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舞伎狂言《曾我狂言》第三篇《七种 曾我》演出时的剧场内部情况，奥村政信

一、大御所时代

文化、文政时期的农村

宽政改革前前后后共持续七年时间。松平定信辞官后，年仅21岁的将军德川家齐开始亲政。1836年（天保七年），德川家齐虽将将军一职让与德川家庆，但仍作为大御所掌握实权。因此直至德川家齐去世的1841年（天保十二年），其间的四十八年被称为“大御所时代”。随着宽政改革时期紧绷的神经松弛下来，老中水野忠成主持下的幕政也愈发疲软，贿赂、贪污大行其道，世人抨击“有水还是田沼” 。

德川家齐有侧室四十人，生有五十五个孩子，“精力”十分旺盛。他生活奢靡，幕府开支因此再次提升，每年都会有五十余万两的财政赤字。幕府不断铸造名为“传家宝刀”的恶币，1818年（文政元年）至1837年（天保八年）期间，幕府竟发行九种金币、五种银币，从中获利九百万两。在铜币方面，幕府发行面值为一百文的天保通宝。此后，该铜币不断贬值，明治维新后仅值八厘。正因如此，智力不全的人被戏称为“天保钱”。

就货币流通量而言，此时金币和银币的流通量分别暴涨至元禄初年的3.7倍和24倍。再加上各藩发行的藩币，日本全国货币流通量已成天文数字。各类商品物价，特别是中央市场米价因此大幅上涨，季节波动剧烈。这种现象主要是商品产生发展、流通过程出现波动所导致的。

此前，农民主要从事原料和半成品的生产，加工、将半成品加工成成品的工序由城市工业负责。而今，农村新型加工业兴起，从加工到深加工全部在农村完成已成大趋势。与此同时，与农村工业紧密联结的新型商人开始涉足此前由大城市特权商人垄断的商品流通通路，大城市特权商人无法再像以前那样随意囤积货物。而且，藩国加强专卖制也加速了这一趋势的发展。

这样一来，在农村工业发达地区，生产者、新兴商人与大城市特权商人间自然会形成规模巨大、冲突剧烈的对立局面。1823年（文政六年），摄津、河内两地1 007个村子因反对大阪三所棉花批发商垄断籽棉、皮棉而发起“国诉”（规模扩大到郡、国的农民斗争）。

棉花种植减少、菜籽销路不畅，再加上连年歉收，近畿地区的农村在宽政末年至文化初年饱受穷乏之苦。进入文政年间，该困境非但没有好转，反而不断加剧。在这一背景下，谋求商品销路自由化和扩大化的斗争愈演愈烈，农民阶层进一步分化。文化末年，这种情况已到了“当世如此贫富不均、优劣明显，一个富人周围必然有二十乃至三十个穷困农民”（《世事见闻录》）的地步。

这种现象表明，以米价为代表的各类商品价格的高涨使得土地集中到商人手中，批发制度和寄生地主由此得到发展，贫农沦为佃农或为地主工业生产服务的日工。

享保年间，毗邻江户的南关东旱作地带建起武藏野新田八十二村。至此，武藏野地区已被开垦殆尽，在乡町中兼营谷物店和糠店的商人由此增多。这些商人以江户米谷批发行会中间人的身份深入各村庄，将重要肥料——糠和现金预支给农民，让农民直接用杂粮支付货款，以此来垄断这些村庄的农产品。不久，农村也出现了谷物店，他们与在乡町商人一起抬高糠价，招致农民反感。农民屡屡向幕府递交请愿书，要求下调肥料价格，或直接发起针对富农的捣毁暴动。町和农村靠水车动力进行生产的谷物店、酿酒厂、榨油厂等同行业者也成立行会，要求江户的批发商行会稳定价格，将行会以外的竞争者挤出市场。*

* 因“尊德仕法”而闻名的二宫尊德（又名“二宫金次郎”）同样以文化、文政时期荒废的农村为商业活动区域。二宫尊德是相模国一家贫农家庭的长子。父母双亡后，二宫尊德勤俭力行，重建破败的二宫家族。不但如此，二宫尊德还基于这些经验，帮助小田原藩主一族及其他藩士重建财政。二宫尊德也因此名声大噪。正如他常挂在嘴边的“分度”（分寸、限度之意）一词所揭示的，尊德仕法是指在领主征收的年贡上设置一定限度，同时要求农民节约消费、加强劳动。这一措施虽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二宫尊德的农民立场，但归根结底，该措施与领主重建农民小规模经营的政策是相一致的。

文政改革

由于在关东地区，幕府领地与旗本领地、中小大名领地、神社和寺庙领地犬牙交错，边界问题复杂，因此随着领主权力的衰落，治安也呈现混乱局面，街上满是无宿之人和赌徒。正因如此，关东地区，特别是上州等地被戏称为“长腰刀” 的产地。

最著名的国定忠次 自不消说，此时，既是地主破落户，同时又是高级驿站中妓院经营人的头目盘踞各地，互相对立。对此，领主采取以毒攻毒的方式，怀柔各方势力，使其为己所用，弥补警力。这些人中有不少人黑白通吃，既是贼寇，又是手持十手（一种武器）和捕绳的捕快。赌徒们会在热闹的地方，特别是在神社、寺庙举行祭祀或庙会时开设赌场，以提供场地的名义从其他赌徒或想大赚一笔的地主、商人手中抽红（称“寺钱”）。赌徒会用其中一部分钱打点官府的眼线或孝敬捕快。他们经常因为争夺地盘闹出人命，如果当权者疏远他们，他们就会与当权者敌对。在讲谈、戏剧中，国定忠次为了在天保大饥馑中痛苦不堪的农民而与官吏斗争，据守赤城山。但笔者认为，真实的国定忠次并非如此。

将军脚下的关东陷入混乱，这事关将军作为日本全国统治者的权威。因此1805年（文化二年），幕府对关东地区的农民统治机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任命“关东取缔出役”（俗称“八州巡察”），又在1827年（文政十年）强行设置“寄场组合村”。

这些措施是以关东圈为对象的文政改革的一环。不论幕府领地还是私有领地，以三个甚至五六个村为一组组成“组合村”，设立寄场 总代，直属于关东取缔出役。如果有村子违反组合村的决议，寄场总代会偷偷向关东取缔出役报告。关东取缔出役由关东幕府代官下属的“手附”和“手代”担任，此前由村子承担的逮捕无宿之人的费用由组合村承担。

上述新的组织机构可以逮捕无宿之人，驱逐其他领地的赌徒出境。除此以外，该组织还是通过告密来防止农民反抗的警察组织。因此，黑白通吃的赌徒就成了警察组织的爪牙，持续监视着农民的活动。1836年（天保七年），当西武藏各村流传告示、传单，呼吁农民针对买空、囤积粮食和米糠的商人发起捣毁暴动时，得到消息的八州巡察迅速出动了警力。而迫使农村运动领导人大原幽学自杀的，也是这些八州巡察的爪牙。*

* 大原幽学本是尾张藩士的养子，断绝养父子关系后，他游历各地，于1835年（天保六年）被招致名主远藤氏门下，寄身于一半村民是破产农民的下总香取郡长部村。大原幽学引进上方地区先进的农业技术，教村民如何合理、有计划地进行农业生产。他还组建了“先祖株组合”，统一管理村民的部分土地，积攒收益，救济破产农民。然而，赌徒害怕农民若不再赌博玩乐，一心扑在劳作上，自己将再也捞不到油水，因而向八州巡察的爪牙密告大原幽学。受到审讯的大原幽学被判幽禁，于1858年（安政五年）自杀身亡。

一般认为，至文化、文政年间，农村经济繁荣，城市文化已发展至顶峰。然而，这一阶段虽然太平无事，但实际上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短暂平静而已。在外交上，锁国体制带来的危机不断升级，俄国势力由堪察加半岛南下，于文化初年在库页岛、千岛群岛与日本发生冲突。1807年（文化四年），幕府将原属于松前藩管辖的虾夷全境收归幕府直辖。两年后，受幕府之命勘察北库页岛的密探间宫林藏发现鞑靼海峡（日称“间宫海峡”），并以此确认了北库页岛是岛屿。1808年，费顿号事件*爆发。文政年间，英国人登陆萨摩藩宝岛，引发抢牛事件 。

* 当时荷兰本土被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吞并，而英国正在与法国交战，因此英国攻击荷兰的东方殖民地，追捕荷兰船只。英国军舰费顿号闯入长崎、抓捕荷兰商馆人员、致使长崎奉行引咎自杀即是其中的一个事件。

1806年（文化三年）外国船只抛锚时，幕府提供薪炭、淡水使其无事离去。但是到了1825年（文政八年），幕府下发驱逐外国船只命令，转而采取强硬的立场。但即便如此，这些措施也只能应付一时。

天保大饥馑与农民起义、捣毁暴动

以天保大饥馑为节点，封建制度危机迎来新的高潮。在此之前的1830年（天保元年）至翌年，大阪周边发生“御荫参拜骚乱”。御荫参拜历经宝永、明和、文政年间，是农民以参拜伊势神宫为目的的集体离村行为。这种参拜行为具有起义、暴动的性质，例如农民会借此机会强行要求延期偿还欠款、拒绝稼穑、向上层农民讨要酒食等。

始于1833年（天保四年）的天保大饥馑在惨烈程度上不亚于天明大饥馑，幕府、各藩即便启动了天明大饥馑后完善的所有谷物储藏设施也无济于事。但民众不会坐以待毙。以大阪为首，飞驒高山、周防的山口和三田尻、安艺广岛、越前胜山、若狭小滨、骏河骏府等地的农民起义、捣毁暴动愈演愈烈，囤积居奇的米店、棉花商等特权商人频遭袭击，其程度堪比天明大饥馑。

村方骚乱的程度不亚于捣毁暴动。1836年（天保七年），幕府领地甲斐发生“郡内骚动”。作为农民的副业，郡内地区的郡内织闻名已久。但同时，该地区也是大米产量匮乏的地区。在天保大饥馑中，此地不但颗粒无收、没有外地支援，而且商人趁机疯狂囤积稻米。贫民忍无可忍，终于揭竿而起。据说无宿之人、日工等人也参与了此次起义，波及范围八九里地。其中一支起义队伍在捣毁商店的同时，还袭击了甲府，甚至一路抵至信州边界。另一支起义队伍则朝甲斐南部地区行进。惊慌失措的甲府代官急忙向近藩借兵，才勉强镇压了这次农民骚乱。听闻此讯的德川齐昭甚至用“愚民可畏”四个字来警示幕府，可见这次骚乱给幕府带来的巨大冲击。

大盐平八郎之乱

不过，最让幕府有危机感的是1837年（天保八年）爆发的大盐平八郎之乱。大盐平八郎原是大阪奉行所的捕吏，同时又以阳明学者闻名。他既不是农民也不是町人，而是名副其实的统治阶级。促使大盐平八郎起事的，是以“知行合一”为生命、重视主观“契机”的阳明学精神。同时，大盐平八郎起义也是受其挚友、倡导民富必要性的农学家大藏永常的影响。*

* 大藏永常是当时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农学家。他游历各地，考察农业，将积累的知识写进著作。他在经济作物的栽培技术以及加工、销售的过程，甚至是肥料、农具，如何使用鲸油应对病虫害等方面都有所涉猎。可以说，大藏永常代表了江户时代的最高知识水平。其主要著作有《广益国产考》《农具便利论》等，其中可见洋学对大藏永常的影响。

不过，让大盐平八郎最终下定决心的，是在大饥馑中痛苦不堪的大阪及近郊贫民。城中饿殍满地，跳入大阪护城河的人不计其数，以至于需要有专人把守和阻拦。然而，大阪奉行迹部良弼为了增加运往江户的回米，将运往京都的大米减少至原来的四分之一。商人也“不出所料”地买空大米，卖到饥荒最严重的地方，以此大发横财。

大盐平八郎一开始卖掉自己的藏书救济饥民，但遭到了迹部良弼的阻拦。一气之下，大盐平八郎决意叛乱，秘密制造大炮、火药、弹丸，召集以门人、近村村吏、富农、豪商为中心的有识之士签署起誓书，下发题为《致天赐各村小前书》（“小前”指细民、贫民）的檄文。然而，起义前夕有门人向幕府通风报信，大盐平八郎被迫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起事。经过激烈的战斗，大盐平八郎很快溃败下来。不过，在骚乱中被烧毁房屋的细民非但不怨恨大盐平八郎，反而尊称他为“大盐大人”。据说附近农民此后还偷偷传抄檄文，将檄文做成练字的字帖。

大盐平八郎之乱

竖起“救民”大旗，向敌方开炮。

大盐平八郎之乱的影响是极其巨大的。之后不久，越后柏崎爆发国学家生田万之乱。以此次骚乱为头阵，自称“大盐门徒”“大盐支持者”的起义和捣毁暴动接连不断。

此次骚乱的恐怖程度甚于郡内骚动，若不早日改革幕政，天下形势必将大变，忧虑万分的德川齐昭如是说道。

二、天保改革

水野忠邦的藩政改革

到了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天保年间，日益严峻的危机让敏锐的封建统治者越发感到改革的紧迫性。因此，幕府、各藩在这一时期将名为“天保改革”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提上了日程。

1841年（天保十二年），水野忠邦担任首席老中，成为改革的直接负责人。水野忠邦就任老中时虽然已是1834年（天保五年），但他曾在1825年（文政八年）担任大阪城代，后转任京都所司代，耳闻目睹摄津、河内两藩1 007个村子的国诉，对近畿地区复杂的农村形势颇为熟稔。为了当上老中，水野忠邦频繁参与改封运动，不顾家臣反对，从实际收获量二十万石的肥前唐津改封至五万石的滨松也毫无怨言。这一事件充分显示了水野忠邦改革幕政的远大抱负。而且，水野忠邦还曾在1812年（文化九年）改革藩政，这也是他改革信心的来源所在。*他在藩政改革中一贯坚持的压制商业资本、回归自然经济的理念，同时也是幕府继承宽政改革本质、再次改革的重要一面。

* 前文讲到，冈崎藩第五代藩主水野忠辰的改革以失败告终。在被改封到唐津之后，藩政依然由老臣阶层把持，一潭死水，没有任何起色。藩国还向大阪町人举债，天明初年的债务额高达六万两，下级藩士不断逃亡。水野忠邦成为藩主后，采取了严格的财政紧缩政策，不再向京都、大阪商人还款，从农村筹措的资金也只偿还利息。由于天保大饥馑使得藩内领地收获量减半，农民阶层分化、离村现象严重，因此水野忠邦不再将被判驱逐或逃亡的人从户籍簿上删除，甚至暂停追捕罪犯，以此保障劳动人口。另外，禁止其他藩商人到滨松城下或领地内经商，停止发行银钱等措施，也是为了让农民回归到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经过上述改革措施，天保初年冈崎藩财政至少在账面上已经有所好转。

幕府的天保改革

从上文来看，不难理解幕府为何将幕政改革的首要目标放在保障天保大饥馑中锐减的农村人口上。1843年（天保十四年），幕府以关东、日本东北地区为对象颁布《返乡令》，规劝江户的外地人回乡，严格限制江户的人口流入。根据这一年的调查显示，江户人口算上武士阶层已突破一百万。不过，拥有房产的“家持”以及为其充当代理人的“家守”等上层市民只占约一成，绝大多数是在深街陋巷中租地、租房的细民阶层。正如荻生徂徕在《政谈》中所言，“江户是各藩的垃圾堆”，细民阶层中的大多数人是在农村难以糊口的移居者。

细民阶层中的男子做仆人、日工，或者挑着蔬菜和鱼在街上叫卖、抬轿、贩卖牲口、在晚上做点小生意、收购纸屑、打各种零工为生，这类人统称为“棒天振”。女子多当奶娘、厨娘，其中也有不少沦为公娼或私娼。虽然在乡町、农村中的日工也在增加，但江户的日工已经激增到了幕府责令其成立日工协会、课以税收的程度。

这些“町方小前”（贫民商人）收入微薄，生活不稳定，物价稍稍上涨都会触动他们敏感的神经。同时，他们又是捣毁暴动的主力军。另一方面，文化年间（1804——1817）江户商店中的男佣人工资可达到每年三两左右，这是关东、日本东北地区的佃农很难想象的。因此幕府再怎么强制人们返乡，也无法阻止农村人口流向江户的趋势。

此外，幕府还在市民消费方面进行管控，其严苛程度甚至超越了宽政改革时期。除禁止买卖价格昂贵的点心、饭菜、衣服、器物外，幕府还禁止食用时令食物。这一禁令无疑伤害了江户儿的自尊，因为此前他们即便把老婆押在店里，也要吃上夏季第一批鲣鱼，而且常常以此为傲。据说，就连将军德川家庆都暗自奇怪：“近来饭菜里怎么没有嫩姜了？”一问侧近才知道，原来当下禁止食用时令蔬菜，德川家庆不禁惊愕改革已到了如此地步。

除此之外，私娼、游艺人（从事谣曲、舞蹈等游戏娱乐相关的人）、女梳头匠、出版物自不用说，就连此前神社、寺庙一直合法举办的富签 活动也被禁止。第七代市川团十郎被冠以生活奢靡之名逐出江户，为永春水、柳亭种彦等小说家也在这一阶段接连受到处罚。江户町奉行、甲斐守鸟居忠耀是个有名的酷吏，他甚至动用捕快、密探以外的人来整顿市政，“士农工商无不惧其淫威，战栗不已”（《不眠夜的消遣》），市中如灯熄火灭般死气沉沉。市民因此称其为“妖怪”（日语中“妖怪”与“耀甲斐”同音）。

解散株仲间

以上政策表明了水野忠邦回归享保、宽政改革的复古意图。但是，仅仅依靠强化封建土地所有制，打压商业资本已经无法扭转局势。如何把握日益发展的农村商品经济，稳固幕府日益松动的全国统治基础，这才是幕府需要解决的新政治课题。

1841年（天保十二年），幕府逐步解散株仲间。此前，十组问屋垄断江户、大阪间的商品流通通路，恶意抬高物价，而解散株仲间的直接目的就是为了扼制这种行为。当时，鸟居忠耀的前任、江户町奉行矢部定谦反对解散株仲间。他指出，江户物资减少不是十组问屋造成的，而是文化年间幕府采纳江户“飞脚问屋”（邮递、货运业务商）大阪商店茂兵卫（本名“杉本茂十郎”）的“奸计”，废除樽回船，只使用菱垣回船的政策失当导致的。矢部定谦也因为这番言论被水野忠邦撤了职。同时，大阪町奉行阿部正藏也反对解散株仲间。他认为，流入大阪的商品货物减少是因为各藩实行专卖制，因此被禁止的应该是专卖制，解散株仲间反而会阻碍商品流通。

翌年，除十组问屋外，凡是以“问屋”命名的商铺、行会全部被解散。冥加金自不必说，连交易时由冥加金的名称发展而来的价签也被禁止使用。这样一来，商品直接生产者与普通商人间的通路虽然被打开，但大阪周边棉花产地的农村商人与其他藩国的自由贸易也受到波及，生产者受到巨大打击。

这说明，解散株仲间后，幕府又进一步加强了对在乡商人的管控。这是因为，要想下调江户物价，必须增加大阪市场的商品流入量。幕府采纳阿部正藏的意见，禁止各藩的专卖制也是出于这个原因。

工场手工业萌芽

幕府在施行调查销售价格、公示物价、官方定价等一系列降低物价措施的同时，还进一步调查农民除农业外的副业情况，禁止农民从事副业。该法令记述：“近年奉公人数减少，薪金自然升高，特别是纺织女工薪金高得离谱。人人竞相搞副业，本末倒置。”（《御书付留》）与农业奉公人锐减、薪金飞涨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被上州桐生新町等农村工业城市的工场手工业*吸收的农村妇女劳动力。直到此时，幕府才真正意识到可以从根本上颠覆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危机。

工场手工业，《尾张名所图会》

尾张西部地区的结城条纹纺织品工场正在使用高效率的手织木机“高机”。

* 江户初期的主导工业形态是农民家庭手工业和城市工匠行会组织的手工业。随着农民商品生产的发展，批发商将原料和资金预支给生产者，以此来垄断产品的批发制家庭手工业遍及众多产业。当这种手工业制度发展到顶峰时，部分商人、地主开始建立手工业工场，召集贫农，实行雇佣制分工生产方式。这种工场手工业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以纺织业为首，工场手工业出现在酿酒、制蜡、制陶等各个领域。制丝业和丝织品产业方面，北关东的桐生及足利地区、南信州的诹访及冈谷地区率先出现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棉纺织业方面则是尾张西部等地率先出现工场手工业生产方式。安政年间日本对外开放港口后，工场手工业更是得到了迅猛的发展。这一生产方式还逐渐解放了囿于土地的农民，使其成为封建制度的掘墓人。

株仲间解散后，流入江户的商品数量丝毫没有增加，物价也居高不下。究其原因，商品依旧集中在赤间关（今下关）和濑户内海的各个港口，并冒充各藩特产直接销往江户及其他各地。

《上知令》

最后，幕府颁布《上知令》，于1843年（天保十四年）将江户方圆十里、大阪方圆五里的私有领地划归幕府直辖，并替换其他贫瘠的土地作为补偿。水野忠邦想通过这一措施充实幕府财政，像江户初期那样拥有可以随意摆布大名的独裁权力。

水野忠邦想以此在关东地区一举实现文政改革的目标。然而，大名和旗本都认为，若在财政困难之际收回肥沃的领地，自己将无法渡过难关，因此均表达了强烈的反对。农民也从自身利益出发，认为如果更换领主，此前通过斗争获得的权利将化为乌有，自身负担也会加重。因此，不安的农民甚至以国诉之势，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对运动。水野忠邦的同僚土井利位原本赞成《上知令》，后来转而反对，并说服利益相关的御三家纪州藩主，以将军之命撤回《上知令》。随后的闰九月，水野忠邦退出幕阁。江户幕府草创时期，即便对大名也能轻易改封，可到了天保时期，就连对谱代大名都很难改封了。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转变。

以上表明，幕府作为全国统治者的实力正在衰退，幕藩体制的骨骼——幕府与大名的上下级关系正在瓦解。此外，日本西南部还出现了实力雄厚的藩国，这也加速了江户幕府的衰亡。

长州藩的天保改革

长州藩领有长门、周防两国，至江户中期已历经数次检地。到了天保年间，长州藩实际收获量达89.5万余石，是关原之战时的三倍。但即便如此，长州藩依然无法承担逐年递增的财政支出，不断通过压缩支出、征借家臣俸禄、向领内豪商借债等方式摆脱危机。1840年（天保十一年），长州藩债务高达8.5万余贯，财政危机已触及顶点。另一方面，长州藩领地内的商品生产不断发展，濑户内海沿岸地区的农民阶层持续分化，农民对长州藩垄断米、纸、蜡、蓼蓝、盐等稀缺产品的专卖制极为不满。1830年（天保元年）至1837年，农民高呼废除国产交易所的口号连年发动起义。特别是1831年的大规模起义使长州藩陷入前所未有的混乱。

面对藩国体制危机，藩主毛利敬亲于1840年（天保十一年）从中士阶层起用村田清风，命其改革藩政。村田清风应农民要求，废除蓼蓝、野漆树的专卖制，变为征收运上银和附加税，同时又在其他物产上增收运上银。

藩还向贫困的藩士、农民、町人发放贷款，作为利息收取金钱和大米，并以这些金钱和大米为资本，通过“越荷方”这一机构，与自北越出发经下关至大阪的商船进行贸易，获取利润。藩还接手了藩士的债务，本金分三十七年偿还。这一措施遭到债权人町人的强烈反对，村田清风也因该政策于1843年（天保十四年）下台。

不过，接替村田清风掌握藩政实权的保守派坪井九右卫门继承了村田清风改革的基本方向。以中士阶层为中心的改革派也在这一期间成长起来。1858年至1859年（安政五至六年），周布政之助主持下的改革明确提出了专制主义方向。*此后的长州藩通过藩营工场手工业强化了近代化的军备建设，很快先于其他藩形成讨幕派。村田清风的改革并未给予商品生产者完全的自由。安政改革虽然削弱了特权商人组织株仲间的垄断，大幅扩大了藩内交易量，但在藩与藩的交易上仍然实行严格的管控。

* 封建社会向近代市民社会的过渡阶段，每个国家都会出现专制主义（绝对王权）这一过渡政治形态。从本质上看，它是封建国家的最后阶段，又是封建势力衰退、由工场手工业支撑的近代市民势力成长，但后者又不足以压倒前者的一种状态。当两股势力势均力敌时，统一封建各势力的最高主权者——国王的权力便会趁机暂时地集中和强化起来。

周布政之助的改革提供了这样一种方向，即让领内豪农、新兴商人参与改革，强化专卖制，使藩国权力向专制主义倾斜，以此建立富国强兵的体制。长州藩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实现了对领内市场的垄断，这也为安政年间（1854——1859）长州藩与萨摩藩的贸易提供了可能。

同时，以上措施还冲击了幕府赖以生存的全国商品流通机制。雄藩通过相互之间的新型商品流通机制强化了自己的政治话语权。这一时期的萨摩藩、土佐藩、佐贺藩等雄藩的改革也都呈现出了基本相同的趋势。

在日本历史上的幕末时期，全国统治者江户幕府以天保改革为出发点，通过1851年（嘉永四年）的株仲间复兴措施，以及安政年间以后不断付诸实践的“国产统制计划”*，意图上升为绝对君主。但该设想最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幕府到最后都没能克服通过直辖地三都（江户、京都、大阪）的株仲间，来间接统治全国商品流通通路的传统模式。与之相对，萨摩藩、长州藩、土佐藩、肥前藩等雄藩在幕末改革中获得一定成功，并在欧美资本主义的压力下强化军事实力，在通往专制主义的道路上稳步前进，最终成为明治维新的胜利者。这两条路线的最终目标都是专制主义，然而两条路线的相互斗争，正印证了集中表现为“尊王攘夷” 和“公武合体” 的幕末政治斗争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政治、经济权力的天皇凭借其传统权威被众人抬上台面，成为以雄藩为核心的专制主义统一政权的最高领导人。

* 在幕府的“国产统制计划”中，农政学家佐藤信渊的学说影响尤为深远。佐藤信渊通过《复古法概言》《垂统秘录》等著作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即否定封建社会，将全日本统一于君主一人手中，所有土地、实业、财产均划为国有。客观来看，佐藤信渊描绘了一个专制主义官僚国家的理想形态，空想主义色彩浓厚。

三、江户文化的鼎盛时期

江户小说的确立

宽政改革被讽刺为“挠脚心”，而大御所时代的大城市生活正是对宽政改革的反叛。这一时代弥漫着一种近乎无条件肯定现实的氛围。过去的民众以“通”为理想，如今“粹”（潇洒风流）的审美意识取而代之，成为贯穿人情本、滑稽本的重要旨趣。“大通”的风俗是指打扮艳丽，尽可能地引人关注。与此相对，外面穿着质朴的棉衣，里面穿着奢华的丝绸，这是“粹”，是町人在改革的打压下产生的畸形审美。

寺子屋，《一扫百苔》，渡边华山

另一方面，寺子屋等民众教育机构的增加使教育普及至下层町人，更广泛的阶层能够享受到町人文化，这也是这一时期的新现象。特别是从宽政改革时期起，寺子屋的数量急剧增加，据说1722年（享保七年）江户的寺子屋已达800所，宝历年间大阪的寺子屋有2 500所，学童达75 000人左右。

人情本、滑稽本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广泛的读者群体。将人情本、滑稽本装订成册，配以浓艳的插画，便有了与锦绘、细见记 齐名的江户风物——合卷。随着文学读者层的扩大，作者也明显从旗本、藩士或上层市民转移至中下阶层市民。虽然山东京传之后再次出现了职业作家，但当时的职业作家仅凭稿酬仍然无法生活。可以说，作家的地位还远远没有确立。

山东京传退去后，洒落本不免势衰，再加上官方屡屡禁书，洒落本更加难以振兴。1799年（宽政十一年），洒落本作家式亭三马被处戴手铐五十天的刑罚。但这反而让式亭三马名声大振，与十返舍一九一同成为滑稽本的双璧。1802年，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中膝栗毛》面世，开启了滑稽本流行之先河。此后，式亭三马的《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也相继问世，确立了滑稽本的地位。

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中膝栗毛》主要讲述了地位卑微的主人公弥次郎兵卫与北八在旅途中的各种奇遇和失败的经历。书中由地方风俗习惯和语言引发的笑料大大满足了江户儿鄙视乡下人的优越感。

理发馆，《浮世理发馆》，式亭三马

客人等待理发的同时畅谈女人之事。

式亭三马的上述二作从落语 中得到启发，以对话为主，细致刻画了町人社交场所——澡堂、理发馆中的众生相，继承了洒落本以来的写实手法。但是，以博人一笑为目的的滑稽本难免在情节设计上遭遇瓶颈，自文政初年逐渐衰微，最终被人情本和合卷取代。

人情本出现在宽政改革以后，起初与洒落本一脉相承，以花街柳巷的恋爱故事为主要题材。后来，人情本逐渐吸收读本、草双纸、净琉璃、歌舞伎等艺术形式中的传奇色彩，将笔尖对准商人的御家骚动，转而成为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传奇小说。

为永春水著有《春色梅儿誉美》等作，是人情本的代表作家。他一方面认为男女之情是真诚之恋，另一方面又大书特书色情和癫狂的情节，强调无药可救的哀伤之感。

合卷是由黄表纸演化而来的草双纸，作为充满传奇色彩的长篇小说受到民众的喜爱。柳亭种彦的合卷尤为杰出，其作品《偐紫田舍源氏》（1829）为人们所熟知。

然而天保改革时期，幕府借整肃风纪之名对江户文学进行了弹压，其严厉程度甚至超过了宽政改革时期。1842年（天保十三年），幕府再次规定书籍内要写明作者真名，禁止书中带有戏剧化的情节设计和演员的“似颜绘”（肖像画、美女画）。翌年，幕府干脆禁止买卖人情本。在这一过程中，为永春水被处以戴手铐五十天的刑罚、柳亭种彦被传唤、以《江户繁昌记》讽刺幕政的寺门静轩被驱逐。其中，为永春水、柳亭种彦在受罚不久后病逝。

在此期间，只有从怪异小说、谈义物发展而来，鼓吹封建道德，为官方所允许的读本登上了小说界的王座。泷泽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1814）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俳谐与和歌的动向

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以外的文学领域，随着文学作品的普及，其质量反而有所下降。但好在还有俳谐。文政年间（1818——1829），小林一茶的出现令俳谐大放异彩。小林一茶的词句充满了农民式的“我执”和自我意识，在写实的同时又具有强烈的主观元素。孕育小林一茶俳风的其中一点要素，是地主和批发商以北信浓的农村、越后妙高山麓的驿站为主要地点组建起的俳谐会。同时，这些人还是小林一茶经济上的资助人。*

* 江户时代的新和歌以国学家为核心。起初，国学家只是将和歌当作业余爱好。到了后来，贺茂真渊开始以《万叶集》的歌风、歌调创作和歌，其门下涌现出田安宗武等优秀歌人。此后不久，歌坛又出现小泽芦庵、香川景树等职业歌人，他们均以《古今和歌集》的歌风为上乘。文化、文政年间，歌人良宽横空出世，他在万叶古调中融入充满人情味的生活气息，留下许多清新佳作。至天保年间前后，歌坛还涌现出了井出曙览、大隈言道等歌人。然而，江户时代的和歌虽相应地反映了时代的新动向，但相比于俳谐，和歌更难从传统的影响中脱离出来。

美术界的新气象

美术领域同样呈现明显的消长态势。浮世绘美人画巨匠喜多川歌麿之后，流派滥立，整个画坛呈现颓废和形式化趋势。不过在此期间，自称“葛饰（地区）之百姓”的葛饰北斋凭借坚韧的魄力和强烈的探求心，直至90岁高龄还在试图揭开写实的奥秘。其代表作风景版画《富岳三十六景》将富士山与市井生活大胆结合，所使用的印象派远近法和阴影明暗的色彩表现可谓古今独步。葛饰北斋不仅创作风景画，他还设身处地地体会民众的喜怒哀乐，以充满讽刺意味的笔触再现众生相。

与葛饰北斋主观、跃动的风俗版画相对的，是写实、重于抒情的安藤广重的作品。以处女作《东海道五十三次图》为代表，安藤广重以写实的笔法将日本农村、城市的自然和人物纳入风景版画之中。静态的画风、雅致细腻的笔触、西洋画的表现手法与靛蓝勾勒出的色彩效果相结合，使安藤广重深受民众的喜爱。众所周知，葛饰北斋、安藤广重的作品还对法国印象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梵高、德加等画家所推崇。

净琉璃与歌舞伎的更新换代

元禄以后，净琉璃和歌舞伎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演净琉璃的大阪竹本座初代座主竹田出云为近松门左卫门、竹本义太夫等人提供了施展拳脚的舞台。同时，他还以演出组织人的身份吸收净琉璃、歌舞伎的元素，巧妙结合戏曲、音乐、木偶三要素，创造出独特的舞台艺术。二代座主竹田出云提出多人共同创作剧本的理念，他自己也与他人共同创作《假名手本忠臣藏》等剧本。可即便如此，净琉璃依然在此之后进入瓶颈期，不得不将民众娱乐的头把交椅让与歌舞伎。

17世纪下半叶，作为戏剧的歌舞伎初见雏形。18世纪下半叶，歌舞伎以江户戏坛为中心迎来鼎盛。演员方面，初代濑川菊之丞、第三代中村歌右卫门、第七代市川团十郎等人风靡一时。特别是第七代市川团十郎，他从初代市川团十郎以来的叫座剧目和角色中甄选出十八剧，称“歌舞伎十八番”。

此时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剧本作家，其中著有《东海道四谷怪谈》的四世鹤屋南北，以及稍晚的河竹默阿弥等人尤为著名。与此同时，剧场设备也得到了完善，连接花道的旋转舞台应运而生。这一设计充分彰显了歌舞伎的独创性，被认为是享誉世界的伟大发明。

平田国学的确立

学术领域尤为敏感地反映了封建制度的危机。平田国学的确立和普及就是最好的证明。

本居宣长去世后，门人平田笃胤对儒学、佛教的攻击程度完全在其师之上。伴信友继承了本居宣长的考证学学风，与此相对的平田笃胤则发扬了本居宣长的古道学，著有《灵能真柱》《大道或问》《古道大意》等代表作。平田笃胤的神道学依旧融合了儒、佛二教，甚至还汲取了基督教学说。他倡导造化三神（日本神话中的天御中主神、高皇产灵尊、神皇产灵神）的天地创造说，强调死后的“本世”世界，将死后的“安心”（救赎）理念引入神道学说中。与本居宣长的国学不同的是，平田国学极端主张日本优越性、提倡皇室崇拜，这也显示出了其狭隘、国粹主义的一面。本居宣长的国学以城市为根基。与此相对，明治维新前后，除隐岐一地外，平田国学深深植根于日本全国农村小吏和地主阶层。这是因为，平田国学一方面将这些人的政治关注点引向空泛的尊王攘夷论，另一方面又具有鼓舞农村统治阶层变革的力量。

洋学的波折之路

田沼时代，洋学得到了发展。到了宽政改革时期，洋学的知识和技术愈发带有为封建权力服务的性质。文化、文政年间以后，这种倾向愈发明显。这表现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伊东玄朴 开设的私人学堂象山堂共收门人356人，其中武士179人，约占半数。幕府加强对洋学的打压力度也与这种倾向有很大关系。其中，幕府对洋学最严厉的两次打击分别是1828年（文政十一年）的西保尔德事件*和1839年（天保十年）的蛮社之狱。

* 1823年（文政六年），荷兰商馆医官、德国科学家西保尔德（philipp franz van siebold）来到日本，在长崎郊外开设学堂，教授数十名日本学生。其中有高野长英、高良斋、小关三英等优秀洋学学者。与西保尔德有来往的幕府天文方官吏高桥景保亲自校订伊能忠敬绘制的《大日本沿海舆地全图》，将其送给西保尔德，希望他将日本地理学的最高研究成果介绍到欧洲学界。密探间宫林藏得知这一消息后，以违反国禁为由告密幕府。最终，西保尔德被驱逐出境，高桥景保死在狱中，其部下38人受到处罚。

居住在江户山手的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以中小藩士为主的洋学学者创立了“尚齿会”（又称“蛮学社中”），其活动动向与幕府管控洋学的方向并不一致。渡边华山是三河田原藩的家老，俸禄一万两千石，为解决藩国财政困难鞠躬尽瘁。天保大饥馑时，渡边华山曾竭力救济领内饥民。同时，他还师从谷文晁 ，以朝气蓬勃的创新精神改进写实技法，留下不少肖像画杰作。高野长英是町中的医生，他的立场更为自由，也更关心民众的生活。

1838年（天保九年），听闻漂在海上的日本人被外国船只送回的消息后，渡边华山和高野长英分别写下《慎机论》和《梦物语》，委婉告诫幕府不要不加分辨胡乱击退外国船只。当时，幕府将天保改革时任江户奉行的鸟居忠耀提拔为大目付（在老中手下监察大名及幕府政治）。为扳倒政敌伊豆韭山的代官江川英龙，鸟居忠耀将矛头对准了与江川英龙关系密切的渡边华山和高野长英。有人密告称，渡边华山等人计划偷渡无人岛。鸟居忠耀以此为由将其逮捕。渡边华山被幽禁在本藩，两年后自杀。高野长英被判终身监禁，但在第六年成功越狱，之后隐姓埋名，游走各地教授洋学。1849年，他用药烧毁面部，改头换面后返回江户，然而1850年（嘉永三年），高野长英终遭官吏袭击，自杀身亡。

蛮社之狱的可怕程度足以让主张改革的洋学学者保持沉默。但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推动了幕府将洋学作为军事科学加以利用的进程。

1857年（安政四年），幕府开设“蕃书调所”（洋学研究教育机构），六年后更名为“开成所”，集聚当时日本代表性洋学学者，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军事的研究当中。同时，各藩也为了实现军事近代化积极利用洋学。除军事领域外，以医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也取得了全方位的发展。但人文科学并未受到重视。

如上所述，幕末洋学背负的命运充满了悲剧色彩。佐久间象山钻研洋学，主张开国论，是走在时代前列的学者。他曾说：“东洋之道德，西洋之艺。”（《致小林又兵卫的信》）当时的洋学学者均认为，“道德”（伦理）要靠儒家思想，而“艺”（技术）则要靠洋学。

四、国民文化的萌芽

民众知识的普及

江户文化的中坚力量逐渐由上层城市居民向中下层转移，内容也越来越具有町人文化特色。可是，城下町的政治环境决定了町人狭窄的社会视野，再加上幕府过紧的出版管制，江户文化愈发陷入僵局。相比之下，自18世纪下半叶起，无论是大名城下町、港町、门前町等地方城市，还是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在乡町和农村，都孕育出了丰富多彩的文化。

这种转变多受益于幕府和各藩的教化政策。但更重要的是，交通发展使得商品流通网络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城市文化也趁势在广阔的地方（相对于中央）生根发芽。遭遇困境、呈现颓势的大城市文化转移到商品生产地后涅槃重生，孕育出了国民新文化的基础。这不仅仅表现在学术领域，1824年（文政七年）受木偶净琉璃影响而诞生的“车偶” 就是城市的表演艺术经农民改良，最终成为鼓舞人民劳作的娱乐活动的案例。

为应对幕藩体制危机，统治者对迄今为止的愚民政策进行了修正，让民众获得读、写、珠算等实用技能。另一方面，统治者也在向民众灌输儒家伦理道德观，努力将民众再次培养成顺从的年贡负担人。正如川柳家所讽刺的，“用武力恐吓，用仁爱哄骗，用知识教诲”（《俳风柳多留》），幕府已经无法仅仅靠武力来统治民众了。

这样一来，此前只有藩士子弟才能入学的藩校迎来越来越多的农工商子弟。各藩还开设“手习所”“教谕场”等初级教育机构，积极教化民众。农村中的寺子屋数量明显增多，特别是信州地区，其寺子屋的数量占据全国第一位。信州东筑摩郡一地在文政年间有702所寺子屋。至庆应年间（1865——1867），这一数字猛增至1 380所。许多曾经目不识丁的百姓如今会写会读，这就意味着他们掌握了最有力的反抗武器，而这也是统治者最不想看到的。知识不仅在农民合理经营农业方面大有裨益，还教会了农民如何在年贡和村费问题上辨别领主、村吏的不法和违规行为。江户后期，以中下层农民为主体的农民起义、村方骚动不断加剧，可以说，背景之一就是民众知识水平的提高。

虽说寺子屋在农村得到普及，但能让子弟学习的仅限于上层农民，至少是中农以上阶层。若是贫农，包括孩子在内的全家人都要进行集约劳动，即便如此还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根本没有余裕供孩子学习。平田笃胤也曾说，没有余暇的人和老人没有机会读书，因此他们不可能有“大和心”（大和民族精神）。诚然，江户时代的民众知识水平虽在日益提高，但封建制度的高墙依然耸立。

地方文化的兴起

综上，如果将武士、僧侣和神官剔除在外的话，能够扛起江户后期地方文化大旗的，只能是村吏、地主、批发商和高利贷商人。从儒学、国学、心学等学问，到汉诗文、和歌、俳谐以及各种游艺，都是依靠他们的闲暇时间和金钱流行开来的。

地方文化最早兴起于大阪周边经济发达的城市和村庄。但是到了江户后期，地方文化在全国各地普及。下总利根川沿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以铫子和佐原为中心的香取、海上两郡渔业、酿造业发达，是大米、沙丁鱼干等重要商品面向江户、上方地区的集散地。同时，这里的新胜寺（别名“成田不动”）和香取、鹿岛两大神社还吸引众多文人墨客前来参拜。除上述因素外，这一地区的幕府领地与旗本领地犬牙交错，边界问题复杂，领主权力渗透较弱，因此这里涌现了许多进步的豪农。

出于上述原因，该地区既出现了像佐原豪农伊能家族的伊能忠敬这样的人，又出现了笹川的繁藏、饭冈助五郎这种赌徒大头目。平田笃胤在世时，下总的平田国学门人就已经达到110人，在全日本位列第一，其中大部分是香取、海上两郡的豪农豪商。整个越后地区的平田国学门人数量也在全国位居第三。其中，在大米商品化程度较高的稻米产地——越后蒲原平原地区，平田国学尤为普及，其门人数量在整个越后地区占据绝对优势。*

* 平田国学带有一定的新兴宗教性质。但一方面，这种兴起于幕末时期的教祖信仰又显示出对民众之苦的深刻同情。因此，只要民众期望该信仰能够拯救他们、给他们带来美好的生活，其民众宗教的本质就不会改变。黑住、天理、金光等派即是如此。这些新的信仰或多或少都会批判封建秩序。幕府也延续了对待基督教的态度，对其进行了残酷的镇压。而教祖和信徒也和江户初期的天主教徒一样，以信仰为武器誓死抵抗。

与平田国学并称的垂加神道不仅受到领主的青睐，还在地方豪族之间收获众多信奉者。元禄年间，在前文提到的濑户内海盐业中心安艺竹原下市，垂加神道大为流行，信奉者几乎都是担任年寄、庄屋、组头等职务，同时又经营酒馆、当铺、盐田的商人。当这些传统豪强没落后，新兴商人取而代之活跃起来，成为町文化的新挑夫。绀屋又十郎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师从小泽芦庵学习和歌，还培养出了著名学者、诗人赖春水、赖春风、赖杏坪三兄弟。而赖春水又培养出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儒学家、汉学家赖山阳。

豪农豪商与学问

那么，当这些学问、游艺被地方村吏、地主、豪商拿来为己所用时，他们的身份、生活、情感会使这些学问、游艺产生怎样的现实作用呢？

平田国学门人、下总香取郡镝木村豪农平山满晴与其本家一样，是典型的寄生地主。他禁止村民堕胎，奖励孝行，勤于村落统治阶层应尽的职责。此前，佃农屡屡要求平山氏辞去村吏职务，拒绝缴纳地租，以此反抗平山氏的统治。而平山满晴采取以上措施，就是出于地主的立场来应对这种局面。值得一提的是平山氏的本家族长，他不仅学习国学，还受教于当时住在该郡坂部村的大原幽学，研修学问，通过农业指导来提高地主经营的生产效率，并反思自己作为地主怎样才能成为名主。

同为下总人的铃木雅之生于埴生郡南羽鸟村的农家。他独自学习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的著作，是性情孤傲的学者。庆应年间，铃木雅之完成《民政要论》《治安策》等著作，主张人在神的意志下拥有与生俱来的道德，这种道德可使人过上正直、安乐的生活，但由于贫穷和愚昧，农民正过着悲惨的生活，因此当务之急是均分土地、设立学校，去除农村中的贫穷和愚昧。由于学者的阶级立场不同，国学等学问所发挥的思想作用也各不相同。这些思想作用不仅使村吏进行反思、使地主改良经营，甚至还发展成为一种革命思想，从贫农的立场出发要求打破现状。

豪农豪商与尊王攘夷运动

出于对封建制度的危机感，豪农豪商中开始有人倾心于尊王攘夷运动也是自然的事。

渡部多总治是越后颈城郡天野原村的豪农，他让儿子渡部健藏跟随后来在安政大狱 中去世的尊王攘夷派巨头梅田云滨学习，还屡屡以点心钱的名义为其提供政治运动资金。豪商菊池教中是常陆真冈地区的棉花中介批发商，他在关东地区拥有五十多家名为佐野屋的分店。1862年，提倡公武合体论的幕府老中安藤信正遭袭，史称“坂下门事件”。策划这次事件的就是菊池教中及大桥讷庵。菊池教中受大桥讷庵朱子学中的名分论启发，将开垦新田的农民编成农兵队，施以严格的训练。从佐野屋的性质来看，它一方面是寄生于封建制度的商业资本，另一方面又突破了藩国割据的框架，参与到全国商品流通中来，因此菊池教中必然会受到来自幕藩体制的制约和束缚。特别是开放港口后的营业不振更加坚定了菊池教中变革现状的意识，而大桥讷庵对他的启发不过是一种催化剂罢了。

在所谓的草莽志士中，像渡部多总治和菊池教中这类人不在少数。他们作为村或町的统治阶层，基于一种统治危机意识发起改革运动，因此，这些改革运动只不过是封建下士为了实现专制主义而发起的尊王攘夷运动的一部分。如果说这些人的参加让明治维新有了开明的一面，那么大概是因为，这些人的经营性质相应地反映了其背后普通民众、町人的反封建斗争热情。

近代伦理道德的产生

取代封建伦理道德的近代伦理道德和人际关系在民众社会发展的支撑下开始萌芽。过去，伦理道德只停留在知识分子的意识中，如今却在民众之间生根发芽。

《梦语》中有言，“暂且不论今之武士即便受到无理指责也违心称是或阿谀奉承，今之百姓反而刚正不阿”，早在天明年间世道就是如此。在幕末的农民起义中，公然主张人人平等和尊严的思想意识更加强烈。1853年（嘉永六年），南部藩三闭伊地区发生九十村一万五千人集体逃散事件。彼时“官员大怒，叱责百姓以下犯上、出言不逊。百姓听后哄笑不止，顶撞官员：‘汝等轻慢百姓，大错特错。百姓之事，汝等听好！士农工商、天下万物，皆不离源平藤橘四姓，天下诸民皆为百姓。养其命之故，遂称农民为百姓。汝等岂非百姓所养耶。’”（《远野远丹寝物语》）1859年（安政六年），信州伊那郡南山三十六村强诉时称：“结党强诉乃天下御法度（禁令），亦各村告示中的头等禁令。若称我们可恶之极，我们反问总代，是谁让我们走到结党强诉这般田地？殿下的做法令大家不满，因此才一同请愿……路是天下的路，殿下不打这儿过，它也是路。就是把人捆了、砍了，要过路的人还得照样过。把我们一千五六百人捆也罢、杀也罢，悉听尊便，但我们今天就要打这儿过。”（《南山一件文书》）

在这一背景下，近代国民意识由此萌芽。1866年（庆应二年），江户小石川发现一纸舍文 ，上面写着“国内无一人贫穷、降低米价及各类物价——吾欲改革上述两则，使日本国成为世界第一之善国”（《新闻丛》）。

这些对政治的新期许也成了庆应年间至明治初年社会改革风暴的纲领。例如1868年10月，以会津领地为中心爆发捣毁暴动，随之掀起的社会改革运动要求消除贫富悬隔，即改革社会、平等拥有土地、公选村吏等。当明治年间建立的专制主义政府在地租改革中承认村落统治阶层——地主所拥有的土地，拒绝社会改革运动中农民所要求的土地改革时，这场运动便与自由民权运动相结合，成为自由民权运动中激进、高昂的一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