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

哲学家冯契先生对其好友陈旭麓先生的史学成就曾有一盖棺论断，称其是于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兼具的罕见史家。确实，读陈先生论著，论文采，洵为文坛高手，摇笔而散珠，动墨而横锦；论资料，积累丰赡，取宏用精，以一当十，考证精当，绵密无隙；论眼识，阐幽发微，思洽识高，论事辩证，析理圆通。其于同事，直友、谅友而兼多闻之友；其于学生，经师而兼人师。难怪，在他辞世二十年来，他的学业还时时为人称许，他的德行，还久久为人追忆，他的名字还频频见诸报端。

一、家乡、家世、童年

陈旭麓先生于一九一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农历二月十九日）诞生在湖南省湘乡县一个名叫白源湾的乡村里。湘乡是大县，有一百多万人口，一九四九年以后为湘乡、双峰二县，先生的故乡划属双峰。故先生籍贯，曰湘乡可，曰双峰亦可。

先生初名修禄，十七八岁时讨厌“修禄”有企求升官发财之意，改为“旭麓”。湖南话修、旭同音。笔名有嗡唵、老陈、林父、陈今、岳山等。先生排行第三，上有一兄，名应禄；一姐，佚名；下有同父异母的两个弟弟，一名省麓，一名星麓。

先生的曾祖父、祖父、父亲均以经商为业。在曾祖父一辈，家境颇为富庶；至父亲一辈，家道中落。先生出世时，南北军阀正在湖南交战，父亲在别人店中帮工，干管账、跑街一类的差事，收入微薄，家中每每入不敷出。先生五岁时，母亲因贫血而去世，那天，先生跟着姐姐在田里拾稻穗，噩耗传来，年幼的姐弟俩连稻穗篮子也不要了，急奔回家，哭作一团。母亲的过早去世，给先生的童年带来了极大的不幸，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创伤。先生七岁时，其父除给人帮工外，自己也做点小买卖，家境有所好转。

一九二六年，白源湾开办了小学，先生始入学读书。这个学校只有一个教师，包揽国语、算术、图画、音乐、体操等全部课程。这时湖南农民运动热火朝天，农民协会掌权，斗争土豪劣绅。不久风云突变，农民协会被解散，农运积极分子遭杀害，那所带点新鲜气息的小学不知什么原因也停办了。先生于是转入旧式蒙馆，课本也由“大狗叫，小狗跳”变为“学而时习之”。十二岁，先生转入一所高级一些的私塾。私塾设在祠堂里，离家较远，先生住校就读。湘乡是理学之乡，这位私塾先生也是一位理学夫子，他规定学生除了阅读《左传》、《诗经》、古文、唐诗，还要阅读朱熹的《近思录》。在这所私塾读了一段时间以后，先生又相继跟着两个姓王的前清秀才学习。二王皆重词章，先生于是又研读了《昭明文选》。

那时，湘乡一带年轻人的出路主要有三：一是由读书而入仕途；二是略读书后当学徒、经商；三是务农或学一二门手艺以作糊口之资。先生家庭世代经商，父亲自然而然地为先生选择了第二条路。父亲的意思是让儿子读几年书，学会记账、写信，粗通文墨，然后送他到店里习商。不知是由于自幼丧母养成了先生喜欢独立思考的个性，还是由于读了不少诗云子曰，受了传统的鄙商思想的影响，先生这次没有接受父亲为他作出的选择，而是要求继续读书。这时，父亲经商甚为得法，盈利颇丰，家中没有温饱之虞，可以不要儿子觅衣逐食了；再者，父亲见儿子天资聪颖，又肯用功，对他寄予了更高的期望，希望他有朝一日由读书而做官，荣宗耀祖，因而遂了儿子的心愿。一九三四年秋，先生离开湘乡，来到湖南的政治、文化中心长沙，继续求学。

二、长沙就读

离开乡村，来到城市，对先生来说，一切都很新鲜。然而先生无暇细细领略省城的都市风光，而是一头埋进书堆，为入学作准备。

长沙自清末以来便是湖南全省的新学中心。这里办有很多新式学校，这些学校除了开设国文、数学等科目外，还开设英文等课程。先生此前所读私塾课程，与这些新式学校相差甚远。因而，先生抓紧时间补习数学与英文。其父还特地为他请了一位兼教英文和数学的教员。几个月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先生并没有进入新式学校，而是进了“孔道国学专科学校”。当时，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倡导尊孔读经，孔道国学专科学校之设，大概与他有关。

长沙孔道国学专科学校的校长，是前清翰林彭清黎，教师中出身于前清举人、秀才的也不少。这些教师，大多思想守旧，但就国学而论，不少人又确有造诣。课程设有经学、史学、哲学、小学、地理学、音乐等。哲学课程并不教西洋哲学，而是讲授宋明理学。音乐课不教五线谱，授课乐器也不用钢琴、风琴，而是用古色古香的七弦琴。先生在此学校凡三年。读书之余，常徜徉于湘江之滨、岳麓之巅，熟见近代三湘志士在湖山之间留下的遗迹，遂有追蹑前贤之想。他学会了写格律诗，曾与十来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诗社，名叫“一社”，取古书仁“天下定于一”的语意。每当三月阳春、十月金秋，三五同学，登岳麓山，游天心阁，骋目畅怀，分韵赋诗。他们曾经出过一本诗集，名《一社集》，石印本。据先生自述，其内容主要是旧体诗，也有文章，多为风花雪月、感时伤世之作。一九三七年先生离开这个学校后，“一社”也风流云散了。

在孔道国专就学期间，先生虽然主要接受传统的国学教育，但对当时的新学也不是毫无涉猎。他在泛读群书之时，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和陈独秀的《独秀文存》。这些书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算不上最进步书籍，但与先生往日一直研读的经史子集相比，还是足以振聋发聩的。先生日后回忆，他当时是将这些书籍作为新书来读的。

孔道国专倡导国学，也倡导传统的爱国主义。先生就读期间，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加强侵略，中国抗日烈火越烧越旺的时期，北平“一二·九”抗日怒涛虽然没有在此校激起巨浪，但爱国主义一直在师生的心中激荡。学校有一位姓赵的教师，是康有为的学生，他每出作文题，不是论历史上的外族入寇，就是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一类命题。先生作文，时常得到其赞赏。有一次，他在先生作文后的批文是一首七言诗，最后两句是“心有阴符谁可授，圯桥坐得到天明”，用的是圯上老人与张良的故事，以圯上老人自况，将学生比作张良，由此可见其期待之殷。

正是在这种爱国思想驱使下，一九三七年底，武汉有一个抗日工作训练班招生，先生闻讯，忙去报考。谁知天不助人，先生一到武汉就病倒了，只好拖着病躯返回长沙，治了十多天才能起床。

一九三七年底、一九三八年初，无锡国学专科学校迁到长沙，这所学校的主持人是著名教育家唐文治。这时，先生在孔道国专已临近毕业，随之而来的是文凭价值的问题，因为孔道国专当时在国家教育部并未立案，文凭不吃香，而无锡国专则是立了案的，于是先生决定报考设在长沙的无锡国专。当时共有近五十人前往报考，先生的考分，列在前四名，考试主要项目是作文，题目是《易经》上的一句话，先生引经据典，洋洋洒洒，写得相当顺手，唐文治老校长对这位湖南考生很是赏识，特地约他去谈了一次话。先生算是被录取了，由孔道国专学生变成无锡国专学生。谁知，他刚刚在无锡国专上了几天课，另一个机会又向他招手了。这个机会，中止了他在长沙的学习生活，影响了他以后一生的命运。

三、大夏高材生

大夏大学设在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先迁庐山，再迁贵阳，大夏在由庐山迁往贵阳的途中，经过长沙。先生通过湘乡同学的介绍，得识大夏大学的秘书长王毓祥。王毓祥当时是民国政府立法委员，名气很大，他欢迎这位才气横溢的青年到大夏读书。于是，先生毅然决定离开长沙，前往贵阳。

一九三八年，在王毓祥支持下，先生成了大夏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学生。先生没有读过新式学校，更无高中文凭。在大夏读了一年以后，国家教育部忽然查出这个学生没有正式中学毕业文凭，勒令大夏将其退学，这时，王毓祥已调重庆工作，帮不上他学生的忙了。大夏大学注册主任（相当于副教务长）蓝春池将先生找去，告诉他：“你已学的成绩完全不作数，再从一年级读起，以同等学力报部。”没有要他退学，已算很宽厚了。先生无奈，只得屈从，但不愿再读中文系，乃转入历史社会系，再从一年级读起。只重文凭，不重才学，在当时是相当盛行的。先生遭此挫折，有何感慨，现在已不得而知，但是先生后来招收研究生，特别重才学而不大重文凭，或许有他的人生感受在内。

先生在大夏大学读书，首尾五年，是个成绩优异、思维活跃的学生。所修课程有哲学、历史、文学、外语等。先生除了学习规定课程外，还博览群书。那时贵阳是抗战后方，对进步书籍的禁锢还不算严厉。先生购买了《论持久战》、《资本论》、《联共（布）党史》等，他被这些书中的辩证法、唯物论的观点强烈地吸引住了，竟着了迷，与同学交谈，开口就是“否定之否定”、“对立统一”，闭口就是“生产力”、“生产关系”。这些在今天已是习惯术语，在当时还是相当时髦的新名词。于是，同学们给他起了个绰号——牛克斯。

由于接触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先生对于当时的国民党统治，更为不满。这位湖南青年，性格刚烈，遇到不平之事，每每按捺不住，拍案而起。一九四一年春，大夏大学发生一起惨案：国民党特务在大夏大学门口，公然向一位姓张的女大学生开枪，她顿时倒在血泊中。先生目睹惨案，怒火中烧，立即写了一篇义正词严的评论文章，贴到壁报上。学校当局如临大敌，急命训导处职员将其撕下，直送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并扬言要严惩作者。很多好心的同学都为先生担心，劝他避避风头，先生硬是宁折不弯。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先生也未遭什么不测之祸。事后知道这事让谢六逸先生顶住了。谢六逸是中国著名的文史工作者，当时任大夏大学文学院院长，与贵阳政府官员很熟，他对这位名叫陈旭麓的青年学生相当赏识。

由于成绩优异，先生于一九四一年九月至一九四二年七月被贵阳文通书局聘为编辑干事，一九四二年一月至七月被大夏附中聘请为兼职历史教员。文通书局编辑所所长是谢六逸先生兼任的。在求学与兼职期间，先生利用闲暇时间撰著了一本中学授课教材《本国史》，并于一九四二年十月由文通书局公开出版。不久先生又在一家史学周刊上发表了第一篇学术性论文《司马迁的历史观》，初露其卓异的眼识。这是一个很难驾驭的大题目，先生积多年读《史记》心得，洋洋洒洒，写了三万多字。该文发表以后，老师和同学们纷纷向他竖大拇指，说是：“你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先生自己对这篇文章，一直留有深刻的印象。他晚年多次对学生说：《司马迁的历史观》题目很大，写作时自己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但事后想起来还是有些后怕的。此外还用笔名写过一些杂文、随笔、读史杂记之类发表在《贵阳日报》的副刊上。

四、颠沛流离，重回大夏

一九四三年二月，先生在大夏大学学习期满，获得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了，以后的路怎么走？这个问题在毕业以前，已萦绕在先生脑际。那正是“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之时，先生曾与几个同学商议，雄心勃勃地要创办一所中学，也曾设想过创办印刷所。总之，他们想干一番于社会有益的事，而不想经商牟利，也不想混迹官场。这些设想正在酝酿之时，又有一个机会在向先生招手了。

贵阳北部有个修文县，地处贵阳、息烽之间。修文县政府民政科长李铁枝，是湖南人，也是大夏毕业生，他听说陈旭麓等一批人毕业了，而修文县立初中正缺教师，于是介绍先生等人前往任职。先生与杨慕白、李德庆、张孔衢、张雪虹、梅筠、陆鸿逵等一同前往任教，先生任校长，杨慕白任教务主任，其中陆鸿逵为大夏附中毕业的女生，后来成为先生的终身伴侣。先生任修文中学校长仅一个学期便辞职了。其原因有二：一是修文中学地处偏僻之区，几与外界隔绝，没有什么发展前途；二是与修文县国民党党部书记王某关系弄僵了，因他要先生在学校讨论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遭到先生拒绝，于是他放出空气，说先生是“共党嫌疑”。

一九四三年夏，先生离贵州回湖南，在湘乡私立起陆中学教书。这时，父亲卧病在家，先生一边教书，一边为父亲治病而奔波，很是疲劳。这年冬天，父亲病逝。一九四四年春夏，日本侵略军占领长沙，进攻衡阳。先生家乡地处长沙、衡阳之间，日军来前，已被国民党军队搞得鸡犬不宁；日军来后，更烧杀抢掠。家乡住不下去了，先生领着家人，经邵阳，迁到武冈的山门安下。其父在世经商时，与别人合伙经营棉花和棉纱，拆股时分得二十来包棉花和两包洋纱，这便是全家逃难的家当。先生本厌恶经商，又不熟悉行情，故所带棉纱并未变卖多少钱，除去旅费、房租、食用，已所剩无几。到一九四五年三月，眼见全家生活难以为继，先生无可奈何，只得把家人送回湘乡，自己单身一人，出湘西，顺乌江，入四川，在抗日烽火中颠沛辗转，寻求安身立命之道。

从大学毕业到离湘入川。这三年当中，先生几经挫折与磨难，漂泊不定，回想大学时代的书生意气，环顾自己的潦倒困境，深深感慨社会之动荡，命运之多蹇，生活之维艰。在入川船中，先生口占一首题为《乌江船上》的五言诗，表露了自己的当时心迹：

杂花犹绕树，江上已春残。

水急千寻石，云深两岸山。

居民无完服，破屋每三间。

休道风光好，西南物力艰。

一九四五年五月，先生到达重庆。先生入川，本无固定目标，只是为了寻出路，因此，“脚跟无线类转蓬”，走到哪里算哪里。他先住在一个同乡人在重庆开的商店里，一边托人寻找工作，一边看看报纸，消磨时光。不久，他经两位大夏同学的介绍，来到赣江中学教书。

赣江中学是旅渝江西同乡会所办的中学，在离重庆市区六十里的冷水场，校舍设在一所庙里，学生有三百多人。先生在这里的职务是历史教师兼训育主任。当时，形势动荡，校纪萧然，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袍哥会”的成员，酗酒打架，欺侮女生，无所不为。先生想整顿一下，严厉地训斥高中三年级的几个流氓学生。谁知这一下捅了马蜂窝，被训学生怀恨在心，公然在学校贴出大标语“打倒陈旭麓”。校方置若罔闻，不予处理。先生一怒之下，毅然辞职，卷起铺盖，返回重庆。

回到重庆，先生回想起那位把自己荐举到大夏大学的王毓祥先生。王毓祥这时已任大夏大学副校长。于是，先生给王毓祥写了一封信，并附寄一首诗，语虽问候，实系自荐。王毓祥本来就很赏识先生的才华，接到信后便立意援用。时为一九四六年二月，抗日战争已胜利结束，各内迁高校都在办理复员工作，王毓祥正在重庆办理大夏大学返回上海的手续，于是，他把先生找去，委以校长室秘书之职，协助办理大夏返沪工作。至此，先生又与分别三年的母校发生了联系，不同的是，三年前，他是学生；这时，他是职员。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的重庆，是中国的政治中心。先生住在这里，每受政治空气感染，思想日趋进步。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即旧政协）在重庆召开。重庆各界为了促使会议成功，每天晚上在沧白堂集会，邀请政协会议代表报告会议进展情况。先生时常前往聆听。王若飞、郭沫若等人的演讲，给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民党当局多次派遣便衣、特务捣乱沧白堂会场，殴打、谩骂会议主持人和演讲人，郭沫若等人便在那里被打伤。先生目睹此情此景，尤愤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暗无天日。他日后回忆说：“王若飞同志那胖胖的中等身材，常浮现在我的脑子里，而特务们的怪叫和飞石，更增加了我对国民党的卑视和愤慨。”一九四六年二月十日，重庆各界万余人在校场口隆重集会，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国民党当局派遣特务、党棍，冲击会场，抢占主席台，殴伤大会主持人和演讲人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马寅初、章乃器等六十余人，制造了震动一时的校场口血案。先生那天也在场，目睹当局的暴行，义愤填膺，连夜疾草《目击者》一文，刊诸重庆《民主报》，发抒了一个青年知识分子的爱憎之情。事后，先生原拟以此题材写成专书，并拟定了书名和提纲。书名为《胜利了以后》，提纲共十条：一、胜利的鞭炮；二、所谓受降；三、毛泽东到了重庆；四、双十协定；五、内战！内战！内战！六、赫尔利走了；七、学府的血；八、政治协商会议；九、沧白堂与校场口；十、历史往哪里走。书后来虽然没有写成，但从他拟定的书名和提纲，足见这位热血青年的激愤情怀。

一九四六年九月，先生随大夏大学的大队返沪人员，由重庆乘船顺流东下。因沿途耽搁，十月下旬才到上海。从此，这个中国最大的都市成了先生的第二故乡，他在这里度过一生中的大半年华。

到上海后，先生仍任大夏大学校长办公室秘书。当时有三位秘书，先生的职责是负责联系毕业同学，起草一些普通文稿。当时校长是欧元怀，副校长为王毓祥，欧、王间有矛盾，先生处境不很顺遂。大概在一九四七年初，先生被聘为讲师，讲授中国通史。不久，又被聘为副教授。一九四九年二月，又兼任圣约翰大学教授。一九四九年五月，上海解放。一九四九年秋季开学，先生以副教授身份在大夏大学讲授社会发展史，同时却任圣约翰大学教授，在圣约翰讲授同样内容。在时人心目中，圣约翰大学名气大、牌子硬，大夏大学则逊其远矣，在彼为教授而在此仅为副教授，于理不通，先生深知这是由于校方欧、王矛盾，影响及己，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在大夏大学任教期间，先生思想较前更为进步、更为成熟，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他参加了中共外围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他积极参加了反内战、争民主、反美扶日等政治活动。解放前的几年中，他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和政治倾向很强烈的学术文章，如《我们向哪条路走》、《中国需要革命》、《论学术独立》，还有《戊戌维新论》，旨在反对改良主义；《暑假话大学》，揭露大学教育腐败状况；《吊“北京人”》，抨击帝国主义盗取“北京人”头盖骨；《论学生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镇压学生运动。这些文章多发表在《观察》、《时与文》、《展望》和《大公报》等报刊上，成为那个时代在黑夜中呼唤光明，为新中国催生的知识分子群体的一员。

与此同时，先生还频繁地参与由进步人士和团体组织的各种座谈会，极富针对性地相与探讨国际国内时势，如“美苏问题”、“学生问题”等。在这些座谈会上，先生多慷慨陈词，畅抒己见，即使在重病在身未能出席的情况下，先生仍奋笔疾书，针砭时弊，矛头直指腐败的国民党政府。譬如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建》杂志（北平版）在上海邀请一批进步教授座谈“当前的学生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时先生正卧病在床，本可以不表示意见，但他在接到邀请后，毅然在病床上写下并提交了自己的书面意见，其中尖锐地指出：“‘当前学生问题’，并不是学生本身真的有什么问题，青年永久是纯洁热情而前进的。问题的症结是在今日政治社会及教育的失调，数十年来的执政者不能辞其责任。我们试回想战前的学生运动，要求国家的独立和自由；五四时候的学生运动，要求科学和民主，然而当时也与今日一样认为学生有罪，事实证明到底如何！陆放翁有句诗‘万事莫如公论久’，我们应该相信这一条定律。”这段话写于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各地大肆逮捕进步学生事件的过程中，无疑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它充分显示了一个青年学者的血性与识见。

解放前夕的上海黑夜沉沉，恐怖万分，国民党当局四处抓人，镇压进步人士。先生因参加进步政治活动，受到了当局的注意。南京三青团主编的报纸攻击大夏大学的进步教师为“群奸”，特辟《大夏群奸谱》，先生被列为第二名。于此可见当局对先生的忌恨。国民党特务在一份密报的《特种口调查表》中，称先生“每天至王副校长私人住宅，以传达左倾学生运动概况”，暗下协助吴泽领导大夏大学学生运动，“凡左倾学生每逢动向校方有何要求，均由他设法活动，以达其目的，尤以秘书之身份更易进行一切，采访国民党组织活动情形”。特务在表格中还附笔说明先生是“左倾学生《正视》刊物之主编人”〔2〕。在这种情况下，先生的生活不方便了，一直提携先生的王毓祥副校长也关照先生要注意安全，不要再到学校办公。先生于是不再住于大夏校园，东过一宿，西躲一夜，过了几个月的“流浪”生活。尽管如此，先生还是积极工作。他联络了一部分要求进步的教师，成立了一个“新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名为研究教育，实为迎接解放而努力。

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上海全城解放。黑夜终于过去，先生怀着无比的喜悦和极大的热情，欢迎这个城市的新生。此后，他一边在大夏、圣约翰大学讲授社会发展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宣传历史唯物主义，一边以工会主席的身份，为大夏大学的改制而奔波忙碌。

五、十七年中

解放以后，先生的命运一直与华东师大联系在一起，他参加了这所大学的筹建，在这所大学里教书育人，从事科学研究。

解放初期，为了适应新的形势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对全国高等院校进行调整。为了加强师范教育，中央决定以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为基础，成立华东师范大学。一九五一年暑假以后，华东师范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先生为筹备委员会委员之一。当时筹备委员总共十多个人。

华东师大成立后，由于教师、职工来自不同单位，难免带来小团体主义和帮派倾向，因此，增进教职员工之间的了解和团结，做好他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成为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先生以工会主席的身份，奔走于教职员工的宿舍和办公室之间，为增强他们的凝聚力，做了大量工作。

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华东师大师生按照上级部署，奔赴安徽北部参加土地改革工作。历史、地理两系师生组成独立中队去凤台，先生担任队长，一九五二年初回校。一九五三年五月，先生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先生长期担任校工会主席、历史系副主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后又担任过校研究生处处长，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任校副教务长、党委委员。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国家政治运动不断，高等学校几乎每次都被卷入。先生作为一个追求进步的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自然不能置身事外。先是参加土地改革、思想改造，而后是“反右”、“大跃进”，再后是“四清”运动。其中参加“四清”运动用去时间最长，整整一年，从一九六五年九月至一九六六年八月在安徽定远县任工作队队长和工作队党委副书记。

十七年中，先生以一个知名中年历史学家、教育家的锐气，一面长期为本科生、进修生讲授中国通史、社会发展史、中国近代史，并从一九五五年八月起开始培养研究生，指导研究生班；一面引史抉义，纵横论列，不以饾饤琐碎为贵，一求再现历史的真实于说明历史的脉理之中。在历史学的众多题目上不囿一格，运思于成说之外，常独具眼识，文章累积骎成风格。这十七年中，先生先后发表论文、著作五十余种，成绩斐然。具体说来，主要包括如下四个方面：

第一，关于史学理论与方法。先生于一九五三年发表《历史人物评判与历史教学》、《再论历史人物评判与历史教学》；一九五四年发表《论历史人物及其阶级》，出版专著《论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一九五八年发表《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与历史科学》；一九五九年以后发表《略论对历史人物的翻案》、《论阶级观点与历史观点的统一》、《论史论》等。这些文章，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多侧面多角度地探讨了史学理论问题，自成一家之言，使先生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关于史学理论与方法讨论的重要代表人物。

第二，关于近代思想文化史。这方面的论文有十多篇，多见称于学界。其中《论谭嗣同的民主主义思想与改良主义政治实践的矛盾》，第一次从思想与实践相联系的角度，全面分析表现在谭嗣同身上的内在矛盾，这篇文章在很长时间内被公认为研究谭嗣同思想的代表作；《论冯桂芬的思想》、《关于校邠庐抗议——兼论冯桂芬思想》，是解放后系统研究冯桂芬思想的力作。此两文兼与南京大学王栻先生进行学术争鸣，故在学术界影响更大；《五四前夜政治思想逆流》、《论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两文均写于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之际，洋洋数万言，系统研究了民国以后十多年间的思想文化，史料翔实，新见纷呈，是“文革”以前研究民初思想文化的代表作。《辛亥革命前的梁启超思想》、《辛亥革命后的梁启超思想》是姐妹篇，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讨论梁启超思想的争鸣之作。两文在报刊上连载多期，为史坛不多见，故为中外学术界所注目。

第三，关于辛亥革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先生治学渐以中国近代史为主，致力于垦拓、树造架构，从事实思辨、探求历史存在的由来和去踪，笔涉多面而命意深邃。其中于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史用力尤勤，在先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是学界公认的辛亥革命史的重要垦拓者和最早的倡导者。还在一九五五年，先生便出版了《辛亥革命》专著，这本书虽然不算太厚，但它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撰写的辛亥革命史专著，书中确立的研究辛亥革命的体系，提出的许多观点，为史学界长期援用。一九五六年，孙中山诞生九十周年，先生发表论文《孙中山与民报》。同年，先生发表《论陈天华的爱国民主思想》，这是解放后第一篇系统论述陈天华思想的论文。一九五七年出版单行本《邹容与陈天华的思想》。一九六一年是辛亥革命五十周年，也是先生撰写、发表关于辛亥革命史论文相当集中的一年。在此前后，他发表了《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毛泽东同志论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史分期和研究中的若干问题》、《清末新军与辛亥革命》、《论宋教仁》、《清末革命党人的纪年》等一系列论文，有的从总体上论述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有的从具体问题探讨辛亥革命的过程、事件、人物，后三文均系创新之作。在很短一段时间里，就同一专题集中发表这么多很有见地的论文，除了表明先生才华出众、功力深厚以外，还反映了他的研究兴趣。先生二十年后回忆说，他当时曾打算写一部多卷本的辛亥革命史，可惜因为忙于他事，未能如愿。

第四，参与主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先生被国家教育部借调到北京，参加主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主编凡五人，另外四人为李新、孙思白、蔡尚思、彭明。工作地点在东厂胡同一号。此处原是民国时代黎元洪的总统府，内有八角亭，系黎的机要会客室。亭子建在一座假山上，绿树环绕，怪石嶙峋。先生等几人便在此结邻而居，朝夕共处。有时也会结伴出游，驻足长城，泛舟北海。兴致高时，先生每每喜欢吟诗添趣。一次游长城归来，作七律一首，内有“放怀天地神州赤，到眼风光大漠青”之句，孙思白先生赞以“气象豪迈，浑然天成”八字。可见那时先生才思俊逸、心境畅朗。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四卷本终于问世。这部巨著以史料翔实、立论公允、叙述清晰、文笔畅达而著称当时，是全国高等学校的指定教材，也是第一部关于新民主主义时期的多卷本通史，为中国现代史研究奠定了一块厚实的基石，在学术界有深远的影响。一九八八年此书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奖。通过编写此书，先生与北京的李新、孙思白、彭明等史学家结下了深厚友谊，此后，他们过往频繁，情逾兄弟，历三十年风雨不渝。

六、在浩劫中挣扎

一九六六年夏天，“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恶浪给先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横扫一切”的过程中，他在劫难逃，被当作“牛鬼蛇神”揪斗。什么“反动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等罪名，一股脑儿向他头上扣去。他做梦也未想到，自己为党、为人民、为科学和真理追求了大半生，居然会落得这个地步。他沉默了，怀着隐痛接受着“造反派”的一次次批斗，冷眼看着一批批点名打倒他的大字报，反省自己的过去。有一次，他看到办公楼前揭批他的大字报中，竟然诬陷他是“国民党员”，实在无法忍受，就掏出钢笔，悄悄在这条诬陷不实之词的旁边，写下了“我不是国民党员，从未参加过国民党”几个字，旁边还坦然地署上自己的名和姓。这一下，更加激怒了“造反派”，一夜之间，挞伐陈旭麓反攻倒算的大字报铺天盖地。更有甚者还将揭批陈旭麓的大字报整理油印出一本长达数十页的“传单”，到处散发，必欲将他置之死地。

不久，先生被关进了“牛棚”，除了“交代”与接受“批斗”之外，不得“乱说乱动”。年迈老母被遣返回乡，他作为儿子不能前去话别；三个未成年的子女被分配到数千里之外去接受“再教育”，他作为父亲也无权叮嘱几句；陪伴自己二十多年的妻子患了不治之症，他作为丈夫，更不能前去探望，只能含着眼泪看着她在苦痛中死去……这一幕幕催人泪下的惨痛事实，促使他对这场浩劫进行思考：天道茫茫，公理何在！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先生经过数年的“斗批”与“审查”，被宣布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他虽然获得了“解放”，但回到零落的家，见到被抄后残缺不全的书籍，只能流露出一股凄苦的哀愁。这时，学校正在“复课闹革命”，他多么想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深厚的学识根底，为教学和科研作出自己的应有贡献啊！但是，他的这股热忱遭到了冷遇。因为，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像他这样从“牛棚”里放出来的老知识分子，只有充当“反面教员”，继续接受批判或改造的份儿，根本轮不上去搞什么教学或科研。

这时，遇到了一个机会。复旦大学历史系在“复课闹革命”过程中，胡绳武同志正在奉命组织力量编写“中国近代史丛书”，由于人手不够，就提出将陈旭麓先生借调去参加编写。先生对好友胡绳武的盛情相邀，虽然感到欣喜，但内心十分矛盾。能去搞专业当然心慰，要离开亲手参与创办的华东师大又总不是个味儿。真正的知识分子更看重学术事业。几经考虑，先生于一九七一年被借调到复旦大学历史系，参加“中国近代史丛书”的编写工作。

复旦大学并非世外桃源，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要真正凭借自己的良知写出像样的科学论著是难乎其难的。但是，他同胡绳武同志一起，团结周围的中青年同志，在艰难的条件下，努力苦干力争在短时间内尽快编写出一套近代史丛书。经过数年的努力，一套近代史丛书终于陆续公开出版了。这套丛书虽然打上了不少时代的印记，但在“大批判”的吼声淹没理性思考的年代里，能写出这套并无多大原则错误的丛书，已属难能可贵。这套书，后来被译为英、日、俄等外文在国外出版。先生负责丛书编写的同时，还参加、主持了章太炎著作编注和盛宣怀未刊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抓紧一切机会，为近代史资料的抢救和整理工作，付出自己的极大心血。

七、忍辱负重，老而弥坚

一九七六年秋天，陈旭麓先生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迎接了第二次解放。“四人帮”粉碎后，他奉命与其他同志一起，共同负责上海市委大批判组，投入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一九七八年秋，他回到华东师大，教书、编书、带研究生。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先生在学术研究方面，重点是以新陈代谢的旨趣，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研究。对于近代史线索、中西文化的比较、资产阶级评价，对于海派、租界、会党、洋务，对于革命与改良、爱国与卖国、体与用、一与多……凡是近代史的重大问题，几乎都有陈旭麓一家之说；凡是学术界热烈争鸣的现场，几乎都可以听到他那高亢独特的湘乡口音。他由现实反思历史，孜孜探求中华民族的未来去路。

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先生以旺健的创造力，在老境侵夺中，登上了一生的学术高峰期。他发表于这一时期的论著，议论恢宏精密，融理论思维与艺术思维于一体，以丰厚的历史感写出了百年递嬗的曲折骨脊，既给人以深刻的哲理启迪，又一洗盛行已久的枯燥单调、乏味的文风，开创了一代史学新文风。他主编了第一部《中国近代史词典》，其收词之宏富、诠释之准确，一经问世，即受到学术界广泛的好评。辞书方面，他还主编了《中华民国史辞典》、《中国人名辞典》近代人物部分。他还参加了《辞海》的修订工作。学术著作方面，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丛书”已出版近四十种，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除了历史事件如《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已被译为多种外文出版，后来出版的人物传记也有不少被外国学者翻译，有几种在国内重要学术评奖中获得优秀著作奖。他主编的《近代中国八十年》、《五四后三十年》、《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中国革命史教程》等，架构独特，风格清新，为学界称道。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先生主编各种书籍从来不挂虚名，而是从选题到提纲，从观点到资料，从体例到文字，都事必躬亲，一丝不苟，其认真负责的精神，每令同行们感佩不已。一九八四年，先生出版了他长期历史思辨的结晶《近代史思辨录》，接着又着手编辑《思辨续录》、《浮想录》（这些先生在世时已基本编定，或已有具体设想。先生逝世以后，我们已按先生的意愿，编妥付梓）。先生一生著作编撰、整理各种书籍七十余部，其中大部分是在这十年间完成的。

先生最后十年所从事的，还有一项影响很大的工作，就是培养研究生。“文革”以前，先生已是著名的研究生导师。一九七八年秋，先生恢复招收研究生，到他逝世，又招了七届。

先生曾说：子女和学生分别延续着一个人的生命和学术。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说，学生胜过子女。先生对学生倾注了全部的爱，他以渊博的学识、灵活多样的方法，尽最大努力将学生培养成才。在师生关系上，先生完全平等待人，绝无半点导师的架子；在学术上，他鼓励、尊重学生的独立见解。他因材施教，对禀赋、志趣不同的学生采取不同的方法，让他们扬其所长。他从多方面关怀学生，学业之外，对学生的品质、生活等方面处处关心。在学生的心目中，他是严师，是慈父，又是可以坦诚相处的朋友。

先生的道德文章，在学术界有口皆碑，在社会上广为人知，赢得了无数好学青年衷心的爱戴。很多青年慕名向他请教，他总是有求必应，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先生的案几上，常有成堆的来自天南海北的信件，或请教问题，或托审稿件，或托购书刊。研究生们看先生实在太累了，建议有些信由他们代复。先生通常是坚持自己亲复。他常说：不能让青年失望。正因为如此，先生在青年学生中有巨大的吸引力，每年招收研究生，报考的人数总是大大超过招生数字，有些人甚至是二次三次报考他的专业。

由于一些不便多说的原因，先生晚年并不总是顺心、愉快的，但是，他以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良心，以对国家和民族的高度责任感，以对真理的真诚与挚爱，将一些不快的事情吞到肚里，忍辱负重，真诚地求索，勇敢地创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先生晚年在学术上爆发如此巨大的能量，迸发出如此耀眼的光芒，与他的处境、与他对社会的理解也许不无关系。

八、新体系：新陈代谢

如果说学术创造是陈旭麓先生一生的出发点和归宿，那么建构以“新陈代谢”为旨趣的中国近代史新体系则是他晚年学术的核心。在惯见了三十余年近代史的既成格局之后，先生有心别开一局，在这一过程中，他不仅超越了自己，而且超越了过去一个时代。

“文革”刚结束，先生便以其特有的眼识倡导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与此同时，又以“新陈代谢”的论旨致力于中国近代社会变迁的研究。他以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一个完整的社会形态，以广义的社会史统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众多侧面。十年间，先生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学术月刊》、《文汇报》等众多报刊上发表了《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论“中体西用”》、《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等倾动史坛、蜚声学界的长篇论著，创造性地探寻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的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内在规律，整体地展示新旧嬗替、沤浪相逐的近代社会巨变的风貌和全部过程。他的见解富于开拓性，具有整体反思的深层意蕴和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如果把他的论著通读，就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串串的思辨组成了他对近代史研究的一条思想链，每一个深邃的思想，都是链上的一个环。

在社会结构方面，先生着力于近代社会整体风貌的变异与社会深层结构变迁的探究。先生一向认为，研究社会结构，不但要研究阶级、阶层，而且要研究宗法制度、家庭演变、秘密结社、会馆公所，有宏观，也要有中观、微观研究。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多层次、多角度地展示社会演化的进程，才能真正看出进入近代前后中国社会的危机，并透过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表象去观察中国社会震荡的深度和广度。在对农民起义的研究中，先生论证了人口增长激化社会矛盾的内在联系，提出了“正比—反比—正比”的著名论断，即：人口激增同地主阶级的加紧剥削和农民失去土地成正比，生产力水平低、人口激增与农民的生活水平成反比，人口激增与农民起义的频繁及规模成正比。人口的适度增长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如果人口过分膨胀，超过了那个社会的负荷，有利因素也会变为不利因素，成为社会前进的阻力，起了延缓社会发展的作用。他从社会史、社会心理演变的角度研究会党，指出：进入近代前后的中国社会，存在着三种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社会结构形式，即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组织、以工商业为基础的行会组织和以游民阶层为主体的会党组织。他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整体演变中，剖析了会党形成为特殊社会组织的原因，又通过三种社会组织的比较分析，论述了会党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特点，从会党的秘密联络方式中，概述了这一特殊社会组织的思想方式和文化行为的独特风貌，认为“不懂会党就不会懂得进入近代前后的中国社会，或者不能全面地懂得这个社会”。他曾有意识地指导研究生研究晚清上流社会，研究上海租界社会生活、人口变动，意在通过这些研究，对近代社会有个准确的把握。

在社会经济的研究中，先生认为一种新的生产力被引进之后，一定会表现出积极的活力，当它被纳入旧体制时，会以其特具的能量在旧体内“发酵”，从而为突破旧体制的防线铺平了通路。这一发酵说，是人们通常所说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生产力是最革命、最积极、最活跃的要素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在历史研究中的深化。先生在有关近代中国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研究中，特别是在洋务运动的研究中，就是运用了这一发酵说去分析、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先生超越了“你说反动，我说进步”的认知系列，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向着历史的真实，把洋务运动放在变革中的社会背景下加以整体考察，认为“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发轫”，它给封建政体绽开了一个缺口，破坏了旧物，也保护了旧物，是近代社会新旧递嬗的一个历史环节。

在思想文化方面，先生倾注的心血最多，成果也格外引人注目。《论“中体西用”》、《说“海派”》以及《略论演化中的中国近代文化》、《传统·启蒙·中国化》等，都是学界公认探索近代文化的力作。这些论文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来把握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整体风貌，并揭示了近代社会变外来为内在的特殊文化机制。发表于一九八二年的《论“中体西用”》一文，系统地剖析了“中体西用”这一文化型塑模式的形成与近代士大夫对西学的认识过程，认为它不只是洋务派的张之洞一两个人的“乐道”，而是十九世纪后期一代人引进西学的宗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移花接木地把西方资本主义的“用”，移到中国封建主义的“体”上来，是在中西文化两极相逢的矛盾中第一阶段的结合形式，是以以新卫旧的形式来推动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的。与以往论者把中体西用仅仅归结为洋务派的思想体系不同，先生认为“戊戌维新运动是在批判‘中体西用’中前进的，但不少具体兴革又是以‘中体西用’的词旨为号召的”。因为它虽在一些人中失去了时效，“在更多的人并没有失去时效”，即使到了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已经兴起，革命已在取代改良，“‘中体西用’还没有咽气”。在生前没有公开发表的《中国近代学论略》的长文中，先生一扫前人、外人关于近代中国没有自己文化只有传统文化或舶来品的陈说，从地理学、文学、史学、哲学、艺术等各个方面，雄辩地说明中国有自己的近代学，这个近代学是中西文化结合、融会的产物。

近代中国文学作为近代文化中的重要门类，一向是近代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先生以“新陈代谢”的旨趣论述了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认为“旧风格含新意境是它的主要变征”。新意境是伴随外部生态环境的变迁而来的，受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引导，以新词新义反映民主进步意识；而新意境的累积，不会只满足旧风格的容纳，势必牵动旧风格，于是而有梁启超的新文体、黄遵宪的创格诗、王国维的文艺理论和海派文化带来的艺术新风。这些都是“随着新意境的积累在风格上产生的微变”。先生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结束了近代文学的历程，“新文学代替旧文学的总趋势，在‘五四’前夕的一九一七年、一九一八年已展示出，从此进入了鲁迅时代。近代的‘文变’，则是进入这个时代的引桥”。显然，先生是把文学放到大文化背景中加以考察，并以文学本身的体裁、风格及内在规律来展示近代文学的发展历程的。这就避免了单纯以文学写史所造成的历史时代感的失落和单纯从历史社会角度的写史文学所造成的文学自身流变模糊不清的两种缺陷，有利于人们在进行文化史研究时，把宏观与微观、线性与多维性、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相结合，以确立历史观与方法论的一致性。

在社会政治和政潮的研究中，先生提出了近代中国是在革命与改良的不断变革中曲折前进的著名观点。他在《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这篇著名论文中，科学地阐明了改良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以及革命在什么历史条件下、在什么方面高于改良。它的理论意义在于不仅一般地、原则地肯定改良是趋于进步的一种手段，革命高于改良，而是具体地论证了革命与改良是一个扬弃和汲取的复杂过程，从而为近代中国政治史和政潮史的研究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先生史学研究的思辨神采。

在这一长文中，许多具体论述都具开拓性，发前人之所未发，引起了近代史学界的注目和重视。

文章以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为根据，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说为指导，把改良与改良主义严格区分开来，肯定了近代史上改良的积极作用，提出了近代中国的改革发展模式，是从上层开始，依次推移，逐级发自中下层，形成一个塔形，一个否定另一个，而且像浪圈一样一圈比一圈大地彼此联系着。文章对一八九五年同时登场的维新派和革命派的不同政治主张进行了理性的分析，认为它们都是想为衰落的中国寻找新的出路，值得大书特书；同时又指出这两股新的政治力量绝不是相等地开展活动，而是随着形势的发展各有其消长变化和分化组合。二十世纪初的政治格局是两条道路（革命与改良）和三方（革命、改良、朝廷）的角逐。革命派成了时代的主角，而改良派作为新派人物的颜色并没有完全脱落，还有些号召力，特别是对那些从封建营垒中渐次苏醒过来而又害怕革命的人们。辛亥革命时期张謇等人发展实业所作的努力、梁启超传播新知识的大量文章和严复介绍西学的许多译著，都独步一时，启迪了整个一代知识分子，帮助了知识分子的革命化。辛亥革命后，革命与改良对发展实业表现了较大的共性。改良，除了消极的一面外，仍有积极的一面，有时积极性还是较大的。先生最后指出，经过革命推翻了旧政权、建立起新政权后，采取改良步骤，恢复经济，变革旧制，以巩固新生的政权，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基础，这样的改良绝不是历史的赘疣，而是革命的延续和补充。

以上这些论断，体现了当代史学研究中的一种新思维，宏观、辩证而切合实际，无须多加分析就可看出其价值和意义。其中不少观点已经为学术界所认同、引用和发挥，成为近代史改革过程中新思考的起点。

显然，先生建构的中国近代史体系不是机械的经济决定论，更不是以阶级斗争为内核的“三次革命高潮”说，用他自己的话说，那就是：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在他看来，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最本质的意义是推封建主义之陈，出资本主义之新，其趋向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又形成不了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向另一种社会的大过渡，其核心是汲取与扬弃、变革与反变革反复推进的辩证过程。引进和汲取新的东西——这种新东西，不是传统文化自身的产物，而是西方传来的新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因此，他特别强调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面向世界的重要性，这是贯穿于他的研究、教学和讲学报告中的基本点之一；扬弃旧物，不是简单的排斥，这里面有继承、有批判，是事物的辩证发展而不是发展的中断与停顿，因此他又特别突出了旧的文化、旧的传统、旧的社会结构、旧的政治体制在孕育新事物过程中的地位，这是贯穿于他的研究中的又一个基本点。

先生在晚年写的《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中，把上述的思辨综合起来，加以系统化，主张以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的胜利来贯穿近代一百一十年的历史。这一体系被人们概括为“新的三次革命高潮”说。如果不了解先生对近代史体系、框架的构建而单纯地看这篇文章，人们可能认为它与传统的三次革命高潮说只有阶段划分的不同，没有本质的区别。其实不然。旧的三次革命高潮说的基本内核是阶级斗争，即在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思想指导下，以三次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构架；而先生的近代史体系则是以近代社会新陈代谢为旨归的。先生自称：“我以为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线索应分作三个层次来说明：第一，它始终处于大变革的过程，如危崖转石不达其地不止；第二，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螺旋地推进，螺旋特别多；第三，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本质是一步步有限地推向近代化，即推封建主义之陈，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之新。”很明显，这个体系是社会的新陈代谢（由封建而资本主义的辩证发展）而不单以社会的阶级斗争，也不单单以经济发展为其整体思辨的。它包含了阶级斗争，但又广于阶级斗争的内容；它体现了经济发展，但又包容了政治、思潮、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变嬗。概而言之，先生建构的这个近代史新体系，是以近代社会各个领域的新陈代谢为旨趣，以民主主义（资本主义）化为内容，以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推倒北洋军阀政府、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战争推翻国民党统治这三次革命高潮为基本历史线索，以一百一十年历史中能显示新陈代谢、推动近代化的七个关键性的年份为发展过程的环节，来研究和阐述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样一个特殊的、完整的、过渡性的社会历史形态。

这个近代史新体系酝酿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构思于八十年代初，而于八十年代末形成严整周密的学说。它的出现是对以阶级斗争为核心的“两个过程模式”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三次革命高潮”体系的突破或超越，它标志着我国近代史学研究已逐渐走出了“阶级斗争模式”的约定格式，不再把许多历史的内容摈于史学的视野之外。如果说中国史学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时代变革，那么，先生积多年苦思而建构的以新陈代谢命意的近代史体系，无疑是其中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

九、在最后的日子里

先生在生命的旅途上，整整跋涉了七十个春秋，经历了人世间的诸般磨难：有追求的困惑，也有创造的欢乐；有世间的扰攘炎凉，也有人生的适志恬愉……他的一生未脱书生本色，他的事业尽在学术研究。他从不满足，总是不断地认识自己、超越自己。晚年在心境极端不顺的情况下，在各种无形有形的磨难、折腾和倾轧中，他以顽强的意志力和超前的思维率先冲破了过去时代所形成的史学规范、通则和体系，把近代史研究推到了令人瞩目的水平。尤其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先生除了编书、撰文、讲课、指导研究生等繁重的工作外，更以急切的心情，殚精竭虑，奔走呼号，期望史学冲出重围。在各种重要的学术会议上，浓重的湘乡口音，凝聚着他的一片赤诚与苦心。一九八八年下半年，他参加的学术会议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演讲比任何时候都频繁，谈锋之机警、思想之深邃，达到了他一生的巅峰状态。

且看他最后半年的活动表——

六月，参加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的戊戌维新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

七月，参加并主持“租界与近代中国社会”学术讨论会；

八月，出席中国史学会第四次代表大会（北京），参加“史学理论与史学危机”座谈会；

九月，参加上海市川沙县志稿审议会；

十月，参加“近代会党史讨论会”（上海）、“李鸿章与中国近代经济”学术讨论会（合肥）、“中国社会史讨论会”（南京）；

十一月，参加“中国近代军事史”讨论会（上海）、“戊戌维新九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广东）。

从北京到南京，从合肥到广州，年已七旬的先生，不知老之已至，马不停蹄，连续作战。在这些会议上，先生分别就“戊戌与启蒙”、“租界与近代社会新陈代谢”、“史学的困惑”、“发挥史学家的良知”、“史与志”、“会党与近代中国社会”、“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社会史的崛起”、“中国军事近代化”等专题作了精彩纷呈的演讲，其中大多均根据演讲录音或记录整理成文发表。同行都说：“旭麓先生的学问已达到炉火纯青的阶段。”

先生常说：“近几年，我想的比说的多，说的比做的多。”是的，他毕竟是年届古稀的老人，他付出的劳动远远超过了生命的界限。那么多他朝夕关怀的研究生需要指导，那么多慕名求教的信件需要处理，那么多来自各地的书稿需要审阅，那么多的学术会议需要参加，那么多成熟的构思还没有形成缜密的文字，规模宏大的“中国近代社会史丛书”的编纂工作刚刚铺开，卷帙浩繁的《中华民国史词典》正在定稿，国家教委委托主编的《中国近代史》教材刚刚酝酿成型，构思了十余载的《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也还没有最后完成……他要做的事太多、太多了，生命之弦绷得太紧、太紧了！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一日，先生上午参加中山学社理事会，商议举行学术讨论会与学社近期规划事宜，回来后未及休息，适遇一位研究生前来商讨学术问题。晚六时十五分，突发心肌梗塞，几分钟后，这一颗智慧、正直的心脏停止了跳动。案头上，自己未完成的书稿，他人求阅的书稿，来自天南地北待复的信件，一堆，一堆。

十、“述作传诸不朽”

先生去世的消息在《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披露后，全国学术界特别是史学界为之震惊不已！先生的生前好友、学生、亲属，以及所有景仰先生道德文章的人，无论识与不识，都陷入了深切的悲痛之中。一份份唁电，一封封唁函，一幅幅挽联，从全国各地飞来，其中无不寄托着他们对先生发自内心的敬意、痛惜与哀悼。

在同月十五日举行的遗体告别仪式，隆重而悲怆。龙华殡仪馆大厅内外环列着四百多个花圈，正前方悬挂着先生的遗像，上端的黑色绒布上写着“沉痛悼念陈旭麓教授”。厅柱两侧高垂着巨幅挽联：“思辨精深著述宏富史坛痛失大匠，师道楷模长者风范学界同悼先生。”遗体周围摆着长青松柏和二十多个鲜花花篮。大厅正门内外挂满了生前好友、弟子门生书写的数十幅挽联，其中由几十位弟子署名的挽幛特别引人注目。挽幛上“薪尽火传”四个大字，表达了学生们继承老师道德文章的真切愿望。在告别仪式中，来自社会各界的七百多人为先生送行，许多人在先生遗体前泣不成声，甚至连以前从未听到过他名字的汽车司机们也都在这种悲痛的气氛下不能自恃，痛哭失声。诚如唐振常先生在告别仪式上代表先生生前友好的讲话中所说，这是“学术界—人民群众对旭麓的尊重和哀思。这就是历史对旭麓的评价。这种评价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第二天，上海历史学会特地举行“陈旭麓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海和外地百余名学者莅会。与会者踊跃发言，沉痛地缅怀了先生的道德文章，并就他在学术领域的不朽业绩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发言同志对先生论著中富于哲理的思辨精神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这种思辨精神是充满智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不但是中国史学的宝贵财富，而且是世界史学中的瑰宝。

在随后的日子里，上海和外地十多家报刊发表了悼念先生的文章。这些文章连同悼念先生的挽联、唁电、唁函，在先生的生前好友、门生弟子的倡议、支持下，汇编成一本近二十万字的《陈旭麓先生哀思录》，于先生去世一周年之际印制出来，分赠先生的友朋和学生。在此期间，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民国人物传”专栏还特意请人撰写了六七千字的《陈旭麓先生传略》，对先生的立身行事、著作文章给予高度评价。

先生是匆促辞世的，对于后事，来不及留下半句遗言。但是，先生生前曾说：“教书、写书、学生是我的支柱，离开他们和它们，我就不存在了。”他走了，最放心不下的事情之一就是他未完成的著作，他的许多朋友最关心的也是他的遗著的整理出版。因此，先生去世后不久，他的学生成立了“陈旭麓先生遗著整理小组”。在随后的几年中，《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陈旭麓学术文存》、《浮想录》先后被整理出版。作为先生学术成果的汇集，《陈旭麓文集》四卷本亦已出版。其中，《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于一九九二年七月出版后，备受学界推崇，十数家报刊发表了书评，一致认为这是一部“才气横溢、情文并茂的学术著作”，一部“中国近代史的开拓之作”，一部“力透近代社会风云的精湛之作”。此书先后获得第七届中国图书奖、华东六省一市优秀理论读物一等奖、第二届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等六项大奖。所有这些，既说明了该书的学术价值，也反映了先生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

“才识并世同钦，述作传诸不朽。”这是谭其骧教授写给先生的挽联，它代表了学术界对先生“才识”与“述作”的客观论定。陈旭麓先生的身影消失了，但他用心血、才识和良心凝结而成的文章和思想是不会磨灭的。

注　释

〔1〕　本文由陈旭麓先生子女、亲友、学生提供资料，吸取了一些悼念文章的内容，由熊月之执笔写成。文中资料，恕不一一注明来源。本文原写于一九九三年，现略有修改。

〔2〕　原件藏上海市档案馆，档号为q40-3-6。

要让历史自己说话，但历史学家还要说出历史没有说出来的话。

史识是治史的眼睛。这眼睛告诉我们，不要为表面现象所迷惑，不要被评论家所捉弄。

思想是飞翔的，要善于捕捉它。

——陈旭麓