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公元一六一三——一六八二年）是明清之際著名學者。他在明朝衰亡、理學盛行之時，扛起了“經學”的大旗，上矯宋、明理學末流，下啓清代“漢學”先路，在我國近三百年學術思想史上起過巨大的影響，直到近代的章炳麟，才基本上告一段落。但作爲一個學派來説，他們除有其治學方法上的共同點及其前後師承關係外，又每每從前人對經書的闡釋中找出符合本階級利益的思想材料，累積適應當代的各種觀點和思想，爲自己的階級服務。從顧炎武到章炳麟，很明顯地開創和終結了清代“漢學”；但他們由於時代不同，在學派的繼承上，也就有所歧異。過去有些學者，或强調了他們之間的共同點，而忽視了他們之間的不同點；或抽去了具體的階級内容，而陷於形式主義的比附。本文擬通過清代“漢學”發生、發展、終結的歷史過程的鈎索，探討這一學派的“繼承”關係。
一
自從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以孔子爲代表的古代儒家書籍被“法定”爲經，歷代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知識分子對這些儒家經典曾進行了各種解釋。兩漢時，反映不同階層和集團利益的今文經學派和古文經學派交替流傳，相互鬭争。魏晉“玄學”盛行，而以王肅爲代表的“王學”，也曾佔有一定地位。南北朝時，雖承“玄學”的遺風，並受佛教思想的沾染，但儒家經典仍代有傳人。隋唐統一南北，唐太宗命孔穎達等編纂《五經正義》，强調貴賤尊卑等級制度，作爲選拔官僚、鞏固封建統治的工具。北宋以後，經學吸收道、釋二家思想，發展成爲“理學”，以理氣心性爲論究的對象，而借助於經典的解釋，並衍爲“由博反約”的朱熹一派和“執簡馭繁”的陸九淵一派。元明時代，“朱學”因朝廷的提倡，取得了正統的地位；而“陸學”因王守仁等的繼承發展，也很得到一些學者的信仰。他們假借經學以談理學，結果“尊德性”的陸、王之學固流於禪釋，就是所謂“道問學”的“朱學”也空疏無物。
顧炎武所處的時代，正當空談心性的理學盛行而漢族人民遭到滿洲貴族壓迫的時代。他早年奔走國事，中年圖謀光復，鑒於“理學”對國計民生之無益，於是奮臂而起，以承接儒家正統自許，對這種脱離實際的理學進行毫不容情的鬬争，並提出了“理學，經學也”的命題。他認爲：第一，“性”、“命”，孔子所“罕言”；而今之學者却往往言心談性，“舍多學而識”，以“樂夫一超頓悟之易”。第二，言心談性，必然“終日講危微精一之説”。而“置四海之困窮不言” [1] 。這樣，必然脱離實際，陷於空疏無物。第三，“聖人之道”是“下學而上達”的，它不僅止於修身，而且能“施之天下”。因此，他們所遺留的經籍，都是“撥亂反正，移風易俗，以馴致乎治平之用，而無益者不談” [2] 。這就是説：專談“心”、“性”之書，對“治平之用”是無益的。
顧炎武將形成明末學風空疏的原由歸納爲兩點：其一，是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其二，是空談“心”、“性”的理學。就前者説，明代自從將胡廣等纂修的《四書五經大全》頒行以來，“制義初行，一時人士盡棄宋元以來所傳之實學，上下相蒙，以饕禄利”，“經學之廢，實自此始” [3] 。最高統治者“欲道術之歸於一，使博士弟子無不以《大全》爲業，而通經之路愈狹矣” [4] 。以致“天下之生員”，不能“通經知古今”，不能“明六經之旨，通當世之務”，而國無“實用之人” [5] 。就後者説，也毫無益於“治平”，而結果也不能“通經致用”。
科舉制度的蕪陋，言心談性的空疏，又是互爲因果的。取士既不得實學，空談尤無補時艱；學者“置四海之困窮不言”，生員“舍前代之史而不讀”。這就必然形成士大夫之無恥，風俗敗壞，一旦國家危急，遂無一人可用。
要反對舊的，就得建立“新”的。顧炎武對“理學”的批判，是將理學分爲今古，再將“古之理學”納入經學，“今之理學”歸入“禪學”。他扛起了“經學”的大旗，以復古爲“革新”。
顧氏説：
“愚獨以爲理學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非數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於《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謂理學，禪學也，不取之五經而但資之語録，校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論語》，聖人之語録也。’舍聖人之語録，而從事於後儒，此之謂不知本矣。” [6]
他以爲：第一，理學的名稱，宋時才有；古之理學就是經學，舍經學便無理學 [7] 。所以學者應該“鄙俗學而求六經，舍春華而食秋實”，“以務本原之學” [8] 。
第二，經學是“明道救世”之學，“孔子之删述六經，即伊尹、太公救民於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蟲魚、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語此也。故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 [9] ，應該“引古籌今”，作爲“經世之用” [10] 。“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 [11] 。“引古”是爲了“籌今”；熟悉古代的經書，還是爲了“今用”。照此説來，他的經學思想顯然地是有“通經致用”的實踐内容的。
正因爲這樣，顧炎武對宋明理學的脱離實際、空疏無用，是堅決反對的。特别是明代中葉以來，“陽明（王守仁）之學”崛起，其末流走上徹底禪化的道路。學者“淫於禅學”，無補時艱，所以顧氏大聲疾呼，詆爲“今之理學，禪學也”。
“今之理學，禪學也”，不是經學的本真；“古之理學，經學也”，經學自有一定的源流。“自漢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後及於近儒之所著，然後可以知其異同離合之指；如論字者必本於《説文》，未有據隸楷而論古文者也” [12] 。他認爲自漢武帝表彰經書以後，中經魏晉，玄學盛行，“棄經典而尚老莊”，“以至國亡於上，教淪於下” [13] 。因此，顧炎武斥魏晉而崇東漢，企圖把經學復於東漢。他以爲自從漢武帝表章六經以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東漢光武帝時“尊崇節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人，而風俗爲之一變”。成爲“三代以下”最“淳美”的風俗。那麽，他所崇尚的經學實是東漢的古文經學。他所以推揚東漢，除掉由於它“學有本原外”，還因爲東漢儒生的“尊崇節義，敦厲名實”。也就是説，他所繼承的，除掉東漢時古文經學家的治學方法外，還特别强調其“風俗之美”，企圖用東漢經學家的“節義”來矯正當世文人之無恥。
因此，他强調治學應該“博學於文”和“行己有恥”並重。要博學於文，就須“學有本原”，方法是由文字音韻以通經學，“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14] ，從事《音學五書》等的撰述，以“審音學的原流”，而使“六經之文乃可讀” [15] 。但“博學於文”，決不限於文字音韻的探究和古代儒家經籍的整理，“君子博學於文，自身而至於家國天下，制之爲度數，發之爲音容，莫非文也。” [16] 文字音韻的鈎稽，旨在通經；廣博知識的探尋，旨在致用。所以，他所説的“文”，就不是一般“文字”、“文章”的“文”，而是具有經世内容的“文”。
他以爲凡是能够“明道”、“紀政事”、“察民隱”、“樂道人之善”的“文”，方能“不可絶於天地間”，“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也就是説，凡是與國計民生有關、結合實際而不涉空泛的，才是“有益之文”，“多一篇，多一篇之益”；反之，則否。但在民族絶續存亡之際，可以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之“文”，也可以有諂諛奉承、奴顔婢膝之“文”；它們同樣“致用”，却爲不同的政治目的而服務。因此，顧氏在“博學於文”之外，又提出了“行己有恥”。他説：“不先言恥，則爲無本之人；非好古而多聞，則爲空虚之學”。他所提出的“博學於文”，是鑒於宋明理學家的空虚，“哆口論性道，捫籥同矇瞽” [17] ，無益於“天下國家”，因而在其政治實踐的基礎上提出這種主張。他所提出的“行己有恥”，以爲“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來、辭受、取與之間”，都是“有恥之事”，旨在樹立對“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氣節，把“有恥”貫徹到生活、思想各個方面，不爲威武所屈，不爲高官厚禄所誘，表示不向清朝政府屈服。因此，“博學於文”和“行己有恥”的主張，是和顧炎武抗清鬭争的政治實踐相結合的。也就是説：他的注重經史，“學貴本原”，是企圖用經學來保護民族意識，讀書與抗清聯結，著述與致用一致的。
正由於這樣，他的方法固然是“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但不是單純的文字餖飣、古韻鈎索，而是要學者從古書古事中激起民族的感情，“明道救人”。所謂“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啓多聞於來學，待一治於後王” [18] 。
顧炎武的主要著述，也是“感四國之多虞，恥經生之寡術，於是歷覽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縣志書、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類，有得即録，共成四十餘帙。一爲輿地之記，一爲利病之書” [19] 。所似，他的著作，也不是單純地爲學術而學術，爲著作而著作。他的考究古音古事，也不是單純地爲考證而考證，而是爲了“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 [20] 。也就是他自己所説的“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爲” [21] 。
如上所述，顧炎武的經學思想，是有其“經世”内容的。他反對理學，是因爲理學的空疏無物；他推崇東漢，是因爲東漢經生的“節義”；他考辨“古音古事”，是爲了“明道救世”；他提出“博學於文”，却又舆“行己有恥”並重。從其治學方法來講，主張由文字音韻的研究進而通經；但其目的却是爲了“通經致用”。也就是説，他的學術思想是和其政治鬭争相結合的。
但是，顧炎武的“通經致用”，却是憑藉“經學”，依附儒家經籍，用以保護民族意識的。他只是反映了一部分地主階級反滿派的利益。這樣，它便存有很大的局限性，其中自必摻雜很多封建性的糟粕。然而，他的“經學”思想，確對清代學術起過巨大的影響。
二
清政權的入關，一部分漢族地主階級勾結清室打敗了農民起義軍，另一部分地主階級知識分子則利用儒家學説，宣傳“反滿”思想。此後，清政府的統治逐漸加强，階級矛盾也隨着階級壓迫而漸趨尖鋭。
清朝對思想統治特别重視，康熙以後，連興文字獄，對不利於清朝統治的學説嚴酷扼殺。在它的文化高壓政策之下，出現了一種脱離政治的考據學。一些學人只是汲取了顧炎武“博學於文”的方法，而迴避其“通經致用”的實踐内容。所謂“乾嘉學派”，就是在階級矛盾漸趨尖鋭、農民暴動遍燃各地之時日益盛行起來的。他們雖推祖顧炎武，但精神實質却無是處。他們只是吸收了前人的某些治學方法，沉浸於古籍的整理，不敢進一步有所作爲。清政府看到它對封建統治有利，加以提倡。“乾嘉漢學”，風靡一時。
較顧炎武略後的閻若璩，對顧氏就很推重，以爲“上下五百年，縱横一萬里，僅僅得三人”，而他是“三人”之一 [22] 。閻若璩對宋儒的冥求義理雖無批評，但敢於正朱熹之誤；講究考據，確證東晉古文《尚書》爲僞造，在學術上自有其貢獻。但閻氏曾應博學鴻儒科，又助徐乾學修《清一統志》，晚年復應召入京，立身行事畢竟同顧炎武不同。他所服膺的三人，且有投降變節的漢奸錢謙益在内，也和顧氏所强調的“行己有恥”迥然有别。
到了乾隆以後，顧炎武所提倡的“漢學”（東漢古文經學）大爲流行，而顧氏也遂被推爲清代“漢學”的開山祖師。
清代的“漢學”，主要可分爲起源於惠周惕而成於惠棟的“吴派”和起源於江永而成於戴震的“皖派”兩大支，他們對顧炎武都非常推崇。江永説：顧炎武是“近世音學數家”中之“特出”者，所以“最服其言” [23] 。他吸收顧炎武《音學五書》的研究成果，定古韻爲十三部。他雖對顧炎武疏漏之處有所訂正，持論有時也“不肯苟同”，然而畢竟還是淵源於顧氏，只是“實欲彌縫顧氏之書” [24] 。
吴派的王鳴盛對顧炎武的古音研究也有所辨正，但仍説：顧炎武“作《音學五書》，分古音爲十部，條理精密，秩然不紊，欲明三代以上之音，舍顧氏其誰與歸” [25] 。
吴派和皖派都是繼承了顧炎武“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方法而加以條理發展，施之於古代典籍整理和語言文字研究。他們從校訂經書擴大到史籍和諸子，從解釋經義擴大到考究歷史、地理、天算、曆法、音律、金石，方法是比顧氏精密了，領域也擴展了，對古籍和史料的研究成果也更豐富充實了。
但是，特别值得我們注意的，他們却迴避或閹割了顧炎武“明道救世”的實踐内容。他們主要繼承了顧炎武的治學方法和音韻訓詁之學，却放棄了他的最主要的“通經致用”的命題，誘導學者爲考據而考據，爲學術而學術，使學術完全脱離當前的實際生活。顧炎武雖被推爲他們的“開山祖師”，但在學派的繼承過程中，卻有意地離開了時代，遠遠地落在時代的後面，客觀上完全爲清朝封建統治階級服務了。
乾隆時，敕修《四庫全書》，一些御用學者對顧炎武還曾作出這樣的評價：
“炎武學有本原，博贍而能通貫，每一事必詳其始末，參以證佐，而後筆之於書，故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非如楊慎、焦竑諸人，偶然涉獵，得一義之異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惟炎武生於明末，喜談經世之務，激於時事，慨然以復古爲志，其説或迂而難行，或愎而過鋭。觀其所作《音學五書後序》，至謂聖人復起，必舉今日之音而還之淳古，是豈可行之事乎？潘耒作是書序，乃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爲末務，殆非篤論矣。” [26]
盛稱其“詳其始末，參以證佐”；“引據浩繁，而牴牾者少”；而詆誹其“談經世之務”。潘耒跟隨顧氏多年，所述尚得其實，這些御用學者也譏爲不是“篤論”。他們無恥地企圖掩蓋顧氏爲學的本旨，防範而阻塞了顧氏“行己有恥”與“博學於文”相結合的思想的傳播。
一些學者有意迴避顧氏學説的“經世”内容，沉浸於古籍的整理；一些學者公開排斥顧氏的“激於時事”，説是“迂而難行”，“愎而過鋭”。顧氏經學思想中的“經世”涵義被他們閹割掉了。
應該指出，皖派的戴震所撰《孟子字義疏證》，用訓詁學的形式探求《孟子》“本義”，痛詆當時代表統治地位的“宋學”（理學）。字裏行間，充滿反抗精神，在中國哲學史上閃爍着光芒。但是：
第一，戴震這種唯物主義學説，統治階級不允許它發展。此後，“皖派”的主要人物，除焦循以外，也都只是繼承和發展了他的文字訓詁之學。
第二，戴震的批評“宋學”，主要是爲了標榜“漢學”。要防止“宋學”的反攻，就需建立“漢學”自己的哲學。戴震屢應會試，涉獵“宋學”，雖感“宋學”之非，也只敢以訓詁學的形式探求“本義”。他又充任四庫館纂修官，對清朝的封建統治，還是維護的。他又説：“宋以來儒者，以己之見硬坐爲古賢聖立言之意，而語言文字實未之知” [27] ，以致“皖派”的傳人就只繼承和發展了宋儒“實未之知”的語言文字之學了。
第三，作爲乾嘉學派的學術風尚來説，像戴震那樣的撰著，畢竟是個别的；醉心文字訓詁、致力考據文物的，還是多數。因此，我們可以説，乾嘉學派主要繼承了顧炎武的治學方法，没有把他的“經世”涵義繼承下來。
也應該指出，在乾嘉學派盛行之時，又有像章學誠那樣對當時思想界表示不滿，重倡“經世”之説，並對風靡朝野的“漢學”和高據堂廟的“宋學”痛下箴砭。但章學誠既對“達人顯貴”存有顧慮；又擔心自己著作“驚心駭俗，爲不知己者詬厲”，只敢“擇其近情而可聽者，稍刊一二，以爲就正同志之資，亦尚不欲遍示於人” [28] 。以致只能以“託古改制”的姿態提出；而他生前也未能印行“全書”，這便限制了他在當時應起的影響。
照此説來，“乾嘉學派”在當時學術界是佔有優勢的，他們雖推祖顧炎武，但所繼承的却只是顧炎武的治學方法，而違失了顧氏的本志。
三
顧炎武經學思想中的“經世”涵義，到了清朝末年，章炳麟又“繼承”了它，並且有了新的發展。
隨着清朝封建統治危機的加深，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的入侵，清代的今文經學逐漸代替了古文經學。以顧炎武爲“開山祖師”的清代“漢學”（古文經學）推崇東漢，今文經學派則由東漢復於西漢，以爲比它更“古”。今文經學派“託古改制”，憑藉《公羊》、《禮運》，把經學作爲批評時事、改良政治的工具。但是，時代巨輪不断前進，社會歷史迅速發展，戊戌政變以後，曾經借用今文經學“微言大義”、參預維新運動的資産階級改良派，没有多時，就被歷史的車輪碾碎，成爲推翻清朝封建勢力、進行民族民主革命的阻力。這時，章炳麟又奮臂而起，以古文經學反對今文經學，以革命反對改良，而顧炎武經學思想中久被淹没的實踐内容又賦有了新的涵義了。
章炳麟是俞樾的學生，俞樾又是從顧炎武、戴震、王念孫、王引之等一脈相傳下來的清代著名的“漢學”大師。章炳麟在學術上曾對他推崇爲“精研故訓而不支，博考事實而不亂，文理密察，發前修所未見，每下一義，泰山不移”。但是，等到義和團運動發生以後，章炳麟在民族危機的刺激下，逐漸由改良轉向革命，俞樾責以“今入異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訟言索虜之禍毒敷諸夏，與人書指斥乘輿，不忠”。阻遏他的宣傳反清。章炳麟卻不爲所屈，對曰：“弟子以經侍先生。今之經學，淵源在顧寧人；顧公爲此，正欲使人推尋同性，識漢、虜之别耳，豈以劉殷、崔浩期後生也。” [29] 並撰《謝本師》以示決裂，説：“先生既治經，又素博覽，戎狄豺狼之説，豈其未喻？而以脣舌衛捍之，將以嘗仕索虜，食其廩禄耶？昔戴君與全紹衣並污僞命，先生亦授職爲僞編修，非有士子民之吏，不爲謀主，與全、戴同。何恩於虜，而懇懇蔽遮其惡？如先生之棣通故訓，不改全、戴所操以誨承學，雖揚雄、孔穎達，何以加焉？” [30] 俞樾只是“繼承”了顧炎武以來的治學方法，而章炳麟却不僅止此；他在治經當中得到了俞樾所没有得到的民族革命思想；抬出“漢學祖師”顧炎武來反擊俞樾。“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章氏遠紹顧炎武，而對俞樾的拘泥文字訓詁之學，“嘗仕索虜”，不“識漢、虜之别”表示“謝絶”了。
此後，章炳麟積極宣揚顧炎武的民族主義學説，他説：
“原此考證六經之學，始自明末儒先，深隱蒿萊，不求聞達。其所治乃與康熙諸臣絶異。若顧寧人者，甄明音韻，纖悉尋求，而金石遺文，帝王陵寢，亦靡不殫精考索，惟懼不究。其用在興起幽情，感懷前德。吾輩言民族主義者猶食其賜。且持論多求根據，不欲以空言義理以誣後人，斯乃所謂存誠之學。” [31]
又説：
“寧人居華陽，以關中爲天府，其險可守，雖著書，不忘兵革之事。其志不就，則推迹百王之制，以待後聖。其材高矣。” [32]
“吾以爲天地屯蒙之世，求欲居賢善俗，舍寧人之法無由！吾雖涼德，竊比於我職方員外。” [33]
可知章氏對於顧炎武的欽仰。正由於如此，章炳麟曾改名絳，號太炎。他在學術研究方面，也繼承古文經學家的某些治學方法，對文字、音韻等學有很多創見。但是，特别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章炳麟不是單純地汲取顧炎武經學思想中的實踐内容，而是利用前人的思想材料，爲其宣傳“排滿”的理論張本。他以爲“當初顧亭林要想排斥滿洲，却無兵力，就到各處去訪那古碑碣傳示後人”，從而也想在“古事古迹”中，“可以動人愛國的心思” [34] 。他認爲中國人要愛惜歷史，“這個歷史，是就廣義説的，其中可以分爲三項：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如果“曉得中國的長處”，那麽“就是全無心肝的人，那愛國愛種的心，必定風發泉涌，不可遏抑” [35] 。語言文字、典章制度，正是“漢學家”所擅長的，但章炳麟却不僅叫人懂得這些，而是要激發人們的“愛國的心思”，認識到目前是處在清朝政府的腐朽統治之下，處在滿洲貴族的種族壓迫之下，要“愛惜自己的歷史”，就需進行“排滿”革命。
顧炎武的提倡經學，是爲了保存民族意識，章炳麟又作了進一步的發揮，他説：“故僕以爲民族主義如稼穡然，要以史籍所載人物、制度、地理、風俗之類爲之灌溉，則蔚然以興矣。不然，徒知主義之可貴，而不知民族之可愛，吾恐其漸就萎黄也。” [36] 這裏説得很清楚：民族主義“如稼穡”，而史籍所載却能起灌溉作用。“灌溉”的是民族主義，而民族主義也依存於史籍的“灌溉”。那麽，乾嘉學派所迴避或閹割的顧炎武經學思想中的實踐内容，到了章炳麟，又適應了新的時代特點，爲“排滿”革命服務了。
這樣，章炳麟便披着古人的服裝，熱衷宣傳滿、漢矛盾，强調“華戎之辨”；援引顧炎武所説“知恥”、“重厚”、“耿介”而益以“必信”，以闡明“革命之道德”；搬用顧炎武所述“師生”、“年誼”、“姻戚”、“同鄉”等“舊染污俗”，以箴砭資産階級改良派 [37] 。所謂“引致其塗”，“朽腐化爲神奇” [38] ，對當時的資産階級革命運動來説，確是起了很大的宣傳鼓動作用。
乾嘉時代，一些學者繼承了顧炎武的治學方法，縱然外表很相像，但精神氣骨却一無是處。清朝末年章炳麟“繼承”了顧炎武的“經世”内容，發揮了他的民族主義思想。同一學派，而“繼承”關係却自不相同。
從顧炎武到章炳麟，開創和總結了清代“漢學”（東漢古文經學）。他們經學思想中的“經世”涵義，不可諱言的，自有其當時的現實内容。但是，他們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在封建迷霧的籠罩中，只是在作爲中國封建文化主體的“經學”中找出符合於自己需要的思想材料；只是在“法定”的儒家經籍中找出理論根據；只是依附“經學”來保護民族意識，作爲“通經致用”的依據。因此，顧炎武所代表的階級，也顯然只是地主階級反滿派；章炳麟也只是披着古人的服裝，説着今人的語言，使資産階級革命運動涂上了一層封建的色彩，其中也摻雜着很多封建性的糟粕。
從顧炎武到章炳麟，注重“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他們在治學方法中，有其一定的共同點及其前後的師承關係。顧炎武的文字音韻之學，乾嘉學派繼承了它，章炳麟也繼承了它。由於他們是具有特點大體相同的一些經學家，所以被統稱爲古文經學家，形成一個學術流派。
但是，顧炎武的“博學於文”，原與“行己有恥”並重。他的“行己有恥”的政治主張，乾嘉學派没有“繼承”下來，以致他的“博學於文”，一經抽去其具體的思想内容，也就陷於考據煩瑣，脱離實際。那麽，同一學派，並不是原封不動地“繼承”前人的一切，而是有所取捨的。乾嘉學派不敢“繼承”顧炎武的“經世”内容，以爲這是清代文化高壓政策之下“明哲保身”之道。縱然他們對我國古代文化遺産的整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他們在政治上卻不能説是進步的了。
章炳麟“繼承”了顧炎武“博學於文”和“行己有恥”的主張，從顧炎武對經書的闡釋中找出符合本階級利益的思想材料，作爲“排滿”革命的宣傳工具。然而他所處的時代，却遠離了顧炎武二三百年，它又賦有了時代的色彩。
照此説來，根據經學家在不同歷史時期中對某些“經學”問題的一定共同點的思想體系而形成經學派别，而這種派别歸根到底又受經學家的世界觀的直接支配。就其“繼承”的形式來看，有其師承關係或治學方法的基本一致性；但就其本質來説，是有其階級性的，是和時代的特點密切關聯的。
原載《學術月刊》一九六三年第十二期
* * *
[1] 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載《亭林文集》卷三。
[2] 顧炎武：《答友人論學書》，載《亭林文集》卷六。
[3] 顧炎武：《日知録》卷十八《四書五經大全》。
[4] 顧炎武：《與友人論易書》，載《亭林文集》卷三。
[5] 顧炎武：《生員論》上、中，載《亭林文集》卷一。
[6] 顧炎武：《與施愚山書》，載《亭林文集》卷三。
[7] 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載《鮚埼亭集》卷十二），謂顧氏以爲“經學，即理學也”，實非顧氏本旨。因爲顧炎武是將古之理學納入經學，也就是説它是經學的一部分，而並非“經學即理學”。
[8] 顧炎武：《與周籀書書》，載《亭林文集》卷四。
[9] 顧炎武：《與人書三》，載《亭林文集》卷四。
[10] 顧炎武：《與人書八》，載《亭林文集》卷四。
[11] 顧炎武：《與人書三》，載《亭林文集》卷四。
[12] 顧炎武：《與人書四》，載《亭林文集》卷四。
[13] 顧炎武：《日知録》卷十三《正始》。
[14] 顧炎武：《答李子德書》，載《亭林文集》卷四。
[15] 顧炎武：《音學五書序》、《音學五書後序》。
[16] 顧炎武：《日知録》卷七《博學於文》。
[17] 顧炎武：《述古》，載《亭林詩集》卷四。自注：“蘇子瞻《日喻》，生而眇者不識日，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爲日也。”
[18] 顧炎武：《與楊雲臣》，載《亭林文集》卷六。
[19]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序》。
[20] 顧炎武：《初刻日知録自序》。
[21] 顧炎武：《與人書三》，載《亭林文集》卷四。
[22] 閻若璩：《潛邱札記》卷四《南雷黄氏哀辭》。按三人指錢謙益、黄宗羲和顧氏。
[23] 江永：《古韻標準例言》。
[24] 江永：《古韻標準例言》。
[25] 王鳴盛：《音學五書及韻補正論古音》，載《蛾術編》卷三三《説字》十九。
[26]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一九子部雜家類三《日知録》。
[27] 戴震：《戴東原集》卷九《與某書》。
[28] 章學誠：《上錢辛楣宫詹書》，載《章氏遺書》卷二十九外集二。
[29] 《太炎先生自定年譜》，光緒二十七年。
[30] 章炳麟：《謝本師》，載《民報》第九號。
[31] 章炳麟：《答夢庵》，載《民報》第二十一號。
[32] 章炳麟：《衡三老》，載《民報》第九號，收入《太炎文録》初編卷一《説林》上。
[33] 章炳麟：《革命之道德》，載《民報》第八號，收入《太炎文録》初編《别録》卷一，題稱《革命道德説》。
[34] 章炳麟：《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説辭》，載《民報》第六號。
[35] 章炳麟：《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説辭》，載《民報》第六號。
[36] 章炳麟：《答鉄錚》，載《民報》第十四號，收入《太炎文録》初編《别録》卷二。
[37] 章炳麟：《箴新黨論》，載《民報》第十號，收入《太炎文録》初編《别録》卷一。
[38] 章炳麟：《菿漢微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