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亚的伟大半岛
中国是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它的边境线全长8000英里，几乎相当于地球的直径，比整个欧洲大陆都大。
中国人占据了我们星球上总人口的1/5，当我们的祖先还在把脸涂抹成蓝色，用石斧打野猪时，他们就已经懂得如何使用火药，如何书写。想要在寥寥几张纸的篇幅里将这样一个国家描述清楚是不可能的。我所能做的，只是给你一个速写，勾勒一个轮廓。至于更多细节（如果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在之后自己慢慢补足，因为单单有关中国的书籍就足以填满两三个图书馆。
和印度一样，中国也是半岛，只是并非三角形，而是一个半圆形的半岛。除此之外，它与印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之处：这里没有热心的高山将它与世界分开。恰恰相反，中国的山脉就像一只手的五指，向着西方张开。就这样，黄海岸边肥沃的中华平原随时向强悍的中亚来客敞开着大门。
为了解决这一不利条件，公元前3世纪（那会儿罗马和迦太基正在争夺地中海的控制权），中国皇帝修建了一道巨大的城墙，绵延1500英里，宽20英尺，高30多英尺，从辽东湾一直延伸到嘉峪关，就在戈壁沙漠边缘的肃州[1]以西。
这道石头屏障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令人肃然起敬。直到17世纪，它才倒在满族人猛烈的进攻之下。尽管如此，一项军事工程能够矗立将近二十个世纪，这本身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如今修建的工事顶多十年就没用了，只好花大价钱不断维修翻新。
至于中国本身，如果不看蒙古、满洲里（本章写作时它似乎很快就要落到日本人手里了）、西藏和新疆，剩下的部分就是一个巨大的圆，被南方的长江和北方的黄河分成了几乎相等的三个部分。北部是北京的所在地，冬天很冷，夏天不算太热，因此，人们以小米而非大米为主食。中部，有秦岭山脉为它挡住南下的北风，气候要温暖得多，人口也稠密得多，人们吃大米，不知道小麦长什么模样，是什么味道。第三部分就是中国南部了，那里有温暖的冬天和非常炎热潮湿的夏季，一切热带作物都能生长。
中国北部又可以被分为两个部分：西部山区和东部平原。西部山区是著名的黄土高原。黄土是一种非常好的土壤，呈发黄的灰色，渗透性非常好，以至于从天而降的雨水几乎一落到地面就消失了，与此同时，河流和小溪在黄土地上刻出深深的沟壑，让这个地区的旅行不比在西班牙更轻松。
东部平原濒临直隶湾[2]，黄河带来的泥沙正在如此迅速地将它填满，因此，整个海湾不但无法通航，也没有好的港口。再往北一点有另一条河，比黄河小得多，但就行船而言一样毫无用处。那是白河[3]，就像北京的芝加哥河，是一条巨大的排水渠，负责中国首都的污水排放。有鉴于中国眼下形势的瞬息万变，我只能说，北京作为天朝上国的首都已经九个世纪了，或者说，从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以来，北京就一直是首都。但我不确定，到这本书印刷出版时，它是否依然是中国的首都，又或者，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城市，甚至沦为某个日本将军临时或永久的驻地。
中国的大河
不管怎么说，它都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城市，经历过无数起起伏伏。公元986年，它曾被鞑靼人占领，改名南京，意思是“南方的都城”。12世纪，中国人重新夺回了它，但并不打算重新启用它作为都城，而是将它变成了一个二等的省级中心，称燕山府。半个世纪后，它再次被另一支鞑靼人占领，这次的名字是中都，“中心之都”。又一个世纪过后，成吉思汗占领了北京，不过他拒绝为贪图安逸迁到这里居住，仍然一心要住在他那蒙古荒原腹地的帐篷里。他的继承者，大名鼎鼎的忽必烈，却不这么想。后者重建了荒废的北京城，将其改名燕京，或者说“伟大的皇城”，尽管那时候更为人所知的是它的蒙古名字汗八里，“大汗之城”[4]。
最终，这些鞑靼人也被赶跑了，一位中国血统的皇帝登上了王座，那便是举世闻名的明朝开国皇帝。燕京从此变成了北京，也就是“北方的皇城”。自此，北京一直就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同时它也远离了外部世界，直到1860年一位欧洲使臣获准以官方身份进入北京，这位使臣的父亲曾经将额尔金大理石雕捐赠给大英博物馆[5]。
这座城市在全盛时期必定曾无比强大。它的城墙足有60英尺厚，近50英尺高，其本身自带的要塞——方塔和城门——就是坚实的防卫。城墙之内，这座城市就像中国的九连环一样，容纳着许多小城：一个套在城中的皇城，一个满族人居住的城区，一个汉族人居住的城区，以及一个19世纪后出现的外国人城区[6]。
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以前，所有外国使臣都集中居住在满汉城区之间的一个小方块区域里。围攻事件之后，各国派出军队，重兵防守使馆区。自然，北京还有许多宫殿和寺庙。但我更想谈的是中国人与印度人的不同，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这两个国家除了人口一样多到无可救药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印度人总是非常看重他们的神明，修建寺庙的时候，一定要尽这些日日汗流浃背的贫苦农民所能，花最多的钱，修到最大、最奢华、最金碧辉煌。“公共设施不费一文，侍奉神明何吝百万”是婆罗门的宣言。而中国人顶着佛教徒的名头，却从街头的贩夫走卒到最有权势的高官贵戚，无不受到一位务实英明的古老智者的影响，那就是孔夫子，他在公元6世纪下半叶[7]就已经将自己的信条灌输给了大众：关注日常生活，不要浪费时间空谈来世。中国统治者的行事也完全符合孔夫子“要做有意义的实事”的观点，他们会将大部分税收用在改善公共设施、开凿运河与灌溉水渠、修建长城、治理河道上，至于寺庙，只要确保不让神明感觉被怠慢就好。
长城是月球上唯一能看到的人类手工搭建的建筑
此外，由于古代中国人都具备惊人的艺术天赋，他们能以比恒河流域居民小得多的花费得到令人满意得多的成果。旅行者在中国任何地方都找不到规模可与印度相媲美的建筑，这是事实。几尊守卫明代皇陵——就在北京以北约60英里处——的巨大动物石像，这里那里偶尔一尊巨佛，这就是全部了。其他的全都规模适中，然而也全都拥有完美的比例。说来也奇怪，中国的艺术对西方人的吸引力比印度艺术大得多。中国的画、雕塑、瓷器和漆器都更适合欧洲人或美国人的家庭，相反，印度的同类物品就总是不太和谐，哪怕是在博物馆里看到也总有点让人心神不宁。
中国在现代商业社会里也很重要，这是因为它有着非常大的煤炭储量和全球第二大的铁矿储量。若是有一天英国、德国和美国的矿全都耗尽了，我们还能依靠山西省取暖。
直隶的东南面是山东省，与它同名的半岛将直隶湾和黄海隔了开来。中国这一带地势多山，唯一的例外是黄河河谷。这条河一路向南，最终注入黄海。然而，在1852年时，它却突然改道[8]，这在我们看来是一桩小事，可在中国就是真正的大洪水。要为黄河的这种行为寻找一个参照物的话，我们只能想象，如果莱茵河突然想到波罗的海看看，或是塞纳河决定不去比斯开湾而转向北海，会是怎样的景象。考虑到黄河从17世纪末到现在已经十次改变入海口，我们完全无法确定它如今的河道是否会永远不变。坝堤之类的设施在世界其他地方可以有效确保河流循规蹈矩，可是对于像黄河、长江这样的大河却毫无用处，1852年黄河冲破的河堤足有50英尺高，却像纸一般轻易就被撕开了。
然而，让这些河流如此麻烦的还有其他因素。你一定听说过中国人被称为黄种人，也看到过报纸上谈起黄祸，诸如此类。通常，我们将黄色和中国人联系起来是因为他们面孔的肤色。但当中国的帝王们自称“皇帝”[9]时，他们取的是“黄土之帝”的意思，考虑的不是他们的国民，而是这些国民居住的土地。黄河卷着黄土滚滚而下，将中国北方的一切都涂抹成了黄色——河水、海水、道路、房屋、田地，还有男人女人们身上的衣服。正是黄土带来了黄种人之名，事实上，他们的皮肤并不真的比大多数西方人更黄。
13世纪，一位中国皇帝下令开凿一条贯通黄河与长江的大运河[10]，好让他的臣民在从中国北方前往中部或南部时不必再冒长途航海之险。运河全长超过1000英里，始终恪尽职守，直到1852年黄河从黄海改道直隶湾，将运河与老河床一并冲毁。但这条全世界最长的大运河足以证明，这片土地的古老统治者们都是有远见卓识的人。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山东半岛吧。它坚实的花岗岩海岸造就了好几处非常重要的港口。其中之一的威海卫就在芝罘湾以东，一直被英国人掌控[11]。当时，俄国人占领了直隶湾另一侧的旅顺港，计划用作其海军基地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一站，于是英国人便向中国“租借”了威海卫。“租借协议”规定，只要俄国人离开辽东半岛，英国人就必须立刻撤出。但当日本人于1905年占领旅顺港时，英国人并没有离开。德国人也好不了多少，他们旋即占领了胶州湾，并进一步向南占领了青岛市，两者同样都属于山东半岛。由此可以看出，世界大战的余波甚至影响到了远东地区。德国和英国争夺着某些并不属于它们任何一方的东西，正如这种情况下常常发生的，第三方（日本）出手，拿走了赃物。
中国的大运河
为了赢回一点中国人的好感，威海卫和胶州湾随后都被还给了中国，但日本依然占据着满洲里，老一套游戏很可能又要从头来过。
中国中东部拥有广阔而膏腴的平原，事实上，那是华北平原的延伸。中部则是山区。长江穿行于群山之间，蜿蜒曲折，直至最终抵达东海。它发源于四川省[12]，这个地区同法国一样大，但得益于极其肥沃的红土地，养育了多得多的人口。几道纵贯南北的山脉几乎令它彻底与世隔绝。因此，它所经受的种种绝少来自白种人，明显比中国其他地方更中国。
长江继续着它奔向大海的脚步，接下来穿过的是湖北省，大名鼎鼎的汉口市就坐落在那里。那是1911年革命的重地，那场革命将满族王朝的末代皇帝拉下马，全世界最古老的君主国变成了共和国。吨位1000以下的远洋轮可以沿着长江一直开到汉口。从汉口到上海的河段是中国中部的主要商业动脉，上海则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也是首先开放对外贸易的中国港口之一，那是1840年至1842年中英之间爆发的所谓“鸦片战争”的后果。
杭州坐落在长江三角洲的南部，马可·波罗称之为“kinsai”（行在[13]），而在东面的苏州，这个名字就意味着“茶”。这是对的。长江流域的下游土地非常肥沃，正因为如此，南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但是中国中部最重要的城市，更是王都所在，也是长江三角洲的开端。
半是由于它的历史，半是由于战略位置（广州到北京的中间），外加考虑到它不会直面外国军舰的炮口，南京城被选为中国“合法政府”的政治中心，至少在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1932年1月2日00点07分）还是这样。
至于中国南方，那是一片山区，虽然也出产茶叶、丝绸和棉花，但始终是相对贫穷的地区。那里曾经丛林密布，但森林早已遭到砍伐，泥土被雨水冲走，只留下光秃秃的岩石。因此，大量人口流向了世界各个尚未出台法律限制中国人入境的地方。
中国南方最重要的城市是广州，它是中国最重要的进口港，地位与上海相当，后者是中国最重要的欧洲出口港。珠江入海口（广州城本身还在内陆方向几英里外）边有两个外国租借地。右岸的澳门是葡萄牙在中国仅有的占地，如今仿佛只是某个东方的蒙特卡罗。香港则自从鸦片战争以来就被英国人占据。
中国南部近岸处的两座岛屿中，海南岛仍然属于中国，而曾经的荷兰殖民地台湾则在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落到了日本人手里。
90%的中国人是且很可能永远都是农民，靠自己种植的粮食生存，如果遇上坏年景，就得忍饥挨饿。但48个港口已经对外开放，主要向海外输出丝绸、茶叶和棉花，奇怪的是，并没有鸦片出口。中国皇帝一直在努力保护他们的国民对抗这种不祥的成瘾性毒品，于是过去的罂粟田渐渐都变成了棉花地。
说到铁路，中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抗拒，出于对父母和祖先的敬意，他们害怕这沿着钢铁道路呼啸而来的机器会打扰逝者安眠。1875年，上海到它的港口吴淞口之间曾修建了几英里铁路，结果却引来巨大的抗议声浪，以至于工程不得不立刻停止。即便到了今天，中国的铁路都不得不绕上一个又一个大圈来避开坟地。尽管如此，如今中国还是有超过10,000英里的铁路在运行，济南附近跨越黄河的铁路桥更是全球最大的铁路桥。
中国大约60%的外贸交易依然掌握在英国和它的殖民地手中，这或许能够解释，为什么英国会被迫改变它对待这个天朝上国人民的旧有残酷政策。勤劳的中国人若是联合起来抵制英国商品，就意味着每天上百万美元的损失。如果一个客户刚巧代表着全人类1/5人口的利益，那么，与它保持友好关系才是明智之举。
中国人的先祖刚出现在蒙昧历史中时，就已经生活在黄河两岸的黄土地上了，那是如今中国内陆腹地的西北部。肥沃的黄土地在从事农业的人眼中必定是十分令人满意的。更有甚者，它还解决了住房问题，因为它可以允许人们就近寻找一个山坡，为自己挖一个舒适的小家，而不必为漏风的墙或漏雨的屋顶烦心。
据一些熟悉那个地区的旅行者所言，那里颇有些人口稠密的地方，但在第一缕阳光宣告白天到来之前，你甚至看不到一丝人烟。日出之后，无数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就像钻出洞穴享受阳光的兔子，开始了他们无休止的寻找食物的工作，直到日暮，再次消失在地面之下。
征服群山后，中国人开始向东迁移。奔腾喧嚣的黄河携带着数以百万吨计的高山土壤，堆积出平原，滋养它们，直至这些土地能够再额外供养数百万的人类。河流唤醒了中国文明的启蒙，早在我们进入公元纪年的两千年之前（罗马建立前1500年），中国人的足迹便已出现在了长江边，他们帝国的中心也从黄河流域转移到了中部大平原。
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之间，中国出现了三位圣人，孔子、孟子和老子，他们的名字并没有被拉丁化。若非这三位圣人在那个时候出现，中国人的宗教观会是怎样，我们无从知晓。唯一显而易见的是，自然将被顶礼膜拜，毕竟，依赖自然力量为生的人总会崇拜自然的力量。若是以基督教、佛教或伊斯兰教来定义“宗教”这个词，无论孔子、孟子还是老子，都不是宗教创始人。
他们只是教导一种道德准则，其核心根基在于，判断人之高下不在于他是否天资出众，哪怕最平凡的人，只要笃行正道，愿意聆听长者和更优秀者的教诲，进而能够努力上进，就值得赞赏。用我们基督教的观点来评判的话，这三位当然足以被判定为宣扬一种俗世化的、确定无疑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们三位都很少谈及谦逊、逆来顺受，也不宣扬以德报怨。他们知道，普通人并没有能力做到这样崇高伟大的事，甚至他们多半还会怀疑，这样一种行为准则最终是否真的能对整个群体有益。因此，他们只给出了如下的建议：应以正义回报邪恶，为人行事要负责，要守信，要记住值得敬重的祖先并尊重他们。
这三位中国哲学家都只用简要的语言阐述他们的道德观，但每个中国人都至少学到了一部分。我无意将这套体系与我们自己的比较高下，但它至少是一套不乏若干明确优点的体系。它让整整一个民族里使用数十种不同方言（来自中国北方的人会发现很难听懂他的南方同胞在说什么，就像瑞士人试图和法国人沟通时一样）、生存在迥异环境下的四亿个体至少拥有一个共同点：一种面对人生高低沉浮时的典型的中国式态度，一种实用的生存哲学，它们能帮助最悲惨的苦力撑过困境，若是欧洲人或美国人落到同样的境地，必定不是被折磨致死就是因无法忍受而自杀。
而且他们的理念都相当简单，几乎人人都能明白。这么说并非无的放矢，不妨看看中国人在他们的4000年历史里完成的一次又一次同化奇迹吧。它们完全不合常理，奇妙得令人难以置信。公元10世纪，蒙古人建立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帝国，疆域从波罗的海铺展到太平洋。但所有这些蒙古统治者都和忽必烈一样，到头来变成了中国人。蒙古人之后是明朝（1364—1644），那是完全由中国人统治这个国家的最后一个朝代。再之后，接掌中国的是一位来自满洲里的鞑靼王子，他建立了满族人的王朝。尽管作为投降满族主人的标志，中国人被迫留长头发，编起细长的“猪尾巴”辫子，再剃掉其余的头发[14]，可满族人很快就变得比中国人自己还要中国了。
在满族的最后一次入侵后，中国人封锁了港口，关闭了国门，将一切来自西方的外国到访者拒之门外，中华文明看起来有机会稍稍停步喘息一下了。然而，从这一刻起，它便陷入了如此彻底的僵化，更甚于我们听说过的任何一个国家。它的政治体系变得比革命前的旧俄罗斯还要刻板。文学之泉封冻了，就连他们无与伦比的艺术也变得像过去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马赛克工艺一样一成不变。科学不再有任何发展。如果机缘巧合，有人凑巧发明了什么新东西，它立刻会被当成邪恶愚蠢的东西而遭到摒弃，就像我们军队的医疗部门试图阻止氯仿的使用一样，理由就是，这是新的东西，必定是愚蠢的。由于完全隔绝了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中国从来没有机会了解到其他国家是怎样的情形，因此，中国人很容易说服自己，他们自己的各种方式都是最好的，他们自己的军队是无敌的，他们自己的艺术是人类造物中最卓越的，而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比所有其他国家都优越，甚至于将两者相提并论本身就是荒唐可笑的。也有许多国家都曾试图以温和的方式执行这样一种排外政策，但无一例外，统统遭遇了惨败。
自16世纪上半叶开始，中国人打开了他们在太平洋的两三个港口，允许少数自葡萄牙、英国和荷兰远渡重洋而来的“洋鬼子”进入，以换取欧洲贸易的收益。但这些不走运的外国人社会地位极不令人满意。他们的境遇几乎堪比某位值得尊重却时运不济的黑人医生，他被迫接受弗吉尼亚第一批定居者的后代指派，与他们登上了同一艘船。
当英国在1816年派遣阿姆赫斯特阁下[15]（杰弗里的侄子。次年，杰弗里在圣赫勒拿岛见到了拿破仑）向中国天子请求改善英国商人在广州的境遇时，他被告知，面见天朝皇帝必须在皇帝座前叩头下拜。所谓“叩头”，就是字面的意思，“在神圣的皇座前以额头触碰地面三次”。对于荷兰船长来说，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知道，只要在接见大厅里叩一次头，他就能满载茶叶或调料回国，换取余生富足的生活。但作为英皇陛下的代表就不同了。阿姆赫斯特阁下断然拒绝了这一要求，结果连北京的城门都没能进得去。
有了詹姆斯·瓦特及其为了开发我们这颗小小星球所发明的蒸汽机，此时的欧洲渐渐富裕起来，正叫嚣着要发掘新世界加以征服。自然，中国首当其冲。就白种人的尊严来说，战争爆发的直接理由并不那么体面，尤其是在1807年以来的这段时间里就更不光彩。当时莫里斯已经抵达广州，作为第一位来此的欧洲传教士，他向中国人宣扬，基督教其实是多么好的一样东西，为什么他们应当尝试一下。即使那些迂腐狭隘的满大人们（只是对中国官员的一种称谓，当时是他们执掌中国）仍然一心想要依靠孔子之道来帮助他们的人民抵御滚滚而来的鸦片诱惑，英国东印度公司却将数百万磅的罂粟籽卖给了长江和黄河流域的人们。东印度公司坚持要将鸦片输送到中国，而中国的统治者则拒绝让这些货物登陆。于是，鸦片和恼羞成怒的感觉共同导致了1840年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惊慌地发现，他们根本无法抵挡向来轻视的外国人，经过若干个世纪的自我隔离以后，他们已经被远远抛在别人身后，也不知是否有追得上的一天。
这样的担忧很有可能成真。自从鸦片战争的灾难以来，中国便完全沦为了被西方支配的对象。中国人习惯了春种秋收，两耳不闻窗外事，如今倒也不时有迹象表明，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他们的国家有些地方出问题了。不满情绪的第一次爆发是在80年前。当时，中国人将这个国家遭受的不幸归罪于“外来”的满清王朝，愤而起义解放了自己。
当满族人为与英国和法国交战而焦头烂额时，中国南方掀起了一场名叫太平天国的起义。他们不再剃头，剪断了“猪尾巴”，但皇帝的军队比这些被误导的革命者强大太多了，前者先是由一个名叫华尔的美国人率领，后来换了那位英国人查理·乔治·戈登指挥，戈登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也是彻底的神秘主义者[16]。他们选出来取代满族人的“皇帝”最终在南京城的住所里与所有妻妾一起自焚身亡[17]。成千上万人被处死，戈登却回到英国，在行旅生涯的间隙里投身慈善和宗教事务，准备迎接他悲剧性的结局，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非洲章节里谈到。
随后，时间到了1875年，满族人和德国人之间出现了分歧，于是德国人派出一支中队，声称要肃清中国海岸的海盗。1884年至1885年间，与法国的战事让中国失去了它的安南和东京[18]；1894年，中日交战，此时的日本已经完全欧化，中国失去了台湾岛。
此后，欧洲人开始大肆争夺中国的军事战略要地。俄国人占了旅顺港，英国人夺了威海卫，德国人取了胶州湾，法国人得了湄公河左岸的金兰湾。美国人的外交政策总是那么复杂（而且，唉，常常感情用事），只含含糊糊地谈到要“保持门户开放”。于是，只要大洋对面的汤姆大叔一个眼错不见，欧洲国家便在他们抢来的土地上竖起坚壁高墙，关上了大门。
中国人尽管天性吃苦耐劳，却也已经开始发现，他们被各方欺骗了。再一次，他们把遭受的屈辱和痛苦都归罪到了外族的清朝朝廷，开启了1901年那场最终以失败告终的义和团运动。首先，他们谋划了一起刺杀德国公使的行动（理由看似很令人信服，说是他先袭击了一名中国人），随后围攻了北京的外国使馆区。结果，一支由俄国人、日本人、英国人、奥地利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军队进驻北京，保护惶惶不可终日的外国人区，避免各位公使和他们的家人遭遇意外的结局，随后，作为报复，更令北京这座富庶的城市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洗劫。就连城中心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也被攻破了。一切都没能幸免，无论那些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有多么神圣。德国指挥官带着另外两万人和他的帝国元首“像匈奴人那样做”的指示而来（当时战斗已经结束，但抢劫正如火如荼）——这是老威廉二世发出的最糟糕的回旋镖，在十几年后便让他自食恶果，得到了报应，如今只能独个儿伐木度日。
随着欧洲邻居们越发得寸进尺地尽其所能施加种种羞辱，要求巨额赔偿，中国人再一次奋起抗争了，那是在1911年，这一次，他们成功了，满清王朝覆灭，中国变成了一个共和政体的国家。
无论如何，这一次中国人已经吸取了教训，西方国家对孔夫子的典籍并没有那么感兴趣，相反，他们更关心煤矿特许权、铁矿特许权或是石油特许权，因此，如果要确保安全，拥有这些贵重原料的人要么得知道如何保卫自己的财产，要么干脆将它们统统沉到海底。简单地说，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有必要仿效日本，赶快补上“西方化”的课程。外国老师从世界各地被请来，但主要还是来自日本，毕竟它近在咫尺，最方便。
就在这一时期，俄国展开了它野心勃勃的计划，要让占据世界1/6土地的国家变成一个工业大国，实践“圣马克思”的福音[19]。同时，俄国还是中国的近邻，完全可以将一些新鲜的词语悄悄传到饱经痛苦的穷苦人耳中——过去他们生来便注定要当牛做马，无论是谁在统治他们，无论是否有英国人或法国人或日本人在压迫他们，全都一样。
所有这些相互冲突的观念、规划和情感带来的结果便是，一场大混乱在世界大战结束后降临到了中国。战争期间，中国在纷乱争执中被迫加入协约国一方，依照惯例，最后不但一无所获，反而损失惨重。
我不是预言家。我也不知道在未来的十年或十五年里会发生什么。情况也许不会有多大改变，因为可怜的中国奋起直追的脚步迈开得太晚了。只是，但愿仁慈的主能够一如既往地怜悯我们吧，因为，哦，我们欠下的是怎样一笔巨债啊！那是怎样的一笔巨债！
[1]今酒泉。
[2]今渤海湾。下午提到的“直隶”即今河北省。
[3]今海河，依照这里的描述，主要应当是海河的支流坝河。
[4]后晋高祖石敬瑭于公元938年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辽，辽太宗定幽州（今北京西南）为“南京幽都府”，为辽陪都，1012年改称“南京析津府”。1122年，北宋夺回北京，设“燕山府”。1153年，金建都北京，称“中都”。1215年，成吉思汗攻下北京，设“燕京路大兴府”，后由忽必烈改名“大都”。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遣大军将元朝皇帝逐出大都，改“北平府”。1403年，明成祖朱棣改北平府为“北京顺天府”，1421年迁都北京。原文时间细节略有出入。
[5]额尔金（或译埃尔金）本为苏格兰贵族称号，持有者为布鲁斯家族。第八任额尔金伯爵詹姆斯·布鲁斯为英法联军进攻清朝的英国全权代表，曾下令焚毁圆明园。其父第七任额尔金伯爵托马斯·布鲁斯曾劫掠希腊帕特农神庙。
[6]清朝北京城布局大体为，八旗居内城，汉人居外城，后另辟东交民巷为使馆区。义和团1899年在冀鲁起事，1900年围攻东交民巷。下文相关时间及细节多有出入。
[7]这里或有误，孔子生卒年为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下面提到的生死观出自《论语·先进篇》：“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8]此次黄河改道发生在1855年，夺北方河道注入渤海湾。
[9]疑为作者混淆了“皇帝”和“黄帝”。
[10]应为京杭大运河，从北京到杭州，全长1794公里。其基础是自隋代就开凿的隋唐大运河（南北大运河），此后历朝历代多有改建扩展，并非自明朝开始开凿。
[11]威海卫即今威海，1898年被英国强行租占，1931年收回。
[12]通常认为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脉，位于青海省境内。
[13]北宋灭亡后，康王赵构南逃，建南宋，为宋高宗，后迁都临安府（杭州），称行在。行在，本意为天子巡行驻跸所停留的地方。
[14]留长发的习俗中国古已有之，清朝的改变主要在于要求男子剃掉前半的头发并将后半长发编成长辫。
[15]即威廉·阿姆赫斯特（william pitt amherst，1773—1857），第一任阿姆赫斯特伯爵，英国外交官、殖民地官员，曾出任印度总督。其叔父杰弗里·阿姆赫斯特（jeffery amherst，1717—1797），首任阿姆赫斯特男爵，因在英法战争中功勋卓著而闻名。圣赫勒拿岛为拿破仑·波拿巴战败后被流放的岛屿。
[16]1859年，为阻止太平天国运动发展，英法联军与清廷联合，委派美国水手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1831—1862）组建“洋枪队”予以镇压。华尔身亡后，英国人查理·乔治·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接任，最终与清廷合力剿灭了太平天国。据传戈登自认为具备影响异族人的神秘力量，在殖民时代十分活跃，离开中国后又到非洲出任总督，最终死在任上。
[17]指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但洪秀全的死因在史学界公认是病逝，在他逝世一个半月后，天京（即南京）城破，传闻其护卫女兵数千人一同自焚而亡。
[18]安南与东京为越南地名。确切地说，越南不属于中国，但曾受清嘉庆帝册封定国名为“越南”，因此可视为清朝的藩属国。
[19]即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