过地峡，一星期内便会得热病死去。我从总督那里弄来几头坐骑，供大伙使用。我只是把病倒的人留了下来。

我们一天又一天，沿着一条羊肠小道赶路，这条小道曲曲折折穿过一座大森林；在我们头顶，浓荫遮蔽，不见天日；巨大的树根把路面拱高了，上次骡队经过后长出的野藤堵住了道路，我们经常要停下来割藤；周围一片黑影，又窒息又潮湿。四个人死于半途，另三个倒在路边没法走完旅程。蒙多内兹神甫告诉我，这块地方也看不见人烟：三个月内，有七千个印第安小孩饿死在地峡上。

那时，巴拿马是去秘鲁和智利的必经之路，这是一座繁荣的大城市，路上可以遇到穿丝绸的男人、戴珠宝的女人、鞍辔华丽的骡队。宽敞的房屋内摆设富丽堂皇，但是空中充满瘴气，每年有成千上万人在他们无法久留的财富中死去。

我们登上一艘快帆船，沿着秘鲁海岸行驶。没有在旅途劳顿中死去的移民继续朝波托西赶去。我和蒙多内兹神甫在卡亚俄上岸，那里离王城三里地，我们毫不费力地到了首都。

城市是棋盘格布局，马路宽大，广场开阔，全城面积那么大，居民骄傲地称之为“广远城”。房屋是用土砖盖的，像安达卢西亚的一样围绕一个院子而建；外墙没有装饰，不开窗口；每条十字路口都有水井喷泉，予人一种清凉的感觉，空气温爽。可是西班牙人受不了这里的气候，我在街上遇到的人群，跟古巴的圣地亚哥的一样穷困潦倒。这里，同样的，黄金白银并没给人带来好处。一座大教堂正在建造，柱子用银块铸的，墙壁用珍贵大理石砌的。是为谁呢？

除大教堂外，城里最漂亮的建筑物要数一座墙头光秃的大监狱；总督透过他的绣金遮篷马车的小门，自负地指给我看说：

“王国的反叛者都关在这里，”他对我说。

“您说的反叛者指谁？”我说，“是那些公开反抗现政权的人，还是不服从新法律的人？”

他耸耸肩膀。

“新法律没有人服从，”他说，“如果我们不愿意王国的权威落空，应该反对那些征服者，去收复秘鲁。”

查理五世的谕旨要他们解放印第安人，支付他们薪水，安排他们适度的工作。但是，我问过的人个个都说无法执行。有的人向我争辩说，印第安人不处于奴隶地位是不会幸福的；有的人有根有据地向我指出，我们要完成宏伟的事业，印第安人又天性懒惰，有必要建立一套严厉的制度；还有的人轻描淡写地说，国王的行政官员没有其他方法能叫他们唯命是从。

“我们做出过决定，对于那些把印第安人当作奴隶的移民，我们不给他们进行赦罪仪式，”蒙多内兹神甫对我说，“但是，我们的主教威胁要褫夺我们的神职，要是我们坚持这样做的话。”

他让我参观了传道会，会内医治年老有病的印第安人，抚养孤儿。在一个棕榈树荫遮盖的院子里，几个孩子蹲在大盆玉米饭周围。这是些漂亮的孩子，棕色皮肤，高颧骨，头发又黑又硬，大眼睛乌亮发光；他们都是一起把棕色小手伸进盆里，一起把手放到嘴里。这都是人的孩子，不是小动物。

“他们真漂亮。”我说。

神甫把手放在一个女孩子头上。

“她的母亲也是个美人，因为美把命也送了：皮萨罗的士兵把她和她的两个女伴一起吊死，为了向印第安人证明，西班牙人对他们的女人无动于衷。”

“这个呢？”我说。

“他是一个头领的儿子，头领是被活活烧死的，因为他们认为他的村子上缴的东西太少。”

因而，当我绕着院子慢慢走时，一部征服史展现在我的眼前。随着皮萨罗的士兵向内地推进，他们勒令每个村子交出多年积存的粮食，一颗也不让留下。他们吃不完的任意浪费烧毁，他们屠杀牲畜，毁坏庄稼，所到的地方仅剩一片荒凉，使土著居民成千上万地饿死。他们稍不如意，就焚烧村庄，不幸的居民若是企图从着火的房屋往外逃，便用弓箭射死。听到征服者来近了，有几个村子的人整体自尽。

“您要是还希望周游这个不幸的国家，我给您找个向导。”蒙多内兹神甫对我说。

他给我指着一个高大、棕色皮肤的青年，他靠在一棵棕榈树上，像在沉思。

“这是一个西班牙人和一个印加族印第安女人的混血儿。他的父亲为了娶一位卡斯蒂利亚的夫人，遗弃了他的母亲，把孩子交给了我们。他通晓祖先的历史，也熟悉这个地区，他经常陪我外出旅行。”

几天后，我与那位印加青年菲利比洛结伴离开王城。总督拨给我几匹壮马，十个印第安挑夫。雾沉甸甸地压在岸上，遮得不见阳光，地上浸透了露水。我们沿山腰的一条路走，山岗上草木森森：这是一条宽阔的堤道，用石板砌成，比旧世界任何一条大路结实方便。

“这是印加人建造的，”我的向导自傲地对我说，“整个帝国布满这样的路。从基多到库斯科，信使跑得比你们的马还快，把皇帝的诏书传送到所有城市。”

我钦佩这个浩大的工程。为了变天堑为通途，印加人架设了石桥；他们也经常在沟壑上搭起藤编的软桥，用木桩拴在两边峭壁上。

我们骑马走了几天。印第安挑夫的精力令我吃惊，他们挑了沉重的粮食行李，一天走上十五古里不会累倒。我不久知道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咀嚼一种绿叶，他们的精力不衰全靠这种他们称为可乐的植物。他们走完一段路程，把担子撂在地上，直挺挺躺下，力气耗尽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嚼上一团新鲜叶子，又精神抖擞了。

“这是帕查卡马克。”菲利比洛对我说。

我勒住马，跟着他说：“帕查卡马克！”这个名字叫我联想起一座处处是玉宫琼楼的城市，有芳香扑鼻的花园，直伸海里的大石阶，鱼禽水鸟的栖息场；宫殿平台上金树林立，树枝上缀有黄金花、黄金果、黄金鸟。帕查卡马克！我睁大了眼睛，说：

“我什么也没看见。”

“没什么可看的啦。”印加人对我说。

我们走近去。一座梯田形状的山岗被当作一个纪念碑的台座，纪念碑只剩下一堵红墙；墙用一块块巨石堆砌而成，不用一点水泥。我朝向导望了一眼；他昂首骑在马背上，哪儿都不看。

第二天，我们离开了海岸，开始攀登山坡。渐渐的，我们越过了压在沿岸不散的浓雾。空气变得更干燥，植物更茂盛。远处山岗像铺了一层金砾石，走到跟前，发现是一大片向日葵和黄色花蕊的雏菊。这些野花地里也生长高而轻巧的禾本科植物和青色仙人球。山路虽然陡峭，气温还是没有变化。我们穿过许多荒村，土砖墙壁完整无缺，但野草已侵入屋内。向导对我说，西班牙人走近时，居民带了全部财宝，越过安第斯山，逃得不知去向。

从前，即使最小的村子也纺织番麻、棉线以及染色鲜艳的羊驼毛，制造红底彩绘陶器，上画人面装饰或几何图案。现在，一切都死气沉沉的。

我向印加青年耐心打听，慢慢地，当我们走完海拔八千多尺、长着青色仙人球的大高原时，我了解到他祖先的帝国是什么样的。印加人不懂什么是私人财产；他们共同占有每年分配给他们的土地，另有一块公地是供给官员和荒年备粮用的，他们称为“印加与太阳的土地”，每个印加人都要在这块公地上耕种一定日子，他们也要代耕病人、寡妇、孤儿的田地；他们热爱劳动，邀请朋友和整村人去耕种他们那份土地：得到邀请的人兴高采烈跑来，像参加婚礼似的。每隔两年分配一次羊毛，在热带地区，王地出产的棉花属于全体所有；一切必需品都在自己家里生产，每个人都兼备瓦匠、铁匠和农民的本领，他们中间没有一个穷人。我听着菲利比洛说时，心想：这就是我们已经摧毁的帝国，这就是我希望在世界上建立而又没能建成的帝国！

“库斯科！”印加人对我说。

我们到了一个山口顶上，看到脚下一块葱葱郁郁的盆地，上面有几个村子，那是清风和煦的武尔加尼达山谷；远处矗立着阿苏亚塔山白色的椎峰和安第斯山积雪的山脊。城市就横在一座瓦砾堆盖顶的山岗下；我一蹬马肚子，朝着印加的古都疾驰而去。

我们越过种苜蓿、大麦、玉米的田野，越过可乐果种植园；平原上水网纵横，都是印加人开的运河；为了防止泥土流失，山岗开成梯田状的。建筑这些大路和城市的人同时也是务农的人，比旧大陆哪一个民族都能干。

入城前，我先上了山岗，岗上的瓦砾堆都是一些要塞的废墟，要塞是三道同心的壁垒，用深色岩石做成，团团围成一圈。皇帝躲在这道屏障后面抵挡皮萨罗的军队。我也忘了在这些石头中间逗留了多久。

库斯科城墙没有全毁，许多塔楼依然矗立，路上也还有几座漂亮的石头房屋。但是，大多数只有地基还保持完整，西班牙人在这些地基上匆匆盖起了小砖楼房。尽管环境秀丽，尽管印第安人和移民为数不少，城市却像遭受过神的诅咒，气氛异常阴郁。西班牙人抱怨气候严酷，哀叹生活在民众的仇恨之中。他们对我说，每年在征服者进城的周年日那天，老土著把耳朵贴在地上听，希望有朝一日地下河水泛滥，把西班牙人悉数卷走。

我们在库斯科只停留几天，又继续前进了。高原空气干燥寒冷，这地区的尸体不会腐烂，我们经常看见路旁僵死的驴子。一路上不时遇到废墟，那是从前的宫殿、教堂、要塞，还有一些巨大的建筑物，既无法圈，也无拱顶，由三角形或八角形的土砖砌成，都只剩下了残骸。一条干涸的湖泊尽头，我们看到壮丽的皮亚奥加那加奥的遗迹，满地是破碎的花岗岩和斑岩；昔日的教堂而今成为一大堆断垣残壁；排列成行的巨石标志着这里原是大路，两旁有雕刻粗陋的巨大石像，绵延很长一段距离。

我们穿过的村子都无人居住，大多数已被纵火烧毁。有一次，在一个新搭的茅屋门前，我们看到一位老人，没有鼻子，没有耳朵，眼眶是空的。菲利比洛向他问话时，他显然是听见的，但是没有回答一句话。

“我猜想他们把他的舌头也割了。”印加人说。

他告诉我，西班牙人怀疑这个地区有金矿，便残酷地折磨土人，要他们说出地点；但是，印第安人就是顽强地保持沉默，不露一点口风。

“为什么？”我说。

“您看到波托西矿以后，”印加人说，“就会明白的，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遭到同样的命运。”

我很快明白了。才几天后，我们碰上了一队印第安人，是被押到矿上去的；每人颈上套了个铁箍儿，一个个拴在一起，脸上烙了个g字。他们可能有四五百人，走在路上踉踉跄跄，显得筋疲力尽。押送的西班牙人用鞭子赶他们往前走。

“他们从基多来的，”向导对我说，“那里出发时可能有五千人以上。有一次穿越热带地区的途中，死过一万人。又有一次，六千人中只有二百人走到了目的地。半途累倒时，连铁箍儿也不给解开，干脆在他们头上砍一刀。”

这天晚上，长久以来第一次，我们看到一个村子的茅屋里冒出了炊烟。一个印加青年妇女坐在门槛上，摇着孩子唱歌。她的歌声那么忧郁，我不由想知道歌词内容。我的向导给我译了出来：

难道我的妈妈

把我生在窝里，

是为了受苦，

是为了此刻

鸟似的在窝里哀啼？

他跟我说，征服以来，母亲们唱的摇篮曲都是这么凄凉。这个村里只有妇女和儿童，男人都被掳掠到波托西矿上做工去了。我们一直走到火山脚下，遇到的村子无不如此。

波托西山顶积雪，山口喷火，矗立在海拔四千米的高原上；山腰间凿出像迷宫似的坑道，人就在里面采银，矿脉深达五百寻。山脚下正在兴建一座城市。我漫步穿过一排排木房，找寻旅途的同伴。我只找到十个左右，其余都在半路倒毙了。至于抵达波托西的人，也难以忍受这种高原气候；妇女尤其遭受高山病的折磨；所有的孩子生来又瞎又聋，不到几个星期便死了。他们对我说，一个矿工赚的钱仅够本人糊口。发财致富，甚至攒钱赎身的希望早已破灭了。只有大矿场主才发了财，雇用大批印第安人给他们开矿。

“您看，”我的年轻向导对我说，“您看他们对我们这个民族做了些什么。”

沉着镇定的声音第一次颤抖了，在我们的火把照耀下，我看到他眼里噙着泪水。在这些阴暗的坑道里，劳动着整整一个民族，他们不再是一群人，而是一群幽灵。他们没有肉，没有四肢，骨头撑着棕色皮肤，像枯木一样脆裂；他们两眼空洞，两耳充塞；他们像机器人似的敲打着岩壁。有时，这些黑色骷髅中有一个无声无息地倒在地上，鞭子铁棒马上打到他身上，若不赶快站起来，就这样被结果了。他们一天在地下挖掘十五个小时以上，仅用一些磨碎的植物根做的饼充饥。他们中间没有人可以在此活上三年。

从早到晚，装运银子的骡队朝着海岸走去。一两银子是用一两血换来的。皇帝的钱箱依然是空的，他的臣民依然穷困潦倒。我们摧毁了一个世界，我们白白摧毁了一个世界。

“我到处遭到失败。”查理五世说。

我说了整整一个夜晚，皇帝听着默无一言。阳光透进了幕帘重重的房间，黎明照亮了他的脸。我的心揪紧了。才三年时间，他变成了一个老人；他的眼睛没有光彩，嘴唇发青，脸容憔悴，呼吸困难。他身子陷在靠椅里，患风湿病的瘸腿上盖着一条毯子，上面搁着一根象牙圆头手杖。

“为什么？”他说。

我出门的三年中，萨克森的莫里斯公爵背信弃义，率领路德派军队反对他。查理五世被迫在叛军面前退却，接受了一项条约，一下子毁了他毕生为宗教团结而花费的心血。他在佛兰德也出师不利，没能收复被亨利二世侵占的土地；意大利发生新的叛乱，而土耳其人对他进行骚扰。

“为什么？”他又说了一句，“我错在哪儿呢？”

“您唯一的错是进行了统治？”我说。

他摸了摸挂在丝绒紧身衣上的金羊毛勋章。

“我那时没有要统治，”他说。

“我知道。”我说。

我望着他皱纹密布的脸、灰白的胡子、没有生气的眼睛。我生平第一次感到自己比他还老，比有史以来哪一个人都老，他在我眼里像个孩子似的叫人可怜。我说：

“是我错了。我要您做宇宙的主人，但是宇宙是不存在的。”

我站起身，满房间走动。我前一夜没有合眼，两条腿发麻。现在，我完全懂了：卡莫纳太小了，意大利也太小了，而宇宙是不存在的。

“说起来多么方便！”我说，“眼前的牺牲算得了什么？宇宙在未来的尽头。火刑、屠杀算得了什么？宇宙在别处，永远在别处！它哪儿也不在，有的只是人，永远四分五裂的人。”

“是罪孽使他们四分五裂的，”皇帝说。

“罪孽？”

这是罪孽？还是疯狂？还是其他什么的？我想起了路德，奥古斯丁僧侣，在烈火中歌唱的再洗礼派妇女，安托纳，贝娅特丽丝。他们身上孕育着一种力量，是我的理智无法预见的，这力量保护他们来对抗我的意志。我说：

“有一个被我们烧死的异端僧侣临死前对我说：唯一可做的好事，是按照自己的良心行动。真是这样的话，统治世界是徒劳的，谁对他人都无能为力，人的好与坏只取决于他们自己。”

“唯一可做的好事，是拯救人的灵魂。”查理说。

“您认为能够拯救他人的灵魂，还是您本人的灵魂？”

“天主怜见，只是我本人的灵魂。”他说。

他把手按在额上。

“我以前认为，应该由我用暴力来拯救他人的灵魂，我错就错在这一点：这是魔鬼的一种诱惑。”

“我要使他们幸福，”我说，“但是他们的心是无法接近的。”

我不说了，我听到他们节日的欢呼，他们流血时的号叫，我听到先知以诺的声音：“应该毁灭存在的一切！”他讲道中反对的就是我，反对我是因为我要把这个世界变成一个天堂，在那里每颗沙子都有它的位置，每朵花都有它开放的时候，但是他们不是植物，也不是石头。他们不愿意变成石头。

“我有一个儿子，”我说，“他选择了死，因为我不让他有其他的生活方式。我也有一个妻子，就因为我把一切给了她，她一生在度死日。还有一些人是被我们烧死的，他们咽气的时候还感谢我们。他们要的不是幸福，他们要的是生。”

“什么叫生？”查理说。

他摇摇头。

“生是虚无的。要统治一个虚无的世界真是疯了！”

“有时，在他们心中燃起一团火，这团火他们称之为生。”

突然，千言万语涌上我的嘴边。可能这是今后几年、几个世纪中最后一次，容我这样说一说了：

“我理解他们，现在我理解他们。在他们眼中，有价值的东西永远不是他们得到的东西，而是他们所做的东西。假若他们不能创造，他们就要毁灭，但不管怎么样，他们要拒绝存在的一切，否则他们不成其为人了。我们妄图代替他们建立一个世界，把他们关在里面，这只会招致他们的憎恨。我们梦想为他们建立的这种秩序、这种安宁，会成为最坏的天罚……”

查理早已把头埋在手里，他不在听这种奇谈怪论。他在祈祷。我又说：

“人既不能帮助他人，也不能反对他人。人是无能为力的。”

“人可以祈祷。”皇帝说。

他脸色苍白，嘴角挂了下来，像腿痛发作的时候。

“苦难已经到头了，”他说，“不然天主在我心里总会留下一点希望的。”

几星期后，查理五世退隐了，住在布鲁塞尔的一幢小屋里，坐落在鲁汶教堂门边的一个花园中心。这是只有一层楼的平房，里面摆满了科学仪器和时钟；皇帝的卧室狭小，毫无陈设，像僧侣的练修室。萨克森的莫里斯公爵逝世，使他摆脱了最大的劲敌，但他不愿从中渔利；他对德国的问题不闻不问，也不思为他的儿子谋取帝位。两年来，他致力于整顿内政，做的事都取得了成功。他把法国人赶出了佛兰德，签订了《沃塞勒条约》，促成腓力与英国女王玛丽·都铎联姻。然而，他的决心并不因而动摇。一五五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在布鲁塞尔宫殿大厅里，他召集了一次庄严的会议，穿了一身丧服，由奥朗日的威廉亲王扶着出席。布鲁塞尔的枢密大臣菲里贝宣读一份诏书，表明了皇帝的旨意。接着，皇帝站起身。他回顾如何在四十年前，也在这间大厅，宣布他解除监护亲理朝政；他如何承继外祖父斐迪南的王位，然后又当上了皇帝；他看到基督教四分五裂，国家四邻都是虎视眈眈的敌人，他终生保卫国土与他们斗争；现在，他年老体衰，愿意把尼德兰交给腓力，把帝国交给斐迪南。他鼓励儿子追随祖先的信仰，尊重和平与权利。至于他本人，从来不曾故意损害别人。

“假若我对某人办事有欠公正，我请求他的原谅。”

他说最后两句话时，脸色变得异常苍白，坐下时泪珠从脸上扑簌簌往下落。大臣们放声痛哭。腓力跪在父亲脚下。查理把他搂在怀里，温柔地吻他。只有我一个人知道他为什么流泪。

一五五六年一月十六日，他在房里签了一张声明，把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西西里、新印度交给腓力。几年来第一次，我看到他又说又笑。晚上，他吃了一盆沙丁鱼炒蛋、一大块鳗鱼泥；饭后，他听了一小时古提琴演奏。

他在西班牙腹地造了一座宅第，在尤斯特修道院附近，他问我：

“您陪我去那里吗？”

“不，”我说。

“我能为您做些什么吗？”

“我们不是一致同意，谁对他人都无能为力？”

他严肃地盯着我看，说：

“我向天主祈祷，让您有一天得到安息。”

我一直陪他到弗利辛恩，我站在海滩上，望着他的船徐徐远去，直至帆影消失在天涯。

* * *

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由日耳曼国王鄂图一世建于公元九六二年，企图恢复幅员辽阔的查理曼帝国。他自称受天主的神圣使命，用基督教义统一世界。全盛时期帝国疆域大体包括德意志、捷克、意大利北部、勃艮第、尼德兰等地，一三五六年，帝国皇帝查理四世颁布《金玺诏书》，规定皇帝由当时权势最大的七名诸侯选举产生。马克西米利安时代，帝国皇位实际已由哈布斯堡家族蝉联。哈布斯堡王朝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引起它与欧洲各国的矛盾，影响对诸侯的控制，兵连祸结，历数十年不止。​

百合花为法国王朝的象征。​

此婴儿即查理五世(1500-1558)。其父腓力死于一五〇六年，他承继了勃艮第，包括尼德兰等地。外祖父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死于一五一六年，他承继了西班牙及其意大利南部和美洲等属地。祖父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死于一五一九年，他承继了德意志，包括奥地利等地。同年，他通过对选帝侯巨额行贿，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五二六年与葡萄牙国王之女伊莎贝拉结婚。​

查理五世自幼由其姑母抚养，年轻时在佛兰德受教育，第一语言为法语，在其统治的西班牙和德意志，始终被认为是外国人。​

指当时奥地利大公，也即查理五世的祖父马克西米利安。​

asturias，西班牙北部大区。​

查理五世的西班牙国王称号为卡洛斯一世。​

当时多瑙河上游城市奥格斯堡、乌耳姆、纽伦堡等组成的同盟。​

建立于十五世纪上半叶的一个骑士团，旨在保护教廷。​

hernán cortés(1485-1547)，征服墨西哥的西班牙殖民者，他摧毁了建立在墨西哥土地上的阿兹特克帝国。​

按照基督教的节日，复活节前的一周称为受难周，这周的周五为耶稣基督遇难钉死在十字架的日子，称为受难日。​

意即“真正的十字架”。​

天主教教派。​

这时西班牙人已把非洲人输入美洲当奴隶使用，代替大量死亡的印第安人。​

martin luther(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运动发起者，新教路德宗创始人。​

johann eck(1486-1543)，德国神学家，路德的激烈反对者。​

系指一四一四年举行的康斯坦茨主教会议，会上决定逮捕捷克宗教改革家扬·胡斯。一四一五年，胡斯以异端罪名被判火刑，焚死于康斯坦茨的广场。​

当时德国农民苦难深重，尤其在南部成立了农民秘密组织，反抗封建贵族与教会的压迫，著名的有“古鞋会”、“穷康拉德会”等。穿古鞋为当时贫苦农民的特征。​

kreuzer，中世纪德国货币单位。​

navarra，欧洲古地名，今西班牙北部地区。​

franconia，欧洲古地名，今德国中部地区。​

一五二五年，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军队与德国军队交战于意大利的帕维亚，法国兵败，国王被俘。​

ferdinand magellan(1480-1521)，葡萄牙航海家。​

十六世纪，西欧盛行一种传说，在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有一个黄金国，首府马诺亚城内居民房屋皆用金瓦铺顶，国王遍身缠金。​

francisco pizarro(1475-1541)，征服秘鲁的西班牙殖民者。​

每古里约合四公里。​

印度尼西亚在历史上有“香料国”之称。​

granada，西班牙南部城市。中世纪，摩尔人入侵伊比利亚半岛，曾在此地区建立国家。​

哥伦布发现美洲，但至死以为自己到的是印度。在相当长时期内，西欧一些国家的文字记载中仍把那块大陆称为“印度”。“亚美利加”这个名字直到十六世纪后才普遍使用。​

指当时西班牙在南美洲的殖民地。​

ducato，威尼斯古金币名，当时几乎全欧通用。​

suleiman(约1496-1566)，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苏丹，一五二〇年即位，征服叙利亚、埃及，多次扩张至欧洲领土，一五二九年围攻维也纳，不克，屡与日耳曼神圣罗马帝国为敌。​

十六世纪欧洲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激进派。该派因不承认小孩出生时教会施的洗礼，主张信徒成年时必须再度受洗礼而得名。​

chambre rouge，十六、十七世纪间，法国创立的一种特别法庭，用来审讯异端分子和放毒犯。法庭开庭时，不论日夜，四周皆遮以黑布，仅以火焰照明。受害者多数处以火刑。​

路德在后期活动中，抛弃了宗教改革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贵族和诸侯。​

barbarossa(约1476-1546)，巴巴里海盗，后为奥斯曼舰队司令，一五三四年侵入突尼斯。​

查理五世是宗教改革的反对者，维护罗马教廷。一五四八年，迫于形势，查理五世在奥格斯堡宗教会议上，提出实行在罗马教廷领导下的宗教改革，史称为“临时敕令”，企图弥合天主教派与新教派的裂痕。此折衷方案反而引起敌对两派不满，争端未尝稍息。​

为被杀的弗朗西斯科·皮萨罗的弟弟。​

即今加勒比海附近的巴哈马群岛。​

alhambra，摩尔王建于格拉纳达的著名宫殿。​

原文cola，中译名“可乐”，原产于非洲。原产于秘鲁的该是coca，中译名“古柯”，古柯叶含高根碱，可提炼做麻醉剂，为南美洲土著传统的药物。疑原文有误。​

十五、十六世纪时，印加逐步发展为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土地归农村公社所有，分为三种：太阳地、王地和公地。太阳地归祭司和寺庙，王地归国家，公地归公社集体成员所有。​

brasse，旧水深单位，一寻约合一点六米。​

一五五二年，查理在战争中失利，被迫与路德派亲王签订《帕骚条约》，经长期谈判，于一五五五年签订《奥格斯堡宗教和约》，正式规定各邦诸侯有权决定本人及其臣民的宗教信仰，从此确立了新教在神圣罗马帝国内的合法地位。​

葡萄牙与西班牙争夺美洲土地发生纠纷。一四九四年，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仲裁下，两国签订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划出这条历史上称为“教皇子午线”的分界线，规定线东属葡萄牙势力范围，线西属西班牙势力范围。​

一五五二年，亨利二世与莫里斯订约，法国参加德国路德派诸侯叛乱。亨利二世侵入梅斯、图尔、凡尔登三个主教管辖区。从此法国进入阿尔萨斯、洛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